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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索罗斯：监管的困惑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templates/inc/chargecontent2.jsp?id=110508161&time=2010-08-29&cl=106&page=all

《财经》特派记者 刘波\发自纽约
 

　　在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美国金融改革大幕拉起、华尔街面临颠覆性转变的重要时刻，《财经》特派记者组在纽约专访了索罗斯。

　　他的办公室隐身于华尔街之外约8公里、曼哈顿第57街888号一幢普通写字楼中，窗外半个曼哈顿尽收眼底。最近十多年来，这里一直是索罗斯旗下机构的神经中枢。距此三个街区即是纽约中央公园大道，临街景观公寓聚居着全球最有实力的老钱（OLD MONEY）和新钱(NEW MONEY)，每遇重大危机，难免物是人非。

　　2010年8月24日采访当天，秋雨淋漓，哈德逊河烟笼雾锁，街上人流纵横，行色匆匆。经济坏消息亦不断传来：7月全美房屋销售量达到1968 年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导致股市下挫；即将公布的8月失业数字预测悲观，GDP增长率也可能低于预期。美国的天空依然黯淡，金融危机仍未释放出它的全部破坏 力。

　　很少有人像乔治·索罗斯那样，既收获如此多的赞誉，又遭遇如此多的憎恨。

　　从一文不名的匈牙利移民到富可敌国的金融巨头，索罗斯是“美国梦”的象征，是业界景仰的投资大师，因多次准确判断经济大势而享有预言者的美名， 没有哪个金融决策者会忽视他的见解。而在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以及曾败于他手下的人眼中，他是“西方阴谋”的化身，一些中国媒体习惯性地称他为“金融大 鳄”，而这一切指责只是更增强了笼罩在他头顶的神秘光环。

　　作为对冲基金经理，索罗斯因1992年狙击英镑暴得大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达到声名与争议的顶点，之后有多次失手经历。从十年前起，他不再接受别人的投资委托，旗下“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仅管理自己家族的资产。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风雨飘摇中，许多管理更大规模资产的投资机构烟消云散，但索罗斯家族的基金公司却得以生存且表现不俗。

　　熟悉索罗斯的华尔街人士称，最近十年来他的投资谨严有度，对于那些连金融界人士都无法准确理解的过于“性感”的金融衍生产品，他敬而远之。他多次公开批评信用违约掉期（CDS）等衍生工具，称其为制造金融混乱的罪魁祸首。

　　时间证明，如此谨慎态度至少避免了最大的风险，并更容易适应金融监管潮流的新转变。今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 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下称《多德-弗兰克法案》），揭开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最大变局。而在此之前，索罗斯就在其著述及演 讲中不断呼吁，不可忽视金融监管改革的紧迫性，要求像对待股票一样，对衍生工具的发行与交易予以严格监管。

　　耄耋之年的索罗斯，已将基金公司日常管理交付儿子和职业经理们，他仍是基金管理公司的主席，但越来越喜欢以思想家和哲学家的面孔示人。他在新书《金融市场新范式》（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中写道，我们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具有自“大萧条”以来绝无仅有的特性。

　　他像某些左派人士一样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几百年来支撑经济学理论的市场自动调整假设发出质疑。他称金融市场有催生泡沫的倾向，本次华尔街危机，实由始自1980年的一个“超级大泡沫”促成，因此必须加强监管。

　　但政府干预论的热烈拥护者，亦不必因此将索罗斯引为同道。他认为监管者比市场更不完美，只是在市场崩溃的情况下，政府成为提供信心的惟一来源，即便是反应迟缓、充满官僚色彩的监管者，也必须负起责任，避免市场再次崩溃。

　　展望未来，索罗斯并不悲观，但也未能指出一条明确的、令人信服的出路。相反，他在采访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不少于他看清的问题。刚度过80岁生日的他精神尚好，但行动变得迟缓，听力开始衰退，语调也显低沉。

　　这位毕生浸淫金融界、外人眼中呼风唤雨的“魔术师”，不时流露出一些困惑与迷茫。他说，当前经济学所需要的，不是固定的规则，而是创造性的思维。他的见解也许并非及时起效的灵丹妙药，但值得思索和倾听。

　　揭开新一章

　　此次金融危机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让银行崩溃,以致人们未意识到当前形势与那时多么相像

　　《财经》：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等历次经济危机相比，本次危机最大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索罗斯：一个重大的区别是，在“大萧条”期间，银行系统崩溃了，而在2008年危机期间，人们并没有允许银行系统发生那么大规模 的崩溃。银行的继续运行造成了一种假象，人们没有意识到当前的形势和20世纪30年代多么相像。另一个巨大的区别是中国的崛起。可以说上，中国基本未受本 次危机的影响，而且取代了美国消费者，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但相比而言，这仍是一台较小的发动机，所以目前世界经济的增长势头并不是很好。

　　《财经》：本次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两年，如何评价这两年间的变化？

　　索罗斯：在危机过程中，政府提供的信贷取代了金融机构的信贷。相应的结果是，政府信贷本身也遇到了问题，这就造成了另一轮危机，即主权债务的信誉跌落。欧元区发生了危机，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都开始承受“财政整顿（Fiscal Consolidation）”的压力，这将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因为政府无法继续原先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将揭开危机的另一章。

　　《财经》：欧洲如此，美国的情况如何呢？

　　索罗斯：美国也一样。政府实施财政刺激的能力大大削弱了。美联储试图以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但这能否起效很成疑问。即使在美联储内部，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也遭遇了一定的反对。当然，人们已经认定，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这是必须采取的应对措施。

　　我认为经济形势仍在恶化，但货币政策将无法起到很大的刺激经济的作用。就像凯恩斯说的，“你不能推一根绳子”（You can’t push on a string）,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是试图“推绳子”：以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也许很容易，但以宽松货币政策来化解一场严重的危机，就并不容易。

　　我们现在远没有达到平衡局面；不经历崩溃，就无法恢复平衡。我们试图避免经济崩溃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向经济体注入更多货币只会强化金融失衡。

　　《财经》：目前美国经济增速有所恢复，但失业率居高不下，如何解释这一反差？

　　索罗斯：这说明金融崩溃给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使其陷于瘫痪，而在金融系统得到拯救之后，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都有所反弹。但这只是一时反弹，新一轮问题开始浮现，因为金融失衡并没有得到纠正。

　　调整将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这种失衡局面是过去20多年里逐渐形成的，是一个“超级大泡沫”（super bubble），从1980年到2008年，有28年之久。金融系统存在过度的杠杆化，房地产业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失衡不可能在短短两年里化解。

　　监管者更不完美

　　他们是官僚，他们总是比市场反应慢，而且极易受到政治影响

　　《财经》：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救市行动，两年后回顾，这一行动有何值得检讨之处？

　　索罗斯：金融危机的教训至今没有得到充分检讨，仍然存在许多困惑。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谬误仍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更不用说解决了。美国目前的金融改革也反映了这一情况：刚刚通过的法案没有解决多少问题。

　　新法案赋予美联储监管权，但我们不清楚，美联储将如何行使这些权力。美联储犯过很多错误，现在它也没有把经济形势完全弄明白。另一方面，那些在 危机中存活下来的银行，现在居于很有利的地位，利润甚佳，他们毫不迟疑地利用自身实力维护这一地位。它们对立法者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还没弄明白，华尔 街到底代表一种需要重建、保护的重要国家资产，还是一种威胁美国繁荣的、必须得到监管的风险。这样的困惑也反映在了金融改革法案之中。

　　《财经》：你说的“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谬误”，指的是什么？

　　索罗斯：现在经济学家们普遍承认，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着固有的问题。我在英国创办“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经济学试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必须面对种种自然科学所不需面对的不确定问题，从而受到人类理解力不完美的限制。

　　《财经》：你支持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但对美联储获得的新权力持怀疑态度，这是为什么？

