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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札記140805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 掌門天地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08/05/%E8%AE%80%E6%9B%B8%E6%9C%AD%E8%A8%98140805%E6%9C%AB%E4%BB%A3%E7%8E%8B%E6%9C%9D%E8%88%87%E8%BF%91%E4%BB%A3%E4%B8%AD%E5%9C%8B/

天上玉樓終恍惚  人間遺事已成塵

讀書札記140805

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

掌門執筆

 

《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清末、中華民國》(2005) 菊池秀明

作者東京大學出身，研究中國近代史，專長太平天國、中國移民社會和 國際關係史。

兩個月來手不釋卷，讀畢八冊，每本都那麽有份量！以學理可觀言之，平勢隆郎的《從城市國家到中華》為最上；以敍事精彩，則本書最佳。

菊池教授簡直是新版的 家永三郎，字裡行間流露痛恨侵華戰爭的程度，與中國智識分子一般無異。*** 然而他不是中國人，故又可以超脫中國智識分子 “不褊左則袒右” 的黨爭陋習；而對中國人群相吹捧的國父孫文和痛詆的軍閥諸人，則每能持平議論，此為本書之長處。***

可能出於治社會史的緣故，菊池的筆法著墨於人文關懷， 頗喜突出非主流人物的心態行為，以彰顯大時代的張力。 例如描寫 魯迅和內山完造 的生死交情，頗有《笑傲江湖》劉正風和曲洋的味道。 下文引介的 佐佐木和音吉 兩人的故事，讀來很有味道。 另從書中得悉魯迅竟然是 嘉納治五郎 的學生，不知道他有沒有在講道館上過柔道課。

 

〈前朝遺事三則〉

(一) 袁世凱何以殺 宋教仁而不殺 孫文？

1913年民初首屈一指的政治家 宋教仁啓程赴京就任國會議員，於上海火車站為袁世凱密遣的刺客所殺，終年三十一歲。***

宋教仁是當時「中華民國」基本法《臨時約法》的起草人，有如 麥迪遜之於美國憲法。 《臨時約法》比其時日本的憲法還要“激進”，國會權限很大，“甚至”擁有“決定預算案”和“彈劾總統”的權力，故為袁氏所深忌。

 

非常之具有古典意涵的是，袁世凱不單只對宋教仁早有所識，更且青眼有加！事緣1907年之際，日本意圖吞併中國接近朝鮮邊境的間島，時為同盟會頭領的宋教仁發表了《間島問題》一書，講述了間島的歷史、戰略地位和中國的因應之道等想法。 擔任外務部尚書的袁氏讀了該書，擊節讚賞，請求朝廷赦免宋氏，並授予四品官銜以便其參與外交談判。 此舉雖含分化革命陣營的策略，但亦可見其賞識之心。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亡，南北統合。袁氏“當選”臨時大總統，但不肯前往南京上任。 南京方面派遣代表團到北京“敦請”他南下，宋為團員，兩人首次會面。 袁當即致送宋儀金20萬元！ 宋“不識抬舉”，原封退回。20萬是多少錢？可資直接比較的，是兩年後袁大規模收買國會議員，平均價格1萬元。

絕頂人才不為我用則殺之，袁氏之起殺心，正正由於賞識之心！***

 

至於孫文，據作者的說法，他與袁氏雖然正邪有別，但其行事獨裁專制則類同。孫氏素與宋不睦，對他起草的《臨時約法》不以為然，甚至放言 “(除國民主權原則外)其他的都不是我的意思，我不負有責任。”

我認為是袁氏看穿孫聲望空高，卻欠缺政治組織才能，有他在，正義陣營反而容易分裂，故而不殺是對的！

 

本篇繼續以“朴素正邪觀”行文，十分過癮。

(二) 由正入邪的 佐佐木到一

1928年蔣介石重新鞏固了權力，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和國民政府主席，軍政一把抓，開展第二次北伐。 北伐軍中有一名日本對華情報科軍官，名叫 佐佐木到一。 佐佐木為人頗神經質，充滿叛逆精神，外號“吵架到一”。 他在軍中生涯失意，沒能弄到被重視的北方(段祺瑞或張作霖方面)職務，流落到南方(孫中山方面)當駐廣東武官，鬱鬱不得志。

認識一眾廣東革命派要人之後，佐佐木大為傾倒，認為南派諸君子志行高潔，國民革命軍正義之師，紀律嚴明。 他由衷地支持北伐，進言軍部，統一的中國符合日本利益。 他的見解當然不為上司所認同，他不知道的是軍方侵華之心已決。

北伐軍興之後,日本立即乘亂以護僑為名第二次出兵山東,更且比勢如破竹的北伐軍先進濟南.佐佐木在國軍中担任雙方的聯絡官,這刻才驚覺日軍殺機已露.不旋踵兩軍衝突,日方死23人,中方死超過1,000人. 日軍當即要求謝罪, 發出最後通牒,尋且主動攻擊, 殺死國民政府官員和市民3,900人, 釀成臭名昭彰的「濟南慘案」.***

 

時佐佐木身處北伐軍中,被發現身懷太陽旗,因而遭受私刑,自份必死,幸得蔣介石及時營救,方免於難.  此事對他打擊極大, 回到日營, 他搖身一變為“侵華論者”, 咬定革命軍已然墮落為軍閥,高呼“膺懲支那”的口號. 他日後說道：“濟南事件使我夢想幻滅.廣東時期的我實在是太年輕了.”

