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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悶上班族 三十九歲轉軌 舒服T恤 立志要做台灣的優衣庫

2010-12-27  TCM




獲得經濟部文創獎勵金的王中輝,原本只是想平淡過一生的平凡上班族,卻因為需要改善家庭生計的危機感,讓他走上創業路,也因此開闢了一家替台灣設計師提供舞台的服飾品牌網站,讓他意外在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土壤中,綻放出獨特的花朵。

撰文.謝富旭

達 賴喇嘛說過:「明天與意外哪個會先到,沒有人會知道!」從這句話來看,三十九歲的王中輝可說是一位悲慘的人。生命中的一場「意外」,讓他陷入從未有過的低 潮。但是也因為這個意外,讓他心中燃起一股想要改變命運的鬥志,毅然走向創業之路,並且在網拍市場開拓一片天空。從這點來說,你也可以說他是一位幸運的男 人。

二○一○年對王中輝而言,是關鍵的一年。這一年,他所創辦的創意T恤﹁SOFU舒服﹂網(sofu.com),年營收將越過一千五百萬 元關卡,並出現連續兩年獲利。他不單贏得經濟部針對文創產業的二十萬元輔導獎勵金,更獲得青輔會一百萬元的低利創業貸款。舒服網不僅在競爭激烈的T恤網拍 市場殺出一條血路,還成為國內二十幾位設計師揮灑創意的平台。

鎖定上班族,成功打開市場早上十點,在堆滿衣服的倉庫一隅,王中輝與五位舒服網的正職員工剛開完早會,這五位員工包括他的太太甯瑜馨。辦公室是租來的,含倉庫不到三十坪大,但這個小小的空間,卻是王中輝人生背水一戰的戰場。

網 友暱稱王中輝賣的衣服叫舒服T。舒服T採用純棉的材質,強調在台灣設計、製造,並以平實的價格,近兩年迅速在網拍市場竄紅。王中輝特地從廣告業、建築界, 以及工業設計業界找來設計師好手為舒服的T恤設計圖案;有別於時下流行潮T的誇張、高調、搞怪風格,舒服T走低調但凸顯個人特色的設計風格,成功地打開中 產階級市場。

投入創意T恤網購之前,王中輝是一位平凡的上班族。從華夏工專建築科畢業後,他曾做過銀行住宅貸款的放款員,之後轉任廣告公司做行銷,他的太太則在銀行上班。夫妻兩人雖然收入不高,月薪合計在九萬元上下,但小兩口卻相當滿足於這種平淡的上班族生活。

然 而,隨著第一個孩子瀚瀚出生,王中輝夫妻倆的平淡生活掀起了波濤。瀚瀚一出生,體重僅一八八○公克,醫生並認為瀚瀚在情緒、學習與視力上有多重障礙。瀚瀚 特殊的情況,不僅開支比一般小孩龐大,夫妻倆每個星期還得請假陪瀚瀚到啟智學校以及愛明發展中心做矯正醫療。每一次療程動輒花費千元以上,長久下來成了王 家沉重的經濟負擔。「大部分的小孩花錢補習,是為了學才藝、學外語,而瀚瀚『補習』則是為了學基本的生存以及保護他僅剩的○.○一視力!」王中輝說。

由於想讓瀚瀚長大後有兄弟姊妹可以彼此扶持,王中輝夫妻決定生第二個孩子。然而,第二個孩子尚未出生,王中輝的經濟已捉襟見肘,即使再怎麼省吃儉用,仍是月光一族。

想要創業改善家計的念頭,也在這時候油然生起。「雖然生活勉強過得去,但是看到太太在工作與孩子兩者間疲於奔命,還得經常請假,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我們夫妻其中一個,必須擺脫上班族桎梏,更專心地照顧小孩才行!」王中輝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四處籌措資金為創業一賭

創業的想法在王中輝的腦袋醞釀了一年多,直到二○○八年的農曆春節,他看到了一個機會。王中輝在自己的電子郵件中看到了一則廣告:「你創業,青輔會借你一百萬元!」夫妻倆因為這則其實只是病毒郵件的廣告而雀躍不已。

因為這則廣告,王中輝把腦中醞釀一年多的創業大計寫成企畫書,也就是如今SOFU創意T恤營運的藍圖。他認為他的創業計畫無論在商品創新、供應鏈、行銷上都很具體,可行性極高,如果政府真的想鼓勵年輕人創業,沒有不貸款給他的道理。

不過,向青輔會送件後,沒多久卻得到被拒絕的消息。他去青輔會打聽才恍然大悟,原來政府肯借錢給年輕人創業的案例,是針對已在營運,而且已做出一定成果的個案才行。光拿著幾張創業企畫書,想申請貸款,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時雖然很失望,但事後想想也不是全然沒收穫。」「我至少為創業跨出了一小步,就是把腦袋所想的東西變成行動方案,這讓我的創業構想更加具體化了!」王中輝說。

雖 然政府對王中輝的創業企畫書不買單,但並未澆熄他創業的鬥志。夫妻倆於是拿著企畫書找父母親贊助,王中輝的父親以及岳父各自拿出自己的老本,兩老總計出資 一百八十萬元,加上王中輝夫妻向銀行借的一百萬元信用貸款,以及拿保單質借出來的三十萬元,總計籌到三百一十萬元,準備為自己的人生下一個賭注。

大 王中輝一歲的太太甯瑜馨說,老公要創業,根本不敢想如果失敗該怎麼辦。「所以我不敢辭去銀行的工作,如果老公失敗,家裡至少還有一份薪水可以過活!」「問 題是,我肚子裡的孩子也快要出生了,如果不想辦法改變現況,未來的日子會愈來愈苦,愈拖,就愈沒勇氣創業了。」她形容當時矛盾心情。

SOFU正式於○八年四月一日拿到營業登記證,為了趕上春夏裝旺季,王中輝從找設計師畫圖,發包成衣廠打版製作,到第一批四千件T恤正式上架網路開賣,僅花了不到二個月的時間,而且公司所有運作,都由王中輝一人包辦。

建 構網站與物流、金流系統「我預估我的資金最多僅能燒一年,不能有一刻遲疑或延誤,每個環節必須扣得緊緊的。」「那時候我根本不敢想失敗會怎樣,那很恐怖, 如果SOFU做不起來,我僅有的三百萬元將付諸東流,不僅失業又要負債,所以只有往前衝!」在訂價策略上,也讓王中輝煞費苦心。雖然潮T一件賣六、七百元 甚至上千元以上的大有人在,但那是針對花錢比較沒顧忌的青少年︵大多花的是父母的錢)。

但舒服T鎖定的客層是中產階級上班族,這群人收入雖較高,卻最懂得精打細算,訂價太低不僅不符成本,也與大賣場一件二、三百元的越南製或大陸製T恤難以區隔。為了打響名號,他決定把淨利率壓在一○%左右,主打一件三九九元或四九九元價位,走平實路線。

SOFU的第一批四千件春夏季T恤,有驚無險在秋冬季來臨前的九月底賣出了九成。但這五個月忙碌下來,王中輝這一批貨根本沒有賺到錢。不過,他從這一批四千件T恤銷售過程中,體認到三件可怕的事實,如果不趕緊解決,公司可能撐不到一年就會倒閉。

第 一,這一批四千件T恤,總計有二十四款,換言之,平均每款僅銷售一百六十件,這種銷售規模使得製造成本居高不下,根本無利可圖,所以必須趕緊想辦法提高單 款銷售量。其次,SOFU透過Yahoo!奇摩、PChome、PayEasy以及博客來四大網站銷售,由於佣金極高,也嚴重壓縮利潤,因此必須趕快建構 SOFU自己的網站與金流、物流系統。

第三,如果要建構自己的網站,每季僅推出二十幾款的T恤選擇性太少,根本難以吸引消費者上網,所以要趕快增加商品款式。不過,以當時SOFU剛起步的規模,加上原本就已少得可憐的單款銷量,還要向廠商開口增加款式,恐怕也非易事。

這些問題環環相扣,如果沒有辦法解決第一個問題,就無法解決接下來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解決這三大難題,也代表需要更多的營運資金。

今 年業績上看一千五百萬元王中輝當下能做的事,就是苦苦要求廠商能延長貨款票期。就在向供應商說明他的處境時,有兩家廠商表示手頭上有質感不錯的布料庫存, 願意自行負擔布料與製作成本,為SOFU代工即將來臨的秋冬裝,但條件是,SOFU這批秋冬裝營收,必須與他們五五拆帳。