　　索罗斯：我曾强调市场的不完美性，但我也说过，监管者比市场更不完美。监管者为何不完美？因为他们是官僚，他们总是比市场反应 慢，而且极易受到政治影响。我觉得，在美国正在重塑监管体制的当下，我需要更多强调后一方面，因为金融监管立法是一个政治议程，是政治势力在左右这个议 程，而不是出于人们对金融市场的正确理解。

　　监管者的不完美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在监管修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争斗，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例如，欧洲大陆国家的银行采取混业模式，它们绝不会赞同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务的分离。

　　《财经》：中国的央行负责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不直接监管银行，现在美联储被赋予监管职权，你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吗？

　　索罗斯：我只能说我们别无选择，但这也是一步险棋。因为美联储的传统职责是保护银行，他们还有保护消费者的权力，不过从未使用过 这一权力，因为这会和银行利益发生抵触。因此，有很大的呼声要求另外建立一个政府机构，以保护消费者。事实上，金融改革法案创立了一个这样的机构，这是该 法案比较好的内容。但是，该机构并不独立于美联储，而是从属于其下。这样的机制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新法案、老困惑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认识到市场体系的内部连接有多么紧密，不能只看到点，还应看到各点之间的联系。系统理论可以提高认识，告诉我们如何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财经》：“大萧条”之后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被严格分开，但后来该法被逐步弱化，并在1999年废除，结果十年后危机爆发。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由此提出新的金融监管规则，你对此是否赞同？

　　索罗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支持“沃尔克规则”，因为历史表明，在危机期间，央行将不会容许银行的倒闭造成金融系统崩 溃。所以，美联储其实是向银行提供了默认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就必须负起职责，监管金融机构，确保这样的担保不会真正付诸实施。这是一个基本原 则。

　　由此推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能让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赌博，却享受公众给予它们的担保。如何实施这个基本原则，让金融系统更加稳固，是一个现实的 问题。最近理论界一个有趣的新突破是，研究者发现，金融系统和许多自然系统存在着相似之处，正在将自然理论应用到金融市场中，使其变得更加坚韧。

　　《财经》：那么，美国是否应该完全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索罗斯：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很多缺陷，不应该恢复。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但不应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该法案建立的是一种分裂的银行体系，每个州都有独立的银行系统。有的州是完全的农业州，银行给予农民很多贷款，如果发生旱灾，农民无法偿债，可能导致银行 倒闭。这不好，应该适当分散风险。

　　《财经》：你不主张回到70多年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认为新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力度不够，更好的改革建议是什么？

　　索罗斯：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在这件事上，必须由专家非常谨慎小心地制定出合理的方案。

　　《财经》：新的金融监管法案似乎并未妥善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应该将一些庞大的金融机构肢解吗？

　　索罗斯：这样做也许是有利的、必要的。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市场体系的内部连接有多么紧密，我们不能只看到点，还应看到各点之间的联系。系统理论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告诉我们如何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美国的金融系统变得非常集中化，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的银行业曾是一个极为分散化的行业，有成千上万家银行，现在，四家银行占据了全行业总 业务的80%。但这种集中化是金融危机造成的结果。为应对金融机构的倒闭，监管者做出的选择是，将它们合并成更大的机构，这种集中化本身是市场不稳定导致 的结果，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监管与效率两难

　　监管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因为达到监管要求，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但这是为维护稳定必须支付的代价

　　《财经》：从根本上说，是否应该由金融机构自己来规避风险，而不是让监管者替它们避险？

　　索罗斯：这是西方监管者犯下的主要错误之一。他们认为市场参与者足够聪明，让其自发预防风险即可，不需干预。但这是对系统风险的忽视：整个系统面临的风险与系统中单个参与者所要规避的风险，是截然不同的。

　　《财经》：如果市场和监管者都不完美，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是什么？

　　索罗斯：我们仍然需要监管，因为市场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我们不能指望个体参与者维持它的稳定，因为个体参与者追求的是自己的好 处。我管理对冲基金时，看到泡沫反而会买入，而这会使泡沫扩大。但我的买入决定是理性的。导致市场整体泡沫的原因不是所谓“非理性繁荣” （irrational exuberance），而是市场参与者追求利润的理性决定。这就意味着，市场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单个个体的理性决定叠加在一起，产生了破坏性的结果。

　　《财经》：新的监管会不会牺牲金融市场的效率？

　　索罗斯：理论上是这样，但就当前现实而言，银行仍然需要重建资产负债表，美联储也明白这一点。监管者现在并没有过度惩罚银行，但随着时间推移，会有越来越强的政治压力，要求银行承担更多责任，补偿它们造成的损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因为达到监管的要求，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这是为维护稳定必须支付的代价。如果银行系统不稳定，对其放任自流，结果会是大崩溃。

　　也许不增强监管能促进效率。毒药也是一种有效的东西，但毕竟是毒药，如果不想中毒，你就必须降低毒药的效率。如果高效的市场会导致崩溃，那还是市场效率稍低点为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就是这么做的。

　　《财经》：相对于美国的监管困境及改革，你如何评价中国的金融监管？

　　索罗斯：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可以排入全世界最清醒、最聪明、最具活力的监管者之列。当然，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的监管较重，没有经 历大规模的“去监管化”过程，所以中国监管者面临的任务要简单一些。但毕竟，中国监管者对银行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已经预见到经济刺激可能导致的银行坏 账，因此现在就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这是一种很有远见的政策。

　　勿放任金融创新

　　西方走得过头了，但中国发展得仍不够，中国仍应允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适度创新。重要的是，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以扩大消费

　　《财经》：华尔街曾给美国带来巨大繁荣，在危机中也备受责难。在本轮监管改革之后，华尔街的未来将如何？

　　索罗斯：我希望华尔街在上一轮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从事的那些活动，不要全部都恢复。举例来说，债务的证券化也许有一定的存在理由，但发展得太过度了。我希望让华尔街不要恢复到当年的盛况。

　　我希望华尔街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存在下去。但在危机之前，华尔街的利润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40%，这是过度繁荣，希望这样的局面不要再发生。但是，如果监管机制没有得到合理的构建，危机还会发生。20世纪爆发过危机，21世纪爆发了危机，22世纪也会有危机。

　　《财经》：危机之后，许多金融衍生工具消失或衰落，怎么看待金融创新的未来？

　　索罗斯：金融创新也许并不是一种有益的活动，也许是有害的。事实证明很多创新是有害的。监管者的职责就是研究所有金融创新的影响。如果他们不能理解某种金融创新，就不应为这种创新开绿灯，这样，创新的范围和规模就会得到限制。

　　过去几年里，许多金融创新超越了监管者的理解能力，于是他们放弃了监管。不能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一直表示，信用违约掉期（CDS）就像一种有毒的药物，只有经医生开处方才可服用，否则不可尝试。

　　《财经》：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比如在中国，金融创新似乎仍需鼓励？

　　索罗斯：没错。西方走得过头了，但中国发展得仍不够。中国可以从西方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但中国仍应该允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适度创新。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以扩大消费，印度亦然。■

刘明康谈监管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08706&time=2010-12-18&cl=115&page=all

　　12月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下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第二天就要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外界一样，他密切关注这次会议对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定调。

　　三天后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提出“要把好流动性的总闸门”。

　　12月7日，当传出各家商业银行上报的明年信贷总量仍将达到7.5万亿元，与今年持平并超过此前市场预期的消息时，上证指数盘中即大涨。但相形 之下，连续五六年业绩保持高速增长的银行股却仍然低迷不振，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当天以绿盘报收。

　　对于银行业的风险，最为关切的政府机构当属2003年成立的银监会。

　　如果说银监会成立后确立了中国银行业专业化的监管体系，现在的银监会则希望，新监管框架能为专业化银行监管升华的过程埋下另一块里程碑。在此基 础上，与国际标准看齐，根据中国的实践，建立一套更加完备、系统、有机的，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风险约束长效机制，是银监会的目标。