七七事變之後,佐佐木參加了南京戰役,在他曾經仰慕的孫中山陵墓之前,對被捕的敗兵進行屠殺.他說: “孫中山在天之靈,也應難過得流淚吧.”

作者認為佐佐木之由正入魔,反映的是大時代中許多天真日本智識分子的心態，由同情中國革命, 急劇適應侵華大勢,根據「認知失調理論」，為了痲痺良知而自我喂哺邪惡的口實。

 

(三) 甘心當西洋人的 日本音吉

外號「日本音吉」的傳奇人物是個出生於尾張藩的船夫。1832年十三歲的他第一次出海即遭逢船難，在太平洋漂浮了一年零兩個月，奇跡地到達美國西岸！後來當上傳教士的助手輾轉到了澳門。

1837年他乘搭前赴江户進行開國交涉的美國船“莫里森號” 回到母國。 但是幕府下驅逐令，並在浦賀港開炮射擊，美艦只得撤離，是為有名的“莫里森號事件”。

音吉不得已折返中國，後來在英資 “寶順洋行”(ie顛地Dent行)任職倉庫主管。寶順和“怡和洋行”都是廣州黄埔江外灘從事國際貿易(最獲利的當然是鴉片)持牌人「十三行」中的佼佼者。 音吉為人好義，落力救濟落難鄉里，據日本同鄉所說，他居於豪宅，有馬來妻子，育三子女，家境相當富裕。

 

1854年他隨英國艦隊返日，為訂立條約當翻譯員，二十三年終於重臨故國。 當時的長崎奉行 水野忠德勸他留在日本報效國家，他卻指著英國國旗說：“我不想拋妻棄子，請恕難以從命。”，選擇了去國之路。

1860年他移居妻子故鄉 新架坡。 同年，福澤諭吉等幕府遣歐使節團路經該地，音吉前往酒店與福澤等見面，諄諄告誡諸人小心英國包藏禍心。 顯見其不忘故國，很有“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味道。

 

音吉移民外國的決定，今日看來平平無奇，但在一百五十年前的東方社會，卻可想見必當是非常沉重的抉擇！

他為甚麽這樣做？在新架坡當二等公民，是否勝過回到階級森嚴的日本當普通百姓？是為了自由？抑或是財富？甚或是愛情親情？留給我輩讀史者許多想象空間…..

一場改變近代歷史的若爾蓋大草原戰爭 朱泙漫屠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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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隨筆150126近代哲學之父 笛卡兒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5/01/26/sense%e9%9a%a8%e7%ad%86150126%e8%bf%91%e4%bb%a3%e5%93%b2%e5%ad%b8%e4%b9%8b%e7%88%b6-%e7%ac%9b%e5%8d%a1%e5%85%92/

SENSE隨筆150126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
執筆人：蟬

Rene Descartes笛卡兒(1596—1650)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可能是大眾最為熟悉的一句哲學行話。 作為一個哲學家，笛氏到底有哪些貢獻讓他取得 “近代哲學之父”之美名？本文摘自臺灣著名普及哲學家 傅佩榮教授的《西方哲學心靈》，該書是近年出版的西方哲學入門書籍中的較佳作品。

〈思想背景〉
「承先啟後」一詞可能最適合用以形容笛氏在西方哲學史上的角色。 從希臘城邦走到16世紀民族國家興起的前夕，「個人」在歷史上的角色不斷變更：個人的命運從與城邦捆綁在一起，變為受基督教一神的旨意所強制安排。

15-16世紀西方社會經歷一連串影響深遠的變化，哥白尼在16世紀初提出「日心說」，此觀點與聖經中的觀點相違背，令當時的科學家們不敢明目張膽地加以提倡。宇宙觀因為日心說而產生重大的轉變，形成了所謂「機械論Mechanism」的觀點，從而改變了對“神”的定義。***

日心說之前，人們都以「目的論Teleology」理解宇宙：宇宙的創造有其目的。按照基督教的解釋，上帝創造宇宙是為了讓人類安居樂業，創造人類則是讓他們榮耀和讚美上帝。
然而科學家卻發現地球只是圍繞著太陽旋轉的星球，它並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腳步也不怎樣穩定，那目的論還站得住腳麼？ 相反，也可以將宇宙視為一個極大規模的，由物質組成的機械，由初始的動力所推動，並一直按其結構維持著運動。 這種相信只要清楚宇宙的結構和動力，即能預測其後續發展的觀念，就是「機械論」。****

這種看似與基督教義衝突的觀點其實並未否定它。傳統西方的信仰是「有神論Theism」，即相信上帝創造世界，並且管理著它。*** 所有人類生活的規律、社會的發展和政權的更叠，都是上帝的旨意，人只是為了實現上帝的意旨而生存。然而「自然神論Deism」卻認為上帝創造了世界，卻無意管理它。上帝只給世界一定的能量讓他轉運下去，而能量是固定不變的。所以人有相當大的自主性，他們要花時間管理人世間的事，而不是一味祈求並依賴上帝。