於是○八年秋冬 裝,SOFU採取與供應商策略聯盟的方式出貨,由於營運資金壓力暫時大為紓解,讓他更有餘力將資源放在設計、行銷與廣告上。此外,網站上販賣的商品也從女 裝T恤,延伸至男裝T恤、童裝T恤以及外套。同時,他也開始馬不停蹄地請軟體公司著手設計SOFU的獨立網站。

「我很感謝那一年冬天,那兩家廠商伸出溫暖的手,這是SOFU能站穩腳步的關鍵!」王中輝感謝地說。

雖 然SOFU開業第一年整年結算下來,總計虧損了九十萬元,但王中輝營運方針的調整隨即在○九年發揮了成效。前前後後砸了一百萬元建置的網站、金流系統、物 流系統是最重要的關鍵。靠著四大網站在第一年所打開的知名度,SOFU在營運第二年,自家網站的銷售比重已提高至三成以上。

隨著銷售量的提 高,王中輝也決定把物流作業外包出去。SOFU網站光與物流業者整合,又花了二十幾萬元。「物流不外包不行,當你一次上萬件T恤進倉庫,光盤點、分類、包 裝,就搞得全公司人仰馬翻,而且還得租更大的倉庫放貨、更多的人手理貨!」走自有品牌,強調台灣血統○九年雖然遭逢金融海嘯,但SOFU業績卻大幅成長至 一千二百萬元,並創下五十萬元的淨利。一○年,SOFU營業額預計將逼近一千五百萬元。由於公司已站穩腳步,王中輝的太太於今年九月正式辭掉銀行工作,協 助丈夫的網拍事業。

麥傑廣告公司創意總監陳進東指出,SOFU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為它掌握到消費能力較高的中產階級深層需求:除了質感與舒適外,還需要一種能凸顯自己品味與特殊性的風格,但又不要像西門町潮T般浮誇高調。

再 者,這群中產階級消費者頗為理性,要他們掏出千元以上買一件T恤是不太可能的,SOFU在品味與價格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也開拓出自己的市場。陳進 東也分析,SOFU之所以能獲得經濟部文創獎勵金,是因為王中輝為台灣設計師創造出一個舞台,每位設計師都能從自己為SOFU設計的潮T,依照銷售量獲得 版權收入,進而帶動台灣設計產業的成長,這成了SOFU獲得經濟部評審們青睞的主要原因。

雖然是迫於家庭經濟壓力而走向創業之路,但是,王中輝以其在廣告界就業十年的經驗,以及對品牌操作的理解,打從一創辦SOFU開始,就企圖走自有品牌。

創業之前,他熟讀日本知名服飾品牌UNIQLO的成功史,反覆推敲後,他認為資源有限的SOFU面對勁敵如林的服飾品牌,只能不斷強調三個要素:台灣設計師、台灣血統以及台灣製造。就像UNIQLO不斷強調它來自日本,擁有日本血統一樣。

創 業之初,王中輝一度掙扎於是否要採批貨販賣方式,短期獲利較快,但永遠得面臨貨源、通路、行銷被人宰制的處境,還是一步一腳印地做產品開發設計,短期內卻 難以見到成效的品牌經營。他選擇了看似「較笨」的第二條路,一路走來儘管坎坷,但看到SOFU品牌知名度一點一滴地累積,到如今各大拍賣入口網站都邀請 SOFU進駐品牌專區,他認為這是值得的。

○八年創業那年,王中輝的么兒恩恩出生了。恩恩今年兩歲,但成長速度卻異於常人地快速。他一歲半 就會講話,走路走得很好,而且聰明伶俐,是一個讓父母親帶起來很輕鬆的孩子。王中輝笑著說:「或許是老天要補償我吧,天公疼我這個憨人!」或許老天也會疼 惜王中輝創業的傻勁與執著,讓SOFU有朝一日能成為台灣的UNIQLO或GAP也說不定。

舒服T恤

創立時間:3年

創業資本:310萬元

年營收:1500萬元

王中輝

出生:1973年

現職:SOFU舒服負責人學歷:華夏工專建築設計科、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經歷:台新銀行建築經理工程師、廣告公司文稿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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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適房「轉軌」公租房的利與弊

http://www.infzm.com/content/67320

1月5日,江西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從2012年起,江西省將停止新建經濟適用房和限價商品房,廉租房、經適房與公租房保障對象將統一納入公共租賃住房保障範圍。

根據大江網發佈的消息,在停建經適房的同時,公租房的覆蓋面將擴大到城鎮常住人口,包括新就業人員和農村進城就業、創業人員,申請條件不受戶籍限制。

廉租房、公租房、經適房是保障性住房的「三駕馬車」。目前,江西省是全國首個正式宣佈停建經適房的省份,也是首個將三種保障房「並軌」為公租房的省份。

經適房分配:亂象叢生

與承租者沒有產權的廉租房和公租房相比,經適房的本意是讓一部分低收入者實現居者有其屋,擁有房屋的部分或完全產權。然而,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如何公平地分配經適房成了一個難題,各地都曾曝光過不少申請者造假,「開奔馳買經適房」的案例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西安市一大型國企慶安集團申請者「集體」造假。據西部網

消息,2011年10月,在西安市網上公示了經適房申購者的信息3天後,網友「有倆酒窩」爆料稱西安市慶安集團員工申購經適房資格造假。通過公示的申請者的身份證號碼查詢其公積金,發現大部分來自慶安集團的申請者,在申請表中填寫的上年工資都在1萬元左右,而公積金中的月繳基數卻都在2500元以上。而因為公積金的繳存基數理論上是接近本人上一年度的月均工資的,所以這些申請者的收入明顯存在造假嫌疑。

 

在商品房價格暴漲的情況下,經適房常被用來違規出租或繳納少量「轉商」費用後出售,一轉手往往就是數十萬的利潤。《法制晚報》消息,全國人大委員吳曉靈認為,由於經濟適用房能上市交易,即使補交了土地增值收益仍有巨大的增值空間,真正夾心層難以享受到此政策。

北京是最早也是推出最多經適房項目的城市之一。1998年底,北京推出回龍觀、天通苑等首批19個經適房項目。正是在北京,違規出租經適房等亂象被央視等媒體多次曝光。

2007年,《北京市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試行)》明確規定經適房不得出租。然而,過去好幾年了,為何經濟適用房出租依舊?

每日經濟新聞》一則報導用了一名中介的話揭示了「禁租」政策的不可操作性:「隨便一個理由就能說過去,難不成你說是親戚還得拉你去驗DNA嗎?」

對於部分人高價轉賣經適房牟利的現象,有人曾建議經適房只能由政府部門回購。

但是,正如《新京報》 引用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牛鳳瑞所言,經適房家庭是擁有部分產權的保障房。住房保障的目標是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但如果住經適房 的家庭收入資產出現了變化,不再屬於中低收入階層,再想讓他們退出,目前法律上還是空白。而且由於擁有部分產權,從實際操作上也很難。

經適房還常被詬病為公務員的變相「福利房」,成為腐敗的高發區。據《京華時報》報導,全國人大前副委員長成思危在2011年的中國房地產50人論壇2011北京夏季峰會上曾表示,一些公務員「近水樓台先得月」,他們既掌握分配權,又掌握了優先選擇權。由於經濟適用房是一塊財富,有的人會想辦法用各種不正當的手段來謀取,這就是為什麼出現「6連號」的原因。

公租房能讓他們落戶嗎?

