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縣城賣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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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城市走向鄉村,是日化家電等消費品行業都曾經歷過的故事。現在上演的則是汽車企業在慘淡車市中的下鄉潮。
2011年7月6日上午10點,東莞市大朗鎮的大潤發超市旁,一輛超級貨櫃車引來路人駐足。車上是東風日產汽車的廣告屏、展示廊、賞車區、洽淡室,還有一個約100平方米的表演舞台。除了介紹,每隔一小時,還有表演節目穿插,很是熱鬧。
這不是東風日產的獨舞節目。7月,雪弗蘭、斯柯達、福特、別克、東風日產、東南汽車的大篷車們,也都行走於中國的城市和鄉鎮,載歌載舞推介自己的汽車。
在文化生活單調的鄉鎮,這樣的活動總是能吸引大批圍觀的人。很多消費品公司早已對這樣的營銷手法駕輕就熟,而對這些合資汽車廠商來說,帶著大篷車下鄉還是新鮮事。
中國汽車銷量,從2000年的200萬輛增長到2010年的1800萬輛,一二線市場貢獻了其中大部分購買力,從現在開始,三四五線被寄予了更多的 希望。這些從2005年開始行走中國的大篷車們,也從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來到了安徽蒙城、甘肅臨洮、東莞大朗這樣的縣城、鄉鎮。
車企們眼裡的中國版圖,按照GDP、人均收入、區域年度上牌量等指標被劃分為一二三四甚至還有五六線。各家戰略劃分不盡相同,它們大致可描述為:北 上廣深屬於一線; 30多個省會、直轄市城市及沿海發達城市為二線;283個地級市中的多數城市劃為三線;2858個縣級區域是四線;如果再要劃下去,就 是40858個鄉鎮了。
汽車開往縣域,沒有人能說清楚它究竟是從何時開始,但車企們都不約而同地走在這條路上。

海南瓊海,一位市民站在一排繫著大紅布花的微車前。 (陳學綸/東方IC/圖)
總在不景氣的時候下鄉
如果說現在一二線城市的買車人考慮最多的是價格、品牌、停車、油耗,那麼三四線買車人考評點沒有那麼多,他們考慮的是一些基本需求:品牌、大小、價 格、內飾、顏色。上海大眾汽車甘青寧藏區的市場經理劉小軍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三四線市場跟一二線還有一個最大的不同是,口碑效應大。
眼下,他正在甘肅省下轄的地、州推進「城市廣場」的活動,直接將汽車拉到人流量相對集中的商圈,搭建露天展台以展示汽車,與消費者面對面。由老車主們領過來看車的人不少,平均每天的建卡(指有購車意向,留下姓名及聯繫方式)量在200-300張之間。
在2010年面向甘肅境內地級市、縣的「城市廣場」營銷活動小有收穫之後,2011年7月上海大眾把這項活動推及青海、寧夏,為期3個月。對絕大部分車商來說,西北地區的汽車銷量都不會太大,「城市廣場」應該是這個區域裡第一個由廠商組織的大規模推介活動。
「城市廣場」展示的是大眾汽車全系車型,來看什麼車的人都有,買什麼車的也都有。儘管整體購買能力還比不上一二線城市,但劉小軍相信,隨著經濟的發展,汽車會像自行車一樣走進三四線市場。
在這些經濟並不發達的縣、市,汽車銷售卻增速驚人。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大眾品牌網絡發展與管理部執行總監傅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2009年該公司來自三四線市場的銷量增長率是100%,2010年是50%。
2009年,上海大眾開始了渠道往下走,除了新建4S店佔位,還設立了直營店以完成對三四線市場的覆蓋。這些直營店由既有4S店直接投資,目前有一百多家,而且主要設在縣級市。
其他車企也有類似的營銷渠道設置。如一汽豐田在2010年啟動了分店制,由4S店申請建立,負責位於4S店周邊的小城市或者區縣的銷售和售後,以彌補三四線城市的真空。
南方週末記者與國內多家汽車企業交流後發現,讓產品更貼近消費者、渠道下沉已是業內共識,不過依照各自能力大小而為之。激進的做法是渠道先行建店, 保守的是通過二級網點覆蓋。如果說前面那些一二線城市的佈局串起來像是主動脈,這些針對三四五線城市的營銷網絡,就像是毛細血管。
迄今為止,中國汽車發展歷史上曾有過兩輪汽車下鄉/縣運動,而且都選在車市不景氣的時點上。
第一次是2004年。中國汽車市場從前兩年30%以上的漲幅陷入低谷。《中國汽車報》組織了第一次「全國百強縣(市)汽車巡展」,讓受困於一線城市頹勢的車企們,看到了縣級市場的購買力。這個巡展成為很多車企們接觸縣級市場的開始,至今還在繼續。
第二次是2009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讓中國汽車業銷量的增速首次下探至個位數(8%),第二年年初中國政府出台了汽車下鄉補貼政策。這個從 2009年3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實施的政策,讓國內主要微型車廠商獲益。而這項政策的終止,也直接帶來了2011年微型車市場銷量的明顯下 滑。
有了前面兩輪鋪墊,眼前這一輪汽車下鄉/縣,與當下汽車市場的頹靡不無關係。
經歷2009年、2010年高達45%和32%的年度增幅之後,從2011年4月開始,中國汽車銷量出現環比負增長,儘管6月出現回升,但車企衝刺半年度銷量的成分,大過市場回暖的態勢。而7月,又是傳統的汽車銷售淡季。
除了從2010年延續下來的節能補貼,2011年汽車市場沒有一個利好消息。車市在高速增長後進入調整期本是情理之中,但沒有哪家車企願意墊底,只能盡力挖掘任何一個可能的增長點,四五線市場順理成章成為首選。
未來的金礦?
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不均衡的複雜市場,購買能力呈梯度釋放之勢,從城市走向鄉村,是日化家電等行業都曾經歷過的故事,汽車行業亦不能免。
「三四五線城市的銷售量已經超過東風日產總銷量的50%。」東風日產市場銷售總部副總部長楊嵩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在他們界定的三四線地級市銷售網點中,市區的銷量不到一半,更多的銷量來自下面的縣城。
四五線城市是未來車市的金礦。問題在於它們面積很大,但單點銷量不大,無法將營銷網點鋪下去。考慮到投入產出比,現在如何挖到未來的金礦?東風日產想到了一個辦法。
半年前,東風日產就四五線中小城市的市場營銷策略進行了一次招標。廣州天諾營銷策劃有限公司中標,他們以後來被命名為「都市新快線」的改裝貨櫃車創意勝出。
貨櫃車由東風卡車改裝而來。車停下來後,可在5個小時內組搭出一個臨時汽車專營店。東風日產在6月30日啟動了一個名為「縱橫中國」的營銷項目,計劃用三輛這樣的貨櫃車,在中國的四五線市場穿梭,以期樹立東風日產的品牌,同時帶動銷售。
三年前,這家公司還代理了東風日產在一、二、三線市場的營銷活動,叫做360°安全體驗營。這個項目同樣也是改裝車為承載主體,不過它同時需要4輛卡車,移動起來並不簡單。「都市新快線」把所有家當都放在一個車上,倒是滿足了去鄉鎮的條件:移動速度快,運營成本低。
以往這些小區域內的營銷活動,由就近的經銷商來執行,現在廠家主動攬過這活兒,經銷商自然歡迎。在「都市新快線」首發儀式現場,來自15個地、縣級市的經銷商代表,與之簽署了四五線城市品牌建設協議。
「都市新快線」在東莞三個點,一共收穫了約100份訂單。這類活動還是以品牌傳播、市場培養為主,銷售為輔,最終它們還是指向銷售。「都市新快線」打的另外一個埋伏是,東風日產明年上市的自主品牌汽車——啟辰,也會投身這片廣闊市場。
相比上海大眾、東風日產這些合資、外資品牌的高調出擊,中國本土自主品牌在這個夏天顯得低調異常。
中國企業工業協會公佈的2011年前6個月各車企批發量數據顯示,上半年乘用車自主品牌共銷售315.61萬輛,同比下降0.82%,佔乘用車銷售 總量的44.39%,佔有率較同期下降2.96個百分點。長安、比亞迪、上海汽車等自主品牌上半年銷量同比降了17%、20%、29%。奇瑞和吉利的銷量 雖然同比未見下滑,但也沒有達到預期。