16世紀初期，馬丁路德在德國提出「宗教改革」成立了新教; 瑞士的 喀爾文亦在當地從事相同的事業; 加上英國國王 亨利八世因離婚事件而與教廷決裂，成立了英國國教。 舊教的地位一下子被削弱，各地不同的新教分支將其權力大幅攤薄。 同世紀「地理大發現」引發起對物質世界知識的探求，兩者成為17世紀啟蒙運動的重要條件。
「啟蒙運動」的重點之一便是重新發現「個人」。將以前作為城邦或帝國一份子的個人，擺脫宗教對他的束縛，重新建立其在社會上的地位。***

〈我思故我在〉
笛氏關註哲學中「知識論」的範疇，籠統一點的說法，即探討甚麼是真理。笛氏認為真理並不存在聖經之中，而需要透過理性去探求。 他認為每個人都有「理性」，即是語言、思考和判斷事理的能力。所以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追求真理的能力，只是缺乏方法而已。笛氏的重點，便是去找出適用於所有人的思考方法。

「真理」即是確定不疑的知識，想要找到確定不疑的知識，就要儘量去懷疑所有值得懷疑的東西，直至最後你看出哪一樣是不可被懷疑的。***
笛氏認為感官的知識、科學的知識甚至是數學的知識也是可以被懷疑的，只有一件事情不能被懷疑：那便是「正在懷疑的我」。如果去懷疑「正在懷疑的我」是否存在，那究竟是誰在 ‘懷疑’呢？
所以笛氏得出結論: 正在懷疑的我是不能被懷疑的. 由於懷疑是一種思想作用，所以他提出著名的論斷「我思、故我在」。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笛氏提倡的是方法論上的懷疑，而非所謂的「懷疑主義Scepticism」。他的懷疑只是一種方法，是暫時性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它是理論上的原則，是一個過程而非結果。

在理解「我思故我在」的時候要註意，這個命題並不是一個假設，即不是說：「假如我思考，那麼我就存在。」更非「假如我不思考，我便不存在。」若果這是一個假設，則「不思考時的我」到底是誰呢？所以這種理解是有問題的。
笛氏說「我思故我在」，是指我就是純粹的思想，即人的本質便是思想。

然而這個說法有其麻煩之處。如果人的本質是思想，或進一步稱之為「心」，那身體是甚麼呢？把身體視為讓心暫時使用的一個工具，將身心視為可分離的想法，即所謂的「身心二元論」。
自笛氏以後，西方的哲學主流成為「身」、「心」二元對立的格局。「身」屬於物質的世界，而「心」代表人類的意識，故又稱為「心物二元論」。

然而我們怎麼知道心物是可以配合的呢？身體與心理狀況在生活中相當協調，並無二致。那身心是否真的是二元？笛氏把思想與身體的關係，喻作時鐘與時間的關係，而這個關係是上帝所建立的。

笛氏並沒有提出創新的思想體系，也沒有解決重大的哲學問題，他只是站在社會重大轉變的關口時刻，提出了思想發展的新方向。***

近代西方哲學分成兩大派，笛氏這一派是「理性主義Rationalism」，而另一派則是英國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理性主義重視知識的普遍性，設法為知識奠下普遍基礎；而經驗主義則重視知識的開展性，認為存在的只有後天透過綜合歸納得來的結果。兩種主義分別突顯出知識具有的兩面性，既不能沒有普遍性，也不能沒有開展性。然而要綜合兩派的想法，則要留待一百多年後偉大的哲學家康德去完成了。

參考：
《西方哲學心靈 Vol. 1》(2014) 傅佩榮

SENSE隨筆150917近代哲學的興起（上）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5/09/17/sense%e9%9a%a8%e7%ad%86150917%e8%bf%91%e4%bb%a3%e5%93%b2%e5%ad%b8%e7%9a%84%e8%88%88%e8%b5%b7%ef%bc%88%e4%b8%8a%ef%bc%89/

SENSE隨筆150917

近代哲學的興起（上）

執筆人：Kan

 

中世紀觀念在14世紀開始衰落，與此同時新興力量逐漸擡頭，塑造了現代世界。從社會角度看，隨著商人階級崛起，與君主聯合起來反對勢力強大的貴族階層，封建結構變得岌岌可危。 從政治角度看，當貴族們的城堡在先進的攻擊性武器面前越來越脆弱，他們便喪失了不可侵犯的優勢。***

 

四項重大運動可以作為這一過渡時期（從14世紀的衰落到17世紀的躍進）的標誌。

首先是15、16世紀始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最重要的策源地是 佛羅倫斯，但丁、米開朗基羅、達文西和後來的 伽利略全都是當地人。它向北傳入了德國、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但丁提供了通俗的語言工具，使不懂拉丁文的普通人也能讀寫書面文字。人們重新煥發了對古代文化的興趣，標誌著與教士傳統的決裂。儘管種種宗教偏見仍主宰著中世紀舞臺，思想家們更感興趣的卻是人，這就是「人文主義」運動，第二種偉大的新生力量。

 

第三大力量就是與人文主義運動同時出現的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對教廷有著雙重影響，一方面，教皇們對人文主義的學術探索表現出開明的興趣，並且成為藝術的偉大贊助人；另一方面，信仰標準寬鬆導致教廷的影響力遭到削弱。教會的種種不法行徑引起的不滿和抱怨，藉由宗教改革運動激起了怒潮。