不過,在目前不少城市的戶籍管理仍然與房產密不可分的客觀情況下,部分人士認為經適房仍有其存在的意義。

據《廣州日報》報導,2011年8月,廣州市政協委員曹志偉曾透露,廣州有關部門也正在研究停建經適房。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強烈爭議。 

在眾人曆數經適房分配過程中存在的種種不公及腐敗外,合富輝煌首席市場分析師黎文江認為,雖然停建經適房應是未來的方向,但現在還不能說停就停,「從目前來看,沒有自己一套有產權的房子,辦理子女入學等事情都會比較困難」。

黎文江的話指出,在不少大城市,房子的產權與戶口往往捆綁在一起。沒有一套有產權的房子,對於數以十萬計的城市外來人口來說,就意味著無法讓自己和子女落戶,無法讓孩子入讀公立學校。

《南方週末》早前報導指 出,在廣州等一線城市,一個外地大學畢業生進入一個新城市工作,一般只能以「集體戶口」的方式落戶。這類戶籍的奇特之處是,想結婚,就必須把戶口遷走。而 如果集體戶口者沒有在這個城市擁有房產或直系親屬,他的戶口能遷到哪裡?而如果沒有價格相對低廉的經適房,外來人口要落戶,只有購買商品房一條路。

壁壘的鬆動出現在有數十萬集體戶口人員的廣州。據《信息時報》報導,只要是廣州集體戶口,就可落戶公租房具體房號內,小孩就讀問題也迎刃而解。廣州市教育局有關人士透露,如果公租房租戶可以將戶口落到具體房屋內,可以儘量就近解決、就近協調這批租戶小孩學位問題。

 

江西停建經適房統一建設公租房後,能讓承租者落戶,能讓他們的孩子上學嗎?江西出台的新規中並沒包括戶口的內容。不過,根據規定,公租房按照「先租後售、租售並舉、自願購買、有限產權、規範管理」的原則實行租售並舉。承租公租房的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可自願申請購買其承租的公租房。

 

中國青年報》的一則署名評論指出,江西省宣佈停建經適房,至少釋放了兩個信號:其一,一些地方政府向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住房保障,只限於讓他們「居有其所」或「住有所居」,而不再包括讓他們「居有其屋」。其二,儘管該不該取消經適房在理論層面仍然爭執不休,但在實踐層面,減少、停建經適房,將可能成為更多地方政府的選擇。

評論稱,2010年和2011年,武漢市連續兩年沒有下達新建經適房的計劃;鄭州市委書記曾明確要求,鄭州市201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要大量減少經濟適用房,大幅增加公租房;近年來北京市也將保障房建設重點放在了公租房上。

據前述《廣州日報》報導,廣州市國土房管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廣州現在已經逐步降低經適房、限價房所佔的比例,並正在研究更加嚴格管理已售經適房和限價房的轉手交易。


經適 適房 轉軌 租房 的利 利與 與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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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軌探照燈】土地財政搞不下去了,怎麼辦?

http://www.infzm.com/content/73559

就現在的改革,很多人會提出來一些問題,比如現在中國政府的稅收增長比GDP增長要快,所以這幾年有人提出應該減稅。

其實,中國的稅率這些年是沒有什麼變化的,為什麼稅收能超GDP增長?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鼓勵發展的都是一些高稅率的產業(這些產業通過壓低地價、勞工成本來獲利),高稅率部門增長比低稅率部門增長要快。

在2002-2008年的黃金增長期中國也是收這麼高的稅率,大家不覺得是個問題,因為那時候房地產業和外需都非常強勁,所以大家都有錢賺。現在當 外需不行了,房地產業也被中央壓下來以後,這種低利潤就導致了稅率成為一個問題。這個含義是什麼呢?我們後面的改革要做什麼呢?

中國必須要放開一些能夠帶來增長的部門,同時還可以不減稅,比如一些國有壟斷部門以及土地。現在各個地方政府壟斷商住用地,催生了現在的房地產泡 沫,但是現在已經做不下去了,地方政府發現由於中央的房地產調控,商住用地的土地出讓金增長速度在下降,未來還會絕對下降,可是徵地成本卻在上升。以前, 每年新增50%以上的工業用地是虧本的,只有30%的商住用地是賺錢的,現在賺錢的部分在減少,可是徵地的成本,包括給老百姓、給農民的補償以及現在越來 越高的防止上訪的維穩成本已經相當高。原來雖然土地財政收入很高,但土地財政的利潤率大概是30%-40%,未來幾年會到10%甚至更低。

土地財政已經搞不下去了,怎麼辦?

我們可以放開一些集體建設用地,允許小產權房入市,允許郊區農民給外來農民蓋房子。比如農民蓋十幾套房,然後去賣或者租,政府來征房產稅。現在中國 正在搞一些房產稅,即使在城市裡開徵房產稅,對第一套房基本上不開徵,但是城市裡有兩三套房的只有百分之十幾。只有把城鄉集體用地放開,允許農民蓋房子, 收房產稅才有意義。如果農民說我不自己開發,我把土地直接出讓給開發商,那麼農民就可以獲得一筆高額的土地出讓金,政府可以再收土地增值稅。

這種方法不用減稅,還可以把經濟中的很多流動性引導到房地產供給上去,給新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和大學生蓋房子,這就能壓低泡沫,帶來增長,同時讓地方政府從依賴土地出讓金逐漸轉為依賴於土地增值稅和房產稅。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本文節選自其2012年3月26日在布魯金斯-清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舉辦的《中國崛起中的機遇和挑戰》研討會上的演講。)


轉軌 探照燈 探照 土地 財政 搞不 下去 怎麼辦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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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轉軌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4-13/100379397_all.html

 近期高層頻頻表態,透露出經濟轉型過程中,城鎮化被寄予厚望。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4月2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開幕式上發出強音:繼續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加快轉型是關鍵;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轉方式的主攻方向,擴大內需是結構調整的首要任務,城鎮化是中國內需最大的潛力所在。

  寄望城鎮化拉動內需,不無道理。城鎮化會帶來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不僅交通、通信、供電、供氣和供水等基礎設施投資和住房投資需求增加,而且隨著農民變市民,城鎮人口特別是中等收入階層人數的增加,也會提升基本生活、教育、醫療等消費需求。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達到51.27%,而2000年這一數字僅為36.2%。根據今年全國「兩會」制定的發展目標,2012年末全國城鎮化率預期達到52.07%,較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認為,中國城鎮化水平的峰值在70%-75%之間,到2020年,城鎮化水平達到60%左右,到2030年會接近67%左右。今後20年,中國還將處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城鎮常住人口還要增加3億左右。

  城鎮化趨勢不可逆轉,但這並不意味著現行的城鎮化推進路徑和方式已經成熟。3月底的2012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 組長陳錫文即表示,中國城鎮化率的快速增長,依靠低成本的強力推進,包括土地和勞動力的低成本、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欠賬、相當一部分人員社會保障殘缺不 全,以及公共服務能力明顯落後於城市擴張,「目前的城鎮化推進的路徑和方式難以持續」。

  城鎮化的實質應該是,將農村剩餘勞動力逐步轉變為有就業、有住所、有社會福利和高素質的市民,並且逐步成為中等收入者。但中國的土地城鎮化明顯快於人口城鎮化。

  如何真正實現人口城鎮化、找到真正適合的推進路徑,已經成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模式之辨

  關於中國城鎮化模式,歷來有「大城市為主」和「小城鎮為主」之爭。前者認為,應該多發展大城市、超大城市,認為這是世界潮流;後者認為中國應以小城鎮為主。

  現狀是,一些大城市雖然工作機會多,但交通擁擠、房價上漲,生活成本太高;而小城鎮很難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造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加之國際市場的變化,增加就業機會面臨困難。

  「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以大城市為依託,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曾表示,要把大中小城市網絡化,通過基礎設施一體化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合理 分工,大城市提供市場,中等城市界定產業分工,小城市、小城鎮增強居住功能,形成合理經濟圈和生活半徑,既能轉移農業人口,又能避免某種城市過大過小的弊 端。

  「過去的城市化形成了大城市模式,存在很多問題,應該再發展一些二級城市,成為新的中心,使移民願意去。」劉鶴稱。

  盤點近年來出台的九大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重慶和成都(成渝)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武漢城市圈和長沙、株洲、湘潭(長株潭)城市群,都不同程度地在城鎮化模式上做出嘗試。

  不過,希望移民轉向小城市居住的政策初衷要成為現實,還有漫長的距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去年對20多個城市7000多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外 出農民工希望在地級市以上、在大中城市定居的佔到一半以上,希望在縣城和小城鎮定居的還不到40%,選擇今後要回到農村定居的還不到10%。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劉守英告訴財新記者,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是,中國城鎮化佈局正在跟隨工業化佈局,建設城市群的思路是正確的,但是,中國區域發展需要大的調整。

  他稱,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已經實現了經濟集中度和人口集中度的重合,土地開發強度已經很大。未來工業化、城鎮化需要往中西部佈局。

