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包容的經濟增長如何解局全球化困境

15年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曾寫過一本名為《全球化及其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的書，斯蒂格利茨當時在書中就已經開始關心這樣的悖論：為什麽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宣稱全球化能提高全球福祉之時，卻又有這麽多人敵視全球化?

彼時，斯蒂格利茨正關註著每天生活消費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們，並已在為全球化帶來的負溢出效應尋找減小貧富差距的方式。

15年後，以英國退歐、歐洲右傾以及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史上“最奇怪”的大選中崛起為標誌，那些一直被視為全球化受益者的發達國家民眾，如今也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熱衷於新一波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

要如何重振貿易自由化，實現全球協同性增長呢？此次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的重點議題之一就是“包容和聯動式發展”，這是對G20宗旨的遵循，在全球經濟尚不景氣的大背景下，呼籲縮小發展鴻溝、共享發展成果，聚焦世界經濟面臨的最突出、最重要、最緊迫的挑戰，為國際合作指明方向。

英國退歐：區域化的失意者

在英國選民投出英國退歐的結果之後，一位留歐派讀者在《衛報》文章下的留言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你們只是把一群我們永遠也接觸不到的特權精英(卡梅倫政府)投下去，然後讓另一群取而代之，脫歐只是讓他們換個方式賺錢，而你我的生活只會變得越來越糟。”

這何嘗不是英國的現實寫照：收入分配嚴重不均和刻意維持的階層等級令無處發泄的低收入人群紛紛將不滿投射到全球化和歐洲區域化進程之中。

自上世紀後半葉以來，英國就出現了去工業化思潮。加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包括《第三次浪潮》、《大趨勢》等美國學者的著作在英國形成巨大影響，共同促成了英國政府急速的去工業化進程：到21世紀初期，服務業占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已達到七成左右，英國占全球制造業出口的份額也從1980年的7.2%下降到2012年的2.9%。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歐洲政治經濟學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作為一名德國人，他對英國人這種把汽車企業悉數賣給德國、剝離制造業、光靠著服務業也能活下去的輕松心態，感到“佩服”。

根據英國近年來的數據，去工業化後的英國服務業GDP占比高達78.4%，且服務業又多分布於包括倫敦、愛丁堡等地的金融交易中心。

以倫敦為例， 大倫敦地區的GDP占英國GDP的1/5左右，而倫敦金融區的GDP又占倫敦GDP的14%,占整個英國GDP的2%左右。

1997年到2007年，英國經濟保持連續穩定增長，年增長率一直維持在2%至4%之間，是歐洲GDP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由於經濟高度依賴以金融業為代表的服務業，英國經濟遭受重創，陷入深度衰退，2008年第二季度後，GDP連續6季度負增長，導致2009年GDP出現4.9%的負增長，令英國成為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最後一個擺脫衰退的國家。

自2013年以來，得益於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商業信心恢複，英國經濟呈現全面複蘇勢頭，2013年、2014年的GDP增長率分別達1.8%和2.6%，增速創7年新高。

30年激進的去工業化進程在英國造成了惡果：英國北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整體落後於大倫敦地區，曼徹斯特、利物浦、利茲、紐卡斯等英格蘭北部地區失業率嚴重，地區基礎設施陳舊，無法吸引外資重振經濟，更談不上發展科研、產業升級。

上述LSE的教授對記者表示，如果將在“退歐公投”中投出退歐票的選民分布圖與英國北部因去工業化而導致失業率上升的區域圖拼在一處，可以看到這兩張圖重合度相當高，而倫敦高就業率也同“留歐”的高投票率相印證。

根據英國城市中心的一份研究，自2004年以來，英國南部城市與北部城市的雇傭率為12∶1，即英國南部城市每有12個人就業，北部城市僅有1個人就業。而在2004~2013年期間，倫敦就業率上升了17%，而北部城市黑池(Blackpool)等地的就業率下降10%。

一位在中英之間常年主持貿易工作的英國政府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投脫歐票的北部英國民眾大部分都沒有走出過英國，甚至沒有走出過自己家門，他們既失業，又迷茫。之所以反感全球化或歐洲化，或許是因為從未從上述進程中獲得紅利。

實際上，歐盟的前身，即在1952年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以及西德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接管了魯爾區的管理權並取消部分德國工業生產的限制，推動歐洲國家煤與鋼鐵的生產銷售，早期加入的歐盟國家享受了歐洲二戰後騰飛的經濟紅利。而英國由於歷史上諸多原因到1973年才加入歐盟，恰逢這段時期歐洲戰後“黃金時代”正式結束，第一次石油危機引發歐洲國家陷入經濟滯脹。

這種情況下入盟，就好像是“人家吃飯吃了一半，我們才來到桌子前面”。上述主持貿易工作的英方人士表示，英國在歐盟這麽多年，總有“來晚了”的感覺。

換言之，加入歐盟並未令英國搭上歐洲經濟騰飛的快速路，反而因為歐盟的“單一市場”而喪失了本土從就業到產品競爭的諸多份額：譬如以上文所提的黑池為例，黑池曾是英國中產階級家庭度假的濱海度假樂園，繁盛時期修建了大量遊樂設施。然而，伴隨英國入盟，廉價航空和簽證便利令英國的中產階級迅速發現了性價比更高的西班牙海灘，直接導致黑池漸漸衰落，同時，由於英國政府崇尚自由競爭而缺少政府拉動投資，黑池這類北方城市無法實現產業轉型。

反自由貿易的“特朗普”效應

一方面，英國退歐為歐盟官僚主義敲響了警鐘，另一個更重要的方面是，退歐令歐洲大陸以及美國的精英也在重新審視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進程中被忽略的人群。

