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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定一場招拍掛 下篇：規則真奇妙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61729&time=2011-05-21&cl=115&page=all

　　留下來的都非尋常之輩，各有背景，各有優勢。誰也沒有必勝把握。

　　有些企業尚未露面，但正在或已經尋找到第一輪招標中的得分較高者結成聯合體，有的企業四處撒網，動機不詳；有些企業先拔頭籌、聲勢驚人，有些企業根基深厚，穩紮穩打；有些企業四處活動關係上躥下跳，也有企業按兵不動，莫測高深。

　　不到最後時刻，不知對手是誰、有多少，也不知鹿死誰手。而在基本放棄了價格這個篩選槓桿之後，玄機盡在最後40分的彈性規則之中。

拼的是「綜合實力」

　　總共100分中，除了針對方案的20分和針對報價的40分相對明確外，剩餘的40分綜合實力評比，打分標準十分模糊，極具彈性。

　　即使在針對設計方案的20分中，也有文章。按評分標準，第一輪一二名之間相差5分，但標書中還提到，「綜合考慮投標人對核心區整體規劃方案的編 制所做貢獻」可加5分。即如果政府認為你的方案好，你就可以在第一輪方案的評選之外，額外加5分。這等於拉平了一二名的差距。被政府選中的整體規劃方案， 還可獲得100萬元獎勵。

　　「你認為這盆花好看，而我偏就喜歡這棵樹。」海航置業一位高管私下表示，對方案的好惡本來就見仁見智。質疑這5分加分的大有人在。在他們看來，如果方案好，在第一輪的20分中就可以完全體現，沒必要再加分。至今，參與投標者誰被加了這5分並未公佈。

　　針對報價的評分規則也充分體現了政府限制價格的意圖。報價有40分，招標規則將報價按四個檔次劃分，相應給出四個計算公式，從而得出最終投標人的得分。這四個檔次是報價小於（等於）底價1.1倍、1.1倍至1.2倍、1.2倍至1.3倍，以及大於1.3倍。

　　例如，Z3地塊底價17.34億元，萬通中金聯合體出價25.1999億元，得38.62分；泰康人壽標準投資聯合體出價最高31.2億元，得 40分。按此公式，報價相差約10億元，得分也只差2-3分。而且除價格最高的Z15地塊外，其他地塊公式都設有價格拐點，報價太高意義不大。

　　從以上計算方式可見，要想測算自己的報價和對手可能的報價，必須首先知道底價。雖然在任何招標過程中底價都嚴格保密，但很多時候參與者都心知肚明，此次CBD招標也是如此。

　　多位受訪者表示，他們知道政府設置的底價是每平方米1.5萬到2萬元，方法渠道不一；也有人表示，底價能夠通過一級開發的成本、利潤，和北京市歷年出讓土地的底價計算分析得出。

　　與此同時，對金融機構及總部的政策傾斜也在CBD核心區的新規劃中體現。由中服地塊拆分而得的Z3、Z4、Z5、Z6四塊地，加之Z11和 Z13，共六塊地鼓勵金融機構，Z8、Z9、Z10、Z14四塊地鼓勵總部，Z12和Z15鼓勵綜合體。此外，中服東側的建築面積1.51公頃的Z7地 塊，指定將建設台灣會館，沒有裝入此次12塊地的大籃子中。

　　顯然，政府希望引入有實力的企業，即使割捨當期土地出讓價也希望帶來長遠稅收收益，但誰是真正有實力的企業呢？這就體現在最後40分中。

　　這40分的組成為：

　　財務及資信10分，包括企業資金情況、納稅融資情況、付款進度承諾，銀行就本項目貸款意向書及金額；

　　開發及經營理念15分，包括對項目經營定位、開發理念以及建成後預計形成的年度稅收貢獻等；

　　資質及業績15分，其中企業自身實力、行業資質或擬設立的總部級別、過往業績10分。

　　但標書中並未給出詳細得分依據，企業只能按照情況自我評估。這個含義模糊的40分，全部由政府及評標委員會的評委做出。按照常規，評委也是招標 機密，但同樣被破譯。據一些投標企業介紹，評委中除了建築規劃、建築設計、交通規劃等方面的專家外，還有兩位來自證監會和保監會的官員。

　　不過，企業並不知道自己最終的得分。「沒有成績單。」上述中信地產高管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中了就中了，沒中標就通知退還保證金。」融僑地產的一位人士稱。

　　在最終結果中，民生銀行、安邦財險與標準投資集團聯合體在Z4、Z5地塊中，分別戰勝了第一輪領先的融僑集團和方正集團，就是仰仗最後這40分。

功夫在題外

　　盡善盡美的方案、讓政府滿意的報價，只是保證不出錯，能否最終勝出，還要取決於彈性最大的最後40分。這是此次招標中最大的變數，關係是左右這一變數的關鍵。

　　即便是早早開始運作政府關係並對外「示威」的正大集團，直到最後一刻也沒有必勝把握。

　　在Z14地塊第一輪方案評分中，中信集團得到最高分20分，這給正大集團帶來很大壓力。因為無論從企業規模、資金實力還是政府關係衡量，中信都 是一個令人不敢輕視的對手，問題是中信參與了除原中服地塊之外的其餘所有八塊地的方案競標，正大集團並不知道中信集團的重點在哪。

　　招標評分設置為：第一輪方案得分最高20分，依次為15分、12分、10分、8分、5分。第二輪報價的評分標準為：基本分25分，報價最高者得 40分滿分，其餘競標者依據公式計算得分，但即使報價差10億元，得分亦不過相差2-3分。這意味著，通過報高價彌補第一輪方案得分差距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決定權落在最後40分綜合實力的評比上。

　　為了這極具想像力也是決定性的40分，正大集團通過中間人找到了海航集團，稱「我們有把握」，希望能夠聯手海航拿下Z14，遭到拒絕。「談都沒 談，因為當時我們覺得自己中標機會還是很大的，我們一開始的策略就是做首都航空總部大樓，不跟任何人聯合。」海航置業人士表示。

　　海航在第一輪方案評比中只得了5分，但集團對自己的「綜合實力」頗為自信。「至少有40%的把握。」上述海航置業人士表示：「我們要做首都航空大樓，有北京市政府的支持，我們也跟北京市領導匯報討論過。」

　　2010年5月，海航集團與首旅集團合資成立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註冊資本15億元，其中海航和首旅各出資10.5億元和4.5億元，分別佔 股70%和30%。首旅集團是北京市政府下屬的國有企業。更早的2月7日，海航集團還與北京市政府簽訂了《北京市人民政府與海航集團有限公司戰略合作框架 協議》，稱雙方將在航空、旅遊、酒店、傳媒、文化等方面開展合作。

　　但海航錯估了形勢。謹慎保守的正大集團憑藉僑辦的斡旋，又拉上女富豪張茵入夥，最終以41.14億元拿下了Z14地塊，而海航卻在Z15地塊中與所有人都害怕的對手中信集團狹路相逢。

　　海航置地相關人士事後承認失策。海航第一輪只參與了Z15和Z8兩塊緊鄰東三環的地塊，對其餘十個地塊完全放棄，不僅自己不投，也沒有與拿到入場券的企業談合作，導致最後一無所獲。

　　「跟中信幹上了，我們肯定比不過。」海航置業人士感嘆。但海航集團已在CBD商圈留下後路。據一家地產中介機構透露，海航集團買下了位於長安街與東三環交界東南角，與國貿大廈、中國大飯店相鄰的豐樹大廈。目前，豐樹大廈的LOGO已經變更為醒目的「海航實業」。

　　相比之下，中信集團的選擇餘地大得多。在第一輪方案環節，中信集團參與了除中服地塊（Z3、Z4、Z5、Z6）之外的其餘所有八塊地，得到了五個第一，一個第二，一個第三。

　　在這八塊地中，中信的重點是Z15、Z8和Z9，其中Z8和Z9位於東三環沿線，做企業形象展示頗佳，Z15則是最優質的地塊，面積最大、高度最高（400米），且用途為綜合體，非常適合做中信集團總部使用。

　　中信地產負責人認為，在招標中，對政府意圖的理解，對自身綜合實力的預估，以及方案設計都很重要。其中最難的是理解政府意圖，「政策出來以後是 有針對性的，鼓勵金融，這對中信有好處。CBD第一高樓能叫匯豐大廈嗎？能叫寶馬大廈嗎？」中信認為，這決定了自己在Z15上很有競爭優勢。

　　在其他投標企業看來，中信最牛的還不在中標，而是成功說服北京市政府修改規劃。在中信奪標的Z15地塊，政府最早提出的高度是400米，希望建 成北京第一高樓。但中信地產發現，因透視關係，如果從天安門看過來，中國樽並不是北京最高建築，330米的國貿三期看著還要高一些。因此，中信地產在第一 輪報方案時就提出意見，政府隨即同意將Z15的控高提高到500米，這等於建築面積又多出一大截。

　　中信的準備工作相當細緻。在報價環節，中信利用正態分佈數學模型計算出樓麵價1.8萬元/平方米是平衡點，然後從預測的底價開始，一直到2.3萬元，每500元做一個方案，直到投標最後一秒才決定用哪個方案。

　　「你很難判斷對手的情況，比如說萬達正在準備上市，萬一為了噱頭瘋了報天價怎麼辦？而中信是國企，不能接受太高價格。只能相對平衡，動態去看，抗衡別人，自己也不吃虧。」中信地產負責人總結道。

　　至於綜合實力40分的評選，中信集團也只能憑經驗和理解最大限度量化。「我們明白政府肯定不希望出高地價，不出高價是不是政府就損失了？政府把地給了最終使用者，目前中信集團一年稅收130億元，放到朝陽區，是什麼概念？」中信地產人士表示。

道可道，非常道

　　中信集團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在這場戰爭中，對手隨時在變。與海航集團、中信集團不同，多數企業深知，以一人之力很難吞下這麼大的項目，為了保險，他們選擇結成聯合體。

　　首先是資金壓力。雖說不能出高價，但因面積大，每塊地的總價至少在20億元以上。政府明文規定中標人需持有項目十年以上，沒有特殊情況不能散 售，銀行貸款不能超過一半，這對企業的資金能力提出了極高要求。以中信集團中標的Z15地塊計算，除去63億元的土地出讓金外，五年的建設週期，投資額至 少達到100億元。

　　其次是金融產業定位及綜合實力評比的需要。非金融企業至少要拉一家金融機構入夥；在綜合實力環節，企業須承諾自用比例，提供稅收證明、持有承 諾、入住承諾，加之銀行出具的擔保函承諾把總部遷過來，如果不遷，要處以較高數額的違約金。諸如此類的門檻促成了一批企業組成聯合體競標。

　　開發商中僅剩的兩家——萬通地產和遠洋地產，均採用了聯合體模式。在第一輪方案環節，萬通參與了除Z14「世界華商中心」以外所有11塊地的競標，外界認為這顯示出他有意「招呼」其他企業聯合。

　　據一位參與投標人士透露，萬通介入得非常早，整體設計方案被CBD接受，並獲得了5分加分。

　　第一輪方案環節，萬通在Z3地塊中得到了最高分20分；第二輪，萬通聯合中金佳業（天津）商業房地產投資中心（有限合夥）、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及 西部國際金融貿易中心有限公司組成聯合體，以約25.20億元的價格奪標。Z3地塊鼓勵金融機構參加，建築面積12萬平方米，控高200米。

　　據中金高層透露，在聯合體股權中，萬通、亞視和中金三家各三分之一。目前中金的辦公室分散在國貿一期、二期、西樓和SK大廈。此外，亞視將把中國總部設在北京，那裡離CCTV大樓最近。

　　遠洋地產是最早參與CBD一級開發的企業。但「兩會」之後，即從傳聞的「內定者」變成了拍出天價土地的「問題公司」。第一輪方案環節，遠洋拿到 了兩塊地的冠軍。第二輪中，遠洋地產聯合匯豐銀行、崇高發展有限公司，以約38.07億元中標Z6地塊，建築面積19萬平方米，控高300米。

　　業內人士透露，遠洋地產除自己參與外，還在香港註冊了一家「濤利投資公司」參與招標，並在Z9地塊的第一輪方案拿到了最高分20分。遠洋地產之所以不直接出面，消息人士指出，可能是因之前的種種風波不敢招搖，特別是天價拍地之後，已被中央調查組盯上。

　　利用殼公司，在土地招標中並不新鮮，主要目的是避人耳目，及迷惑對手。在以往土地招標中，一些小公司甚至以攪局為目的，向有意拿地的企業開出條 件，換取現金或股份。大企業之間，也存在互相打掩護和各種勸退的情況，比如提前商量好條件，「這次你拿，下次我拿，其它人都不爭」。「有一次北京的土地拍 賣價格很高，就是因為談好的5000萬元一直沒到賬，對方就一直舉牌。」一位參與拍賣的人士說。

　　這種合作並沒有明確的約束機制，全靠信任維持。但這種信任，在此次CBD土地出讓中並未出現，原因是地塊太稀缺，利益太大，參與者又都來頭不 小，彼此很難達成信任，但同時任何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都不容小視。在不斷的猜測和試探中，對手的能量被放大，不同的人對同一信息出現五花八門的解讀。而競 標過程中為了刺探信息，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包括監聽對手談話。「我們發現被監聽後，後來開會都不帶手機進屋。」一家中標企業的代表稱。

　　與「世界華商中心」一樣，業內也有傳聞中信集團將聯手中投拿Z8地塊。截至目前，包括Z8、Z9在內的剩餘六塊地尚未開始第二輪招標。海航原本 賭中信要拿Z8，才報出59.5億元，全力出擊Z15，不料被中信集團「三振出局」，同場競爭的萬達報出了低於底價的廢標。中信出價63億元中標，單價是 萬達此前預計最合理的每平方米1.8萬元。

　　中信地產高層承認與中投談過合作，但並未敲定。中信認為，表面上看對手是海航、萬達，但不知道他是否會跟人結盟，背後是誰，多麼有錢。「我必須做好萬達全力以赴的準備，中投如果跟萬達合作呢，跟海航合作呢？那形勢全都變了。」中信地產人士表示。

曲徑通幽，後來居上

　　競爭在撲朔迷離中展開，即便在方案和報價環節領先，地方政府關係運作也自認到位，仍然存在被換的風險。在Z4和Z5地塊上，融僑聯合體和北大方正的失意，以及民生銀行、安邦標準聯合體的上位，就證明了這一點。其中，安邦標準聯合體的險勝更令人意外。

　　在Z4地塊的爭奪中，融僑、福建金輝和華康資本聯合體在第一階段方案評比中得到了最高分20分，第二階段的報價環節中出價26億元，按照公式計 算，融僑聯合體得分為37.5566分。民生銀行第二階段報價最高，為29.96億元，得到40分；如此，前兩個回合，融僑聯合體至少勝出民生銀行 2.5566分。但最終民生銀行奪標，融僑聯合體輸在了最後40分的綜合實力評選上。

　　融僑集團是總部位於福建的房地產公司，在參與投標的其它企業看來，題外工作也沒少做。2010年8月23日，曾在福建任職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 北京市委書記劉淇等陪同下參觀CBD商務區的舉動，也在爭奪者中引起了很多聯想。不過融僑集團認賭服輸，參與招標人士表示：「大家都知道有政府關係在背 後，但是也沒有什麼大的不公平。」

　　不少受訪人士認為，民生銀行在納稅、資產規模上確實超過融僑。目前民生銀行總部和稅收還在北京西城區，民生銀行已向朝陽區承諾要將總部遷到朝陽，最終能否成行尚不得而知。

　　同樣通過最後40分上位的，除了民生銀行，還有一個神秘的聯合體——安邦財險、標準投資集團與和諧健康保險。在Z5地塊，上述標準投資聯合體以25.20億元的價格奪標，擊敗報價24億元的北大方正。而北大方正原本在第一輪得到20分滿分，也輸在最後40分上。

　　公開資料顯示，安邦財險是一家經營財產保險、意外傷害保險和短期健康險業務的全國性保險公司，於2004年6月9日獲得中國保監會批准籌建，2004年9月30日獲准開業，註冊資本51億元。安邦財險擁有和諧健康保險99.7%的股份，雙方為一致行動人。

　　安邦財險股東包括上汽集團、中石化等央企，以及標準基礎設施投資集團（下稱標基投資）等。標基投資董事長陳小魯為「十大元帥」之一陳毅之子、「開國大將」粟裕之婿，他是安邦財險董事。

　　此外，安邦財險董事還有首創股份董事長劉曉光、上汽集團董事長胡茂元。聯合體中另一重要成員標準投資集團，董事長及實際控制人為陳小魯，上述標基投資是標準投資集團子公司。

　　2009年度年檢報告顯示，安邦財險資產總額217億元，淨利潤93億元，納稅額30億元。標準投資集團的資產總額為47億元，淨利潤負137 萬元，納稅額0元，全年銷售收入為0元。相比之下，北大方正集團2008財年總資產480億、總收入480億、淨資產210億、利潤25億元。安邦標準聯 合體的勝出令人意外。

　　在第二輪報價環節，標準投資集團與泰康人壽的聯合體還參與了Z3和Z6地塊的爭奪，在Z3上報出31.20億元，高於中金、萬通聯合體報出的25.20億元。但價格上能拉開的分數有限。最後在這兩個地塊上分別輸給了中金、萬通聯合體和遠洋、匯豐聯合體。

　　在此次CBD土地招標中，實力是基礎，政府關係是保障，但即使萬事俱備，也還有像北大方正這樣被後來居上的情況。據多家企業代表稱，第二輪招標 為12月7日，一週後結果就出來了，但直到兩週後才公佈。12月21日，北京土地中心先公佈了Z14和Z15的得主，即正大集團聯合體和中信集團，12月 22日下午，才公佈Z3、Z4、Z5、Z6的結果。

　　一位參與競標的人士透露，拖後公佈的原因，就是有企業找中央告狀，稱競標不公平，要求重來，但最終未果。

好戲在後面

　　CBD核心區12塊土地中的六塊已塵埃落定，但爭議沒有結束。如何讓剩餘六塊土地的第二輪招標更加公平公正公開？局至中場，還有半場好戲。

　　此次CBD核心區土地出讓，頭六塊地北京市政府共獲得土地出讓金222.5億元。3月11日，北京市國土局掛出了CBD核心區剩餘六塊土地的出讓預公告。與前六塊地相同，只有拿到了第一輪入場券的人才有資格參與第二輪招標。