  金融危機以來,在資源環境惡化、勞動力短缺等多重壓力下,中國經濟從沿海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加速。

  政策層面,國務院批准了安徽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規劃,廣東推出了產業與勞動力「雙轉移」戰略,中西部各地也紛紛出台政策鼓勵承接產業轉移。

  不過,財新記者在各地採訪中發現,雖然有諸多鼓勵政策,但是,產業轉移更多的是企業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的決策,要綜合考慮生產成本、運輸成本、產業配套等多方面因素。

  比如說,同為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近年來選擇向中西部轉移的紡織服裝企業明顯增多,但箱包企業並不多見,因為相對於轉移後節約的生產成本,增加的運輸成本更高。

  考慮到東西部在基礎設施、產業配套等方面的差距,產業轉移的進程不會快速完成。

  「長三角、珠三角是從開埠以來就開始慢慢發展了。」劉守英認為,雖然近年來中西部工業化速度加快,但這不是一兩年能完成的。

人口城鎮化滯後

  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中,一個突出特點是,城鎮建成區快速增長,而集聚的人口則明顯滯後。

  按國際公認標準,衡量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關係的城鎮用地增長彈性係數,其合理區間在1至1.12之間。

  而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透露,從2000年到2010年,土地城鎮化速率是人口城鎮化速率的1.85倍。如果再考慮人在城市,但是沒有城市戶籍的人口,不能充分享用城鎮用地的情況,實際上土地城鎮化的速度還應該更快一些。

  他稱,國土資源部曾做過測算,按照現在土地城鎮化的速度,如果讓人口城鎮化的速度跟上來的話,2010年城鎮化率應該達到59%。即人口城鎮化率與土地相比,大概慢了10個百分點。

  即便如此,常住人口口徑的城鎮化率也常被人為高估。國家統計局按國際慣例把一年中在城市居住六個月以上的人口都統計為城市人口,這其中就包括1億多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

  而農民工及其家屬,無論是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還是在公民權利方面,都存在嚴重、明顯的缺失。陳錫文曾多次表示,如果以農民工實際享受的待遇衡量,目前納入統計的城鎮居民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沒能充分享受市民待遇。

  廣東省政協4月6日公佈的《廣東勞動力轉移情況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城市主要的公共服務項目仍面向本地戶籍人員,農民工與城市社區活動基本隔絕,只有17.2%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是城裡人。

  農民工對政府在入戶城鎮、生存保障、保障房建設等方面滿意度都較低。他們面臨急需解決的生活問題依次是子女教育、條件艱苦、醫療問題等。

  如何將農村居民轉為享有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的城鎮居民,真正實現「人的城鎮化」?陳錫文認為,中國可以借鑑發展水平相似國家的做法,設計一種允 許過渡的制度,對選擇未來留在城市和返鄉的農民工,設計不同的社會保障,同時加快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樣既給了農民工自我選擇機會,也給了政府過渡 的時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韓俊則表示,解決這一問題,政策上有三個層次,首先要建立以居住地為基本單元的人口管理和服務體制,將流動人口的服務 管理納入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其次,免費推進居住證制度,辦理居住證的流動人口在子女就學、各種公共服務上要與當地人口享受同等待遇;第三,要分類調整 戶口遷移政策,逐步讓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在就業居住地有序落戶。

  今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公佈了一年前出台的《關於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明確縣級城市放開戶籍登記,地級市對有合法穩定職業滿三年並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同時按照國家規定參加社會保險達到一定年限的人員及其配偶、未婚子女、父母,放開戶籍登記。

  不過,韓俊認為,光放寬戶口落戶政策是不夠的,關鍵還是要增強中小城市的吸引力,「第一靠就業,第二有比較好的公共服務」。

  劉守英則對財新記者表示,這一政策只是在原來縣一級放開的基礎上,增加了地級市,不會有什麼根本性的變化,「核心的還是大城市的問題」。

制度改革待舉

  中國目前的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分處兩條不同的軌道。政府通過徵地賣地獲得增值收益,用於城市建設,而原住民及農民工自發的城鎮化卻集中在城鄉結合部,基礎設施建設落後。

  要解決這一問題,制度改革不可避免。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公開表示,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最核心、最緊要的是要著力完善城鄉平等的要素交換關係,通過制度設計,恢復農村生產要素和資源參與市場平等交換的權利。其中,最重要的是推進徵地制度的改革。

  廣東省政協前述報告認為,由於農村土地有償流轉機制不活,缺乏具體的操作規範,降低了土地流轉的速度及數量,加上當前農村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土地逐漸成為農村勞動力的失業保障和養老保險屏障。

  去年12月2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加快制訂徵地制度改革方案,「明年一定要出台相應法規」。他表示,推進集體土地徵收制度改革,關鍵在於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分配好土地非農化和城鎮化產生的增值收益。

  劉守英認為,現有的徵地制度雖然簡單快捷,但也帶來很多後遺症,原住民並未獲得土地增值收益。合理推進城鎮化,必須對徵地制度和土地增值收益分 配做大的調整,理論上和政策上都要有所突破,需要明確農民工、原住民、政府如何獲得、政府如何使用這部分收益,「而這中間會存在激烈的爭論」。

  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認為,徵地制度改革的理想模式,是賦予農民完全的土地財產權。首先,要構建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允許農民在國家規劃引導下,自主地參與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其次,對必須征為國有的土地,賦予農民談判權,參照市場價協商補償標準和補償方式。

  他認為,由於利益關係調整比較大,改革不一定能一步到位。但方嚮應該明確下來,不能含含糊糊。改革方案,應有一定彈性,鼓勵地方繼續探索,避免「一刀切」的弊病。

  對於政府經營土地獲利,黃小虎認為,問題的主要根源在於,政府成了市場主體,以管理手段實現經營目的,「這個問題不解決,單純改革徵地制度,很難改得徹底,而且落實起來也會阻力重重」。

  他表示,改革政府經營土地制度,涉及幹部制度、財稅制度等更深層次的問題,難度更大。可以考慮分步實施,第一步應是把經營土地的職能從土地管理部門分解出去,管理部門只負對城鄉土地按統一規則實行管理的責任,經營土地的職能則交由另外的部門承擔。

  「改變現行辦法,可以對城市建設過分依賴賣地收入形成倒逼機制,促進財稅、投資等方面深化改革,形成健康、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黃小虎稱。

  而劉守英則認為,未來城市建設中,仍然需要靠土地增值收益來解決資金問題,同時政府也會逐步調整,對民間投資的開放會有一些進展。

  本刊記者王長勇、常紅曉、霍侃對此文亦有貢獻


城鎮化 城鎮 轉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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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轉軌與中國機會

2013-07-15  NCW
 
 

 

南非的二次轉型已經箭在弦上,並且視中國為關鍵因素之一◎ 本刊特派記者 陳沁 發自南非約翰內斯堡7月,正值南非的冬天,陽光依然強烈。驅車行駛在約翰內斯堡Houghton 富人區,一座座深宅大院依山而建,據說半山房價最貴。透過高牆,隱約能見高大挺拔的棕櫚樹,郁郁蔥蔥的常綠樹木,還有從牆頭鐵絲網中探出的姹紫嫣紅的花朵。

這裡居住著南非數位部長,其中一座白色大宅屬於前總統曼德拉。這位94 歲高齡的南非國父即將于7月18日迎來95歲生日。他自6月8日因肺部感染住院以來,多次傳出病危甚至變成植物人的消息,不過官方的說法是“病情危重而穩定” 。

不少南非人對曼德拉的稱謂是“我們的總統” ,而不是“前總統” 。對於南非而言,曼德拉是英雄,他用一生去終結種族隔離,現在盡管依然存在不平等,但是他的拯救使命已經完成。南非人明白,領袖終歸是人,總有命數,但其所建立的穩固體制卻能延續很久,直到他身後。

用前總統姆貝基的話來說,曼德拉去世不會影響南非治理。這種“不會亂”的判斷展示出的是南非對於自身第一次轉型——1994年結束種族隔離、實現政治轉型的自信。

而現在,南非以經濟和社會轉型為主的二次轉型已經箭在弦上,並且視中國為關鍵因素之一。

種族隔離猶存

20年以來,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種族隔離的影響遠未消除。在南非社會還是存在這樣一條無形的線:比如,醫生幾乎都是白人,護士幾乎都是黑人;伊麗莎白港開發區周邊的貧民窟內基本都是黑人;而南非經濟發展部的大樓內,從部長到門衛,所見之處全是黑人——這與現在南非政府中黑人當政有直接關係。

