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IZ Archives


专访索罗斯:监管的困惑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templates/inc/chargecontent2.jsp?id=110508161&time=2010-08-29&cl=106&page=all

《财经》特派记者 刘波\发自纽约
 

  在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美国金融改革大幕拉起、华尔街面临颠覆性转变的重要时刻,《财经》特派记者组在纽约专访了索罗斯。

  他的办公室隐身于华尔街之外约8公里、曼哈顿第57街888号一幢普通写字楼中,窗外半个曼哈顿尽收眼底。最近十多年来,这里一直是索罗斯旗下机构的神经中枢。距此三个街区即是纽约中央公园大道,临街景观公寓聚居着全球最有实力的老钱(OLD MONEY)和新钱(NEW MONEY),每遇重大危机,难免物是人非。

  2010年8月24日采访当天,秋雨淋漓,哈德逊河烟笼雾锁,街上人流纵横,行色匆匆。经济坏消息亦不断传来:7月全美房屋销售量达到1968 年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导致股市下挫;即将公布的8月失业数字预测悲观,GDP增长率也可能低于预期。美国的天空依然黯淡,金融危机仍未释放出它的全部破坏 力。

  很少有人像乔治·索罗斯那样,既收获如此多的赞誉,又遭遇如此多的憎恨。

  从一文不名的匈牙利移民到富可敌国的金融巨头,索罗斯是“美国梦”的象征,是业界景仰的投资大师,因多次准确判断经济大势而享有预言者的美名, 没有哪个金融决策者会忽视他的见解。而在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以及曾败于他手下的人眼中,他是“西方阴谋”的化身,一些中国媒体习惯性地称他为“金融大 鳄”,而这一切指责只是更增强了笼罩在他头顶的神秘光环。

  作为对冲基金经理,索罗斯因1992年狙击英镑暴得大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达到声名与争议的顶点,之后有多次失手经历。从十年前起,他不再接受别人的投资委托,旗下“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仅管理自己家族的资产。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风雨飘摇中,许多管理更大规模资产的投资机构烟消云散,但索罗斯家族的基金公司却得以生存且表现不俗。

  熟悉索罗斯的华尔街人士称,最近十年来他的投资谨严有度,对于那些连金融界人士都无法准确理解的过于“性感”的金融衍生产品,他敬而远之。他多次公开批评信用违约掉期(CDS)等衍生工具,称其为制造金融混乱的罪魁祸首。

  时间证明,如此谨慎态度至少避免了最大的风险,并更容易适应金融监管潮流的新转变。今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 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下称《多德-弗兰克法案》),揭开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最大变局。而在此之前,索罗斯就在其著述及演 讲中不断呼吁,不可忽视金融监管改革的紧迫性,要求像对待股票一样,对衍生工具的发行与交易予以严格监管。

  耄耋之年的索罗斯,已将基金公司日常管理交付儿子和职业经理们,他仍是基金管理公司的主席,但越来越喜欢以思想家和哲学家的面孔示人。他在新书《金融市场新范式》(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中写道,我们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具有自“大萧条”以来绝无仅有的特性。

  他像某些左派人士一样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几百年来支撑经济学理论的市场自动调整假设发出质疑。他称金融市场有催生泡沫的倾向,本次华尔街危机,实由始自1980年的一个“超级大泡沫”促成,因此必须加强监管。

  但政府干预论的热烈拥护者,亦不必因此将索罗斯引为同道。他认为监管者比市场更不完美,只是在市场崩溃的情况下,政府成为提供信心的惟一来源,即便是反应迟缓、充满官僚色彩的监管者,也必须负起责任,避免市场再次崩溃。

  展望未来,索罗斯并不悲观,但也未能指出一条明确的、令人信服的出路。相反,他在采访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不少于他看清的问题。刚度过80岁生日的他精神尚好,但行动变得迟缓,听力开始衰退,语调也显低沉。

  这位毕生浸淫金融界、外人眼中呼风唤雨的“魔术师”,不时流露出一些困惑与迷茫。他说,当前经济学所需要的,不是固定的规则,而是创造性的思维。他的见解也许并非及时起效的灵丹妙药,但值得思索和倾听。

  揭开新一章

  此次金融危机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让银行崩溃,以致人们未意识到当前形势与那时多么相像

  《财经》: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等历次经济危机相比,本次危机最大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索罗斯:一个重大的区别是,在“大萧条”期间,银行系统崩溃了,而在2008年危机期间,人们并没有允许银行系统发生那么大规模 的崩溃。银行的继续运行造成了一种假象,人们没有意识到当前的形势和20世纪30年代多么相像。另一个巨大的区别是中国的崛起。可以说上,中国基本未受本 次危机的影响,而且取代了美国消费者,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但相比而言,这仍是一台较小的发动机,所以目前世界经济的增长势头并不是很好。

  《财经》:本次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两年,如何评价这两年间的变化?

  索罗斯:在危机过程中,政府提供的信贷取代了金融机构的信贷。相应的结果是,政府信贷本身也遇到了问题,这就造成了另一轮危机,即主权债务的信誉跌落。欧元区发生了危机,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都开始承受“财政整顿(Fiscal Consolidation)”的压力,这将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因为政府无法继续原先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将揭开危机的另一章。

  《财经》:欧洲如此,美国的情况如何呢?

  索罗斯:美国也一样。政府实施财政刺激的能力大大削弱了。美联储试图以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但这能否起效很成疑问。即使在美联储内部,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也遭遇了一定的反对。当然,人们已经认定,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这是必须采取的应对措施。

  我认为经济形势仍在恶化,但货币政策将无法起到很大的刺激经济的作用。就像凯恩斯说的,“你不能推一根绳子”(You can’t push on a string),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是试图“推绳子”:以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也许很容易,但以宽松货币政策来化解一场严重的危机,就并不容易。

  我们现在远没有达到平衡局面;不经历崩溃,就无法恢复平衡。我们试图避免经济崩溃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向经济体注入更多货币只会强化金融失衡。

  《财经》:目前美国经济增速有所恢复,但失业率居高不下,如何解释这一反差?

  索罗斯:这说明金融崩溃给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使其陷于瘫痪,而在金融系统得到拯救之后,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都有所反弹。但这只是一时反弹,新一轮问题开始浮现,因为金融失衡并没有得到纠正。

  调整将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这种失衡局面是过去20多年里逐渐形成的,是一个“超级大泡沫”(super bubble),从1980年到2008年,有28年之久。金融系统存在过度的杠杆化,房地产业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失衡不可能在短短两年里化解。

  监管者更不完美

  他们是官僚,他们总是比市场反应慢,而且极易受到政治影响

  《财经》: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救市行动,两年后回顾,这一行动有何值得检讨之处?

  索罗斯:金融危机的教训至今没有得到充分检讨,仍然存在许多困惑。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谬误仍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更不用说解决了。美国目前的金融改革也反映了这一情况:刚刚通过的法案没有解决多少问题。

  新法案赋予美联储监管权,但我们不清楚,美联储将如何行使这些权力。美联储犯过很多错误,现在它也没有把经济形势完全弄明白。另一方面,那些在 危机中存活下来的银行,现在居于很有利的地位,利润甚佳,他们毫不迟疑地利用自身实力维护这一地位。它们对立法者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还没弄明白,华尔 街到底代表一种需要重建、保护的重要国家资产,还是一种威胁美国繁荣的、必须得到监管的风险。这样的困惑也反映在了金融改革法案之中。

  《财经》:你说的“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谬误”,指的是什么?

  索罗斯:现在经济学家们普遍承认,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着固有的问题。我在英国创办“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经济学试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必须面对种种自然科学所不需面对的不确定问题,从而受到人类理解力不完美的限制。

  《财经》:你支持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但对美联储获得的新权力持怀疑态度,这是为什么?

  索罗斯:我曾强调市场的不完美性,但我也说过,监管者比市场更不完美。监管者为何不完美?因为他们是官僚,他们总是比市场反应 慢,而且极易受到政治影响。我觉得,在美国正在重塑监管体制的当下,我需要更多强调后一方面,因为金融监管立法是一个政治议程,是政治势力在左右这个议 程,而不是出于人们对金融市场的正确理解。

  监管者的不完美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在监管修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争斗,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例如,欧洲大陆国家的银行采取混业模式,它们绝不会赞同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务的分离。

  《财经》:中国的央行负责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不直接监管银行,现在美联储被赋予监管职权,你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吗?

  索罗斯:我只能说我们别无选择,但这也是一步险棋。因为美联储的传统职责是保护银行,他们还有保护消费者的权力,不过从未使用过 这一权力,因为这会和银行利益发生抵触。因此,有很大的呼声要求另外建立一个政府机构,以保护消费者。事实上,金融改革法案创立了一个这样的机构,这是该 法案比较好的内容。但是,该机构并不独立于美联储,而是从属于其下。这样的机制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新法案、老困惑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认识到市场体系的内部连接有多么紧密,不能只看到点,还应看到各点之间的联系。系统理论可以提高认识,告诉我们如何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财经》:“大萧条”之后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被严格分开,但后来该法被逐步弱化,并在1999年废除,结果十年后危机爆发。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由此提出新的金融监管规则,你对此是否赞同?

  索罗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支持“沃尔克规则”,因为历史表明,在危机期间,央行将不会容许银行的倒闭造成金融系统崩 溃。所以,美联储其实是向银行提供了默认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就必须负起职责,监管金融机构,确保这样的担保不会真正付诸实施。这是一个基本原 则。

  由此推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能让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赌博,却享受公众给予它们的担保。如何实施这个基本原则,让金融系统更加稳固,是一个现实的 问题。最近理论界一个有趣的新突破是,研究者发现,金融系统和许多自然系统存在着相似之处,正在将自然理论应用到金融市场中,使其变得更加坚韧。

  《财经》:那么,美国是否应该完全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索罗斯: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很多缺陷,不应该恢复。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但不应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该法案建立的是一种分裂的银行体系,每个州都有独立的银行系统。有的州是完全的农业州,银行给予农民很多贷款,如果发生旱灾,农民无法偿债,可能导致银行 倒闭。这不好,应该适当分散风险。

  《财经》:你不主张回到70多年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认为新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力度不够,更好的改革建议是什么?

  索罗斯: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在这件事上,必须由专家非常谨慎小心地制定出合理的方案。

  《财经》:新的金融监管法案似乎并未妥善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应该将一些庞大的金融机构肢解吗?

  索罗斯:这样做也许是有利的、必要的。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市场体系的内部连接有多么紧密,我们不能只看到点,还应看到各点之间的联系。系统理论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告诉我们如何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美国的金融系统变得非常集中化,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的银行业曾是一个极为分散化的行业,有成千上万家银行,现在,四家银行占据了全行业总 业务的80%。但这种集中化是金融危机造成的结果。为应对金融机构的倒闭,监管者做出的选择是,将它们合并成更大的机构,这种集中化本身是市场不稳定导致 的结果,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监管与效率两难

  监管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因为达到监管要求,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但这是为维护稳定必须支付的代价

  《财经》:从根本上说,是否应该由金融机构自己来规避风险,而不是让监管者替它们避险?

  索罗斯:这是西方监管者犯下的主要错误之一。他们认为市场参与者足够聪明,让其自发预防风险即可,不需干预。但这是对系统风险的忽视:整个系统面临的风险与系统中单个参与者所要规避的风险,是截然不同的。

  《财经》:如果市场和监管者都不完美,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是什么?

  索罗斯:我们仍然需要监管,因为市场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我们不能指望个体参与者维持它的稳定,因为个体参与者追求的是自己的好 处。我管理对冲基金时,看到泡沫反而会买入,而这会使泡沫扩大。但我的买入决定是理性的。导致市场整体泡沫的原因不是所谓“非理性繁荣” (irrational exuberance),而是市场参与者追求利润的理性决定。这就意味着,市场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单个个体的理性决定叠加在一起,产生了破坏性的结果。

  《财经》:新的监管会不会牺牲金融市场的效率?

  索罗斯:理论上是这样,但就当前现实而言,银行仍然需要重建资产负债表,美联储也明白这一点。监管者现在并没有过度惩罚银行,但随着时间推移,会有越来越强的政治压力,要求银行承担更多责任,补偿它们造成的损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因为达到监管的要求,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这是为维护稳定必须支付的代价。如果银行系统不稳定,对其放任自流,结果会是大崩溃。

  也许不增强监管能促进效率。毒药也是一种有效的东西,但毕竟是毒药,如果不想中毒,你就必须降低毒药的效率。如果高效的市场会导致崩溃,那还是市场效率稍低点为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就是这么做的。

  《财经》:相对于美国的监管困境及改革,你如何评价中国的金融监管?

  索罗斯: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可以排入全世界最清醒、最聪明、最具活力的监管者之列。当然,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的监管较重,没有经 历大规模的“去监管化”过程,所以中国监管者面临的任务要简单一些。但毕竟,中国监管者对银行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已经预见到经济刺激可能导致的银行坏 账,因此现在就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这是一种很有远见的政策。

  勿放任金融创新

  西方走得过头了,但中国发展得仍不够,中国仍应允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适度创新。重要的是,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以扩大消费

  《财经》:华尔街曾给美国带来巨大繁荣,在危机中也备受责难。在本轮监管改革之后,华尔街的未来将如何?

  索罗斯:我希望华尔街在上一轮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从事的那些活动,不要全部都恢复。举例来说,债务的证券化也许有一定的存在理由,但发展得太过度了。我希望让华尔街不要恢复到当年的盛况。

  我希望华尔街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存在下去。但在危机之前,华尔街的利润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40%,这是过度繁荣,希望这样的局面不要再发生。但是,如果监管机制没有得到合理的构建,危机还会发生。20世纪爆发过危机,21世纪爆发了危机,22世纪也会有危机。

  《财经》:危机之后,许多金融衍生工具消失或衰落,怎么看待金融创新的未来?

  索罗斯:金融创新也许并不是一种有益的活动,也许是有害的。事实证明很多创新是有害的。监管者的职责就是研究所有金融创新的影响。如果他们不能理解某种金融创新,就不应为这种创新开绿灯,这样,创新的范围和规模就会得到限制。

  过去几年里,许多金融创新超越了监管者的理解能力,于是他们放弃了监管。不能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一直表示,信用违约掉期(CDS)就像一种有毒的药物,只有经医生开处方才可服用,否则不可尝试。

  《财经》: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比如在中国,金融创新似乎仍需鼓励?

  索罗斯:没错。西方走得过头了,但中国发展得仍不够。中国可以从西方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但中国仍应该允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适度创新。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以扩大消费,印度亦然。■

專訪 索羅斯 索羅 監管 困惑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7757

刘明康谈监管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08706&time=2010-12-18&cl=115&page=all

中国银监会主席接受专访,谈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风险,谈银行业监管新框架,也谈监管要“长牙齿”
《新世纪》周刊 记者 胡舒立 凌华薇 冯哲

 

  12月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下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第二天就要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外界一样,他密切关注这次会议对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定调。

  三天后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提出“要把好流动性的总闸门”。

  12月7日,当传出各家商业银行上报的明年信贷总量仍将达到7.5万亿元,与今年持平并超过此前市场预期的消息时,上证指数盘中即大涨。但相形 之下,连续五六年业绩保持高速增长的银行股却仍然低迷不振,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当天以绿盘报收。

  对于银行业的风险,最为关切的政府机构当属2003年成立的银监会。

  如果说银监会成立后确立了中国银行业专业化的监管体系,现在的银监会则希望,新监管框架能为专业化银行监管升华的过程埋下另一块里程碑。在此基 础上,与国际标准看齐,根据中国的实践,建立一套更加完备、系统、有机的,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风险约束长效机制,是银监会的目标。

  中国的主要银行在成功上市后,正面临改革动力日渐消减的问题;近两年的信贷大量投放,更为银行业的未来积聚了风险。监管当局能否以更高的监管要求,据此倒逼银行业的深层次改革,亦为未来可能的风险建造可靠的屏障?

