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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引資鞏固財政市場料批股蒙牛預警蝕9億

2008-12-24  AppleDaily


【本 報訊】飽受毒奶事件困擾的蒙牛乳業(2319)昨日終於發出盈警,預期08年全年業績虧損約9億元(人民幣.下同)。蒙牛又披露,為鞏固集團財務狀況,正 開拓多項機遇,包括與多名獨立第三方進行初步接觸,但未有透露具體內容。有市場人士估計,蒙牛考慮配發新股籌集資金。記者:余志浩

蒙牛表示,以今年首11個月的未經審核賬目及目前所掌握的其他相關資料,初步估計截至12月底止全年業績會蝕約9億元,主因是發生三聚氰胺事件,導致旗下產品銷量下跌及需要撇銷若干存貨,另在處理原奶和促銷產品宣傳活動亦產生了額外成本。

業績受毒奶事件打擊

蒙 牛今年上半年純利約5.83億元,手持現金22.7億元;換言之,集團下半年虧損接近15億元,相等於將07年所賺的9.36億元,以及今年上半年純利統 統拿出來「倒貼」。同樣捲入毒奶風波的伊利及光明乳業,前者於第3季度(7至9月)蝕2.2億元,後者則蝕2.7億元。蒙牛董事會認為,集團目前運作正 常,並有足夠財務資源應付現時所需。

柳傳志願助籌資金

不過,集團補充,作為持續財務管理的一部份,一直積極開拓多項機遇,務 求鞏固該集團的財務狀況,其中包括與多名獨立第三方進行初步接觸,惟該等財務機遇現仍在考慮階段,集團至今尚未就此達至任何協議。蒙牛透過公關發言人重複 公告內容,未有回應意指何種「財務機遇」。內地傳媒上月曾報道,聯想集團(992)前主席柳傳志等內地企業巨頭願意伸出援手,協助籌集資金。另有分析員認 為,蒙牛有機會趁機併購牧場,確保有可靠穩定的奶源,以「省靚」品牌。內地毒奶風波於9月中旬全面引爆,蒙牛一度停牌,復牌後即遭洗倉,股價由停牌前的 20港元,單日暴瀉六成至7.95港元,過去3個月最低曾見6.03港元;蒙牛昨跌2.6%,收報9.68港元,至今股價仍然「唔見一半」。

分析員:或趁機併購牧場

蒙 牛副總裁姚海濤上月底在內蒙古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目前旗下產品銷量已回復事前的70%至80%,預期最快可於今年底完全回復以往銷量。大摩早前發表研究 報告,估計今年蒙牛虧損8.8億元,主因回收成本料逾20億元,但由於其內地銷量恢復速度較預期快,預期明年可轉虧為盈,賺8.33億元。

蒙牛毒奶事件簿

9 月12日內地媒體廣泛報道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9月16日中國官方公佈108個國內奶粉檢測樣本結果,蒙牛奶粉三個樣本含三聚氰胺9月17日蒙牛申請停 牌,停牌前報20元9月18日國家質檢總局發現蒙牛121個樣本中有11個含有三聚氰胺9月22日有投資銀行發表報告,指管理層承認早在8月份已察覺奶品 有異樣9月23日蒙牛復牌,股價暴瀉六成至7.95元,市值單日蒸發188億元10月1日蒙牛發聲明,澄清無隱瞞毒奶12月23日蒙牛發盈警,預期全年蝕 9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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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对两石油巨头等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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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210/03225834814.shtml

正在拟订的规划草案,提出了对中石油(11.87,0.55,4.86%)、中石化2008年度炼油亏损给予财政性补贴的问题

王康鹏

饱受2008年油价“过山车”之苦的国内油企,有望获得政策解困。

《第一财经日报》获悉,国家发改委等正在加紧制定石化产业振兴规划(下称“规划”),缓解国内炼油、化工企业的巨额亏损被列为重点内容之一,其中包括拟议将石油特别收益金(俗称“石油暴利税”)起征收点提高至60美元/桶。而现在的起征点是每桶40美元。

“石化行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主线,炼油、乙烯等重点化工项目,支农化学品如化肥、农药等,以及高端化工新材料产品等,将是规划重点扶持的对象。”昨天,一位参与规划制定工作的专家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

2008年,中石油、中石化等炼油、化工巨头损失惨重,中报显示两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分别下滑了36.3%和73.4%。炼化业务的亏损是净利润下降主因,去年上半年,中石化炼油业务亏损738.79亿元,中石油炼油与销售板块亏损590.2亿元。

前述专家表示,正在拟订的规划草案,提出了对中石油、中石化两大油企2008年度的炼油亏损给予财政性补贴的问题。

“亏损补贴是临时性的,炼油、化工企业最后能否获得、获得多少补贴,还跟今年石化行业的市场形势相关。”该专家同时表示,规划并没有对给予国内 炼油企业多少补贴作出明确说明,规划细则需要在国家发改委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国务院审议,最终定稿会否作出改动,目前还不确定。

提高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是规划草案中为油企解困的另一良方。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某参与了规划制定工作的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在规划讨论草稿中,拟定将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由每桶40美元提高到60美元。

2008年中报显示,中石化去年上半年缴纳石油暴利税165.44亿元,同比多缴了133亿元。前述专家表示,随着整个石油勘探开发成本的上 升,中石化的原油开采盈亏平衡点已经逼近45美元/桶。从行业发展的角度讲,石化业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大起色,中石化目前已经非常困难,再要收取高额的特别 收益金只会加重企业负担,因此在规划草案中提出了60美元/桶这一相对比较合理的“门槛”。

按照财政部在2006年颁布的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办法,当国际油价在40~60美元/桶,特别收益金税率在20%到35%;当国际油价高于60美元/桶时,统一按照40%的税率征收。

上述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专家表示,石油暴利税“门槛”最终能否提高,需要看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而在四季度国家财政收入出现了大幅下降,若规划确定了这项内容,还需要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协调来执行。

此外,规划讨论草案中还有更多缓解国内油企困境的内容,包括将成品油消费税征收方式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增加化工产品出口退税的品种和税点,增加成品油等的收储力度,优先收储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骨干企业的产品以疏导库存等。

“石化产业振兴规划涉及的点非常多,估计会比大家普遍预期的出台时间要拖后。”参与规划制定的一位权威人士向记者透露,规划草案在春节前经过了反复讨论,修改次数有几十遍之多,有关专家刚刚在上周六最后过了一遍规划草案。

该专家预计,两会前后规划有望提交国务院审议,最迟在上半年,所有的产业振兴规划都会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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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去年四季度亏损100亿 今年没有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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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90211/03325840016.shtml


中国石化(8.78,-0.11,-1.24%)(600028.SH)上月公布其2008年全年净利润大跌50%之后,一份最新的投资银行报告称,该公司去年第四季度亏损将高达100亿元人民币。

昨天,中国石化相关人士对此数据未给予回应,表示要等到全年财报公布时才能透露业绩情况。

里昂证券最近发布的报告称,中国石化去年第四季度的息税前亏损或将高达100亿元,因此该投行调低了中国石化2008全年的净利润至200亿元左右。此前,该投行预测的净利润是270亿元。

中国石化去年四季度业绩降低的主要原因是,炼油和化工业务板块的不尽如人意。

如在炼油方面,公司拿到的原油到岸价相比WTI等国际指标性的挂牌价要高出20~30美元/桶。

另外,化工板块也明显受挫,乙烯产量环比和同比都有下跌。本报记者此前从中石化集团相关人士处了解到,化工板块去年全年的亏损额大约是30亿元,但中投证券预测亏损约为40亿元。

就今年的业务情况而言,中石化上述人士称,就现在的油价形势而言,公司不会获得针对炼油业务的财政性补贴。

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已在本年度实施,这次改革的核心之一,就是保证炼油不亏损,并获得一定的利润。因此财政性补贴已经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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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亂搞 直擊 統一發票開獎扯爛

2010-7-29 TNM





每二個月對一次的統一發票是全民 運動,但本刊接獲爆料,指開獎過程非常草率、公平性有問題,本刊直擊開獎現場後發現,電視上播出的畫面不是現場直播,中獎號碼早就先開好了。而在開獎錄影 過程中,搖獎機器老舊,頻頻凸槌,有時一次掉下2個號碼球;有時搖半天,球卻下不來,還要工作人員動手去摳。開完獎後,老舊的搖獎機還讓民間工作人員帶 走。這樣的開獎過程,十分荒唐!