　　中国的主要银行在成功上市后，正面临改革动力日渐消减的问题；近两年的信贷大量投放，更为银行业的未来积聚了风险。监管当局能否以更高的监管要求，据此倒逼银行业的深层次改革，亦为未来可能的风险建造可靠的屏障？

　　刘明康七年前首任银监会主席，此时站在“十二五”规划的新起点上，作为中国银行业监管总负责人，有着明确的战略规划。12月9日下午，刘明康在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回首银监会成立以来的改革路，亦对未来的新监管框架提出新的构想。

监管新框架

“要与国际监管改革同步，一是扩大银行风险资产的覆盖范围，二是债务工具要有强制性的属性”

　　财新－《新世纪》：金融危机以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的新趋势应如何解读？银监会出台的相关政策甚至被认为走到了国际监管改革的前面？

　　刘明康：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界痛定思痛，全面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虽然资本监管制度方面的缺陷既不是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诱发条件，但却位于危机后改革的前沿，更说明了审慎资本监管的重要性。

　　首先，最低资本充足率从原来的8%抬高到10.5%。而中国的商业银行，无论大小，2010年三季度末的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1.6%。而且当银行低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时，业务会被叫停，风险资产不能随意扩张，这就有效地限制了银行无限地铺摊子。

　　第二条是核心资本率，国际上最新要求是达到6％（暂未实施），过去仅要求4%，其余4个百分点可通过债务工具来补充，这意味着普通股仅占资本金 的50%甚至更低。而中国银行业的资本金中普通股占到了75%，核心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了9.6%以上。发行债务工具补充资本的比例不得超过25%，这样 的审慎规定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另外，资本充足率的计算需要扣除八大项，其中有三项是中国本来就没有的内容，另外五项我们已经净扣除。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银行如果扣除这八大项，资本充足率有可能降到负的1%到2%，要达到10.5%，非常困难。

　　这一国际监管新规的最后宽限期是2019年1月1日。我当时想怎么那么远？怎么不“长牙齿”呢？当时在巴塞尔开会时我还开了个玩笑，可能还没等我们达标，就又来了一场金融危机。但后来他们说服我，G20国家当中的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反对，只因为他们现在实在做不到。

　　财新－《新世纪》：听说你三次致信巴塞尔委员会？愿闻其详。

　　刘明康：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中国监管当局直接参与了本次资本监管国际规则改革的过程，一方面有机会深入理解改革的背景、内容和影响；另一方面在制度变革中积极反映国内实践，维护中国银行业的核心利益，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监管改革中的话语权。

　　我先后给巴塞尔委员会等机构写过几次信，阐述观点和建议，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次是迪拜债务危机发生时，我写信建议要高度重视主权债务危机，并关注欧洲，建议成立TASK FORCE（特别工作组）。对方很认真回了一封信，但是表示不用专门成立TASK FORCE了，已经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可以在那里加强这个功能。现在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此起彼伏，超出了当时的预计。

　　还有些信的内容是阐述中国对此次金融监管改革的具体看法。银监会坚持国际金融监管应高标准、严要求，提出要对金融危机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推进 全面改革，在资本定义、反周期超额资本、流动性监管、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和过渡期安排等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明确观点。比如对资本的定义，我们提出了股本 和留存利润，即等同于所有者权益。再如杠杆率，一些国家希望把CDS （信用违约掉期产品）量变对冲，这样就可以把风险资产降下一部分，但我们反对。这些意见得到了部分成员国的呼应，部分建议被采纳，已反映到巴塞尔委员会发 布的相关文件中。

　　财新－《新世纪》：对比国际监管新规，中国的银行业是不是可以提前宣布全面达标？

　　刘明康：应当看到，现在还存在国际上有，国内没有的监管规定。我们有两个方面需要努力，以跟国际上保持同步：一是风险资产的覆盖范围，另一是债务工具要有强制性的属性。

　　这次国际新的监管框架提出，债务工具可以在监管者拉响警报的时候，强制转为普通股，承担损失。不能像这次危机中，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动用了大量 资金抢救银行，普通股缩水，银行国有化，股东被“剃头”，但债权人照样分红、分利息，安然无恙。当然监管者也不会轻易动用这种权力。

　　另外，这次国际监管新规扩大了风险资产的覆盖面，即资本相对应的风险资产必须包括表内和表外，既包括银行账户，也包括交易账户。中国的银行业虽 然交易账户规模不大，但也存在或有风险资产。如银行经常就具体项目发贷款承诺函，过去从不记入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风险资产里。现在规定，凡是这种严格意 义上的承诺函，统统都要归到风险资产，以这一分母来要求10.5%以上的资本充足率。

　　财新－《新世纪》：银行业内包括资本市场都有一些声音认为，这些规定是否有些超前、过于严格？

　　刘明康：我们年初提高了对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大型银行为11.5%，小型银行为10%，这一标准并没有高于国际银行业和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水平，而是不能后退的底线。

　　1988年资本协议确定的8%的资本充足率，并非基于最优资本结构理论计算的结果，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妥协，建立统一的最低监管标准，为银行国际竞争提供公平的制度环境。因此，不能把8%做为底线。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按照8%计提的资本远远不能覆盖吸收危机期间银行所遭受的实际损失。目前，绝大多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高于8%。 如上世纪90年代美国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13%，英国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水平为12%-14%。即使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世界前 50家大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仍在11.86%以上，但其实际持有的资本仍不足以吸收危机期间的损失，更不能充分反映银行被动地应对外部冲击带来的社会成 本，包括倾销资产的连锁反应、信贷收缩阻碍经济复苏等。危机后提高银行资本监管标准已成为国际共识。目前，英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已将资本充足率 标准提高至12%-16%。

拉响风险的警报

“对外讲风险有好处，所有的投资者就知道了，不往前走了；他们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儿”　

　　财新－《新世纪》：对于银监会提高的一系列新监管标准，银行是不是有意见认为，我们的资产以信贷为主，而非国际上以交易资产为主，风险没有那么大？

　　刘明康：改革最大的成就是银行自我风险意识的加强。虽然中国以信贷资产为主，没有做CDO（担保债务凭证）、结构性产品的投资，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信贷风险很大。

　　200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我，提到不少发展中国家都认为这次危机和自己是脱轨的。但是我斩钉截铁地表示，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包括中国。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发生后，2008年11月后中国银行业加大了信贷投放了力度，因为要拉动经济增长和复苏，但也必然带来了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银监会2007年开五大行的董事长会和行长会，提出银行不良资产拨备覆盖率要 从100%提到130%。大家当时不同意，不良贷款有100块，放100块不就是拨备了吗？为什么要提到130%？到2009年第一季度末，银监会把拨备 覆盖率要求提到150%，最后到2009年年底的时候是188%，现在是200%多。这意味不良贷款即使多冒出1倍来，我们还有足够的拨备去拼，把资本金 保护起来了。

　　财新－《新世纪》：我们记得，银监会是较早提出要注意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的，目前解包还原的情况如何？

　　刘明康：地方融资平台，我们是第一个拉警报的。2009年一季度银行业月均放款达到1.5万亿元，“两会” 结束后，我们在3月份对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警示。在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当时里里外外思想都有些排斥，觉得怎么回事？金融危机还在肆 虐全球，这就开始拉警报，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是不妥当的，蕴藏着很大的风险？回过头来，经过一年的调查，现在几个董事长、行长都清楚了，他们都亲自带队下 去来验证银监会的提醒是否有道理，发现省一级的地方融资平台还好，到了地市就有问题了。

　　我们从2009年3月起纠正地方融资平台的打捆式贷款、用票据占规模、“冲时点”等不审慎行为，4-5月起及时引导银行业从信贷超常规投放逐步转向常态，信贷投放逐渐减少，并要求商业银行全面梳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解包还原，补足抵押和还款来源。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自成立以来每个季度向商业银行通报风险，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内容虽然并不完全公开，却一直深为业界关注，能否介绍这一做法？