宗教改革一爆發，立刻遭到了羅馬的猛烈反擊。作為一種新興運動，它原本可以納入普世教會之內，卻因而被迫陷入對立。 但其提倡的觀點 “每個人都可以直接與上帝接觸，基督不需要代理人” 有著無可抗拒的吸引力，逐漸發展成許多新教教會。當天主教終於進行變革之時，宗教分裂已經無法挽回。

 

第四個重要的發展來自經驗研究的復興，在隨後的兩個世紀裡「科學革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和成就。 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 哥白尼重新發現了「日心說」，並於1543年對此作了解釋。 物理學與數學自17世紀取得長足進步，並通過促進技術發展確立其支配地位。 科學傳統除了帶來物質利益， 也是獨立思想的偉大推動者。無論西方文明傳播到哪裡，它的政治理想都會緊隨著物質擴張的步伐到來。

 

另外，還有兩項特別重要的進步可以作為這過渡時期的標誌。 首先是「活字印刷術」的出現。西方在15世紀開始使用活字印刷，它在中國出現的時間比西方還早500年，不過當時的歐洲人並不知道。印刷術極大地拓展了新思想的傳播範圍，最終有助於破壞傳統權威。

印刷術使人們能夠輕易得到譯成了通俗語言的《聖經》，教會再也不能壟斷信仰監護人的地位。 印刷術不僅為新政治學說提供了傳播途徑，還使得人文學者們能夠出版古典著作。 這樣一來便促進了對經典史料的廣泛研究，有利於提高普遍教育水準。

 

隨著資訊傳播，人們對地球形成了更為合理的認識。 造船和航海技術的進步，與及對古代天文學的回歸，使得遠洋冒險開拓有了實現的可能。 在15世紀以前，船隻還不敢遠離大西洋海岸線，一方面是因為這樣做沒有什麼意義；更重要的是，進入沒有陸地標誌導航的水域是極度危險之事。 羅盤的使用開闢了公海，從此探險家們可以探索新的大陸和航線。

 

在中世紀的人看來，世界是一個靜態、有限和有序的地方，星辰循著各自的軌道運行，人們生活在命定的位置之上。***  這幅畫面被文藝復興撕得粉碎，一方面，人現在佔據著舞臺的中心，並對自己的力量和創造力信心十足；但同時，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卻變得那麼渺小，空間的廣大無垠只得依賴哲學家的想像力。

 

總括來說，文藝復興在哲學領域並沒有產生偉大的作品。這不是一個進行思辨的時代，而是重新尋根的時代，尤其是通過對柏拉圖的研究，挑戰經院派的 亞里斯多德主義。 可以說，人文主義學者們所做的工作為17世紀偉大的哲學發展鋪平了道路。

 

雖然文藝復興把人們從教會的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但並沒有使他們脫離形形色色的迷信。占星術一直為教會所反對，這時卻大受歡迎，不僅目不識丁的人被它吸引，甚至飽學之士也受其影響。巫術也同樣地得到廣泛接受，許多行為古怪的人被當做巫師燒死在火刑柱上。

 

隨著對中世紀教條主義的抵制，人們不再尊重長期形成的品德和行為模式。在這個時期，背信棄義和兩面派行為氾濫成災，消滅對手的文雅做法已經發展成某種無與倫比的權術。

在政治哲學方面，義大利文藝復興產生了一位傑出人物 馬基維利（1469—1527）。馬基維利的兩部政治學著作是《君王論》和《史論集》。前者研究了開創和維持專制政權的方法及手段；後者則研究權力在不同統治形式之中的運作。

 

《君王論》沒有為如何做一名有德之君提供忠告；相反，它承認某些罪惡勾當有助於獲取政權。它表明統治者不受傳統道德的約束，出於權宜之計，可以打破所有道德準則。但同時，統治者又得在別人面前做出高尚正直的樣子，只有靠這種表裡不一的兩面派方式，才能保住地位。“馬基維利式”一詞因此具有某程度的邪惡含義。公正地說，馬基維利並不提倡邪惡原則，他只是這樣說道：如果你想獲取權力，那就必須冷酷無情。

 

從1513年到1521年，教皇寶座被梅狄奇家族的 利奧十世佔據著。由於馬基維利試圖巴結梅狄奇家族，《君王論》用陳腔濫調來迴避教皇權威的問題；而《史論集》對教廷的批判則尖銳得多了。馬基維利認為，各種類型的掌權者，從宗教創始人到暴君，都應當以功績大小加以考量。關於宗教在國家中的作用，他的觀點與實用主義一脈相承，認為只要國家能夠獲得一定的凝聚力，那麼宗教信仰正確與否根本無關緊要。根據這種觀點，為了維護社會穩定而迫害異端自然就是完全正確的了。***

 

《史論集》闡述了“制約與平衡”理論。社會各階層都應該擁有一定的法定權力，以便實行相互制衡。該理論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的《政治篇》，17世紀的 洛克和18世紀的 孟德斯鳩使它變得更加引人註目。 馬基維利不僅影響了近代政治哲學，而且他的兩面派理論得到了很多後世人士淋漓盡致的應用發揮。