  刘明康七年前首任银监会主席,此时站在“十二五”规划的新起点上,作为中国银行业监管总负责人,有着明确的战略规划。12月9日下午,刘明康在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回首银监会成立以来的改革路,亦对未来的新监管框架提出新的构想。

监管新框架

“要与国际监管改革同步,一是扩大银行风险资产的覆盖范围,二是债务工具要有强制性的属性”

  财新-《新世纪》:金融危机以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的新趋势应如何解读?银监会出台的相关政策甚至被认为走到了国际监管改革的前面?

  刘明康: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界痛定思痛,全面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虽然资本监管制度方面的缺陷既不是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诱发条件,但却位于危机后改革的前沿,更说明了审慎资本监管的重要性。

  首先,最低资本充足率从原来的8%抬高到10.5%。而中国的商业银行,无论大小,2010年三季度末的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1.6%。而且当银行低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时,业务会被叫停,风险资产不能随意扩张,这就有效地限制了银行无限地铺摊子。

  第二条是核心资本率,国际上最新要求是达到6%(暂未实施),过去仅要求4%,其余4个百分点可通过债务工具来补充,这意味着普通股仅占资本金 的50%甚至更低。而中国银行业的资本金中普通股占到了75%,核心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了9.6%以上。发行债务工具补充资本的比例不得超过25%,这样 的审慎规定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另外,资本充足率的计算需要扣除八大项,其中有三项是中国本来就没有的内容,另外五项我们已经净扣除。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银行如果扣除这八大项,资本充足率有可能降到负的1%到2%,要达到10.5%,非常困难。

  这一国际监管新规的最后宽限期是2019年1月1日。我当时想怎么那么远?怎么不“长牙齿”呢?当时在巴塞尔开会时我还开了个玩笑,可能还没等我们达标,就又来了一场金融危机。但后来他们说服我,G20国家当中的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反对,只因为他们现在实在做不到。

  财新-《新世纪》:听说你三次致信巴塞尔委员会?愿闻其详。

  刘明康: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中国监管当局直接参与了本次资本监管国际规则改革的过程,一方面有机会深入理解改革的背景、内容和影响;另一方面在制度变革中积极反映国内实践,维护中国银行业的核心利益,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监管改革中的话语权。

  我先后给巴塞尔委员会等机构写过几次信,阐述观点和建议,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次是迪拜债务危机发生时,我写信建议要高度重视主权债务危机,并关注欧洲,建议成立TASK FORCE(特别工作组)。对方很认真回了一封信,但是表示不用专门成立TASK FORCE了,已经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可以在那里加强这个功能。现在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此起彼伏,超出了当时的预计。

  还有些信的内容是阐述中国对此次金融监管改革的具体看法。银监会坚持国际金融监管应高标准、严要求,提出要对金融危机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推进 全面改革,在资本定义、反周期超额资本、流动性监管、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和过渡期安排等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明确观点。比如对资本的定义,我们提出了股本 和留存利润,即等同于所有者权益。再如杠杆率,一些国家希望把CDS (信用违约掉期产品)量变对冲,这样就可以把风险资产降下一部分,但我们反对。这些意见得到了部分成员国的呼应,部分建议被采纳,已反映到巴塞尔委员会发 布的相关文件中。

  财新-《新世纪》:对比国际监管新规,中国的银行业是不是可以提前宣布全面达标?

  刘明康:应当看到,现在还存在国际上有,国内没有的监管规定。我们有两个方面需要努力,以跟国际上保持同步:一是风险资产的覆盖范围,另一是债务工具要有强制性的属性。

  这次国际新的监管框架提出,债务工具可以在监管者拉响警报的时候,强制转为普通股,承担损失。不能像这次危机中,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动用了大量 资金抢救银行,普通股缩水,银行国有化,股东被“剃头”,但债权人照样分红、分利息,安然无恙。当然监管者也不会轻易动用这种权力。

  另外,这次国际监管新规扩大了风险资产的覆盖面,即资本相对应的风险资产必须包括表内和表外,既包括银行账户,也包括交易账户。中国的银行业虽 然交易账户规模不大,但也存在或有风险资产。如银行经常就具体项目发贷款承诺函,过去从不记入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风险资产里。现在规定,凡是这种严格意 义上的承诺函,统统都要归到风险资产,以这一分母来要求10.5%以上的资本充足率。

  财新-《新世纪》:银行业内包括资本市场都有一些声音认为,这些规定是否有些超前、过于严格?

  刘明康:我们年初提高了对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大型银行为11.5%,小型银行为10%,这一标准并没有高于国际银行业和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水平,而是不能后退的底线。

  1988年资本协议确定的8%的资本充足率,并非基于最优资本结构理论计算的结果,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妥协,建立统一的最低监管标准,为银行国际竞争提供公平的制度环境。因此,不能把8%做为底线。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按照8%计提的资本远远不能覆盖吸收危机期间银行所遭受的实际损失。目前,绝大多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高于8%。 如上世纪90年代美国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13%,英国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水平为12%-14%。即使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世界前 50家大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仍在11.86%以上,但其实际持有的资本仍不足以吸收危机期间的损失,更不能充分反映银行被动地应对外部冲击带来的社会成 本,包括倾销资产的连锁反应、信贷收缩阻碍经济复苏等。危机后提高银行资本监管标准已成为国际共识。目前,英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已将资本充足率 标准提高至12%-16%。

拉响风险的警报

“对外讲风险有好处,所有的投资者就知道了,不往前走了;他们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儿” 

  财新-《新世纪》:对于银监会提高的一系列新监管标准,银行是不是有意见认为,我们的资产以信贷为主,而非国际上以交易资产为主,风险没有那么大?

  刘明康:改革最大的成就是银行自我风险意识的加强。虽然中国以信贷资产为主,没有做CDO(担保债务凭证)、结构性产品的投资,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信贷风险很大。

  200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我,提到不少发展中国家都认为这次危机和自己是脱轨的。但是我斩钉截铁地表示,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包括中国。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发生后,2008年11月后中国银行业加大了信贷投放了力度,因为要拉动经济增长和复苏,但也必然带来了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银监会2007年开五大行的董事长会和行长会,提出银行不良资产拨备覆盖率要 从100%提到130%。大家当时不同意,不良贷款有100块,放100块不就是拨备了吗?为什么要提到130%?到2009年第一季度末,银监会把拨备 覆盖率要求提到150%,最后到2009年年底的时候是188%,现在是200%多。这意味不良贷款即使多冒出1倍来,我们还有足够的拨备去拼,把资本金 保护起来了。

  财新-《新世纪》:我们记得,银监会是较早提出要注意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的,目前解包还原的情况如何?

  刘明康:地方融资平台,我们是第一个拉警报的。2009年一季度银行业月均放款达到1.5万亿元,“两会” 结束后,我们在3月份对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警示。在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当时里里外外思想都有些排斥,觉得怎么回事?金融危机还在肆 虐全球,这就开始拉警报,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是不妥当的,蕴藏着很大的风险?回过头来,经过一年的调查,现在几个董事长、行长都清楚了,他们都亲自带队下 去来验证银监会的提醒是否有道理,发现省一级的地方融资平台还好,到了地市就有问题了。

  我们从2009年3月起纠正地方融资平台的打捆式贷款、用票据占规模、“冲时点”等不审慎行为,4-5月起及时引导银行业从信贷超常规投放逐步转向常态,信贷投放逐渐减少,并要求商业银行全面梳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解包还原,补足抵押和还款来源。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自成立以来每个季度向商业银行通报风险,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内容虽然并不完全公开,却一直深为业界关注,能否介绍这一做法?

  刘明康:金融界很奇怪,很多人不喜欢讲坏消息,因为背后是市场,要把市场稳住,不想把股票和债券砸下来。但 在风险方面,我是该讲什么就讲什么。比如平台公司有多少,房地产特别是土地开发贷款风险大,这些我都是对外讲的。对外讲有好处,所有的投资者就知道有风险 了,不往前走了;他们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儿。

  银监会每个季度都会召开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分析全世界和全国的经济走向,提示风险。每次两个半小时,信息量很大。刚开始的时候请银行的高管们 来,张三李四都要请假,现在,他们是其他事儿请假也要来听这个会。我们在会上给的信息非常多,而且真实,另外被认为有很好的前瞻性。过去讲的许多问题,如 经济形势的方向、哪个行业过剩、潜在的风险等,很多都得到了验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互动,也请他们讲讲情况。至于银监会提出的单项的风险提示就更多了。

  财新-《新世纪》:你认为现在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风险集中在哪些方面?

  刘明康:首当其冲还是地方融资平台。而房地产贷款风险最大的仍是融资平台、土地储备中心的这些贷款,风险不 在开发商更不在按揭贷款。按揭贷款风险较小,开发商的贷款是有风险,但是开发商现在都已经优选了,名单式管理,按在建工程的50%抵押贷款,一下子就把规 模压下来了。最担心的还是前面的土地储备贷款,又指向了平台公司。第三就是产能过剩风险。

  财新-《新世纪》:经过这轮危机和刺激政策之后,如果把前述风险都纳入进来,你估计中国的不良贷款水平会上升到什么程度?

  刘明康: 2005年整个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高达8.6%,超过欧美银行业的水准很多,但“十一五”结束时,银行业同口径的不良贷款率降到了1.2%。“十一五”的辉煌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实行更严格的风险分类和监管,把融资平台、房地产、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因素都加进来,我们估计不良率会略有上升,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2个百分点左右的不良贷款率是比较真实的和合理的。

  目前一般银行还能保持约2个点的利差,这使得即使拨备提高到200%还有利润。2010年,税后利润将超过7000亿元,比2005年大幅提升。

监管“长牙齿”

说真话、不说空话,讲真数、不报假数,动真格、不搞花架子,这三个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到今天,每年“长牙齿”

  财新-《新世纪》:也不乏意见认为,中国银行业有此辉煌的成就,与其说银监会管得好,不如说是碰上了国家付出巨大财务成本推动银行改革,以及遇上了宏观经济上升周期的大好机会?

  刘明康:银监会从2003年秉持着说真话、不说空话,讲真数、不报假数,动真格、不搞花架子的理念,这三个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到今天,每年“长牙齿”,遇到问题就必须说,发生重大风险就必须追究责任。

  我举一个没有人花纳税人也没有花投资人的钱的例子。“十一五”开始的2005年,中国银行业的案件数是上千件,涉案金额在50亿元左右,长期是 这么个水平。到“十一五”结束的今年,银行业案件数已经降到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一;涉案金额在20亿元到30亿元左右,下降一半;每年因涉案处分的人,从过 去上千人,减少到现在的几百人。

  和欧美相比,中国银行业的案件率已达到世界最好水平。亿元案件率、万家网点案件率,我们都好于欧洲水平、亚洲水平,这两个数字仅相当于过去的二十分之一。

  这些数字证明了监管的有效性,建立了中国银行业的新形象,说明中国的银行业监管还是长牙齿的。

  如果发生百万级的案件,我们坚持责任“上追两级”。因为虽然在网点案发,首先上级用人有失察之责;第二,出了案子说明制度不健全,让人有可趁之 机,把票据拿出去克隆,做假的章,借用人家的印鉴。第三,说明内控机制失灵,有了制度没有人查,制度形同虚设,底下的人胆子越来越大,这样的责任追究制 度,有效控制了银行业的案发率。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成立七年来,你认为最有价值的经验何在?

  刘明康:现在监管实践经过这次危机证明是成功的。银行业要健康成长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第一,不能脱离实体经 济,随意地创新发展;第二,银行和资本市场之间必须有隔火墙。银行上市、资本补充、发行债务工具可以要通过资本市场,但是银行的资产负债的期限匹配必须建 立在自己管理的基础上,不能贪图便宜,从资本市场上借短贷长,造成期限和收益上的不匹配。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暴露的淋漓尽致,起亚汽车就是这样倒掉的。 资本市场是过山车,丧失功能以后,就不能再融资,或者再融资的成本公司受不了,但如果投资、放款都是长期的,项目质量再好,不良资产再低,都要倒闭,因为 没有后续的资金,这也是这次危机很多银行倒闭的原因。这是应该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可惜的是金融市场上,无论国内国外金融从业人员的记忆都是短暂 的,狂热追求利润,好了伤疤忘了疼。

  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初,就提出来我们监管的重心就是风险,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第一是必须管住法人,要从总行到分支机构;第二就是管风险,监 管部门不管网点多少、业务发展情况怎么样,这些都是高管层和董事会负责,但是监管部门一定要管住风险;另外,公司本身应该健全内控机制,实现内部纠错的功 能,而不是光靠外部监管;最后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凡是有杠杆率的金融机构,无论是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银行、保险公司,都必须提高透明度,接受投资 人、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级机构的监督。

  财新-《新世纪》:那你认为银监会在监管方面还需要努力的地方何在?最迫切需要提高的是什么?

  刘明康: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第一,要继续扎实推进中国银行业体制机制改革,任重而道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银行业在经营行为与风险管理方式上还具有趋同性,由此产生的风险集中问题,将是监管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第二,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例如,衍生产品柜台交易标准化合同和非标准化合同的清算支付使用不同的结算系统,没有法律法规加以规范; 缺乏明确的存款保险机制与安排,缺乏专门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和破产法庭;缺少高资质的信用评级机构、审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

  第三,监管手段和方式方法仍需改进,监管资源亟待充实。要继续密切跟踪宏观经济波动可能对银行业风险和资本造成的影响,继续探索完善具有前瞻性 的监管方法;要进一步提高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效能,切实推进非现场监管标准化工作,提高现场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还要大力加强并表监管,完善跨 境监管合作。

监管倒逼改革

“监管是底线,做什么事情都要守好底线,底线是为了不要死掉。底线守住了,要跑马拉松就去跑”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的资本监管是否也可以倒逼银行的改革?

  刘明康:本来就是这样。资本充足率是一个动态的管理,风险大,资本充足要求就高,风险小,资本充足达标就可 以。再如我们现在推出来新的监管框架中有一个杠杆率工具,对资本扩张的限制性要求就更高了,不能在市场无限的发债借钱去打新股或者投入某个项目。虽然收益 率很好,但是高负债率是不行的。如果发现银行不审慎、信贷分类不准确,不良贷款计算也不准确,迁徙度(好的贷款向坏的贷款走的趋势——编者注)也比较差, 那杠杆率的要求就还要提高。

  财新-《新世纪》:你如何看待监管、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监管过严会不会以牺牲竞争力为代价?这也是业界所担心的问题。历史上美国银行对自己的监管机构就一直有意见,认为欧洲的监管比较松。

  刘明康:监管是底线,做什么事情都要守好底线,底线是为了不要死掉。

  这次危机发生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监管失察。纽约和伦敦一直在竞争世界第一的金融中心,私募股权基金(PE)是美国的多,对冲基金是伦敦的多,两地都飚着政策,这种竞争使得监管者噤若寒蝉,不敢讲话,害怕一管,就管住了竞争能力。

  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干,监管的成本是要花的,就跟人要做体检一样。监管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因为通过监管有一个健康的机制,发展就会更好。底线守 住了,要跑马拉松就去跑。比如,这两年中国的银行对外兼并收购,总体很成功。工行去南非收购标准银行50%的股份;几家银行都在香港收购了网络,现在都盈 利了。

  现在全世界中国的银行,新加坡、首尔、伦敦、法兰克福,都是盈利的。我们要求这些海外分行和子行要做传统业务,追求盈利与合规,不要标新立异, 跟着中国客户走,服务于留学生、国内企业走出去,“十一五”期间中资海外行没有出现一次事故,境外的监管者对我们很认可,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的主要任务是监管风险,如果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监管发生冲突了怎么办?

