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糧食總產量取得“十一連增”的同時，中國還面臨著進口糧食不斷增加，社會糧食庫存總量也不斷增加的“三量齊增”的局面。

7月30日，在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2015中國農村發展高層論壇”上，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認為，“三量齊增”局面的出現有兩個原因。一方面，生產和消費的結構不對稱，存在農產品供求的結構性矛盾;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內外糧食存在價格差。

具體來說，2014年，中國糧食進口首次突破1億噸。但其中70%以上是大豆，國產大豆只有1200多萬噸，進口了7140萬噸的大豆。這表明，大豆供給無法滿足需求。所以不得不進口，而且這幾年進口在持續增加。

除了進口大豆外，中國還進口了2000多萬噸其它品種的糧食。陳錫文說，國際市場低價糧食進入國內市場，從某種程度上講，這顯示了中國糧食還有一些其他的農產品在價格競爭力方面明顯不足。從三大主糧來講，以今年6月份為例，國內大米(晚秈米)比泰國進口完稅後的價格高51.8%，小麥高56.6%，玉米高65.3%。

價格倒掛成因複雜

出現這種國內外價格倒掛的情況，早已引起官方與民眾的關註。陳錫文說，實際上出現這個現象的時間並不長，從了解的資料來看，大約是從2012年的秋天開始到2013年的夏天，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出現了。在此之前，中國的大部分農產品，尤其是糧食作物產品並不高於國際市場。之所以出現這一現象，陳錫文認為，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國內農產品生產成本上升導致價格的提高。參照2011年糧食價格，拿2014年最低收購價比較，早秈稻價格提高了32.4%，中晚秈稻價格提高了29%，粳稻提高了21.1%，小麥提高了24.2%。實行臨時收儲的玉米和大豆，前者提高了13.1%，後者提高了20%。陳錫文說，我們的提價速度顯然高於國際市場的幅度，它對國內外價格倒掛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二是國際市場價格下跌。參照今年6月份的價格，拿2011年國際糧食價格比較，2011年是本世紀以來玉米價格最高的年份，小麥價格也是處於高位階段。國際市場大米價格今年6月比2011年初下跌了40.4%，小麥價格比2011年也是最高價跌了39.3%，玉米價格比2011年5月份下跌了49.3%，大豆價格比2012年10月份下跌了39.2%，陳錫文說，這一時間段，國際市場價格下跌的幅度超過了國內同期糧食價格提升的幅度。

三是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上升。2014年，平均匯率是1美元兌換6.14元人民幣。但是，1994年以前，匯率是1美元兌換8.62人民幣。總的走向是人民幣不斷堅挺，相對美元在不斷升值。陳錫文舉例說，不算其它任何費用，500美元/噸的大豆，在1994年那個時候，每進口一噸折合4000多人民幣。現在，同樣是一噸大豆折合只有3000多人民幣。這一千多塊錢的價差是匯率變化。“農民沒什麽辦法對付，這對生產者來說影響是極大的。”他說。

四，最近兩三年的全球能源價格的暴跌，導致貨物海運價格的明顯暴跌。陳錫文說，從過去伊拉克戰爭時期原油價格上升到每桶150美元，到最近每桶不足50美元，中間100美元的差價，對運價影響很大。與之對應的是，2005年5月，從美國墨西哥灣新奧爾良運往中國的大豆運費價格一噸是138美元，今年5月份一噸運價只有34美元。一噸價差100美元。

他認為，通過這樣的分析，是為了說明目前出現的中國糧價高於國際市場情況是很複雜的，不能簡單的說是中國農業生產成本的提高導致價格上漲，其中有很多因素都值得進一步去分析。只有如此，才能對癥下藥解決問題。

值得關註的是，形成這樣的局面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直接相關。當時，為了挽救經濟，世界各國政府采取了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中國投入了4萬億元。陳錫文稱，其實全球只要有能力，沒有一個國家會不采取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隨後交替出現的通貨膨脹、通貨緊縮，全球的資源性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明顯的暴漲暴跌的現象。