到目前為止,2011年內央行已經6次提高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3次提高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銀根緊縮拉緊了部分汽車經銷商和首次購車者的口袋,部分車企銷售陷入負增長。
當前中國汽車保有量約8000萬輛,7月11日17點,貴陽以一紙汽車限牌令告訴人們,一二線城市將不再是車企們的樂土。
東風本田副總經理劉洪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一線城市因為堵車限購,增長量有限,他們非常重視二三線城市的增量。東風本田2011年新開30家店 ,85%開在三線城市。今後如果有了自主品牌,會考慮四線。
三四線市場曾是自主品牌汽車的主場,他們以高性價比贏得了這個市場的青睞,但是緊跟其後的是,合資品牌也推出了越來越多適合這些市場的車型。隨著大篷車帶著歌舞表演和促銷活動開進更多的縣城鄉鎮,一場不見硝煙的賣車大戰也開始了。
信託成為救命稻草 縣城找錢:找不到危險,找得到也危險
http://www.infzm.com/content/80784在前兩年銀根放鬆與城市建設狂潮中,全國的縣城正次第變成大工地,卻兜頭遇上監管潑下的冷水,融資渠道全面收緊。
當銀根在極松和極緊之間搖擺,縣級融資平台就是其中那個最危險的鞦韆。
捉襟見肘的縣級政府,正在紛紛抓住信託這根稻草。
趙保軍是安徽一家縣級地方融資平台的一把手。過去半年,他所在的縣城投公司,通過安徽國元信託募資1.6億元。
這筆兩年期的信託融資成本極高,年利率為12%,接近貸款基準利率的2倍。而且,對一個淨資產約30億、負債三十多億的平台公司來說,這點融資實屬杯水車薪。但趙保軍說,「我們別無選擇。」
在中國的城市經濟序列中,縣是最基本的單元。作為經濟建設的「底盤」,全國兩千多個縣正次第進入城市發展的一輪熱潮,卻在基建鑼聲正密時兜頭趕上監管潑下的冷水,融資渠道全面收緊。
沒有關死的渠道所剩無幾,而信託正是「矮子中的將軍」,也因此突然受到青睞。
信託就是「受人之託,代人理財」,因為可以橫跨實業、信貸、股票等各種市場,具有銀行、證券無法比擬的靈活性,在中國自萌芽之日就承擔著金融創新的功能,但也因被地方政府作為融資工具大加使用而引發過大整頓,此後發展緩慢,直到最近五六年才迎來重新繁榮。
但信託正在捲土重來。南方週末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截至2012年9月12日,僅安徽國元信託一家2012年就已發行45個區縣級平台公司信託項目,佔所有集合信託項目近六成,而2011年這一比例僅為三成。
2011年全國信託業務收入前兩位的中融信託、中信信託也紛紛轉向這一新領域。
截至2012年8月,中融信託2012年新成立的集合信託中,區縣級平台公司佔據半壁江山。在中信信託2011年發行的102只集合信託項目中,區縣級融資平台僅有一隻,而2012年這一比例已飆升至兩成。
「儘管信託這個管道並不好,但對一些縣級的平台來說,信託現在幾乎是唯一的通道。」國元證券一位內部人士說。
「從來沒有這麼艱難過」
「從來沒有這麼艱難過。」趙保軍說,「對我們縣級平台的政策已經近兩年沒有鬆動了,資金能調的基本上都調過了。」
2009年前後,伴隨「四萬億」投放,舉國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基礎設施建設「大躍進」。
銀根寬鬆。趙保軍所在的縣級平台公司幾乎從未為籌錢發過愁,從商業銀行貸款「一個星期就可以放出來」。
但一場尖銳的社會討論由此引發,監管層心生警惕,展開對地方債務的摸底和清查。
2010年7月,銀監會下發244號「特急文件」,要求清查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
監管隨後層層加碼。2011年,全國一萬多家平台公司被銀監會列入一份「名單」。2012年6月下發的191號文規定,對於到期平台貸,一律不得展期或以各種方式借新還舊,僅可對公路和保障性住房新增貸款。而名單系統之外的平台公司則直接被剝奪獲得貸款的資格。
2012年,銀監會又下發12號文,要求各銀行在原有「名單制」的基礎上,對融資平台按照「支持類、維持類和壓縮類」進行信貸分類。
大多數縣級融資平台的貸款,歸屬上述名單中的「壓縮類」。這意味著,嚴控之下,縣級平台的商業銀行融資渠道凍結。
事實上,從2010年8月開始,趙保軍所在的這家縣級城投就開始被商業銀行陸續收貸,工農中建、徽商銀行,無一例外。
另一個渠道——城投債,也被發改委嚴控。
其設置的「21111」規則將絕大部分縣級城投擋在了門外——每個省會城市最多有2家融資平台申請發債;地級市允許1家;直轄市申報城投項目沒有限制,但所屬任一區僅可同時申報1家;國家級開發區、保稅區、百強縣,可以各單獨申報1家,不佔用市級名額。
那些非百強縣的兩千多個縣,便只能與市級平台公司爭奪發債名額。毫無疑問,縣級城投落於下風。
而對資質要求更高的平台類短融、中期票據,更無縣級平台的立身之地——公開數據顯示,從2012年年初至8月,所有的短融中票均為地級市及以上級別平台公司發行。
安徽省黃山市一家區級平台公司,曾嘗試打破城投平台發行中小企業私募債的限制。
儘管券商投行很感興趣,但上交所給出的口頭答覆是,「雖然法律法規不禁止,但是不合適」。
而2012年8月6日由國家開發銀行主承銷的合肥市建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40億元城投類私募債,被外界解讀為城投類私募債「破冰」。
「這種債,對於整體規模有比較高的門檻。很多中小融資平台只能看看,沒有什麼動作可以做。」一位常做城投公司業務的律師說。
「從來沒有這麼艱難過。」趙保軍說,「對我們縣級平台的政策已經近兩年沒有鬆動了,資金能調的基本上都調過了。」
最後一根稻草
「這是2009年埋下的禍根,一個是過度寬鬆,一個是大躍進的城市建設。政策在極松和極緊之間來回反彈,這些平台公司沒有一個正常的週期來消化。」
趙保軍所稱的「能調的資金」包括,以一個水利項目向當地農業發展銀行融得的3億元貸款。
三家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不受「名單」限制,仍可以基準利率向平台公司提供5-8年的貸款。
這是平台公司最樂見的資金來源,但政策性銀行通常兩年之內面向同一城投平台只發放一筆貸款,並且運作週期甚為漫長。趙保軍所在的縣級城投為了獲得這筆資金,足足等待了一年之久,而且這筆款項需要分兩年發放。
據趙保軍證實,不少平台公司還委託當地企業向銀行借款,相當於繞過銀監會對平台貸的限制從銀行獲得資金。
事實上,這些資金遠不能滿足融資需求。所有渠道一一收緊,加上縣級政府財政收入有限,他們正承受著比市級平台更大的資金壓力。
來自山東省財政廳的數據顯示,2006至2009年,山東省本級債務餘額佔全省餘額總量的30%左右,呈逐漸下降趨勢,其餘則集中於市縣鄉三級,其中,尤以縣級債務負擔最重。
以趙保軍所在縣級城投為例,公司最大的一塊投入用於建設保障房,其次是修建公路。
「保障房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國家只補貼幾百塊錢。而國道的成本是每公里1500萬-2000萬元,政府的補貼只有每公里800萬元。」他說,「而且這兩項投入都很難迅速產生收益。」
「財政根本拿不出幾億來讓你修路或是蓋保障房。」趙說。2011年,他所在縣的財政收入為13億元,支出接近20億,加上各項補助等,年終結餘僅為數十萬元。
儘管如此,基礎設施建設仍在源源不斷地大手筆推進。
「別的城市發展了,你也不能落後。」一位縣級政府人士說,「現在完全不是靠財力在支撐。國家給的錢不多,想發展,必須開闢自己的道路——融資。」
而這幾乎是一條沒有退路的道路:除了不能落後於政府間的競賽,過去已經開工的工地也必須要有資金來繼續建設。
此時,趙保軍手中還剩三張牌——信託、金融租賃和民間借貸。
「金融租賃通常採用將設備售後返租的形式,融資成本較高,月息1分3以上,而且手續比較複雜。」趙說。
而多位與政府平台打過交道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不少平台在向民間融資,月息大約在1分5以上。
於是,信託成為大量區縣級平台公司的一根性價比最高的救命稻草。