  刘明康:我们还是风险为基(RISK BASE),这和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也鼓励银行支持农业、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关贷款增速不低于平均贷款的增速。这是我们13亿人口的特点,民以食为天,粮食不能丢,小企业也不能丢。小企业创造就业最强,民营企业也主要是小企业。除此之外,我们从来不做限制,支持什么不支持什么,从不多讲。

  财新-《新世纪》:今年初信贷突然放量,以后在银监会的强力监管下,每个月都非常精确地按照计划发放,不过到了10月、11月,又出现了信贷超计划发放的势头。今年新增信贷会突破7.5万亿元吗?

  刘明康:银监会一直引领商业银行严格按照既定的宏观信贷目标,科学把握银行业信贷投放节奏。我们要求商业银 行对信贷风险进行更为审慎、严格的管理,同时确保个人和企业的正常贷款需求得到满足,特别是确保在建、续建项目,不能“半拉子”,还有企业正常流动资金、 个人贷款需求及其他日常金融服务不受影响。

“大而不倒”争议

跨境资产的规模仅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问题的一个方面,关联性和复杂性也是重要因素,应各占三分之一的权重

  财新-《新世纪》:“大而不倒”一直是金融监管中的一个难题,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对这个话题有没有更深的认识?

  刘明康:这次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大型金融机构的危机,矫枉必须过正。他们掏空了财政,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对经济的信贷功能,获得注资后,又去买美国国债去了,不放贷款。以后银行将被分两类,一类是系统重要性银行、一类是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对前者尤其要加强监管等等。

  所谓“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是指金融机构的倒闭对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可能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以至于政府不能对相关机构采取破产、关闭等处置措施,而不得不对其进行救助的情形。

  目前,各方形成的一个广泛共识是,“大而不倒”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建立起事前和事后的一整套解决措施。如何监管还有很多争议,如针对大 机构增加资本管制,这是否是最有效的方法。对这一问题,各国政府、社会组织都压着监管当局去加强管理。银监会一直认为对大机构的增加资本约束不一定是最有 效的,认为公司治理、加强监管才是根本解决办法,但银监会赞成对系统性重要机构的逆周期资本要求。

  财新-《新世纪》:以规模来定,中国的五大银行全部都进入了世界最大银行的行列。但你为何会对以规模来定“大而不倒”机构提出异议?

  刘明康:这几个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并要放到国际的平台上监管,由国际组织进行运行稳定性评估、同行评议(peer review)。

  银监会非常赞赏巴塞尔委员会的工作,但认为规模仅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问题的一个方面。Size(规模)并不是最重要的,倒掉的雷曼兄弟并不是 最大的投行,北岩银行在英国也不是大银行,冰岛亦是。我们需要从全球关联度和复杂程度(包括交易复杂程度和结构复杂程度)等方面改进对“大而不能倒”机构 的评估方法,我建议这三个指标各占三分之一的权重,综合考虑,而不是仅仅根据一个简单的规模指标。就是规模,也应该考虑跨境资产的规模,坏在国内是肉烂在 锅里,坏在国外才有溢出效应,影响别人。

   财新-《新世纪》:中国的几大行对中国的金融系统无疑有着系统性重要影响,如何才能对这些“大而不倒”的机构实施有效的监管?

  刘明康:银监会正在研究对“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具体的监管方法。理论上再大也要倒,不能有道德风险,但毕竟大型机构具有关联度,倒闭会给社会的稳定带来很大影响。

  我们对大型银行有一系列措施,应该说还是有效的。

  一是在监管资源上加大对“大而不能倒”银行机构的倾斜,严守风险。在银监会内部,五大行都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监管。二是从今年初起,对大型银行新 增了附加资本的要求,大型银行11.5%,比小型银行高一个百分点。三是加强对大机构的事前约束,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既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也要把 握节奏和力度;坚决防止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结构过分复杂;四是所有新的监管规定首先要在大行上推进,如扩大风险资产的覆盖面等,大行的时间表要先于小银 行,2013年就要达标。小型银行是2016年达标。

  最后,继续执行严格的风险隔离与防火墙制度,“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或银行集团,都不同程度地设立了各类子机构,要完善监管方法,加强并表监管。

监管新挑战

“有了姻亲血亲之后就有了感情,再坏的儿子都是自己的,还要抱着、驮着、背着,那不行!”

  财新-《新世纪》:你提到现在大的银行集团下面各类子机构很多,在目前新的监管框架下,跨业经营的空间会不会越来越窄?如何才能有效监管?

  刘明康:我们允许,但是不鼓励跨业经营。

  现在很多银行底下都有保险、基金、信托、租赁、投行。我们一是用资本监管的办法,即对子公司的投资都必须在资本金中扣除,投多少就按比例扣多 少;二是并表监管,必须把公司的整个风险状况、损益都并进来;三是建立监管的防火墙。虽然银行、信托等都由银监会监管,但内部由不同的部门主管,分管的副 主席都不交叉。

  我们一并规定,银行在每个领域的控股子公司只能有一家,每五年做一次后评价,由主管部门进行评价,如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银监会有权通知这家银行全部出售有关子公司。和人一样,有了姻亲血亲之后就有了感情,再坏的儿子都是自己的,还要抱着、驮着、背着,那不行! 这是要避免重蹈美欧的覆辙:一个伦敦的小子公司拖垮了整个AIG(美国国际集团),美国的一桩收购就让英国最好的银行汇丰(HSBC)亏了几十亿美元。

  财新-《新世纪》:像平安收购了平安银行和深发展银行后,相应的监管怎么办?

  刘明康:平安集团是由保监会负责并表监管。保监会和我们的合作很好,最早签了详细的监管合作备忘录,2010年,针对跨业经营,我们实现了联合检查。现在证监会在查银行系基金时,也允许我们一起进场。

  财新-《新世纪》:不少商业银行还是希望重启资产证券化,借此来减轻资本和规模的矛盾。对此类金融创新,你持什么态度?

  刘明康:资产证券化有一个重大教训,目前还没有克服。资产证券化的目的不是为了让银行腾挪资产,而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把银行的风险分散出去。

  分散风险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要转给能够更好理解风险、消化风险能力最强的人,这样才能达到金融创新的目的,效率更高、价格更低,消费者和 投资人都能获得更好的回报。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这次资产证券化是把资产证券重新打包、组合、拆分、再组合,卖给了风险理解更糟和承受能力更差的老 百姓和金融机构,造成像香港这样的雷曼兄弟迷你债券的风波,一直到现在法律手续都没有走完。

  二是资产证券化必须是透明的,不能让大家看不懂,必须是“洁净”转让,不能有回购,否则就会创造杠杆率,追逐利润,而不是追逐社会的效益,没有附加值。三是不可监管套利。

  在买卖双方都还没有把比赛规则搞清楚之前,中国现阶段不适合搞资产证券化。但是我们允许银行将不良资产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之间也可转让资产,但都有前提条件。

  财新-《新世纪》:银监会在制定什么样的新政策,可以让银行有途径转让资产?

  刘明康:我们和财政部刚刚拟了一个文,银行的不良资产可以继续出售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及社会上合格的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也可以将资产打包卖给另外一家银行,但是必须通知借款人,“洁净”转让,不能有回购条款。

  也就是说,不能搞三个名堂:第一,不能通过卖资产来规避监管对规模的控制。另外一边也做空中飞人,反正要回购,也不入大账,这绝对不允许。现在 我们依法叫停并且处分有关机构,禁止了监管套利的银信合作。第二,贷款可以在银行间转让,但必须征得借款人的同意。所有银行都应培养这样的信贷文化,尊重 借款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第三,在银团贷款转让时,除非银团当中的其他成员放弃优先购买并同意转让的情况下,才可转让给第三方,抵押、担保的合同也要合法 转让。

劉明康 劉明 監管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0381

监管空白 网络“秒杀”背后催生利益链条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2/676195.html

秒杀”购物热近年来在网上兴起。打开许多购物网站的页面,都会有大量“秒杀”广告不断闪烁,以秒为单位的倒计 时器飞速跳跃。为抢到超低价格的商品,成千上万的网民在电脑前不断刷屏……围绕网上“秒杀”的是是非非,各方争议不断。为揭开“秒杀”购物的内幕,“新华 视点”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秒杀”购物吸引眼球

“秒杀”最早出现在网络游戏中,指在短时间内解决对手。网络竞拍中,指网络卖家发布一些超低价格的商品,所有买家在同一时间网上抢购,一般用时只需一两秒。

2010年11月11日,淘宝网推出“光棍节”5折“秒杀”促销:总共吸引2100万买家,单日交易额达到9.36亿元。在淘宝网开立“艾妮女装”网店的刘鹏(化名),当天网店营业额实现了翻倍。

随后,刘鹏又在自己的“艾妮女装”网店上做了一次“秒杀”活动。他提前一周挂出“秒杀”预告,1天内,每条159元的女裤,“秒杀”价格为98元。当天该款女裤卖出近300条,这是刘鹏单日售出商品量的几倍。自此,“艾妮女装”网店经常闪烁着“秒杀”二字。

重庆涪陵区烟草公司的刘颖(化名)是一位资深“秒客”,她每个月平均参加20次左右的“秒杀”活动。1月3日上午8点,她参加了淘宝网诺凡电器专营 店组织的隔水电炖盅的“秒杀”活动。这次活动时间为24小时,电炖盅的价格由128元降为76.9元。活动结束后,电炖盅的销售量达1000余部。

刘鹏揭秘说,现在网站推广通常按照点击次数来计费。一般情况下,一次点击的价格在0.2元以上,高的达十几元。尽管每次开展“秒杀”活动需向网站支付2000元,但“秒杀”活动可为网店节省大笔推广费。而在短时间内聚集如此之高的浏览量,花钱难买。

刘鹏坦言,“秒杀”购物刚出现时,很多商家确实让利给顾客,但现在越来越“走样”。当下很多商家先抬高价格,再搞“秒杀”活动;或者宣称“秒杀”活动,却安排店员暗中操纵,让“秒杀”无法进行。

“职业秒客”大量现身

刘颖经常参与“秒杀”购物。她的“秒杀”要领为:用网速为4M的电脑,可以保证在1秒钟时间内刷屏;提前5分钟坐在电脑前,保证第一时间投入“秒杀”。

但她近来发现,普通消费者常常被“算计”。2010年12月20日,她参与一次颈椎护枕的“1元秒杀”活动,明明看到库存有200件商品,可1秒钟不到活动就结束了。原来,很多网友无功而返,只被骗走网络流量,是因为背后“另有黑手”。

知情人赵影(化名)透露,“秒杀器”和“职业秒客”的出现,使普通网友参与“秒杀”显得很可笑。“秒杀器”的原理是在“秒杀”活动开始前就不断进行数据提交,并自动判读提交数据是否有效,若无效可以瞬间再次提交,其速度以毫秒计算,一般比网友人工操作快上百倍。

“秒杀器”的出现,使得“秒杀”购物不再公平,并由此催生了大量网上“职业秒客”,提供收费“代秒”(帮别人“秒杀”)服务。

近日,记者在淘宝网站以“代秒”为关键词搜索,共出现上千个提供“代秒”服务的词条。在名为“syy29947049”的“职业秒客”店铺里,记者看到收费标准为每件10元至30元不等。

记者查看名为“anna33211”的“职业秒客”交易记录,发现1月11日至13日三天内,其就为客户成功“代秒”到104件商品。

调查还发现,一些网店幕后操作,让网友无法“秒杀”,涉嫌骗取网络“流量”。

2010年12月10日,网友“蔺先生”投诉国内某大型电器商城组织的“秒杀”活动,称网页显示“秒杀”成功的用户中有该电器商城的员工,但广大网 民反映未能进入“秒杀”页面,进入后却显示活动结束。“蔺先生”怀疑该电器商城发布虚假广告,诱导用户访问网站及注册,骗取流量。

其实,“蔺先生”所揭示的仅仅是幕后操作的一个手法。网络商家为了提高浏览量,事先发布“秒杀”预告吸引眼球,“秒杀”开始时设置网络故障,进行“宝贝已转移”“系统更新中”“稍后再试”之类的提示。当系统正常运行后,“秒杀”活动也宣告结束。

“秒杀”经营监管“空白”

因为“秒杀”购物问题丛生,刘颖等网友表示,目前对“秒杀”的热情正迅速消减。刘鹏等网店经营者也表示,一旦“秒杀”失去了公平性,完全沦为赚钱工具和骗取流量的手段,问题就来了。

记者就“秒杀”监控问题采访淘宝网。一位负责“秒杀”活动的胡姓工作人员介绍,“秒杀”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淘宝网官方组织的“秒杀”活动,此时淘宝网会排除“秒杀器”。另一种是网店自己组织的“秒杀”活动,这完全是商家自身的市场行为,淘宝网无法进行任何监督。

重庆市消协投诉部主任喻军告诉记者,网络购物审查困难,当网店声称某商品价格比实体店或其他网店低时,网友极易受骗。

喻军说,“秒杀”营销刚兴起不久,目前对其监管基本是空白。在“秒杀”活动中,使用“秒杀器”本身就是一种侵权行为,它侵犯的是顾客的公平交易权。 但目前对“秒杀器”的使用主体认定、证据收集工作非常困难,这也增大了监管的难度。希望网友对于商家的“秒杀”活动保持警惕,以免受骗。

有关专家提醒,“秒杀”作为一种新型营销模式,缺乏信息透明机制,如果长期缺失第三方的有效监管,将对整个电子商务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有关方面应引起重视。

監管 空白 網絡 秒殺 背後 催生 利益 鏈條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2380

神州租車關閉代駕業務 凸現監管尷尬現狀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10318/2234209.shtml