對於國內外農產品存在價差這個問題，陳錫文稱，這實際上是全球化帶來的現象。要認真分析，不能貿然的說，就是中國農業沒有競爭力。當然，我們有競爭力不足的地方，但是有比它更複雜的原因。

“部長們想的也不一樣”

針對國內外糧食價差高企的局面，社會上頗多議論，形成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既然中國的農產品，特別是糧食、棉花、糖等大宗農產品在國際上明顯的不具備競爭力，同時財政投入補貼農業，似乎得不償失。所以有人建議，應該減少對農業的補貼，使得國內大宗農產品價格與國際接軌，由此導致的缺口通過增加進口來解決。

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農業這麽小的規模要有競爭力顯然不容易，因此，必須采取各種各樣的措施促使更多的農民離開土地，然後才能搞大規模經營，才能降低成本。

作為中央農村政策的智囊，陳錫文回應稱，這兩種看法都是針對當前國內農業確實沒有價格競爭力的現實，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當然是合理的。但是，縱觀世界各國的農業政策，農業政策不是單純的產業政策，而是關系到農民生存發展、整個社會公平公正的社會政策。

他說，制定農業政策必須考慮，既要保證供給，還要考慮國際市場的競爭關系，更要考慮還在農村居住生產生活的六億多農民。離開這一點，再好的經濟政策都不好用。即使減少自身生產，擴大進口或者把大量的農民從土地上請出去，讓少數人來耕種更多的土地效率提高，從這個過程中增加的經濟利益遠遠彌補不上這樣的政策出臺以後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下一步該如何改革?各方都有主張。

陳錫文說，國務院開常務會，部長們想的也不一樣。至少我剛才都講了三個觀點。一是自己別搞了，進口吧，另一個是把農民都趕走搞大規模農業，再有一個就是我的觀點。“要是大家開動腦筋再想辦法，也不知道還有多少觀點。”

他說，中國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就要擔負起13億多人口的吃飯問題，通過國際市場互通有無，同時又不能給國際市場添亂。這當然不完全是為了別人的利益，也包括中國人自己的利益在里面。

在中國當前存在一個奇怪的現象：“十一連增”後，中國的糧食安全程度不升反降，而且是不斷下降，越來越低。因為生產的越多，進口的越多。

針對這一現象，7月30日，在“2015中國農村發展高層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稱，當前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糧食供給最充分的階段。之所以出現賬面上的下降，在於對糧食口徑的統計，以及中國的糧食儲備制度。

糧食超儲所導致的自給率下降假象

馬曉河認為，對凈進口貢獻最大的是大豆，正因為把大豆混淆在糧食里才導致糧食自給率下降。如果將大豆剔除，那麽糧食自給率將保持在95%以上。再扣掉薯類會更高。

為什麽剔除大豆呢?他認為，嚴格意義上大豆不是糧食，世界上也很少有國家把大豆算為糧食的。正因為中國這樣做(把大豆納入糧食範疇)，糧食自給率才超速下降，從2000年的100%，下降到2014年的89.4%。如果繼續這樣做，那麽中國的糧食自給率還要下降。

數據顯示，在整體糧食進口量中，大豆占比重超過70%。稻谷、小麥、玉米等三種主要糧食產品自給率相當高。馬曉河說，如果完全按照谷物自給率算，扣掉大豆、薯類，那麽2013年的糧食自給率是97.6%。

至於糧食超儲，馬曉河認為，“我們的儲備糧非常豐富，遠遠超過國際安全儲備線。我算過一個賬，當前的糧食儲備可以供城鄉居民吃十年也吃不完，不過沒等吃十年就爛掉了。”

他說，如果糧食儲備不超儲，讓大量的谷物從儲備退出到市場上，那麽自給率也要高。有意通過儲備把糧食收到倉庫里造成市場短缺，刺激生產，刺激進口，也造成了自給率下降。實際這是一種假象，如果從目前70%的儲備率降低到30%，那麽自給率完全超過100%。