　　刘明康：金融界很奇怪，很多人不喜欢讲坏消息，因为背后是市场，要把市场稳住，不想把股票和债券砸下来。但 在风险方面，我是该讲什么就讲什么。比如平台公司有多少，房地产特别是土地开发贷款风险大，这些我都是对外讲的。对外讲有好处，所有的投资者就知道有风险 了，不往前走了；他们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儿。

　　银监会每个季度都会召开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分析全世界和全国的经济走向，提示风险。每次两个半小时，信息量很大。刚开始的时候请银行的高管们 来，张三李四都要请假，现在，他们是其他事儿请假也要来听这个会。我们在会上给的信息非常多，而且真实，另外被认为有很好的前瞻性。过去讲的许多问题，如 经济形势的方向、哪个行业过剩、潜在的风险等，很多都得到了验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互动，也请他们讲讲情况。至于银监会提出的单项的风险提示就更多了。

　　财新－《新世纪》：你认为现在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风险集中在哪些方面？

　　刘明康：首当其冲还是地方融资平台。而房地产贷款风险最大的仍是融资平台、土地储备中心的这些贷款，风险不 在开发商更不在按揭贷款。按揭贷款风险较小，开发商的贷款是有风险，但是开发商现在都已经优选了，名单式管理，按在建工程的50%抵押贷款，一下子就把规 模压下来了。最担心的还是前面的土地储备贷款，又指向了平台公司。第三就是产能过剩风险。

　　财新－《新世纪》：经过这轮危机和刺激政策之后，如果把前述风险都纳入进来，你估计中国的不良贷款水平会上升到什么程度？

　　刘明康： 2005年整个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高达8.6%，超过欧美银行业的水准很多，但“十一五”结束时，银行业同口径的不良贷款率降到了1.2%。“十一五”的辉煌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实行更严格的风险分类和监管，把融资平台、房地产、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因素都加进来，我们估计不良率会略有上升，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2个百分点左右的不良贷款率是比较真实的和合理的。

　　目前一般银行还能保持约2个点的利差，这使得即使拨备提高到200%还有利润。2010年，税后利润将超过7000亿元，比2005年大幅提升。

监管“长牙齿”

说真话、不说空话，讲真数、不报假数，动真格、不搞花架子，这三个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到今天，每年“长牙齿”

　　财新－《新世纪》：也不乏意见认为，中国银行业有此辉煌的成就，与其说银监会管得好，不如说是碰上了国家付出巨大财务成本推动银行改革，以及遇上了宏观经济上升周期的大好机会？

　　刘明康：银监会从2003年秉持着说真话、不说空话，讲真数、不报假数，动真格、不搞花架子的理念，这三个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到今天，每年“长牙齿”，遇到问题就必须说，发生重大风险就必须追究责任。

　　我举一个没有人花纳税人也没有花投资人的钱的例子。“十一五”开始的2005年，中国银行业的案件数是上千件，涉案金额在50亿元左右，长期是 这么个水平。到“十一五”结束的今年，银行业案件数已经降到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一；涉案金额在20亿元到30亿元左右，下降一半；每年因涉案处分的人，从过 去上千人，减少到现在的几百人。

　　和欧美相比，中国银行业的案件率已达到世界最好水平。亿元案件率、万家网点案件率，我们都好于欧洲水平、亚洲水平，这两个数字仅相当于过去的二十分之一。

　　这些数字证明了监管的有效性，建立了中国银行业的新形象，说明中国的银行业监管还是长牙齿的。

　　如果发生百万级的案件，我们坚持责任“上追两级”。因为虽然在网点案发，首先上级用人有失察之责；第二，出了案子说明制度不健全，让人有可趁之 机，把票据拿出去克隆，做假的章，借用人家的印鉴。第三，说明内控机制失灵，有了制度没有人查，制度形同虚设，底下的人胆子越来越大，这样的责任追究制 度，有效控制了银行业的案发率。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成立七年来，你认为最有价值的经验何在？

　　刘明康：现在监管实践经过这次危机证明是成功的。银行业要健康成长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第一，不能脱离实体经 济，随意地创新发展；第二，银行和资本市场之间必须有隔火墙。银行上市、资本补充、发行债务工具可以要通过资本市场，但是银行的资产负债的期限匹配必须建 立在自己管理的基础上，不能贪图便宜，从资本市场上借短贷长，造成期限和收益上的不匹配。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暴露的淋漓尽致，起亚汽车就是这样倒掉的。 资本市场是过山车，丧失功能以后，就不能再融资，或者再融资的成本公司受不了，但如果投资、放款都是长期的，项目质量再好，不良资产再低，都要倒闭，因为 没有后续的资金，这也是这次危机很多银行倒闭的原因。这是应该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可惜的是金融市场上，无论国内国外金融从业人员的记忆都是短暂 的，狂热追求利润，好了伤疤忘了疼。

　　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初，就提出来我们监管的重心就是风险，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第一是必须管住法人，要从总行到分支机构；第二就是管风险，监 管部门不管网点多少、业务发展情况怎么样，这些都是高管层和董事会负责，但是监管部门一定要管住风险；另外，公司本身应该健全内控机制，实现内部纠错的功 能，而不是光靠外部监管；最后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凡是有杠杆率的金融机构，无论是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银行、保险公司，都必须提高透明度，接受投资 人、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级机构的监督。

　　财新－《新世纪》：那你认为银监会在监管方面还需要努力的地方何在？最迫切需要提高的是什么？

　　刘明康：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第一，要继续扎实推进中国银行业体制机制改革，任重而道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银行业在经营行为与风险管理方式上还具有趋同性，由此产生的风险集中问题，将是监管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第二，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例如，衍生产品柜台交易标准化合同和非标准化合同的清算支付使用不同的结算系统，没有法律法规加以规范； 缺乏明确的存款保险机制与安排，缺乏专门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和破产法庭；缺少高资质的信用评级机构、审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

　　第三，监管手段和方式方法仍需改进，监管资源亟待充实。要继续密切跟踪宏观经济波动可能对银行业风险和资本造成的影响，继续探索完善具有前瞻性 的监管方法；要进一步提高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效能，切实推进非现场监管标准化工作，提高现场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还要大力加强并表监管，完善跨 境监管合作。

监管倒逼改革

“监管是底线，做什么事情都要守好底线，底线是为了不要死掉。底线守住了，要跑马拉松就去跑”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的资本监管是否也可以倒逼银行的改革？

　　刘明康：本来就是这样。资本充足率是一个动态的管理，风险大，资本充足要求就高，风险小，资本充足达标就可 以。再如我们现在推出来新的监管框架中有一个杠杆率工具，对资本扩张的限制性要求就更高了，不能在市场无限的发债借钱去打新股或者投入某个项目。虽然收益 率很好，但是高负债率是不行的。如果发现银行不审慎、信贷分类不准确，不良贷款计算也不准确，迁徙度（好的贷款向坏的贷款走的趋势——编者注）也比较差， 那杠杆率的要求就还要提高。

　　财新－《新世纪》：你如何看待监管、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监管过严会不会以牺牲竞争力为代价？这也是业界所担心的问题。历史上美国银行对自己的监管机构就一直有意见，认为欧洲的监管比较松。

　　刘明康：监管是底线，做什么事情都要守好底线，底线是为了不要死掉。

　　这次危机发生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监管失察。纽约和伦敦一直在竞争世界第一的金融中心，私募股权基金（PE）是美国的多，对冲基金是伦敦的多，两地都飚着政策，这种竞争使得监管者噤若寒蝉，不敢讲话，害怕一管，就管住了竞争能力。

　　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干，监管的成本是要花的，就跟人要做体检一样。监管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因为通过监管有一个健康的机制，发展就会更好。底线守 住了，要跑马拉松就去跑。比如，这两年中国的银行对外兼并收购，总体很成功。工行去南非收购标准银行50%的股份；几家银行都在香港收购了网络，现在都盈 利了。