 

 

以上資料出自《西方的智慧》Russell

SENSE隨筆150924近代哲學的興起（中）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5/09/24/sense%e9%9a%a8%e7%ad%86150924%e8%bf%91%e4%bb%a3%e5%93%b2%e5%ad%b8%e7%9a%84%e8%88%88%e8%b5%b7%ef%bc%88%e4%b8%ad%ef%bc%89/

SENSE隨筆150924

近代哲學的興起（中）

執筆人：Kan

 

在英國，最傑出的人文主義者是 湯瑪斯·摩爾Thomas Moore爵士（1478—1535）。雖然摩爾是一位多產作家，但其絕大多數作品今天已經沒有人去讀了，他的名聲完全得益於一本名為《烏托邦Utopia》的政治幻想書籍。

 

該書的政治理論顯然受了 柏拉圖《理想國》的啟示，並以報導一位水手遭遇的形式提出來，船隻遇難後，這位水手在島嶼（烏托邦）上生活了5年之久。 像柏拉圖的作品一樣，它也以相似理由強調公共財產，堅持認為在財產私有的地方，不可能出現對集體福利的徹底尊重。另外，假如人們將財物據為己有，那麼財富數量的差異就會使彼此間產生隔閡。***

 

在烏托邦社會裡，一個天經地義的基本狀況是人人都應該平等。他由此推斷，私有財產是一股腐蝕力量，因而不應容許存在。當來訪者對烏托邦人說起基督教時，主要吸引他們的只是基督教財產教義中的共產主義色彩。

此書極為詳盡地描述了這個理想國的組織，該國由一個首都和五十三個城鎮組成，不僅建造模式相同，而且住宅樣式也整齊劃一， 鄉村的農莊全都按一樣的方式經營，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來往。公民們的工作生活也按照同一模式進行，所有人都是早晨四點起床，每天工作六小時，晚上八點就寢，從不更改。

 

由於沒有私有財產，所以偷竊也就變得毫無意義。至於服裝，除了已婚婦女和未婚女子之間有一處細微而必要的差異外，所有人都穿同一樣式的樸素衣服，絕無五花八門的時尚。

 

管理者是從學者中選舉產生的，政治體制是一種間接選舉的代表制民主形式。當選的國家元首只要恪盡職守，就可以終身任職；如果品行不端，就會被廢黜。公眾的社會生活也要服從嚴格的規章制度，而同外國的關係則限定在最低程度。無神論者雖然被允許有自己的觀點，但不享有公民身份，也不能進入政府機構；比較卑下的工作則由外國人和重刑犯組成的奴隸們來承擔。

 

烏托邦人的生活方式既不偏激，也不苦行。在這樣一個精心設計的國家裡，人們的生活是了無生趣的，這是各種理想國的一個共同特徵。

 

在摩爾的討論中，更中肯的是他對宗教寬容的新自由觀。宗教改革已經動搖了歐洲基督教自以為是的權威態度，當改革運動導致了歐洲宗教持久分裂時，寬容概念便逐漸盛行起來了。

宗教改革的結果之一，就是使宗教成了一種更開放的、經常以國家為基礎的政治性事務。*** 在英國，宗教分裂的國家特徵極為明顯，新建立的教會與國家機器的政治結構緊密相關。英國的決裂在某些方面並不像其他地方那樣劇烈，因為英國曾經長期存在著一種相對獨立於羅馬普世教會的傳統。征服者威廉早就堅持他在主教任命問題上的發言權，從光榮革命 威廉和瑪麗時代起，英國就始終保持著由新教徒繼位的傳統，由此可以看出新教會的反羅馬傾向，這一傾向還殘留在一條規定羅馬天主教徒不得任美國總統的不成文法當中。

 

在宗教改革爆發前的幾個世紀裡，知識氛圍的逐漸變化已經動搖了教會至高無上的舊觀念。在智力方面，改革者雖然不如那些為改革打下基礎的人文主義學者，但他們卻提供了批判性思想家難以喚起的革命激情。

 

馬丁·路德是一位修道士和神學教師，教會出售贖罪券的惡劣行徑使他和許多人一樣，在道德上感到十分苦惱。 1517年他挺身而出，公開發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綱》，並將這份文件釘在維登堡教堂的大門上。

當時他並沒有準備建立某個新宗教，但是這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牽涉到德意誌的政治問題。德意誌的王公貴族和統治者們開始聯合起來，於是宗教改革演化成了一場德意誌人反對教皇權力的政治起義。***

 

1521年的 烏姆斯會議之後，路德隱居了十個月，潛心翻譯了《新約》的德語版。作為一部文獻，它為福音書在民間的傳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對於日爾曼人就像《神曲》對於義大利人一樣重要。 其後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能夠發現耶穌的教義和現有社會秩序之間有著很大的差異。

正是這種認識和以《聖經》作為唯一權威的新教觀念，為1524年的「農民起義」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援。但路德並不是一個民主改革家，在政治上仍舊保持著中世紀的觀念，他反對那些蔑視自己政治主子的人。農民起義最終被殘酷鎮壓下去，這次社會革命的失敗，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教改革的原動力。