「平台公司跟信託合作已是必然。」國元證券一位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是2009年埋下的禍根,一個是過度寬鬆,一個是大躍進的城市建設。控制平台風險沒錯,但政策在極松和極緊之間來回反彈,這些平台公司沒有一個正常的週期來消化。」
「曲線救國」的信託
「這背後其實更多的是一拍即合的商業邏輯,而不是政府行政色彩。」
縣級政府正熱戀的信託渠道,並不是信託貸款——2007年銀監會新的信託監管辦法規定,信託貸款不得超過所有信託計劃資產的30%。
信託公司公開的推介書顯示,大多數政府融資平台並非直接以信託貸款的方式融資,而是以財產權信託模式「曲線救國」——先由信託公司受讓平台公司的應收賬款收益權,債務人通常為城投公司所在地政府。政府本應向平台公司償還的欠款,未來就用來償還信託計劃的本息。
以宣城市郎溪縣平台公司發行的財產權信託為例,國元信託將發行信託募集來的8000萬元資金,用於購買郎溪縣政府欠當地國投公司的賬款,而縣財政局需要在兩年內償還這筆資金的本息。
這是一種類資產證券化的操作手法,相當於將未來產生的現金流「打包出售」,提前獲取流動資金——國投公司提前兩年獲得了建設款。
郎溪縣國投由縣財政局出資組建,且絕大部分運營資金由財政局劃撥,因此這類信託的實質是,當地政府通過國投這個「融資平台」獲得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
用益信託工作室數據顯示,2012年前七個月,此類權益投資模式佔集合信託總融資規模的40%。
根據融資平台公司所在地政府的財政實力,這些縣級平台融資規模從幾千萬到數億不等,收益率最高可達10%上下,加上信託公司和項目介紹人通常需要拿走3%的收益,融資平台融資成本在13%上下。
以黃山市一家區級平台公司為例,2012年通過信託的融資成本為14%,而2011年則為10.5%。
儘管融資成本上浮,仍然有眾多區縣級平台公司的項目在國元信託排隊。
「我們跟縣級政府有很緊密的合作。」國元信託內部人士說,「國元信託跟政府關係非常好。」
1999年2月,國家對信託業進行了「推倒重來式」的清理整頓。而國元信託則正是那次清理整頓中,由當時安徽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和安徽省信託投資公司重組成立。
國元信託的大股東安徽國元控股(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是安徽省內最大的金融控股集團。公開資料顯示,公司高層此前任職於安徽省委。
信託產品的購買門檻為100萬元,因此主要面向高淨值人群(一般指個人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產等可投資資產較高的社會群體)和機構。但這些政信合作類產品銷售「火爆」,買得少的客戶,常常要等兩三期才能買到。
「機構買得比較多,比如一些企業、上市公司,甚至政府下面的事業單位也會來認購,通常在2000萬元以上,收益率達到10%。」上述國元信託人士說,「這背後其實更多的是一拍即合的商業邏輯,而不是政府行政色彩。」
對這個鏈條上的雙方來說,政府缺錢自不需言,而信託公司苦於房地產信託和銀信合作受限急需開闢新業務,基礎設施建設成為新的利潤重心。
用益信託工作室的數據顯示,2012年來,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基礎產業融資在新成立的集合信託中佔比不斷提高,到2012年6月已經取代房地產信託成為最主要的產品,約佔30%。
事實上,2012年眾多信託公司重新將地方融資平台視為主戰場,主要包括中融信託、中鐵信託、國元信託、湖南信託、浙商金匯等。
南方週末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截至2012年8月,國元信託已成立83份信託計劃,涉及地方融資平台的為56份,其中大多為區縣級平台。這一數字大大超過去年——2011年,國元信託共發行58只,其中17只涉及地方融資平台。
信託業的大公司們也聞風而來。中融信託2011年年初時還發了不少礦產、藝術品信託,及至下半年幾乎在政信合作一項上集中發力——截至目前,中融2012年已發行104只政信合作信託,佔總量的七成,相當於每週成立三隻。
中信信託原本並不擅長政信合作類項目,2011年發行的102只信託中,涉及地方融資平台的僅2只,而2012年已發行的80只信託中,逾三成為此類。
據趙保軍透露,來購買他們的應收債權信託計劃的「以銀行理財資金為主」。這意味著原本備受嚴控的表內平台貸款,借道銀行理財-集合信託的模式規避了嚴苛的監管。
「不能說」的「雙層保險」
翻閱各種信託產品的說明書,不難發現,財政兜底的砝碼普遍存在於這些地方融資平台的信託計劃中。
這些地方融資平台的信託,大多有企業擔保,部分有土地抵押。
事實上,這些信託計劃更大的賣點在於,政府隱形信用的背書。
據上述國元證券內部人士介紹,如果認購信託金額在300萬元以上,信託公司會出具一份當地人大的批覆,內容包括當地人大同意當地政府向國元信託融資,並會將未來幾年的還款本息納入財政預算。
「財政兜底這個詞我不能說,但是我可以出具這份文件。加上擔保公司擔保,相當於雙層保險。」他說。
「不能說」的原因是,這一做法曾在2010年6月被國務院發文明令禁止。
而翻閱各種信託產品的說明書,不難發現,財政兜底依然普遍存在。
以中融信託發行的「和平系列」信託計劃為例,該計劃風險控制措施中明確標明「瀋陽市和平區人大將出具決議,將瀋陽市和平區長白管委會應向和平國資公司支付的項目回購
款納入瀋陽市和平區年度財政預算」,並且財政局還將出具財政資金安排文件,承諾「優先以和平區人民政府財政收入和土地出讓收入支付到期債務,若仍不足支付的,由其督促安排資金支付到期債務」。
在信託公司內部,對潛在風險並無擔憂。「從2004年開始到2011年年底,我們發行了六百多億的信託計劃,到2011年年底清算二百多億,沒有一筆出現問題。」上述國元信託人士說。
令人擔憂的未來
眼下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經濟的熱浪又已襲來。新的錢,從哪來?而即便是融資條件開閘,借了的錢,又該怎麼還?
事實上,平台貸款的整體風險有所惡化。
廣發證券研報顯示,截至2012年6月末,全國共有10682家統計在列的平台,其中無覆蓋佔比約20%,意味著這部分平台公司自身現金流只能覆蓋不到三成的貸款本息。而近500家平台公司,在退出監管名單後,因風險再次抬升,而重新回到監管名單上。
表面上,趙保軍所在平台公司淨資產達到30億,債務率不到60%,低於銀監會規定70%的警戒線。
但這些平台公司所面臨的共同困境是,龐大的淨資產看上去很美,但多為政府為降低平台公司負債率而直接注入的資金和土地,變現能力差,缺乏經營性收入。
一邊是信託融資少則1分的月息,一邊卻是幾乎不產生效益的市政工程。
「未來還款來源還是依靠上級撥款,和政府賣地收入。」趙保軍說。
事實上,由於一般預算收入多數對應預算內支出,不能被挪作他用,「財政兜底」中所謂納入財政預算,通常是納入預算外支出。而與此對應的土地類基金收入其實並不穩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縣城,土地出讓金收入與更大的城市比起來並不高(通常遠遠低於總收入的一半),而稅收通常佔總收入的絕大部分。比如,在趙保軍所在的縣,稅收佔該縣財政收入的88%,土地出讓收入十分有限。
這意味著,還款來源並不可靠。而業內人士同樣擔心,出於對GDP增量的要求,習慣以投資拉動經濟的政府,未來的投資支出還會不斷擴大。
「會形成從可支配財政數據和增長率看具備還款能力這樣一個含糊的結論,實際上項目安全已經依賴地方政府的信用。」五礦信託呂建文曾撰文指出。
「作為經歷過1993年調控餘波的人,對於向政府官員追債過程的艱辛至今仍有餘悸。」呂建文寫道。
「政府跟企業一樣,2008年也是投資高峰期。中小企業沒有政府這麼多資源,銀行一收貸,沒有資金來源就倒了。但是政府有很多資源,可以注入建設資金、土地。」趙保軍說,「政府還沒到最最困難的時候,但如果再像這樣一年兩年,各級政府的情況就很難說了。」
現在,趙保軍碰到鄰縣的融資平台老闆,大家談論的話題都是國家的政策到底會不會放鬆。
他仍舊憂心忡忡,控制平台公司的風險沒有錯,可是眼下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經濟的熱浪又已襲來——新的錢,從哪來?而即便是融資條件開閘,借了的錢,又該怎麼還?