　　现在全世界中国的银行，新加坡、首尔、伦敦、法兰克福，都是盈利的。我们要求这些海外分行和子行要做传统业务，追求盈利与合规，不要标新立异， 跟着中国客户走，服务于留学生、国内企业走出去，“十一五”期间中资海外行没有出现一次事故，境外的监管者对我们很认可，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的主要任务是监管风险，如果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监管发生冲突了怎么办？

　　刘明康：我们还是风险为基（RISK BASE），这和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也鼓励银行支持农业、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关贷款增速不低于平均贷款的增速。这是我们13亿人口的特点，民以食为天，粮食不能丢，小企业也不能丢。小企业创造就业最强，民营企业也主要是小企业。除此之外，我们从来不做限制，支持什么不支持什么，从不多讲。

　　财新－《新世纪》：今年初信贷突然放量，以后在银监会的强力监管下，每个月都非常精确地按照计划发放，不过到了10月、11月，又出现了信贷超计划发放的势头。今年新增信贷会突破7.5万亿元吗？

　　刘明康：银监会一直引领商业银行严格按照既定的宏观信贷目标，科学把握银行业信贷投放节奏。我们要求商业银 行对信贷风险进行更为审慎、严格的管理，同时确保个人和企业的正常贷款需求得到满足，特别是确保在建、续建项目，不能“半拉子”，还有企业正常流动资金、 个人贷款需求及其他日常金融服务不受影响。

“大而不倒”争议

跨境资产的规模仅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问题的一个方面，关联性和复杂性也是重要因素，应各占三分之一的权重

　　财新－《新世纪》：“大而不倒”一直是金融监管中的一个难题，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对这个话题有没有更深的认识？

　　刘明康：这次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大型金融机构的危机，矫枉必须过正。他们掏空了财政，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对经济的信贷功能，获得注资后，又去买美国国债去了，不放贷款。以后银行将被分两类，一类是系统重要性银行、一类是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对前者尤其要加强监管等等。

　　所谓“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是指金融机构的倒闭对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可能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以至于政府不能对相关机构采取破产、关闭等处置措施，而不得不对其进行救助的情形。

　　目前，各方形成的一个广泛共识是，“大而不倒”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建立起事前和事后的一整套解决措施。如何监管还有很多争议，如针对大 机构增加资本管制，这是否是最有效的方法。对这一问题，各国政府、社会组织都压着监管当局去加强管理。银监会一直认为对大机构的增加资本约束不一定是最有 效的，认为公司治理、加强监管才是根本解决办法，但银监会赞成对系统性重要机构的逆周期资本要求。

　　财新－《新世纪》：以规模来定，中国的五大银行全部都进入了世界最大银行的行列。但你为何会对以规模来定“大而不倒”机构提出异议？

　　刘明康：这几个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并要放到国际的平台上监管，由国际组织进行运行稳定性评估、同行评议（peer review）。

　　银监会非常赞赏巴塞尔委员会的工作，但认为规模仅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问题的一个方面。Size（规模）并不是最重要的，倒掉的雷曼兄弟并不是 最大的投行，北岩银行在英国也不是大银行，冰岛亦是。我们需要从全球关联度和复杂程度（包括交易复杂程度和结构复杂程度）等方面改进对“大而不能倒”机构 的评估方法，我建议这三个指标各占三分之一的权重，综合考虑，而不是仅仅根据一个简单的规模指标。就是规模，也应该考虑跨境资产的规模，坏在国内是肉烂在 锅里，坏在国外才有溢出效应，影响别人。

　　 财新－《新世纪》：中国的几大行对中国的金融系统无疑有着系统性重要影响，如何才能对这些“大而不倒”的机构实施有效的监管？

　　刘明康：银监会正在研究对“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具体的监管方法。理论上再大也要倒，不能有道德风险，但毕竟大型机构具有关联度，倒闭会给社会的稳定带来很大影响。

　　我们对大型银行有一系列措施，应该说还是有效的。

　　一是在监管资源上加大对“大而不能倒”银行机构的倾斜，严守风险。在银监会内部，五大行都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监管。二是从今年初起，对大型银行新 增了附加资本的要求，大型银行11.5%，比小型银行高一个百分点。三是加强对大机构的事前约束，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既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也要把 握节奏和力度；坚决防止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结构过分复杂；四是所有新的监管规定首先要在大行上推进，如扩大风险资产的覆盖面等，大行的时间表要先于小银 行，2013年就要达标。小型银行是2016年达标。

　　最后，继续执行严格的风险隔离与防火墙制度，“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或银行集团，都不同程度地设立了各类子机构，要完善监管方法，加强并表监管。

监管新挑战

“有了姻亲血亲之后就有了感情，再坏的儿子都是自己的，还要抱着、驮着、背着，那不行！”

　　财新－《新世纪》：你提到现在大的银行集团下面各类子机构很多，在目前新的监管框架下，跨业经营的空间会不会越来越窄？如何才能有效监管？

　　刘明康：我们允许，但是不鼓励跨业经营。

　　现在很多银行底下都有保险、基金、信托、租赁、投行。我们一是用资本监管的办法，即对子公司的投资都必须在资本金中扣除，投多少就按比例扣多 少；二是并表监管，必须把公司的整个风险状况、损益都并进来；三是建立监管的防火墙。虽然银行、信托等都由银监会监管，但内部由不同的部门主管，分管的副 主席都不交叉。

　　我们一并规定，银行在每个领域的控股子公司只能有一家，每五年做一次后评价，由主管部门进行评价，如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银监会有权通知这家银行全部出售有关子公司。和人一样，有了姻亲血亲之后就有了感情，再坏的儿子都是自己的，还要抱着、驮着、背着，那不行！ 这是要避免重蹈美欧的覆辙：一个伦敦的小子公司拖垮了整个AIG（美国国际集团），美国的一桩收购就让英国最好的银行汇丰（HSBC）亏了几十亿美元。

　　财新－《新世纪》：像平安收购了平安银行和深发展银行后，相应的监管怎么办？

　　刘明康：平安集团是由保监会负责并表监管。保监会和我们的合作很好，最早签了详细的监管合作备忘录，2010年，针对跨业经营，我们实现了联合检查。现在证监会在查银行系基金时，也允许我们一起进场。

　　财新－《新世纪》：不少商业银行还是希望重启资产证券化，借此来减轻资本和规模的矛盾。对此类金融创新，你持什么态度？

　　刘明康：资产证券化有一个重大教训，目前还没有克服。资产证券化的目的不是为了让银行腾挪资产，而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把银行的风险分散出去。

　　分散风险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要转给能够更好理解风险、消化风险能力最强的人，这样才能达到金融创新的目的，效率更高、价格更低，消费者和 投资人都能获得更好的回报。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这次资产证券化是把资产证券重新打包、组合、拆分、再组合，卖给了风险理解更糟和承受能力更差的老 百姓和金融机构，造成像香港这样的雷曼兄弟迷你债券的风波，一直到现在法律手续都没有走完。

　　二是资产证券化必须是透明的，不能让大家看不懂，必须是“洁净”转让，不能有回购，否则就会创造杠杆率，追逐利润，而不是追逐社会的效益，没有附加值。三是不可监管套利。

　　在买卖双方都还没有把比赛规则搞清楚之前，中国现阶段不适合搞资产证券化。但是我们允许银行将不良资产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之间也可转让资产，但都有前提条件。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在制定什么样的新政策，可以让银行有途径转让资产？

　　刘明康：我们和财政部刚刚拟了一个文，银行的不良资产可以继续出售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及社会上合格的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也可以将资产打包卖给另外一家银行，但是必须通知借款人，“洁净”转让，不能有回购条款。