經歷了2010風投之年蓬勃造勢的汽車租賃行業,今年卻遭遇了一次次嚴峻考驗。
繼牌照門檻提高之後,央視「3·15」晚會上,「代駕」業務被指為「灰色經營」,卻又「利潤頗高」的「非法業務」,這對目前平均毛利率在10%徘徊的汽車租賃業又是一記重拳。
昨日(3月17日),國內最大汽車租賃企業神州租車(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神州租車)在北京舉行媒體溝通會,宣佈從即日起全面停止旗下的代駕業務。
而遭遇315直接曝光的上海一嗨租車並未公開回應。《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昨日致電一嗨租車北京、上海兩地服務熱線,工作人員告知,北京的代駕業務3月初已全面停止,但上海及其他地區的代駕業務截至昨日依然可以正常預訂。
業內資深人士對記者表示,由於市場需求客觀存在,汽車租賃企業短期內還很難大規模停止代駕租車業務。
合情不合法?
「『代駕租車』一定『合情不合法』嗎?這是標準答案嗎?」昨日,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一嗨租車總裁章瑞平反問道。
「代駕」是指在汽車租賃過程中,同時提供駕駛員的有償服務。目前,國內很多汽車租賃企業都在經營該業務。而從法律上,自駕租車被認為是一種財產租賃,從行業屬性上劃入汽車租賃業範疇;而代駕租車則被認為是一種客運經營,本質上應歸屬出租汽車業。
在神州租車的法律顧問國浩律師集團(北京)事務所馬東曉律師提供的文字資料中,記者看到,目前為止,有包括北京、上海、重慶、山西、浙江、湖南、吉林、 廈門、西安、蘇州、瀋陽、大連、成都13個省市的《道路運輸管理條例》作出了明確規定:「汽車租賃經營者不得以提供駕駛服務等方式從事或變相從事道路運輸 經營活動。」此外,馬東曉表示,其他省市也有類似規定。
中國道路運輸協會高級工程師、北京市運輸管理局專家委員會委員張一兵對《每日經濟新 聞》記者指出,在我國,帶司機汽車租賃處於非常尷尬的地位,在國家標準《國民經濟分類》中,租賃業不包括帶操作人員的租賃,在道路運輸業中也不包括帶司機 汽車租賃;帶司機租賃實際上是一個沒有行業歸屬的新興行業。
代駕利潤較自駕租車更高
「自駕租車24小時只能租用一次,代駕一般以8~9小時為時限一單,每天可做3~4單,因此,自駕一天的收入與代駕相差3~4倍。」神州租車執行副總裁姚軍紅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代駕業務利潤空間較高,是因為代駕對車的利用率更高。
事實上,從盈利模式上看,代駕租車與客運相同,主要通過提供服務獲得利潤,收取承租人的費用包括利潤、車輛折舊、運營費用和車輛使用過程中發生的費用。
據姚軍紅介紹,神州租車的代駕客戶主要是要求個性、高端的小眾群體,以機場接送服務、禮儀用車等短期包車服務為主,且以外資企業居多。據央視報導,一嗨租車汽車代駕業務目前已佔到公司業務量一半以上。
姚軍紅認為,代駕的需求未來應該呈遞減趨勢,「在美國500萬輛汽車租賃規模中有95%以上的業務都是自駕」。
對於捨棄代駕業務將帶來的利潤損失,姚軍紅表示,神州租車現有的13000輛車隊規模,加上剛剛宣佈斥資30億元再購2.5萬輛的車隊將全部用於自駕業務,「同時,我們在長租業務上也剛剛起步,還有很多空間可以拓展。」姚軍紅說。
代駕租車中外監管有別
目前國內外的帶司機汽車租賃多為汽車租賃服務的輔助業務,一般沒有專門從事這一業務的企業。目前認定的代駕非法風險,主要在於監管層面:只要在網上輸入姓名和電話,無需簽訂任何合同就可下訂單申辦代駕。這其中存在許多隱患,易引發法律糾紛。
張一兵告訴記者,由於帶司機汽車租賃屬於道路運輸行業,又具有租賃特性,因此多數國家對帶司機汽車租賃的管理有別於汽車租賃服務,傾向於客運行業的監管模式。
「比如倫敦、紐約規定承租人必須經過獲得批准的經營商的預約,才能租用帶司機的車輛,而且紐約規定帶司機車輛的載客不得超過20人,承租方不得在街旁搭乘帶司機的租賃車。」張一兵舉例。
「國內現狀是,各級道路運輸管理部門明確禁止帶司機汽車租賃,但又不承認其為包車客運業務,拒絕按照包車客運程序接受汽車租賃服務企業的客運經營申請, 或者經營申請審批的手續繁瑣,根本無法適應帶司機汽車租賃的需要。因此,帶司機汽車租賃一直處於非法經營狀況,屢屢與現行行業監管模式發生衝突。」張一兵 說,「如同Q幣等虛擬貨幣、網上支付等存在多年以後,有關部門才出台相關規定一樣,這種行業管理滯後於行業發展的狀況是可以理解。」
據記者瞭解,部分地區已經開始調整帶司機汽車租賃的管理政策。比如,2008年1月深圳市交通局宣佈接受汽車租賃企業開展包車客運經營的申請,但僅限於深圳市內的大客車包車業務。

神州 租車 關閉 代駕 業務 凸現 監管 尷尬 現狀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3292

香港證券市場監管制度不進反退 精工窮人

http://hk.myblog.yahoo.com/Seiko-Investor/article?mid=915

早日的高盛既烏輪事件,香港股壇又發生一件疑似監管不足的事件。有關詳情請看下面的引文。

同店銷售增長數字可以用來推測公司來年的盈利及營運狀況,足以影響公司的估值,因而絕對是股價敏感資料。

上市公司竟可選擇性地通知個別分析員而非向市場作出公告,這樣的安排已經非常有問題。不但對小股民不公,亦有私相授受之嫌。

更可笑的是身份專業人士的大行分析員,竟無視資料的敏感性,將這內幕消息事先發給客戶,讓客戶快人一步作出買賣,更是罪大惡極。

讀CFA的時候,其中一部份叫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 Conduct",裡面有若干的專業守則要求所有CFA holders / candidates嚴格遵受。其中一條有關於股價敏感資料,為"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下面為原文引述:

STANDARD II A -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Members and candidates who possess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that could affect the value of investment must not act or cause others to act on the informaiton.

這項守則要求正在處理能對股票價格有影響的重大未公開訊息的CFA會員或考生不可事先基於該訊息而作買賣或令其他人作買賣。

我想信大行不少分析員都是CFA的會員或考生。如果事情屬實,則他們是次行為明顯違反了其專業操守!!

而證監會及交易所竟可無視這些影響股票市場公平性及小股民利益的問題,不禁讓人質疑其監管能力及威信!!

或者,在眾多公告中這只是其一選擇性披露例子,市場上仍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內幕交易及未被公開的股價敏感資料在私下傳播。然而,以股票市場的公平及公開性為考慮,我們對此等行為應該是零容認,一次都不能放過!!

至少,有關當局亦應該定立更清晰的公告發表指引及規則予上市公司。亦給予券商於處理非公開的股價敏感資料更明確及嚴格的指引及守則。

香港 證券 市場 監管 制度 不進 進反 反退 精工 窮人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4094

钟日昕:“全民监管”的力量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06-07/110739285.html

钟日昕/文

  在一些中国公司频报财务丑闻之后,有国内投资者对美国资本市场发出疑问:这些公司要是放在国内,根本就过不了发审委这一关。

  这个对比很有意思,点出了中美两国证券市场在制度设计上不同的思路。

  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前紧后松,企业想上市,必须由证监会审批,从股票发行规模到股票定价,证监会均亲自过问,在发审委门外排队的企业成百上千,但最终通过审核的十不及一。

  但企业一旦挤过审批的独木桥,上市之后的日子却相当好过。像创业板开通已经一年半,200多家企业上市,但迄今无一退市。这并非因为上市企业都是优等生,而是创业板的退市制度尚未推出。主板虽有退市制度,但乌鸦变凤凰的壳重组游戏盛行,摘牌退市者寥寥。

  美国市场则风光迥异,资料显示,纽交所每年退市率为6%,纳斯达克每年的退市率达8%。2003年至2007年,纳斯达克有1238家公司上市,却有1284家公司退市。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前松后紧,进去容易,出来也容易,当然出来的基本上都不是自愿的。

  美国建立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的主板适用于精英公司和大型公司,中小板留给成长型公司、纳斯达克的预备板(OTCBB)为那些实力更弱的成长型企业准备,粉单市场(PINK SHEET)则留给寄望咸鱼翻身的垃圾股。

  就主板而言,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的门槛甚至比A股更高,但OTCBB几乎没有门槛,对企业没有任何规模或赢利上的要求,只要向美国证交委(SEC)提交相关文件,有三名以上做市商,就可以向纳斯达克申请挂牌。

  如此宽松的条件,难免鱼龙混杂,但纳斯达克有句话:任何公司都能上市,但时间会让谎言现形(Any company can be listed, but time will tell the tale)。

  这正是曾经发生在美国公司和其他国家公司身上,如今正发生在中国公司身上的故事。2007年以来,在投行、律所、会计所的鼓动配合下,中国中小 型公司到OTCBB买壳上市蔚然成风,四年间共有约160家中国公司涌入纳斯达克。但至今年5月底,这些公司中已有近20家被停牌或摘牌。

  这其中的过程,充分显示了全民监管的特色:只要上市公司有问题,包括对冲基金和个人投资者在内的做空者、媒体、担任外部审计的会计所、律师所, 都会扑上来找碴,一旦上市公司的应对不具说服力,交易所就会将其停牌或摘牌(须报SEC备案),而SEC的调查往往接踵而至,上市公司及相关中介的责任人 则将面对民事乃至刑事惩罚。

  这一联动链条的发端通常是做空者,他们首先会寻找问题公司,然后建立空头,接着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被他们做空的公司的问题,这些消息往往会导致股价暴跌,做空者则从中获利。

  媒体的监督历史悠久,这一权利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捍卫。本轮针对中国概念股的信任危机,就是去年8月由财经媒体《巴伦周刊》引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的作用曾取决于其职业道德,但在安然事件后成了法律义务,假如担任上市公司外部审计的会计所知情不报或协助造假,责任人将被处以最高20年的监禁。

  律师事务所和问题上市公司的关系犹如秃鹫与腐尸。在美国,有一批专门承接集体诉讼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当问题上市公司股价下跌时,这些律所就开始召集投资者起诉上市公司并索赔,而这些诉状往往加剧被诉公司股价跌势。

  在美国,交易所是一个赢利机构,纽交所和纳斯达克自身也都是上市公司,它们当然有延揽更多会员的动机,但交易所一旦发现上市公司不再满足上市条件,就会将其停牌或摘牌。

  SEC不做事前审批,其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主要体现为强制性信息披露,如果上市公司无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SEC可要求交易所将其停牌或摘牌。浏 览SEC的网站,很难不对其信息披露的详尽及时表示满意。2001年安然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国会赋予SEC更多执法权,它不仅可对上市公 司,也可对交易所展开调查,并发起诉讼程序。

  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媒体、会计所、律所、交易所、SEC,美国的证券监管可谓官民协作、全民监管。事实证明,这套办法的确有效,很好地保证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公平和效率。■

  作者为i美股网研究员


鐘日 日昕 全民 監管 力量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5711

邱騰華零監管大陸海關扣押數碼港運泥船

2011-6-16  NM




香港至今最大的防洪工程還未完 工,已成為中港笑柄。本刊收到消息,上月底有八艘由香港出發的運沙船,被廣州海關扣押,指船隻偷運毒泥入境傾倒。本刊調查後,發現這批毒泥,全來自這個在 數碼港進行得如火如荼的雨水排放工程。這個耗資卅億元的大工程,因為承建商欲慳成本,於是偷偷運往不合資格地點傾倒。最令人髮指是環境局長邱騰華縱使一早 收到舉報,仍不作仔細調查,任由毒泥兩年來非法傾倒。

耗資卅億元的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工程,正日以繼夜在港島數碼港地盤趕工,然而工人近日議論紛紛的,是工程可能因官非而無法收科。一名地盤員工上週向本刊記 者透露:「五月底有批運沙船在內地被扣留,搞到突然間無船運走啲泥,堆積喺地盤度,大家都停晒手唔使做。本來係三艘大船,依家得番一艘,運載量無之前咁 多。你問我啲船點解被扣留,我都唔知!」這個渠務署歷來最大型的防洪工程,○七年展開,主體興建一條全長十一公里、由大坑延至數碼港的六米直徑雨水道,然 後連接卅四個入水口,預計明年完工後,可收集港島三成雨水,集中排至數碼港出口。由於工程龐大,鑽挖出來的廢料估計有二百五十萬噸,足夠在維多利亞公園鋪 上五米高的泥層。目前這批泥沙集中在數碼港卸落運沙船,再送到別處傾倒。

毒泥運費比較

廣州海關網頁上月底披露,扣查了來自香港的躉船,上面運載二千六百噸建築廢料。

海關扣八船

但這樣的重量級工程,兩年來卻一直非法傾倒泥頭。廣州海關於上月二十三日在廣州南沙查獲一批走私建築廢料,當中包括渣土、棄料、淤泥等建築廢料約二千六百 噸。經調查後,發現這批廢料來自香港,中間人收到泥頭後,再轉賣給當地工程判頭作堆填。大陸海關上月在番禺及南沙,分別扣查了六艘及兩艘運沙船。本報記者 於是月初到南沙蘆灣村對出的海邊,找到被扣查的兩艘運沙船,船名分別是「粵廣州貨0508」及「番運機168」。「粵」停靠在近岸位置,船上仍有小量泥 石,泥石早前已卸在岸邊。「番」則在岸邊以外約二百米的海上停泊,船上還堆滿一個個小山丘泥石。一名在蘆灣村泥石場工作的工人,負責將船上卸下的泥石剷成 山丘;這幾天他無工開,就是因為由香港來的運沙船已整個星期沒來。「停晒啦,無做運香港嗰啲泥,惟有等運其他地方海沙囉。」他解釋內地對泥石需求甚殷: 「呢度好多香港的船運廢料過嚟,依家南沙、中山好多開發區呀,地盤呀,都會用呢啲廢料嚟平整土地,或者用嚟填海。香港啲船運過嚟都好幾年啦!」爆料人士續 稱,數碼港運來的泥頭,最終運到中山火炬開發區臨海工業園。記者到該處視察,佔地四十平方公里,即相當於整個九龍半島大的臨海工業園,一車車泥頭正在運送 到地盤,用作平整土地。

唯一合法地點台山

原來香港的三個堆填區將於二○一四年陸續爆滿,根本沒空位容納大量建築泥頭、廢料,加上數碼港工程於鑽挖加入膨脹劑,掘出來的泥頭含大量化學物,不適宜填 海,更遑論近年本港填海工程早已買少見少。不能填海,堆填區容不下,數碼港的二百五十萬噸毒泥唯一出路,是按○五年中港簽署的《香港廢棄物跨區傾倒管理實 施方案》,只可送到台山廣海灣傾倒,香港由○六年至去年,已累積運送了約三千萬噸建築廢料到台山。然而台山路遠,運費連行政費每噸泥要收至少四十元,於是 不法承建商,就想盡方法傾倒泥頭。業內人士告訴本刊,小量傾倒,可在郊野公園或偏僻山邊搞妥,大量的,有工程判頭就試過找平底躉船偷偷載泥頭到中、港水域 交界,如桂山島一帶,打開船底,不消一分鐘,泥頭入海,無影無踪。可是近年兩地政府管得緊,有承辦商悄悄聯絡南沙、中山等近香港的地盤,私運毒泥到那裡傾 倒。業內人士又指,運往南沙的毒泥每噸運費約要十八元,比去台山便宜廿二元,若以數碼港毒泥總量二百五十萬噸計算,共省五千五百萬元,佔整個工程造價近百 分之二。「泥石出口有嚴格管制,唔可以隨便運出境,根據香港及內地協議應該要運去台山,但台山遠,運到中山南沙一帶,可以慳番好多運輸成本。」一名不願公 開名字的工程顧問表示。

點會拉人?