(應採訪對象要求,趙保軍為化名)
郭向陽:到農村,到縣城,到三四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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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人:郭向陽
公司名稱:南京分點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擴張目標:從家電、汽車行業擴展至更多行業
擴張路徑:農村市場需求分散,廠商營銷成本高,供需雙方信息流不暢通,如何在兩者之間搭起一座橋?分店借助30萬農家店,編織成一張營銷大網;通過與農家店的關聯及相關管理,為廠商提供更有效的營銷服務。
過去10多年,郭向陽一直在跑農村。先是負責TCL的農村市場開拓,後來自建公司為TCL及其他公司提供農村市場開拓工作。
在南京創立分點傳媒後,郭向陽將那些村子裡的店主發展成聯絡員、促銷員,通過他們到達農戶。按網點算的話,這樣的聯絡員或促銷員已經有30多萬,覆蓋江蘇、浙江等多個省份消費能力較好的農村地區。他的客戶是那些想進入農村市場的廠家。他的盈利方式有兩種,收的都是廠家的費用,一是基礎費用,二是銷售佣金。
廠家有促銷活動時,郭向陽的員工會給這些農家店發優惠卡,持此優惠卡購買產品,可以享受卡上定額的優惠。農家店發出去的優惠卡成功交易後,分點傳媒會將從廠家收取的費用分出一部分給農家店,但分點傳媒與這些農家店並無合同關係。
郭向陽還將組織建在縣城。縣城裡的聯絡員暗藏於醫院、銀行、政府、電力等不同機構,每個單位一兩個,一個縣平均80到100個。上個月,郭嘗試了50個縣,還沒有完全鋪開。
目前,郭向陽提供的服務主要在家電和汽車領域,並開始嘗試與中國電信合作。他面對著很多誘惑,有保健品商找上門來,儘管毛利很高,但仍然選擇了放棄。他說自己想賣一些對農村老百姓更有價值的商品。
當下郭向陽最大的苦惱是,如何管理這30萬家店。他正在啟動一輪3000萬元的融資,希望借此建立信息化系統。
除了像郭向陽這樣跑到農村建組織的,還有一些創業者選擇到三四線城市去。如十長生的王國安選擇了在三四線市場大行其道的「精品日化店」,售賣兩款具有濃厚韓系風格的品牌「韓後」和「川」。三四線城市大商場佈局稀疏,電商覆蓋也不完整,「精品日化店」店面小、租金低。蓓體施黛的戚勇也有類似策略:到對手不去的地方去,以三四線城市為重心。

【案例】百合凱露:一家化妝品店如何在小縣城一年做到2000萬
來源: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3/1219/57251.html
在整個山東化妝品銷售領域,百合凱露是一個頗具話題性的企業:在山東東明縣這個人口只有7萬人的魯西南小縣城,這家土生土長的化妝品門店年銷售額達到近2000萬元,擁有全縣城人口數量半數的會員,壟斷了縣城的整個化妝品市場。i黑馬此前一直認為,基於中國的人口紅利,以及即將到來的城鎮化浪潮,中國零售與消費市場處在品牌爆發的前夜。而這個來自於山東一個不到7萬人的縣城,居然一家店能夠做到如此規模足可以印證這一點。2011年,東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791元,從資源、人口、經濟上都是極為普通的中國北方小縣城。2013年5月,《商界》記者走進東明時,入眼的是騎著三輪車沿街叫賣的小販,路旁隨處可見的小吃攤,模仿麥當勞的“洋快餐”店,街道上型號不一的出租車……中國小城市特有的生活氣息,流過風霜斑駁的街道撲面而來,真實而親切。當最普通的商業形態遇到最普通的中國三四級市場,百合凱露的成功便有了更多“人間煙火”氣的普遍意義。商業公式一當地知名品牌>全國性知名品牌1997年10月,柏艷華的人生意外地走到了與她生活了幾十年的東明縣商業發展的交叉點。因為單位的重組,柏艷華下崗了。她東挪西借湊出一萬多元錢,在縣城的步行街上盤下一個不足40平方米的門面,那就是“百合洗化”在東明留下的最初印記。和當時縣城里其他化妝品店一樣,最初柏艷華也是到四十公里外的菏澤市區去進貨,批發市場上有什麽就進什麽,小店苦苦支撐,每天的銷售額僅有三四百元。在一次進貨過程中,她發現了一個臺灣品牌的洗發水。雖然價格高於同類產品,但靠著“臺灣品牌”和“植物洗發”的賣點,銷量居然大好。這讓柏艷華認識到,縣城的消費者同樣需要“有牌子有特色”的產品。於是她開始把進貨的重點從大眾市場上的流通產品,轉到品牌產品的方向。沒有任何品牌推廣經驗,最初柏艷華對賣點的提煉單純地來自使用體驗。比如引進的一款美的牌護膚乳液,含有精華素,滋潤的使用感覺很適合北方幹燥季節。當顧客走進小店,她就打開試用裝,在顧客的手背拍拍打打進行試用,看到滋潤效果後再向顧客介紹。當時其他的護膚品沒有“精華素”成分,憑借這個差異化賣點,美的乳液的銷售額最高時達到每天7000余元,成為當地最流行的護膚品,也盤活了小店。2000年,柏艷華在對面租下兩間門面,店鋪面積擴大到100平方米。自此,柏艷華肯定了自己的思路:通過一個與眾不同的亮點來決定引進品牌,再去挖掘、放大它可銷售的概念,這種概念營銷在品牌意識相對薄弱,卻對流行時尚有著更多渴求的小縣城往往比在大城市具有更大效用。用這樣的推廣方式,十幾年的時間里,柏艷華先後引進並打造了“玉石成分的護膚品詩婉”、“有修複功效的中華蘆薈”、“含珍珠粉的歐詩漫”、“美容大王大s推薦的珀萊雅”……這些在全國市場上並不是一線品牌的產品,但每一個都是一段時間內幾乎人手一支的“東明名牌”,縣城的護膚時尚潮流一直掌握在柏艷華的手中,店里的營業額就靠這些“明星”單品來拉動。商業公式二百合凱露=流行時尚2005年,“百合洗化”年銷售額達到300萬元,此時,這家土生土長的小店也悄然走到了一個市場發展的節點。當時,柏艷華希望把國際知名品牌資生堂引入東明。對方表示,柏艷華的店不夠大。頂著每年僅房租便高達24萬元的壓力,柏艷華接手了一個近600平方米的門面。百合之前的店鋪面積不過100平方米,銷售的單品總計不過四五百種,怎樣將這近600平方米的空間填滿,沒有任何的樣本可參考。那是柏艷華創業過程中壓力最大的一段日子,她在原有的基礎上增補洗發水、沐浴露等個人日用品的品種,增加男士、兒童洗護用品品類,填補當地市場上的空白。從規模上說。這絕對是東明第一的時尚賣場。而柏艷華“包裝”百合的計劃還不止於此,之前籌備新店的過程中,她便簽下了資生堂、夢妝、歐萊雅、妮維雅等一批東明市場上從未有過的國內知名品牌,卻沒有把這些產品放在原來的店鋪里銷售。直到新店開業當天,這些當地人以前只在電視上看到過的品牌,用隆重的促銷活動,與全新的“百合凱露”一起,完成了華麗“首秀”。加上柏艷華用二次包裝打造地方名牌的市場推廣方式一品牌是廠家的,賣點是自己的,百合與大品牌始終緊密聯系在一起。從“東明流行某個品牌”到“百合就是流行”,柏艷華尋找著各種方法來加固百合的品牌形象。外地流行的促銷形式被她不停地搬回東明:夏日夜晚搭起舞臺進行納涼演出,兒童節組織孩子和家長一起參加親子遊戲,七夕節舉辦相親大會,甚至單車、跑醋等流行的運動,東明人都能在百合的門店前看到。2011年,柏艷華在廣州考察了屈臣氏後,模仿屈臣氏從品類結構、產品陳列上在店里進行調整,就連屈臣氏的DM畫冊,也被她帶回了縣城。從2012年起,近半數的市民都能定期收到百合直投的DM。這些在大城市已經司空見慣的銷售手段,在相對滯後的三四線市場為柏艷華所用,幫助百合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影響力。商業公式三縣城生意=與廠家的關系+與顧客的關系除了“拿來主義”,小縣城獨有的人情營銷、關系營銷就屬柏艷華自己的心得了。當年她賣過一款銀杏洗發水。當地一位領導的司機購買後推薦給了領導,一句“局長都在用”在全縣掀起了一股搶購潮。正是從那時她開始意識到,小城市里的流行產品,本質上不過就是身邊的人都在用的東西。於是在向顧客推薦產品時,她會有意無意地說:“某某也在用這個”,或者某單位的哪個人用了這款產品有什麽評價。在7萬人的縣城里,“某某”中總會有顧客熟悉的名字。每當縣里搞活動,柏艷華就與主辦方合作,提供產品作為紀念品,於是全城人都能從電視等媒體上看到縣城的“知名人士”在用百合的產品;逢年過節,她會聯系一些企事業單位,以較優惠的價格向對方提供團購,作為給職工的福利,不但增加了銷量,也無意中向市民傳遞著“好單位都發百合的產品”的信息,提升著百合在東明人心中的品牌形象。為了“照顧”老顧客保留非熱銷的品牌,恐怕也算縣城生意的一個插曲。美的已經不再是熱銷品牌,但之前積累起的一批老顧客請柏艷華把這一品牌保留下來,於是現在整個菏澤地區,只有柏艷華的店里還能看到這一品牌,換來的是,只買這個牌子的老顧客,總會帶新顧客來購買其他產品。不過2009年前後,百合年銷售額達到600萬元後,似乎就走到了一個瓶頸期。柏艷華發現,無論再怎樣引進新的品牌,再怎麽做促銷活動,對店里營業額始終都沒能再有太大的拉動。多方考察後,她發現了問題所在:東明縣城人少,目標顧客有限,市場容量和利潤空間有限。唯一可以提升的空間就在於客單價。而這背後的功夫,同樣是處好與顧客、廠家的關系。首先,柏艷華選送員工參加全國美容導師培訓與考核,由她們在店里開設咨詢臺。在銷售中店員不推銷產品,而是詢問顧客需要解決哪些皮膚問題,並提供解決方案。在解決皮膚問題的過程中,店員和顧客成為了熟人。熟人生意的本質是,自己與顧客之間因為熟悉而建立起高度的信任,因此推薦的稍高價的產品也能為顧客接受。為了在市民當中建立這種“熟人”意識,柏艷華在店里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教師節憑教師證領禮品,情人節針對情侶有好禮相送,高考上線考生500元免單,期末成績在90分以上的兒童會員有獎,店里可以免費稱體重,會員每年可以憑積分兌換禮品或代金券……幾乎所有的東明人,都可以找到百合和自己生活的連接點。百合不是某個人的熟人,而是所有東明人的熟人。除了和顧客做“熟人”生意,和廠家也是“熟人”間的買賣。柏艷華記得自己曾經參加一個品牌訂貨會,看到廠家經理因為訂貨量不理想失落地一個人坐在臺階上。出於不忍心她訂了一萬元的貨,後來在籌備旗艦店那段最艱難的日子里,這位經理特別向廠家申請讓她欠款拿了數萬元的產品;和廠家夠不夠“熟”,直接影響到對方的支撐政策和力度,最後影響到銷量。小縣城的顧客非常習慣產品搭配贈品的銷售方式。百合作為雅麗潔第一批直供客戶,在其面膜新品上市時,一次性得到廠家提供的1萬片贈品。充足的贈品不但讓這一品牌的面膜熱銷,還極大地帶動了其他產品的銷量。而當初市場上比較高端夢妝和高詩初進百合時,因為是名品,廠家基本沒有給什麽政策上的支持,反而銷售不理想。隨著與顧客、廠家關系的深耕,同時品牌結構的完善和銷售模式的成熟,從2011年起,百合客單價大幅上升,營業額一舉突破1500萬元,成為魯西南第一大店。如果把市場比做一個金字塔,處於金字塔結構底端的與東明類似的縣城市場,多少有著一些自己“反常規”的商業公式。於是有了小品牌逼退名牌的“神話”,也有靠贈品多取勝的草莽招數,還有自成一套的靠人情維系的銷售方式……卻在無形中形成了這些市場化程度偏低的戰場的壁壘,也成就了柏艷華們的騰挪空間――如今的百合已經向東明更大的市場擴張,年營業額突破2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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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商界 | 編輯:wangjingjing | 責編:王靜靜
農民的心事:20萬,買輛車還是在縣城買套房?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2/4578127.html
農民的心事:20萬,買輛車還是在縣城買套房?