統一發票小檔案

實  施:1951年1月1日起

目  的:做為買賣憑證、防止逃漏稅、及控制稅源

種  類:三聯式發票、二聯式發票、收銀機發票、電子發票

給獎簡史:1951年同步提供對獎以利推行統一發票;1973年華視直播開獎;1982年開始使用搖獎機開獎;2006年改由中視播出。

獎  額:200元~200萬元

開獎單位:財政部租稅教育及宣傳推行小組

兌獎地點:郵局

每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三十分,中視會轉播統一發票開獎節目,主持人邊介紹其他藝人出場唱歌,一旁的搖獎小姐則邊用手搖出號碼球,將號碼球送給坐旁邊監獎的財政部官員確認後,再由主持人報出獎號,一切行禮如儀。

開獎當演戲 超離譜

平常大家都以為開獎是現場直播,但本刊最近接獲讀者爆料說:「節目根本不是直播,是預錄的,且因開獎機老舊破損,每次開獎都會出狀況。整個開獎過程,既不透明也不公平,財政部明明知道,卻不改進,把全民當傻子,非常離譜!」

本刊於七月二十五日直擊開獎現場後,發現確實問題重重。前半段開獎過程雖有錄影,但因狀況連連,根本無法播出;電視播出的畫面,則是在所有現場人員配合下「演的一齣戲」,非常荒唐。

本刊直擊開獎的荒謬過程,至少有「號碼球大小不一」「一次掉二粒號碼球」「號碼球掉不出來,用手戳開洞口」「透明膠帶封口假搖獎」「搖獎機擺錯順序重搖」「早餐車兼送搖獎機」等離譜情形。

瞭解內情人士說:「會發生這些離譜的事,都是因為開獎機器老舊,已經用了十幾年,把這些機器換新,總花費不用幾萬元,但財政部就是不願換,讓離譜的事一再發生。之後如果發生作假弊端,財政部長李述德難辭其咎!」

統一發票是目前唯一由政府主辦的開獎活動,但辦的荒腔走板、草率可笑,且持續時間至少一年以上。因此這一年來開出的所有號碼都失去公信力,和造假沒兩樣。

手指戳洞口 出球號

本 刊直擊,二十五日上午七時許,位在台北南港的中視攝影棚,正進行統一發票第三七四期(今年五、六月)的開獎作業,四名穿著粉紅色和白色橫條紋制服的搖獎小 姐,依序將四台標示有甲(紅)、乙(黃)、丙(藍)、丁(綠)的搖獎機抬出,八名財政部的官員也已在搖獎機對面坐定,準備開獎。

統一發票搖 獎機呈六角形,由便宜的壓克力板製成,機身右方設有把手和號碼球進洞口,底部設有號碼球出洞口,開獎前必須由進洞口將號碼由○○到九九,共一百顆號碼球放 入搖獎機,再由操作人員握住把手,順時鐘旋轉,搖出四顆號碼球。依序組合四台搖獎機搖出的球號,最後得出八碼的得獎號碼。

上午八時先預錄開 獎過程,開出了特獎05920315和頭獎32280685等六組號碼,但六次搖獎共有四次機器發生故障,其中三次是搖獎機一次搖出二顆號碼球,只好將已 搖出的二顆號碼球再放回搖獎機,重新搖獎。另一次是搖獎機怎麼搖都搖不出號碼球,現場工作人員看情形不對,竟然讓搖獎小姐「把手指插入號碼球出口,用手確 認洞口是否暢通,直到搖出號碼球為止。」

粗糙可作弊 不設防

每個搖出的號碼球,都攸關上百萬元獎金,草率地任由工作人員用手 撐開洞口、讓球滾出,只要有人想作弊,根本不難。開獎粗糙程度已讓人咋舌;更離譜的是,由於號碼球體積小、彈力好,一次掉下二顆球時,有的球還從桌上跳到 地下去,所有工作人員跑出來蹲在地上找號碼球,看來非常可惡又荒謬。

開獎原本只要搖六次就能結束,因狀況太多,每次大約得多耗二十分鐘才能開出所有獎項。開完的號碼球,會放在搖獎機下面,之後才開始「正式錄影」。

正式錄影時,有三名歌星串場演出,歌星唱歌時,搖獎小姐就假裝搖號碼球;一名小姐則拿著盤子,把原本就放在搖獎機下的球拿進盤子,再拿給現場監獎官員查驗。因為機器十分老舊,為了怕正式錄影出包、另一顆球掉出來,此時搖獎機的出洞口會用透明膠帶封住。

獎箱排序錯 重開獎

除 了這次的離譜情形外,本刊之前也直擊發現,開獎作業烏龍百出。搖獎機每個顏色都不同,藉此區分開出的號碼順序,但這一次要真正搖獎時,工作人員竟把搖獎機 左右順序擺錯,直到第一組號碼都已開出,財政部官員才驚覺,要求將搖獎機重新依正確順序擺放,因此原本已經開出的第一組號碼不算,重新再搖一次。

本 刊調查,荒唐的開獎過程不只如此,有的搖獎機,號碼球進球洞口的壓克力卡榫已經斷裂,曾開獎到一半時卡榫突然脫落。卡榫脫落,開獎時號碼球可能會從旁邊掉 出來。瞭解內情人士說:「之前有一顆綠色號碼球,曾在搖獎時掉出來,怎麼找都找不到,最後只好重新製作一顆相近的號碼球補上…。」

本刊發現,新補上的綠球不僅體積比其他號碼球小,顏色也較鮮豔。只要有心人想作弊,要故意搖出這顆號碼球,並不難。

骨董搖獎機 撐場面

開 獎過程一再出包,連主持人也看不下去。曾有搖獎機連搖四分鐘搖不出號碼球,主持人忍不住挖苦說:「它們(號碼球)跑那麼多年也會累的,所以現在有點倦勤。 還好這不是live,這要是現場節目的話,應該會搖到瘋掉。」還說:「這些搖獎機都是古蹟、古物,以後要進博物館的,所以要對它們溫柔一點。」

了 解內情人士說:「這種骨董搖獎機幾乎每次開獎都會故障,時間至少長達一年以上,工作人員和主持人都曾多次向現場的財政部官員反應,但官員都視若無睹、置之 不理。有一次,一名現場財政部官員,還大言不慚地說:『搖獎機已經用了十幾年了,算是骨董級的,要好好保存,小心使用。』」

更離譜的是,原 本不應由外人接觸到的搖獎機和號碼球,竟不是由財政部官員保管,而是由製作單位保管,每次開獎前才由製作單位送來設備。本刊調查,五月二十五日搖獎機和號 碼球,竟由負責送早餐的送貨人員,跟著早餐一起送來,開獎完也是由載送早餐的工作人員載走。若有心人要動手腳,非常容易。

容易動手腳 失公信

事實上,相較於統一發票這種還停留在「愛國獎券」時代的古老開獎方式,同樣是「政府作莊、委託民間辦理」的樂透彩,搖獎方式就進步多了。

樂透彩開獎是現場直播,在非凡新聞台和中華電信網站都能看到直播;統一發票開獎卻是錄影轉播,且只在中視轉播。

樂 透彩的開獎機器是新型的電動搖獎機,按下一個按鈕,機器就開始轉動、號碼球開始飄動,分次吸出號碼,一次能開出數組號碼,操作相當簡單;現場除了主持人、 台灣彩券主管、律師、會計師和錄影工作人員是固定班底外,每次開獎時還開放五名觀眾在現場當見證人,為的就是取得公信力;而統一發票開獎不只使用的是老機 器,參加的人員,也幾乎都是原班人馬。

對於統一發票開獎節目不是現場直播,而是剪接預錄且凸槌不斷,一名努力收集發票對獎的李先生得知後, 非常氣憤地說:「我只有一個字形容自己的心情,就是『幹』!連政府提供的獎項開獎過程都不公正,如何取信於民?誰知道預錄時有沒有被動手腳?會不會常中獎 的都是財政部官員的親朋好友呀!」

另名按時對發票的周先生則質疑說:「難怪近年開出的發票號碼常常都是二二、三三、四四這種疊號,我一直懷疑開獎是不是有作假?因為如果沒有現場直播,就很有可能作假,真的很糟糕!」

美意增稅收 打折扣

統 一發票成立於一九五一年。主要是要讓商店照實申報營業收入,增加政府稅收,為鼓勵民眾向商家索取發票,而實施可以對獎號、領獎金的獎勵。早期,是以「愛國 獎券」的特獎獎號為依據,最大獎為五萬元。之後改成每二個月才開獎一次,最高的特獎有二百萬元獎金。但因全台每二個月開出的發票高達十五億張,中獎機率非 常小,因此即使只是中最少的二百元獎金,也能讓人快樂很久。

統一發票每個開獎號碼,就攸關數百萬民眾的權益,過程稍出差錯,不僅政府公信力 會完全喪失,甚至會引發糾紛。這麼重要的事,財政部竟輕忽以對,使用老舊的破機器搖獎,搖出號碼時狀況百出,十分離譜。為避免更大的糾紛,財政部應盡快更 新搖獎機,甚至把開獎過程「真正直播」,如此才能取信於民!

統一發票  大樂透開獎

註:台彩保證大樂透頭獎每期至少1億元彩金,另包括威力彩、刮刮樂等遊戲總獎額逾450億元。

回應

財政部:開獎很嚴謹

針 對統一發票荒謬開獎一事,財政部印刷廠台北聯絡處的聯絡員黃先生說:「對於開獎沒有現場直播和機器老舊等問題,我們內部都有研議過,也有向上級單位反應 過,但卻沒有獲得回應。」而開獎過程烏龍百出的狀況,黃先生無奈地說:「這些狀況我們都知道、也想改變,但畢竟我們只是執行單位,沒有這個權限。」

本刊詢問財政部賦稅署承辦統一發票開獎業務的陳姓官員,他竟態度惡劣地說:「這是第一次有人對統一發票的開獎方式有所質疑,我覺得整個開獎過程很嚴謹、也具有公信力,沒什麼需要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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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是 “寅吃卯粮”,其制度弊端已越来越明显、突出,理应退隐历史舞台。出路在于组建“土地国资委”,分离政府经营土地职能;同时,放开“农地入市”
黄小虎

 

  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1.6万亿元,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48.8%。最近,有学者研究发现,如果计入土地出让金收入,2009年中国全口径政府收入实际已突破10万亿元,约占GDP的32%。

  10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长迅速。200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16.6%。到2009年,该比例已上升为48.8%。期间有几年,该比例甚至一度超过50%。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出让金等相关收入,是为“土地财政”。

  近年来,土地财政愈演愈烈,成因复杂,利弊互见,出路何在?