不過，對於目前庫存多的說法，在論壇上，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提醒到，最擔心的就是盲目樂觀，因此減少農業投入，減少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減少對農業其他方面的投入。一旦減少，發現危機再來就晚了。農業的生產能力跟工業建設不一樣，不可能很快。

政績導向下的過度生產

本屆政府對糧食安全格外重視。在經濟新常態下，農業也面臨新常態。

馬曉河說，社會對糧食的需求將會出現結構性變化，口糧會繼續減少，間接需求持續上升，對糧食的需求走向中高端化。還有，國家會繼續加大糧食生產將是新常態。“鋼鐵可以不搞，糧食生產是不能不搞的。”此外，吃糧的人越來越多，種糧的人越來越少，而且越來越老齡化，這也是新常態。

此外，過度生產與超額儲備，耗費了大量公共資源。這使得糧食安全面臨新的不安全。

為什麽會過度生產呢?因為追求政績。馬曉河說，“誰在任當部長都不願意在自己任期內讓糧食減產。”要是減產，一是臉上不好看，二是沒法跟領導交代。所以最終結果是年年豐收。

他說，糧食豐收本來是波動的，市場有波動，自然環境也有波動。非得通過行政幹預讓產量只增不減，會永遠增產嗎?都知道這樣不行，但是誰也不願意讓它慢下來。

那麽，這樣一來，過度生產就必然導致浪費資源。這包括，土地、水源、公共財力。馬曉河反問，為什麽今天還要保持糧食多了不怕，爛在庫里也比沒有強的觀念呢?難道儲備產能在地里不更好嗎?

除此以外，土地、水等稀缺資源的減少，質量在變差，同樣威脅糧食安全。馬曉河說，耕地不斷減少，質量下降，是地方政府的一個最大錯誤。用好地蓋樓房，少報多占、未批多占、占好補差，這些都加速了耕地變少變差。還有就是為保障糧食增產，不斷打深井，何時才到頭呢?而且生產的糧食，市場又不需要，還要臨時儲備起來。

未來糧食安全如何設計?

在中國的糧食市場是扭曲的。一方面，通過大量的財政投入補貼而不斷提高政府收購價刺激生產，使糧食年年增產，打破了波動曲線，成了一種直線式上升。另一方面，在年年糧食豐收的情況下，為了保護農民利益，又以高於市場價收購糧食，收的糧食又超出市場需求，於是將糧食儲存起來。結果造成國家儲備越來越多。

為了應對這種超額儲備，不但國家要投資大量建設糧倉，還要向國有企業投放越來越多的糧食補貼費用，造成財政補貼增加。同時，為了保持庫存糧食不過期，每年又不得不進行大量的糧食輪換，最終扭曲了糧食市場。

那麽如何設計未來的糧食安全呢?馬曉河說，今後一定要調整糧食安全目標，一定要改革現在的糧食統計口徑，跟國際接軌，就搞谷物標準，把糧食安全轉化成谷物安全，將谷物安全的目標定在95%，食品自給率定在80%。

他建議，取消臨時收儲政策，制定國家的目標儲備政策和目標價格政策。政府收購，保持儲備率(儲備量占到消費量)達到30%，每年在庫存中輪換。然後按照高於市場相應比例收購，將指標分配給農戶。

另外，今後糧食安全要向高標準農田轉換，向中低產田改造轉換，向優質良種、現代農機裝備、病蟲害防空、測土配方施肥、土地汙染治理等項目轉換。當前要適度壓縮種糧面積，鼓勵支持農民調整種植結構，發展高附加值產品，以增加農民收入。