有人兩年前向政府舉報,數碼港工程承辦商寶嘉——西松聯營將毒泥偷運到南沙、中山傾倒。爆料人李先生對本刊說,負責監督工程是渠務署,渠務署接報後大為震 驚,馬上煞停運泥躉船,要承辦商一週內交代。由於法例列明建築廢料由環保署監管,環保署就接手調查,怎料一週後的調查結果卻嚇了一跳。「環保署官員居然話 運泥船有內地批文,佢哋又已向內地部門調查過,證實批文真實,所以毒泥係合法運去南沙、中山。」李先生說:「如果批文合法,依家又點會俾海關拉人、封 艇?」不僅香港政府查核馬虎,地盤承辦商僱用的環境顧問公司一樣離奇地向毒泥「開綠燈」。根據香港法例,地盤承辦商要聘請環境顧問公司,監督工程環保工 作,並須向政府及公眾公布有關地盤的《每月環境審核報告》。數碼港工程的環保顧問是環保界老行尊漢臻顧問有限公司,記者翻查漢臻去年十一月公開的《環境審 核報告》,發現裡面講明地盤泥頭是運往中山,而不是《香港廢棄物跨區傾倒管理實施方案》的唯一傾倒地台山;這一點連環保界老行尊漢臻也搞錯,實在匪夷所 思。記者向工程承辦商寶嘉——西松聯營和環保顧問漢臻,查詢數碼港運沙船被內地海關扣押一事,他們一概不願置評。至於環保署更卸膊,一句不答,只交由渠務 署作答。本刊把廣州海關拉人封船的照片和報導交給政府看,要求解釋,渠務署仍不承認,只說每艘船均有蓋印簽收的記錄,如碎石是運離香港,承建商亦呈交「出 口報關表」副本以作參考;但當記者要求處方提供報關表等批文,處方則拒絕回應。

老行尊前高官

漢臻顧問有限公司由陳漢輝及蔡惠芬創辦,二人現時為公司主要股東。漢臻曾為多個大型工程擔當顧問,包括港澳碼頭直升機坪的噪音評估、沙田新市鎮道路的環評 等。負責簽署《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工程》的環境審核報告的人士正是蔡惠芬。陳漢輝在業內的來頭不小,他在八二至八七年任職環保署,後來離開政府搞私人公 司。他亦是香港能源學會榮譽顧問,及曾任工程師學會環境界別代表。


邱騰 騰華 華零 監管 大陸 海關 扣押 數碼港 數碼 運泥船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5776

中環在線:金融圈呂志華筆伐監管機構

 

2011-7-25  AD
 
 
 

 

一年一度書展,財圈中人呂志華今屆亦出書應市。佢同華華講,連埋今次,唔經唔覺原來寫咗超過20本書。由過往寫富豪列傳,到家陣教人睇技術分析、認識投資工具都有。至於今次本大作──《香港無得救》,題材諷刺時弊。佢以早年窩輪造市案判刑為例,認為當局只顧保障投資者,但判例反映未能保障市民投資自由。

留意電子書市場商機

佢話o依家搞出版比以前難,如果搵唔到贊助,根本同「蝕本」僅一步之遙。佢期望今次書展,可以殺出重圍。就算搞出版隨時無啖好食,佢仍然密切留意電子書市場同財經工具書行情,睇吓有冇商機。

 

中環 在線 金融 圈呂 呂誌 誌華 華筆 筆伐 監管 機構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6616

發改委企業債監管補漏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85582&time=2011-07-30&cl=115&page=all

發改委亡羊補牢,對企業債存續期的信息披露、資產重組程序、資金用途監管、動態監管企業償債能力等做出規定
財新《新世紀》 記者 張宇哲

 

  云南最大的平台公司云南省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云投集團)無視債券持有人利益,醞釀資產重組的事件(下稱云投事件),成為機構集體拋售城 投債、觸發債市危機的拐點。「云投是一個標誌性事件。」一位市場人士認為。(參見本刊2011年第28期「云投事件衝擊債市」)

云投事件成為觸發債市危機的拐點。圖為2009年9月11日,云南小灣水電站的「Z」字型公路。龍宇丹/東方IC


  7月25日下午,云投集團在銀行間市場發佈公告稱,「根據云南省人民政府2011年第56次常務會議,決定組建云南省能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這一方案涉及部分資產劃轉,直接有損云投集團發行的五隻企業債的主體信用評級。前述云南省政府的會議早在今年5月召開,披露已是近三個月之後。這凸顯了企 業債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的弊病。

  云投遲來的公告是在云投事件被曝光後,發改委個案督促的結果。7月21日,國家發改委向地方發改委下發文件——《關於進一步加強企業債券存續期 監管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下稱《通知》),希望以此次的云投事件為契機,規範發行人資產重組程序、完善信息披露、強化市場約束機制等。

  發改委相關人士向財新《新世紀》指出,過去債權人大會的確執行得不好,「現在資產重組的多了,就應該按照市場程序召開債權人大會」。此前,企業 債的信息披露或召開債權人持有大會都是在「皆大歡喜」時發生,如資產增加或集團公司改制變更為股份公司,發行人和地方政府對於資產減少時也需履行信息披露 程序缺乏意識。

  多位債券市場資深人士表示,云投集團的最新公告太簡單,不涉及具體的重組方案,投資者還不太清楚自己的利益是否能得到保護,市場的創傷需要制度性建設才能彌補。

  儘管發改委此次《通知》缺少具體細則,但仍被業內視為是企業債監管制度的歷史性轉折。「有了這個,投資人權益在制度保障方面會好很多。」 一位券商資產管理部人士如是稱。

  過去五年債市蓬勃發展,公司信用類債券市場開始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來自央行的數據顯示,2010年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量突破150萬億元,已是過去五年的12倍,2010年末公司信用類債券的餘額(包括非政策性金融機構債券)達4.3萬億元,佔GDP比重上升到10.9%。其中城投債的發行自2009年進入連續兩年的井噴期,發行數量不斷增加,而整體信用狀況卻在不斷下降。城投企業自去年以來資產注水、核心資產轉移、發債主體隨意組合的負面事件時有發生,加劇了機構對信用風險的擔憂,風險溢價隨之不斷抬升。

監管補缺

  發改委的《通知》從六個方面完善企業債存續期的監管,包括強化發行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券市場責任意識、規範企業資產重組程序、完善信息披露、加強債券資金用途監管、實施企業償債能力動態監控和強化市場約束機制。

  「每個環節都很重要。」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評級部副總經理郭承來表示。

  對於與投資人權益最為密切的債券存續期內的資產重組事項,《通知》要求政府部門或主要股東在做出重組決策前應履行必要的程序:一是重組方案必須 經企業債券持有人會議同意;二是應就重組對企業償債能力的影響進行專項評級,評級結果應不低於原來評級;三是應及時進行信息披露;四是重組方案應報送國家 發改委備案。

  《通知》強調「堅決杜絕平調企業資產資金或干預企業決策,影響企業未來償債能力的行政行為」。對於發行債券的投融資平台,要按照國務院有關文件要求提高企業資產質量,通過做實做強,成為具有自我發展能力的市場主體。

  對於發行人來說,信息披露是使公眾知悉其狀況的主要渠道,也是投資者做出投資決策的主要依據。《通知》要求除定期披露信息之外,在債券存續期 內,發行人經營方針和經營範圍發生重大變化,生產經營外部條件發生重大變化,未能清償到期債務,淨資產損失超過l0%以上,作出減資、合併、分立、解散及 申請破產決定,涉及重大訴訟、仲裁事項或受到重大行政處罰,申請發行新的債券等重大事項,均應及時披露相關信息。如發行人擬變更債券募集說明書約定條款, 擬變更債券受託管理人,擔保人或擔保物發生重大變化,作出減資、合併、分立、解散及申請破產決定等對債券持有人權益有重大影響的事項,應當召開債券持有人 會議並取得債券持有人法定多數同意方可生效,並及時公告。

  隨著近年債市的爆炸性增長,對於債券項目的後續管理,包括項目質量的可持續、資金運用的變化等後續信息披露已成為投資者最為頭疼的大問題,尤其 是平台公司核心資產的隨意騰挪。「以往監管部門主要是審核發行人准入條件,發行人還本付息時才有信息披露的公告,城投企業近年來資產注水、核心資產轉移等 信用事件時有發生,投資人不得不開始關注項目進度、資金用度。」一位市場人士無奈表示。

  為了加強債券資金用途監管,《通知》明確表示,債券資金託管銀行、債權代理人必須履行監督債券資金流向的責任,各級發展改革部門應加強對募集資 金投資項目建設進度的監督檢查;需改變募集資金用途的,應經債券持有人會議法定多數通過,投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並經省級發展改革部門同意後方可實施,並 及時進行信息披露,報國家發改委備案。地方發改委應對本地區發債企業的募集資金使用情況進行定期檢查,將有關情況上報國家發改委。

  《通知》加強了主承銷商在債券存續期應承擔的責任,意圖強化市場約束機制。比如,主承銷商應該建立承銷債券的信息檔案,並在企業財務報表發佈同 時,發佈該企業履約情況及償債能力年度分析報告;凡因機構變動、人員流動等因素,致使債券工作出現缺失的,將追究相關主承銷商及相關中介機構的責任。

有待細化

  發改委的《通知》填補了此前企業債信息披露和監督機制的諸多空白,受到市場的初步認可。但業內人士仍有一連串疑問,比如何為「生產經營外部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對於「未能清償到期債務」應如何界定?在哪個階段何時觸發債權持有人大會、並應強制性召開債權持有人大會?

  一位業內人士援引云投事件的例子稱,「云投集團在今年5月當地政府明確重組事項時就應公告,但直到近三個月之後,在媒體曝光之後,才公佈這一重 要信息」。雖然《通知》重申應嚴格按照《公司法》《證券法》等有關規定和債券交易場所有關要求,發行人切實履行其信息披露義務。但前述法規均未對企業債的 信息披露有明確的細化規則。

  多位業內人士認為,與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下稱交易商協會)的一系列制度相比,《通知》仍缺少明確指引,不夠細化。

  交易商協會自成立以來已先後頒佈了《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信息披露規則》等一系列相關規則制度,「未來交易商協會還將深入信息披露制度建設工 作,使信息披露滿足經濟活動的連續性,確保信息披露的真實、準確、完整和及時。同時,結合債券市場的現狀和特點,增強法規的可執行性」。銀行間市場交易商 協會相關負責人對此表示。

  在懲罰約束機制方面,《通知》賦予了地方發改委更多監管責任,要求省級發展改革部門要對企業債券發行人的重組過程進行監管,督促發行人按照合規 的程序進行資產重組並履行相關義務;地方發展改革委還應建立企業債券償債動態監督機制,在當地債券發行人償還本息前六個月與發行人進行溝通,督促發行人做 好償還本息準備;各級發展改革部門要加強對本地區發債企業信息披露情況的監督檢查,並定期將有關情況上報,對於未履行信息披露義務的企業,要限期改正,未 按期改正的將暫停受理其新的發債申請。

  在處罰手段方面,《通知》表示,對債券發行人資產重組中未按有關規定履行程序,損害債券持有人權益的行為,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予以處罰。「具體 是如何處罰?應如何強制執行?」此次云投事件曝光後,發改委目前已暫停云南地區的企業債審批。不過,在業內人士看來,發改委處罰手段仍很有限。因為企業債 的期限多為三年以上,一次准入審批發行後,已滿足發行人數年之內的需求,已不可能在企業債市場融資。目前交易商協會對發行人信息披露不規範的處罰措施已向 證監會對股票市場的監管看齊,後者的懲罰措施亦包括發行人申請資料退回、監管談話、停止保薦人資格、掛網公開曝光等。

  對於地方發改委和主承銷商今後將承擔更多的監督責任,市場人士則認為,地方發改委和主承銷商均屬於發行人的利益相關方,且地方發改委隸屬於地方政府,不僅和發行人的利益相關性更強,和地方政府的談判能力也有限。

評級之惑

  《通知》也帶有明顯的行政色彩。比如,《通知》要求,應就重組對企業償債能力的影響進行專項評級,評級結果應不低於原來評級。「這會讓評級公司很被動,有些項目明顯不合乎要求,即便這家評級公司不給,也會有其他評級公司給。」多位評級公司人士表示。

  此前,在城投債自2009年連續兩年進入井噴期後,由於擔心其發行數量不斷增加,但整體信用狀況卻在不斷下降,會給市場帶來不穩定風險,發改委曾與2009年下半年窗口指導,要求發債主體信用評級不低於AA-、債項評級不低於AA+。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已發行的城投債不乏出現評級被高估的現象,發改委的這一「行政指導」儘管初衷是為了維護市場穩定,但客觀上也對評級行業已經 存在的惡性競爭現象推波助瀾。評級機構出於維繫市場份額、維護與地方行政部門關係等方面的考慮,可能放大信用評級中政府擔保的作用,出具「不夠客觀」的評 級結果。

  比如,今年5月初,來自云南電力網站的消息顯示,云南省國資委主任徐盛鵬到云南電力投資公司視察時要求,云電投要按期完成組建云南省能源投資集團的工作。

  此後,中誠信國際於6月29日曾發佈了對云投集團的跟蹤評級報告,該報告表示,將關注云南能源投資集團的組建方案及對云投集團信用狀況的影響。 但在同一天,大公國際資信評估公司卻發佈了云投集團2008年度企業債券跟蹤評級報告,將其主體信用評級由AA級上調至AA+。

  一位業內人士表示,一些評級公司為了爭奪客戶或者維護客戶而出具並不謹慎的評級報告,這並不少見。目前的城投債已經以AA+級及以下為主,以無擔保債券為主,以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地級市為主要的發債主體。

  「監管部門不應對評級有行政要求,應允許評級機構客觀判斷,讓投資人獨立判斷投資決策,監管部門的職責是完善監督約束制度和強化執行力,最終應由市場規則發揮作用。」多位市場人士強調。

發改 改委 企業債 企業 監管 補漏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6704

VIE監管成恐慌放大鏡 中概股遭新一輪空襲

http://www.21cbh.com/HTML/2011-9-30/yMNDA3XzM2OTUyMg.html

如果你鍾情投資海外市場的中國公司,最近顯然應該避避風頭。地球的一邊,多數A股股民已淪為「難民」,每天麻木地盯著大盤磨底。另一邊,中國概念股正被全球市場和VIE問題折磨得死去活來。

北京時間週四(29日)夜間,中概股意外遭新一輪空襲,17只個股跌幅超過4%。分析人士對記者指出,VIE將廢傳聞或成此次中概股再度被做空的契機。而在幾個月前,因為「財務造假風波」,中概股已經上演過一波慘烈的暴跌。

太陽能、TMT板塊領跌

很多人都在抱怨A股近期暴跌,令國慶節都過不踏實。以投資者小陳為例,他在9月16日買入蘇寧環球(000718,SZ),本來想賭重組,不幸因大盤創新低導致個股至今累計跌幅19%。由於賬面浮虧超過6000元,小陳感嘆又損失了一台iPhone4。

然而,與在美上市的部分中國概念股相比,小陳已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拿新浪為例,其從9月15日開始,已從110美元徑直掉至81.1美元,跌幅26%。同期,百度更從每股145美元砸至121美元,跌幅高達17%。搜狐則從73跌至53,跌幅27%。

這些中國概念股怎麼了?這不禁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美國上市公司是否也那麼慘?觀察近期「重災區」美國銀行股,從9月15日至29日,花旗不過跌了14%,高盛跌幅則不到10%。

中 國概念股連美國銀行股都能跑輸,這就不難想像星期三極其黑色的一幕。當天,道瓊斯工業指數大跌1.6%。i美股中概30指數收跌6%。其中,i美股中概太 陽能指數跌6%,成份股中僅韓華新能源上漲,其餘成份股跌幅均在2%以上;i美股中概TMT指數跌近6%,搜狐雪崩11%領跌。其餘12只成份股跌幅超 3%;i美股中概教育指數跌4%,i美股中概醫藥指數則下跌3.2%。

據統計,週三,7只中國概念股創52周新低,合計17只股票跌幅超5%。其中11只跌幅在7%以上。在創52周新低的個股中,包括搜狐、學大教育、文思信息、斯凱網絡、僑興環球、金融界和第九城市。