一財網 楚惟 2015-02-26 17:02:00
“其實農民才是天生的經濟學家,有些決定可能在城里人看來有些欠妥甚至荒唐,但往往是基於他所處環境下的最優選擇。”蔣峰在縣城經商的叔父,對記者講述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有這個經濟實力,為了孩子好找對象,或者僅僅為了提升生活品質,買車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農歷臘月二十八,湖南常德南部的一個小鎮上,春天似乎來得很早,路邊田里的油菜花已經陸續開了,氣溫高達近20度,鎮上新修的公路的十字街頭,被置辦年貨的小車、小四輪堵得水泄不通,載著女人、孩子或拉著成捆青蒜的摩托車擠擠挨挨。22歲的蔣峰(化名)一路按著喇叭,在最大的超市門前靠邊停下,搬了一箱啤酒放進車里,重踩了一腳油門朝家里奔去。
這天是他相親的日子。
買車就為面子?
5分鐘過後,蔣峰就將車開到了鄰近的村子,在大路邊的三層小樓的前坪停下,這時,家里已經坐滿了人,除了自己的祖父母和父母,還有他的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以及女方的長輩。
在這個場面到來之前,蔣峰全家人圍繞一個議題進行過一場的辯論,那就是蔣峰開的這輛19萬5千元的越野車,要不要買?這個問題與熏制臘魚臘肉並行,貫穿了蔣家的整個臘月。
反對的聲音很大。姨媽家的表姐張晶(化名)還沒有到家,就在電話里表示了不理解。在她看來,雖說蔣峰的祖輩和父輩都做點生意,在村里算得上“有頭有臉”的殷實人家,但家里前年剛建了房子,手邊余錢已經不多。另外蔣峰沒有固定職業,初中畢業後幫著家里幹活兒,沒有跑業務、充場面的需要,買車並不能帶來直接的收益,純屬消耗。
張晶在上海一所名校讀完研究生後,留在了上海,在外企工作,她的丈夫則從事IT行業,兩人每月收入3萬元左右,其中1萬元用來還房貸,其余用於撫養孩子、供給父母、儲蓄理財。她身邊的30多出頭的同齡人,多是如此:看起來衣飾時尚、生活“小資”,背後則精打細算,添置大小物件都不免要在購物網站比價一番,每年有限的結余,也計劃好多少定存在銀行,多少存在余額寶,多少配置給基金或者股票,如果買車,則多選擇10萬~20萬元之間的價位。
在張晶這種充分追求性價比的“一線城市”思維里,習慣用摩托車代步的湖南農村,買小車必要性不大,如果實在要買,一輛10萬元左右的車已經足夠,花20萬元買車則不如在縣城買套房,一方面可以保值,一方面有利於蔣峰將來的孩子在城里接受教育。
但是張晶的建議並沒有被采納。最終,她的姨父、蔣峰的父親還是默默“拍板”,並將買車的預算從15萬元提高到了20萬元。
張晶輾轉得知,姨父決定買車的理由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和他一起做同樣生意的老夥計們,雖然自己還在開三輪農用車拉貨,但都給兒子買了車,而自己財力比他們強,車自然也應該買得更體面;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與大城市優秀女青年眾多的情況不同,在當下的湖南農村,男青年過了20歲,家里如果沒個兩層樓房,便難有媒人上門。樓房、齊全的金飾和小汽車,這些都關系到兒子能不能定一樁好親事。
為什麽不買房
張晶學經濟學專業出身,雖然理解姨父的訴求,但她始終認為,如果說為了給蔣峰找個好對象,那麽一套縣城的房子,應該比一臺車來得更有吸引力,另外,如果萬一這次蔣峰相親未成、娶親需時日,那車子的折舊、養護就成了“沈沒成本”,從這個向度上看,現在買車,不如在將來蔣峰結婚時再買。
關於投資收益的計算,在追求閑適、超前消費成風的南方鄉村,似乎難被重視。回到老家後,張晶意外發現,想買車、買好車的,遠不止表弟蔣峰一個,很多經濟條件不如蔣峰家的人,都在談論買車。
一個記者聽來的故事更甚:一個村里的老人,兒子、兒媳在東莞打工,過年時帶了幾萬塊錢回家,老人卻動了買車的心思,村里人問您買了車幹嘛,他回答說:“開著走親戚。”
家鄉的這種消費現象,令18歲離開家的張晶十分錯愕。一方認為沒必要可以追求面子,另一方認為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輕人不懂農村的處世規則。在蔣峰家的這場買車行動中,集結了來自不同消費觀念、不同生存環境的“撕扯”,最終誰也沒能說服誰。
“其實農民才是天生的經濟學家,有些決定可能在城里人看來有些欠妥甚至荒唐,但往往是基於他所處環境下的最優選擇。”蔣峰在縣城經商的叔父,對記者講述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有這個經濟實力,為了孩子好找對象,或者僅僅為了提升生活品質,買車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張晶沒有註意到的因素是,不同於她生活的上海,農村投資渠道非常有限,人們對理財產品並不熟悉,能為子女創造的財富,似乎被局限為房子和車子。實際上,攀比無論城鄉都存在,農村受到熟人社會、消費單一的影響,攀比現象更為集中,無需多度解讀為城鄉之間的差異。
記者粗略算了一下,在蔣峰所在的縣,縣城高檔小區房價每平米超過了3500元,小開發商開發的沒有小區的多層住房則價位較低,每平米在2000元上下,20萬元剛好夠買一套100平左右的三居室。
但是,為什麽蔣峰的父母不選擇在縣城買房呢?蔣峰叔父的話或許可以視為一種解釋:無論新舊,在農村人們住房都較為寬敞,都能滿足需求,在縣城買了房也沒閑工夫去住,加上縣城消費高、糧食蔬菜都得花錢買,住城里無疑將增加一筆不必要的開銷。買給蔣峰結婚用、將來再讓孩子在城里上學,這個想法雖好,但蔣峰沒有一技之長,沒法在城里找到合適的工作,因此即便有了房子,在城里的生活也難以供養,還不如在村里過得舒適。
蔣峰的叔父還告訴記者,前兩年,他花45萬元在縣城買了一套130多平米的期房,原本打算裝修一下搬進新房,但2014年,自己在省城長沙上大學的兒子順利保送上了研究生,將來也不希望去北京上海打拼,計劃留在長沙,於是他趁2014年下半年長沙房價回落,果斷出手買入了一套三居室,預備兒子畢業後自住。
至於縣城的2016年交房的那套新房如何處理,他說:“準備賣了,現在不比從前,現在縣城周邊全是房子,二手房根本賣不起價,不虧本就覺得挺好了。”而這,或許也是蔣峰的父親不願意在縣城買房的原因。
編輯:吳狄
在縣城搞互聯網創業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來源: http://www.iheima.com/space/2015/1225/153470.shtml
導讀 : 人脈資源,這恰恰是縣城的好處,就是人脈資源比較容易發揮優勢,人傳人口碑效應比較明顯。
張濤,來自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這是一個典型的東北小縣城,背靠燕山余脈,曾經是遼代中晚期的國都,到現在經濟文化上沒有多少突出的地方,最有名的是斯琴高娃,年輕時跳“盅碗舞”在縣里成名。
以下是訪談記錄:
問:你在開始互聯網創業之前是從事什麽職業的?
答:我以前是從事寬帶服務的,也算是和網絡相關的。
問:是什麽激發你開始在縣城做互聯網創業的?
答:這個要追溯到三年之前吧,自家的生意一直平平淡淡,感覺沒有多大的發展空間,所以一直在考察一些新的項目。後來做過微信營銷方面的項目,不太理想,沒做好。去年註意到WiFi是個不錯的市場,加上當時政策上面有對WiFi行業的補貼,資金方面會比較方便。考察了一段時間,最後選擇了加盟上海一家WiFi公司。
問:寧城縣是個小縣城,市場相對而言比較狹小,創業前有考慮過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阻力嗎?
答:我當時也考慮過可能擔心業務鋪設不開,但是說實話也沒有考慮過多,創業過程中肯定會遇到困難的,既然經過考察覺得這個機會不錯,就開始著手去做了。
問:你是如何打開縣城市場的?你覺得你創業最大的優勢是什麽?