「新教Protestant」一詞源自改良宗教支持者們所發出的一個呼籲。雖然會議宣佈路德及其追隨者為非法，不過該議案從1526年以後就被擱置了起來。

 

1532年神聖羅馬皇帝不得不接受「紐倫堡宗教和約」，並很不情願地保證：新教徒可以自主信教。由於新教不是世界性宗教，因此它需要得到國家政治首腦的庇護，而後者也就容易成為國教領袖。*** 表面上看，這是可喜的事情，因為新教牧師們缺乏羅馬教士那種權力，也就不會胡作非為了，儘管他們常常也像舊教士一樣頑固而偏執。最終，人們發現宗教紛爭是徒勞而不會有定論的，因為任何一方都沒有強大到消滅另一方的地步。宗教寬容正是從這種消極意識中逐漸發展起來的。

 

16世紀中葉，一場以耶穌會為中心的「反宗教改革運動」在羅馬教會內部爆發了。耶穌會由 伊納爵·洛約拉（149l—1556）創立，並於1540年得到了官方的承認。耶穌會反對新教所採納的 奧古斯丁教義，並且強調自由意誌高於一切。 他們的實際活動包括傳教、教育及剷除異端邪說，他們也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主要組織者。

 

北方人文主義引出了一個新的基督教概念，而義大利的人文主義思想家們卻不大重視宗教，更重要的是他們再次強調了 畢達哥拉斯與柏拉圖的數學傳統。 世界的數位結構再一次受到重視，並取代了亞里斯多德傳統，儘管後者曾經使前者黯然失色。這是導致16、17世紀科學探索復興的主要發展之一。

在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建築理論和實踐中，這一點尤為明顯，建築物各部分之間的比例以，及與美有關的數學理論受到了極大的重視。 “美存在於適當比例的和諧之中” 的觀點可以追溯到畢達哥拉斯時代。人的肉眼顯然不能精確地判斷某個結構各部分之間的數位關係，但如果有了精確比例，似乎就可以產生某種美的滿足感。因此，這些比例作為一種理想存在，就保證了 “完美”。

 

 

以上資料出自《西方的智慧》Russell

SENSE隨筆151022近代哲學的興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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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隨筆151022

近代哲學的興起（下）

執筆人：Kan

 

隨著古代思維方式的復甦，偉大的「科學革命」緊接著開始了。它在某程度上是以「畢達哥拉斯主義」為起點，逐漸推翻了 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和天文學的既成概念，最後深入到現象的背後，發現各種極其普遍而強有力的假説。*** 各領域的探索者們都清楚自己繼承了 柏拉圖的傳統。

 

第一位重新提出「太陽中心説」的人是 哥白尼（1473—1543）。這位波蘭教士早年到過義大利，並於1500年在羅馬講授數學，接觸到了畢達哥拉斯主義。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直到去世以後才得以出版，其理論並沒有擺脫各種難題，在某些方面還受到了來自畢達哥拉斯的預定概念的支配。 他指出「行星必須在圓周上勻速運動」，因為圓周是完美的象徵，而且只有勻速運動才適合於天體。

 

哥白尼的理論遭到了天主和路德派的雙重強烈敵視。 他們感覺到這是一場反教條運動的開始，雖然這未必能撼動宗教本身，但至少會損害宗教組織所依賴的獨裁原則。*** 科學運動的重大發展之所以主要在新教國家出現，是因為這裡的教會對教友的意見控制能力較弱。

 

開普勒（1571—1630）又向前邁出了一大步，通過對觀測紀錄的仔細研究，發現哥白尼的圓形軌道並沒有合理地解釋現象。他認識到軌道是橢圓形的，而太陽正位於其中一個焦點上面；另外，他還發現在一定的時間內，太陽光的輻射半徑每次掃過行星的面積是不變的；最後，所有行星都具有一個相等的比值，即 “行星旋轉週期的平方”與 “行星和太陽之間平均距離的立方”之比。這就是「開普勒三定律」，它與畢達哥拉斯主義徹底決裂了。但同時定律也出色地證明了畢達哥拉斯主義的數學原理，的確是現象中的數學結構才提供理解現象的鑰匙。

 

如果説忽視現像是危險的，那麼盲目地記錄現象，也是於科學無益的。舉例，亞里士多德説過：「如果你不繼續推動某個物體，那麼它就會最終停下來。」對於我們能看到的、並且能推動的物體來説，這句話無疑是對的；但如果由此認定無法推動的星體也一定如此，那就錯了。

「動力學」中的一切謬論都建立在自以為是的表面現象之上。在沒有受到連續推動的情況下，致物體速度變慢的原因是「阻力」，假如沒有阻力，物體就會自動地永遠運動下去。我們不可能完全消除阻力，但通過減小阻力就可以看到，路障清除得越徹底，運動持續時間就越長。當物體不受任何東西阻礙時，它就會繼續運動下去。

 

對觀測結果缺乏批判態度曾經影響了人們正確地理解支配落體的規律。事實上，在大氣中如果質量相等，那麼密度大的物體要比密度小的物體下落得快一些。在此必須考慮到物體下落時所受到的介質阻力，介質越稀薄，所有的物體下落的速度就越接近一致，而在真空中則完全一樣。 因此，由於下落速度不是均勻的，而是加速的，所以一定有什麼東西在幹預物體的自然運動，這種東西就是地球所施加的「重力」。