罪魁禍首:VIE收緊可能

事實上,我們並不想再談論中概股雪崩是因為歐債危機或者全球經濟放緩。因為這些話題讀者已聽得夠多。這裡有一個更現實的話題,VIE監管。

什 麼是VIE?其全稱是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Entities)。舉個例子,你在國內創立一家企業A,想上市融資。但由於沒有達到國內交易所要求,只能去海外IPO。遺憾的是,你是 私人企業,要去海外上市也需要政府部門審批。這時,你可以在海外成立一個殼公司B,讓B與公司A簽訂一份幾十年協議,將A所有債務和權益轉給B。這個時 候,你便能通過VIE模式在海外上市了。目前,大多數企業都採用這種模式,包括新浪、百度等。

但這裡有一個雙向問題。對於中國來說,VIE模式允許用一系列協議,讓外國投資者持股的離岸控股公司在國內運營那些不准外資持有的公司。對於國外投資者來說,他們買入VIE企業股票,也並非純粹等於投資它們的境內業務,而是直接投資了一家離岸公司。

問題就來了,如果政府開始加強監管VIE會發生什麼?據報導,上週,中國商務部表示,正與政府有關部門研究如何規範許多國內企業利用VIE在美國上市。

長 期跟蹤美股的睿盟投資諮詢基金經理張錫營向記者表示,中概股近期暴跌是內憂外患共同作用結果。一方面,A股和美股均表現疲弱。另一方面,很多中概股同時也 是VIE模式,一旦政府真的加強監管將會導致兩大問題。首先,已上市的VIE中概股會否在再融資和重組兼併等方面受到阻礙。這會導致本來beta係數更高 的這些公司更容易遭遇機構拋售。其次,擬上市公司會否IPO受阻。由於目前VIE企業集中在互聯網和媒體方面,故最近跌幅最大的也是TMT板塊。我們判 斷,VIE監管收緊是大勢所趨。當全球股市下行時,這將放大悲觀情緒並可能讓中概股再次下跌。若全球股市企穩,這些中概股確實很便宜,因為估值已接近 2008年底部。

VIE 監管 恐慌 放大鏡 放大 中概 概股 股遭 遭新 一輪 空襲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8072

金融監管:開始的結束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1-05/100322659_all.html


  中國三大金融監管部門迎來最大規模的「一把手」集體調整:10月29日,週六下午,中組部先後到「三會」召開處一級以上幹部會議,分別宣佈了新 的繼任者。週日,新舊「三會」主席即進行了工作交接。證監會、保監會現任主席都是在任職約九年後更替,郭樹清和項俊波分任兩會新主席;銀監會也是成立八年 後迎來甫離證監會主席職務的尚福林。郭、項二人原為建行和農行的董事長。受此人事地震的波及,央行的副行長、國有商業銀行的董事長、行長們也將有一次較大 範圍的人事更替。

  如此規模的調整實屬罕見,這意味著什麼?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成立時間不同,但過去近十年大體可稱中國現代金融監管濫觴期。第一代金融監管人陸續謝幕,留下什麼遺產?第二代集體登場,是否會帶來外界熱盼的改革?

最久一輪調整

卸任的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三位主席任期都長達八九年,各有建樹,這次齊齊換屆,令市場對金融領域的可能變革充滿期望

  保監會主席吳定富和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於今年七八月間相繼到退休年齡65歲,是這波人事大調整的觸發點。此外,副部級以上幹部任同一職務一般不超過十年亦是慣例。

  關於「三會」主席的去向和繼任,一兩年前就有討論,各種繼任版本盛傳一時。無論如何,在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必須確定「三會」的新主席人選。

  今年55歲的前建行董事長郭樹清,成為新一任證監會主席。今年54歲的原農行董事長項俊波成為前保監會主席吳定富的繼任者。今年60歲的前證監會主席尚福林調任銀監會,接替劉明康,成為銀監會歷史上的第二任主席。

  正部級領導出爐的法定程序是由中組部提出人選上報,中央紀委考察後由總理、主管副總理、中組部部長三人平衡達成一致後,中組部談話,人大常委會 和政治局開會通過後公佈。但實際操作中,中組部如何提出人選,會受到不少微妙因素影響,包括退休或現任的政治局委員、總理、主管副總理都可提名推薦。

  知情人士稱,組織部門於10月21日啟動了對郭樹清和項俊波的考察程序,廣泛徵求了兩行中高層管理者的意見,最終做出了相關的任用決定。10月 26日,組織部門找郭、項二人談話,明確了新職位。有見過郭、尚兩人的政商界高級人士事後均稱,彼時二人已經對新職位心知肚明。

  農行和建行的董事會於10月28日公告,稱接受了兩人的辭呈。

  此次卸任的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三位主席任期都長達八九年,經歷了兩屆政府,各有建樹,這次齊齊換屆,令市場開始猜想金融領域的可能變革。

  「一行三會」一把手中,目前只有央行行長周小川保持不動。周小川尚有兩年才到部級退休年齡65歲,預計和本屆政府一起走完在央行的任職歷程。屆 時,圍繞誰將接任央行行長一職,則有更為敏感的競爭。因為在「一行三會」中,央行為國務院內閣成員,而「三會」為國務院下屬事業單位,但比照公務員的標 準,屬「准公務員」。

  此番一把手調整不會止於三大監管機構。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審計部門已於6月啟動了對工行董事長姜建清的經濟責任審計,分多個組對十幾個省市分行進行了審計,該審計已於9月底完成。工 行的領導班子一直十分穩定,姜建清主政工行已經長達11年,在其任上,工行完成了股改上市,成為市值最大的銀行。各界預計,姜建清調赴新的崗位應只是時間 問題。

  在郭、項二人調離後,建行和農行的董事長職位出現空缺,意味著又一輪金融人事的更迭。10月31日上午,中組部有關人士在建行與農行小範圍宣 佈,現任建行行長張建國與農行行長張云在過渡期暫時擔任臨時負責人,代行建行董事長與農行董事長的職務。知情人士稱,是次會議沒有透露新的繼任者人選,但 料一個月內將會調整到位。

銀行改革凌煙閣

謝幕與上場的人物,大多在國有銀行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此次監管部門上任的兩位新主席均來自國有商業銀行,尚福林在證監會期間也為配合大行A股上市做出貢獻,因此,此輪人事變動被認為是對銀行改革的最大肯定。2003年啟動的國有銀行改革並非第一次,但是迄今最成功的一次。

  早在1999年,央行決定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承接從四大行剝離的不良資產,財政部發行國債向商業銀行注資,是為第一次銀行改革。時任建行行長 的周小川和央行副行長的劉明康都參與了有關方案設計。但這次改革根基未牢:除個別銀行外,沒有建立以風險為基礎的資產分類辦法,銀行對貸款的分類仍停留在 過去以期限為主的死板管理上,財政部發債的象徵性注資,銀行內部機制未配以法人治理結構的改革,外部缺少改制上市的系統要求,到2000年,四大行的不良 資產率再次大幅上升。

  「第一輪剝離,國家通過票據置換注資之後,財政依然在掛賬,包袱至今尚未完全消解。當時商業銀行自身的改革尚未啟動,出資人還沒有到位,銀行沒有取到真經。」劉明康日後對《新世紀》回憶說。

  2003年重啟的銀行改革顯示了整體的方案性設計和強勁的執行力,被認為是本屆政府最為成功的改革。主動汲取過往的教訓,建行、工行、中行及大 部分股份制銀行自2000年在未有主管部門強制性要求下,主動採用了以風險為基礎的五級分類法,並在全行輔以商業銀行貸款管理基本理念的培訓和轉變,從內 在肌理向現代銀行轉變。到2003年初,央行向國務院提出新一輪改革方案,提出用外匯儲備註資、用市場化辦法剝離不良資產、重建法人治理結構,借上市「蛻 層皮」來倒逼改革。

  銀行改革期間,四大行發現並嚴厲處理了不少大案要案,從中銀香港時期的劉金寶案、建行的張恩照案、到工行南海分行案、中行開平支行案、農行葫蘆島分行案等。這次改革不僅是做了徹底的財務重組,改革也給銀行「洗了個大澡」。

  改制上市則由中國銀行下屬的中銀香港在2002年先行試水,在香港上市。劉明康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

  2003年4月,銀監會正式成立,劉明康出任了第一任主席。「五一」期間,他召集下屬到當時還位於北京工體西路1號的辦公室開會,稱銀行改革路線圖已明,「未來將值得記錄」。

  2003年底,四大行的股份制改造正式啟幕,在央行和銀監會的共同努力下,四大行相繼完成財務重組、引入戰投、經全球路演在國內、國際同時上市。

  建行在外界尚對中國銀行業充滿懷疑的氣氛、內部則爆發了張恩照案、花旗撤出戰投的惡劣環境下,原央行副行長、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臨危受命出任建行董事長,帶領建行完成第一家港股上市。

  項俊波則完成了國有銀行改革收官之作。農行資產質量最差、「三農」業務的使命和戰略不清,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最後一家完成股改上市。項俊波從 央行副行長位置上空降,對農行進行了一番內部整頓,成立「三農」事業部,「三農」業務在上市路演中變成了中國城鎮化最大受益者的亮點,在市況低迷、資本市 場時間窗口已然縮小的環境下,終於完成「A+H」兩地上市,雖然融資額比原來預計縮水了三分之一。

  對國家而言,匯金公司和財政部共同付出了近2萬億元財務重組的成本,但上市後資產變活,市值一度暴漲,年年高達45%的分紅,在賬面上收回了原 始注資,還通過上市後的資本溢價和分紅制度,除農行因上市較晚,共管賬戶還沒有還清外,其他幾行剝離不良資產的成本均已消化完畢。

最好的時代

國有銀行成功上市之後,迎來了黃金時代,以豐補歉,夯實了基礎

  國有銀行成功上市之後,迎來了黃金時代:資產規模不斷擴張,從2006年的43萬億元增長到2011年第三季度的105萬億元;利潤連續多年以超過25%的速度增長,不良率則從2006年的8.5%降至當前的1.2%。

  在銀監會以豐補歉不懈堅持下,整個銀行業的撥備充足率已經超過200%,而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也都達到11.5%以上。在巴塞爾協議Ⅲ出台 前夕,銀監會推出的新資本框架,對超週期資本撥備等亦提出要求,使得中國銀行業一步達到甚至超過歐美銀行的財務標準,亦基本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但誰都 知道,銀行業這樣的發展勢頭無法長期持續。資產和利潤的高增長勢頭總有一天要低下來。利率市場化遲早要來,直接融資的比重要升上去,這意味著銀行業佔到整 個融資大盤的比重要下降,利潤增長前景下調可以預測。

  劉明康在年初的一次內部講話中曾表示,地方和企業負責人動輒追求翻一番的衝動,有時令人不寒而慄。他舉例稱,全國的GDP目標是8%,而除個別 省份的目標與此一致外,多數省份都提出下一個五年要翻番。由此,銀監會提出要計提「逆週期超額撥備」,就是要防止不少地區和企業「集體發瘋」。

  商業銀行偶爾會抱怨監管太過嚴厲,風險抵補措施太過苛刻會妨礙銀行的競爭和創新能力,「有些人往往狹隘地認為銀監會只是在保護銀行的利益,實際上此舉既保護了存款人的利益,也對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一位銀行高管直言。

  劉明康上任之初提出,要「抓兩頭帶中間」,即一手抓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造,一手抓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推動農信社改革。這一改革亦是和央行互相呼應。

  「花錢買機制」的農信社方案由央行牽頭制定,後農村金融改革小組又從央行挪到了銀監會。在這次改革中,國家先後出資1700億元,帶動了 2400多億元的地方資金,基本完成了農信社改革。雖然這次改革的實際效果還有待觀察,改革還有待進一步推進,但農信社的財務狀況畢竟有了明顯改觀。

  自2006年始,銀監會進一步開放農村金融市場,鼓勵銀行成立村鎮銀行服務於農村經濟,努力解決金融空白鄉鎮的基礎服務問題,並開始推動銀行為 小微企業服務。劉明康是第一個釐清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概念的部委領導人。10月28日,劉明康在全國城市商業銀行大會上,最後一次以銀監會主席的身份講 話,仍然強調銀行應明確市場定位,提高對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水平。

最壞的時候?

銀行告別高增長、風險可能全面暴露的時代來臨,這是什麼樣的考驗?

  作為第一任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給後任留下豐厚遺產,但也轉向下一個異常敏感的未來。銀行業高歌猛進的年代難以持續,未來展現的將是風險的暴露,對監管者是極大考驗 。

  2009年3月,伴隨中國銀行業連續放出天量信貸,劉明康拉響了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的警報。關於地方融資平台貸款,其前身是「打捆貸 款」,2006年即被銀監會叫停,認為還款資產無法和貸款相匹配,隱藏了風險。2008年在金融危機時期,中央「4萬億」刺激經濟政策出籠,各家銀行紛紛 追逐地方建設項目,多採用類似形式給地方融資平台貸款,一年內增加了5.8萬億元。至2009年第一季度後,銀監會即三令五申,多次表示高度關注。

  不過當時監管部門的風險提示並未能使地方政府的衝動及時降溫,平台貸款餘額極速攀升,直到銀監會嚴厲督導才有收斂,但當年的新增平台貸款仍激增了1萬多億元。

  地方政府、銀行與監管的博弈仍在持續,由於擔心風險巨大,銀監會提出要求對平台貸款按照現金流覆蓋情況計算資本佔用,最高的達到350%,同時 要求對到期的平台貸款不再借新還舊。但此舉在執行過程中,不斷遭到抵制和延期。直到2010年4月間云南政府融資平台千億元貸款出現違約跡象後,各界對於 整頓平台貸款清理地方債務才逐漸趨於一致。

  劉明康曾在一個內部會議上直言,當時地市和縣級平台的信用風險十分巨大,基本處於沒人管的狀態,新班子往往關注新的增長點,而幾萬億元的貸款一旦有20%的損失率,銀行業的撥備水平就會被拉低到50%左右,讓人憂心忡忡。

  一位風險條線的大行高管事後曾坦承,如果沒有銀監會的嚴防死守,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恐怕根本控制不住,失控後果不堪設想。

  關於房地產貸款的風險,劉明康在卸任前有公開表態,表示在壓力測試後,銀行業可以承擔房價40%的下跌,撥備還能保持在110%;如果房價下跌50%,則撥備降低到100%。按照國際慣例,一般以撥備110%作為一個本息安全的指標。

  不過,問題不僅僅限於房地產開發貸款和房地產抵押貸款,大量銀行貸款間接依賴於房地產業景氣,一旦房地產市場發生大的波動,對銀行資產質量將帶來的衝擊仍是難以估量的。

  劉明康此前對財新記者解釋,根據銀監會和銀行自身反覆進行的壓力測試,銀行業有能力抗擊較大的風險。他曾在內部援引一組數據稱,60%以上的房 地產相關貸款是在2009年6月30日之前發放的,而2008年四季度及2009年上半年,不少地區的房價都處於低谷時期,所以當時的抵押作價是比較低 的,即便房價經歷了高峰,大幅回落,銀行也有能力承受相關風險。

  影子銀行,是指任何可能從事期限錯配和流動性錯配業務的中介機構。如保險、信託、基金、資產管理、小額貸款、民間借貸、銀行理財等,業務上有信 貸錯配和流動性錯配的特點。近年來,此類資產正在迅速膨脹,保險5萬億元,信託3.5萬億元,銀行理財業務存量也有2萬億元左右,民間借貸的數量則無所估 計。這些領域存在相當多監管空白點,監管體制機制並不完善。但銀監會有關人士認為,從目前來看,影子銀行問題值得高度關注,風險尚不大。