　　儘管參與公司心急如焚，但兩個多月過去了，後六塊地的標書仍未出來。一位參與討論的消息人士透露，「土地遲遲不出來，是由於搶得非常厲害，加上招標規則有變化，這一撥競標企業對政策的解讀與上一波出現了偏差。」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剩餘六塊地的招標規則有所調整，包括政府官員、規劃設計專家、評委、開發商在內的各方都參與了討論。一位參與討論的 內部人士透露，其中最大的改動是將價格所佔的40分提升至50分。「這顯示出政府希望地價能往上抬一抬，前六塊地的價格有些偏低。」上述人士表示，但這一 改動尚未最終定論。

　　前六塊地招標結束後，不少落選人士認為，前六塊地的得主不應再參加後六塊地的爭奪。但從目前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的情況看，包括中信、遠洋、萬通等在內的贏家，都將繼續參加後六塊地的爭奪。

　　在後六塊土地中，中信在Z8、Z11和Z12三塊地的方案上都拿到了最高分20分。其中Z8位於東三環沿線，做企業總部位置頗佳，中信為它設計了「刀幣」形狀的外觀。業界盛傳中信有可能與中投合作再奪Z8地塊。

　　遠洋和萬通分別在Z9和Z13地塊上拿到了方案最高分20分，他們極有可能選擇與金融機構組成聯合體，拿下這兩塊地。在上一波招標中，這兩家企 業分別與中金、匯豐銀行組成聯合體成功奪標。可以料到，在後六塊土地的競標中，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浮出水面。遠洋地產總裁李明此前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 採訪時，已明確表示願與金融企業聯合投標CBD後六塊地。

　　而第一輪已經奪標的安邦標準聯合體，原本屬意三塊，但最終只拿到了一塊。他們極有可能捲土重來，再創後六塊土地招標中的黑馬。

　　在第一輪方案環節，北大方正在Z5和Z10都得到了滿分20分，但最終敗給了安邦標準聯合體痛失Z5。據業內人士透露，北大方正正在全力爭奪剩餘六塊地中的Z10地塊，北大方正方案第一輪已經得到了滿分20分，略具優勢。

　　除此之外，在前六塊土地中敗北的福建融僑和海航集團，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參與慾望。

　　有消息稱，相關部委對這次CBD招標比較滿意，有意向全國推廣，但很多參與招標人士則表示，這次招標有方方面面的壓力，北京市只能算是完成任 務，招標在評分標準透明化，流程方案細緻化等方面，還有很多問題，比如限外帶來的不公平、40分綜合評比的打分規則模糊，不公佈最終成績等。

　　對此，國土部一位官員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招拍掛改革試點，去年起一直在做，各地都在試，主要是為了控制高地價。北京這次CBD招標就 是試的一部分。並不會單獨推北京方案，會把全國各地辦法都總結研究後，拿出一個總的招拍掛改革辦法，推向全國。」他透露，這套「招拍掛」改革整體方案，將 在今年內推出。

　　業內觀察家則指出，北京市政府這次招標總體達到了整體設計、限制地價、增加稅源的目的，但僅從北京試點的情況來看，「招拍掛」改革的方案還遠未成熟。

　　首先，沒有了價格軸心，標準變得模糊，打分彈性加大，如何避免其中的人為操作，就成為難題。

　　其次，地價雖然有所控制，但開發商在銷售中並不會因此定低價，實際上等於政府讓利於企業，這是違反市場規律的。而且，由限價而來的一系列連鎖反 應進一步扭曲了市場。大部分參加此次招標的人士都認為，如果以拍賣方式出讓，樓麵價一定會達到3萬元以上。但限價消息一出，中信等極少參加「招拍掛」的企 業便全力參與，而外資與民企則「三振出局」或退避三舍，使得這場競爭從一開始就有失公平。

　　融僑集團內部人士還提出，第一輪眾多企業參與，對政府吸收方案是好事，但同樣也浪費了社會資源。另有中標企業認為，北京市在招標前沒有整體設計的思路，招標之後也沒有進一步明晰整體規劃，這不僅會影響下一步的招標，也會影響項目的開工建設進展。

下篇：誰是受害者

　哈醫大一院刺醫血案震驚全國醫療界。

　　3月26日，衛生部官方網站發表聲明稱，衛生部長陳竺要求嚴懲兇手、嚴厲打擊殘害醫務人員的罪行。

　　時隔一日，衛生部發出通知，要求各醫療機構和衛生行政部門確保醫務人員人身安全得到保護。同時，落實24小時安全值班制度，對門急診、病房等重點科室、部位，實行24小時安全監控。

　　中國醫師協會則以「人神共憤，慘無人道」為題，強烈譴責殘害醫護人員的非法行為。

　　醫患矛盾並未因此緩和。一位接近哈醫大一院的人士透露，事發後，幾個科室都陸續出現患者威脅醫生，如果治療得不好，「也要捅醫生」。3月28日，哈醫大二院的重症治療病房又發生患者家屬毆打醫生事件。

　　令人震驚的是，在騰訊網站設置的投票中，選擇對此事「高興」的比例高達投票總人數的65%，而選擇「憤怒」「難過」和「同情」的，卻相對甚少。甚至，一些人為醫生被殺鼓掌叫好，發出「怎麼才死一個實習生」的冷血言論。

　　接受財新記者採訪的多位醫學界人士和患者看來，醫患之間已危機四伏。專業人士指出，無論患者還是醫生，都是扭曲的醫療衛生制度的受害者。

　　3月27日，全國政協委員、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中華醫師協會神經外科分會會長凌峰專程趕到哈爾濱，代表神經外科分會參加王浩的追悼會。

　　凌峰告訴財新記者，一個優秀的醫學碩士畢業生，未來得及實現自己的理想，就死於這樣一個血腥事件，非常令人痛心、憤怒和難過。

　　凌峰同時也表示，李夢南的生活境況也確實令人同情，弱勢群體，沒有錢治病。（幫助）這些人應該是國家的責任，國家關懷不夠。

　　她希望全社會形成這樣一個共識：「傷害醫生等於傷害患者自己！」

患者怨氣何來

「看病的患者真是太辛苦了」

　　求醫艱難、醫療資源短缺、醫患溝通不暢、患者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悉數成為醫患關係惡化的助推力。

　　在北京協和醫院這樣的三甲醫院，不少患者的候診時間超過三小時。一些外地患者因掛不上號，不得不住在協和醫院附近的地下室，一等數日。因為在北京就醫，這些患者的醫療費用多數無法在當地報銷，不得不自己承擔。

　　3月29日下午，50多位掛號患者擠滿了北京協和醫院內分泌科垂體瘤專診外的樓道。一位老人因加號要求被拒絕，拍著分診台質問護士，「你們這是把患者當親人的態度嗎？」而護士尚未來得及回答就被另一位急著諮詢的患者拽到一邊，老人更加憤怒。

　　同樣前來內分泌科就診的一位山東患者，首次掛號時，從前一天晚8點開始排隊，直到翌日清晨7點半，才掛到一位主治醫師的診號。為這次診療，她已 在協和醫院旁的招待所住了半個月，每天的住宿費100元，「加上飯錢就花得更多了」。然而，醫生診治時發現她尚未做B超檢查，要求檢查過再來複診，她不得 不為協和醫院的B超檢查再排隊至少一星期。

　　另一位來自吉林的患者，除了就診，還要求多開一點藥。本屬於醫保目錄的藥品在吉林當地藥店遍尋不獲，她只能依靠每次前來北京就診時多加儲備，更因此不得不全部自費，僅其中一種藥品每月即需花費840元。

　　當被問及為何不在當地醫院就診時，上述患者均表示，對所在地醫院的醫療水平不放心，已出現多次誤診，寧願花費更多前來北京，至於「連乘醫院電梯都要排隊很久，只能認了」。

　　即便是協和醫院的醫生，都感慨「到協和醫院看病的患者真是太辛苦了」。哈醫大血案發生後，協和醫院針對日趨緊張的醫患關係，讓16位科室主任 「做一天患者」，從早上掛號做起，模擬患者在協和醫院就診的全部過程，並做體驗報告。「擁擠不堪的環境，有些就醫流程的繁瑣，還有時常掛不上號的無奈。只 有體驗了，才真切地感受到患者就醫的艱難。」協和醫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王曉軍說。

　　北京華信醫院耳鼻喉科副主任醫師陳崇學將如今的醫生坐診稱為「流水作業」，就在3月26日，他診療了逾60位病人，同日坐診的另一醫生則診療了 逾40位病人。陳崇學坦言，一天這麼多病人，詳細瞭解每人病情的發生、發展和結果時間有限，稍微詳細一些，下一位病人就會大聲疾催，只好快速診療。

　　北京某三甲醫院的一位醫生，勸告自己的朋友，就醫一定要找熟人，否則很難有醫生「用心看病」。

　　一些醫院存在的過度用藥等不當診療行為也深受患者詬病。

　　由此，當患者為就醫付出較高成本，而醫療結果卻無法令患者滿意時，醫患矛盾油然而生。

　　醫療保障體系的不健全，恰是醫療糾紛、醫患衝突的主要誘因。以李夢南為例，一家四口靠爺爺一月1000元的低保生活，僅一次使用類克治療強直性脊柱炎就花了上萬元，且類克不屬於醫保報銷範疇。疾病花費，對本來經濟困難的家庭是雪上加霜。

醫生快速流失

醫生紛紛改行的根源，還是由於其勞動及所承擔的風險沒有得到合理的補償

　　接連發生的醫患衝突，更給中國的醫護人員和醫學生帶來強烈的情感衝擊。醫生的執業環境正在日趨惡化，已成為不少醫界人士的共同感受。

　　在慘案發生後的幾天，在離哈爾濱千里之外的上海，一個三級醫院院長談到哈爾濱事件，他說：「我現在做急診都很害怕，怕病人拿刀捅我。」他一位學生的父親在旁落淚：「沒想到兒子從事這麼危險的職業。」

　　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張強告訴財新記者，現在醫院裡年輕醫生的流失非常嚴重，很多醫生都去當醫藥代表，賣醫藥器械去了。

　　大量醫生索性轉行，放棄從事這一行業。一位曾在協和醫院急診科工作過三年的醫生告訴財新記者，三年中180人的急診科，就有近20人離職，離職者大多不再從事醫療行業。

　　由於待遇等多方面因素，大醫院的醫生數量尚可維持。雖然醫生離職轉行已很常見，但還有大量較低層級的醫院醫生轉入大醫院行醫。目前中國醫生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矛盾，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消化內科主治醫師李博指出，中小醫院醫生短缺的現象尤為嚴重。

　　如是一來，中小醫院醫生流失，診療水平下降——診療水平下降，民眾更加不信任小醫院，轉往大醫院——大醫院病人多，效益好，待遇好——中小醫院醫生繼續流失。而在這樣的循環中，大醫院的醫患比持續走高，當醫生面對如此之多患者的時候，沒有辦法同患者做細緻的溝通。

　　在中山醫學院教授謝汝石看來，醫生紛紛改行的根源，還是由於其勞動及所承擔的風險沒有得到合理的補償。他舉例說，現在做整形美容的醫生，基本上 都在民營醫院。這些醫院收費很高，對醫生的補償非常豐厚。雖然做整形這個行當也有糾紛，但高收入給了醫生補償，醫生就願意幹下去。

　　更加令人擔憂的，是醫學專業後繼無人。中國醫師協會在2011年進行了第四次醫師執業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希望自己子女從醫的醫師僅 6.83%，而不希望的達到78.01%。而在2002年的首次調查中，兩項比例分別為10.89%和53.96%。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副院長朱同玉 說，以後醫學世家會越來越少。

　　中國內地主要大學醫學院錄取分數，持續在低位徘徊。北京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八年制班在北京的平均錄取分比北大校本部低15分左右。而近五年來上 海交大醫學院在上海的錄取分數線更是比校本部低25分至60分（上海卷滿分630分）。復旦大學醫學院的情況則更為典型，2006年復旦醫學院臨床醫學專 業在上海的平均錄取分數比復旦大學全校平均分數高4分；而到了2010年，臨床醫學在滬平均錄取分數卻比全校平均分低了6分。足見醫學生質量的下降已是不 爭的事實。中國醫師協會醫療風險管理專業委員會常委李惠娟說，現在好大夫都擔憂，自己將來生病會落在二流的人手裡。

　　北大、復旦等醫學院校尚且如此，一般的醫學院校招生則更困難。廈門大學於1996年創建醫學院，由於建院較晚起點相對較低，醫學院在廈大一直是 較冷的專業。2011年廈大曾將醫學生學費從每年6760元調降到5460元，而2012年則宣佈醫學生全面免費，目的即是吸引優秀生源報考。

　　許多醫學院學生在實習時都經歷過醫患衝突，甚至還有被打罵的經歷，這些都給醫學生的職業選擇帶來陰影。還有醫學生告訴財新記者，現在上課的時候老師也常向學生講醫患矛盾的尖銳。此次哈醫大一院醫生被刺事件後，醫學生群體的失望和憤懣更被推到極致。

　　臨床專業的醫學生放棄從醫，已經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北京華信醫院急診科醫師欒禹博從醫四年，32位同班同學現在仍在從醫的僅有21個。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消化內科主治醫師李博告訴財新記者，他的大學同學已有一半多沒有繼續做醫生了。

惡性循環

優質醫療資源不足並非簡單的醫療資源不足，而是沒有有序配置

　　為了緩解「看病貴、看病難」，中國政府啟動新醫改已近三年。2012年「兩會」期間，衛生部長陳竺透露，三年來，全國財政對醫改新增投入已超1.1萬多億元人民幣，未來還將不斷加大投入。為何醫改不斷深化，投入不斷增多，但醫患衝突愈演愈烈？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副院長朱同玉認為，即便如此，現在醫療投入仍嚴重不足。醫改強調醫療服務的公益性，但是公益性的主體應該是政府，醫院只是 公益性的載體。政府作為公益性的主體投入不足，就把矛盾下放到了醫院。中國的公共醫療投入佔財政的比例才百分之四點幾，這個比例太低了。

　　中山醫學院教授謝汝石也認為，醫患關係緊張的根源還是優質醫療資源嚴重不足，根在政府的政策錯位。由於政府對醫療投入嚴重不足，公立醫院不得不 自行創收維持，許多醫療機構的補償渠道基本上靠醫療服務收入和藥品收入來支撐，迫使醫生增加出診量，而「醫生本身已經很忙了，他們沒有可能對病人進行充分 的溝通和足夠的關懷」。

　　更多專家認為，根源在於制度設計的問題。中國社科院學者朱恆鵬認為，所謂的優質醫療資源不足並非簡單的醫療資源不足，而是沒有有序配置。和睦家 醫院院長盤仲瑩認為，目前的醫改政策並沒有觸及到根本，連「頭疼醫頭，腳痛醫腳」都還達不到。真正的根本問題，除了投入不足，更重要的是醫療衛生服務的支 付體系扭曲。

　　在她看來，擴大醫療服務供給的一個重要措施是吸引更多的醫生從醫，但「現在的掛號費一般5元，嚴重扭曲的價格機制下，要想激發醫生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的。」

　　盤仲瑩還指出，所謂「看病貴」，現在中國平均60%的費用是病人自己掏，所以社會矛盾就要轉到大夫來背。尤其對於支付能力不足的患者，國家沒有建立緊急醫療救助，「很多時候醫院就只有放棄不救了」。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學者鎖凌燕也認為，現在醫患關係緊張，實際上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醫療保險不充足，患者自己承擔的比例很高。而且現在醫療責任的舉證倒置，使得預防醫療過度，也可能造成醫患矛盾增加。

　　在盤仲瑩看來，現有醫療衛生體制的問題就是「該控制的地方不控制，該放開的地方不放開」，醫患衝突不是醫生和患者之間的，而是醫療體制和醫生患者之間的矛盾。

【高鐵國產化幻覺·下篇】技術不相信大躍進

令包括劉友梅、金履忠、臧其吉在內的很多老一代鐵路專家扼腕嘆息的是，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並不矛盾，並非非此即彼，而中國也並非沒有自主研發實力，原本不必啟動一個如此龐大的計划來「市場換技術」。

　　原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員金履忠舉例說，中國在20年前曾花3億美元從歐洲五十赫茲集團引進150台8K機車及全套技術，經過消化吸收再創新，中 國的「韶山」系列機車質量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中國鐵路因此在幾年內實現了五次大提速，這些國產機車及「韶山」機車的硅元件至今仍大量出口，在國際高端市場 與ABB等跨國公司競爭。

　　假以時日，藍箭、中華之星等未必不能成功投入商業化運營。但劉志軍們卻相信，中國可以以更快速度創造奇蹟。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技術引進只需要知道是什麼，出口需要知道為什麼」

　　2007年，在高鐵技術引進三年後，張曙光公開宣佈技術引進的成果：「經過近三年消化吸收，中國已完全掌握了動車組九大關鍵技術及十項主要配套 技術。時速200公里動車組的國產化程度達到70%以上。這個級別的動車組一共採購了160列，其中整車進口只有6列，散件進口國內總裝12列，其他 142列全部由掌握了國外技術的國內企業製造。」

　　在張曙光的描述中，市場換技術成就斐然：短短三年時間，國內企業就掌握了時速200公里以上動車組的工業化製造技術，比起傅志寰時代的高鐵自主研發速度，不可同日而語。奧妙何在？

　　鐵道部在技術引進方式中規定，國內企業必須和國外企業合作才可拿到訂單，國產化進程則分為三個階段：原裝進口整車、從國外進口零部件進行散件組 裝、國內企業吸收技術後自主生產。至於哪些企業能與國外合作，接近張曙光的人士透露張曙光曾私下講，非核心的十大配套技術，選擇國內哪個廠家由他說了算； 但九大關鍵部件的生產，要上面定，得選擇技術能力較強的國企。「這是不能吃回扣的領域。」上述人士說。

　　那麼，中國真的通過這個三步驟完全掌握了高鐵製造的關鍵技術嗎？

　　阿爾斯通、西門子等多位當年參與技術轉讓的技術人員在接受財新採訪時都認為這種說法過於誇大，因為當年的技術引進合同沒有轉讓關鍵零部件的設計 技術，轉讓的只是製造工藝——即外方轉讓給中方安裝圖紙，外方派人教中方如何組裝。此外，所謂的技術轉讓合同還包含大量原裝進口配件的採購——一位在南車 集團任職的副總工程師直言不諱：「實際上是核心部件採購合同。」

　　這位副總工程師說：「高鐵速度從300公里提升到350公里的過程中，我們是做了一些自主改進工作，把引進電機的設計余量利用起來，增大了牽引電機的功率，自然就能把車速提上來。但一下子把設計余量全部用掉，沒有實踐檢驗，會不會出問題沒有人知道。」

　　財新記者採訪的多名技術專家證實，中國確實從技術引進中學到了不少先進的製造工藝，比如銲接精度有了很大提升，也能造出車來。但如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路風所說，自主創新的關鍵在於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緘默知識的積累和獲得。