土地财政实质

  土地财政,从收入来源看,主要包含两大类:一是与土地有关的税收,如耕地占用税、房地产和建筑业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等。目前,地方政府重点征收的是房地产税和建筑税,有些地方这两项税收甚至占地方总税收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

  二是与土地有关的政府非税收入,如土地租金、土地出让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新菜地建设基金,等等。目前,地方政府主要看重的是土地出让金,出让金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比重已达百分之四五十,少数地方甚至超过预算内收入。

  以上两部分收入有内在的联系:政府出让土地,获得非税收收入——出让金,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企业得到土地搞开发,又可增加政府的税收——房地产税和建筑税。对地方政府来说,这似乎是个良性循环。

  在这个循环中,源头是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显然,要维持这个循环,就必须不断出让土地。而要不断出让土地,就要不断征收农民的集体土地。可见,土地财政是一种土地扩张与征占的机制。

  与此相关,现实中还有“土地金融”问题:政府用征收和储存的土地,向银行抵押融资,这种做法在各地很普遍。目前,政府土地抵押的融资额,已远远高于土地财政的收入,这也是一种促使城市土地扩张、征占农民集体土地的机制。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让方式获取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而对未经出让的土地,能否抵押,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按照《行政许可法》,凡法律没有明确许可的,政府都不能做。因此,严格说,政府的土地融资活动,大多都属于违法活动。

  从理论上看,土地出让金是若干年期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实际上是政府向企业一次性收取若干年的地租。而地租是对企业当年利润的扣除,属于社会一次分配范畴。对企业而言,一次集中交纳若干年地租,意味着预支未来利润,属于负债经营。

  现实生活中,很多企业是靠银行贷款支付土地出让金,负债的性质一目了然。即使是用自有资金来支付,本质上仍然是负债。企业如果经营得好,有稳定 的盈利,可以逐步清偿这笔负债;如果经营不好或者破产了,就不能清偿。如企业再生产因此中断,最终则会转化为银行的坏账,成为整个社会的问题。

  按有关制度规定,企业可以把剩余年期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出去,使负债得以清偿,甚至可以从中获利。但是,这不过是负债在企业之间的转移。土地使用权转移的结果是,负债的规模还可能被放大。

  就房地产业而言,情况有些特殊。开发商在出售住房的同时,把对土地使用权的负债也转移出去了,甚至还可能从中大赚一笔,但接手这笔负债的不是企 业,而是消费者。一般工薪阶层都要向银行贷款,才能支付房价,负债的性质也是一目了然。消费者要用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收入,才能偿还这笔负债。个人和家 庭的消费能力、生活水平也会因此改变。期间,如果因变故而无力偿债,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同样也会增加银行的坏账,成为全社会的问题。

  由此可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政府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每一笔收入,都有一笔企业或个人的负债与之相对应。就是说,政府以土地出让金搞建设,是以透支用地企业或个人的未来收益为前提的。

  由此不难做出如下判断:所谓土地财政,实质上是一种依靠透支社会的未来收益,谋取眼前的发展方式。形象地说,就是“寅吃卯粮”。

土地财政成因

  土地财政的形成,既有内因,也有外因。

  就内因而言,主要是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反思中国土地管理的制度安排,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有关部门既负责土地管理,又负责国有土地的经营,所 谓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经营是市场主体的活动,具体到国有土地的经营,就是要保值增值,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把这个作为政府的职责,客观上使 各级地方政府成了市场竞争的主体,这是土地财政形成的主要制度基础。近些年发生的许多土地问题,也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例如,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错位问题。中央和省级政府并不直接掌握任何土地,其主要职能是管理。而城市政府,不管是直辖市,还是省会城市,还是计 划单列市,以至地、县级市的政府,都是直接掌管土地的,其职能是既有管理,又有经营。有经营就有利益,当经营与管理发生矛盾时,由于经营利益涉及地方发 展,必然导致管理服从经营,而不是相反。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国家表现为政府调控企业和个人,而中国则更多是中央政府调控地 方政府。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又如,征地制度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问题。任何经营活动,都是以追求收益最大化为目的,政府如果从事经营活动,也不可能例外。政府经营土 地的收入,来源于农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级差收益。为了保证收益最大化,很自然地要压低征地费用,并且限制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可见,问题的主要根源,在 于政府成了市场主体,在于政府以管理手段实现经营目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单纯改革征地制度,一是恐怕很难改得彻底,二是即使是不彻底的改革措施,落实起来 也会阻力重重。

  总之,现行土地管理体制允许政府经营土地,是生成土地财政的主要内因。此外,虽然科学发展观提出多年了,但干部考核标准和选拔办法,仍未根本改变,这也是导致干部片面追求土地财政的重要内因。

  就形成土地财政的外因而言,主要是财税体制不合理,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

  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取得伟大成绩,问题是地方财政分配比例过小。后来,中央把城镇化作为重要的战略方针,各级城市的政府首当其冲,承受巨大压力,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发展资金不足。

  恰在这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偿使用土地制度历经10年,终于基本确立下来。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和换届,这是个分水岭。此次换届后,各级城市政府普遍从土地管理制度上,找到了解决财力不足问题的出路,土地财政逐渐形成。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讨论为什么要实行有偿使用土地制度时,就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不少人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角度,主张土地有偿使 用,他们侧重强调国家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但也有人认为,实行土地有偿使用,主要是为了发挥地租的调节作用,理顺经济关系。为此必须防止单纯财政观 点,因为片面追求政府地租收入最大化,可能会侵蚀企业的正常利润,反而不利于理顺经济关系。

  当时的讨论,并未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但是,从后来的实践看,实际上是财政观点占了主导地位,最终形成了土地财政。这是土地财政的外部制度条件。

土地财政利与弊

  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一种工具,可谓利弊互见。

  在中国,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形成,大体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这十几年,中国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其奥秘就在城市政府通过经营土地,积聚了大量建设 资金。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市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带动了周边农村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地农民进城务工。其正面效应不容否定。

  但是,问题也由此而生。

  第一,土地财政恶化了国民收入分配,抑制了民间投资。本世纪初,就有财政专家研究提出,当时中国政府的各种收入加起来,已占GDP的30%以 上,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过高,一方面导致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抑制了社会投资。虽然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 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但迄今并未根本改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土地收入大多集中用于城市,城乡差距和和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了。

  第二,政府投资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了产能过剩。政府掌握的大量资金投向哪里,对产业结构的变化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多年来,地方政府的土地 出让收入主要投向城市建设,刺激了建筑业、房地产业的大繁荣,带动了建材、民用电器、民用五金、民用化工等产业的发展,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这条产业链基本 处于低端,过度的发展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与中央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方针背道而驰。

  第三,更不能忽视的是资源、资金的严重浪费 。土地出让收入由本级政府“自收自支”,长期缺乏收支规范与监督机制。近些年来,各地搞了不少“楼、堂、馆、所”和“政绩工程”,攀比之风愈演愈烈,老百 姓深恶痛绝。在此过程中,少数党政干部财大气粗,挥金如土,为所欲为;同时“土地寻租”活动愈演愈烈,公款化为个人“灰色收入”的现象屡见不鲜,公众反应 强烈。

  第四,土地财政机制不改变,保护耕地、保护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只能流于空谈。同时,土地财政使地方政府的收入过分依赖房地产开发商。而在中国 现实中,由于集体土地不能开发房地产,现有的开发商其实处于天然垄断地位,这使其有可能大肆抬高房价,广大中低收入市民的住房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总的来看,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财政曾经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制度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突出,已经成为今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今后,应该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让土地财政逐步退隐历史舞台。

  中国主要是借鉴香港的土地批租制。但是,香港的土地管理与土地批租(即经营),分属不同的部门,并且把政府的土地收益纳入基金管理,杜绝了支出使用的随意性。而恰恰这一点,我们没有学。

  之所以如此,也是由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负责统管全国城乡地政,逐步推行有偿使用土地制度改革。然而,当时许多地方政府和一些中央政府部门,不愿实行有偿用地制度,改革进展缓慢。

  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管理部门顺理成章地承担起国有土地的经营职能,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历史不会有终点。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随之产生。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大约在20世纪末期,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全面建立起来,土地财政也逐步形成,政府经营土地的弊端才越来越显现出来。如果说,当年学香港只学了一半甚至不到一半,是个历史的欠账,那么,这个欠账总归要还,现在恐怕到了该还账的时候了。

出路何在

  其实,土地批租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并不是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例如,在土地资源稀缺的荷兰,不仅土地用途管制十分严格,而且规定任何土 地交易,政府都可以优先购买。同时,法律又规定,政府不得从土地获取任何收益。政府购买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房价,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

  就是说,荷兰政府的惟一职能,就是公共管理,不从事任何经营活动,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其他西方国家,也大体如此。国际经验表明,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政府管理部门不能同时又是市场经营主体。这应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借鉴的方向。

  借鉴不等于照搬。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性是土地实行公有制——中国《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因此,凡用于经营活动的国有城市土 地,国家作为所有者,应当收取地租(地价)。这不仅因为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地租作为土地的价格,还是重要的经济杠杆,国家 可以运用它来调节经济。

  在不同级差的土地上经营,企业的利润会有很大差异,把因土地级差产生的超额利润作为地租收取,有利于平均利润率规律发挥调节作用,有利于企业加强经营管理,开展平等竞争。

  因此,国家出租、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改革必须坚持,而且应当进一步扩大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同时,需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改革。

  第一,成立“土地国资委”,改革集土地管理与土地经营于一身的行政体制,分离政府经营土地的职能。可参照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成立类似国资委那 样的国有土地资产管理委员会,作为政府机构,专门负责组织、领导、经营国有土地方面的工作。同时,成立国有土地公司等经济组织,由其以经营国有土地参与市 场运作,或转让,或出租,或联营,或入股,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并向国家财政上缴土地收益。