有人擔憂要是下一季度減產了怎麽辦?馬曉河說，高標準農田就是針對糧食生產能力建的，在法律上可以規定，必須生產糧食，現在不需要可以種別的，但是一旦需要必須轉產。

伴隨中國糧食連年增產的同時，中國進口糧食卻大幅增加，中國國內糧食價格也遠高於國外，這成為農產品領域令人咋舌的怪異現象。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在8月29日有第一財經支持舉辦的亞布力論壇上表示，在基本保證糧食安全的情況之下，應該充分地利用國際國內的大市場，特別是國際大的生產能力和生產成本來補充。

寧高寧說，中國的糧食在過去十年以來，整個的和糧食有關的部門、行業努力，出現了“十一連增”這麽一個局面，但是這個局面里面有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大量的成本上升，現在這些基礎糧食，玉米、小麥、稻谷等，基本上比國際上貴40—50%，像糖貴了1倍還多。

“今天你發現很多食品中國比國外貴，因為糧食比較貴，下遊所有的肉蛋奶成本就貴起來了。那要怎麽辦?我們需要有國際化的資源。”但是，寧高寧說，“國家有一個基本的觀點，一定要我們自己把握，這樣毛病就來了，有便宜的不能買，為什麽呢?買了就不安全，自己的越種越貴，稍微一不對馬上就不種了，把成本全漲起來了。”

寧高寧說，“今天我們倉儲量滿滿的，大量走私的小品種(糧食)，因為過去WTO談判有些品種都沒有包括，小的像芝麻、高粱就大量的去買，大家認為太小了，就扔到一邊去沒人管，結果現在高粱今年(進口)700多萬噸啊，美國農民就搞糊塗了，中國人全要高粱怎麽回事。”

他還進一步表示，“我們自己老說，我們是7%的土地養活20%的人口，我們老這麽說，可過去那個可以，過去我們就是吃碗棒子面可以，現在不行，現在你要讓豬吃玉米，讓你吃豬，這一轉換，轉換率3、4倍，豬的轉化率還是高的，牛7倍，要全轉換，受不了，再來就不行了，從這個來講，糧食安全本身變成了又是政治問題，又是經濟問題、土地問題、農民問題，包括今天的城市跨越下一步發展的資源問題都來了。”

寧高寧認為，今天說世界大市場、“一帶一路”，還要有一個更開放的心態。什麽心態呢?如果我們在基本保證糧食安全情況下，應該有一個充分利用國際國內，特別是國際大的生產能力和生產成本來補充。

他舉例說，今年年初的時候，李克強總理去巴西訪問，搞了個工業裝備出口展覽，本來沒有中糧的事，但是中糧在巴西有比較多的投資，主要是倉庫、碼頭、糧食加工。巴西提出來參觀時議會議長副總理也要參觀，這里不能全是賣中國的東西，有沒有買巴西的東西，叫中糧做展覽，基本上是買巴西糧食，這就是融通。

寧高寧認為，糧食安全作為一個大的國際市場，國際融合來講，應該有一個新的定義，就是糧食應該定義為他的口糧啊，是飼料啊，是工業用糧啊，把它分開;再一個你是平時、災荒時、戰時啊，不能老想著打仗怎麽辦;還有自己種的是，自己存的算不算，有土地儲備算不算，如果說能有自己的供應渠道算不算，這些都可以變成一個融入國際大社會的思維。

日前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高度重視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這對應了在此之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曾專門分析過農業高庫存、高成本、農業短板的成因，不再贅敘。對於這三大任務，會議分別給出相應對策。如去庫存，要求加快消化過大的農產品庫存量，加快糧食加工轉化;降成本，要求通過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減少化肥農藥不合理使用、開展社會化服務等，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業效益和競爭力;補短板，要求加強農業基礎設施等農業供給的薄弱環節，增加市場緊缺農產品的生產。

“去庫存、降成本解決的是存量問題，補短板解決的是增量問題。只不過，解決增量問題容易，解決存量問題就相對棘手。”上海匯易咨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首席分析師李強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說。