目前南非總人口約為5300萬,社會大致可分為三個階層,人口數量各占約三分之一:新興的中產階層,尤其是迅速發展的黑人中產階層,控制著全國近88% 的財富;處於貧困的勞動階層,大多為有色人種,占全國財富的7%;長期失業、勉強維持生活的最貧困階層,大多為黑人,只占全國財富的5%。

20年前, 南非經濟平均增速是1.7%,實現民主後接近翻番,平均增速為3.2%。

硬幣的另一面是,南非失業率高達25%,衡量貧富差距和收入公平的基尼係數則 高達0.7,遠高于一般認為的0.4警戒線。

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西亞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春看來,南非經濟發展勢頭不錯,所存在的嚴重問題主要與種族隔離制度在社會和經濟層面的影響有關。

“一是傳統問題,黑人和白人的差距很大。二是在種族隔離制度終結之後,產生了一大批黑人精英或富有階級,同時還有很大一部分黑人很窮,黑人內部也產生了重大的貧富分化。 ”去年8月,南非爆發了自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以來最嚴重的流血衝突,要求加薪的北部礦區工人與資方發生衝突,警方介入,造成45人死亡、78人受傷 ;之後不久,西開普省葡萄酒產區農業工人罷工,包括黑人、白人和有色人種。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秘書長劉海方對財新記者分析,南非的種族衝突已經轉變為階級衝突。 “在社會動員時期,可以用政治口號動員人民 ;在政權建立後,人們看不到個人生活的改善,對於自身境況不好原因的認知發生了轉變。 ”她認為,超越種族對於社會轉型是好事,但是,如果是經濟原因引起不平等,只能通過經濟方式長期解決。 “南非總統祖馬的壓力來自中下等階層對於生活的預期。社會積累的矛盾已經到一定程度,統治者能感到矛盾像火山一樣在噴發。 ”

二次轉型在即

去年6月,在“非國大”全國政策會議開幕式上,祖馬正式提出二次轉型的概念。他說南非自1994年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後的18年裡,主要進行的是以政治轉型為主的“第一次轉型” ,即向民主的過渡。但是社會仍然保留著種族隔離時代的經濟特點,貧困、高失業率和貧富懸殊等問題凸顯,需要進行“第二次轉型” ,即社會經濟轉型,為期約30-50年。

他呼籲在二次轉型期間,推動根本性經濟變革,讓政府發揮更大作用,提高收入並徹底解決失業和貧富懸殊問題,實現所有人在經濟上的自由。

盡管祖馬的提議被反對者以包含“均貧富” “國有化”等含義、無具體措施等理由否決,但是南非事實上的二次轉型已有跡象。

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的南非經濟發展部部長帕特爾(Ebrahim Patel)的話來說,過去20年南非實現了民主和自由,主打的是開放的政治、豐富的能源、旖旎的風光 ;現在的重心是經濟增長的包容性。 “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高度關注就業。失業率高企是南非經濟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 ”如何實現長期包容性增長?帕特爾說,最重要的兩大工具是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員技能培訓。

南非的國家基建計劃已經耗資400 億美元,主要用于擴張港口、修建鐵路等,使基建的覆蓋面擴大至廣闊的農村地區,幫助內地礦區的資源運向港口。在教育方面,種族隔離時代造成黑人受教育程度較低,政府一方面加強基礎教育,一方面加強技術培訓。 “這些都是南非在為長期發展投資,我們關注的是改變增長結構,而不是一兩個季度GDP增速的漲跌。 ”帕特爾說。

南非位於非洲大陸最南端,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經濟體,有著地區最為發達的基建設施和人力資源,較受歐洲投資者青睞,也因此比該地區其他國家受歐債危機影響更深。南非2012年GDP 增速為2.5%,較2011年的3.5% 進 一步走低。

南非與許多非洲國家類似的是其經濟對資源出口的倚重。張春分析,以中南貿易為例,去年雙邊貿易額210億美元,總量不多,增速很快。中國已成為南非最大出口市場,但是雙邊貿易結構不合理,南非主要向中國出口初級產品,其中礦產占60%,中國對南非出口主要是機電設備。

帕特爾也承認,南非現在太過依賴國際市場,比如中國經濟放緩,中國對於鐵礦石的需求減弱,南非出口馬上就受到影響。 “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加平衡的經濟。 ”張春分析,正是受外需疲弱的影響,使南非將關注點轉移到如何刺激國內經濟增長, “因此推動基建就成了重要的選擇。 ”大興土木,民衆能否得到切實利益?即將于明年舉辦世界盃的巴西,百萬人反對世界盃的遊行讓不少南非人想到了2010年南非世界盃的前夕。一位南非記者回憶,當時全國也曾有大規模示威活動,讓他印象最深的是政府曾耗巨資修建一條從機場到比賽場館的鐵路。

“民衆的不滿在於,這些外國人只來這 里一次,政府就花這麼多錢修鐵路,我們在這裡世代生活,為什麼道路狀況沒有改善?”不過,時至今日,不少南非人還是承認基建條件已有提升,盡管他們還不時會抗議, “那只是表達與爭取的方式” 。

南非財政部2009年分割為財政部和經濟發展部,其中財政部主管預算,經濟發展部主管國家經濟中長期規劃、經濟增速和失業率等。帕特爾這位號稱南非最有實權部門的掌門向中國伸出橄欖枝。他告訴財新記者,南非基建的核心之一就是拉近與中國的關係,為中國豐富的流動性提供再投資、多樣化的機遇,不希望單純進口中國設備,鼓勵中國公司來南非開廠。 “中國在基建上有許多經驗,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巨大,如同當年的歐洲工業化。中國發展有益于南非。 ”

中國機會

除了吸引投資基建,南非眼中的中國機會,還包括創造就業和製造業本土化。號稱“非洲底特律”的南非第五大城市伊麗莎白港附近,有一處庫哈經濟開發區。開發區的選址就頗具心思 :一邊是南非最大的貧民區,一幢幢由政府為居民免費建造的磚紅色小住宅樓,大多不超過兩層,提供免費水電和太陽能;樓前大片的草地上,偶爾能看到黑人孩子們在踢足球。另一邊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已經投產或正在興建的廠房,汽車產業是重點之一,其中就包括中國一汽集團。

開發區與貧民區之間,有一處“招聘就業中心” 。貧民區的居民可以直接到此登記,如果開發區內的工廠有職位空缺,該中心就組織登記者,予以簡單 培訓和安全教育,再交給工廠進行技術培訓,最後上崗。由於開發區周邊的公共交通尚待完善,這種選址的“就近原則”同時解決了就業和交通問題。

開發區的運營模式也很有特點,由庫哈發展公司(CDC)負責。CDC 從模式上看是一家國企,從職能上看是政府部門。其高層曾多次赴上海浦東開發區和深圳特區“取經” 。通俗一點,CDC相當于“浦東開發區管理委員會” 。

對於每家來庫哈投資辦廠的外國企業,CDC 對於其投資額與創造就業都有非常明確的目標,其中關於一汽的一欄是這樣的:政府投資650萬美元,一汽投資6000萬美元;建廠時期創造300 個工作崗位,運營後創造350個崗位。

一汽正在建設的是一家組裝廠,所用地由一汽長期租下,今年1月開工,目前剛初具規模,遠遠望去,可以看到剛成形的廠房頂部和高大的鋼筋框架 ;計劃明年5月投產,年產量5000台卡車,以中卡和重卡為主。

工地上所能見到的都是黑人工人。

一汽南非項目經理趙丹對財新記者表示,在建廠階段,僱用當地建築公司,所有工人都是當地人 ;將近建成時,生產設備會全部從中國運來,另有30名中國工程師來進行設備調試,完成後他們就回國;明年5月投產後,廠內的中國工程師只有七名,其他都是當地員工,第一年不到200人,但之後,隨著產量增加,會增加工人數量。