 

伽利略系統地闡述了動力學中的這一新假説，他是近代科學的偉大奠基者之一。這個新的動力觀點在兩方面完全脫離了亞里士多德主義。首先，它假定了物體的第一狀態不是靜止，而是完全自然的運動。其次，它表明了圓周運動並不像原來以為的那麼“自然”，更自然的應該是直線運動。****

在天文學方面，伽利略接受了太陽中心説，並且陸續有了許多重大發現。他對不久前在荷蘭發明的望遠鏡作了改進，由此觀測到大量的事實，徹底摧毀了亞里士多德錯誤的天文觀念。終於，他發現了銀河是由無數星星組成的。

望遠鏡還發現了木星的衛星，證明了這些衛星正按照開普勒定律繞著木星運轉。這一系列發現推翻了根深蒂固的謬誤，使得正統經院派大肆譴責望遠鏡，因為它損害了原本安穩的教條。

 

伽利略冒犯正統派只是時間問題。在1616年宗教裁判所的秘密法庭上，他受到了指責，初時毫無妥協之意，於是1633年再次被強行拉上了法庭，受到公開審判。為了脫離兇險，他只好當眾認錯，承諾從此放棄一切有關地球運行的觀點。宗教裁判所因此成功地阻撓了義大利的科學探索長達百年之久。

 

動力學普遍理論的最後一步工作是由 牛頓（1642—1727）來做的。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中，牛頓提出了運動的三大定律，並按照古希臘人的演繹方式論述了動力學。

「牛頓第一定律」是對伽利略原理的廣義表述，一切物體，假如不受外力的阻礙，都會以恆定的速度作直線運動，用專門術語來説，就是做勻速運動。

「第二定律」把「力」定義為變速運動的原因，力與質量、加速度之積成正比。

「第三定律」則認為每個作用都存在著一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

 

在天文學方面，他作出了最後的完整論述，相對而言 哥白尼和開普勒做的是基礎工作。按照「萬有引力定律」，物質的任何兩個粒子之間都有引力，而且該引力與兩個粒子質量的乘積成正比，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用這種方式，行星及其衛星，還有彗星的運動，都能夠被解釋到已知的最細微地步。

在此，牛頓終於找到了通向宇宙的數學鑰匙。他闡述動力學的數學工具是「流數理論」，這是微分學的一種形式，萊布尼茨也獨立地發現了它。從此，數學和物理學開始有了長足的進步。

 

17世紀還有一些其他的重大發現。1600年，吉爾伯特出版了有關磁力的著作；惠更斯在這一世紀中葉提出了光的波動理論；哈維於1628年公佈了他在血液循環方面的發現；波義耳於1661年出版的《懷疑的化學家》一書結束了煉金術士的故弄玄虛，回歸了 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理論。

儀器製造業的巨大成就提供了更精確的觀測手段，從而促進了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隨著科學活動的空前繁榮，與之相應的技術發展也緊跟其後，並使西歐保持了大約三百年的霸主地位。

 

科學革命使希臘精神再次引起了人們的關註，而這一切都在哲學中有所體現。

在哲學上較有影響力的人是 霍布斯（1588—1679）。 霍氏最重要的著作是《利維坦》，他把自己的哲學觀點用到了「君權理論」設計上面。

該書的第一部分用嚴格的機械術語論述了人和人類心理學，還有語言和認識論方面的哲學反思。他和伽利略、笛卡兒一樣，也主張我們所體驗的一切都是由外物的機械運動造成的，而視覺、聲音、氣味之類並不屬於客體，而是為我們個人所擁有的東西。對於心理學，霍氏持一種「聯想主義」觀點；至於語言，則採取了純粹的「唯名論」。他還認為幾何學是迄今為止唯一的科學，理性的作用和幾何學中的論證具有相同的特性，人們必須從定義開始，而且在下定義時要謹慎，不要使用自相矛盾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理性是某種通過實踐得來的非天生的品質。***

 

霍氏用運動來解釋感情，認為所有的人在自然狀態下都是平等的，都在謀求犧牲別人、保全自己，因此都處於某種「戰爭狀態」。*****

為了逃避這種使心靈不安的夢魘，人們就聯合起來把自己的權力交給某個權威，這就是《利維坦》第二部分的主題。人類是理性的，也是彼此競爭的，他們不得不達成一種人為的協議，同意服從於共同選擇的某個權威。一旦這種體制得到實施，他們就無權起來反叛，因為協議制約的是被統治者而不是統治者。***

統治者應該能夠提供保護（這也是他被選中的首要原因），只有在他做不到這點時，人們才有理由宣佈廢止協議。 在這種「契約」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就是「共和政體」，它就像一個由許多普通人組成的巨人，一個“利維坦”，它比個人強大千百倍，就像神靈一樣，儘管它也和普通人一樣會消亡。核心權威被稱為「君權」，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絕對的權力。

 

《利維坦》第三部分概述了不應該存在世界性教會的原因。 霍氏是徹底的 伊拉斯謨派教徒，主張教會應該是一個服從民事當局的國家機構。 該書的第四部分譴責了羅馬教會，因為它未能明白這一點。

霍氏的政治觀點雖然脫離了神秘主義和迷信，卻傾向於把問題過分簡單化。對於自己所處的政治環境來説，他的國家概念是欠充分的。

 

 

以上資料出自《西方的智慧》作者：Russell，B.A.W.

