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制度經濟學一個分支的“轉軌經濟學”，興起於20世紀80-90年代，當時，原來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紛紛開始了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
轉軌經濟學與“制度變遷”（古典制度經濟學當中描述從一種制度向另一種制度轉變過程的概念）的差別在於，歷史上的制度變遷發生時，人們不知道自己究竟會向、要向什麽樣的目標模式轉變。而“轉軌經濟學”描述的是從一種已經存在的制度向另一種已知的、已經存在的制度進行轉變的過程。
這其實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理解鄧小平的一句名言“摸著石頭過河”——要過河，要去彼岸，這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僅在於如何過河，所以要摸著石頭加以探索。彼岸的很多細節我們可能也還不是很清楚，但是大致上，當時出國訪問過的領導人們知道我們要搞一個什麽樣的制度。“市場”這個概念很早就作為一個目標模式提出來，是能說明很多問題的。
這也說明，我們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歷史上很特殊的制度變革。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一大批國家開始了體制轉軌的過程，用簡單的歸類法，可以說存在兩種不同的轉軌方式，一種是以俄羅斯為代表的“大爆炸”式的激進改革，另一種是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那麽，兩種方式有沒有一個孰優孰劣的問題？
在我看來，中國與俄羅斯的差別，首先在於舊體制的覆蓋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前蘇聯幾乎90%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自國有計劃部門，幾乎所有的勞動力都加入了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而1978年的中國，國有部門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不到60%，享受統一社會保障的只有占勞動力總數18%左右的國有企業職工。在俄羅斯，如果不改革國有部門，把勞動力和生產力釋放出來，非國有經濟就不可能發展。在中國，由於大多數勞動力都在非國有的農業部門，只要實行了農業改革，允許鄉鎮工業和服務業在市場上發展，就可以在先不進行國有部門改革的情況下，就開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通過“雙軌制”的方式，使新體制成長起來，逐步為改革舊體制創造條件。
其次，中國與俄羅斯在經濟發展階段上有著很大的差別。前蘇聯基本實現了工業化，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國民受教育水平較高。而1978年的中國仍屬於一個相當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制度改革必須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步展開。俄羅斯盡管開始階段會有較大的陣痛，卻相對容易引入發達國家的一些制度要素，可以較快地實現轉軌。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與俄羅斯的差別在於發展階段的差別。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歷史背景的差異。俄羅斯本來就是一個歐洲國家，宗教、文化、政治、法律，與西歐和北美有著諸多的共性，可以較大限度地發揮“後發優勢”或實現“知識外溢”，比較容易以一種簡單的方式移植西方的制度。而中國在過去兩千多年的歷史上與西方有著太多根本性的差異，從政治制度到宗教文化，走過了極不相同的歷史路徑。在一定意義上，中國的體制改革，不是簡單的轉軌，而是一個大方向基本明確前提下的“適應性體制創新”。幾百年後，各國的制度可能趨同（西方國家也一定要不斷改革和調整），但是各國走過的路徑，卻可能因歷史背景的差異而各不相同。
總之，確實存在一些可以稱為“中國特色”的東西，確實存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轉軌。差別主要在於各國的起始條件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歷史背景不同，而不在於孰優孰劣。
就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而言，中國與俄羅斯的差別在於：俄羅斯是一個經濟已經較為發達的國家實行制度改革，而中國既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體制轉軌國家。正因如此，我們要充分估計中國“雙重使命”的複雜性，充分認識到中國改革與發展的長期性。沒有發展，我們的制度就不可能完善，而沒有制度變革，我們的發展就會因效率低下而困難重重。
中國一個重要的後發劣勢在於，人們往往會用發達國家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來直接對比我們當前的制度缺陷，並不認真思考發展階段的差異和歷史背景的差異。許多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發達國家在歷史上與我們類似的發展階段中同樣存在過，但是當下的人們不會進行這種歷史的比較，而是每每做著當下“橫斷面”的直接比較，由此提出各種超越歷史的訴求，各種“大躍進”或“體制趕超”的主張就會層出不窮。作為經濟學者，我們的一個重要責任，就在於提醒人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直面一個落後國家可能面對的發展與改革的特殊問題和特殊困難，積極推動改革，同時堅持以一種平和的心態走過我們必須走過的歷史階段。
（本文為《制度改變中國》（樊綱著）序文節選。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