　　也就是说，不能搞三个名堂：第一，不能通过卖资产来规避监管对规模的控制。另外一边也做空中飞人，反正要回购，也不入大账，这绝对不允许。现在 我们依法叫停并且处分有关机构，禁止了监管套利的银信合作。第二，贷款可以在银行间转让，但必须征得借款人的同意。所有银行都应培养这样的信贷文化，尊重 借款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第三，在银团贷款转让时，除非银团当中的其他成员放弃优先购买并同意转让的情况下，才可转让给第三方，抵押、担保的合同也要合法 转让。

监管空白 网络“秒杀”背后催生利益链条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2/676195.html

神州租車關閉代駕業務 凸現監管尷尬現狀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10318/2234209.shtml

經歷了2010風投之年蓬勃造勢的汽車租賃行業，今年卻遭遇了一次次嚴峻考驗。
繼牌照門檻提高之後，央視「3·15」晚會上，「代駕」業務被指為「灰色經營」，卻又「利潤頗高」的「非法業務」，這對目前平均毛利率在10%徘徊的汽車租賃業又是一記重拳。
昨日（3月17日），國內最大汽車租賃企業神州租車（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神州租車）在北京舉行媒體溝通會，宣佈從即日起全面停止旗下的代駕業務。
而遭遇315直接曝光的上海一嗨租車並未公開回應。《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昨日致電一嗨租車北京、上海兩地服務熱線，工作人員告知，北京的代駕業務3月初已全面停止，但上海及其他地區的代駕業務截至昨日依然可以正常預訂。
業內資深人士對記者表示，由於市場需求客觀存在，汽車租賃企業短期內還很難大規模停止代駕租車業務。
合情不合法？
「『代駕租車』一定『合情不合法』嗎？這是標準答案嗎？」昨日，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一嗨租車總裁章瑞平反問道。
「代駕」是指在汽車租賃過程中，同時提供駕駛員的有償服務。目前，國內很多汽車租賃企業都在經營該業務。而從法律上，自駕租車被認為是一種財產租賃，從行業屬性上劃入汽車租賃業範疇；而代駕租車則被認為是一種客運經營，本質上應歸屬出租汽車業。
在神州租車的法律顧問國浩律師集團（北京）事務所馬東曉律師提供的文字資料中，記者看到，目前為止，有包括北京、上海、重慶、山西、浙江、湖南、吉林、 廈門、西安、蘇州、瀋陽、大連、成都13個省市的《道路運輸管理條例》作出了明確規定：「汽車租賃經營者不得以提供駕駛服務等方式從事或變相從事道路運輸 經營活動。」此外，馬東曉表示，其他省市也有類似規定。
中國道路運輸協會高級工程師、北京市運輸管理局專家委員會委員張一兵對《每日經濟新 聞》記者指出，在我國，帶司機汽車租賃處於非常尷尬的地位，在國家標準《國民經濟分類》中，租賃業不包括帶操作人員的租賃，在道路運輸業中也不包括帶司機 汽車租賃；帶司機租賃實際上是一個沒有行業歸屬的新興行業。
代駕利潤較自駕租車更高
「自駕租車24小時只能租用一次，代駕一般以8~9小時為時限一單，每天可做3~4單，因此，自駕一天的收入與代駕相差3~4倍。」神州租車執行副總裁姚軍紅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代駕業務利潤空間較高，是因為代駕對車的利用率更高。
事實上，從盈利模式上看，代駕租車與客運相同，主要通過提供服務獲得利潤，收取承租人的費用包括利潤、車輛折舊、運營費用和車輛使用過程中發生的費用。
據姚軍紅介紹，神州租車的代駕客戶主要是要求個性、高端的小眾群體，以機場接送服務、禮儀用車等短期包車服務為主，且以外資企業居多。據央視報導，一嗨租車汽車代駕業務目前已佔到公司業務量一半以上。
姚軍紅認為，代駕的需求未來應該呈遞減趨勢，「在美國500萬輛汽車租賃規模中有95%以上的業務都是自駕」。
對於捨棄代駕業務將帶來的利潤損失，姚軍紅表示，神州租車現有的13000輛車隊規模，加上剛剛宣佈斥資30億元再購2.5萬輛的車隊將全部用於自駕業務，「同時，我們在長租業務上也剛剛起步，還有很多空間可以拓展。」姚軍紅說。
代駕租車中外監管有別
目前國內外的帶司機汽車租賃多為汽車租賃服務的輔助業務，一般沒有專門從事這一業務的企業。目前認定的代駕非法風險，主要在於監管層面：只要在網上輸入姓名和電話，無需簽訂任何合同就可下訂單申辦代駕。這其中存在許多隱患，易引發法律糾紛。
張一兵告訴記者，由於帶司機汽車租賃屬於道路運輸行業，又具有租賃特性，因此多數國家對帶司機汽車租賃的管理有別於汽車租賃服務，傾向於客運行業的監管模式。
「比如倫敦、紐約規定承租人必須經過獲得批准的經營商的預約，才能租用帶司機的車輛，而且紐約規定帶司機車輛的載客不得超過20人，承租方不得在街旁搭乘帶司機的租賃車。」張一兵舉例。
「國內現狀是，各級道路運輸管理部門明確禁止帶司機汽車租賃，但又不承認其為包車客運業務，拒絕按照包車客運程序接受汽車租賃服務企業的客運經營申請， 或者經營申請審批的手續繁瑣，根本無法適應帶司機汽車租賃的需要。因此，帶司機汽車租賃一直處於非法經營狀況，屢屢與現行行業監管模式發生衝突。」張一兵 說，「如同Q幣等虛擬貨幣、網上支付等存在多年以後，有關部門才出台相關規定一樣，這種行業管理滯後於行業發展的狀況是可以理解。」
據記者瞭解，部分地區已經開始調整帶司機汽車租賃的管理政策。比如，2008年1月深圳市交通局宣佈接受汽車租賃企業開展包車客運經營的申請，但僅限於深圳市內的大客車包車業務。

香港證券市場監管制度不進反退 精工窮人

http://hk.myblog.yahoo.com/Seiko-Investor/article?mid=915

繼早日的高盛既烏輪事件，香港股壇又發生一件疑似監管不足的事件。有關詳情請看下面的引文。

同店銷售增長數字可以用來推測公司來年的盈利及營運狀況，足以影響公司的估值，因而絕對是股價敏感資料。

上市公司竟可選擇性地通知個別分析員而非向市場作出公告，這樣的安排已經非常有問題。不但對小股民不公，亦有私相授受之嫌。

更可笑的是身份專業人士的大行分析員，竟無視資料的敏感性，將這內幕消息事先發給客戶，讓客戶快人一步作出買賣，更是罪大惡極。

讀CFA的時候，其中一部份叫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 Conduct"，裡面有若干的專業守則要求所有CFA holders / candidates嚴格遵受。其中一條有關於股價敏感資料，為"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下面為原文引述:

STANDARD II A -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Members and candidates who possess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that could affect the value of investment must not act or cause others to act on the informaiton.

這項守則要求正在處理能對股票價格有影響的重大未公開訊息的CFA會員或考生不可事先基於該訊息而作買賣或令其他人作買賣。

我想信大行不少分析員都是CFA的會員或考生。如果事情屬實，則他們是次行為明顯違反了其專業操守!!

而證監會及交易所竟可無視這些影響股票市場公平性及小股民利益的問題，不禁讓人質疑其監管能力及威信!!

或者，在眾多公告中這只是其一選擇性披露例子，市場上仍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內幕交易及未被公開的股價敏感資料在私下傳播。然而，以股票市場的公平及公開性為考慮，我們對此等行為應該是零容認，一次都不能放過!!