　　一位參與動車引進工作的技術工程師舉例說，我們可以按外方圖紙生產轉向架、電機、變壓器，用外方的核心零部件組裝變流器和自動控制系統，卻不知 道頭型的設計依據、原理，不知道加寬車體有沒有風險，得不到車體的原始設計計算書，得不到轉向架的關鍵參數和升級改進方法，也得不到電機和變壓器的電磁 場、熱場、力場的計算機多維協同仿真技術，更不知結構可靠性的設計方法、檢驗標準和相關材料疲勞特性數據庫，自動控制系統的軟件源代碼等，「這些看似最基 礎的東西，卻是最關鍵的，我們都沒有通過引進獲得」。

　　換句話說，經過數年培育，中國確實已經擁有了動車規模化生產和製造能力，但張曙光宣稱的由中國企業自主生產的動車，關鍵零部件仍從國外進口，只 是在中國完成組裝，這才短短幾年實現幾百輛動車下線——這與汽車領域如出一轍，而汽車領域的市場換技術已被普遍認為是失敗的試驗。劉志軍時代高鐵技術跨越 式發展的秘密即在於此。

　　至於很多鐵路人唸唸不忘的高鐵出口，一位發改委的權威人士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暗示絕無可能，原因無他，「技術引進只需要知道是什麼，出口需要知道為什麼。」中國現有能力達不到。

　　從財新記者獲得的一份鐵道部與西門子2005年底簽訂的京津城際60列CRH3的採購合同可知，當時鐵道部和西門子唐車聯合體簽訂的訂單一共60列車，3列整車進口，57列組裝。

　　整個合同金額120億元。其中，付給西門子的採購金額約60億元，其餘59億元付給唐車。另有1億是唐車付的部分技術轉讓費，主要是人員培訓費用和資料費用。此外，鐵道部還向西門子單獨支付了8000萬歐元技術轉讓費。

　　鐵道部給西門子的60億元包括三台8編組整車及進口零部件。整車合2.5億元一列，共7.5億元人民幣。零部件合同價5.14億歐元，合人民幣50餘億元。

　　西門子承諾向中方合作夥伴——北車唐車、永濟電機廠和鐵道部研究院提供技術轉讓支持。唐車將承擔其餘57列列車的生產，第一階段國產率30%， 第二階段50%，最終達到70%。全部列車使用中國品牌，即CRH3。這款車的制動系統由德國克諾爾提供，牽引系統由西門子提供，只在最後一列車上裝了 ABB大同公司的牽引變壓器。制動和牽引系統是動車中最關鍵的三大技術之一。克諾爾僅為CRH3提供製動系統和車輛門系統就賺了5億歐元——是其成立 100餘年來單筆最大訂單。

　　在西門子的技術人員看來，CRH380B就是在CRH3的平台上製造出來的，除了車頭沒什麼變化。

　　CRH380A國產化水分較CRH380B要少，牽引電機、牽引變壓器由南車株洲電機有限公司、永濟新時速電機電器有限責任公司提供，牽引變流 器、電氣控制、電氣通訊則由株洲南車時代和北車大同機車提供。但制動件仍主要由克諾爾在蘇州的工廠供應，也有少部分由中國鐵科院機車車輛研究所和南京浦鎮 海泰制動設備有限公司提供。劉友梅介紹，在京滬高鐵實際運行中，CRH380A的穩定性遠較CRH380B要好，初期測算的故障率只有百萬公里1.46 次。

國產化率注水

從西門子進口的佔總金額近一半的原裝進口零部件，因在國內組裝，就算在國產化率裡

　　「國產化率」是中國政府部門鍾愛的指標之一，用以衡量國內技術水平。高鐵也是如此。2007年、2008年高鐵跨越式發展之際，上海鐵路局300公里以上動車組國產化率高達75％；京滬高鐵動車組國產化率高達85％等新聞隨處可見。

　　國產化率被發改委用於地鐵技術引進之中，主要目的是加快技術引進進程和降低購買原型車成本。高鐵中是否也有同樣功效？

　　在前述西門子合同裡，清晰規定了國產化率：「整車進口不能超過5％；進口大散件不能超過15％，技術轉讓後，國內生產和組裝的零件不能低於80％。」不過，那部分金額近一半的原裝進口零部件，因在國內組裝，算在國產化率裡。

　　據財新記者瞭解，國產化指標由廠家向鐵道部自主申報，算法各異，沒什麼審查。一家國內牽引變壓器企業即以人民幣結算比例來計算國產化率。國外獨資企業只要在國內建廠生產零配件，也算國產化。國外原件進口至國內組裝再銷售，即完成一次國產化變身。

　　在核心技術配套廠商選擇上，鐵道部擁有絕對話語權。很多此前沒有相關經驗的新生產企業通過關係進入高鐵領域，因此成了劉志軍時代的奇景。丁書苗控制的山西智奇即是一例，通過與意大利公司合資，從無經驗的智奇戰勝了馬鋼等傳統輪對廠商，成為高鐵輪對的獨家供應商。

　　以轉向架的重要零部件枕梁為例，全世界只有一家能生產，價格昂貴。鐵道部在安排國產化引進時，選擇了此前沒有相關生產經驗的青島威奧軌道集團 （詳見本刊2012年第2期「最牛高鐵供貨商威奧浮沉記」）。「為了國產化，設置了三步走：先讓威奧組裝，第二步國外企業交給威奧鑄造技術，第三步威奧再 生產。但實際上，現在這三步都還沒進行，本來直接可以發到長客廠的組裝好的枕梁，要先發到青島威奧，讓那裡的工人看看，再發給長客。」一位曾在西門子 CRH3項目組工作的技術人員戲謔說：「國產化就像把其他地方的大閘蟹放到陽澄湖的水裡洗洗，就變成了陽澄湖大閘蟹。」

　　在十大配套技術中，因為技術含量不高，投入較少，許多民營企業都想借此擠入高鐵領域。在這些領域，張曙光擁有極大話語權，「點裝」和偽國產化盛 行。一位發改委官員說，憑關係進來的民營企業不願花大力氣引進技術，真正實現技術轉讓，要支付技術轉讓費，建廠房上設備還要有足夠的科研投入，需要大量投 資。他們一般就是從國外買來零部件組裝，不需要懂技術也能賺到錢。

　　在鐵路這個封閉的圈子中，一旦捆綁了利益關係，外面的企業就很難進來，因此技術能力很難在競爭中提高。比如高鐵輪對由此前並無經驗的智奇壟斷之 後，就是在從國外進口已經冶煉好的鋼，粗加工後賣給鐵道部。智奇的實際控制人是與劉志軍和張曙光均關係密切的山西女商人丁書苗。而另一家國內企業山西晉西 車軸研製出了空心車軸，有供應地鐵和出口的業績，卻進入無門。

　　直到2011年的「7·23」動車事故之後，鐵道部才意識到了裝門面式的國產化並不可取，不再盲目要求主機廠和供應商強化國產化率。

控制與反控制

羅生門背後，採購金額揭示牽引等核心技術並未被中國吸收

　　國產化確實帶來了成本的降低。鐵道部曾要求動車造價每年降低10%。CRH2由南車從川崎引進，原型車購買價約為1.78億元，2007年下 線。據南車公告的訂單計算，2010年10月其生產的CRH2造價約為1.21億元，降幅約為32%。但北車的造價較高，降價效果沒這麼明顯。

　　從零部件看，越是關鍵部件越難降價，降價幅度較大的是內裝領域。以CRH3為例，青島羅美威奧在2006年的報價單顯示，玻璃鋼件單件價格在國產化第二階段後降幅為20%。

　　在一位西門子的技術人員看來，列車核心技術只有三大部分：牽引系統、轉向架和制動系統。其中，最關鍵的是牽引系統，像「列車的心臟一樣」。這些技術外方既不打算降價，也不會轉讓。

　　牽引系統中只有部分零部件如牽引電機，技術含量相對較低，國產化時引入的廠商較多，降幅較大。CRH2的牽引電機在國產化第二階段降了12.5%。

　　整個牽引系統中，最核心、技術含量最高的是軟件系統，多位業內專家表示，西門子、川崎、阿爾斯通都沒有轉讓這一技術。「只有掌握了列車控制系 統，才能設置各個部件的參數，才有真正的設計能力。這是他們多年研發成果，不可能拱手讓人。」前述西門子技術人員表示。唐車一位技術人員說，現在聲稱國內 自主研發的CRH380B系列車型，一旦列車運行出現問題，還要靠西門子。「軟件的升級版要西門子做，試驗數據也需反饋給西門子總部。修改週期很長。」

　　牽引系統這樣的關鍵技術佔到一列動車總價的多少呢？20％-30％。其中列車自動控制系統又佔整個牽引系統的一半以上，利潤最高。原西門子採購部人士坦言：「現在西門子採購部就是靠賣牽引系統賺錢。」阿爾斯通也是如此。

　　與牽引系統一樣，被外方視為賴以生存之本的制動系統也沒有實行技術轉讓，而是由外方在中國的合資廠生產。「合資廠更不存在技術轉讓，中方連圖紙可能都看不到。」高鐵製動系統由克諾爾壟斷，核心技術沒有轉讓。

　　三大系統中籤訂了技術轉讓合同的是轉向架製造，只賣安裝圖紙，不講設計原理，中方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一位參與引進人士透露，長客曾向西門子請教轉向架參數為什麼這樣設置，西門子專家就打馬虎眼。現在轉向架的構件是在長客銲接，其餘零部件在國外買。

　　南車株洲一位工程師比喻說：「通過購買幾家外國公司的動車組，我們買到了四條魚，但沒有買到釣魚技術和方法，自動控制系統的關鍵零部件還得進口，控制軟件源代碼從來不在轉讓範圍。」

　　在高鐵技術引進中，中方創造和讓出了龐大的市場，但真正在金字塔頂端賺取高額利潤的還是外國廠商，他們通過控制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配件掌握主動 權。甚至在其他一些不重要的配套領域，因中方技術實力不足，大頭也被外國企業拿走。以VIP座椅為例，2009年成立的上海元通，和鐵道部簽訂了1萬個 VIP座椅的生產訂單，同時與美國公司進行技術合作。據元通的人稱：「美方要求苛刻，觸動器、控制器和私密罩等核心配件，前1000個座椅必須從美國公司 購買；其中，私密罩要求前3000個必須從美方購買。在所謂技術合作中，中方變成了總包商，賺取加工費。」

　　不過，在自詡為百分百自主知識產權的CRH380上，鐵道部一直刻意淡化技術引進的色彩。2009年3月16日，在鐵道部與北車、鐵科院簽訂的 100列 CRH380 BL系列新一代高速動車組採購合同現場，西門子沒有出現。但幾天後，西門子的官方網站卻掛出「100列高速列車的合同中，西門子獲得價值7.5億歐元份 額」的消息。鐵道部隨後否認與西門子簽訂合同，西門子則堅持表示並未轉讓核心技術。西門子的訂單來自北車向其採購牽引系統。在總價392億人民幣的合同 中，西門子約佔20％。這場羅生門中，採購金額揭示了牽引等核心技術並未被中方吸收。

從完全不信任到不反對

2008年底鐵道部領導開始支持國內企業搞自主研發，株洲所翻身

　　最具反諷意味的是，因堅持自主研發路線被劉志軍排擠的南車株洲所出現在了南車製造的CRH380 AL系列的供貨商名單中，且供應的是最關鍵的牽引系統。劉友梅稱，株洲所完整提供了包括網絡控制系統在內的CRH380AL牽引系統。

　　雖然中華之星被塵封，技術和人才積累還在，這些遺產在技術引進階段派上了用場。南車株洲所2007年時與西門子成立合資公司STEZ做DJ4機 車，株洲所按照DJ4機車的尺寸和功能嘗試做對等開發（即在沒有外方提供圖紙的情況下模仿設計，可實現完全替換）。這種做法被西門子的技術人員貶為：「株 洲所偷偷摸摸地學我們的技術。」

　　株洲所做出來的牽引系統和大功率電機最初沒有進入動車，但在地鐵上等來了機會。上海地鐵一號線的車輛原來引進的西門子，2006年使用壽命到期 後要改造，西門子要價很高。2007年他們找到株洲所，株洲所的電機和驅動系統就此裝到了上海地鐵機車上，運轉良好。從此在城市軌道交通上打開局面，近年 其牽引系統在國內地鐵市場頻頻中標。

　　在動車CRH380A上，最初有一個核心部件IGBT芯片必須從國外購買。據一位發改委官員透露，這個問題後來也通過收購解決。2008年10月，株洲所下屬的企業株洲南車時代收購全球知名半導體器件獨立供應商、加拿大上市公司——Dynex Power Inc 75%的股權，獲取了IGBT的研發及製造技術。

　　與此同時，鐵道部對株洲所的態度也變了。因為應用環境改變，線路、供電環境、信號環境、氣候環境和國外有很大的不同，2006年到2007年動車組組裝完投入運營之初產生了很多問題。

　　掌握技術的外方在解決問題過程中並不合作。以CRH5為例，調試階段經常莫名其妙停車，後來發現自動網絡控制程序有漏洞，需要阿爾斯通的人來解 決，但阿爾斯通員工不像國內鐵路員工，鐵道部一聲令下就沒日沒夜加班，解決一個問題週期特別長。同樣的問題也出在引進的西門子的CRH3型車上。

　　急於讓高鐵投入運營的鐵道部為此非常頭疼，於是把鐵科院等各大研究所都找去解決問題。鐵道部意識到只有國內企業技術能力上來後，在外國公司面前才能有真正話語權。

　　一位株洲所工程師說：「後來鐵道部領導私下也都知道株洲所還在做自主研發，但會上不再提，不反對。有這樣一個轉變過程，從完全不信任國內企業到不反對國內企業搞自主研發，再到2008年底鐵道部領導開始集體支持國內企業搞自主研發。」

三個「Crazy（瘋狂）」

時速350到380，只是吃掉全部安全冗餘，一直將油門踩到底

　　從2004年到2011年，中國人通過「系統性的引進和開發」獲得了時速300公里以上列車的規模生產能力。這個速度令人吃驚亦令合作者擔心。

　　2004年8月的動車招標，阿爾斯通是中標廠商之一，獲得60組高速列車訂單。2004年10月10日，鐵道部和阿爾斯通正式簽訂總值6.2億 歐元的合同。阿爾斯通轉讓了7項高速列車關鍵技術，3組列車在意大利工廠組裝；另有6組以散件形式付運，由中方組裝；其餘51組通過技術轉移，由長客在國 內生產。

　　當時阿爾斯通技術小組的人回憶，鐵道部要求2007年4月18日調速時，CRH5必須上線，時間相當緊迫。「這是不可違抗的政治命令，鐵道部的人甚至說只要那天上線能跑一天，以後停也可以。但一旦京哈線運營，怎麼可能停？」

　　當時從阿爾斯通引進的是時速200公里的技術，但鐵道部要求運行速度必須達到每小時250公里。「實驗速度可以達到，但這不是最佳運行速度，相 當於一直將油門踩到底跑，對列車使用壽命的損害是很大的。」阿爾斯通方面的項目經理認為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此辭職，在辭職郵件中，他用了三個 「Crazy（瘋狂）形容」:「這是在一個瘋狂的時代，瘋狂國度裡發生的瘋狂的事。」


　　CRH5型車下線後沒有經過調試即匆匆上線，到京哈線運營。按照常規，一列車的調試時間應是生產週期的三分之一，即一列車三年生產完，要用一年 時間調試。「第一列車在線上實驗的時間最長。調試注重細節，要看車的制動距離，緊急制動的話，需要多久。」上述技術人員說。未經調試即上線運營的 CRH5，在運行幾天後，因故障停在半路，乘客怨聲載道。當時車上的一位阿爾斯通技術人員羞愧難當。而因制動系統、空調系統以及列車自動門故障，CRH5 的故障率高於CRH1和CRH2，鐵道部自此不再和阿爾斯通合作。

　　加快油門跑的結果導致CRH5型車從2007年開始，轉向架就出現問題，長客要求阿爾斯通的人返修，並質問阿爾斯通使用壽命30年的車為何現在就出故障？「阿爾斯通只能陪笑臉返修。」上述阿爾斯通技術人員說道。不過，這個轉向架問題並未得到長客的確認。

　　這並不是在中國高鐵技術引進過程中最瘋狂的事。在很多國外技術人員看來，研製CRH380系列列車更瘋狂。「劉志軍後來有點昏頭了。」參與 CRH380方案討論的一位技術人員回憶說，2009年380項目啟動前，長客技術人員到鐵道部開會，鐵道部領導在會上拍腦瓜要求京滬高鐵在四小時內跑 完，據此一算得到了每小時380公里這個速度——這就是CRH380的由來。

　　當時日本川崎的專家曾提出，不是每個路段都可按380公里的速度跑。要設計這款車，必須拿出京滬高鐵的線路圖，根據路況研究。但政治導向之下，這些技術問題顯然只是雞毛蒜皮。

　　「CRH380的技術平台還是CRH3的，速度提升在於功率加大，油門踩到底，吃掉安全冗餘。」一位之前在西門子工作的員工表示。這一判斷得到國內一家機車廠副總工程師的認同。「這樣做也許有問題，也許沒有問題，沒人知道。」

零出口

中國目前惟一算作高速動車出口的案例是今年3月與香港簽署的9列八編組時速350公里的動車組訂單，實際用於廣深鐵路

　　在很多中外專家看來，中國在高鐵技術引進問題上犯的錯並不在於應該選擇自主研發還是「以市場換技術」，而在於沒有尊重科學規律。

　　劉志軍為了實現盡快發展高鐵的目的，在仿製過程中沒有安排足夠經費和精力認真消化吸收，雖然搞了一輪又一輪的引進和仿製，許多關鍵技術並沒有吃透。

　　中國付出如此高昂代價實現的高鐵規模化生產能力有什麼用？看上去，已建成的龐大的國內市場幾乎是惟一消化渠道——截至2011年下半年，中國投 入運營的高速鐵路達到6552營業公里。不過，這個高速奔跑的市場在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能創造盈利，反而是一個巨大的債務包袱。那麼，中國有能力將高鐵技術 出口嗎？高鐵出口市場有多大？

　　從CRH380問世以來，中國南車和北車集團就對出口表現出濃厚興趣。美國、俄羅斯、巴西準備興建高速鐵路的消息令中國人躍躍欲試。但專利和「7·23」動車事故暴露的中國高鐵技術問題，是中國高鐵出口海外的最大阻礙。