答:我的突破點是在試點鋪設免費WiFi搞測試,一開始效果並不理想,很多人不知道有免費WiFi。後來貼了宣傳海報,把WiFi名字改為上網步驟說明,慢慢用戶量起來了,給了我比較大的信心。我最大的優勢就是資源方面比較豐富吧。首先是人脈資源,這恰恰是縣城的好處,就是人脈資源比較容易發揮優勢,人傳人口碑效應比較明顯。其次是網絡服務方面的資源,畢竟老本行是做寬帶的,也積累了一些資源。
問:你在哪些地方鋪設了WiFi,用的人多嗎?
答:我在中蒙醫院、中心醫院都鋪設了WiFi。其次是一些商場,比如中京商場,商場人流量大,現在WiFi已經成為商場標配了。然後是一些公寓,鐵西公寓、泰安公寓等。因為免費WiFi是用APP來驗證上網的,另外內置了1個多億WiFi密碼,用的人還是比較多的,一個月下來大概有3萬個活躍用戶。
問:對於寧城縣的互聯網創業前景,你有什麽看法嗎?
答:寧城縣人口不少,有60多萬,WiFi市場還有待開發。首先我的計劃是擴大市場,鋪設更多的WiFi熱點,從縱向深入業務,提高客戶的滿意率;再從橫向拓展業務,結合廣告等相關業務進行盈利。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創友吧,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
人不可能生下來就舉著刀 《一句頂一萬句》里的縣城生活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626

《一句頂一萬句》的男主人公牛愛國,是個退伍軍人,以修鞋為生。主演毛孩在北京雙井一家鞋店,學了小一個月。過了幾天,客人認出了他,專門來看他的人越來越多,他只好把學習時間從上午調到午後。(劇組供圖/圖)
拍向大佛告白那場戲時,電影《一句頂一萬句》的主演毛孩哭到崩潰。他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情緒稍稍穩定後,一邊抽泣,一邊不住地向劇組道歉。
監視器後面的導演劉雨霖淚眼婆娑,旁邊的編劇劉震雲也濕了眼睛。有人告訴毛孩,從沒見過劉震雲哭。這場戲拍完,大家的情緒都穩定下來,劉雨霖通知毛孩,剛才他號啕大哭時一直開著機。毛孩吃了一驚。
從影二十多年,毛孩頭一次在片場當眾崩潰。他下定決心,“這輩子要控制住,不能再發生大佛面前那樣的事了”。
毛孩扮演的男主人公牛愛國,是個瘦弱但自尊的退伍軍人,以修鞋為生。牛愛國與妻子龐麗娜的婚姻出了問題,十年婚姻下來,倆人都沒話說了。龐麗娜與縣城婚紗店的老板蔣九發生了婚外戀情,處得火熱。牛愛國倍感屈辱,起了殺心,但舍棄不下孩子,才有了大佛面前的一幕。
“你看到那麽古老的一個佛像,看它那個慈悲,會有很多情緒湧上心頭。”毛孩回憶,自己當時“牛愛國附體”,所有委屈一下子湧了出來。
為了成為內向、沈郁,幾近崩潰的牛愛國,毛孩一天到晚用最大力氣繃勁,生怕稍微一松懈,但凡有點“小確幸”,那種感覺就跑掉了。與牛愛國較勁,令他格外痛苦。
如果你說“對不起”,我說“沒關系”
有機會主演《一句頂一萬句》,毛孩覺得奇妙。毛孩出生於1977年,早年演話劇,角色幾乎全部壯烈犧牲;在自己的第一部長篇電視劇《大秦腔》里,他演了個性格複雜、有股狠勁的年輕人;後來《炊事班的故事》成了他的代表作,但角色類型大體就此定形。對於事業,他偶爾覺得焦慮。
在一次飯局上,毛孩結識了劉震雲。他感覺,劉震雲讓人一眼看不透,好像藝術家,也好像孩子。“他比同齡的孩子成熟一些,是早熟的孩子,看問題很透。”毛孩形容,“跟他不熟的人,你永遠不知道哪個是真實的劉震雲。”
毛孩本身話不多,又覺得自己“段位”不夠,不大敢跟劉震雲交談:“人家已經是拳王了,我還在田間地頭跟別人打群架,而且都是江湖把式。”
後來,再有飯局,劉震雲總會囑咐:“把小毛也叫上。”毛孩猜想,也許是因為他也是河南人,也能喝酒。有一天,劉震雲說起,自己的女兒在學電影,想回來拍個短片,問毛孩能不能幫忙來演。毛孩當即回答:“全力以赴,分文不取。”那部短片就是《門神》,主角是河南延津的小姑娘伶俐,她母親因無法忍受貧困而離家出走,她父親只得請伶俐不熟悉的小姨扮成母親,在春節貼門神那天回家“探親”,小女孩看出母親是假的,但為親人高興,裝作沒有識破,一起過完了五味雜陳的春節。毛孩扮演的父親瘦弱、本分,無力改變生活的窘境。
合作過《門神》,毛孩開始關註劉震雲的作品。他讀了好幾遍《一句頂一萬句》,一開始沒看懂。讀第一遍,到一多半時停了下來,想從頭看,“得捋一捋”。
《一句頂一萬句》里,牛愛國父輩的故事,給毛孩留下了深刻印象。老牛和老馮一起去拉煤,每年一次。倆人晚上沒找到幹糧吃,只好睡覺。老馮突然醒來,發現老牛正在啃饅頭,很生氣,趁對方睡著,拉走了自己的煤車。
老牛醒來,發現只剩自己一人,原委一想便知,也生了悶氣。找幹糧時,他確實沒找到這個饅頭。發現了饅頭,他卻不敢叫醒對方,怕對方誤會,埋怨他隱藏食物。該說話時保持了沈默,一對朋友自此成了仇人,以後見面,再也不說話。
“任何時候,你多一句話,我多一句話,這就沒事了。”毛孩感嘆劉震雲描寫的精準和簡潔。然而沒了那一句,就造成了終生怨恨。類似情節在書中反複出現。
毛孩猜想,牛愛國說句“對不起”,龐麗娜回個“沒關系”,夫妻倆大概就能過幾天好日子。“你的那一句話一直沒有,然後上床是冰冷的,倆人背對背,勢必會越來越冷漠。”毛孩向南方周末記者形容。
2014年底,毛孩與《一句頂一萬句》劇組提前一年簽約。原計劃簽兩個月,他要求多簽一個月,提前體驗生活。
開拍前一個月,經紀公司在北京雙井找了家小鞋店,毛孩每天去學兩三個小時,學了小一個月。店主是南方人,愛幹凈,鞋鋪比較整潔,符合牛愛國的生活習性。
毛孩去店里,戴著帽子和眼鏡,店主不了解他演過的喜劇,兩人相安無事。過了幾天,來修鞋的小區居民認出了他,專門來看他的人越來越多。為了不打擾店家生意,毛孩把學習時間從上午調到午後。店里的鞋是顧客的,他不能上手,他找了套設備,弄了些舊鞋,在家練習。
為了找牛愛國的感覺,毛孩在劇組整天聽悲傷的音樂。扮演龐麗娜的李倩住在隔壁,告訴毛孩:“哥,我每天都不敢經過你的房間。你房間的音樂悲傷,我都覺得心疼死你了。”
都是孤獨的人
在小說里,牛愛國拙嘴笨舌:“嘴下得不對,容易把一件事說成另一件事,或把一件事說成兩件事,或把兩件事說成一件事。”
在毛孩眼中,牛愛國是個渺小的小人物,“跟普羅大眾一樣,都是孤獨的人”。牛愛國是退伍軍人,吃過苦,性格堅強;他又溫柔,這股溫柔勁遏止了行兇念頭。
影片開始,牛愛國和龐麗娜登記結婚,喜氣洋洋地憧憬未來,告訴工作人員:“我們說得著。”(說得著,河南方言,表示兩個人聊得投機,關系親近)十年後,兩個人的婚姻出了大問題。
毛孩單身,但自己是軍人,又是河南老鄉,能理解牛愛國的處境:他沒有偉大抱負,對前程也沒什麽規劃,開個修鞋鋪,想以此維持“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日子。
“我在外面打拼那麽多年,當兵吃了那麽多苦,現在回來,跟你成家了,還有一個那麽好的小女兒。這一家多好!”毛孩知道,龐麗娜並不認同這種活法,她想過得更好,去歐洲旅遊。兩顆心距離越來越遠,反映出來,就是“說不著”了。
牛愛國小心翼翼地維護家庭,跟妻子找話說,做她喜歡的菜,都無效。片中一幕,他去縣城的高檔餐廳“生態園”追查妻子的行蹤。鏡頭跟在牛愛國背後,他像在探索一個未知的世界,不安,又有些好奇。
導演劉雨霖形容,牛愛國將無助地面對“破碎的生活”,誰也幫不了他。牛愛國的怨恨郁積起來,想報複殺人,又放不下孩子,就找到龐麗娜情人蔣九的妻子,添油加醋,試圖激怒她,想借刀殺人。
事與願違,那女人也是厲害角色,不上鉤,徑直喝了農藥,料定這樣蔣九肯定回家。蔣九確實回了家,未承想,不久之後又跟龐麗娜私奔了。女人找到正在街邊喝酒的牛愛國,當眾羞辱他,讓他把倆人找回來。
牛愛國的情緒一直壓抑,沒什麽出口。拍這場戲時,毛孩還沒在大佛面前崩潰,但已經繃得很難受。拍第一條,牛愛國按照劇本回答:“我也找不著她,我也不知道她去哪了呀。”拍完,劉雨霖含著淚走過來,稱贊他的臺詞說得“特別好”。
劉雨霖追求內斂的情感,編劇劉震雲輕易不讓改動臺詞,但毛孩提出要求,下一條里,自己必須得吼一嗓子:“我受不了了,不管你用不用,你必須得讓我罵出來,必須喊一聲。”劉雨霖應允:“好吧,這條我不喊停。”
“在那個縣城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可能都認識,一個女人指著你鼻子罵,(老婆)又跑了,他一定瘋了。”毛孩解釋,按照劇本,女人離開後,牛愛國應該楞在當場。毛孩卻把酒碗摔個粉碎,大喝一聲:“看他媽什麽看!”