至少，有關當局亦應該定立更清晰的公告發表指引及規則予上市公司。亦給予券商於處理非公開的股價敏感資料更明確及嚴格的指引及守則。

钟日昕：“全民监管”的力量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06-07/110739285.html

邱騰華零監管大陸海關扣押數碼港運泥船

中環在線：金融圈呂志華筆伐監管機構

 

2011-7-25  AD

一年一度書展，財圈中人呂志華今屆亦出書應市。佢同華華講，連埋今次，唔經唔覺原來寫咗超過20本書。由過往寫富豪列傳，到家陣教人睇技術分析、認識投資工具都有。至於今次本大作──《香港無得救》，題材諷刺時弊。佢以早年窩輪造市案判刑為例，認為當局只顧保障投資者，但判例反映未能保障市民投資自由。 留意電子書市場商機 佢話o依家搞出版比以前難，如果搵唔到贊助，根本同「蝕本」僅一步之遙。佢期望今次書展，可以殺出重圍。就算搞出版隨時無啖好食，佢仍然密切留意電子書市場同財經工具書行情，睇吓有冇商機。

發改委企業債監管補漏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85582&time=2011-07-30&cl=115&page=all

　　云南最大的平台公司云南省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云投集團）無視債券持有人利益，醞釀資產重組的事件（下稱云投事件），成為機構集體拋售城 投債、觸發債市危機的拐點。「云投是一個標誌性事件。」一位市場人士認為。（參見本刊2011年第28期「云投事件衝擊債市」）

云投事件成為觸發債市危機的拐點。圖為2009年9月11日，云南小灣水電站的「Z」字型公路。龍宇丹/東方IC

　　7月25日下午，云投集團在銀行間市場發佈公告稱，「根據云南省人民政府2011年第56次常務會議，決定組建云南省能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這一方案涉及部分資產劃轉，直接有損云投集團發行的五隻企業債的主體信用評級。前述云南省政府的會議早在今年5月召開，披露已是近三個月之後。這凸顯了企 業債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的弊病。

　　云投遲來的公告是在云投事件被曝光後，發改委個案督促的結果。7月21日，國家發改委向地方發改委下發文件——《關於進一步加強企業債券存續期 監管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下稱《通知》），希望以此次的云投事件為契機，規範發行人資產重組程序、完善信息披露、強化市場約束機制等。

　　發改委相關人士向財新《新世紀》指出，過去債權人大會的確執行得不好，「現在資產重組的多了，就應該按照市場程序召開債權人大會」。此前，企業 債的信息披露或召開債權人持有大會都是在「皆大歡喜」時發生，如資產增加或集團公司改制變更為股份公司，發行人和地方政府對於資產減少時也需履行信息披露 程序缺乏意識。

　　多位債券市場資深人士表示，云投集團的最新公告太簡單，不涉及具體的重組方案，投資者還不太清楚自己的利益是否能得到保護，市場的創傷需要制度性建設才能彌補。

　　儘管發改委此次《通知》缺少具體細則，但仍被業內視為是企業債監管制度的歷史性轉折。「有了這個，投資人權益在制度保障方面會好很多。」 一位券商資產管理部人士如是稱。

　　過去五年債市蓬勃發展，公司信用類債券市場開始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來自央行的數據顯示，2010年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量突破150萬億元，已是過去五年的12倍，2010年末公司信用類債券的餘額（包括非政策性金融機構債券）達4.3萬億元，佔GDP比重上升到10.9％。其中城投債的發行自2009年進入連續兩年的井噴期，發行數量不斷增加，而整體信用狀況卻在不斷下降。城投企業自去年以來資產注水、核心資產轉移、發債主體隨意組合的負面事件時有發生，加劇了機構對信用風險的擔憂，風險溢價隨之不斷抬升。

監管補缺

　　發改委的《通知》從六個方面完善企業債存續期的監管，包括強化發行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券市場責任意識、規範企業資產重組程序、完善信息披露、加強債券資金用途監管、實施企業償債能力動態監控和強化市場約束機制。

　　「每個環節都很重要。」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評級部副總經理郭承來表示。

　　對於與投資人權益最為密切的債券存續期內的資產重組事項，《通知》要求政府部門或主要股東在做出重組決策前應履行必要的程序：一是重組方案必須 經企業債券持有人會議同意；二是應就重組對企業償債能力的影響進行專項評級，評級結果應不低於原來評級；三是應及時進行信息披露；四是重組方案應報送國家 發改委備案。

　　《通知》強調「堅決杜絕平調企業資產資金或干預企業決策，影響企業未來償債能力的行政行為」。對於發行債券的投融資平台，要按照國務院有關文件要求提高企業資產質量，通過做實做強，成為具有自我發展能力的市場主體。

　　對於發行人來說，信息披露是使公眾知悉其狀況的主要渠道，也是投資者做出投資決策的主要依據。《通知》要求除定期披露信息之外，在債券存續期 內，發行人經營方針和經營範圍發生重大變化，生產經營外部條件發生重大變化，未能清償到期債務，淨資產損失超過l0%以上，作出減資、合併、分立、解散及 申請破產決定，涉及重大訴訟、仲裁事項或受到重大行政處罰，申請發行新的債券等重大事項，均應及時披露相關信息。如發行人擬變更債券募集說明書約定條款， 擬變更債券受託管理人，擔保人或擔保物發生重大變化，作出減資、合併、分立、解散及申請破產決定等對債券持有人權益有重大影響的事項，應當召開債券持有人 會議並取得債券持有人法定多數同意方可生效，並及時公告。

　　隨著近年債市的爆炸性增長，對於債券項目的後續管理，包括項目質量的可持續、資金運用的變化等後續信息披露已成為投資者最為頭疼的大問題，尤其 是平台公司核心資產的隨意騰挪。「以往監管部門主要是審核發行人准入條件，發行人還本付息時才有信息披露的公告，城投企業近年來資產注水、核心資產轉移等 信用事件時有發生，投資人不得不開始關注項目進度、資金用度。」一位市場人士無奈表示。

　　為了加強債券資金用途監管，《通知》明確表示，債券資金託管銀行、債權代理人必須履行監督債券資金流向的責任，各級發展改革部門應加強對募集資 金投資項目建設進度的監督檢查；需改變募集資金用途的，應經債券持有人會議法定多數通過，投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並經省級發展改革部門同意後方可實施，並 及時進行信息披露，報國家發改委備案。地方發改委應對本地區發債企業的募集資金使用情況進行定期檢查，將有關情況上報國家發改委。

　　《通知》加強了主承銷商在債券存續期應承擔的責任，意圖強化市場約束機制。比如，主承銷商應該建立承銷債券的信息檔案，並在企業財務報表發佈同 時，發佈該企業履約情況及償債能力年度分析報告；凡因機構變動、人員流動等因素，致使債券工作出現缺失的，將追究相關主承銷商及相關中介機構的責任。

有待細化

　　發改委的《通知》填補了此前企業債信息披露和監督機制的諸多空白，受到市場的初步認可。但業內人士仍有一連串疑問，比如何為「生產經營外部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對於「未能清償到期債務」應如何界定？在哪個階段何時觸發債權持有人大會、並應強制性召開債權持有人大會？

　　一位業內人士援引云投事件的例子稱，「云投集團在今年5月當地政府明確重組事項時就應公告，但直到近三個月之後，在媒體曝光之後，才公佈這一重 要信息」。雖然《通知》重申應嚴格按照《公司法》《證券法》等有關規定和債券交易場所有關要求，發行人切實履行其信息披露義務。但前述法規均未對企業債的 信息披露有明確的細化規則。

　　多位業內人士認為，與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下稱交易商協會）的一系列制度相比，《通知》仍缺少明確指引，不夠細化。

　　交易商協會自成立以來已先後頒佈了《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信息披露規則》等一系列相關規則制度，「未來交易商協會還將深入信息披露制度建設工 作，使信息披露滿足經濟活動的連續性，確保信息披露的真實、準確、完整和及時。同時，結合債券市場的現狀和特點，增強法規的可執行性」。銀行間市場交易商 協會相關負責人對此表示。