正如斯蒂格利茨近日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如果全球化要令全社會所有人都受益，那麽必須實行強有力的社會保障措施，北歐國家很早之前就想出了這一點。為了維持一個開放性社會，這必須成為社會契約的一部分，為此令社會向全球化和技術變革開放。然而新自由主義者們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現在，在歐洲和美國的大選中，他們就得到了他們的報應。”

斯蒂格利茨指出，根據一些詳細數據調查，“貿易”是美國人不滿情緒的主要來源之一，而且這種情緒在歐洲也很明顯。

傳統而言，共和黨及其支持者在自由貿易方面一向秉持支持態度。然而多項民調顯示，在特朗普參選後，對於自由貿易，共和黨及其支持者的態度均出現大幅度轉變，即所謂的“特朗普效應”。

皮尤調查中心發布的關於美國2016年大選的最新民調數據顯示，在2015年5月，有51%的共和黨人認為自由貿易協定是積極的，而當下這一數字僅為39%。

反對自由貿易的情緒殃及了《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令其在選戰中被高度政治化，此前曾站在TPP一邊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人紛紛開始反水。

按照目前的統計，去年曾經表示支持TPP的60名參議員中，至少已經有5位開始公開反對TPP，而奧巴馬必須湊齊50張參議員的投票才能使TPP順利闖關國會。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全球化的失敗令主流政客無法兌現承諾，進一步打擊了對“建制”的信任與信心。實際上，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各國政府為救贖銀行慷慨解囊，卻在對待普通公民的問題上采取令其自生自滅的態度，令人更堅信經濟危機不只是經濟誤判這麽簡單。

“特別是在美國，國會共和黨人甚至反對為那些被全球化直接傷害的公民提供援助。從更廣泛的範圍來講，這是因為新自由主義者懼怕反向激勵效應，亦反對保護輸家的福利措施。”斯蒂格利茨寫道。

斯蒂格利茨指出，全球化的發展結果並不像新自由主義者說得那麽美妙。收入數據表明，在發達國家中的大量人口過得並不如意：在過去的三分之一個世紀里，美國最低收入人群中90%的人，其工資增長都處於停滯狀態。

此外，在剔除通脹因素之後，美國的全職工作男性平均收入比42年前還低，在最低收入人群中，其實際工資收入跟60年之前差不多。斯蒂格利茨並指出，經濟收入下降在美國人的健康數據上多有顯現：根據經濟學家凱斯和迪頓(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的統計，在不少階層的美國人中，其預期壽命都有所下降。

盡管如此，斯蒂格利茨亦提出，不應當將錯誤歸因於全球化，而要重新審視管控全球化的方式，“然而不幸的是，並沒有發生什麽改變。15年後，新的不滿情緒出現在發達經濟體自己家里。”

斯蒂格利茨還在新書《改寫美國經濟規則》(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中指出，收入不平等都是自己選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虛弱現象等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後果，如果我們要收入平等，就必須犧牲增長。但絕對不是這樣的。”

就美國而言，斯蒂格利茨指出，目前美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只促進財富增長，卻不促進就業增加，而只有收緊對美國最上層1%人士的政策照顧，重新為美國的中產階級奪回財產安全和就業機會，才能真正為美國鎖定更強勁的增長。

全球包容和聯動式發展

在西歐與北美等被認為是傳統經濟引擎的國家陷於民粹主義內耗、對自由貿易產生迷茫之時，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正在為全球經濟增長註入活力與動力。

中國在去年12月正式接任G20主席國之際，中方領導人就明確要為減少全球發展不平等、不平衡現象尋找方式，並提出要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推進各國經濟全方位互聯互通和良性互動，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減少全球發展不平等、不平衡現象，使各國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

一個很重要的思路是，全球化所造成的扭曲亦需要全球化的方式來面對。據悉，在此次G20杭州峰會上，各國希望實現以下目標：一是發揮二十國集團的引領作用，體現戰略遠見和雄心，為世界經濟指明方向、發掘動力。二是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發揚同舟共濟的夥伴精神，共同應對風險和挑戰，發出團結、開放、包容、合作的強有力信號。三是創新機制建設，打造合作平臺，為二十國集團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提供堅實保障。

實際上，2008年誕生的G20峰會與七國集團(G7)峰會最大的區別就是將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納入其中，以更加包容和多元的方式改革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為全球經濟增長註入活力與動力。而此次G20杭州峰會的重點議題之一就是“包容和聯動式發展”。

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呂克托夫特近日指出，中國作為G20主席國，把發展問題放在G20杭州峰會議程的突出位置是眾望所歸，表明中國是一個負責任大國。

此前，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曾透露，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維護和拓展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是中國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王毅表示，為此，中方邀請了東盟主席國老撾、非盟主席國乍得、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主席國塞內加爾及哈薩克斯坦、埃及兩個有代表性的發展中大國一同出席杭州峰會，77國集團主席國泰國也表達了自己參與G20杭州峰會的積極願望，中方正在聯絡安排當中。

王毅並指出，本屆峰會將成為G20歷史上發展中國家參與最多的一次，在組成上更具代表性，更富包容性。

目前，根據中國外交部公布的“出席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外方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的名單”，在阿根廷總統馬克里、巴西領導人、法國總統奧朗德、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韓國總統樸槿惠、墨西哥總統培尼亞、俄羅斯總統普京、南非總統祖馬、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美國總統奧巴馬、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德國總理默克爾、印度總理莫迪、意大利總理倫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英國首相特雷莎·梅、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沙特阿拉伯王儲繼承人兼第二副首相、國防大臣穆罕默德等二十國集團成員領導人之外，還有包括乍得總統代比、埃及總統塞西、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老撾國家主席本揚、塞內加爾總統薩勒、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泰國總理巴育等嘉賓國領導人。

此外，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萊德、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卡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古里亞等也將參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