  这些国有土地开发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应按照统一的市场规则,接受政府的调控和监管。作为国有公司,还要接受国有土地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和指导,必要时也要服从国家的要求,承担一定的参与宏观调控的责任。

  如此改革后,“土地国资委”,应重点考虑如何运用地租杠杆调节经济,抓好相关理论建设和政策研究与制定。而各级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只需专注于管理,不会再发生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错位问题。政府也不再是“运动员”,避免了与民争利,可以大大提高政府管理的公信力。

  第二,以基金式管理为最终目标,严格规范土地收益的使用支出,杜绝“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使地方财政有稳定的税源;还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共管理职能,弱化直接抓经济建设的职能,最终使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相适应。

  显然,这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过渡期。在此过程中,土地收益的分配使用,还必须考虑现行的利益格局。就是说,土地财政还不可能一下子取消。但是,土地收益的获取方式变了,分配使用的渠道变了。

  在新的方案下,国有土地公司经营土地,其实是代表国家向用地者收取地租。虽然是采取了市场化运作,但本质上是国家行为,因而有很强的政策性。国有土地公司的经营收益,应当全额上交国家财政。

  为了防止这些公司重蹈覆辙,片面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不宜以收益多少为主要考核指标。同时,土地经营也应多样化:一般工商企业用地,更适合采用年租制和入股方式;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开发商等,可以采用出让方式。

  第三,应该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城市中存在集体土地,目前在全国已是普遍现象。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把集体建设用地征为国有的阻力越大。未来不妨进一步解放思想,允许城市的经营性项目,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即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城市土地市场。

  在允许“农地入市”后,相关的地租(地价)收入,可用于保障已变为市民的农民的长远生计,还可发挥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同时也有助于从源头上抑制土地财政的片面增长,化解社会矛盾。至于由此可能产生的地产泡沫等,可运用税收手段加以控制。

  当然,以上改革建议,涉及许多重大理论、法律、政策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与讨论。

  黄小虎为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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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擺脫土地財政 陸磊

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3-05/100232690.html

中央地方財權與事權的平衡化,這是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第一環,也是解決土地財政、融資平台問題的根源
陸磊

  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的非對稱性和不平衡發展,是融資平台與土地財政問題的根源。

  以分稅制改革為分水嶺,在近15年間,中央財政收入佔比從40%上升到50%以上,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支出佔比60%持續攀升到80%。當然, 整體財政收支通過中央再分配得以平衡。但地方守土有責,在之前經濟滑坡期有保增長、保就業和保民生壓力;在當前的通脹背景下又負有管住米袋子和菜籃子的責 任;在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期還承擔著通過固定資產投資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職能;再以當前熱議的保障房為例,以大數4000萬套,在不考慮建材成本呈現逐 步上升趨勢、不考慮土地成本,僅以每平方米建築成本3000元計算,假設每套80平方米,則全部投入將接近10萬億元,這意味著投資總規模將超過2009 年財政投資計劃的2倍。

  在如此逐步提高的剛性支出背景下,地方政府具有持續「開源」的內在衝動——信貸和土地成為籌資的兩大模式。

  一是銀行中長期信貸需要的抵押品,主要體現為土地。二是地方財政的土地出讓金收入連年攀升,2010年已經達到2.7萬億元。當土地出讓金收入形成後,按照固定資產投資所需自有資金比例,地方又可以再度完成槓桿化,以此撬動銀行信貸。

  於是,我們觀察到一種土地與信貸循環往復的交易流,通過土地,財政和金融再度實現相互捆綁,成為地方政府的融資聖經,並把房地產徹底改造為一種金融資產,所謂「大金融板塊」。

  一旦出現土地財政,且地方財政支出剛性,則房地產價格泡沫化,決策當局等於騎上了老虎背,只能隨其狂奔而難以自拔。當前的「限購」令雖然一定可 以形成抑制房價的效果,但只要土地財政問題沒有得到本質解決,限購必然面臨某種尷尬:一方面,限購抑制了土地出讓金來源,將在根本上造成地方財政收支失 衡,所有債務負擔最終仍將體現為中央的包袱;另一方面,假如在地方財政收支壓力下放鬆或取消限購,房價反彈勢必發生;此外,還蘊含著某種極端情形——不排 除信貸違約時,土地和房產等抵押品會作為抵貸資產進入銀行,又因找不到合格競購對象,大量缺乏流動性的資產將堆積到銀行賬面上。

  因此,解決上述問題的核心還在於設計某種機制,促使地方擺脫土地財政。

  一是中央從地方剝離某些事權,民生主要歸地方,投資主要歸市場;由於整體經濟景氣週期和宏觀政策造成的波動及損失,應由中央給予抵補。只要財政支出增幅有所下降,對「開源」的壓力自然有所降低。

  二是推動市政債券發行。當前的問題體現在兩方面:不同地區發債籌資的難度是否不利於區域均衡發展?地方發債是否可能轉化為中央債務?顯然,從兩 害相權取其輕的角度出發,發債可以在額度上加以控制,且有利於專款專用;從最終成本負擔看,中央一旦控制了房價,就應該能夠意識到地方借債已經通過銀行體 系把債務轉嫁為中央銀行金融穩定成本;從發行價格看,中央應該替欠發達地區代發,但發達地區債券發行完全可以在銀行間市場上隨行就市。

  三是分稅制比例向地方傾斜。但需注意的是,整體宏觀稅負水平應呈現持續下降態勢。當然,由於中央轉移支付壓力大,同時亦面臨赤字風險,這一比例確定涉及存量改革,因而難度極大。

  四是變徵地為租地。既可為農戶獲得細水長流式的租金收益來源;又可打掉地價推動房價的循環,降低全社會對資產價格持續攀升的預期;再是可維持恆產者有恆心的穩定社會結構。

  本文有刪減,全文詳見財新網陸磊專欄

  作者為廣東金融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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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重分財政蛋糕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41343&time=2011-03-26&cl=115&page=all

廣東決定調整稅收分享比例,提高省級財政收入比重,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但要達致這一理想狀態,遠不止 於財力上收這一步

財新《新世紀》 記者 周瓊

 

  彷彿一輛「咣當」作響但仍在快速向前的大卡車,廣東經濟在繁榮中頻現隱憂。這個經濟總量連續22年居全國首位的省份,近年來展開了日益頻繁的自 我檢修,最新舉措是改革省以下財稅體制,提高省級財政收入比重。

  這項措施的要點是,廣東省對營業稅(不含各銀行總行、各保險總公司集中繳納的營業稅以及省級固定收入營業稅)、企業所得稅(不含屬於中央固定收 入和省級固定收入的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含利息所得稅)、土地增值稅等幾大主要稅種的地方收入部分,實行新的稅收分享辦法:以2010年為基數年, 對新增部分,省級與市縣分享比例由「四六分成」調整為「五五分成」。

“幸福广东”构想的目标是: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尽可能使居民享有同等权利,享受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周春/CFP

「幸福廣東」構想的目標是: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儘可能使居民享有同等 權利,享受水平大致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周春/CFP


  方案歷經兩年醞釀,自2011年1月1日起實施。這意味著省以下各級財政給省裡上繳的錢更多了。

  廣東省財政廳相關負責人稱,集中財力的目的在於協調區域發展,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廣東將此列為「幸福廣東」的核心內容之一。

  但是,「財權層層上收,事權層層下放,上邊掌控越來越多,下邊做事越來越難」,這是中國自1994年實施分稅制之後,各地對中央的抱怨。廣東此 番調整稅收分享比例,亦面臨同樣難題。

省內兩極分化

  廣東兩極分化嚴重,區域發展極不平衡,過去當地官員經常說,「全國最富的在廣東,最窮的也在廣東」。

  廣東省政協專題調研組2010年下半年的調研顯示,至2009年底,全省貧困村仍有3409個,主要集中在粵北和東西兩翼地區,相對貧困和未穩 定脫貧的貧困戶高達70多萬戶,共計316.5萬人。全省仍有225.6萬戶人家居住在泥磚茅草房,其中住茅草房的還有7萬多戶。

  清遠市陽山縣孟山村是廣東最窮的村莊之一。據媒體報導,全村378戶中,年人均純收入1500元以下的貧困戶佔127戶437人,另有低保五保 69戶171人,20多位40歲以上的男人打光棍。2009年該村集體經濟收入僅4800元,無法維持基本運轉,更遑論教育、醫療、農地灌溉等基本公共服 務設施的建設。

  這僅是廣東貧困地區的縮影之一。廣東省政協的專題調研報告稱,目前珠三角人均GDP相當於山區的4.04倍;全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由2000年的2.67︰1擴大到2009年的 3.12︰1。

  廣東省共有67個縣(市),土地面積和人口分別佔全省的84%和60%,但其生產總值僅佔全省16.9%,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為243.71億 元,僅為全省的7.4%;而浙江省2006年縣域GDP就已達到8281億元,佔全省的63.1%;縣域財政總收入達到651.13億元,佔全省的 44.3%。

  與這些數字相對應的,是這些貧困地區對公共服務的支付能力。調研發現,當珠三角地區居民在追求名醫、名校、名師或貴族學校時,貧困地區居民卻在 為留住一位普通的教師、醫生(兼做護士)而煞費苦心;由於自身無力投入,農村環境保護、文化娛樂、治安維護、社會救助等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基本公共服務內容 仍是奢望。

「幸福廣東」構想

  2009年底,廣東省政府印發了《廣東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綱要(2009-2020年)》(下稱《綱要》),從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公共 文化體育、公共交通、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就業保障和醫療保障八大方面,制定了廣東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與實施路徑。提出到2020年,將基本做 到「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綱要》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定義是: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儘可能使居民享有同樣的權利,享受水平大致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並提出,將堅 持「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原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重點向農村、欠發達地區和困難群體傾斜:

  ——教育方面,擬逐步建立城鄉統一制度、統一地區標準、統一預算撥付、統一監管的公共教育體系,實現義務教育均衡化、12年高中教育普及化、職 業技術教育體系化、高等教育大眾化,教育整體水平和綜合實力居全國前列,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公共衛生方面,希望能用十年時間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和醫療服務體系、比較規範的藥品供應保障體系和比較科學的醫療衛生機構管 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形成多元辦醫格局,「讓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

  ——公共文化方面,要讓城鄉群眾看電視、聽廣播、讀書看報、進行公共文化欣賞、參與大眾文化活動等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有效保障。

  ——公共交通方面,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惠及城鄉、全民共享的安全、便捷、經濟、可靠的多層次城鄉一體化公共交通服務體系,有效滿足居民出 行需求。

  ——生活保障方面,要讓城鄉全體居民、享有在全國處於較高水平的、具有相當高均等化程度的社會養老體系。

  ——住房保障方面,形成以廉租住房制度(將非戶籍人口亦納入其中)、經濟適用住房制度、政策性租賃住房制度和住房公積金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城鎮基 本住房保障制度體系,解決人均住房建築面積15平方米以下的城鎮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基本完成農村特困戶危房改造,農村整個家庭均喪失勞動能 力、無能力改造自住危房(含泥磚、茅草房)的老、孤、寡、殘人群得到妥善安置。

  自中共十七大報告明確了財政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向和任務以來,這是全國首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綱要。

  廣東省副省長劉昆在接受《南方日報》採訪時稱,廣東產業升級要求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勞動者素質,實現由人口大省向人力資源強省的轉變; 共享式發展迫切要求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立起完善的再分配機制,有效緩解城鄉和區域差距;內源型經濟發展也迫切要求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穩定廣東社 會成員對未來的預期,提高消費率。

  此外,他還指出,日益增長的社會公共需求與政府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矛盾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將會把經濟發展推向結構性失衡的邊緣,也會使社會發 展面臨斷裂的危險。因此,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客觀上要求財政支出重點轉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解決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且不均等的問題。

財力保障

  但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必須有穩定可靠的財力保障。

  廣東省財政廳廳長曾志權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經過測算,2009年至2020年,廣東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財政資金需24812億元, 年均新增投入至少需要292億元。

  但在現行財稅體制下,2010年廣東省級一般預算收入為863.25億元,佔全省一般預算收入的比重僅19.1%。在這種情況下,要推進基本公 共服務均等化,壓力極大。

  廣東省財政廳有關負責人表示,這種現狀迫使廣東通過調整省和市縣政府間財政收入分配格局,為最終實現全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財力保障。

  歷經兩年醞釀與「議價」,《廣東省調整完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實施方案》(粵府(2010)169號文,下稱《方案》)於年初出台。

  《方案》提出,在前述四大稅種的省級與市縣分享比例,由「四六」調整為「五五」之外,廣東還改變了過去按企業隸屬關係劃分企業所得稅的做法,除 南方電網公司、中國電信廣東公司、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廣東有限公司、廣東電網公司、廣東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和省粵電集團有限公司等企業所得稅以及中央返還 總分機構企業所得稅,繼續作為省級固定收入,其他企業所得稅的地方收入部分全部改成由省級與市縣按「五五」比例分享。過去的做法則是,除省級固定收入,隸 屬市縣的企業所得稅歸市縣財政。

  廣東省財政廳表示,為保障市縣既得財力和經濟發展積極性,廣東擬按照「存量不變、增量調整」的原則,將確定2010年為基數年,對此稅收基數上 新增的部分實行新方案,存量部分則維持老辦法不變。

  2010年廣東全省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將達到4515.72億元,同比增長23.7%。按此粗略測算,如果2011年廣東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增長 15%,則增量部分可達670億元以上,按「五五」分稅制,則廣東省級一般預算收入可增加300億元左右,其中省以下各級財政將向省級財政多繳20億元 -30億元。

  這些稅收將主要來自廣州、東莞、佛山、惠州、中山、珠海等幾大珠三角城市。過去這些城市對廣東財政收入的貢獻率為80%左右。深圳作為經濟特 區,不向省級財政分享稅收收入

  「我們算了一下,按照新的分稅辦法,2011年廣州市要多拿出10個億。」廣州市財政局長張傑明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去年來自廣州的財政 收入一共有3270億元,中央分走了2100億元左右,省裡分走了300多億元,自己留了870億元。另外廣州去年土地出讓金也有400多個億,而今年的 財政收入還會增長,所以這10個億對廣州不是太大問題。」

  張傑明表示,儘管大家都希望能留下更多錢,但他仍對稅收分享改革表示理解。

  「省裡有省裡的難處。」佛山市禪城區財政局副局長林劍偉也這樣說。

  不過,財新《新世紀》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欠發達地區則頗感憂慮——錢集中上去後,最後怎麼分配?財權與事權能否界定得更清 楚?

「蛋糕」怎麼分?

  「現在有一種傾向,錢都要往上集中,但上邊往往只調收入(分配比例),不調支出(指轉移支付方式)。」原江門市財政局局長、現江門市人力資源與 社會保障局局長俞雪花說。她希望這次省裡能夠兩者兼顧,「否則對欠發達地區來說,這個政策就是雪上加霜。」

  在1月24日召開的廣東省十一屆人大四次會議財經委員會預算審查座談會上,云浮、茂名、湛江、陽江等地人大代表均直言不諱,對新的稅收分享方案 提出異議:「粵西各縣市(區)財政可支配財力本來就非常有限,新辦法出台後,將更加削弱這些地區財政的可支配財力,加劇財政運轉的困難。」來自茂名的廣東 省人大代表吳勝真說,他希望省政府能真正加大對粵西財政困難縣市(區)的政策傾斜,增加對這些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

  「改革後,云浮的市級財政起碼減少了6000萬元。」云浮代表楊小清提出,財政體制改革及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並不是改變「四稅」分享比例這 麼簡單,「應該有更細緻的資金管理和使用辦法」。

  曾志權向代表解釋,此次省級集中的財力很大一部分,都將用於縣級以下政權的財力保障,計劃用三年的時間基本消化縣級基本財力保障缺口,並幫助縣 級基本財力保障水平達到6萬元/人的標準。「這是從發達地區拿錢支持困難地區。」曾志權讓欠發達地區代表不要擔心,「慢慢會看到,你們是受益者。」

  不過,省內多位財稅部門負責人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迄今為止,他們尚未看到任何關於這筆資金使用與管理方面的規定,相關配套措施也暫無出台 跡象。

  從財權和財力來看,基層政府沒有稅收立法權,沒有舉債權,也沒有獨立的主體稅種,其收入主要依靠共享稅。但按目前制度,共享稅的大頭均被中央及 省取走,如增值稅收入按中央75%、地方25%的比例分享,企業所得稅收入則按中央60%、地方40%的比例分享。地方分享部分則再由省與縣市共享。

  在廣東,從數據上看,中央和省級也在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上佔據很大比例。據清遠市財政局副局長邵軍提供的數字,2010年,該市義務教育 公用經費合計投入1.825億元,其中中央和省投入1.51億元,市級財政投入0.099億元,縣(市、區)財政投入0.216億元。

  但在1月26日結束的廣東省「兩會」上,有十多份建議和提案不約而同提出,「反對中央和省出台各項政策要求地方配套資金的做法」。

  來自湛江的人大代表陳亞汗表示,吳川縣每年為落實中央推行農村義務教育減免雜費政策、對種糧農民實行種糧直補政策和提高社會保障標準等,要配套 資金1.2億元,「吳川本級一般預算收入若按正常計算,每年增長12%,增收財力不到4000萬元,無法應對增人增支,更難應付政策性增支。致使地方財政 不堪重負,難以為繼。」

  財政部原部長劉仲藜曾提出,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首先要解決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政府之間公共服務的分工問題,理順事權。 「事權不清,責任也就不清晰。」

  而廣東稅收分享改革出發點,即是由省級政府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由省級財政為基本公共服務提供相應支出。但分享安排中,省級與市縣的事權分工未 有提及,既未見在原有分工上根據分稅新安排做相應的調整,亦未有就原來的界定進行進一步明確和細化。

  廣州市財政局局長張傑明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多數發達國家的公共服務支出均由中央財政負責,「比如在美國,教育由聯邦政府管,與教育有關的 稅收收入集中到聯邦政府,聯邦政府再在根據全國人口的分佈,確定學校的建設與教師隊伍,使之達到一個基本平均的水平。教育人員的工資也基本相同。」

  「幸福廣東」的構想在省級的層面上與此接近,但要達致理想,則遠不止於財力上收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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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前財政部次長楊子江 官不官、民不民 台灣獨有金融怪象

2011-4-4  TWM




台灣金融業因長期金融政策方向不明,正一點一滴喪失競爭力,本刊特邀具有產業實務及施政經驗的前財政部次長楊子江為金融業把脈,他建議公營行庫應走向「公有民營」,採行委託經營模式,才有競爭力。

口 述. 楊子江 整理.許瀞文過去由於銀行整併與金融民營化,產生一些社會疑慮,導致政府在金融政策上裹足不前。近年來,有關單位只能強調銀行的呆帳率逐年降低,體質已有 改善;但對金融改革,如何強化金融產業發展,與強化區域性競爭力的議題,始終莫衷一是。台灣金融業落後鄰近國家一大截,ROA(資產報酬率)、ROE(股 東權益報酬率)偏低,為什麼?癥結之一,政府沒有明確且一致的金融發展政策與方向。金管會、財政部、央行都和金融業有關,但談到金融產業的發展問題,就缺 乏整合的機制與主導的單位。

買國票金 政策反覆令人費解「公公併」政府只是在便宜行事例如,最近官股進場買國票金,政策反覆令人不解。官股介入民營金融機構的政策涵義是反民營化嗎?又例如,財 政部似乎也想要讓官股銀行互相合併,因為這樣可能產生的事端最少;但官股合併,從策略上看,只有規模變大的意義,彼此同質性過高,合併綜效並不大。

金 融改革的選項很多,較不具創意且便宜行事的,便是官股(銀行)併官股(銀行),因為表面看起來爭議最小且困難度最低,但實際作用不大,仍然受困於公營體 制,人事、組織、資金運用處處受限,競爭力與效率提升談何容易,一九九○年台灣開放新銀行,官股銀行市占率逐年下降即為明證。我們不能因為過去國內銀行合 併、官股銀行與民營銀行整併或有弊端,在金融改革的路上就逃避現實,挑一個完全不會出事而應付了事的作法。

整併需要有一加一大於二的互補效 果,你強的、補我弱的,或者能夠技術轉移、資源共享,企業要的是競爭力與經營績效,而規模經濟只是合併的其中一項考量,但絕對不是主要考量,尤其是當同質 性過高,未來的競爭更是走向區域或國際市場,一個規模大,但綁手綁腳的官股行庫做得到嗎?