　　2010年12月，中國南車曾與通用電氣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兩家公司擬共同投資5000萬美元，在美國成立合資公司，競標美國佛羅里達、加利福尼亞兩州的高鐵項目，他們的競爭對手包括西門子、阿爾斯通以及龐巴迪等。

　　這一舉動令川崎重工非常緊張，當即著手請律師研究專利問題。西門子中國的一位技術人員表示，當初與中國鐵道部簽訂技術轉讓協議時，合同明文規定 轉讓技術僅限於中國大陸生產的動車組，不能出口海外。鐵科院的一位老專家臧其吉稱：「中國買走的是專利，但知識產權還是外方的，一定條件允許中國生產。」 他認為，CRH380惟一肯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是車頭設計。

　　2010年平安證券的一份行業分析報告也指出，南車出口海外應是作為總包商角色，即一些關鍵零配件全球採購，自己難以賺取高額利潤。

　　此外，也很難想像在海外有一個像中國這麼大的高鐵市場出現。世行2010年的報告指出，儘管巴西、印度、俄羅斯、土耳其、英國和美國等國也開始 考慮投資高鐵，但中國經驗具有特殊性，除人口和城市間距等先天優勢外，政府集中、集合資源建設的能力，以及在幅員遼闊的土地上建設如此大規模項目需要的經 濟規模等在其他國家很難找到。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要取得公眾同意決定如此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更是難上加難。

　　截至目前，中國時速200公里以上的動車出口為零。南車宣傳部人士證實，中國目前惟一算作高速動車出口的案例是今年3月與香港簽署的9列八編組時速350公里的動車組訂單，這9列車實際用於連接香港和廣東的廣深鐵路。

　　時速在160-200公里的低速動車組出口則有今年5月交付出口馬來西亞捷運項目的列車，以及2006年青島四方出口伊朗地鐵的列車。其他出口國包括土耳其、斯里蘭卡、突尼斯等。

　　據南車一位工程師介紹，南北車最近兩三年的出口以城際軌道列車和貨車為主。城軌速度一般在120公里-160公里之間。國內十年前就引進了地鐵技術，平台和後來的動車不是一回事，現在地鐵交流和制動已經實現自主研發。

　　他還透露，株洲電力機車廠目前正和西門子、北車長客競標馬來西亞捷運的另一段項目，此次競標額30多億元，估計7月底會出結果。

　　不過，也有些國家希望從中國獲得資金修建高鐵。俄羅斯運輸部部長在接受採訪時就曾明確表示不會從中國購買高鐵機車，但希望中國公司出錢投資其高鐵項目。

【瘋狂大牧場·下篇】大牧場運動

　　現代牧業成功上市，KKR投資獲得回報，這吸引了更多資金進入。萬頭大牧場成為近兩年最火爆的農業投資項目。今年7月的中國第四屆奶業大會上，「大牧場」是第一熱詞。所有關於大型牧場建設的論壇都人頭攢動，乳品企業、畜牧公司、飼料企業、甚至牛奶質量檢測公司都宣佈：「我們計劃建牧場！」

　　大牧場考驗中國土地的承受能力，也考驗全球的牧場供應鏈。

地方不遺餘力

「全程保姆式服務」

　　2010年，金石投資向中地種畜投資5000萬元，原本是看好隨著大牧場運動正熱起來的種牛進出口貿易，但中地種畜做起了牧場。第二輪融資時，中信產業基金和杭州金燦以更高的價格進入，但金石投資沒有再跟投。金石看到了萬頭大牧場的風險——回報慢、盈利至少要五六年以上，土地有限，環境污染隱憂等，更傾向於考慮投資牧場建設公司。今年，中地種畜已在北京證監局進行輔導備案登記，券商也已介入。

　　已經制訂上市計劃的還有輝山乳業和聖牧高科。輝山乳業去年已私募2億美元，引入了香港富豪鄭裕彤，計劃明年下半年上市，募集資金10億美元。泰山投資也在華夏畜牧投下6000萬美元。

　　更重磅的資金，則來自飛鶴、蒙牛、伊利等乳品企業。

　　資本的聚集，與國家的扶持政策和地方政府從土地到資金的大力支持有很大關係。

　　現代牧業投資部的前高管告訴財新記者，早在2007年很多地方政府已找上門，希望他們投資建牧場。「最多時，一天接待五六撥不同地方來的官員。」

　　地方政府爭相開出土地、貸款等各項優惠政策。「如果不能給出幾年土地免租政策，官員們連鄧九強的面都見不上。」該高管回憶稱。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發後，政府開始鼓勵規模化養殖，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其中包括：1000頭以上的牧場可獲150萬元補貼，部分地區補貼170萬元，同時，對牧場進口的奶牛也給予補貼。

　　「地方政府把建萬頭牧場看作政績，特別是北方一些政府，本身就帶了發展畜牧業的指標，格外歡迎有人來建大牧場。」一位從事養殖20多年的老專家對財新記者表示。上述現代牧業投資部高管認為，地方官員其實並不看重牧場的實際收益，僅招商引資已經是很大政績。

　　本已退出中國市場的澳亞集團也選擇回歸，迅速在中國上馬三個萬頭牧場。艾德加·科林告訴財新記者，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土地根本不是問題。澳亞集團在山東泰安的項目總投資4500萬美元，佔地1500畝，註冊資本2500萬美元。泰安政府網站消息透露，項目從簽約到5000頭牛進場不足10個月，速度驚人。

　　「2012年 3月26日簽約落地，泰安政府組建的指揮部立即成立了由4名領導幹部和16名機關幹部組成的項目服務組，為項目提供全程保姆式服務，在張嶺管區設立了指揮部，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完成了326戶土地流轉合同的簽訂，遷墳412座，清理核桃樹、楊樹、花椒樹等各類樹木6400株，改修道路2公里，遷移通信線路2條、滷水管道1條，架設高壓線1000米，打深井2眼。」該消息稱，泰安市商務局、國土局、環保局、畜牧局、交通局等單位一路綠燈，簽約剛滿一個月（4月30日）就完成了相關手續。不到三個月（6月15日），首批2500頭奶牛已經進場。此外，政府幫助企業以動產為抵押，從荷蘭銀行上海分行獲得貸款。11月14日第二批奶牛進場，累計存欄量達到5000頭。

　　前述KKR高管也告訴財新記者，在牧場投資方面，最大開銷並非來自土地，而是買牛。一旦追加投資，企業從銀行獲得的貸款又將增加，資金也不是問題。

萬頭迷信

中國在建的萬頭牧場已超過40個

　　據財新記者不完全統計，包括現代牧業的20個牧場，中國目前在建的萬頭牧場超過40個，最大的牧場有4萬頭奶牛。

　　投入中國萬頭牧場建設大軍的乳品企業最多。早期沒有自營牧場，依靠收奶做乳品起家的蒙牛和伊利希望控制奶源。三元、光明等本來有牧場，長期以產量定銷量的企業也在擴容。乳品企業的萬頭牧場或籌備或已快速上馬，記者採訪中幾乎沒有一家省級大型乳品企業在超大規模牧場建設上甘於落後，目的卻並非質量控制那麼單純。連主要以奶粉生產為主的飛鶴都將生產鏈延伸到了牧場，號稱要建十個萬頭大牧場。

　　2011年，中糧入主蒙牛，空降總裁孫伊萍到任後第一個舉動是引入丹麥企業Arla Foods，準備投資35億元，2015年實現100%奶源來自規模化養殖。

　　蒙牛100%控股的富源牧業將承擔自有牧場的建設管理，同時加入奶源供應商的管理。年內就計劃在東北、河北、內蒙古等地籌建8-12個千頭以上牧場，目前已在江蘇宿遷、內蒙古和林及山東蒼山開始萬頭牧場建設。其中，江蘇項目計劃投資4億元，今年5月第一批從澳大利亞進口的3000頭純種牛已入駐。

　　伊利也已在北方佈局了一系列千頭規模牧場，僅內蒙古土左旗一地就出現伊利千頭牧場連成片的情況。而伊利的1.5萬頭超大牧場早在2009年就已開建，目前還有多個在建項目。

　　有沒有萬頭牧場，成為衡量一個企業牧場建設和管理能力的標誌。北京三元過去長期以千頭牧場為主，現在也加入萬頭行列。三元綠荷牛場管理部部長王新宇向財新記者介紹，三元綠荷目前有39個牧場，其中36個都供給三元乳業。這些牧場大多在1500頭左右，最大的存欄2500頭。據介紹，其千頭牧場可達到每頭牛11噸/年的單產。

　　王新宇說，北京缺地，考慮到牧場可能帶來的污染問題，北京現在要求牧場必須遷出六環。三元在搬遷同時有了更多發展空間，5000頭牧場上馬。他指出，從防疫角度考慮，5000頭規模的牧場已經很大，再大防疫不好控制。然而，三元綠荷在今年的中國奶業展覽會上卻掛出了保定萬頭牧場的標牌。

　　上海光明的情況和北京三元類似。據光明荷斯坦牧場管理負責人告訴記者，南方土地資源緊缺，萬頭牧場項目上馬非常難。「1頭牛配2到3畝地，萬頭就是3萬畝，上海周邊找那麼多地不現實。」因為缺地，光明荷斯坦現在用於消納糞便的土地僅能做到1頭牛配1.5畝土地。「好在南方農田可種兩季，要不糞便消納都成問題。」該負責人稱。

　　光明荷斯坦擁有的最大牧場是存欄6000頭的金山牧場，2006年就引入了全自動化計算機控制，為中國第一。其負責人介紹，時至今日金山牧場的產量並不比其他規模更小的牧場高。金山牧場奶牛單產能達到9.5噸/年，有的小規模牧場單產已達11噸/年。

　　該負責人稱光明的牧場從解放前沿用至今，自己從未想過建萬頭牧場。但其母公司上海光明集團2010年在江蘇鹽城上馬了海豐萬頭牧場，牧場計劃存欄4萬頭，佔地5萬畝，一期投資3.5億元。

　　根據雀巢中國區公關總監何彤提供的資料，今年6月，雀巢在黑龍江雙城建立奶牛飼養管理培訓中心，佔地60萬平方米，配備三種不同形態的培訓牧場，包括一個擁有8000頭牛的超大型農場。何彤解釋，雀巢建大牧場主要是響應國家對規模化養殖的號召，主要為了培訓當地奶農，不指望靠牧場賺錢或提供穩定奶源。「雀巢只做產品，不往上遊走的策略不會改變。」她強調。培訓中心的兩個大牧場迄今尚未有牛入駐。

　　同在上海的上海牛奶集團也已開始建設兩個萬頭牧場，因南方缺地，另一個萬頭牧場遠在黑龍江。

　　在養牛專家看來最不適合養牛的廣東耐不住大型牧場的誘惑。2012年5月，廣州風行牛奶有限公司宣佈投資3.5億元，分別在增城、從化兩地擴建養殖基地，該項目將成為廣州近年來投資最大的農業項目，規劃到2013年，奶牛飼養規模達到2萬頭，年產鮮奶8萬噸，佔廣東省鮮奶總產量的60%。廣州市發改委官網公佈的信息顯示，位於從化的養殖基地擴建項目總投資1.8億元，奶牛存欄數7200頭。針對該項目，財政投資650萬元，其餘由企業自籌解決。

　　有業內人士分析指出，風行此次上馬大型牧場，其背後動機有可能是與廣東境內另一大區域性品牌——燕塘乳業叫板，爭搶率先上市機會。

　　 據東石北美牧場建設公司總裁蘇浩介紹，新西蘭、澳大利亞因地廣人稀，主要採用散養。而美國和加拿大兩國則多為大牧場，即所謂規模化養殖。歐洲集中度遠低於美國和加拿大，牛場規模一般不超過1000頭。中國大牧場學的是美國模式，與美國的不同表現在發展路徑和效率上，管理上的差距遠非短時間內能解決。美國過去50年牧場規模逐步擴大，牧場數量從50萬個降到5萬個，而單產一路升到9噸/年。這是一個自發的追逐效率的過程。但中國整個過程是政府和資本在推動，規模化不是農民自發形成。資本之所以那麼急，一是現在政策支持，更重要是因為牧場土地是稀缺資源，五年後再投就沒地了，必須先跑馬圈地，用大牧場把地拿到。

　　以上市為目標，進一步推動了牧場的規模競賽。前述金石投資內部人士說，一個牧場公司惟一能夠增長的點就是不斷投資新建新的牧場，但到處建牧場的風險很大，土地、環境和防疫都是問題。

　　2009年，憑藉內蒙古土左旗政府的資金支持，蒙牛前任CFO姚同山成立聖牧高科，註冊資金2.68億元投資牧場。和現代牧業只做萬頭牧場不同，姚同山盯上了3000頭至5000頭規模的牧場。2011年，姚同山引入景林投資3000萬元人民幣，計劃赴港上市。

　　聖牧高科和蒙牛乳業在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共同投資開建的「萬頭奶牛科技產業化示範牧場」，被列入國家863科技專項。姚同山還切入下游，聖牧有機奶在北方的超市賣出了93元/瓶的天價。

都在交學費

「防疫是最考驗牧場管理的環節。越大的牧場越難控制防疫問題」

　　風險已經在顯現，在大牧場投資上交了學費的企業不在少數。

　　美國上市的飛鶴乳業一直宣稱將實現全產業鏈佈局，五年內投資建設10個萬頭牧場，目前已擁有4個，其中位於黑龍江的牧場有3萬頭牛。然而，2011年，飛鶴卻以1.3億元的低價出售了旗下兩個牧場。曾幫助飛鶴設計3萬頭牧場的中博農公司專家告訴財新記者，給飛鶴設計的牧場使用了以色列恆溫牛棚技術，造價不菲。飛鶴出售牧場，他認為可能是建設速度過快造成現金困難。

　　飛鶴出售牧場錢主要用於回購對賭失敗後的股份。2009年8月，紅杉資本投資飛鶴6300萬美元。對賭協議規定未來兩年達不到業績增長，飛鶴需溢價130%回購。2011年2月，紅杉因飛鶴的業績未達標而終止合作，飛鶴要在一年內分四期向紅杉支付約6300萬美元及相應利息。紅杉保本退出，而飛鶴近期更傳出私有化退市。

　　艾格農業乳品分析師陳連方告訴財新記者，飛鶴乳業的主要產品是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後，中國消費者對國產奶源奶粉普遍不信任，飛鶴自建奶源，打出萬頭旗號並未改變現狀。

　　另一個出問題的是吉林輝山乳業。輝山曾宣稱擁有40萬畝草場和超大型牧場，未來將再投資10億元，從澳洲引進3萬頭純種荷斯坦乳牛，建成15個世界級現代化牧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乳牛基地之一。輝山最近傳出赴港上市計劃。

　　然而，兩位業內專家均證實輝山的牧場計劃並不成功。「他們養了3萬頭牛，但是情況不妙。」其中一位專家透露，因管理不善，進口奶牛出現了死亡。

　　「防疫是最考驗牧場管理的環節。越大的牧場越難控制防疫問題。按照國家規定，一個區域裡出現一頭病牛，整個區域的牛都要撲殺。這對大牧場來說損失驚人。」一位牧場建設的資深人士對此表示憂慮，「我很難想像中國的萬頭大牧場是照此執行。」

　　多位牧場專業人士認為，中國集約化養殖起步較晚，如今各地倉促上馬大牧場，從技術、到經驗再到管理人才都嚴重匱乏，從海外引進先進設備又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最終有可能導致整個牧場投資虎頭蛇尾。

草、牛爭奪戰

中國大牧場橫空出世，給全球產業鏈都帶來了壓力

　　整個加州在給中國人種草有些誇張但並非沒有依據——目前國內的萬頭牧場，主要是從美國加州進口苜蓿。

　　根據中國農業部、中國奶業協會2011年的統計，中國對飼料進口的依賴在2010年總爆發，其中紫苜蓿的進口量從2009年的133噸激增至2010年3426噸。而最新的中國奶業月報顯示，2012年1-8月中國累計進口苜蓿草27.3萬噸，同比增長120.21%。

　　2011年，進口苜蓿報價在2300元/噸左右，而國內苜蓿粗蛋白含量明顯低於進口苜蓿，同期價格約1800元/噸。從甘肅新疆一帶的主產區運至位於內蒙古、河北、山東、黑龍江等地牧場，運輸成本較高。上海牛奶集團工程師範佔煉指出，對沿海地區牧場而言，選擇海運從美國進口反而比從國內走公路運輸划算。玉米從國外進口比從東北運每噸節省350到450元，而苜蓿進口走船運的價格比從甘肅等地運過來便宜一半。

　　此外，中國苜蓿種植品種雜，收割不規範，沒辦法分類銷售；缺乏大型加工設備，造成苜蓿的含水量不穩定。苜蓿從北方運到南方後遇到高溫高濕，很快就黴變了。

　　四方力歐副總裁羅繼寶也指出，中國農民種植苜蓿只稱重量，因此總是等到苜蓿開花才收割，實際上苜蓿剛吐蕊時營養價值最高。另一方面，由於缺乏大型收割設備，中國苜蓿草往往無法保存營養價值較高的苜蓿葉。相同重量的苜蓿，國內外品質相差較大。

　　「牛場發展速度太快了，大家拚命上大型牧場，牧草供不應求。」前述牧場管理人士對財新記者透露，自2011年以來，先是國內苜蓿價格上漲，進品苜蓿隨之跟進，至2012年初，進口苜蓿價格已漲至每噸3400元至3500元。

　　為擺脫進口依賴，農業部副部長高鴻賓在今年乳業大會的內部會議上透露今年將撥款5億元支持苜蓿種植，試點成功後未來還將進一步投入。「5億元是試點，中國種苜蓿50億元都不夠。」他說。

　　搶草的同時，大牧場還面臨買牛難。目前國內新建的萬頭規模牧場均從海外進口奶牛。統計顯示，2008年之前中國良種牛進口維持在1.5萬頭上下，2009年數字變成了3.7萬頭，2010年8.9萬頭，到今年1-8月進口已接近8萬頭。

　　近兩年，中國牧場引進奶牛的主戰場已從美國、加拿大轉至澳洲、新西蘭，一是價格，二是因為「澳大利業的牛也不夠我們買的，有時六七個月大的牛都賣掉了」。此外，從2010年開始，烏拉圭和南非也成了中國的奶牛供應地。

　　「現在進口的牛比以前的品質差了很多。以前到國外買可以選，這幾年因為大量進口，供不應求，愛要不要！」一位考察過現代牧業的乳企人士對財新記者透露，現代牧業從澳洲和新西蘭買回的基本上屬於不帶牛犢的13、14個月大的青年牛，需要先養到16、17個月時交配，再懷孕9個月，並完成7天生產後，方可產奶。這意味著從購牛到產奶，需要等一年的時間，其間每頭牛的飼料成本約需1萬元。