　　在懲罰約束機制方面，《通知》賦予了地方發改委更多監管責任，要求省級發展改革部門要對企業債券發行人的重組過程進行監管，督促發行人按照合規 的程序進行資產重組並履行相關義務；地方發展改革委還應建立企業債券償債動態監督機制，在當地債券發行人償還本息前六個月與發行人進行溝通，督促發行人做 好償還本息準備；各級發展改革部門要加強對本地區發債企業信息披露情況的監督檢查，並定期將有關情況上報，對於未履行信息披露義務的企業，要限期改正，未 按期改正的將暫停受理其新的發債申請。

　　在處罰手段方面，《通知》表示，對債券發行人資產重組中未按有關規定履行程序，損害債券持有人權益的行為，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予以處罰。「具體 是如何處罰？應如何強制執行？」此次云投事件曝光後，發改委目前已暫停云南地區的企業債審批。不過，在業內人士看來，發改委處罰手段仍很有限。因為企業債 的期限多為三年以上，一次准入審批發行後，已滿足發行人數年之內的需求，已不可能在企業債市場融資。目前交易商協會對發行人信息披露不規範的處罰措施已向 證監會對股票市場的監管看齊，後者的懲罰措施亦包括發行人申請資料退回、監管談話、停止保薦人資格、掛網公開曝光等。

　　對於地方發改委和主承銷商今後將承擔更多的監督責任，市場人士則認為，地方發改委和主承銷商均屬於發行人的利益相關方，且地方發改委隸屬於地方政府，不僅和發行人的利益相關性更強，和地方政府的談判能力也有限。

評級之惑

　　《通知》也帶有明顯的行政色彩。比如，《通知》要求，應就重組對企業償債能力的影響進行專項評級，評級結果應不低於原來評級。「這會讓評級公司很被動，有些項目明顯不合乎要求，即便這家評級公司不給，也會有其他評級公司給。」多位評級公司人士表示。

　　此前，在城投債自2009年連續兩年進入井噴期後，由於擔心其發行數量不斷增加，但整體信用狀況卻在不斷下降，會給市場帶來不穩定風險，發改委曾與2009年下半年窗口指導，要求發債主體信用評級不低於AA-、債項評級不低於AA+。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已發行的城投債不乏出現評級被高估的現象，發改委的這一「行政指導」儘管初衷是為了維護市場穩定，但客觀上也對評級行業已經 存在的惡性競爭現象推波助瀾。評級機構出於維繫市場份額、維護與地方行政部門關係等方面的考慮，可能放大信用評級中政府擔保的作用，出具「不夠客觀」的評 級結果。

　　比如，今年5月初，來自云南電力網站的消息顯示，云南省國資委主任徐盛鵬到云南電力投資公司視察時要求，云電投要按期完成組建云南省能源投資集團的工作。

　　此後，中誠信國際於6月29日曾發佈了對云投集團的跟蹤評級報告，該報告表示，將關注云南能源投資集團的組建方案及對云投集團信用狀況的影響。 但在同一天，大公國際資信評估公司卻發佈了云投集團2008年度企業債券跟蹤評級報告，將其主體信用評級由AA級上調至AA+。

　　一位業內人士表示，一些評級公司為了爭奪客戶或者維護客戶而出具並不謹慎的評級報告，這並不少見。目前的城投債已經以AA+級及以下為主，以無擔保債券為主，以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地級市為主要的發債主體。

　　「監管部門不應對評級有行政要求，應允許評級機構客觀判斷，讓投資人獨立判斷投資決策，監管部門的職責是完善監督約束制度和強化執行力，最終應由市場規則發揮作用。」多位市場人士強調。

VIE監管成恐慌放大鏡 中概股遭新一輪空襲

http://www.21cbh.com/HTML/2011-9-30/yMNDA3XzM2OTUyMg.html

如果你鍾情投資海外市場的中國公司，最近顯然應該避避風頭。地球的一邊，多數A股股民已淪為「難民」，每天麻木地盯著大盤磨底。另一邊，中國概念股正被全球市場和VIE問題折磨得死去活來。

北京時間週四（29日）夜間，中概股意外遭新一輪空襲，17只個股跌幅超過4%。分析人士對記者指出，VIE將廢傳聞或成此次中概股再度被做空的契機。而在幾個月前，因為「財務造假風波」，中概股已經上演過一波慘烈的暴跌。

太陽能、TMT板塊領跌

很多人都在抱怨A股近期暴跌，令國慶節都過不踏實。以投資者小陳為例，他在9月16日買入蘇寧環球（000718,SZ），本來想賭重組，不幸因大盤創新低導致個股至今累計跌幅19%。由於賬面浮虧超過6000元，小陳感嘆又損失了一台iPhone4。

然而，與在美上市的部分中國概念股相比，小陳已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拿新浪為例，其從9月15日開始，已從110美元徑直掉至81.1美元，跌幅26%。同期，百度更從每股145美元砸至121美元，跌幅高達17%。搜狐則從73跌至53，跌幅27%。

這些中國概念股怎麼了？這不禁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美國上市公司是否也那麼慘？觀察近期「重災區」美國銀行股，從9月15日至29日，花旗不過跌了14%，高盛跌幅則不到10%。

中 國概念股連美國銀行股都能跑輸，這就不難想像星期三極其黑色的一幕。當天，道瓊斯工業指數大跌1.6%。i美股中概30指數收跌6%。其中，i美股中概太 陽能指數跌6%，成份股中僅韓華新能源上漲，其餘成份股跌幅均在2%以上；i美股中概TMT指數跌近6%，搜狐雪崩11%領跌。其餘12只成份股跌幅超 3%；i美股中概教育指數跌4%，i美股中概醫藥指數則下跌3.2%。

據統計，週三，7只中國概念股創52周新低，合計17只股票跌幅超5%。其中11只跌幅在7%以上。在創52周新低的個股中，包括搜狐、學大教育、文思信息、斯凱網絡、僑興環球、金融界和第九城市。

罪魁禍首：VIE收緊可能

事實上，我們並不想再談論中概股雪崩是因為歐債危機或者全球經濟放緩。因為這些話題讀者已聽得夠多。這裡有一個更現實的話題，VIE監管。

什 麼是VIE?其全稱是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Entities)。舉個例子，你在國內創立一家企業A，想上市融資。但由於沒有達到國內交易所要求，只能去海外IPO。遺憾的是，你是 私人企業，要去海外上市也需要政府部門審批。這時，你可以在海外成立一個殼公司B，讓B與公司A簽訂一份幾十年協議，將A所有債務和權益轉給B。這個時 候，你便能通過VIE模式在海外上市了。目前，大多數企業都採用這種模式，包括新浪、百度等。

但這裡有一個雙向問題。對於中國來說，VIE模式允許用一系列協議，讓外國投資者持股的離岸控股公司在國內運營那些不准外資持有的公司。對於國外投資者來說，他們買入VIE企業股票，也並非純粹等於投資它們的境內業務，而是直接投資了一家離岸公司。

問題就來了，如果政府開始加強監管VIE會發生什麼？據報導，上週，中國商務部表示，正與政府有關部門研究如何規範許多國內企業利用VIE在美國上市。

長 期跟蹤美股的睿盟投資諮詢基金經理張錫營向記者表示，中概股近期暴跌是內憂外患共同作用結果。一方面，A股和美股均表現疲弱。另一方面，很多中概股同時也 是VIE模式，一旦政府真的加強監管將會導致兩大問題。首先，已上市的VIE中概股會否在再融資和重組兼併等方面受到阻礙。這會導致本來beta係數更高 的這些公司更容易遭遇機構拋售。其次，擬上市公司會否IPO受阻。由於目前VIE企業集中在互聯網和媒體方面，故最近跌幅最大的也是TMT板塊。我們判 斷，VIE監管收緊是大勢所趨。當全球股市下行時，這將放大悲觀情緒並可能讓中概股再次下跌。若全球股市企穩，這些中概股確實很便宜，因為估值已接近 2008年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