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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風雲銀行系列(四)重慶聚興誠銀行 西雨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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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興誠成立於1897年的重慶,控制人為楊氏家族,最開始只做進出口貿易,後來開始做票號業務,1907年正式以票號為主,辛亥革命後稱作銀行。

聚興誠是西南唯一一家既沒有軍政背景也沒有外資背景的大型川幫銀行,它不僅在西南地區影響力巨大,在全國也有很大競爭力。在研究民國銀行史的人當中,一般都是以南三行北四行為重,而比較忽略了聚興誠。其實很多人沒有注意到,1915年,聚興誠利潤達到48萬,為當時商業銀行之首(一般中交兩行不算為商業銀行),且業務已經遍佈全國,而三、四十年代再次崛起,成為這個行業領導者之一。

聚興誠的業務不僅是在西南地區,它很早就做了漢口、上海、天津分行,他們的業務量佔總比例也不小,約有50%左右,也算是一家具有全國性的銀行。

1918年,聚興誠總資產1700萬,存款1000萬,放款980萬,匯兌總額1.8億。

聚興誠存款利率2.5%,放款利率12%,呆賬率1.6%,匯兌匯水率3%。(匯水包括匯差和手續費)

由此可見,聚興誠最大的業務並不像金城、上海商儲一樣為存貸,而是以匯兌為主,這便是聚興誠最大的特色。

該行匯兌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善做套匯。當時重慶的匯率是以重慶、上海間的匯率為基準。該行常以重慶至上海沿途各埠的匯率進行比較,以確定直匯上海抑轉匯上海,何者有利,從中賺取匯差。因此,雖然市面上手續費普遍為0.3%,而聚興誠可以依靠套匯獲得3%的匯水率。聚興誠的這種風格與它進出口貿易出身的背景有很大的關係。

1919年,聚興誠在上海分行設立了中國銀行史上第一家信託,這個信託除了擔保、經營代理以外,還置入了證券業務,在當時算是華商銀行的一個里程碑。聚興誠開了華商銀行的先河後,江浙本土的上海商儲、浙江興業才在幾年後開啟了真正意義的信託業務。

聚興誠對於信託的重視最開始來源於其對現金代辦業務的重視。公司現金代辦的業務很多,包括代理保險、保管、保管轉運等服務。

聚興誠管理結構

事物會主席—事物會—行政會和總管理處總管理處設經理、協理主管六個部門:區域經理、總務股、業務股、會計股、儲蓄股、代辦股。

聚興誠的經營風格是堅持利差。這與其他同業巨頭,特別是上海商儲有著重大區別。對於上海商儲而言,最重要的是規模,可以為了規模而損失眼前利潤,而聚興誠則堅持利差。

這種堅持利差的心理在存貸業務上就表現在高貸款利率低存款利率。20年代,聚興誠貸款利率約12%,而金城為10%,上海商儲也在10%左右,聚興誠存款利率為3%,上海商儲為4%,金城為3.5%。

在分支行的存貸業務上,聚興誠採用了與上海商儲截然不同的手法,聚興誠在市面利息低的地方吸取存款,在市面利息高的地方放出貸款,各分行所有資源由總行統一調度,與上海商儲個分行較為自由的運營權力有很大的區別。

再從匯兌開看,1925年上海商儲匯水率0.8%,聚興誠為5%,1935年,上海商儲匯兌量已經超過聚興誠為全國第一,為4億,但是匯水率僅為0.1%,而聚興誠匯兌量為2.4億,匯水率為0.5%。可見聚興誠的利差實力。

之所以1935年聚興誠匯水率下降那麼多是因為政府金融管制,強制平抑匯差,使得聚興誠套匯空間大大縮小。

聚興誠在很長一段時間有著固守本業的想法,在30年代以前,聚興誠的擴張非常慢,曾經第一的位置很早就不保,並被甩開,直到1930年左右,才逐漸開始了擴張。而這種擴張主要還是不是異地擴張,而是在原有的地盤上深耕。

這種深耕比如學生貸款、學生匯票、跑商匯票、外商匯票。之後又開始代理政府機關的稅款收繳和轉移。這幾大業務的開創對聚興誠銀行有了很大的提升。在三十年代時又重新引領了行業潮流。以當時的規模排名,金城銀行第一、上海商儲第二、聚興誠第三。這三家銀行雖說總部分別在天津、上海、重慶,但是他們全國性都還比較強,特別是漢口更為各地銀行的聚集地之一。

1937年,抗戰爆發,聚興誠緊急收縮業務於西南,開始了聚興誠的全盛時期。這個全盛時期是相對於同行業務而言,實際也過得比較艱難,這個全盛期持續到1943年,此後因日本的金融打擊和政府管控,使得聚興誠遭遇了兩到三年困難衰落期。

在抗戰初期,總部身處大後方的聚興誠的優勢開始漸漸顯示出來,雖然這期間江浙銀行大規模內遷,但「無依無靠」的江浙財團並沒有對聚興誠帶來太大的衝擊。

這一時期,聚興誠的經營方向了發生了轉變,開始重新回歸老本行:對外貿易和航運。

在抗戰期間,由於物資緊缺與四川交通不便等原因,聚興誠控制了部分川渝對外貿易和航運後獲得了非常豐厚的利潤。同時大規模入股實業,包括電燈、水泥、證券交易所、煤炭、紡織,形成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壟斷集團。

也是在抗戰期間,聚興誠設立了興華保險,以財險為主。至此聚興誠已經擁有了銀行、信託、證券、保險四大業務,完成了它金融業體系的構架。不過聚興誠是三大巨頭中最晚完成的混業經營的銀行,金城和上海商儲早在二十年代已經完成。

在抗戰前期,以上海商儲為首的江浙財團和以金城銀行為首的京津財團受到巨大打擊,業務快速萎縮,即使內遷也沒有徹底改變這種頹勢,而聚興誠依靠多年在西南的實力,逆勢增長,從1937-1943,聚興誠存款量扣去通脹影響後增長約100%,而同行均在下降。此外抗戰時期經濟中心由沿海遷往內地對聚興誠也有很大的幫助。以GDP為例,抗戰前,第一名是江蘇,第二名是浙江,四川僅排第七,而抗戰結束後,第一名是江蘇,第二名卻是四川,而浙江已經跌出了前五。

1943年以後,日本金融打擊大後方,法幣大幅貶值,存款減少,聚興誠提出「以匯養存款」的戰略,具體方法是與商幫「結約匯款」,商號可以隨時將小額貨款放入聚興誠,當積累了一定數額自動匯往目的地,商號可以集零成整,而聚興誠得到了一筆低息活期存款。

在這段時間裡,由於金融危機,政府採取一系列金融管制方法,嚴格控制擠壓商業銀行的生存空間,並且推動政府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大規模進入市場,使得商業銀行舉步維艱,就連向來最乾淨的上海商儲也被逼上梁山,開始掛著洋行的招牌恢復敵佔區業務。

本身在和平年代就有販賣煙土(鴉片)案例的聚興誠也被迫大規模操作違法業務,其中最主要的是黑市匯兌交易,這些違規業務現在已經查不到具體數據了。

即使聚興誠冒險做黑市業務,也抗拒不了它由盛轉衰的腳步。

1945年,抗戰結束,上海回歸,但急需民國官方貨幣法幣,聚興誠打通各個關節將一批法幣送到上海,獲取巨額利潤。聚興誠也逐漸開始了復興。

但好景不長,1948年遭遇了出現全國金融混亂,1949又面臨了戰爭再次打擊。但聚興誠都頑強得挺了過來。

1952年,聚興誠在公私合營的潮流中壽終正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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