前幾年,有些觀念似是而非,認為銀行還是公營的比 較好,尤其二○○八年金融海嘯後,認為官股行庫的績效比大多數民營銀行還好,因為許多優秀的民營銀行都受傷慘重。但這是全球性的系統風險,只要參與(國 際)市場就會受傷,只有較不主動參與市場的金融機構受傷輕微,但沒受傷不代表績效好或比較具備「經營能力」與「競爭力」。

而台灣金融市場要 如何改造、更有競爭力?以目前來看,官股行庫占銀行資源六成以上,這些金融資源一定要活化,才能帶動台灣整體金融業的優勢,特別是與其他外國及大陸的銀行 在外地競爭。我提出的建議是,部分沒有政策性任務的官股銀行,可採行「公有民營」(委託經營)的民營化策略。財政部就像一個大的private equity fund(私募股權基金,簡稱PE),只要扮演大股東的角色,委託專業經營團隊,雙方簽妥契約,財政部只要考量合理的員工權益並盯緊績效就好,其他政策性 任務可保留給台銀、輸出入銀行等政策性銀行。

舉例來說,世界級的PE卡萊爾,在台灣買了大眾銀行、自然美,但他們也不全懂金融、健康產業, 只要買了以後找專業團隊經營,本身掌控董事會,就沒有大問題了。安泰銀行大股東日本歐力士和丁予康(安泰銀總經理)所組的團隊;萬泰銀行大股東,二大全球 金融集團SAC與GE找盧正昕(萬泰銀董事長),都是類似例子,不但可行也是全球普遍採行的作法。

而PE最令人質疑的是短期投資與經營。財 政部採用委託經營就沒有「退場」的疑慮。PE運作方式在全世界歷史相當悠久,財政部如果把不具備政策任務的行庫交由他們經營,所有權還在政府手上,「委託 經營」在世界各地都有相同經驗及作法,台灣的醫療體系也有類似的成功案例可供參考。金融機構屬公用事業,當所有權及董事會仍在政府手上,可避免失控與損及 公眾利益。

「公有民營」掌握所有權 授權經營現在不做 要等到什麼時候?

○六年行政院召開「經濟永續發展」會議時,鑑於金融民營化引發諸多疑慮,我曾建議改採委託經營的「公有民營」,當時行政院也交由經建會研究,結論一涉及修法,大家就意興闌珊,懶得推動了。

不過現在執政黨在立法院占絕對多數,現在不做、不修法,要等到什麼時候才做呢?照目前的民意走向來看,未來立法院像現在絕對多數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失去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只求交差了事,太可惜了。

金 融改革每個方案都各有利弊,但我們必須選擇對國家產業發展利益最大、損害全民利益最小的方案。以台灣泛政治化情況,要活化官股行庫最好方式,就是公有民營 (委託經營)。我曾經在各個大小財經會議中請教過許多金融同業,少有提出更具可行性的建議。也有人會問,要推動國有企業民營化,為什麼不用全民釋股或者洽 特定人購買的方式?

我從一九八八年進中華開發工銀後,就開始擔任政府各部門的財務顧問,協助推動民營化,應該是台灣民營化經驗比較豐富的幾 位人士之一,釋股會發生很多問題,我都曾遇過。以前認為,只要過程公開透明,洽特定人或全民釋股都是可行的方案,但在累積了產、官、學的經驗後,現在想法 更成熟了。

「民有公營」最糟糕

華航、中鼎是錯誤示範

例如,如果採全民釋股,官股 低於五成,以台灣目前的定義,已經不是國營事業,但官股還是最大股東,掌有經營權,例如中鋼,官股大約只有二成,對董事會依然有主導地位,但卻不受︽國營 事業法︾管轄,變得不公、不官、不民,這是最糟糕的狀況,我稱之為「民有公營」,經營權還在政府手上,不管是哪個黨執政,都能插手。其他例如華航背後的航 發會,中鼎工程背後的中技社都是鮮明的例子,政府隨時可伸手進去不受約束,小股東又力有未逮;監察院也沒法管,︽國營事業法︾也不適用,法令完全鬆綁,這 是最壞的示範,但可隨心所欲,任何一個執政黨都喜歡這種方式。

台灣公營事業的定義是「官股五成以上」,適用︽國營事業管理法︾的規定,全世界只有台灣極少數國家才有;環顧其他國家,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無論公營、民營事業,一律適用︽公司法︾。因此這種官不官、民不民的情況,也是台灣獨有的怪象。

一九九○年初,司徒達賢(政大企管所系特聘教授、商研院董事長)、賴源和(政大法學院兼任教授、經濟部法規委員會委員)、于卓民(政大企管系、國貿系教授)與我,接受一個專案研究委託,建議政府及早規範「民有公營」弊端,但報告出來後,沒有一個單位當一回事。

但有人或許想,為何不乾脆讓官股降為零,其實這也會衍生許多問題。

因釋股可以用兩種方式,一是洽特定人,但金融機構規模都很大,特定人只有財團才承接得起,外界會有很多雜音,而且最後金融業勢必落在少數人手上;另一則是用公開招標的方式,但就算公開招標,外界意見還是很多。

像富邦買台北銀行,台新金買彰銀,其他未得標者也出面說明招標過程沒有疑慮,但官員到現在還常常被有關單位叫去說明。因此現階段看來,為化解社會對民營化的疑慮,又要提升經營績效,「委託經營」遠比「公併公」更有作為。

最 近,我常聽到許多金融業者抱怨金管會金檢太過嚴格,當年還在開發工銀任職時,覺得主管機關一天到晚找麻煩,但等我到了財政部主管金融業務,開始面對所有金 融機構而非單一個案時,才開始覺得金融監理十分複雜,大多數業者都守規矩,但常常犯規的往往形成慣性,更有些業者經常透過政治力量干擾金融監理。

政 治力量不應插手金融監理應落實分級管理 優勝劣退有許多財經學者、專家都說,金融應自由化,監理只要「負面表列」就好,我以前也認為這樣很對。當我還在財政部服務時,曾召集銀行、證券、保險主管 同事,請他們依負面表列精神修法放寬管制,也就是只列出禁止項目。研議甚久,過於寬鬆,市場可能失控;太過嚴謹,有失放寬管制的美意。

到最後我們討論出,金融市場應該要落實分級管理,負面表列比較適合模範生,但劣等生就必須加強監理,只有徹底落實分級管理,才能有合理的金融監督機制。

至 於要怎麼落實分級管理機制?我承認,難度非常高。因為會有不同意見,分幾級,分級的標準在哪裡?許多指標一旦量化,就很難讓所有人都認同。但當公務員不能 一遇到困難就退縮,終究解決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否則監理尺度不能跟著分級制度走,好的銀行業者當然就會受不了,但劣等生卻退無可退,依然故我,也常令主管 機關無計可施。

楊子江

出生:1954年

現職:滙揚創投總經理

滙宏顧問董事長

經歷:財政部政務次長兼台灣銀行董事長、中華開發工銀總經理、政大、交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兼任教授

學歷:政大企管博士

美國伊利諾大學MBA

「公有民營」

委託經營是最佳選擇!

類型1公有民營(委託經營)類型2公有公營(台銀)類型3民有公營(華銀、合庫、兆豐銀)類型4民有民營(台北富邦、國泰世華、中華票券、台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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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財政重壓

2011-6-27  新世紀週刊



□ 本刊見習記者 朱以師 記者 李慎 | 文地方融資平台最興盛的地方,也是近年土地收儲最多的地方,現在成為資金最吃緊的地方北京從2009年到現在的土地儲備貸款超過2500億元?