庫哈發展公司業務發展部信息與投資經理 Nkuli Mxenge 告訴財新記者,不鼓勵投資者帶來本國的勞動力,建開發區的目的之一就是促進就業。 “在初期,投資方帶來有部分技術含量的工程師是可以的,前提是他們來了之後會更多培訓本地工人。在建設階段,可以有外國專家;在運行階段,要有培訓,有技術轉移。 ”從經濟學角度,日內瓦高等研究院金融發展中心主任康路易(Jean-Louis Arcand) 認為,如果中國公司只是打算幹一票就走,那麼對當地工人進行培訓就沒有意義; 如果打算在當地長期發展,那麼從成本控制的角度來看,從中國運來工人並不合算。 “隨著中國工資上漲,總有一個時間點,從中國帶工人來的成本將超過在當地培訓工人的成本。越來越多的中國製造業落戶非洲,也意味著在非洲當地建廠、僱傭當地工人生產的總成本,要低於在中國生產、運輸到非洲的總成本。這都取決于非洲的人力成本、材料價格和配套基建。 ”由於有嚴格的簽証制度和工作資質 認定,在南非很少會有中國工人大批湧入的情況。劉海方認為,南非公民社會極其發達,很多人靠政府供養為生,但是社會福利僅能滿足基本需求,對於創造就業也有多年討論,始終效果不佳。

“南非政府對於中國在南非創造就業寄予極大希望,期待通過投資貿易帶來更多就業,增加政權合法性。 ”通用、福特等全球主要汽車廠家在伊麗莎白港都有組裝廠,約有一半零件由當地進口。庫哈發展公司業務發展部主管汽車和物流的經理梅亞(Gustav Meyer)表示,伊麗莎白港有150家汽車零件製造商,距離一汽組裝廠不遠。 “南非大衆汽車所使用的當地製造部件能夠達到全車70%,希望一汽將來也能夠這樣。 ”一汽在投產初期,99% 的零件都由中國運來,但以後也將逐步實現本地化。

南非有稅收優惠政策,在當地採購零件越多,如果組裝後車輛用于出口,得到的稅收抵免就越多。一汽組裝好的車輛,一半銷往南非,一半出口到南非周邊。

從中國製造到南非製造或非洲製造,是否意味著中國製造業的轉移?學者持懷疑態度。張春認為,轉移不完全是產業轉移,更多是技術轉移。 “如果把中國老舊技術轉移到非洲,可能剛開 始非洲會歡迎,時間長了會發現,中國這麼做會和以往西方國家把非洲固定在國際分工體系比較低級的一端的做法有相似之處,時間長了很可能會有反彈。 ”劉海方則認為,所謂中國製造轉移到非洲製造,在非洲很多國家是真命題,但在南非是假命題。 “非洲很多國家能看到南非製造。南非製造業從技術、勞動力水平不比中國差,在非洲市場的情況比中國好。中國和南非的技術差距沒有那麼大。 ”她分析,受金磚機制熱度影響,中國投資者要去南非看機會,南非也要來中國找資金,但這裡有很多想象成分, “所謂學來的不一定是適合你的東西。 ”她提醒,中國和南非是平等的經貿關係。南非1994年才有新憲法,是世界上法治最健全的國家之一,可能執行上有不足,但是憲法完善程度不亞于西方發達國家; 南非社會有很深的文明程度,盡管黑人上台後,能力上有欠缺,不等於國家層面能力的缺失。

“雙方應該互相尊重、平等地探討合作關係,中國要和南非學的有很多。 ”劉海方說。

本刊記者韓薇、張遠岸對此文亦有貢獻


南非 轉軌 中國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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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首次經濟特赦 轉軌期企業家的罪·罰·赦

http://www.infzm.com/content/93202

為了激發國內的經濟活力,俄羅斯對經濟犯罪首次進行特赦。但這個一再「縮水」的特赦方案能否重振俄羅斯經濟,能否重建俄羅斯社會對法治的信心,依然有待觀察。

2013年7月4日,俄羅斯開始實施為期6個月的經濟特赦。

這是俄羅斯第一次經濟特赦,旨在提升商業環境。特赦對象是經濟活動中第一次被判刑的罪犯、嫌犯或被告,涉及俄刑法和民法中與企業活動相關的27項罪名。儘管最後實施的方案比最早的提案縮水不少,但依然影響了數千俄羅斯商人的命運。

俄羅斯總統企業家權益委員會負責人鮑裡斯·季托夫(Boris Titov)向當地媒體透露,截至2013年7月底,一共赦免了87人,其中釋放了3名服刑犯,解除了對13人的隔離審查,免予處罰10人,停止對61人進行預審。為獲特赦,經濟罪犯已歸還國家財政和受害人經濟損失4300萬盧布(約合超過8000萬人民幣)。

「翻過1990年代的篇章」

在「特定案件」中的犯罪指控,用季托夫的話說,成為了「奪取財富」的一種手段。僅僅2009-2012年間,「不少於60萬人被指控,110924人被定罪」。

季托夫是此次特赦的發起人。他生於1960年,父親曾是俄羅斯外貿部的官員。

自1983年畢業於莫斯科外交學院國際經濟學專業後,季托夫在俄羅斯對外貿易協會工作了6年,之後開始經商。

季托夫親歷了蘇聯解體,也懂得俄羅斯商人的生存處境。2005年開始,季托夫開始涉足政界。在普京政府任職以前,他是非政府組織遊說機構「商業俄羅斯」的領導者。

2012年,普京再次當選總統時,定下了一項改善國內商業環境的任務。這其中包括,要將俄羅斯在世界銀行投資環境指標的排名在五年內從第120位提高到第20位。為了這一目標,普京設置了一個專門的機構來保護企業家的利益,使其免於政府官員的干擾。這個機構就是俄羅斯總統企業家權益委員會,當年6月,季托夫被普京任命為該委員會負責人。

普京直接指導該委員會的工作。在當地媒體報導的一次與委員會的座談中,普京描述了後者的工作任務,「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季托夫和委員會不要參與商業利益遊說,保護那些事實上已經觸犯法律的人,而是主要致力於幫助那些權利受損的企業家,幫助恢復他們的合法權利。我可以肯定地說,很不幸,這類情況很多,有許多工作要做。」

上任不到一年,2013年5月初,季托夫就拿出了一份關於經濟特赦的方案,建議國家杜馬(即俄聯邦會議的下議院)在企業家節(5月26日)宣佈特赦經濟犯。在他看來,特赦將確保「一個穩定和增長的經濟」。

季托夫對俄羅斯《生意人報》解釋說,赦免是「翻轉寫於荒蠻的1990年代的歷史篇章」。按照他的說法,那一時期「遊戲規則由概念而非法律來解釋」。他認為,「那一時期商人們成為和不公平競爭鬥爭的犧牲品——這些鬥爭經常是在法庭畫下句點。」

在1990年代蘇聯解體進行資本主義轉型的過程中,私有化成為事實上最為重要的關鍵詞,幾乎所有國有資產都落入私人手中。但這場倉促的私有化是如此混亂而沒有規則,招致諸多不滿,並給政治勢力提供了各種理由。

這被克里斯蒂婭·弗里蘭描述為「古怪的資本主義」。這位前《金融時報》駐莫斯科記者在她記錄這場大變革的《世紀大拍賣》一書中寫道,「在這個社會中,每個商人都可能是潛逃的罪犯。那是前克格勃官員的天堂,是他們以高尚的法治的名義實施國家控制的最佳環境。」

尤其是2000年普京上台後,一度對寡頭們非常強硬,某種程度上是順應民眾呼聲,但也被普遍評價為暗含別的心思。

在「特定案件」中的犯罪指控,用季托夫的話說,成為了「奪取財富」的一種手段。僅僅2009-2012年間,「不少於60萬人被指控,110924人被定罪」。很多情況下,「受害人沒有出現,他們卻受到法律制裁」。

在季托夫看來,雖然「已經展開了經濟領域犯罪立法更加人性化的工作,稅法得到修訂,鼓勵商業的措施更加透明」,但過去十年俄羅斯商人們的處境並沒有改善。

普京的轉變

「此後法律已經做了大幅修正,如果以今天的法律來衡量,許多商人本來就不應該進監獄。」這一次,總統表現出更急切的心情,普京在演講中呼籲國家杜馬在夏季假期到來之前通過該特赦。