醜聞纏身　近代總統之冠

1 : GS(14)@2016-11-10 07:57:30

特朗普（圖）過關斬將奪得入主白宮的鑰匙，但在選戰過程中纏擾着他的詐騙、性侵及逃避等醜聞卻不會就此告一段落，他在就職前甚至仍要與人對簿公堂，是非之多，肯定是近代總統之冠。在特朗普大學涉嫌詐騙的訴訟中，他被指收取5,000名學生合共4,000萬美元（3.12億港元），訛稱教授投資房地產技巧，但部份學生卻在過程中蝕錢。特朗普一直要撤銷訴訟，又多次指摘墨西哥裔法官針對他，但仍阻不了案件在本月28日開審。


十多名女子稱遭性侵


此外，他名下的基金會未經註冊卻在紐約州籌款，違反了當地法律，他本人也被指涉嫌挪用基金會善款處理法律訴訟及購買個人物品。他連個人稅務狀況也極具爭議，不但拒絕像其他候選人般公開退稅紀錄，更被揭發走法律罅，以虧蝕為由避稅多年。上月，特朗普被傳媒公開一段2005年的下流錄音，內容涉及他吹噓自己勾引有夫之婦，其後接連有十多名女子指控特朗普曾非禮或強吻她們，最遠的可追溯至數十年前。特朗普一概否認，還聲言會控告部份疑似受害人。德新社



緊貼選情　即睇【美國大選】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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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1110/19828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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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政治學】近代管理文化上最大的騙局──Multitasking

1 : GS(14)@2018-02-13 03:17:31

【文化籽：辦公室政治學】近年的辦公室都流行講Multitasking（google譯：多任務處理），老闆講，管理層講、中層講，連中低層的雞毛上司都講，終於下屬們就信了；大家都認為不讓自己在公司做到Multitasking，就會失去被需要的價值，所以做後勤的要去學見客，做會計的要識做PowerPoint，做教師的要同時懂得教八個科目，還要懂得做Admin，在影視製作中的同業近年更被迫要做one man crew，連拍包剪，最好還可以出埋鏡當主持……


Multitasking真的是職場求生的真諦嗎？假的。老闆與管理層之所以會推動Multitasking，目的當然只為了省錢，希望員工可以一個人做幾個人的工作，那麼明明要十個人才可完成的事，他只要請五個人，再逼他們狂開OT就可以應付。然而在他們心目中，能夠心甘命抵應付多項工種，不怕辛勞，乜都肯學的下屬，是何種價值的員工？坦白說，正是最低的一種，因為他們聽話，不會討價還價，更重要是──他們被看穿會因為害怕生計不保，而願意背棄自己的專業，反過來，即是願意讓自己變得不再專業。每一間公司，每一個部門都有它最專業的位置，不論老闆或上司再多心，搞出再多的花款，整個團隊中最需要的，仍是那一、兩個最專業，最能夠撐住整個基石的專才，其他的，其實都只是外頭的紙皮石而已，即使再好看，再花俏，都可以隨時被替換，惟獨與基業有關的支柱，才是獨一無二，不能被代替的。所以若然你真的想在那裏生存，你真正要做的，是要投資自己的時間到你真正的專業上，讓自己成為專才，而不是為了一時三刻的不安，而讓自己成為樣樣半桶水的Multitasker。就以影視製作來做例子，一個多功能願意捱生捱死的One Man Crew通常最多會接到哪個類型的工作？就是「我哋冇乜Budget，幫手平平地搞掂晒得嗎？」的欺壓式工作；因為客戶知你願意Multitask，就會覺得你每一項都不是最專業，因此會產生欺壓你的慾望，平Job才會找你；而當他們有Budget時呢？他們就會改找「專業」，或「讓他們感覺專業」的Crew，即一位導演，一位寫稿，一隊攝影，一隊收音，一位剪接……於是Multitasking的那位，只能永遠在「冇Budget」的Job之中輪迴，永不超生。除此之外，過份熱誠的Multitasker很多時還會跌入另一個深淵，就是你與另一位同事都懂得做A工作，甚至你明明做得比他好，但因為整個部門只有你一個懂得做B，於是你被迫去了做B，而將做A的大好機會，拱手相讓給比你差、比你懶的那一個，而最後呢？你看着他上位了。人生苦短，有些技能，我們知道皮毛就夠，因為我們需要將最重要的時間，都投資回我們真正最需要，最有價值的本業上。武器，毋須太多。你記得世界上十大兵器都耍得好的全才是誰嗎？記不起，我只記得世界上獨沽一味耍雙截棍耍到稱覇世界的那個人，叫李小龍。



撰文：陳詠燊電影編劇、專欄作家、專上學院講師。曾於香港十大企業之一擔任製作經理多年，見證及參與過無數辦公室戰役，是香港少數同時具備電影前線製作與企業行政經驗之電影人。facebook：Sunnyhahaha


編輯：謝慧珊



來源: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 ... e/20180208/2029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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