證券市場:規模重要

現在的證券市場已經和九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市場容量、市場深度、市場工具。只有容量足夠大和足夠深,才能經歷得住必要的改革,消化可能的壓力

  10月29日離開證監會所在的富凱大廈,搬入北邊不遠的銀監會辦公大樓18層主席辦公室之前,尚福林已經在證監會工作了近九年。無論從哪個角度 說,現在的證券市場已經和九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市場容量、市場深度、市場工具。只有容量足夠大和足夠深,才能經歷得住必要的改革,消化可能的壓力。這是尚 福林為後任留下的最重要遺產。

  與銀監會前任主席劉明康頗為國際化的專業形象不同,尚福林被視為頗具「中國特色和政治智慧」的監管者。

  尚福林絕少接受正面採訪,幾乎每個與他打過交道的人都會這樣評價尚福林「穩健、低調」。他18歲即入伍服役,四年後退伍至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市櫻 桃園分理處工作。工作五年後,尚福林又被選拔前往北京財貿學院(現首都經貿大學)金融專業學習。1982年畢業後,尚福林進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作,在央 行的18年期間,歷任綜合計劃司副處長、處長,計劃資金司副司長、司長。1994年起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1996年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負責分管 貨幣政策及支付清算工作。2000年2月,尚福林出任中國農業銀行行長。兩年後,尚福林接替周小川出任中國證監會主席。

  尚福林上任時,股市低迷,市場信心嚴重匱乏,資本市場結構性失衡的全流通難題在幾經嘗試後未解。

  國有股法人股的流通問題,牽涉利益層面眾多,一邊是殺聲震天的流通股股東,一邊是代表著國有資產利益的非流通股股東,兩邊利益難以平衡,任何一 方都希望在這個問題上不吃虧甚至撈上一票。尚福林將這一改革方案的討論下放至民間,大批證券市場的活躍人物參與到核心方案的制定中,最終確定了由非流通股 東向流通股東支付兌價獲得流通權的解決方案,具體補償方案由小股東和大股東投票決定,但要在規定期限內完成股改,否則在融資等各方面受到限制。

  2005年4月29日,股權分置試點開始。5月15日,尚福林提出,「股權分置改革開弓沒有回頭箭」,改革要著眼於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綜合平 衡、合作共贏。當年9月,證監會頒佈了《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股改全面鋪開。到2006年底,滬深兩市超過98.55%的公司都完成了股權分 置改革。

  完成股權分置改革,被認為是尚福林在其接近九年的任期內最重大的功績,雖然這一方案中由非流通股東向流通股東支付對價購買流通權的部分,至今存 在爭議,但全流通問題在預定期限內基本解決,為資本市場的下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加之外圍資金充裕,整體經濟環境向好,指數一路上行,上證指數在2007 年10月16日創紀錄地上衝至6124點的歷史最高點。

  雖然此後幾年,股指一路回落,但證券市場的容量和深度都有了大發展,目前上市公司已經從2002年的1223家增加到現在的2304家,市值從當時的3.83萬億元擴張為當下的24.3萬億元,市場交易品種、市場結構都有眾多突破。

  創業板是尚福林任上的另一重大舉措,爭議也最大。2009年10月30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推出創業板。運行兩年來,上市公司達274家,共融資1936億元,經歷了從暴漲到暴跌的過程,到2011年10月底,有六成公司破發。

  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創業板創立之初就表示:「創業板的高定價是人為用行政手段限制創業板上市企業數量供應引起的,創業板的高定價是政府的選擇,而不是市場的選擇。創業板企業並不等於創業企業。因為創業板企業上市是政府審批的,不是市場選擇的。」

問題依然在

證券市場的問題仍然集中在證監會的自身定位、迷戀審批制、監管力度不夠、退出制度缺位等方面

  前建行董事長郭樹清成為新一任證監會主席。郭樹清以正直、敢言的學者型官員著稱,有豐富的宏觀管理經驗和基層工作背景,早年在國家體改委工作, 兩次獲孫冶方經濟學獎,29歲即參與過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實施,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影響深遠。他出版了多本專著,對經濟 改革實踐有諸多深入思考。

  郭樹清曾在貴州出任副省長,後在央行擔任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2003年出任匯金公司董事長,2004年2月後親自主政建行的股改上市。

  「郭樹清來後,董事會氣象大為改觀。」這是建行一位董事會成員在郭樹清履新後不久的感慨。時任匯金副董事長汪建熙說,郭樹清力主黨委會、董事會、行長辦公會各歸其位,主動放棄了不少具體工作的權力,加強董事會的「頭腦」作用。

  郭樹清在建行解決的管理體制問題直指總行和分行的關係。2003年5月,建行出台了領導人員責任追究制度,該規定出台僅半月有餘,湖南、山西兩省分行行長即因所轄基層行近兩年案件多發等原因而「引咎辭職」。

  郭樹清在建行的業務上最重視的是樹立以客戶為中心的戰略,這深受基層員工的肯定,認為擊中要害。不管現在國有銀行的服務實際改善了多少,這一條仍是大行的服務質量區別於股份制銀行的特點之一。

  2011年在證券市場低迷之時,郭樹清出任中國證監會主席。郭為人直率,注重制度建設,業界普遍寄望在郭任上,資本市場久病不癒的制度建設和監管文化會有新變革。

  多年來,證券市場的問題還是那些問題,幾乎從來沒有變化過,仍然集中在證監會的自身定位錯位、迷戀審批制、監管力度不夠、退出制度缺位等方面。

  對於市場詬病已久的發行體制改革,尚福林任期內應之以分步改革、逐步完善,但也被批為量變不足、缺乏質變。2009年6月和2010年10月,證監會先後兩次發起新股發行體制改革,在保薦、詢價、申購、配售等多項技術操作層面有所為,提高了新股詢價的市場化程度。

  但發行體制改革的核心是由核准制向註冊制過渡,卻一直沒有推進跡象。在創業板推出前夕,也有過是實施註冊還是審批制之爭,最後仍走上了審批制的老路。

  能否正確看待股指漲跌,也是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不是問題,是指監管不和指數掛鉤是個常識,但在現實中,證監會常常把指數維穩作為所有工作的 「重中之重」。在股指一再低迷之時,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單邊做多市場上,只有指數上漲才能維持所有人的利益訴求。證監會能否在其中獨善其身,真正定位於市場 監管職能,而不是價格維護者的角色,需要整體思路調整。

  證券市場是中國市場經濟領域中最為複雜、也最為誘人的場所,各方利益交織混雜,無論監管還是改革發展都需要極大的智慧與勇氣,稍有不慎即會引致 巨大的歷史性失誤。保護投資者利益絕對不是簡單的保護其投資正收益,維護市場的公開公平公正以及充分的透明度,才能真正保護投資者利益。

十年保監路

走出利差損陰影

  十年前,56歲的吳定富從中央紀委赴任籌建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並擔任主席。在2003年元月舉行的全國保險工作會議上,吳定富提出:「在五到十年的時間內把中國保險業做大做強。」

  某種程度上說,他做到了。2010年,中國保費收入達到1.45萬億元,保險業總資產達到5.05萬億元,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新興保險大國。保險公司的利潤總額從2005年底的不到1億元增長到2010年底的576.7億元。

  不過,簡單的數據簡化了中國保險行業近十年來發展的曲折。從突破資本金的瓶頸,再到化解公司治理風險,中國保險行業不斷在發展中遭遇問題。新 《保險法》出台,力行償付能力監管,而今車險行業二度市場化的推開,以及壽險行業目前遭遇的困局,是保險行業在新的發展階段面臨的新挑戰。

  監管機構以保護消費者利益為根本,但在行業發展初期,更多要為行業發展開路護航。

  2003年,整個中國保險行業都籠罩在巨大的利差損陰影之下。利差損,是中國壽險公司在上世紀90年代末瘋狂擴張的產物。1995年以前,保險 行業的費率監管制度尚未建立,產品由保險公司自由定價。在投資渠道僅限於少數固定收益類資產的情況下,很多保險公司將當時高達10%的存款年息視為常態, 對客戶許以遠超出投資收益率的回報水平,投資收益與承諾回報之間的巨大差距,便是利差損。

  2008年,吳定富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監管始終是保監會的工作重心,只是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切入點。在以往由於存在著全行業性的利差損,如果一開始就嚴格按照償付能力的規則來監管,這些公司就要關門。」

  首先要解決的便是幾家大公司的資本金問題。2003年年底,人保財險、中國人壽先後上市,中國平安、中國太保緊隨其後,補充了資本金,進入了新的業務擴張通道。

  2006年6月15日,國務院23號文件《國務院關於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下稱「國十條」)頒佈,這被吳定富評價為「這是保險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借助「國十條」,保險行業得以擴大資產配置到股票等資產類別。2007年,保險資金運用收益超過前五年總和,達2791.7億元,已實現投資收益率在10%左右,為歷史最好水平。

  「一年賺了五年的錢,非常具有偶然性,一定要看到其中蘊含的風險。」吳定富當時針對超常的投資收益率這樣說。但相當一部分保險公司相信投資高回 報可以持續,彼時產險價格戰正酣,壽險公司投資類產品盛行。回頭看來,當時的保險行業與其他金融行業一樣,都沉浸在牛市的泡沫當中。

  2008年中,次貸危機自華爾街爆發進而波及全球。在經營和投資的雙重壓力下,保險業風險在2008年前後集中爆發,違規資金運作、經營不善、 股東不睦等眾多原因不一而足。吳定富決定扭轉思路,從做大做強轉為防範風險。當年的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1號令,便是《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管理規定》,償 付能力逐步變成剛性的、有約束力的監管指標。

  2008年9月,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限責任公司在京掛牌成立,成為保險監管化解行業風險的重要工具,化解了新華人壽、中華聯合等公司的風險。

  2008年之後,可說是保險行業穩固發展以及排除風險的三年。及至2010年,償付能力充足的保險公司佔公司總數的95%。壽險行業的結構調整,財險行業價格戰的收斂,保險資金運用渠道擴大至未上市股權和不動產等領域,但執行方面仍舊非常謹慎。

  而今,保險公司資金幾乎擁有了全方位渠道。從傳統的協議存款到激進的不動產、未上市股權投資。正因為保險行業日益增長的資產規模和愈加廣泛的投資渠道,保險機構已經成為國內金融市場上一股重要勢力。

從何起步

保險公司在社會保障與巨災險上參與不足,是吳定富自認的兩大遺憾

  10月29日夜間,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之一的農行(601288.SH)率先公告,稱董事會主席項俊波辭職。次日,項俊波就任保監會主席一職。

  今年54歲的原農行董事長項俊波成為前保監會主席吳定富的繼任者。項俊波曾在央行、審計署等多個部門工作過,有較為豐富的宏觀管理經驗。其在農 行期間,充分發揮了審計官員的吏治特點,推動農行在2010年7月完成上市(詳見本刊2010年第29期封面報導「項俊波談農行」),力圖找到服務「三 農」的有效途徑。

  作為最後一家上市的國有大行,農行曾經擁有最多不良資產,基層網點多、管理鏈條長、歷史上曾是案件多發區,一直飽受詬病,甚至險遭「分拆」的命運,風險管理任務艱巨,被視為國有大行中「最難啃的骨頭」。此前幾任農行行長曾各自發揮了歷史作用。

  現任保監會副主席楊明生在任職農行行長期間,曾主管信貸業務(2004—2007年),「為當時風險意識很不強的農行奠定了制度建設的基礎」,

  而新任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則在任職農行行長期間(2000年—2004年)的頭兩年,遏止了農行連續數年的虧損勢頭;同期,四大行包括農行開始收縮基層網點、分流減員,其中農行撤並了1700多個營業網點,分流減員24000多人,

  但當時農行仍擁有全國差不多也是全世界最多的佈局網點(4.1萬個),最大的電子化網絡(3.8萬個網點),以及最多的人力資源(56萬人,其 中49萬人是「正規軍」),其中50%以上的網點和人員分佈在基層,這些在當時曾被看做沉重的包袱,但在項俊波2007年從央行任上空降農行,並於 2010年啟動農行上市之時,卻成為幾大賣點。

  項俊波在幾位新晉主席中最為年輕。他早年當兵,上過前線,大學畢業後從事審計工作,也做過南京審計學院的副院長,後來進審計署,官至副審計長。 2004年7月,他從審計署任上調入人民銀行,出任央行黨委委員、副行長,2005年8月兼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主任。在加入央行之前,項俊波的業餘愛 好是文學,不僅寫詩還寫劇本,其作品1999年得過電視劇「飛天獎」。

  這也促使審計出身的項俊波下重典治農行。上任一年之後,項俊波曾經把出了案子的農行山西分行整個管理班子連鍋端,在農行遼寧省分行的葫蘆島案發 之後,農行也基本上換掉當地全部管理層。「不換不足以震懾全行,不足以改變風氣。」項俊波在農行上市前夜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說。

  在農行內部動靜最大也最富爭議的改革當屬成立「三農」金融事業部。「把『三農』業務和城市業務分開、獨立核算成本和獨立考核,以免和城市業務衝突,相互掣肘。」一位農行「三農」事業部人士表示。

  2008年3月,農行啟動了「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在農行總行層面分設「三農」政策與規劃部、農村產業金融部、農戶金融部。

  今年11月初,農行將把原先在八省份推進的「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推廣至12個省份,增加河南、黑龍江、河北、安徽四省份。這是近期國務院對其改革驗收評估後,提出的要求。

  「農行的事業部制改革,就是要用銀行業最先進的理念和模式來解決大銀行最薄弱、最困難的問題——服務『三農』,這是農行惟一的現實的選擇。」項俊波在一次內部行長會議上如是說。

  農行2011年的中期業績顯示,今年上半年農行實現淨利潤666.79億元,同比增長45.4%,利潤增速列五大行首位。不過,在農行上市一年 後,對於如何實現「服務三農」這一艱巨任務在農行內部仍未全部統一意見,如何在服務「三農」和商業化可持續發展之間找到一個完美結合,仍未有答案。

  項俊波此去保監會,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挑戰?

  在財新記者專訪問及自己任內的「遺憾」時,前任保監會主席吳定富提出兩點需要做得更好,第一是巨災保險機制未能實現,第二是保險公司在社會保障、養老等領域參與尚不足夠。

  2008年,各種考驗接踵而來。首先是年初的雨雪冰凍災害,繼而是5月的汶川大地震。在汶川大地震的巨額損失當中,有保險保障的極為有限。巨災保險制度由此成為各部委關注的問題,再度提上議事日程,但隨著災難記憶的淡去,巨災保險制度恐怕又已經淡出了各個部委的視線。

  「現在的一些保險業者,還是更喜歡與客戶強調保險的財富管理功能。但越是這樣,就越將保險放置在一個與其他金融行業相互競爭的位置上。」一位保 險行業的資深人士說,「其實保險的立足點是其風險管理功能。在人口老齡化趨勢顯現、災害多發的中國,無論是壽險還是產險,都應該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保險業曾在這個方向做出過多次努力,其中就包括在上海進行「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試點」。雖然這是國務院關於推進上海「兩個中心」建設意見中 促進保險業發展的一個重頭項目,但卻無法在稅務、財政等相關部門獲得推進的動力。如果中國版的「401K」能夠出台,必將推動養老保險的消費需求,從而引 入保險行業駛入一片新的天地。

  回顧2011年,保險公司留給市場的最強烈印象是壽險行業遭遇的增長瓶頸。壽險業過去幾年的高速發展主要體現在規模上,產品、營銷、服務等問題都隨著規模增長而暴露出來。但2011年資本市場表現不佳,特別是三季度股債雙殺,給壽險公司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對這種情況,吳定富的總結是:資本市場狀況不佳,產品就沒有競爭力,收益率下降,退保增加,產品賣得少,現金流就出現問題,償付能力不足。目前,監管機構和壽險公司都在研究應對策略。

  還有一點為人詬病之處,就是保監會把保險公司當兒子,甚至是當「長不大」的兒子,事事、處處報批的做法。保監會甚至有中國保險總公司之稱。

  這些,在項俊波任上,會不會發生變革?