其實,俄羅斯政界對於經濟特赦的呼聲已久。俄自由民主黨早在2012年4月就向國家杜馬遞交議案,建議赦免「經濟犯」中的未成年人、18歲前犯法的人,多子女、懷孕以及55歲以上的婦女、60歲以上的男性、有3歲以下孩子的男性案犯和殘疾犯人等。當時的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隨後的「開放政府」會議上也表示,將向國家杜馬建議近期內大赦經濟犯,但最後並沒有結果。

民眾對特赦的態度,則呈現出巨大分歧。2013年5月18-19日,俄羅斯輿情中心在42個地區選取1600位居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33%的人支持,36%的人反對,還有31%的人未表態。

但這一草案還是獲得了俄羅斯國家杜馬的支持。同月,國家杜馬發言人謝爾蓋·納雷什金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部分支持季托夫關於特赦經濟犯的提議。「一些人認為那些所謂的經濟犯們可以並應當被特赦。另外還有些經濟犯們應該繼續服刑。」不過,他同時還表示,「為了理解這兩部分的比例,我們需要做更細緻的研究。」

季托夫的這一提案也提交給了普京,可是根據媒體報導,普京認為「太粗糙」,且準備不夠充分。比如,普京指出草案所涉及的在押商人裡,包括了提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材料的軍火走私犯,顯然不妥。他建議重新起草,把赦免條件規定清楚。

普京的這番表態,被外界解讀為反對特赦的信號。

根據俄羅斯憲法規定,國家杜馬具有做出大赦決定的權力,既不需要聯邦委員會(上院)的允許,也不需要總統簽字。也就是說,即使沒有普京的支持,特赦也可以進行。

事實上,1994年,俄羅斯國家杜馬曾通過一項政治大赦,當時的總統葉利欽既沒有支持,也沒有反對,而是採取默認的態度。

不過,在前一次表態之後不到一個月時間裡,普京的態度逆轉。2013年6月21日,他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時宣佈將大赦經濟犯罪。

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是俄羅斯最重要的年度經濟事件之一,有著「俄羅斯達沃斯」之稱,聚集了來自幾十個國家的數千名代表。2013年第17屆論壇的主題為「尋求建立新的全球經濟體系」。

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們對普京的宣佈報以掌聲,媒體普遍解讀為普京正在力圖改善俄羅斯投資環境。

「此後法律已經做了大幅修正,如果以今天的法律來衡量,許多商人本來就不應該進監獄。」這一次,總統表現出更急切的心情,普京在演講中呼籲國家杜馬在夏季假期到來之前通過該特赦。

半個月後,7月2日,國家杜馬以298票贊同、1票棄權、無票反對的表決結果,一天三讀通過了普京總統提出的經濟特赦令。

寡頭沒有心情投資

「普京這次總統任期所遇到的困難是空前的,在外部投資難以增長的情況下,必須通過大赦來增加國家經濟的內部活力。」

「普京現在面對經濟、政治上的重大選擇。如果不大赦由於1991年經濟自由化引起的寡頭和民眾的敵對情緒,那麼寡頭也沒有心情在俄羅斯進行深入投資。」俄羅斯國立高等經濟研究大學卡港諾夫教授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是俄羅斯世界和平基金會董事,也是前國安會秘書長伊萬諾夫的好友。

無論是經濟的穩定還是增長,都缺乏刺激,這是俄羅斯目前面對的現實。而在普京第二次就任總統以來,俄羅斯已經出現了一股有錢人的移民潮。

「普京這次總統任期所遇到的困難是空前的。」俄羅斯外交部亞洲司前司長、現為世界和平基金會副主席、負責普京在非政府活動方面的全面協調工作的托拉拉雅說。在他看來,國際非政府組織認為俄羅斯的人權狀況在退步,外部投資必將受到影響,必須通過大赦來增加國家經濟的內部活力。

俄羅斯商業環境不容樂觀,越來越多的政界人士都很清楚這一點。在2013年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俄羅斯經濟發展部長別洛烏索夫說,2013年1至5月俄經濟增速僅為1.8%,他認為投資下降是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俄羅斯總統助理納比烏林娜也在論壇上表示,俄羅斯經濟增速若想保持5%以上就必須大力改善國內投資環境。

此時,極度依賴能源產業的俄羅斯正面臨著轉型的壓力。

現今的俄羅斯首富阿利舍爾·奧斯曼諾夫(他不僅投資於俄羅斯傳統的能源產業,還是美國著名社交網站Facebook最大的海外股東),在接受莫斯科獨立電視台採訪中就提出,俄羅斯寡頭需要進行一次投資創新,但前提是國家必須在對寡頭和獨立企業經營人的管理上進一步放鬆。在他看來,俄羅斯需要在創新產業上進一步鬆綁,這樣才能夠在外資投入沒有增長的前提下,保持內部的活力。

特赦的「減法」

欺詐、挪用和造成財產損失,是過去俄羅斯經常用來對付商人們的「大棒」。但在此次特赦中,這些罪名大多不包括在內。

不過,普京在演講中同時宣佈,特赦將只適用於那些第一次犯罪的人。這意味著,他已經就特赦範圍做了一次減法。

最後執行的特赦,在國家杜馬又做了一次減法——根據俄羅斯總統企業家權益委員會提供的數據,目前一共有110924人因為經濟犯罪而被判刑,他們最初的建議是,特赦涵蓋53種經濟罪名,基本覆蓋到這11萬人。但最後通過的特赦方案,只適用於刑法規定的27種犯罪行為,罪名幾乎收窄了一半。

在俄羅斯有關經濟犯罪的罪名中,最有爭議性的是刑法第159條所規定的罪名(欺詐)、第160條(挪用)和第165條(以欺騙或者不守信用造成財產損失)。這三條均包含在俄羅斯總統企業家權益委員會的赦免提案中,但只有159條中的部分情況進入了最後的赦免方案,其餘兩個罪名均不在特赦之列。

欺詐、挪用和造成財產損失,是過去俄羅斯經常用來對付商人們的大棒。甚至連反對派領導人阿列克謝·納瓦爾尼也是因此挨打——他被指遊說一家木材公司簽署不利協議,導致該公司損失約人民幣30萬元,並被控盜竊該公司價值約人民幣319萬元的資產。2013年7月14日,納瓦爾尼被判處5年監禁,隨後又暫時獲釋,但是與這次經濟特赦無關。

俄羅斯經濟界最著名的挨打者,則是前俄羅斯首富、石油公司尤科斯總裁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他能否得到特赦,成為俄羅斯社會眼下的關注焦點所在。

經濟特赦實施前一週,霍多爾科夫斯基在獄中迎來了50歲生日。十年前,霍多爾科夫斯基和合作夥伴被捕,之後被指控詐騙和逃稅,判刑8年。他們兩人本應在2011年出獄,但是在2010年12月再次被指控侵吞超過2億噸石油和洗錢,加判6年。很多人認為時任俄羅斯總理的普京及其支持者操縱了這些判決,從而使霍多爾科夫斯基這位政治上潛在的敵人喪失自由。

不過,2010年的第二次指控,使得霍多爾科夫斯基直接被排除在特赦範圍之外。因為他並不滿足普京公佈的特赦條件——只適用於第一次犯罪的人。

北京時間2013年8月6日下午14點,霍多爾科夫斯基針對他的第二次審判,向俄羅斯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但當天就被駁回,只不過爭取到了減刑2個月。

在5月初提出特赦提議時,季托夫曾經希望影響到11萬人,但在7月末,他不得不改口說「數千人將重獲自由」。

比一次特赦更重要的

「如果他們不能這麼做,任何特赦商人的做法都是沒有意義的。」

特赦只是一次性的動作,但是真正積極的影響,是司法實踐能否有相應的變化,因為這決定了人們獲釋之後是否會繼續他們的商業活動、創造新的工作崗位——企業家是否會擴大他們的生意。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公司和市場分析研究所主任Andrei Yakovlev接受俄羅斯媒體採訪時如此表示。他說,2000年前後,很多人因為捏造的指控被監禁,接著有人搶奪他們背後的財產。

不過,俄羅斯經濟特赦正式實施一週後,在一場匪夷所思的死後審判中,已故律師謝爾蓋·馬格尼茨基被判有罪,這給經濟特赦蒙上了陰影。

2008年,在俄羅斯警方涉嫌參與2.3億美元稅務欺詐的庭審中,作為代理律師的馬格尼茨基指證警方實質上沒收了他客戶的公司,並利用這些公司開展騙稅活動。此次指證後不久,馬格尼茨基被指控逃稅,未經審理就被監禁了11個多月,直到因併發症於2009年末死於獄中,年僅37歲。