這是什麼概念?2010年北京市的財政收入才不過2353億元。

來 自《21世紀經濟報導》的一則報 道,將北京市架在了火爐上。報導援引接近北京市國土局人士消息稱,從2009 年至2011年5月,北京市土地儲備貸款總規模超過2500億元,從2011年開始,每月需還本付息100億元以上。該報導同時稱,今年1月-5月,北京 土地出讓總收入僅250.61億元,土地出讓收入難以支撐還債的險局出現。

北京市財政有這麼危險嗎?來自地產界和銀行的反應沒有這麼悲觀。 多位金融界人士質疑這一數字的可靠性,並表示銀行相信土地儲備貸款是銀行優質資產,總體上並不擔心北京市財政沒有還債能力。潘石屹亦以人大代表身份披露, 北京市2011年1月-5月的入庫土地收入為640億元。

但另一方面,北京市過去兩年間確實加大了土地收儲力度,加之今年以來賣地收入因調 控銳減,雖不至入不敷出,但還債壓力確實加碼。不愁賣不出去地的北京尚且緊張,一些近年來大搞拆遷和城市改造的二三線城市壓力更大。這些城市對土地財政的 依賴更大,在此輪地產調控衝擊之下,地比北京更難賣,也因此,資金鏈更為緊張。

一位從事土地規劃諮詢的業內專家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安徽、湖南、河北、天津和重慶等省市,是地方融資平台最興盛的地區,土地作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資產,被大量收儲,注入平台公司,目前它們恰恰就是資金最吃緊的地方。

北京土儲債務虛實

截 至本文發稿時,北京市國土局及北京市土地整理儲備中心仍拒絕就土地收儲貸款數字作出回應,但地產界、銀行界人士普遍認為,「北京市及各區土地儲備部門這兩 年的確借了不少土地儲備貸款,但應該沒有2500億元這麼大的規模。」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披露,2010年北京市完成土地儲備開發投資為1470億 元,2009年這一數字為1165億元。

2011年上半年的土地儲備開發投資的規模,目前尚無官方公開的數據。但北京市國土局公佈的 《2011年度土地儲備開發計劃》顯示,今年計劃安排土地儲備開發投資為1000億元。據此估算,結合2011年信貸規模收緊的大背景,假設2011年上 半年北京完成土地儲備開發投資500億元,那麼2009年至今北京市累計完成土地儲備開發投資規模為3135 億元。

按照央行的要求,土地儲備的貸款額度不得超過所購土地評估價值的70%,且土地的估價要減去需要上繳的財政收入。以土地儲備貸款佔總投資規 模的70%計算,2009年至今北京市土地儲備貸款規模累計約為2200億元。

實 際數字可能比2200億元低。原因之一是整體貸款比例達不到70%。據財新記者瞭解,土地儲備貸款均由各區分中心與相關銀行按照項目「一事一議」「一地一 處理」的方式獲得。銀行根據不同項目評估,最高按照評估值的70%提供貸款,最低只提供20%-30%的貸款,商業用地的貸款尤其低。

另外,銀行可以提供的貸款額度與實際獲得貸款金額,一般都會有一定差額。一位長期在北京從事土地一級開發的開發商告訴財新記者,由於很多項目實際需要支付的收儲資金少於銀行可提供的貸款規模,收儲機構沒有將貸款額度用足。

同時,土地被收儲後,如果成功出讓,其收儲環節的貸款在土地成交後將獲償還。「土地成交後,競得方除了與國土局簽訂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還要與土地收儲機構簽署土地拆遷和一級開發補償協議,這一部分就是土地收儲的所有成本,包括貸款及利息。」上述開發商表示。

農行總行房地產信貸部相關人士也證實,有些項目在獲得土地出讓金後,貸款就還掉了。

北京市2009年土地出讓收入約928 億元,2010年為1636.72億元。高策地產顧問機構總經理車輪認為,一些儲備項目出讓后土地出讓金回籠,貸款能形成滾動,不能以累計總規模來計算。

但是,2009年至今收儲的土地有多少已經轉讓,有多少貸款已經償還,北京市土地儲備中心拒絕提供信息。

建行總行一位內部人士判斷,綜合考慮上述因素,目前北京市土地儲備貸款不大可能達到2200億元的規模。據他透露,建行北京市分行2010年的土地儲備貸款規模是100多億元,其他幾大行的土地儲備貸款也相差不多。

銀行方面對北京市土地儲備貸款的風險依然樂觀。「這一塊資產是銀行比較優質的資產,有財政擔保,而且北京市財政總體還是比較好的,銀行不擔心。」上述建行人士表示。

高盛高華的一份分析報告認為,北京市土地儲備貸款總體上只是流動性問題而不是償付能力問題,由於土地儲備是土地供應的惟一來源,其利潤率比較高,如果貸款期限可以被延長,則銀行貸款不會遭遇大規模損失。

大規模收儲行動

這並不意味著北京市可以高枕無憂,不用擔心巨額土地儲備貸款的償付風險。在過去兩年,借「4萬億」和信貸松閘的東風,北京市獲得了大量土地儲備貸款,並進行了超大規模的土地收儲。

據《北京市2010年度土地儲備開發計劃》的規劃,北京市計劃在2011年度新增8000公頃土地儲備,同時完成開發8000公頃,年末結存1.4萬公頃土地儲備。

但實際上,到今年5月《2011年度土地儲備開發計劃》公佈時,全市土地儲備開發年初結轉達2.2萬公頃。也就是說,北京市的「土地儲備池」在2010年比原計劃淨增加了8000公頃土地。

一位熟悉北京土地市場的開發商分析,北京市加大收儲有自己的算盤,即「先期儘可能多收儲土地,以後的拆遷成本只會越來越高」。

但北京市通過土地儲備貸款購置了大量庫存、佔用了大量資金之後,遭遇2010年房地產調控,土地市場趨冷,引起外界對其償債能力的擔憂。

據北京市土地整理儲備中心的數據,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土地出讓金收入為314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了50%,創下過去八年的降幅紀錄。同時,北京市土地出讓的平均單價也較去年同期下降了40%,其中居住類土地平均單價下降了45%。

高盛高華的分析報告認為,土地出讓收入的下降,使得土地儲備的現金流無法與貸款的還本付息週期相匹配,可能需要延長貸款的期限。

當然,北京依然存在自我調節的空間。今年以來,北京儘管也出現了一些土地流拍,但總體來說土地沒到賣不出去的地步。通過減少收儲和加快推地,特別是一些優質地塊,完全可增加土地出讓收入,緩解資金狀況。

更危險的地方

在 全國範圍內,那些財政實力和償債能力遠不如北京的城市,引發了更多的擔憂。上海城開集團有限公司總裁倪建達認為,地方政府財政危機正在來臨。在4萬億天量 投資拉動下,地方政府多繪製了城市建設的宏偉藍圖,但接踵而至的地產調控使得很多本來預期能夠高價出讓的土地無法及時出讓,導致地方政府資金鏈的緊張。 「不僅是北京,其他城市更不樂觀,並且有不斷惡 化的可能。」2008年,河北省提出了城鎮改造「三年大變樣」的口號,隨後的三年時間,河北省經歷了城建史上規模最大、投資最多、力度最強的時期。其中, 土地收儲是第一步。

在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市長艾文禮於2009年8月介紹石家莊市經濟運行情況時稱,2009年、2010年兩年,石家莊計劃投資1111億元,做146個城建項目,同時計劃收儲土地1萬畝,比去年

一個可能的

解決方案是

延長貸款期限,

從而使之與土地儲備的

現金流相適應

提高1.14倍。政府將通過土地儲備中心申請銀行貸款去做這些項目的土地一級開發和基礎設施投資,2009年計劃融資50億元。

與此相對,2008年,石家莊市賣地892.24公頃,政府土地出讓純收益18.78 億元;2007年石家莊賣地1054.66公頃,政府土地純收益25.86億元。即便在土地行情好的年份,賣地收入都難以覆蓋一級開發和基礎設施投資總額。

到了2011年,情況就更捉襟見肘了。據財新記者統計,2011年1月初至今,石家莊市僅七塊土地成交,其中四塊是住宅用地,成交總金額為12.53億元,僅為2010年土地出讓金總收入99.25 億元的12.6%。

這種情況,在河北省其他城市普遍存在。為支持全省城鎮面貌三年大變樣,河北省國土部門制定了《支持城鎮面貌三年大變樣十條措施》。這十條措施,為該市土地收儲和三年大變樣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支持。

數據顯示,三年間,河北完成城市基礎設施投資7131億元,累計拆遷面積2億平方米。但政府沒有公佈與之相應的土地收儲投資數據。

一些城市已不堪重負。一份2011年2月10日唐山市市委下的發文件顯示,2011年唐山市提出「六個提速,六大改造,六個攻堅,二十個重點項目」,共計121個項目,總投資3606.6億元。

但自2010年年底,房地產城投公司就陸續出現資金周轉困難的情況。2011 年,唐山市政府開始引進民營資本參與項目建設,目前,已有三個政府主導的大型項目甩出來,讓民營企業接手,出錢救急。

中原地產分析師劉淵向財新記者表示,地方政府大規模的城建計劃主要依賴城投融資和土地財政,前面欠的錢得靠後面賣地的收入補上,但目前由於開發商拿地熱情不高,土地成交溢價率很低,很多土地都以底價成交,因此地方政府現在十分著急,一方面希望儘量避免土地流拍,一方面資金鏈吃緊又要推地。

方正證券統計,1月-5月,全國128 個城市土地出讓金相比去年同期下滑了5%。北京、上海1月-5月土地出讓金分別下滑56%和37%。

截至5月,一線、二線城市房產商的土地購置行為仍較為謹慎。1月-5 月,一線城市土地成交建面累計3829萬平方米,同比減少4.63%;5月單月一線城市的土地成交溢價率回落至18.93%。

一位從事土地規劃諮詢的專家向財新記者表示,安徽、湖南、河北、天津和重慶等省市,是地方融資平台最旺盛的地區,土地作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資產,被大量收儲,注入平台公司,目前這些地方恰恰就是資金最吃緊的地方。