牛愛國挨罵,周圍桌子的群眾演員紛紛看起熱鬧,“眼都跟刀子一樣”。但他一吼,群眾演員們悚然,趕緊扭頭,專心吃喝。“生活中,如果當時有人回一句嘴,那天一定會有命案。”毛孩回過頭來想。
最後的成片,劉雨霖用上了毛孩喊出來的這一條。
影片臨近結尾,牛愛國在火車站撞見了蔣九和龐麗娜,龐麗娜已經懷上了蔣九的孩子。他有機會手刃對方,也有機會說服妻子回心轉意。
為這次相逢,劇組連拍了三天夜戲,時值隆冬,最後,毛孩和李倩幾乎站不住,也坐不下,只能靠在高高的攝影凳上。工作人員從後面抱著他們,幫他們取暖。
影片結束於開放式結局,戛然而止,每個人都沒做出最後選擇。但毛孩和李倩交流劇情,他覺得,還未出生的孩子會影響劇中人的選擇:龐麗娜應該會離開,牛愛國幾經掙紮之後回複平常生活。
“縣城里的那些人,人物關系很混亂,每個人都是那樣掙紮過來的,就是因為孤獨,沒話說。”毛孩生在縣城,熟悉牛愛國的境遇,也理解他最後的抉擇,“很簡單,人之初,性本善,每個人不可能生下來就舉著刀。”
小縣城都上浮了!力度超廣深,全國首套房貸利率創下歷史新高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09-21/1149791.html
最近樓市最熱鬧的消息,莫過於樓市信貸不斷收緊,房貸利率繼續走高。
券商中國記者獲悉,首套房貸利率上浮5%已經成為業內普遍的起步價。融360數據顯示,8月,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創下歷史新高,達到5.12%,這是自2016年以來首次突破5%大關。不僅一線二線城市,甚至一些小縣城也已經開始上調,而且上浮8%-10%左右,超過了深圳、廣州等一線城市。
首套房貸平均利率創歷史新高
融360數據顯示,8月,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創下歷史新高,達到5.12%,這是自2016年以來首次突破5%大關,相當於基準利率1.04倍,環比7月上升了2.47%;同比去年8月的4.44%,上升了15.35%。

融360房貸分析師李唯一表示,近期房貸利率再度引起大家的關註,尤其是作為一線城市的北京。近日,北京多家銀行相繼下達關於房屋按揭貸款工作的內部文件,文件要求首套房貸款利率執行最低基準上浮5%,即基準利率4.90%的1.05倍達到5.145%。
相較於北京85折時代的房貸利率,當下的確漲幅較大,但是就融360近幾月的監測數據來看,目前北京房貸利率總體是平穩中略有上升,主要是文件下達之後,部分銀行開始明確執行政策規定,但是說暴漲還是稍顯不妥,畢竟上浮有一個循序漸進的時間過程。
北京
截至9月19日,融360監測數據顯示,在監測的30家銀行(分支行)中,北京已無銀行提供優惠利率折扣,首套執行基準利率的有9家,執行首套上浮5%的有8家,上浮10%及以上的有10家。
深圳
再以深圳地區為例,中原地產最新的深圳商業銀行放貸利率情況顯示,除了個別銀行首套放貸執行基準利率外,絕大多數銀行首套房貸均上浮,其中,工農中建交等國有大行上浮5%,民生銀行、興業銀行等銀行上浮10%,第二套基本上浮10%,興業銀行第二套上浮15%。
從全國範圍來看,除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地區商業銀行陸續提高首套房貸利率水平,首套房貸利率水平較基準利率上浮5%~10%已成為全國房地產市場重點調控城市的普遍現象。
上海
上海地區一位商業銀行相關業務人員介紹,目前他們銀行首套房貸利率基本都上浮10%。他們銀行基本不做按揭貸款,因為總的額度是固定的,除非有老客戶提前還款,才有額度做新的按揭。

有意思的是,一位地產行業研究機構相關負責人表示,最近房貸利率變化太快,他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更新貸款利率情況了。
小縣城首套房貸上浮力度超廣深
融360數據顯示,從首套房平均利率區間來看,8月份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分布在4.83%~5.13%的區間範圍內,北京首套平均利率為5.12%、廣州為5.13%、深圳為5.04%,均已突破5%。二線城市首套利率上浮銀行數亦略增,半數以上城市首套利率破5%,優惠占比降至年內最低值。
首套房貸利率上浮已經蔓延至三、四線城市。一位華東地區縣級市的銀行工作人員介紹,雖然該縣級市是“小地方”,不限購,此前首套房貸上浮5%,目前都上浮8%~10%左右,主要是沒額度。
一位房地產行業分析師表示,首套房貸利率上浮趨勢進一步擴大,考慮到二、三線城市的高成交比重,房貸利率的集中上浮將對需求端構成實質性的抑制作用,而非此前趨勢上浮所帶來的預期引導作用。未來利率繼續上浮空間有限,但是短期定向加息效應的升溫將顯著影響成交意願,同時近期消費貸的嚴格監管也將進一步壓縮居民端杠桿空間,金九銀十或成色不足。
今年以來,在一、二線熱點城市高房價和購房門檻提高之後,大量購房需求向周邊外溢和擠出,而且當前房地產政策“因城施策”,三、四線城市繼續享受鼓勵去庫存的政策紅利。
從8月份房價上漲城市數量來看,70個大中城市中,有46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出現環比上漲,依然明顯超過下調城市。其中,三四線城市成為房價上漲主力。
不過,本輪去庫存方式使得三、四線購房杠桿非常高,隱含著對銀行風險。三、四線新增大量首付低於三成的購房者,20%左右購房者是低於三成首付,而首付比例低的購房者違約率是高於首付比例高的人。
過戶後銀行遲遲不予發放尾款該如何處理?
房貸市場不僅利率上調,放款周期變得更長。中原地產最新的深圳商業銀行放貸利率情況顯示,多數銀行放貸時間均是放款緩慢或是不確定。

廣東華商律師事務所律師周爭鋒對記者表示,眼下,普遍發生二手房過戶後銀行遲遲不予發放尾款的糾紛。
周爭鋒介紹,最近一斷時間接到的咨詢,主要集中在買賣雙方已經過戶完成,買家取得房產證並抵押給按揭銀行,但是銀行遲遲不放尾款的情況。過戶後買家已經完成抵押登記,但是銀行以房貸額度緊張為由不及時安排放款,要想快點放款銀行通常會有兩個要求,一是買家同意利率上浮,二是購買銀行推薦的金融產品。
周爭鋒表示,依據深圳網簽的遞件合同第九條,賣家是沒有辦法追究買家承擔逾期付款的違約責任。在買賣雙方遞件的網簽合同第九條,關於買家逾期付款的違約責任條款,明確約定了因銀行貸款原因導致買方逾期付款的,買家不承擔違約責任。
周爭鋒建議,為了避免出現過戶後尾款遲遲收不到的情況,出賣人在出售房產時,有必要就尾款的最終收款時間和買受人作一個單獨的約定,約定不論什麽原因賣家超過雙方約定的時間收到尾款,買家均應該承擔延遲履行的違約責任。註意這樣的約定應該在中介版本的買賣合同和遞件過戶的網簽合同備註條款中,同時出現。只是體現在中介版本的買賣合同中,會在法律適用上造成不必要的麻煩,也就是法院審理時究竟應該以那一份合同做為最終定案依據的法律困擾。
(來源:券商中國微信公眾號ID:quanshangcn 記者:陳冬生)
回鄉見聞 | 貿易戰下的廣東縣城
作者:弘毅遠方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杜彬
過去幾年寫回鄉見聞成為一種潮流,大家自從讀大學後回家鄉的時間逐漸變少,而隨著在外經歷逐步增多,也越發重視家鄉的發展和變化。中國2000多個縣,每個人的回鄉見聞都是在盲人摸象,看到都是一小塊,不過一葉知秋、窺斑見豹,更重要的是看到變化和可能的趨勢。我覺得下面描寫的家鄉剛好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的一個縮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家鄉是粵東的地區的一個縣(原來是縣級市,後來上大學的時候改為市轄區,區域也作了調整,但我習慣稱之為縣),土地總面積34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過82萬人,GDP為519億元,人均GDP為6.3萬元,基本是全國的平均水平。個人感覺縣城的生活水平比較高,而下面村鎮生活總體水平則差一些,還是有差距。

去年縣里經濟同比增長6.8%(前一年9.5%),略高於全國水平,地產投資增速超過26%——明顯高於全國不到10%的增速。經濟下行壓力是有的,這是系統性問題。去年全年區級公共財政預算收入不到17億元,增長近9%,超過經濟名義GDP的速度,其中賣地為主的非稅收入2.8億元,降幅超過65%。
在我看來家鄉的經濟還是不錯的,查了一下2017年財政的一般公共收支情況,基本一半的支出是靠上級轉移和調節資金。縣里債務控制得很好,2017年底負債不到10億。產業方面,二產占比最高為55%,三產為37%。其實縣里的民企是比較發達的,很多小企業小作坊,從事玩具、毛衫、工藝方面的工作,我覺得是藏富於民的。