此事曾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2012年1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馬格尼茨基法案》,拒絕對那些被控違反人權的俄羅斯人發放簽證,並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眼下,對馬格尼茨基的這場判決再度引起了質疑。

全球化問題研究所主任米哈伊爾·傑利亞金就公開對特赦的效力表示懷疑。在他看來,一方面,應該要更加依法辦事,確保將來人們是因為事實上的犯罪被法院傳訊;另一方面,政府官員要停止對經濟事務的干預,同時不再濫用稅收系統來恐嚇商人。「如果他們不能這麼做,任何特赦商人的做法都是沒有意義的。」

觀點

俄羅斯所進行的經濟大赦由《俄羅斯報》公佈,根據俄羅斯法律,《俄羅斯報》上所公佈的文件或者法律條文具有法律效力,民眾和律師可以據此進行法律訴訟。

此次俄羅斯經濟大赦主要是內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部因素是:俄羅斯民眾對於寡頭的憎恨感在逐漸減弱,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尤其是葉利欽所主導的休克療法後,民眾手中的盧布一直貶值,俄羅斯將幾乎所有的國有資產都賣給了後來的寡頭。民眾則承受失業和財富縮水的雙重打擊,寡頭成為經濟改革的直接受益人。1996年葉利欽選舉時所依賴的寡頭變得更為張狂,甚至在獨立電視台還有專門節目來報導其政治聚會的基輔飯店,基輔飯店距離聯邦政府、外交部的距離僅兩三百米遠,節目傳播這些寡頭對於政治、經濟的評論,節目中寡頭們頻頻舉杯,並且旁邊不乏美女陪伴,這使得社會觀感非常不好。2000年普京根據稅法對於相關寡頭進行整肅,是有社會基礎的。

在外部環境中,俄羅斯和美國、歐盟國家的關係整體改善,政府不用擔心寡頭把大量的資本輸出到國外,而導致國內的經濟問題。

——俄羅斯外交部下屬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院院長瓦斯科林斯基教授

俄羅斯幾乎每十年就需要在政治、經濟上作出重大改革,現在普京所主導的經濟大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政策,這有利於經濟保持創新活力,為普京所代表的黨、政、軍、安全系統順利執政提供保障。

普京這次第三次連任所遇到的困難也是空前的,國際非政府組織認為俄羅斯的人權狀況處於退步中。如果不進行大赦,那麼在外部投資沒有增長的前提下,如何增加國家經濟的內部活力就會成為問題,那麼,俄羅斯在外交、安全上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就會轉瞬間消失。

——世界和平基金會副主席、俄羅斯外交部亞洲司前司長托拉拉雅

俄羅斯經濟在2000年後步入快速增長階段,但還非常單一,主要依靠能源經濟,那麼經濟如果要轉型的話,就需要寡頭所主導的金融、能源產業進行轉型,投入到創新科技和傳統產業的改造上,這樣就需要就寡頭、獨立經營者原來在1991年繼承國有企業時的非法程序進行大赦。

——俄羅斯新聞社駐香港特派記者馬克·扎瓦達斯基

自沙皇俄羅斯、蘇聯、俄羅斯聯邦以來,始終存在三股勢力,民眾、貴族和沙皇,1825年發動反對農奴制度和沙皇專制制度武裝起義的十二月革命黨人基本上都是貴族;蘇聯時期貴族變為知識分子和幹部,斯大林為了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進口來自美國的設備,對於幹部進行了肅反;俄羅斯聯邦時期寡頭、獨立經濟人、媒體人等成為社會中堅力量。解放社會中堅力量的束縛不僅是普京的首選,也是統治階層各派利益的首選。釋放霍多爾科夫斯基是早晚的事情,問題現在解決比晚解決要好。

——俄羅斯國立高等經濟研究大學卡港諾夫教授

(吳非、黃金萍採訪整理)

俄羅斯 首次 經濟 特赦 轉軌 企業家 企業 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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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家說】制度轉軌需要歷史耐心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219

作為制度經濟學一個分支的“轉軌經濟學”,興起於20世紀80-90年代,當時,原來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紛紛開始了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

轉軌經濟學與“制度變遷”(古典制度經濟學當中描述從一種制度向另一種制度轉變過程的概念)的差別在於,歷史上的制度變遷發生時,人們不知道自己究竟會向、要向什麽樣的目標模式轉變。而“轉軌經濟學”描述的是從一種已經存在的制度向另一種已知的、已經存在的制度進行轉變的過程。

這其實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理解鄧小平的一句名言“摸著石頭過河”——要過河,要去彼岸,這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僅在於如何過河,所以要摸著石頭加以探索。彼岸的很多細節我們可能也還不是很清楚,但是大致上,當時出國訪問過的領導人們知道我們要搞一個什麽樣的制度。“市場”這個概念很早就作為一個目標模式提出來,是能說明很多問題的。

這也說明,我們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歷史上很特殊的制度變革。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一大批國家開始了體制轉軌的過程,用簡單的歸類法,可以說存在兩種不同的轉軌方式,一種是以俄羅斯為代表的“大爆炸”式的激進改革,另一種是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那麽,兩種方式有沒有一個孰優孰劣的問題?

在我看來,中國與俄羅斯的差別,首先在於舊體制的覆蓋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前蘇聯幾乎90%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自國有計劃部門,幾乎所有的勞動力都加入了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而1978年的中國,國有部門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不到60%,享受統一社會保障的只有占勞動力總數18%左右的國有企業職工。在俄羅斯,如果不改革國有部門,把勞動力和生產力釋放出來,非國有經濟就不可能發展。在中國,由於大多數勞動力都在非國有的農業部門,只要實行了農業改革,允許鄉鎮工業和服務業在市場上發展,就可以在先不進行國有部門改革的情況下,就開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通過“雙軌制”的方式,使新體制成長起來,逐步為改革舊體制創造條件。

其次,中國與俄羅斯在經濟發展階段上有著很大的差別。前蘇聯基本實現了工業化,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國民受教育水平較高。而1978年的中國仍屬於一個相當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制度改革必須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步展開。俄羅斯盡管開始階段會有較大的陣痛,卻相對容易引入發達國家的一些制度要素,可以較快地實現轉軌。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與俄羅斯的差別在於發展階段的差別。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歷史背景的差異。俄羅斯本來就是一個歐洲國家,宗教、文化、政治、法律,與西歐和北美有著諸多的共性,可以較大限度地發揮“後發優勢”或實現“知識外溢”,比較容易以一種簡單的方式移植西方的制度。而中國在過去兩千多年的歷史上與西方有著太多根本性的差異,從政治制度到宗教文化,走過了極不相同的歷史路徑。在一定意義上,中國的體制改革,不是簡單的轉軌,而是一個大方向基本明確前提下的“適應性體制創新”。幾百年後,各國的制度可能趨同(西方國家也一定要不斷改革和調整),但是各國走過的路徑,卻可能因歷史背景的差異而各不相同。

總之,確實存在一些可以稱為“中國特色”的東西,確實存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轉軌。差別主要在於各國的起始條件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歷史背景不同,而不在於孰優孰劣。

就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而言,中國與俄羅斯的差別在於:俄羅斯是一個經濟已經較為發達的國家實行制度改革,而中國既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體制轉軌國家。正因如此,我們要充分估計中國“雙重使命”的複雜性,充分認識到中國改革與發展的長期性。沒有發展,我們的制度就不可能完善,而沒有制度變革,我們的發展就會因效率低下而困難重重。

中國一個重要的後發劣勢在於,人們往往會用發達國家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來直接對比我們當前的制度缺陷,並不認真思考發展階段的差異和歷史背景的差異。許多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發達國家在歷史上與我們類似的發展階段中同樣存在過,但是當下的人們不會進行這種歷史的比較,而是每每做著當下“橫斷面”的直接比較,由此提出各種超越歷史的訴求,各種“大躍進”或“體制趕超”的主張就會層出不窮。作為經濟學者,我們的一個重要責任,就在於提醒人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直面一個落後國家可能面對的發展與改革的特殊問題和特殊困難,積極推動改革,同時堅持以一種平和的心態走過我們必須走過的歷史階段。

(本文為《制度改變中國》(樊綱著)序文節選。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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