　　上海牛奶集團工程師範佔煉也指出，進口奶牛產量高，但對溫度和濕度的要求較高，飼料要好，其他硬件軟件也有更高要求。本地牛種適應性比進口奶牛好。「牛奶最後的生產效果40%看品種，其他還是看管理。」他說。但與飼料一樣，中國的育種技術現在跟不上快速上馬的大牧場步伐，這是中國的萬頭大牧場普遍單產量不高的原因。

並非越大越好

牧場圍繞兩個重點，牛和糞。前者保證產量，後者是牧場能否永續發展的關鍵。防疫風險是所有萬頭牛場反對者的最大理由

　　「中國模式其實是奶牛工業化養殖。」四方力歐投資部經理趙鳴曉告訴財新記者。既然工業化，規模效應就是關鍵，然而，工業化養殖的規模到底多大合適？業內迄今沒有定論，多位專家告訴財新記者，惟一原則是「因地制宜」。就規模效應而言，通常千頭以上牧場已經明顯，牧場絕非越大越好。

　　「規模化養殖的經濟效率有峰值，過了那個規模會向下走。」東石北美牧場建設公司總裁蘇浩是萬頭大牧場的堅定反對者，在他看來，這個峰值就是5000頭。超過之後，因糞便消納和防疫等難題很難解決，成本反而會加大。

　　參與超過了多個超大規模牧場建設的羅繼寶則告訴記者，超過3000頭規模的牧場每頭牛的基建類一次性投資從1.5萬到2萬元，並非越大越省錢。以此計算，萬頭牧場僅基建費用就高達1.5億到2億元。此外，買牛是最大開支，以前期購入5000牛計算，一個萬頭牧場的一次性投入在3.5億到5億元，這還不包括土地租賃費用。

　　對於牧場佔地，國內現在遵循1︰0.1的方案，供給牧草的飼料地配比為1︰2，消納糞便的土地配比為1︰3。以此計算，一個萬頭牧場，至少需要千畝土地建設牛棚，2萬畝農地種植飼料並消納糞便，外加1萬畝農地用以專門消納糞便。

　　土地和投資理論上決定了牧場的大小，但現實的情況卻是，很多萬頭牧場在近距離內根本就沒有可供消納糞便的飼料田。考慮到外運成本，諸如現代牧業肥東等牧場就近傾倒沼液糞便就不難理解了。

　　羅繼寶介紹，除了一期投入，牧場從選址到建成後的內部管理是一項非常細緻的工作，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可能造成質量風險、環境污染。

　　衛生部2010年5月發佈的《動物防疫條件審查辦法》規定，動物飼養場、養殖小區選址應距離城鎮居民區、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區域及公路、鐵路等主要交通幹線500米以上。種畜禽場應距離生活飲用水源地和人口集中區域及公路、鐵路等主幹線1000米以上。

　　具體選址時情況更加複雜，氣候、土壤、地下水等的情況都必須考慮。包括羅繼寶、范佔煉等在內的多位專家反覆強調養牛的南北方差異，南方相比北方更不適合養牛。

　　上海牛奶集團工程師範佔煉介紹，南方夏季炎熱，一旦降溫不及時對牛群非常危險，因此整個牛棚都沒有圍牆，最熱的季節需要設置水簾，噴出冷水給牛降溫。

　　此外，由於牧場的糞便處理無法做到完全無味，因此相關處理設備最好建在整個牧場和居民區的下風向，牧場應選在偏遠無人煙的地區。

　　然而，很多企業拿地時並未做全面考察，等一切土地手續就緒，牧場建設專家到場後，情況卻往往是「位置並不適合建牧場，最後不得不做各種妥協上馬」。羅繼寶曾接過一個廣東寧縣的大型牧場項目，土地已經就位，但各項檢測結果出來後，地下水重金屬超標，牧場擱淺。後來這個牧場有新投資者接盤，仍然做了起來。

　　羅繼寶總結，牧場設計和管理圍繞兩個重點，一個是牛，一個是糞。前者保證產量，後者是牧場能否永續發展的關鍵。

　　在牛的環節，防疫風險是所有萬頭牛場反對者的最大理由。羅繼寶指出，以瘋牛病為例，區域內一旦有一頭牛感染，整個區域全部撲殺。因此，他們一般推薦客戶即便要建萬頭牧場，也最好分為兩個5000頭區域，飼料和糞便區可以共享，牛棚等設施全面分割。

　　現在，包括現代牧業在內的很多萬頭牧場都是單體形式。一個牛棚裡甚至有3000頭奶牛。中博農公司的專家則稱已設計出可以容納4000頭奶牛的牛棚，進入牛棚一眼望不到頭。多位專家指出奶牛集中，一旦發生疫情很難控制。

　　飼料的質量則直接關係到牛和牛奶的質量。2011年末，蒙牛爆出黃曲黴素事件，業界第一次意識到飼料發霉不但影響奶牛健康，發霉產生的黃曲黴素還將進入牛奶危害人體。

　　據羅繼寶介紹，不合理的飼料儲存、堆放和取用方式都可能造成飼料發霉。華夏畜牧就在飼料問題上吃過苦頭。華夏畜牧主要給高端乳品品牌萬得妙提供生奶，目前經營的最大牧場存欄數不超過5000頭。

　　據華夏牧野董事長邵祈介紹，華夏畜牧沒有青儲飼料田，而中國收割玉米秸稈是手工作業，運到牛場碾碎髮酵需兩個禮拜，等最後一道工序完成，前邊的已經發霉了。而在美國週期縮短為三天，差別就在機械化。

　　一開始華夏畜牧沒有使用自己的收割機，農民送玉米的卡車從河北廊坊三合牧場排到幾公里外的102國道。「等一天玉米進場，所有東西都壞掉了。」

　　吃過苦頭的不止華夏畜牧，羅繼寶說，曾有企業為了節省一點土方建設，將青儲窖的圍牆高度減少一半，後果就是邊緣的玉米全部黴變發黑無法使用。

中國模式矛盾在爆發

「中國牧場要爆發矛盾，首先就在土地和環境上」

　　萬頭牧場對環境的最大挑戰還是糞便處理問題。羅繼寶介紹，國內已經引入的先進技術包括自動清糞系統、糞便回衝再利用系統、沼氣發電以及固液分離後固體物質回填牛臥槽。

　　自動清糞系統一般1個小時清理一次牛棚裡的走道。清理後的糞便進入地下管道，通過已經在發酵池裡的液體糞便回衝入發酵池，回衝水還可以用於清洗奶牛在擠奶廳外等待區域產生的糞便。進入發酵池後的糞便要經過20天的厭氧發酵，這期間會產生大量沼氣。按國內牧場目前對外宣傳的統一口徑，沼氣將用於發電牧場自用。

　　然而，管理牧場多年的一位專家指出，國內牧場的沼氣發電一直存在未能攻克的技術難題。沼氣量、發電機組發電量以及用電量的匹配不斷變化，沼氣發電很難提供穩定電流給牧場。即使能夠配套，沼氣發電還要加添加劑，高的成本達到2元/度，低的也要1元/度，比外接電網的電費（約每度0.6元）高得多。自用不划算，更別說輸送給周邊地區使用了。「國內雖然萬頭牧場很多都投建了沼氣發電設備，因為國家有補貼，建一個補貼2000萬元，不建白不建，但幾乎都是擺設。伊利已經放棄了沼氣發電。」他說。華夏牧業、三元、光明等企業則坦承沒有建立沼氣發電設備。

　　發酵後的液體再進行固液分離，固體中的纖維質用於牛臥床的墊料，其餘部分成為機肥回田。羅繼寶介紹，使用處理後的糞便代替沙土作為牛床墊料是中國的創新，但這僅適用於北方天氣較乾燥的地區。在南方，這些墊料因濕度過高很容易再次發酵成為糞便，影響牛的健康。

　　這一創新在很多大牧場被大量複製。現代牧業在降雨較多的安徽肥東也採用了類似技術。

　　在糞便處理過程中，最後一道工序是沼液的處理，一般需要在三級氧化塘中進行有氧發酵，方能達到農業灌溉標準。羅繼寶告訴財新記者，沼液是肥料，但並非隨時可用。通常要在農田收割之後，一年一到兩次大規模外運，因此必須設計足夠儲存七個月沼液的氧化池。一個萬頭牧場需沼液氧化塘9萬立方米，大約相當於50個深1.8米、寬21米、長50米的標準泳池。

　　現代牧業的肥東牧場據說擁有一個10萬立方米的地下沼液儲存池。對此，前述牧場管理專家指出地下儲存池可以防止暴雨漫池，但其發酵效果可能不佳，沼液濃度過高，一旦回田容易燒苗。

　　沼液的外運使用也存在成本問題，一些土地在使用幾年沼液後肥力足夠需停用一段時間。因此牧場周圍用以消納的土地在一段時間以內會呈現向外擴張的趨勢。而這樣造成的運輸成本增加在牧場建設初期就必須考慮。

　　一位曾經考察過現代牧業和林牧場的業內人士對財新記者透露，有一部分現代牧業早期投建的發酵池並未在池底鋪墊防滲漏的薄膜，長此以往會影響噹地的地下水環境。企業如果無法保證沼液在足夠範圍內作為肥料消納，而是將其長期在一個地方傾倒，重金屬等污染將對土壤造成永久性傷害。

　　對於大牧場的支持者，美國是他們常常引用的標本。在美國，規模化養殖率高，目前最大的單體牧場存欄數高達4.8萬。但上海奶業協會前會長顧佳生告訴財新記者，說美國都做大牧場是誤導。美國的奶牛畜牧業多以家庭為單位，萬頭以上的規模牧場很少。「主要是實驗性質。」他介紹說，「美國去年年底的統計數據是牧場平均存牛數137頭，歐洲不超過100頭。」

　　美國環球種畜集團的阿里斯迪爾·皮爾森告訴財新記者，在美國，牧場規模化有一個相對集中的過程，牧場管理人員通過幾代積累的經驗，技術和人才準備充分。中國應該慢慢尋找自己合適的方式。

　　在東石北美牧場建設公司總裁蘇浩看來，中國和其他國家牧場發展的最根本不同在於，其他國家（包括美國）的牧場都是農民在做，集約化是一個自發的過程，而中國大牧場背後的推動力來自乳品企業和外來資本，他們不在乎對周邊土地的污染。

　　「在美國牧場最集中的威斯康星州開會，到的全是農民；中國一開會，到的全是企業，乳品企業。」他說，「中國牧場或者說奶業要爆發矛盾，首先就在土地和環境上。」

　　本刊記者宮靖、鄭斐對此文亦有貢獻

【血荒求治·下篇】血荒之源

　　過早到來的冬天為無償獻血工作提前蒙上陰影。「獻血看天氣，天一冷，獻的人就少了。」一直守候在採血車內的工作人員對財新記者說，「獻血量已經明顯下降。」

　　血荒還在加深。截至11月26日，北京市血液庫存僅1萬單位（每單位200毫升），缺口達兩成。為激勵市民獻血，北京市紅十字血液中心宣佈，將在以往僅針對無償獻血者及其配偶、直系親屬的優惠政策之外，對團體獻血單位員工提供優惠，員工有望優先用血。

　　全國已有多省市血液中心庫存告急。北京、內蒙古、浙江等省份的官方網站即顯示，自10月來多個血型血液需公民緊急捐獻。按以往規律，因氣溫下降帶來的街頭獻血量下降，往往集中在每年12月至來年2月，但近幾年來，發生「血荒」的時間不斷提前。

　　更嚴重的是，血液供需缺口呈逐年擴大趨勢。衛生部資料顯示，在新醫改啟動的第二年，2010年，手術人次比2009年增長18.6%，同期採血量增長只有7.7%。此後臨床用血量連年以10%至15%的增幅增加，但2012年一季度，全國獻血量較去年同期僅增長6.08%。

　　「缺血危及患者的生命和用血安全。」北京大學醫學部衛生法教研室主任王岳說，一方面血液供給不足，另一方面，用血需求激增，怎麼增加供給，是現在必須思考的問題。

　　自1978年以來，中國便建立了以義務獻血為主的血液供應制度，此後逐步經歷從有償供血、義務獻血到無償獻血的曲折制度轉型。以《獻血法》公佈實施為標誌，確立於1998年的無償獻血制度在過去14年中一度保障了安全且相對充足的血液供應，如今隨著用血需求加劇，制度沉痾凸顯，也開始面臨真正的考驗。

　　在王岳看來，出現血荒，有制度設計本身的問題，也有執行不力的問題，「現在已到了對制度進行反思的時候。」

血荒常態化

　　10月29日，四川孕婦陳冬梅的家人在微博上發出求助的信息。這位孕婦在四川省人民醫院即將生產，卻因為血小板過低，無論是順產還是剖腹產都面臨大出血的風險，而血庫中的B型血緊缺，危急之下，家人只能通過網絡尋求捐獻。

　　這只是當前血液短缺的冰山一角。10月中旬，福建醫科大附屬第一醫院涉及O型血的手術全停，連急診用血都受到威脅。六歲女孩馮祺因腎母細胞瘤手術失敗大出血，卻找不到可輸的血液，一度危在旦夕。

　　據財新記者統計，全國32個省市級血液中心中，目前多個顯示庫存吃緊。除深圳、天津少數幾個無償獻血開展較好的城市，大多醫療資源相對集中的地區都長期陷入血液缺口。隨全國多地獻血量年增幅減緩，北京、中山等一些城市，甚至出現獻血數量下降。北京市繼2010年達到142噸年獻血量後，2011年下降5%，今年前九個月又下降2%。

　　北京、上海、廣州等醫療資源高度集中的城市，「血荒」最難緩解。今年以來，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的網站長期顯示，四種血型的紅細胞庫存都長期緊缺。「全國各地的患者都到北京來看病，僅僅依靠北京本地的無償獻血肯定是不夠的。」北京市紅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劉江說，據統計，北京每年約一半的用血量都為外地患者使用。

　　各省會城市的血液庫存也不容樂觀。內蒙古血液中心庫存長年處在警戒線之下，多次加強動員獻血仍不見好轉；山東省血液中心也一度逼近「零庫存」。在重慶、廣東、新疆等地，因血液庫存多次告急，只能由消防官兵緊急獻血，但組織一次的獻血量，也僅夠幾天的使用，遠不能維持7至10天的正常庫存量。

　　中小型城市的用血矛盾雖然沒有大城市突出，但一旦發生交通事故或礦難，缺血對生命的威脅同樣急迫。貴州省銅仁地區中心血站管平均介紹，銅仁因礦難頻發，已多次遭遇血庫「零庫存」，但從其他地區調配血液資源非常不易。一方面，其他地區往往同樣缺血，另一方面，還要通過層層行政審批。

　　手術量相對較少的縣醫院用血缺口較小，且相當大一部分縣城至今仍保留由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組織義務獻血的傳統，以此補給血源。但在河北等一些省份，縣城患者用血時，仍會要求親友去附近城市的血站獻血後方能使用。今年2月，一位河北患者排期手術時，醫院提出需家屬拿獻血證「換血」，但多位親屬都不符合獻血條件，最終「花錢買到獻血證」。

　　血液短缺早在2005年前就曾出現，但不少醫務人員認為，從未像當前這樣，全年任何時候，都可看到不同地區缺血的新聞報導。「相較於過去結構性和季節性缺血，現在缺血已經開始有常態化的趨勢」，據劉江介紹，過去血液短缺主要是結構性和季節性的短缺，缺某一種血型，或是在寒暑假期間，由於學生放假回家，獻血量不足造成短缺。而現在，已經發展為常年全血型的用血吃緊。

　　更令人擔憂的是，新醫改後不斷提高的醫療保障水平釋放了醫療需求，手術人次連續幾年大幅增長，採血量卻遠未達到同等的增幅。江蘇省血液中心主任孫俊即指出，中國的人均用血量原本就低於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人均用血量1.6cc，江蘇省人均用血量3.12cc，均低於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人均8cc標準，「臨床用血量還會進一步加大，血液緊缺問題將在較長時期內存在」。

　　無奈之下，北京等血液緊缺的城市自2011年後重啟「互助獻血」，患者需由親友獻血後方可用血。但並非所有病人家屬都符合獻血條件，冒名頂替、倒賣血液等亂象隨之而來，組織非法賣血的「血頭」趁虛而入。

無償獻血挫折

　　經濟利益驅動下的賣血，已無法保障血液安全，意在保障血液安全的無償獻血制度遭到嚴峻挑戰。眼前的一切顯然與制度設計的初衷背道而馳。

　　就國際經驗而言，號召無償自願獻血，以保障血液安全，早已是國際主流。在嚴重出血或患有嚴重貧血、白血病、骨髓纖維化等疾病時，人們必須接受輸血方能挽救生命。在輸血技術最初應用到臨床醫學時，各國都曾允許通過經濟激勵，有償提供血液，隨之而來的安全隱患推動各國逐漸走向無償獻血。世界衛生組織在1975年即通過決議，敦促成員國發展自願獻血，避免有償用血帶來的用血風險。

　　「血液來源是無償的，具有公益性，需要有一套高效的制度來保障血液的持續、安全供給。」 清華大學醫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景軍說，如果制度不合理，傷害的是整個社會的公益精神。

　　中國的血液制度經歷了從有償獻血到義務獻血，再到無償獻血的漫長歷程。在1978年以前的有償獻血階段，一些結核、麻風、肝炎病人在利益驅動下，都參與供血，嚴重危害用血病人的安全。而此後啟動的義務獻血，獻血者還可獲得單位的營養補助費，不願獻血的職工即選擇用這部分補貼僱人完成任務，同樣帶來「血頭」猖獗。

　　在中國臨床用血歷史中，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都曾嚴重威脅血液安全。上世紀90年代，由於血液經濟存在，不少經濟能力較差的血液供者為了多賣血，紛紛隱瞞自己的健康狀況。而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等重大傳染病均存在檢測的窗口期，即病毒最初進入到機體到產生可被檢測出來的病毒抗體兩者之間會有一個時間差。窗口期內賣血，病毒難以檢測，最終造成病毒的大肆傳播，河南甚至形成「艾滋病村」，導致無窮後患。

　　無償獻血制度即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展而來。賣血已危及公共安全，決策者意識到，需要參照國際經驗，建立一套中國的無償獻血體系，以保障血液在「無償」和「自願」兩大原則下捐獻，確保用血安全。

　　1993年，《採供血機構和血液管理辦法》頒佈，明確指出推行無償獻血，加強採供血機構和血液管理，保護公民健康。五年後，《獻血法》正式施行，從法律層面明確規定了無償獻血制度。「《獻血法》實施後，之前血液經濟帶來的安全問題可以說大大減少了。」曾經參與起草《獻血法》的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卓小勤說。