這幾年縣人口已經比較穩定,自然增長率比全國的水平高一點,在沒有放開二胎之前,一般不是公職的都生了二胎。人口是最基本的資源,目前自然增長率不高是個問題。過去十幾二十年從這個縣走出的大學生應該有幾萬名,一大部分留在珠三角,我統計了一下,初中同學有一半在外就業,估計高中會更多。所以逢年過節珠三角通往縣城的高速總是堵得厲害,高鐵更是一票難求。大量在外就業的遊子也會反哺家鄉,促進家鄉的教育和消費。
我不覺得大學生在外就業對家鄉是人才流失,全國人才都往一線和主要二線城市集中,這是經濟發展的正常規律。不過同學中也有很多回家鄉就業的大學生,回來當醫生、公務員、老師,或者做一些玩具產業鏈相關的生意,利用在外學到的新技術新理念為家鄉發展做出了貢獻。
家鄉工資不是很高,當老師月收入中位數在5、6千,據說縣城好的中學過去十年工資沒有怎麽漲,醫生收入在4千到1.5萬之間,公司的文員月收入3千左右,主管能到4到6千,經理級別及以上可以到1萬。不過縣城壓力小,節奏慢,可以過得比較舒適。
公務員工作壓力比較大,有師弟在市局工作,還有親戚在街道辦事處工作,扶貧、創文,經常加班,很累。扶貧有的依靠電商,把一些特產依靠互聯網加大銷售。近幾年公務員系統的整頓作風有了改善,機構調整正在市一級進行。師弟講到局里領導有退伍的幹部,主席很重視退伍軍人,之前在北京一個券商的營業部也碰到有退伍軍人在那里工作,這也是為軍隊的發展提供保障。
家鄉房價相對穩定,預計未來縣城房價大漲的可能性較小,能跟通脹走就不錯。新開發的高檔一點的房子均價近1萬,村鎮經濟條件好的家庭都到縣城買房了,也有作為投資的。了解到地級市和縣城新房房價都有下降,一手房開發商會用多種方法補貼,縣城春節前有的樓盤價格下降10%。最近幾年二手房都沒有怎麽上漲,均價在5、6千/平左右,並且在沒有限購限貸的情況下。因為年輕人到縣城或者外地就業,農村也出現一些空置的房子。
汽車市場已經相對飽和,縣城很多居住小區原來都沒有規劃這麽多的私家車車位,因此都是停放得滿滿的,新的小區就好一些。村鎮的路本來就小,基本是一半停車一半走車。路上汽車品牌繁多,國產的合資的都有,也不乏一些高檔的名牌車。我認識的朋友、親戚基本都有車,有的還不止一輛。
家鄉玩具已經形成一定的產業鏈,從設計到制模到各種零部件的制作,再到包裝和銷售等,一個產品下來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參與其中,每年還舉行國際玩具博覽會,但招工難一直是問題。由於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有不少其他省份的外來人口到縣城就業,漸漸的也有一些外來人口在縣里定居。原來縣城外來人口很多,工資也是比較低廉,但是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招工難日益凸顯。我接觸到的不管是玩具廠還是食品生產店,都提到招工難的問題,並且已經有好多年都連續如此了。食品店老板提到原料最近並沒有漲,相反像豆油還有降,但是人工一直漲,為了留住工人也只有靠這個方法。總體社會是朝著保護工人的方向傾斜,這也是促進消費的一個保證。
工業上機器替代趨勢明顯,玩具智能化,這是產業升級的體現。做糕點的老板介紹,他的食品生產70%的程序都用機器替代;做玩具的介紹一個工具組件用機器替代後成本從9分錢下降到7分錢,省去人工,並且別人都在通過機器降低成本,如果你跟不上非常有可能就被淘汰了,這方面也會被趨勢推著走。有位親戚的工廠設計了新的玩具機器人,智能化,可以進行簡單的對話,讓其跳舞、唱歌或者講英語等,顏值高,並且包裝也顯得很高端大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改進,設計和包裝是可以帶來更高附加值的。目前國內機器替代、智能化的趨勢也是在延續,家鄉的產業也慢慢順應這個方面的趨勢。
另外一個趨勢是,近幾年的電商微商行業迅速發展,很多頭腦靈活的年輕人——較多是大學生——依靠自己努力在經營,如果店鋪進入天貓、拼多多,或鏈接在淘寶排名靠前,月收入不菲,也帶動了快遞行業的發展。現在很多大學生不喜歡像70後80初的人一樣打工,他們可能打工一兩年後就自己獨立創業經營,很會利用各種資源,做事情顧慮少。這是90後、00後的優勢。
去年經濟有壓力,微觀上可以感覺出來。有朋友從事商標標簽印制,因為該行業是處於消費產品的上遊,所以下遊消費的壓力很快就傳導上來,他說去年下半年下滑的程度超出預期,春節前訂單又上來一些。家鄉茶葉消費大,師姐在賣茶葉,也反饋認為行業去年生意不如前一年。縣里有幾個上市公司和幾個新三板掛牌企業,碰到前所未有困難,股市在多個因素疊加下不景氣,上市公司市值大幅下降。縣里經濟有增長,中小工業企業做了很大貢獻。此外,因為很多玩具和服裝出口,受外需和貿易摩擦影響,全縣去年出口下降10%,進出口總額下降一半,比全國的形勢要差好多,估計里面一些加工貿易受到的影響較大。
雖然經濟有壓力,但是從事玩具生產的朋友仍然認為目前是一個創業的時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問題在於怎麽選擇,雖然離不惑之年還有一段距離,他也在考慮是否要去珠三角謀求更好的發展。節日期間還碰到同一個中學的一位師兄,物理學博士,從事量子方面的研究,咨詢其他校友如何爭取到風投、將已有研究成果貨幣化。
家鄉有獨特的文化。家鄉人很信中醫,並且一般的中醫也懂西醫,治療會是中西醫結合。一位朋友在醫院上班,業余自己開個中醫診所,符合執業醫師滿5年以上的條件,去年申請了個中醫診所備案證,這是鼓勵發展中醫、讓醫生可以“多點執業”的舉措。他說前段時間流感嚴重,診所安裝了紅外線消毒儀器,每天晚上定時自動殺菌。他開診單、藥方都靠電腦,專門購買相關的軟件系統,藥方開完費用也就算出來了,省去不少時間,同時系統還能留下病人的信息,便於記錄追蹤。我覺得信不信中醫不要緊,這是市場化的行為,能醫治好病人,有口碑,就能很好生存下去。
節日消費在外就餐比較火爆,這幾年都是,稍微好一點的飯店都需要提前預約,吃飯海鮮會是主角,稍微中檔的一桌需要1000多,更高檔一點的翻兩三倍都有。春節期間酒店價格也貴,縣城最好的酒店漲到1500一晚。
節日期間家鄉文化活動和文化消費氣氛很濃。過年期間常常看到有書法、國畫或者攝影展覽,今年有省畫院院長(也是家鄉人)的作品展覽。縣城的文化街不長,但是街上有4、5家字畫裝裱或者賣字畫的店。家鄉燈謎活動長盛不衰,基本每年過年都有舉行燈謎活動,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近兩年來家鄉實施創文、美麗鄉村計劃,地方財政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入,給居住、生活環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比如道路的拓寬改造、排汙管道的鋪設、公共廁所和垃圾桶的增加、綠化、鄉村文化廣場、健身器材的投放、重建重點中學的初中部等,春節前還新修了一個市民文化廣場,帶音樂廳。近幾年政府重視景點的修複,在一個鎮上修葺了一個有3、4百年歷史的書院,書院里展覽很多學生的書法,寫得很好。此外還新修了古港遺址,這里曾經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很多人就是從家鄉乘船下南洋——到新馬泰一代謀生和創業。總體政府公共投入很大,給居民帶來實惠。
一線城市限制人口、二線城市展開搶人大戰的背景下,縣城的出路在什麽地方?這是一個價值連城的問題,但沒有包治百病的良方。與國內很多區縣不同——比如有的區縣就是“睡城”,我覺得家鄉還是擁有幾個具有優勢的產業,可以進一步發展,這是重要的機會。在國內產業升級的趨勢下,玩具、毛衫、工藝都能繼續升級,提升產品的競爭力,如果能做到全國甚至全球排名靠前,就有了強大的生命力和競爭優勢。同時縣城需要繼續做好基建投資,包括教育、醫療等,營造好的環境,爭取吸引更多的合適的人才來就業,形成產業的良性循環。要保護好中小民企。政府需要控制好房價,擺脫土地財政的約束,讓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另外地方文化、旅遊的文章、特色農業也需要繼續做強做大。當然,基建和環境的改善需要錢,這又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只能靠自身小米加步槍、上級財政轉移來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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