“高庫存、高成本、農業短板”三大問題成因為何? >>>

農業基礎設施指的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全過程中所必須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前者包括農業產前、產中、產後環節的配套設施，後者包括農業綜合教育、農業科研、農技推廣、農業政策及法規、農業信息方面的基礎設施。

盡管隨著中央和地方政府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近年來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農業生產條件不斷得到改善，但是在欠發達地區尤其是偏遠農村，路、水、電、網絡的基礎設施覆蓋面仍然需要擴大。李強說，通過農村寬帶、土壤改良、田間水利等措施，可以改善農業生產和發展的條件。

民以食為天，優質農產品並不缺市場，優質優價也逐漸為人均GDP達到7500美元的國人所接受。在糧食產量“十二連增”的背景下，新的糧食安全觀更註重農產品質量，而市場緊缺的就是優質農產品，因此在加強農業基礎設施等農業供給的薄弱環節之外，需要增加市場緊缺農產品的生產。

近年來，發展迅速的農村電子商務在解決農村優質農產品產銷精準對接，增加農民收入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不過，電商的前提條件一定是網絡基礎設施的完善。目前，中國正在實施“寬帶中國”戰略，預計到2020年，中國寬帶網絡將基本覆蓋所有行政村，打通網絡基礎設施“最後一公里”。

當然，發展農村電子商務，並不能停留在簡單的買賣上。農業部市場與經濟信息司副司長王小兵認為，發展農業電子商務的根本目的，除了創新流通方式之外，關鍵是要把在電子商務形成的標準、數據，怎麽去回到農業的生產過程。也就是說要實現帶動市場化、促進規模化、倒逼標準化、提升品牌化。

至於如何去庫存，這涉及到讓糧食加工企業加快加工消化、調減糧食尤其是玉米播種面積以及糧食出口。雖然沒有明說，但是面對巨大的庫存和國內外差價，財政將付出很大代價來補貼加工企業。

李強說，據估算，目前我國玉米去庫存數量幾千萬甚至上億噸，在控制不增量的基礎上(目前每年增量約4500-5000萬噸)，也需要2-3年的時間。結合國內外目前市場差價水平，補貼的標準不應低於400-500元/噸，否則加工企業是很難有動力去接盤的，那麽透支不可持續的產能所生產、耗費大量財政托市收購和臨時儲備的大量糧食將面臨質量降等甚至壞糧的風險。

慶幸的是，業內也較為關註種植結構調整。今年6月28日，在吉林長春召開的東北四省區農業結構調整座談會上，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強調，玉米種植結構調整是這一輪農業結構調整的關鍵和重點，要突出抓好。同時，本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也將“完善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政策”作為農業結構性改革的動力。

農業生產成本之所以高企，除了國內執行托市收購和臨儲政策，提價速度顯然高於國際市場的幅度，助推了國內外價格倒掛，還包括國內小農經營、農藥化肥利用效率低等現實原因。因此如何降成本，應對的舉措就是通過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減少化肥農藥不合理使用、開展社會化服務等舉措來提高農業效益和競爭力。

雲農場執行總裁田豐在此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互聯網日益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先導力量，當前的“互聯網+農業”處於起步階段，所占比重雖然較小，但是它卻深刻地改變著農業，呈現出快速發展的趨勢，發展潛力非常巨大。

作為專註於農業領域的一個互聯網公司，雲農場用雲計算和互聯網的工具進入農業，從降低農資采購成本、提供低息貸款、測土配肥、訂單種植、免費種植技術培訓、拓寬農產品銷售渠道等方式服務於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後環節，為農業建立現代化產業鏈服務生態圈。

田豐說，傳統農業存在信息不對稱，農資中間渠道繁多，行業分散，沒有產業鏈依托，很難實現標準化、規模化、品牌化發展等痛點，而“互聯網+”串起農業現代化的鏈條，將科技、信息、金融等先進生產要素滲透到農產品生產銷售、農村綜合信息服務、農業政務管理等各環節，有效消除信息不對稱、中間渠道，推動整個農業產業鏈的高效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