　　伴隨《獻血法》《血站管理辦法》及《全國無償獻血表彰獎勵辦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出台，決策者試圖從制度上引導公民無償獻血，規範血站血液管理，以及保障血液在醫院的合理使用。

　　政府主導是這套體系的最主要特點。按照制度安排，獻血者只能通過政府舉辦的血站獻血，除少數軍隊醫院外，絕大多數醫院沒有採血權。血站負責採血、檢測、製備、儲存、分配等，對血液質量負責。需要用血的醫院與血站間簽訂協議，由血站在不同醫院間分配。血站的佈局也由政府規劃，不允許跨行政區域調配血液，嚴防血液買賣。

　　為維持無償獻血體系的運轉，政府每年還要投入大量經費。紅十字會在財政經費支持下開展無償獻血宣傳；血站作為有行政級別的事業單位，約三分之二的運營成本由患者用血費用支付，另外三分之一也需政府補貼。

　　為嚴防社會舉辦的血站有償使用無償捐獻的血液，社會力量被剔除在外。2006年修改的《血站管理辦法》要求民間自辦的血站退出歷史舞台，供血責任由政府舉辦的血站一力承擔。

　　這套體系保障了之後數年血液供給。天津市血液中心主任楊文玲回憶，《獻血法》實施後，從全國形勢看，「各地其實都不錯」，天津也逐漸從依賴外地調血，實現了本地無償獻血自給自足，而當時的缺血也只是季節性問題，因嚴寒天氣、學生放假等外部因素導致缺血。

　　直到2009年新醫改啟動、醫療保障待遇提高不斷釋放醫療需求，這套體系下人口獻血率偏低等問題才開始日益突出。相較於高收入國家4.54%和中等收入國家1.01%的人口獻血率，中國至2011年剛剛增長到0.9%。

　　衛生部醫政司司長王羽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警示各地血液中心主任，「血液需求出現了井噴，但獻血的人數沒有增長。」在劉江看來，要改變現狀，就要對現有制度進行調整。

政府主導瓶頸

　　隨著血液制度壓力加劇，在整個制度內起主導作用的政府開始遭受越來越多的拷問。制度弊病一經顯現，政府首先被社會問責。

　　被詬病最多的問題之一，是眾多血液管理機構無法兌現《獻血法》當中公民獻血後本人或親屬可免費用血的承諾。這在各地屢屢發生。對曾無償獻血的患者和家屬而言，有無償獻血證即可抵頂相應的用血量，但實際操作中，各地血液中心只負責報銷相應的用血費用，在血站缺血時，家屬仍需互助獻血。

　　「為什麼佛山的獻血證在北京不能用？」今年8月，一位廣東患者在北京求醫時，發現北京的血液中心並不接受佛山的獻血證，如果要用血，還要在北京「重新獻一次」。而江西人夏國慶帶身患腫瘤的弟弟在北京求醫時，也有相同的遭遇，她拿出江西的獻血證，要求免費用血，卻被醫院拒絕。

　　事實上，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目前都還不能實現異地直接用血。除上海、浙江、江蘇等少數東部省份率先探索跨省域直接用血，國內大多數地區，目前連省內異地用血都還不能實現。

　　深圳是全國少有不缺血的大城市。深圳市血液中心獻血服務科主任藍欲曉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目前中國血液管理制度仍然是「統一採集，統一調配」。類似汶川大地震這樣需跨省調血的，需衛生部給各地下達供血數量，「我們只能按指標採血，不能多採集，否則對獻血者的愛心是一種浪費和損害」。

　　「這和財政的撥付方式有關。」山東省衛生廳醫政處一位不願具名的工作人員說，「血站的經費都是以行政區域劃撥的，獻血者在哪獻血，財政撥款就撥付到哪。如果獻血者在河南獻血後想在山東免費用，這筆費用誰來結算？即便是山東省內，我們也是剛剛開始實行異地報銷，由市級財政間相互結算。跨省的話就要省一級財政對接了。」

　　囿於血液中心僵化的「屬地化」管理，不僅血液費用在跨省時難以對接，血液資源也無法跨區域調配。在同一個省份內，不同城市的血站間如需調配血液，也需經過省衛生廳的行政審批。

　　北京等用血量集中的大城市為此苦不堪言。很多外地患者到北京看病，北京的獻血量本就不能滿足自身需求，卻也無法從周邊地區調配。劉江認為，既然病人向大城市流動，血液也應在有關部門的監控下有秩序地跨區域調劑，解決大量外地人來北京看病用血的難題。

　　「從技術上這是很容易解決的問題，全國聯網管理就行。」卓小勤說，但政府對血站屬地化管理，要調配資源，就面臨地區間利益難以協調的困境。

　　在部分地區，地方財政對本地血站的補給無法充分保證。王岳告訴財新記者，有些地區財政投入不足至今仍影響血站運營，「政府既然界定血站為公益性，就要保證財政的補給，不能讓血站自己想辦法掙錢。」

　　吉林省血液中心原主任許吉一透露，由於實行收支兩條線，一些財政緊張的城市，財政在把上收的血液費用下撥回血液中心之前，還要扣留20%，「這讓血站怎麼好好運轉」？

　　在深圳，財新記者看到，每隔三小時，從深圳市血液中心開出的血液運輸車就要到採血點取走剛剛採集的血液。捐獻的血液分兩部分，一支試管加一袋血。試管送往血液中心的檢驗科，血袋則送到成分科。在檢驗科，試管中的血要完成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艾滋病病毒、梅毒螺旋體各兩遍檢測，加上其他必要檢測，累計16項。在成分科，每一袋血都先要濾出白細胞，然後分離血細胞和血漿，並分別存儲。整個過程要在獻血後的6小時內全部完成。一整套操作包括血液冷藏輸送都需不菲的成本。為了安全上萬無一失，業內也不乏認為應該進一步增加篩查措施的聲音。

　　中國輸血協會血站管理工作委員會今年9月測算，以200cc全血為一個單位，涉及的人員、檢驗、耗材、運輸等費用，約為每單位380.29元。再考慮到全國平均5.4%的血液報廢率，每單位成本達到400.83元。血站供給醫院的價格，為發改委統一的220元至250元，不足部分由財政補貼。但全國平均每單位血液政府僅補貼98.6元。

　　公共財政資源大量投入之下，身兼國有事業單位和公益組織雙重身份的血站的運營效率備受質疑。據財新記者檢索，多個省市的血液中心，都沒有形成對社會公佈血液採供情況及財務狀況的慣例。血站信息公開透明不足，不斷有公眾質疑醫院收取用血費用是因為血站「賣血」，或將血漿暗地裡賣給血液製品企業才導致缺血。

　　即便是血站內部人士也對管理體制不滿，認為目前的人事制度、分配製度都導致血站低效運行。一地方血液中心主任私下對財新記者表示，血站人員長期缺乏激勵，薪酬按事業單位統一績效考核分配，抱著「鐵飯碗」、長期吃「大鍋飯」，「現在躺著站著都拿一樣的錢，做得再不好，也不能開除。」

　　少數無償獻血工作開展較好、血液供應相對充足的地區，如深圳、天津、長春，成功經驗被總結為地方領導的支持。楊文玲坦言，如果沒有市領導的支持，與城管部門協調獻血車停置地點、通過媒體低成本宣傳，都成為問題。更多血液中心主任表示，無償獻血工作的好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一把手」的重視程度。這在不少學者看來，很難成為供血安全堅實的保障。「依靠身份管理，是管理無能的體現。如果這樣，我們還要法律和制度幹嗎？」王岳說。

如何喚醒公民意識

　　隨著醫療保障待遇繼續提高，醫療需求進一步釋放，多位血液中心主任預計，未來血液供需缺口還將加深。緩解缺血現狀，需要更多公民積極參與無償獻血。

　　然而，參與獻血的公民意識如何喚醒，業內多有不同看法。卓小勤認為，擴大獻血群體，需要自上而下的改變，公務員群體首先要帶頭參與，「在國外，國家元首都會帶頭獻血，只有公務員先起到表率作用，才會有更多公民加入」。

　　天津已對此做出嘗試。楊文玲介紹，自2009年開始，天津市血液中心號召新錄入的公務員、事業單位員工參與無償獻血，「三年時間大概有不到6000人參與，人數不多，但作為一個活動，我們要一直繼續下去。」

　　王岳則認為，喚醒公民獻血熱情，需要無償獻血制度做出進一步的調整。喚醒公民意識的一個關鍵在於「權責對等」，如果公民在無償獻血體系中的權利不能得到充分保障，責任意識自然也會隨之消減。

　　目前，獻血者的權益能否保障，取決於《獻血法》的現有規定。但現有規定中，明顯缺乏對獻血者及用血感染人群的保護；而血液的分配、使用是否合理並且公平，取決於政府舉辦的血站是否能做到信息公開透明，並接受政府和社會嚴格的監管。

　　對於很多人關注的獻血後血液去向問題，王岳指出，從技術上看，實現查詢十分容易，現有的信息化手段足以滿足，關鍵在於政府是否願意加大對這方面的投入，政府是否有主動獲取公民信任的意願。

　　更不乏意見認為，作為公益事業，血液管理由政府完全壟斷，靠計劃手段調控，才是將公民熱情拒之門外的病根所在。「我們現在對血站的管理，還是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事業單位的管理模式，血站站長都由政府任命，有行政級別，整個體制是自上而下傳導的。」王岳說，現有體制下排斥公民監督和廣泛參與，容易導致失信於民。

　　王岳透露，衛生部早已有意促進《獻血法》的修改，具體討論中，認為當前缺血的原因既有制度設計本身的問題，也有制度實施過程中操作不力的問題，兩方面都要進行改進，「我個人認為，再修法的話，應該在制度設計上有所創新，把一講獻血就想到衛生部，變成和全社會相關。」

　　據財新記者瞭解，在國際經驗中，無償獻血都有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採供血機構也未必都由政府直接舉辦。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血站由紅十字會等公益組織舉辦，公民的用血費用納入醫保後，由醫保付費支撐血站運營，無需政府財政補貼，而血站信息對社會公開，接受嚴格監管。

　　美國的採供血體系甚至鼓勵不同血站間競爭。同一地區往往有兩家以上不同機構舉辦的血站，在競爭中提高工作的效率。在由政府直接舉辦血液中心的法國，血液中心與政府間也並非行政隸屬關係，而是以簽訂目標與績效合同的方式，由血液中心自主運營，接受監管。來自民間的社會組織也會在血液中心的行政管理委員會佔有一席之位。

　　「我們現在也應該呼籲社會組織加入無償獻血體系，而不是由政府壟斷血液的供應。」王岳說，隨著社會發展，公益組織的能力也在提高，應該探索發揮他們的積極性，讓他們也參與無償獻血，反過來推動政府舉辦的血站提高效率，「過去我們認為只有官辦的才可靠，社會舉辦的就不放心，現在這個顧慮要改一改。」與此同時，他認為政府對於血液安全的監管則要進一步加強。

　　長期研究公民社會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指出，公民自治、民主監督是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我們現在談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就是要建立自下而上的公民社會，形成各種各樣的參與機制，讓社會自己發育起來。」

部分國家或地區血液管理體制

　　美國

　　●獻血機構由美國紅十字會下屬機構、美國血液中心和各家醫院血液科組成，同一地區往往設有不同獻血機構，保持競爭關係。獻血者招募以電話招募和上門招募為主。獻血者在獻血後獲得小紀念品，但不發放《獻血證》。全國實行嚴格統一的行業標準，接受FDA和美國血庫協會的嚴格監管

　　德國

　　●獻血機構由紅十字會下屬機構和醫院附屬輸血中心組成，私人機構和大學組織的獻血服務中心也可以參與獻血服務。血液主要來源為流動採血。獻血者可獲得食品、紀念品或小額金錢補助。血站運營費用由患者和醫療保險公司承擔，接受國家機構和獨立第三方機構監管

　　中國台灣

　　●獻血機構為獨立的「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民間社團發起組織的團體獻血在總獻血量中佔32%以上，歷屆政府領導人均參加獻血。機構運營經費來自全民健康保險的支付及社會捐贈，受政府機構和社會監管

　　法國

　　●獻血機構為政府舉辦的法國血液中心，與政府簽訂目標和績效合同。機構設立行政管理委員會，成員來自政府、軍隊及社會組織。每年定期發佈採供血白皮書，悉數列出從組織結構到採供血各個環節的每一個重要數據

　　資料來源：財新記者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一個時代的榮耀與傷害 標本李經緯(下篇)

李經緯作為改革開放後的著名企業家聞名，卻因「國家工作人員」身份而獲貪污罪。74歲，他戴罪離世。

中國的開放與轉軌進程，給了這個遺腹子絕佳的機會，憑藉勤奮與聰明，創辦健力寶並將其推上中國飲料第一品牌寶座。但轉軌中的模糊與複雜，也給他帶來巨大傷害，被迫黯然離開傾盡心力18年的這家國企，並致身陷囫圇。

他的葬禮，沒有悼詞，弔唁者也沒有頭銜。

最在意公關的人，和地方鬧翻了

另一個外界鮮知的重要轉折是，為了建設健力寶大廈，李經緯也徹底和當地鬧僵了。

恰在大廈將成之時，風雲突變。

最直接的原因是資金。大廈計劃總投資十多億元，最後實際投入八億多，而健力寶1996年的銷售額剛剛突破50億元，利稅還不足5億元。

參與項目的相關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道，「幾乎是將健力寶的流動資金都抽乾，當時甚至連員工工資都發不出。」

大廈落成的1997年，由此成為健力寶命運變換的一個節點。

1996年，健力寶的銷量達到了70萬噸，同年百事可樂只有50萬噸。但健力寶大廈建設時，無力對市場進行更多投入，導致對百事可樂和可口可樂的「包抄」應對乏力。再加上隨後爆發亞洲金融危機，市場空間也受到影響。

從1997年開始，健力寶的銷量開始以每年七八萬噸的速度持續下降。

另一個外界鮮知的重要轉折是，為了建設這棟大廈，李經緯也徹底和當地鬧僵了。這個最早學會公關的人，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公關對象。

據原健力寶總裁助理、總裁辦主任李志強介紹，當三水政府瞭解到健力寶打算到廣州去找地建大廈時，曾經向其提出不要走，就在三水找個地方建。

當時在健力寶公司對面，有一棟名叫銀苑大廈的爛尾樓（也就是現在的三水「地標」——花園酒店）。這座位於城區繁華地段的建築曾是三水說不出的痛：1995年，由於國家整頓金融秩序，這棟樓一直空置，在三水一度淪為流行的笑談。此間，開發商中國銀行多次拍賣，均因種種原因流拍。

李自強介紹，政府當時提出，可以給健力寶一些優惠政策，希望他們能將這棟爛尾樓接下來。不想，李經緯直接拒絕了。

毫無疑問，這激化了矛盾。此前，李經緯與當地的關係，就已經頗有些微妙。

三水，這個位於廣州西南的窮縣（1993年撤縣設三水市，2002年撤市設為佛山市三水區），早年曾是廣東血吸蟲病的第二大疫區，村民「十人當中九人黃，未到中年就身亡」。直到1983年，三水才最終消滅血吸蟲病。

健力寶卻刷新了三水的形象。1990年代中後期，健力寶的稅收貢獻佔到了三水全市的40%-50%，當時的市委書記公開說，「三水人每發100元，就有46元來自健力寶。」

三水政府曾給予健力寶許多寵愛，無償劃撥大量土地，提供政策優惠。甚至連「三水」這個地名也因此被當地官員給予新解：原本三水是因瀕臨三條江而得名，新的詮釋則是：水稻、水泥和「魔水」（水稻和水泥是當地另兩種主要產品）。

但是風向悄悄發生了變化。一位原健力寶高層人士回憶，從1986年開始，健力寶在許多城市搞活動，「儀式上，當地政府領導坐在中間，旁邊接著坐的是李經緯，再下來才輪到三水市的政府官員」。

要知道，在政治序列中，李經緯最高時也不過是副處級，遠低於當地一些官員。這位李經緯的部下說，「世人只知健力寶、不識三水市的尷尬，不是所有權力擁有者都能寬容以待的。」

更何況李經緯還常常只看市場的臉色，各種贊助大把錢卻花在三水以外的地方，而且經常「先斬後奏」或根本不「奏」，所得的榮耀也不跟領導分享，這讓一些官員頗為不爽。

健力寶在其他地方設立分廠的動作，更是讓三水當地擔心——健力寶曾先後在福建漳州、廣西北海、江蘇鎮江、陝西西安等地設立分廠，打出的理由是「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不過，當總部搬離三水的消息傳出後，三水市政府甚至健力寶內部都普遍認為：「李的算盤是想逐步把健力寶的資產往其他地方轉移，慢慢把三水變成華南的一個生產基地。」

「三水非常警惕李經緯借開發新產品之名轉移資產。」這位人士回憶說，政府此時加大了對健力寶資金的掌控，健力寶集團每開發一種新產品都必須通過三水市政府審批，經過政府的財政預算，然後劃撥經費；幾乎每一個新的招商引資項目，政府都要親自審批。

向來行事獨立的李經緯自然極為反感，雙方就此弄僵，唱起對台戲。新項目上，李經緯找的人，政府不同意，政府找的人，李經緯見都不願見。

強人也無能為力

此時，李經緯迎來了國企幹部大考。他59歲，臨近退休。此前李經緯幾乎從未擔心過自己在健力寶的地位。以他的功績，只要想留任，難道還有不可能的嗎？竟然真的還有不可能！

即使強硬如李經緯，也會發現對有些事情無能為力，即使他已經不斷為健力寶做出各種頗具前瞻性的安排。

區盛聯說，1984年健力寶在洛杉磯奧運會上出盡風頭後，三水縣政府派李經緯去德國學習。回國之後，李經緯便提出，三水酒廠一分為二，他專門經營健力寶，啤酒則由他的副手、一位副廠長負責。

為了體現專業性，獨立出來的公司取名叫「廣東運動飲料廠」（以下簡稱健力寶飲料廠）。這個廠買斷了健力寶配方。

黃協榮回憶說，在健力寶研製成功後，他曾向領導提出，健力寶開賣了能否每一罐收幾分錢？但領導否決了：「他說三水那麼窮，就當是扶貧，怎麼好意思要錢？」

最後，配方以5萬元的價格被買斷。此後每年，另需向體科所支付4萬元的使用費，同時提供30箱健力寶。作為研發人員，黃協榮等每月獲得200元顧問費，負責牽線的區盛聯每個月100元。事實上，這筆錢一直延續到健力寶二十年後被轉手賣出之時。