在 部分省市,土地收儲已經公司化運營,並且和二級開發、保障房等各種資產放在了一起,想要算清收支賬目十分困難。但可以明確的一點是,如果下半年的土地市場 仍舊這麼冷清,地方政府日子將更加難過。高盛高華發表報告稱,預計地方政府將向中央政府「叫苦」,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延長貸款期限,從而使之與土地儲備 的現金流相適應,從結構性角度看,中國需要加速財政改革,包括減輕地方政府的財稅負 擔、允許發行地方政府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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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賣地困難 土地財政之困

http://www.21cbh.com/HTML/2012-2-17/yMNDE2XzQwMjYyMQ.html

在經過4個小時的等待後,杭州市土地儲備中心取消了龍年首場土地出讓會的現場競價環節。

這是2月7日的杭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由於推出的5塊地均只有一家單位報名,所有地均分別加價100萬直接成交。

這5塊土地的獲得者分別為杭州江干石油燃料有限公司、杭州白楊投資管理、浙江博鰲實業投資等,幾乎都是地方國企及投資公司,開發商幾乎絕跡。

第二天,杭州再次推出主城區的三塊商業地。同樣不乏離地鐵近的好地塊,同樣地以底價加價100萬元直接成交——杭州市政府2012年的賣地計劃一開始似乎就「卡住了」。

杭州的土地收入在2009年以1200億元超過京滬,雄居中國榜首,如今遭遇了滑鐵盧。

2011年,杭州賣地收入僅為755億,相比2009年下滑了四成;其中主城區(不包括餘杭區、蕭山區)土地出讓金才316億元,只完成全年計劃的六成。

在中國,賣地收入通常佔到地方政府收入的40%-50%。在現有的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資金通常來源於土地出讓金(從去年開始納入預算內管理),而一旦出現賣地難,政府的基建項目將嗷嗷待哺,甚至停工。

隱秘托市,買首套房政府補貼20萬

2011年年底,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悄悄啟動了購房補貼,安排了1億元資金——只要是在下沙落戶的居民,購買首套房都可獲補貼20萬元。

已建成一大半的藍色錢江項目,是一個位於杭州錢江新城CBD核心區域的豪華住宅項目。

在一所如同歐洲宮殿般的華麗展廳裡,一群銷售人員閒散地坐在那裡。2011年年初,這座展廳裡的售樓人員還在忙著接待對該樓盤感興趣的潛在買家。

從 整體實力上來說,杭州同一線城市還有距離,但是在房價上卻毫不遜色,且本地購買力的活躍程度甚至還超過其他幾個城市。不過在這輪房地產行業持續時間最長, 過程最為曲折,政府、房產商、購房者博弈局面最為複雜的行情中,杭州房屋銷量大幅下降——限購、限貸、限價等一系列政策的疊加,讓杭州成為2011年中國 房地產重災區之一。

據杭州官方數據統計顯示,2011年杭州主城區住宅成交量較2010年減少49%,而2010年的住宅成交相比2009年亦下滑53%。降價促銷成了杭州樓市主旋律,不少區域樓盤價格接近於3年前,但成交量依舊從平穩走向蕭條。

在這種氛圍中,2011年年底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悄悄啟動了《2011年度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企業安居工程補助實施細則》,安排了1億元資金,用於建立租房補助和購房補助機制,只要是在下沙落戶的居民,購買首套房都可獲補貼20萬元。

與最近蕪湖、佛山的短命「松限」不同,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隱秘托市並沒有被中央叫停,高達20萬的補貼也意味著購房者只要再拿點錢就可以湊出首付了。這無疑為當地樓市打了一針興奮劑。

杭州21世紀不動產一位負責人即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這家地產中介2011年在杭州營業額最高的門店都位於下沙,「一個門店有八百多萬營業額,就因為年底的購房補貼政策,讓二手房成交量猛增」。

樓市白衣騎士

2011年年底,浙江一家身陷絕境的大開發商向杭州市政府求救。政府下屬的三家公司,將該開發商2009年拍下的一塊杭州地王買了過去,實現曲線「退地」。

事實上,在前幾次的中央房地產調控時,杭州政府就曾一次次扮演樓市的白衣騎士。

2006年1月,杭州試點「購房入戶」政策,外地人通過購房有機會落戶杭州。隨後兩年杭州市區房價從2006年6616元/平方米,飆漲至2007年的9042元/平方米。

2008年年底,浙江最大開發商綠城集團陷入資金鏈危機,六十多億待支付的土地出讓金幾乎將其董事長宋衛平逼入絕境。「多虧政府出台政策,土地出讓金可緩繳半年,才讓我有機會緩過來。」宋衛平曾經這樣對南方週末記者感嘆。

不僅如此,杭州市政府在當時還出台了《關於促進杭州市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從供需兩方面,回調各項從緊的房地產政策,隨後杭州樓市在2009年大反轉。

按照中國指數研究院發佈的數據,2009年杭州平均房價幾乎翻了一番,突破了2萬元/平米大關,與北京和上海等一線城市站在一個水平線上——杭州政府也因此成為當年救市最大受益者,2009年的杭州土地收入達1200億元,在全國排名第一。

而 就在2011年年末的一次秘密約訪中,浙江一家身陷絕境的大開發商又向杭州市政府發出求救:房子賣不出去,巨額債務卻即將到期,政府能否幫忙騰挪一兩個項 目?據這位開發商透露,杭州市一位領導當即回應,讓其去找政府下屬公司商量。旋即,杭州政府下屬三家公司,杭州城投、錢江新城公司及杭州地鐵公司向該開發 商伸出了援手,將該開發商2009年拍下的一塊杭州地王買了過去,實現曲線「退地」。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現在也沒錢了,2012顯然大家都很艱難。」剛剛渡過償債危機的上述開發商這樣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

大基建衝動

2003年至2010年,杭州共完成基礎設施投資3567億元,其中2010年為645.22億元。

從2012年起,地方政府巨額債務進入還貸高峰,但大多地方政府無力償還。

對包括杭州在內的諸多地方政府來說,這波因樓市低迷導致的土地銷售放緩,恰好出現在它們處境艱難的時期,因為它們在過去數年間累積的大量債務正開始陸續到期。

目前為止,還沒有公開的數據能顯示杭州市政府的債務情況。浙江官方曾在2010年年底披露過浙江省政府性債務情況——負債率20.15%,高於警戒線10.15個百分點,轄內四成市縣的政府負債率等三項指標超過警戒線。

「過去幾年,杭州因大規模的城建,欠債較多。」浙江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趙杭生說,過去三年杭州土地收入總計近3000億元,但如此龐大的土地收入更多是對城建負債的彌補。

2002年杭州開始拆除西湖邊的圍牆。當時的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提出了杭州的「城建藍圖」,構建以「國際花園城市」和「生態城市」為目標的綠色大都市。

到了2003年國慶,西湖全線實現無障礙免費遊覽,是當時唯一一個免費的5A級風景名勝;2007年開始,杭州又斥資1000億,修建一條由8條軌道組成的地鐵網絡。

杭州市統計局報告則稱,2003年至2010年,杭州共完成基礎設施投資3567億元。其中2010年基礎設施投資規模645.22億元,比上年增長7.2%;最近杭州市的一次工作會議披露,2012年杭州交通系統還將投資120億元,用於交通基礎設施建設。

不斷投入的巨資改善了杭州環境,並將杭州核心從西湖邊成功地拓展到錢塘江邊。十年間,杭州居住環境、城市形象地位,提升至各城市前列——但這些藍圖的實現,都依靠著巨額的財政投入。

錢從哪裡來?錢只能從土地裡來。

土地財政之困

「土地出讓金在杭州整個政府收入來源中達到四五成比例,城建資金支出是由土地出讓金的收入來以收定支的,連杭州市的學前教育也主要靠土地出讓金」。

幾乎很少有人知道,中國爭議頗大的土地招拍掛制度,最早是杭州市引進的。

1997年,杭州市成立了土地儲備中心,並在第二年出台了第一個地方土地儲備條例,並在1999年推出了土地招拍掛制度。從此,杭州的土地價格就開始扶搖直上了。這個強效吸必殺招迅速被全國各地模仿,作為先進經驗被快速複製。

和 開發商一樣,杭州市政府也很懂得「惜售」,招拍掛以來一直用「飢餓」的方式供地,保持土地的「賣方市場」,並且出台各種地方政策扶持房地產的發展——這種 「綁」在土地上的城市發展,迫使杭州市的土地越賣越貴,以保持城建資金平衡,同時政府托市的意願非常強烈。江浙原屬富庶之地,年年攀升的房價引發更加狂熱 的民間投資熱潮。

但杭州及其它各個市政府面臨的問題是,它們必須向中央上繳一大部分增值稅及其它稅收收入,並且必須自掏腰包支持大型建設項目。許多專家稱,這種情形導致地方政府過度依賴賣地收入。同時,中央政府抑制房價、給過熱的房地產市場降溫的決定,讓地方政府非常難受。

「杭州之所以屢屢救市,還是因為土地財政所困。」據趙杭生估計,土地出讓金在杭州整個政府收入來源中達到四五成比例,城建資金支出是由土地出讓金的收入來以收定支的,連杭州市的學前教育也主要靠土地出讓金,一旦土地賣價不好,基建資金供應就會失血。

但浙江省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綠城集團董事長宋衛平2月初已向南方週末表示,由於遭遇了資金鏈危機,2012年綠城的主題是生存,不會再去買地。

中原地產一份報告亦指出,2011年11月和12月,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拍賣流標或流拍。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房地產商會會長聶梅生表示,由於新樓盤銷量下降,2012年房地產行業資金鏈緊張已成定局,就算他們想買地也無力競購。

這種狀況若持續下去,將會有更多開發商採取觀望態度,包括杭州在內的財政將受到重大衝擊。

2月14日,杭州市召開了一場推進十大產業發展的工作會議,計劃集中200億元資金用於扶持包括蕭山汽車公園、千島湖「水上飛機」等項目。「這200億元從哪裡來?」趙杭生聲稱,「顯然只能來自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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