但不幸的是，在至關重要的產權安排上，李經緯沒有話語權。作為國營小酒廠，這個廠也毫無疑問是三水縣政府治下的國有資產。

兩年之後，因為要時常從國外購買機器設備、進口原材料，純內資的廣東運動飲料廠已經不能適應發展需要（進口需要繁瑣審批，外匯使用也不方便）。李經緯便抓住國家賦予廣東的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參股健力寶。

1987年，三水政府屬下的健力寶飲料廠與澳門南粵貿易有限公司，以及中國銀行廣州分行、廣東國際信託投資有限公司參股成立了「中外合資」的廣東健力寶集團有限公司。

按中外合資法，健力寶第一次組成了董事會。三水縣政府作為實際上的最大股東，派出縣經委主任擔任健力寶的董事長，李經緯擔任董事兼總經理。後來，三水縣政府又讓李經緯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這樣，李經緯既是政府出資的代表，又是董事會授權下的經營管理者，健力寶進入一個全面的李經緯時代。

與當時的其他國營企業相比，中外合資企業身份與董事會的成立，讓健力寶獲得了更多的經營自主權，也給了李經緯巨大的發揮空間，最終將健力寶帶到一個空前的高度。

模糊的身份既帶來了靈活的空間，但也為日後的悲劇落幕埋下伏筆。

就在此時，李迎來了國企幹部——這是他在健力寶的真實身份，儘管他可能並不認同——大考：未來是退休還是繼續。1998年，他59歲，臨近退休。

在此之前，李經緯幾乎從未擔心過他在健力寶的地位。以他的成就，以他在健力寶的功績，只要他想留任，難道還有不可能的嗎？

竟然真的還有不可能！

就在這一年前後，三水區領導開了一個會，李經緯收到消息：除了主要領導說李經緯可以繼續留任外，會場上的其他領導竟然沒有一個吭聲的。

「這對李經緯的刺激很大。」當時李的助理李志強說。他講述了一個細節：當時他剛好去李的辦公室，以前老闆看到他並不會站起來，這次一看到他進去就站了起來，還圍著辦公室走了兩圈，「很煩躁」。

那時候，李志強已經知道他在為什麼煩惱，便說：老闆，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什麼方法，快說。」

「股改上市。」

其實這並不是李志強第一次提這樣的建議。早在1993年，健力寶被列入廣東省第一批上市名單，李志強就極力說服老闆趁機轉制，但被回絕了。理由很簡單：健力寶不缺錢，為什麼要把肚子剖開了讓別人看？

「如果當時健力寶趁機改制，就不會有後來的問題了；即便不改，如果從那時開始，一點點將政府手中的股權買過來，也不會有問題了。」多年以後回顧，李志強頓了半晌，自言自語般地長嘆了一口氣，「唉，歷史沒有如果。」

不過，股改的提議，李經緯這次採納了，他提出了「大廈落成、股票上市」計劃，更提出到健力寶20週年時，實現「年產量100萬噸、銷售額100億元」的「雙百」大目標。

但，一切已經太晚了。即使上市計劃準備就緒，政府卻毫不留情地否決了團隊持股計劃。

事實上，出售健力寶股權的行動一直在三水政府主要領導層之間秘密進行。2001年7月，媒體披露，三水召開健力寶轉制聯席會議，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全數到場，依次表態，結果90%的人主張賣掉健力寶，並且不能賣給李經緯的團隊。會議之後，三水市政府成立了健力寶股權轉讓談判小組。

法國達能、摩根士丹利、匯豐投資基金、新疆德隆等十多家投資機構聞風趕往三水。

2002年1月，在三水區政府的強勢干預下，健力寶沒有賣給出價4.5億元的李經緯團隊，而是賣給了出價3.38億元的「外來和尚」張海。在2002年1月15日的那場簽約儀式上，李經緯含淚仰天，默默坐在一角的照片，讓觀者動容。

九天後，李經緯突發腦溢血，自此之後，一病不起。

在病房裡開庭

這可能是中國司法史上最特別的一次庭審。臨時法庭就是病房外一個十多平方米的小會客室，3名法官、2名檢察官、2名律師、2名速記，李經緯坐在輪椅上受審。

然而，健力寶的故事並沒有結束，新的變故，正是起因於準備上市過程中的一個插曲。

2000年左右，為了籌備上市，飲料廠改制。因為賬上還趴著一筆4000萬元的職工福利基金，為了趕在轉制之前處理，李經緯和楊士明、黎慶元等另四位集團公司高管當年6月召開了一次領導班子會議，共同商定為包括與會的5位老總在內的全體職工買保險來花掉——當時，買保險是三水公司中頗為流行的一種福利。

但會後，為全體職工買保險的方案雖然做了出來，卻一直沒有通過，也沒有實行，為5位老總買保險的計劃卻迅速開始。當月底，飲料廠工會賬上支出一千多萬，為他們購買養老和重大疾病險，其中李經緯投保331.88萬元，其他人則均在200萬左右。按照保險行業潛規則所分得的每人10萬元左右回扣，則直接交給了他們每個人。

職工福利基金賬上剩下的三千多萬，則在2001年直接分發給全體職工。

這是後來佛山市中院出具的判決書中對此的記載，並且載明各方對這些事實均無異議。

2002年10月，李經緯被舉報，後因為涉嫌貪污而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職務，並被監視居住。而其罪名，先是「涉嫌轉移健力寶巨額資產」，後是「涉嫌貪污」。隨後，李經緯四位老臣中的三人相繼被捕，一人移居國外。

按照相關規定，檢察院對於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最多應在一個月零十五天內作出決定，但李經緯案於2003年移交給佛山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之後，直至2009年才被提起公訴，時隔5年又11個月，他的幾位老臣其間甚至還一度回到公司上班。

又過了兩年，2011年8月29日，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廣州珠江醫院審理了李經緯涉嫌貪污一案。

這可能是中國司法史上最特別的一次庭審。李經緯的辯護律師王波說，這是他從業25年來，第一次遇到在醫院裡對一個病人進行庭審。

臨時法庭就是病房外一個十多平方米的小會客室，3名法官、2名檢察官、2名律師、2名速記，李經緯坐在輪椅上受審。庭審大約進行了兩小時，一些程序乾脆省略了。

在庭審時，王波做的是無罪辯護，認為其雖然違規，但不構成犯罪。主要理由是職工福利基金既非公共財物，亦非國有財產；給全體職工買保險是5位董事會成員研究、決定利潤分配的單位行為，並非個人行為；而且主觀上也並非故意非法佔有，因為這一行為在公司裡公開走了所有流程，並沒有採取任何隱蔽性手段。

三個月後，佛山中院作出一審判決，李經緯以貪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15萬元。判決的理由是，「被告人李經緯為受國有單位委派到任職單位從事公務的國家工作人員，在從事公務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夥同他人將本單位財物非法佔為己有」。

此時，距離李經緯案發，已經延宕近10年。

而李經緯的命運，也引發無數爭議。爭議的焦點之一，就在於李經緯的身份。他究竟是企業的老闆，還是國家工作人員？

早前的模糊身份帶來的靈活性，至此終成獲罪之由。

這正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複雜性所在。因為產權不清、身份不明，許多國有企業和國企高管身份曖昧，權責模糊。許多日後震動全國的案件，無不與此相關，比如紅塔集團褚時健貪污案。

時至今日，同樣的問題，依然是中國轉軌的焦點所在。李經緯，不過是時代焦點的承受者之一。

沒有人敢頂撞的人

「我在健力寶的七八年中，從來沒看到有一個副總敢當面和他頂撞的……他的性格，注定了他的命運，也牽累了他一手創建的健力寶。」

「客觀地說，健力寶最後被如此處理，也不能全怪政府。」事隔十多年之後，李志強反思道。

這位性格直爽的江西人因為到健力寶的一次交流而被李經緯看中，留下來一幹就是八年。

「當時健力寶要到廣州建大廈，無可厚非，畢竟是發展需要，但建大廈的方式有很多種。」李志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當時受命到廣州調研，三天內，就向李經緯提交了一份報告：花1.5億元買下一棟30層樓的冠名權，同時獲得其中兩層的永久使用權。相比自己建，這樣顯然更省錢，但這份報告被李經緯放到了一邊。

「最開始李總還是清醒的，但隨著市場的持續向好，以及媒體、政府對健力寶業績的褒獎，最後就開始有些冒進了。」李的另一位老部下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

這種冒進，集中體現在李經緯主政後期五花八門的投資上。

隨意翻閱1990年代的《健力寶報》，幾乎每過一兩個月，健力寶就會有新的收購或投資。

這些公司橫跨金融、傳媒、房地產、科技開發等各個領域。決策過程與程序，看起來並不嚴格。比如，1994年一次去南京，李經緯考察了一番南京國際機場及其周邊環境， 便決定在機場旁邊購買160畝土地，主要用於建設國際機場服務中心；同一年，為了躋身世界上最繁華的帝國大廈，健力寶花了500萬美元將這棟標誌性建築的26層整層買下。

事後看來，這些投資盈利的少，虧損的多，直接影響了健力寶的利潤。

其實，除了飲料，健力寶的核心管理團隊在其他領域都並無專長。但健力寶的飛速膨脹，讓強硬的李經緯更加強硬。

「他到後期有些膨脹。」黃協榮就因此「有些看法」。黃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開始幾年，幾位專家經常去三水，見李經緯也非常容易，但大概三年之後，感覺就慢慢「淡」了。有一次，他們被李經緯的秘書擋在了門外，這讓幾位專家非常生氣，「歐陽孝氣憤地說回去，不見了」。

不過，李經緯的多位下屬則向南方週末記者描述了老闆的重感情與念舊。

一位頭髮花白的三水酒廠老員工說，每年春節，李經緯都會專門設宴，請退休的老人喝上一杯，給每個人發開年紅包，「從來沒斷過」。

區盛聯則講述了另一個細節，中風住院之後，李經緯常邀請一些老朋友一起喝茶，而且一如既往地主動埋單，「每次都是他請我們，沒有一次是我們請他」。

但大家公認的，則是李經緯的強勢。

「我在健力寶的七八年中，從來沒看到有一個副總敢當面和他頂撞的……他的性格，注定了他的命運，也牽累了他一手創建的健力寶。」一位不願具名的老部下說。

另一位高管則反思，健力寶的衰落，與當時健力寶的企業文化也有關，「創業元老們基本都沒什麼文化，企業做大了又不充電，有些思維已經跟不上形勢了」。

關於李經緯的「不學習」，在十多年前的媒體報導中，流傳著一個故事：

1994年秋，一位北京記者在李經緯寬敞的辦公室裡採訪他。高大的書櫥裡，放滿了書，記者起身數了數，一共47本，從市場理論到政策法規，甚至還有一本《新聞寫作》。不料李經緯哈哈一笑說：一本沒看，全是擺設。

這位高管則給南方週末記者舉了個小例子。有一次，一位領導來訪，問李經緯，啥叫物流和營銷，李沒有回答。「在他的概念裡，『物流』就是『運輸』，『營銷』就是『銷售』。」

在他看來，沒有上過一天學的李經緯，早期靠著敏銳與市場感覺獲得成功，但在後來越來越激烈的飲料市場競爭中，特別是市場營銷方式已經劇變的情況下，已經不夠用了。李經緯也曾想開發新品，先後推出檸蜜寶、天浪、樂臣等品牌，但都以失敗告終。

其實，在李經緯主政後期的健力寶，已經千瘡百孔。各種利益之爭也悄然出現。「山頭林立」是一位中層幹部對健力寶內部人際關係的評價。

梁晃告訴南方週末記者，1994年，他從三水區經貿委退休後，李經緯邀請其過來幫忙，成立一個貿易公司，專門用於向外採購原材料（比如砂糖），然後再賣給健力寶集團下屬的工廠，賺取的利潤作為福利返還給員工。這原本是好事，可梁晃發現，砂糖採購回來了，公司的有些工廠竟然不要而是去找別的渠道買。後來他實在看不過眼，便從健力寶離職了。

失望，也在一些高層中蔓延。李志強最後也選擇了離職。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一方面是自己個人的原因，一方面也是實在待不下去，「和整個健力寶的文化開始衝突了」。

「我死了比活著舒服」

李經緯從未曾承認自己有罪。中風之後他話語不多，但每次見到王波，都會反覆強調兩句話，「有錯但無罪」，「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

判決之後，李家人並未再上訴。不過李經緯從未曾承認自己有罪。中風之後他話語不多，但每次見到自己的律師王波，都會反覆強調兩句話，「有錯但無罪」，「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

晚年李經緯因為臥病在床，一直是保外就醫，住在珠江醫院。

這位老人，直到最後一刻，依然保持著體面。李志強說，中風之後，他依然熱愛打麻將，每天抽四到五包煙。只要有朋友來看他，就特別高興。

肝癌時刻折磨著他，但他從不在別人面前抱怨，客人主動問起，他也會岔開話題。倔強的老人把尊嚴看得比生命還重。常陪伴他的原健力寶鎮江廠廠長陸德仁說，生前最後三天，李經緯腎已衰竭，每隔十幾分鐘就有尿感，護工讓他在床上解決，說會幫他收拾乾淨，但他仍堅持上廁所。要知道，這時他已經非常虛弱，每次要三個護工才能把他扶進廁所。

在最後的兩個月裡，李經緯依然沒有停止抽煙，但只是把點燃的煙放在桌上看著它一點點燃盡。

他對身後事的唯一一次交代，是在一次和陸德仁的聊天中。甚少提及病痛的李經緯那天突然說，「人總是要死的，我死了比活著舒服」，未了又加一句，「最好能讓我睡覺著走。」

一直陪伴他的，多是當年的老部下。李寧，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人之一。

李志強說，李經緯中風之後，李寧就負責起了其所有的醫藥費和住院費，十幾年來，從未斷過，「我們也沒算過賬，但肯定是一筆天文數字，但李寧從來都沒提過一個字」。

李寧和李經緯的感情，在外界眼中，是另一個互相成就的傳奇。

作為「體操王子」，李寧曾經風光無限，然而，1988年漢城奧運會上，吊環比賽他的腳掛在了吊環上，跳馬比賽他一跳坐到了地上，被舉國痛罵，甚至被稱為「體操亡子」。

回國下飛機時，獲獎者直奔接待大廳，李寧卻在十幾米外獨自走了一條從未走過的偏僻通道。這個時候，在通道的盡頭，只有一個人手拿鮮花迎接他，那就是李經緯。

第二年，李寧退役，加盟健力寶，擔任李經緯的特別助理，負責品牌宣傳。後來，健力寶出資1600萬，幫助李寧成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裝品牌。

更為難得的是，四年後李寧公司在專家建議下明晰產權，尋求獨立，李寧一度擔心被認為「忘恩負義」，不想李經緯卻大度支持——當然，當李寧公司分批歸還出資時，健力寶也沒有謀求更多，甚至沒有要求分享增值部分，相當於提供了一大筆無息貸款。這一點也曾成為李經緯引起爭議的原因之一，因為涉及國有資產流失。

後來，當李經緯臥病在床，已經很少談傷心往事。但每當有人來，他總是會詢問李寧公司的股價情況。

講義氣，重朋友，是周圍人對李經緯的最多評價。一位李經緯好友說，「很多人的眼睛都是往上看，但他是往下看的人。那年他大兒子結婚，他去敬酒，一桌一桌，很多有身份的人，他都一帶而過，唯獨到了三水酒廠普通員工那一桌，他待的時間最久。」

健力寶的老員工，也往往對他有著很深的感情。2004年底，李經緯曾經回過一次健力寶，這是他2002年被掃地出門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來健力寶。一位員工的日記描寫了當天這個公司的激情澎湃：「坐在輪椅上，他不停地笑，並向所有人揮手，前面的人拚命想跟他握手，後面的人擠不過去，就跟在後面拍手。」

而對李經緯的家人來說，只有在中風之後，他才回到了這個家。

在2013年4月26日的遺體告別儀式現場，大兒子李健東致辭時，動情落淚，「在我的記憶中，他幾乎從來沒有像人家父親這樣過家庭生活，很少在家看到他，以至於我們家沒有一張那個年代的全家福合影。」

李經緯有兩個兒子，分別叫李健東和李健軍。李經緯還有一個乾女兒——早年在孤兒院的經歷，李經緯很少提起，但成名之後有次慰問一家孤兒院時，他認養了一個女孩，密友梁晃說，「他觸景生情」。

大兒子在香港做生意，乾女兒在新加坡，小兒子沒做什麼事，十多年間，幾乎一刻不離陪在父親身邊，至今年過四十，依然沒有成家。

陸德仁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小兒子的孝心，常令周圍人動容。中風後的李經緯特別不喜歡安靜，只要醒來，就喜歡別人陪著說話。李健軍便要時刻找話題和父親聊。而李經緯的作息時間又不規律，李健軍就隨著父親來。

梁晃說，李經緯在健力寶期間，幾乎沒有給家人謀來什麼好處。為了避嫌，李經緯的妻子、兒子、乾女兒都沒有進入健力寶，只有乾女婿在公司待過很短的一段時間，而且是普通工人。

白天，李經緯幾乎都在拚命工作，晚上有空時，喜歡用自己唯一的娛樂就是打麻將來放鬆和交際，所以很少在家。有段時間，妻子一度懷疑他有外遇，打電話給梁，讓他勸勸李經緯，這讓梁哭笑不得，「我和他走得最近，對他一清二楚，這是絕對沒有的事」。

與紅塔集團原董事長褚時健一樣，晚年李經緯也曾經動過再次創業的念頭。

李志強說，李經緯對快餐、飲料、啤酒都很感興趣，在北京治療期間，還派人調查當地的快餐行業。不過，這事最後不了了之。一方面是重度偏癱，另一方面則是家人極力反對，他們都只希望他過「安寧的生活」。

老闆請吃的最後一頓飯

李經緯的願望是落葉歸根，除此之外，他未留下任何遺言。

李經緯最後的離去，並不安寧。

由於李經緯辭世前尚在服刑，此次追悼會官方並未參與，主要由家屬及其當年的老部下操持。

參與籌辦的李志強介紹，送花圈者有李經緯生前好友和各界人士近200人，包括國家體育總局前任領導、中國足球協會、許海峰、劉國梁、李永波、周繼紅、李小雙、李大雙、原健力寶青年隊教練員運動員及趙忠祥、韓喬生、倪萍等媒體界名人。但是，在列名單時，他卻遭遇了「麻煩」。

一開始，李志強接到許多要送花圈的通知，但第二天又接到通知，不能以單位的名義送，只能以個人的名義。當他把名單擬好之後，通知又來了：所有人都不能出現頭銜。

不出頭銜，追悼會上該怎麼念呢？他最後想出了一個辦法：將所有人按照所在界別來分，娛樂界的有……文化界的有……體育界的有……

在很早以前，他們就預料到李經緯的後事不會容易。其實，當李經緯被查出肝癌時，那年春節前，李寧和李志強、陸德仁等李經緯舊部就專程赴廣東討論後事。

彼時，他們將健力寶現任董事長葉紅漢專門約到廣州一起討論，希望健力寶能出面幫忙安排。畢竟，李經緯是健力寶的創始人，由健力寶來送，也名正言順。

葉紅漢幾乎沒有猶豫就答應了。追悼會當天，健力寶安排了八輛大巴，免費提供當天的晚餐，晚餐的每張桌子上，擺著兩瓶瓶裝的橙色健力寶。

告別儀式定在下午兩點，一點鐘從酒店出發時，李寧將籌辦團隊的所有人集合在一起，講了兩句話：一、今天不要講過激的話；二、我們今天是來送老闆的，將他平平安安送走就好。

按照三水當地風俗，晚宴是流水席，賓客吃完就走。等李寧送完亡靈回到晚宴，已經有很多人離開了，但他仍然一個人逐桌敬酒感謝。對這些李經緯當年的部下、自己曾經的同事，李寧說：「這是老闆請你們吃的最後一頓飯，以後就靠你們自己找吃了。」

此時，李經緯的繼任者張海因職務侵佔罪、挪用資金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並已於2011年減刑出獄。而李經緯一手創立的健力寶已經數易其主。2013年年初的消息是，健力寶2012年銷售形勢好轉，在多年之後重返納稅「億元俱樂部」。

李經緯在任的18年間，健力寶為三水市政府貢獻利稅28億元。大兒子說，「先父講得最多的一句是，『我這輩子對得起家人和朋友，對得起家鄉故人和健力寶員工』。」

不過對李經緯來說，這已經不再重要。他的願望是落葉歸根，除此之外，他未留下任何遺言。

說史130616傑弗遜傳(8) 威士忌之亂下篇 掌門天地

SENSE隨筆131012「IQ Test」的歷史(下篇) 掌門天地

SENSE隨筆131012

IQ Test的歷史(下篇) ：決定天才或低能的合法劊子手

Thomas執筆

7. 智力測驗的高峯

1916年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家Lewis Terman改良Binet的測驗，出版了Stand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 它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在於引用了德國心理學家William Stern的「智商」概念，將心智年齡除以生理年齡再乘以一百就是他的「智力商數」(Intelligence Quotient)。***

「IQ」一詞作為更容易被人理解的方式，開始被全面推廣起來。這個做法為智力測驗帶來空前的市場成功，人們總是喜歡接受簡單明了的東西，即使它以徧概全。Stand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一直不斷被改良，至今已經是第五版了。

它的應用度十分廣泛，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它被用來進行選取入伍軍人的測驗。 前此檢測新兵經由一對一面試，效率很低，集體智力測驗的好處就在於進行一次過大量篩選。

它也被應用到教育方面，Terman更揚言：「一個孩子的『可教度』(the limits of a child’s educability)可以從他入學第一年的智力測驗中見到端倪。」很多學校把智力測驗作為篩選分班的標準。

有了測量智力的「客觀標準」，優生學者更以為可以知道人們的遺傳智力，於是智力測驗把優生學的執行推至高峰。 1924年一件名為Buck v. Bell的案件，令美國多個州依據此案例通過了 “優生絕育法”***，有紀錄可稽的就有六萬多人因為被界定為弱智而強制絕育。 這段歷史成為了天真的美國人揮之不去的污點。

8. 智力測驗再改良

雖然Terman所造的智力測驗在市場上很成功，但還是有行家認為它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1939年，David Wechsler跟據Standford-Binet Intelligence Test在統計方法上作了改良。 他不再用心智年齡的概念，而是先設定100分為平均值，然後在每一點平均值以上或以下的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加減15分。標準差位於平均值兩點以為之資優，以下為智障。他開發的智力測驗中文版稱為「韋氏智力測驗」，英文是WAIS(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兒童版是WISC(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現時最新的是第四版，香港心理學會也是採用這個測驗的。

韋氏智力測驗另一個不同的地方是把智商分作兩種類型：語言智商Verbal IQ及操作智商Performance IQ。他對智商持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他認為只代表一些思維能力，而並非優生學者所認為的「唯一重要或至高無上的因素」。他主張還有其他non-intellective的因素影響一個人的能力，他也嘗試測量這些其他因素，只是沒有成功而已。

現時WAIS IV已經更精細，它分為10個副測驗subtest，分別歸類為4個指數：Verbal Comprehension Index (VCI)、Perceptual Reasoning Index (PRI)、Working Memory Index (WMI)、Processing Speed Index (PSI)；4個指數又整合為一個Full scale IQ。此外還有另外5個副測驗，專門用以識別一些學習障礙的問題。

9. 對智力測驗的批評

A) 智力的定義問題

智力測驗也一直受到很多批評，其中一個重要批評是：心理學家們其實沒有一個清晰和共通的智力概念。

面對這些批評，Terman卻反駁道：「咬定在測量智力之前必須交代什麼是智力，完全沒有必要。…..我們能測量電流，遠早於我們了解什麼是電流。」他雖然沒有說錯，但基於智力理論上的「假說」而執行及推廣的社會政策，卻經已危害到基本人權。而且他們把智力測驗置於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作為分辨善惡的標準，早已忘記它只是一個建基於主觀的假說而已，它的應用已超過科學的範疇。

美國心理學會主席Robert J. Sternberg在《智力簡史》一書中用「瞎子摸象」的譬喻指出：「人們探索智力的本質，但不能看到智力的具體，所以他們只好運用隱喻去把智力行為概念化。」 因此心理學家所謂的「測量」與一般的測量大有區別，而人們卻誤以為兩者的客觀性是一致的，這做成了極大的危險。

B) 學習因素

另外一個批評是，智力測驗不能夠準確地找出它所聲稱能測量到的天生遺傳的智力。 在美國《Atkins v. Virginia》案件中，辯方律師以被告有智力障礙為由，引用法案中保護智力低於70者可以免去死刑的權利。

當時心理學家用韋氏三版來測驗被告的智力，測驗結果為59分，本來被告可免死刑。但案件不停地多次上訴，其間再做智力測驗，第二次是64分，最後一次為76分，高於智力障礙的標準。對於這17分的增長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那是由於多年審訊令被告獲得「學習」，提升了語言及理解能力；也有人認為是重複測驗令被告熟識了題目。不論什麼原因，這事件也反映出，就算天生遺傳的智力是不變的，智力測驗並無法排除學習因素***，進而找出所謂「天生的智力」。

C) “Flynn Effect” —- 為何孫兒分數比爺高？

最致命一擊的批評是所謂的〝Flynn Effect〞，它是由紐西蘭政治科學家James Flynn提出的。 他作了一個不同世代的智力分數研究， 採用了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s。 這測驗當中的六十條問題是不用文字作答的，因此它被相信為能夠測量最純粹的智力g-factor。 但是研究發現，人們的智商每年都在上升，其中一個例子是三十年來荷蘭士兵的智商平均上升了二十點。此外，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在全球表現中也出現每一世代上升九至十八分的現象。由於遺傳差異不可能全球地、一致地、短期地出現如此大的變化，我們可以相信智力測驗的分數並不能代人們天生遺傳的智力。

Flynn指出：「 心理學家們不應再說IQ Test測量了人的智力。他們應改口說，測量的是『抽象解決問題的能力』(abstract problem-solving ability)。這個術語指出的正好是我們的無知：在IQ測驗中我們要人解決的，都是與生活脫節的問題，或者過分抽象以致不再屬於現實的世界。 解決這種問題的能力也脫離了真正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我們通常稱之為『智慧』intelligence。除此之外，我們所知不多。」

10. 總結：客觀與數字

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一直反對使用智力測驗作為標準檢測， 針對當時一本鼓吹優生學的書《The Bell Curve》，他寫了一本名為《The Mismeasure of Man》的著作進行反駁。 他認為科學家很多時候使用數字以表客觀，但對數字所作的詮釋卻是主觀的。*** 人們很容易誤以為使用數字就必然代表客觀事實，有些科學家往往忘記了理論所夾雜的主觀假設可能是徧見，智力測驗的失敗正好說明了這點。

原文精闢，以下直接引用作為對智力測驗的歷史總結：

“Science is rooted in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Numbers suggest, constrain, and refute; they do not, by themselves, specify the content of scientific theories. Theories are built up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umbers, and interpreters are often trapped by their own rhetoric. They believe in their own objectivity, and fail to discern the prejudice that leads them to one interpretation among many consistent with their numbers.”

參考書目：

《智力測驗的歷史 IQ A smart history of a failed idea》Stephen Murdoch

《了不起的演化論 Evolution: The remarkabl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theory》 Edward J. Larson

《Intelligence a brief history》 Anna T. Cianciolo and Robert J. Sternberg

《The Mismeasure of Man》 Stephen Jay Gould

法律131014侵權法(八) 論誹謗 下篇 掌門天地

法律131014

侵權法(八) 論誹謗Defamation下篇

蕭律師執筆

<辯護Defences>

建議修正Offer to make amends

提供建議修正須以書面形式。除適當更正外，更須向索償者附充分的道歉及賠償（可協議或通過某種方法決定之）。

如提議被接納，則索償者不能再起訴或延續訴訟。 如被告人提議修正，但原告人不接納，法庭會考慮所提議的修訂而酌量減少損失的賠償。

但如被告已入辯護詞，則「提議修正」已太遲。

正當理由Justification

正當的理由及事實是絕好的辯護。 被告要舉證所言屬實，他只須舉證所言大體上屬實substantially true：Stern v Piper（CA1966）。

如果被告是複述一個誹謗性陳述而又以justification作辯護，他亦要舉證所複述的是事實。謠言rumour或 傳聞hearsay不能作事實依據。***

公正評論Fair Comment

此辯護適用於依據事實的公正評論。 此種評論一般涉及在公眾利益在煤體的評論。 評論者必須相信所評論的是依據事實而不是出於惡意。公正評論其實就是根據事實表達意見。 是否涉及公眾利益是一個法律問題，由法官裁決。

政府部門、供大眾享用的藝術及文學作品、電影製作等，已有判例屬公眾利益範疇。私人生活並不屬於公眾利益。***

怎樣評論才算公正？表達的意見，無論怎樣誇張、頑強、粗暴、偏見，只要是根據事實誠懇地表達出來，就算公正。如果所依據的不是事實，即便被告以誠懇出之，也不能成為辦護理由。***

Reynolds v Times Newspaper（HL2001）

《時代》刋登了一篇文章，說前愛爾蘭首相R誤導愛爾蘭國會，但附有R對該事件的書面解釋。此篇文章後來又在英國刊登，但未有刊登R對該事件的解釋。此案問題爭論的焦點，是被告作為一個公眾煤體，其言論是否受「有限度特權qualified privilege」所保護：

上議庭裁決：承認報刊在民主社會中的角色。 「新聞自由」及「自由表達」的論點已考慮過，但「政治訊息political information」無法加進「有限度特權qualified privilege」作為一個新的類別。在强調「自由表達freedom of expression」的重要下，干預「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須限於每件不同案件及不同環境所需。法庭應謹慎去下結論一份刊物是否與公眾利益有關，而疑點利益應歸於刊物。

評論依據的事實不一定要明顯說出，有時是可以暗指的impliedly。評論必須公正，而其測試是：破告是否誠實表達他的意見。

有限度特權Qualified Privilege

在某些情況下，被告有道義或法律責任去披露原告人的個人資訊，即使披露對原告人不利，而又非出於惡意，例如在參考信中僱主或銀行向別人提供對僱員或客户的人格或信用的詆譭性意見。 在此情況下，有限度特權的辯護就適用。

但使用此辯護有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被告與原告在事件上有相互的利益，或某方有相應責任收受之。

Watt v. Longsdon（CA1939）

被告是一間公司的董事。他收到該公司經理X一封對原告（公司的managing director）有誹謗性的信。被告在回信中亦帶有對原告誹謗性的內容，他同時將X信的副本給予該公司主席chairman及另一份給原告的妻子。原告以誹謗起訴被告。

法庭裁決：被告給X的覆信受qualified privilege保護，因雙方對公司的事務有共同利益；被告將X的信給予主席亦同樣受保護，因被告有責任向主席匯報；

但被告並無責任向原告妻子匯報X信的內容。

被告有沒有責任傳遞由法官裁決。 報刊沒有責任報導一些純然懷疑或揣測性之新聞。

被告可能喪失qualified privilege的保護，如他所散播的言辭過分廣泛，超出所需保護的利益。

絕對權利Absolute Privilege

此類權利適用時，即使陳述有誹謗性或惡意，也不能起訴，包括以下情況：

‧在國會（在香港則為立法會）議程進行時或司法程序進行中，只要與爭論點有關，諸式人等（如議員、法官、律師、證人、陪審員）可暢所欲言而不虞有被起訴之憂。

在Buckley v Dalziel一案中，法庭裁決，向警方提供消息的人，明言帶有誹謗性，亦可獲absolute privilege保護。

‧律師與客人與訴訟案件有關的通信或通話。

‧政府官員間在執行其職責時的通信或通話。

<補償Remedies>

Damages賠償金

賠償金的議定應相當於原告蒙受的損失，由法庭計算。 如案件由陪審團審判，則由陪審團依據法官的引導去裁決。 上訴庭如認為陪審團裁決之賠償金不適當，有權重新釐訂賠償數額。

法庭承認有時在個別案件中涉及名譽損失、苦惱、傷痛、或羞辱等，釐訂懲罸性exemplary賠償金確有困難。

<禁止令或強制令Injunction>

在誹謗案中有兩種injunction：

‧如原告有理由相信誹謗性資料可能散播，法庭可頒發臨時禁止令或強制令Interlocutory Injunction，理由是如果待法庭最後判決原告勝訴時（可能是幾年後）才頒injunction，被告所承受的傷害會是災難性。

‧在審案完結，原告勝訴，如誹謗性行為有被重複的危險，法庭可頒發正常的injunction。

讀書札記131102法治 (下篇) 掌門天地

“The Law is King.”  Tom Paine

讀書札記131102

法治 (下篇)

掌門執筆

〈續八項原則〉

原則5：法律必須保障基本人權。****

並非所有法律哲學家都認為這原則應納入「法治」的範圍之內，異議者認為 “法治歸法治，人權歸人權” ，只不過現代法治社會選擇了 “保障人權” 作為法律的核心內容而矣。 情況就像法治與民主一般，兩者本質上是截然分離的，到了現代才牢牢地黏合在一起。 這是所謂「狹義的法冶概念」。

作者則強烈擁抱上述原則，理據是整部憲政發展史都與擴充人權相始終****，從1215年《大憲章》到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莫不如此。是為「廣義的法冶概念」。你支持那一邊？

但「廣義法治論」卻有一個難處，目前人們並未就基本人權達成共識***，就連民主法治國家也一樣。

原則6：法律必須以不過高的收費，與及不延宕過久地，解決民事糾紛。

民事糾紛不限於惡意的欺凌侵奪，動機純良的公民之間也可能產生爭執，這些侵凌或爭執如不獲解決，則社會生活便會窒礙難行。 猶有甚者，強者欺壓弱者造成不公義，不符合社會整體利益。

惟是這原則的要害卻是 費用過高和延宕過久， 這兩方面，俱久已為人詬病。 普通法法庭因採用 “辯護式訴訟程序adversarial procedure” 而更加利害。*** (按：我們由看法庭戲時 “交义盤問” 幾咁過癮，就知道社會成本幾咁貴。) 延宕又導致費用進一步增加。

另外，司法成本昂貴使窮人無法承擔，促使英國於1949年通過《法律援助與法律諮詢法案》，以作補救。 但法律援助並非毫無瑕疵，它引起濫用，對自費者不公平***，而成本問題始終禍根難拔。

原則7：裁決程序adjudicative procedure應當公正。

這就是鼎鼎有名的「程序正義」，有別於 “實質上” 的正義，遺憾的是兩者時生衝突，不相調和。*** 程序正義的核心精神是「公平fair」，這種社會哲學並非所有文化都加以強調。***

何謂「公平」？ 首先，公平是對當事兩造平等合理地對待，而非單獨對某一方合理對待。****  驟眼看來這好像理所當然，細究之下則並非如此。 在漫長的歷史上面，刑事審訊過程中對被告極端不利是常態。*** 在英國法制史上，單只廢除酷刑便用了數百年時間。 不過，到了現下，情況又有點反轉過來，「無罪推定」成為鋼鐵前設，公訴人的舉証責任要去到 “全無合理的懷疑” (ie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的地步，抗辯方於焉居於非常有利的位置。***

其次，作為正義形式的「公平」，其觀念不斷演化，並不停留於任何時刻。***

事實上，它隨著社會中階級關係張力的消長而推移，此所謂 “天變，道亦變” 也。舉例：在英國，到了1836年，才立法賦予被告聘請律師的權利。

其三，憲法必須確保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保障了司法決策人 (包括法官和陪審員) 的作業自由，使他們能夠根據良心和識見決策，免受政府和輿論的逼迫。***

制度上體現為： 法官終身職，決策人免受訴訟，任何人不得妨礙司法公正，被告有權盤問控方証人.…. 等一系列漸進式創建。

這裡存在一個盲點，還要 保障決策人免受上司的影響*** ，舉例：下級法官不受上級影響，陪審員不受法官影響。

原則8：國家有遵守 國際法 規定的義務。

「國際法」始自十七世紀荷蘭法學家 格老秀斯Grotius， 打從開始便有兩大難處：其一是歷史上外交雖有慣例，卻並無系統性法規；其二是缺乏執行機構。***

故此國際法的內涵都是從國家法延伸出來的，難免有移磡就船之感。

國際法還有一大缺陷，就是沒有民主立法機關為它的正當性背書。 試問有任何強大的國家願意和弱小者 “一國一票” 嗎？ 在現代，國際條約具有很強的約束力，但始終沒法獲得如國家法般的道德和實力支持。

1945年通過的《聯合國憲章》是最完善的國際法，上面有192個國家簽署。但它卻沒有司法管轄權 (註：我會自願遵守，不過沒有人可以 “監” 我遵守。我不願意遵守的時候…..)，五大常任理事國中，只有英國願意接受國際法庭管轄，俄國和中國從未同意，而美國和法國則已然反悔。

唯一的例外，「歐盟」是有分區直選立法機關的國際組織，歐盟法律己敲定為高於所有成員國的國內法，「歐洲法院」則對成員國擁有絕對的司法管轄權。***

《法治：英國首席大法官如是說The Rule of Law》(2010)

Tom Bingham

2011年Orwell Prize最佳政治書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