核心在機制

要想推出激動人心的改革,在制度不在人

  雖然外界對「三會」的新任主席十分關切,並寄予厚望,但事實上,在短期到兩三年之內,在現有體制內,很難有勢如破竹的改革舉動出台。

  過去這一屆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領導層,在中國現代金融監管初創期,不約而同都渡過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一把手」在位八九年時間,得以充分展開思路,展現能力與風格。這在中國高層金融人事任命上是比較罕見的局面,也是他們在各自領域能有所建樹的一個保障。

  不過,中國金融監管機關和國有金融機構的人事任免總體來說過於微妙,最終的人事調整方案具體出台過程透明度很低。

  目前的幹部更替仍然有重複過往軍區輪換的特色,最高決策層還是有視其為一定級別幹部崗位輪換的成分,而不完全是根據個人的素質和特點來定崗。

  在此次高層人事更迭之前,依照「慣例」,「三會」均有相當規模的中層幹部大調動。這無形中給接任者製造了難題,要磨合出得心應手的新的中層班子,也許至少要耗去兩三年的時間。

   金融人事調整更應提前計劃,作分層次的更換準備,一次性突然換全部更換震動過大,也對在市場上有巨大影響的幾大國有上市銀行的治理結構構成了衝擊。

  此次謝幕的也好,登台的也好,可謂幹才云集,但問題的核心在機制,並不在於某個位置的具體安排。而要想推出激動人心、功在千秋的改革,在制度不在人。


金融 監管 開始 結束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9135

金融監管大變局

http://www.capitalweek.com.cn/article_12615.html

【《證券市場週刊》記者 曹聖明】10月29日,金融監管「三會」主席罕見地集體換帥:原證監會主席尚福林轉任銀監會主席,原建設銀行(601939.SH,0939.HK)董事 長郭樹清新晉證監會主席,原農業銀行(601288.SH,1288.HK)董事長項俊波新晉保監會主席。

沸沸揚揚的傳言被一舉澄清的同時,坊間版本開始聚焦「一行」主帥周小川。周小川現年63歲,2002年12月上任中國央行行長,2012年第二屆任期將期滿。

此時正值中國金融業的關鍵時期。

確切地說,與歐美國家金融形勢的動盪相比較,目前中國金融整體仍然在平穩有序地運轉。然而,表象背後,暗流湧動正急。或者說,身處轉型困局的中國經濟,正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因素。

通貨膨脹形勢依然嚴峻,房地產宏觀調控遠未成功,地方融資平台風險聚集,高利貸在全國各地氾濫,中小企業實體經濟空心化,各種腐敗案件接連發生,等等,一旦決策者應對適當,牽一髮而危及整個體系的運轉,後果不堪設想。

歐債危機和美國經濟衰退等的撲朔迷離,各國經濟與中國經濟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對中國的貨幣政策、金融環境和經濟走勢形成巨大的壓力,甚至衝擊。

就三大金融監管機構而言,如何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銀行業監管體系,改變被動應付、事後監管局面,確保銀行業安全和有效支持經濟穩健發展;打造多 層次良性發展的資本市場,解決證券業多年未去的諸般頑疾;解決保險業發展相對緩慢,改變目前的混亂局面形成統一的規範,等等,都是橫在前路上的巨大挑戰, 注定難言輕鬆。

高利貸困局

眼下,中國金融業正面臨著諸多困局,尤以「溫州危機」最為顯著。

就在「三會」主席集體換帥的第二天,溫州再次爆發了一個涉及8億元資金的非法集資大案,牽扯到當地幾乎所有的銀行。犯罪嫌疑人施曉潔、劉曉頌夫婦在捲款潛逃途中被抓獲,大部分資金流向下落不明。

自孫大午、吳英、焦英霞等案件以來,銀監會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到2010年之間,公安機關立案的涉嫌非法集資案件達1.1944萬起,涉案金額達1354億元。

而緊緊伴隨非法集資的是高利貸。6%的月息已成為常態,這意味著,一年期借100萬元僅僅利息就需要支付72萬元。而在浙江義烏等地,各種各樣的擔保公司、寄售行、典當行等,報出的月息甚至高探到了11%,乃至15%以上。

在巨大的錢生錢效應下,不僅是普通家庭和海外熱錢,甚至銀行的資金,也變換著馬甲匯入民間高利貸的洪流之中。

2010中國(溫州)民間資本發展高峰論壇上,公佈的民間資本數據達到了12萬億元。但有資深觀察人士卻認為,遠遠不止於此,支持20萬億元、35萬億元的都大有人在。

但長期以來,這些民間資本像沒頭的蒼蠅一般,或者找不到出路,或者到處惹禍;而大量民營中小企業由於資金周轉困難,卻又在銀行貸款無門,只好鋌而走險,飲鴆止渴,跟高利貸共舞。

高利貸風險巨大,隨著資金窟窿越來越大,最終將走向斷裂。屆時,所有問題都將徹底暴露。一旦監管者應對不當,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整個循環體系崩盤,後果不堪設想。

「兩率」改革迫在眉睫

當下,中國央行還面臨著人民幣被逼升值、銀行業過度擴張、管理全球規模最大的3.3萬億美元儲備、金融體制改革等一系列挑戰。

最為緊迫的,便是利率市場化等項改革。高利貸愈演愈烈,大量銀行資金被綁架,民間資本左衝右突,實體經濟空心化,中小企業融資艱難等,皆與當下的體制弊端相關。

某種意義上,本文前述危機,都可以歸咎於過度壟斷和過度監管。傳統民間借貸的高利率,主要是由於市場不透明所致。一旦《放貸人條例》出台,不透明且缺乏有效競爭的市場就會面臨挑戰,利率也會走向合理。

適度開放金融市場,將民間地下金融納入主流金融體系,勢在必行。然而,時至今日,《借貸人條例》仍然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匯率體制改革也必須面對。自啟動匯改六年多以來,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累計升值已經超過30%,但這似乎仍然難以如一些歐美國家之意。10月11日, 美國國會參議院不顧中國堅決反對,程序性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立項預案,以所謂「貨幣失衡」為藉口,以立法方式逼迫人民幣進一步升 值。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阿根廷等國曾出現過因改革引發金融市場劇烈波動、大批銀行破產,導致改革失敗的情況。因此,未來的 央行行長應兼具技術智慧及政治智慧。前者是指必須具備極為紮實的理論及實踐經驗,後者是指在國內外貨幣政策、匯率、監管等談判中能取得優勢。」

新掌門任重道遠

2003年以來,劉明康與周小川等人一起主導了國有銀行業改革,原本被認為「技術性破產」的以「工農中建」四大行為代表的中國銀行業,先後完成了股改並成功上市,一套借鑑國際銀行業監管經驗,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資本、風險監管框架漸次成型。

截至2011年3月末,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境內外合計本外幣資產總額達到101.2萬億元,是銀監會成立之初的3.67倍。從中國銀行業2011年第三季度財報來看,各大銀行的不良貸款餘額和不良率都保持了雙降的態勢,不良貸款率平均在1%左右。

儘管兼具18年央行工作經歷和當初隨朱鎔基處理三角債而名噪一時的輝煌,但繼任者尚福林對銀行業的風險絲毫也不能懈怠。

10月31日,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誠信國際」)在北京發佈的《2011-2012年中國銀行業展望》認為,近年來中國銀行業 總體資產質量的持續改善,主要得益於存量不良貸款的大力清收和消化,未來進一步回收的空間有限;而且,新監管標準引入了撥備率指標,也使銀行主動核銷和處 置不良貸款的動力減弱。此外,前期信貸巨量投放在地方融資平台領域積聚的風險,可能在明年上半年集中到期後暴露,民間高利貸愈演愈烈引發的資金鏈斷裂,以 及房地產泡沫和鐵路巨額負債等,都將威脅到銀行資產質量。

如何化險為夷,將不利因素變為有利因素,進一步夯實銀行監管的「馬其諾防線」,不僅高度依賴尚福林的技術能力,更極大地考驗著其政治智慧。

此外,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總體而言,銀行業風險控制有餘,創新能力、競爭力不足,同質化現象嚴重;引入巴塞爾協議Ⅲ對銀行業帶來的挑戰,「二次轉 型」所引起的盈利模式的改變、內部結構的調整,以及銀行客戶需求的不斷提高等種種問題也日益突出。這些,對尚福林來說都構成極大的挑戰。

在證券市場,跟股市不斷擴容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資金的不斷縮水,股票與資金的供求失衡,既是尚福林時代受市場批評的一環,亦為新晉者郭樹清眼下面臨的 最大挑戰。造假上市、業績變臉、內幕交易、股價操縱、信息披露違規、再融資氾濫、融資資金使用不合理等問題層出不窮,以及融券業務僅限於權重股試點、退市 機制不完善、新股發行改革舉步不前等,都將對其提出極大考驗。有業內人士認為,由於郭樹清曾經發表「資本市場應加快國際化步伐」之類觀點,不排除其上任後 將加快國際板的上市步伐。

原保監會主席吳定富執掌保監會九年,一直致力於「把中國保險業做大做強」:幾大保險巨頭的先後上市,解決了補充資本金問題;《保險法》的出台及修 訂,拓寬了保險資金的投資渠道,保險機構目前已成為資本市場的重要機構投資者;截至2011年上半年,保險業總資產達5.75萬億元。

項俊波執掌保監會,有業內人士認為,項俊波具有法學博士背景,曾提議審計體制從「行政制」改為「立法制」,上任後很可能會推進保險行業金融立法工 作;其審計和央行工作背景,令人期待其在保險業掀起一場審計風暴,以改觀長期以來數據失真、案件頻發等老問題;其金融背景,令人期待其對銀行與保險混業經 營的推進,以及給銀行與保險的戰略合作創造更多機會。


金融 監管 變局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9204

證券監管當告別父愛主義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13/100348536.html

 平靜已久的證券監管領域近來頻頻透出早春訊息。郭樹清首次在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的 講話,較為清晰地勾勒出這位新任證監會主席的監管哲學。其要旨是,以充分、完整、準確的信息披露為中心,強化資本約束、市場約束和誠信約束。選定的主攻方 向有二:繼續深化發行體制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證券期貨領域的對外開放。這標誌著證券監管思路的一次大轉向,符合市場規律和國際潮流,它必將隨著實踐經驗 的積累而愈加豐富。

 

  證券市場在中國獲得重建以來,成就顯著。歷任證監會負責人均在特定約束條件下有所突破。但是,多年監管實踐中存在的缺陷也顯而易見,根由即為濃 厚的父愛主義。舉其要者,在發行環節,從額度制、審批制到核准制,發審委審查均橫跨行業審查、擬上市公司業績審查、未來創新發展能力的判斷。據稱,實質性 審查意在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保護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在金融業對外開放問題上,證券市場最緩慢、最保守。這被解釋為,中國券商規模小,歷史 短,實力弱,抗風險能力低,一旦放開外資入股境內投資銀行,境內證券公司可能大批倒閉。對於證券期貨業產品創新,監管部門也始終盯得緊、審得嚴,其立意依 然被歸結為保護投資者。事實上,父愛主義已滲透到監管的各個環節。

  即便這套父愛哲學起初有若干合理因素,如今,過度保護的弊端已清晰暴露;即便其設計意圖用心良苦,實效已然走到願望的反面。它導致的最致命後果 在於,資本市場本應具有的資源配置作用被嚴重削弱。市場長期萎靡,內幕交易、市場操縱、「老鼠倉」等違法違規行為層出不窮。某些人還以保護為名,行攬權、 尋租甚至貪腐之實。曾有前任證監會主席大力建章立規,推進市場化建設。惜乎任期過短,改革未競以全功。而其他證監會主席多受緊迫的階段性任務羈絆,無力或 無心他顧。如今,清理這一落後、無效的監管思路的任務,擺在新任證監會主席面前。完成其問題清單上的任何一項,都意味著必須摒棄這套父愛主義監管哲學。

  郭樹清顯然對此有明確認識。他提出,要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堅持市場優先和社會自治的原則,主動改變監管理念和方式,大幅減少事前准入和 審批;以市場優勝劣汰機製為導向。如果在其任內,這些計劃能取得實質性突破,放棄或削弱發審權力,由投資人自主做出價值判斷,將掀起證券監管體制的一場革 命。如果能夠借此斬斷飽受詬病的權力尋租利益鏈條,則將有力促進證券市場走向真正市場化。當然,即使在成熟的資本市場,新股發行註冊制也並非完全沒有門 檻,「不是打個招呼就行」。但是,這個門檻是真實、準確財務披露規則。即便是業績極差的公司,只要能夠真實披露財務狀況,是否發行成功將由中介機構與投資 人決定,監管部門並不承擔任何背書責任。這將使監管部門卸下救市重擔,致力制度建設,專注市場秩序。

  深化以發行體製為重點的一攬子改革,並非一放了之,須以充分、完整、準確的信息披露為中心。郭氏講話中多處提到「公開透明」。他還要求「紮實推 進資本市場電子化信息披露體系建設」。據悉,從下月起,申請公司從申請第一刻起就上網公開信息,充分發揮公眾的社會監督作用。這些舉措均值得歡迎,媒體在 其中大有用武之地。

  以開放促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在金融領域,保險業股權開放的幅度最大。無論是四大銀行還是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幾乎均有外資入股。 相形之下,如同證監會負責人承認的,證券業「走了一些彎路」「越辦越抽抽」。外資持股比例一直死守合計25%、單一20%的規定,而且合資公司的業務範圍 僅限於投資銀行業務,僅有的幾家全牌照合資券商均是歷史遺留產物。圍欄圈養的後果是證券公司大者元氣不足,小者苟延殘喘。此次郭氏特意提到,引進成熟市場 的機構、人才、產品和技術,有效提升境內機構的專業服務水平。態度顯然轉為積極。證券市場的開放非止中介機構一端。事實終將證明,只要堅持自主、漸進、安 全、共贏,開放越早越安全。

  郭樹清履新僅兩月有餘,監管新政頻頻出台,且切中要害,令人充滿期待。誠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將是一個漸進而複雜的過程。但是,無論道路會有多麼曲折,多麼艱難,監管思路應一以貫之,那便是揮別父愛主義。

證券 監管 告別 父愛 主義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0664

2012年PE監管或將繼續加強:VIE監管仍無政策

http://news.imeigu.com/a/1328309167245.html

郝鳳苓 上海報導

2011全年,「監管」成為整個PE行業神經緊繃的關鍵詞。

僅發改委的頻頻動作就足以讓PE、VC們夜不能寐。

2011 年1月,發改委辦公廳下發了《關於進一步規範試點地區股權投資企業發展和備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發改辦財金[2011]253號文)(下稱253號文), 要求試點地區設立的、募集規模達到5億元人民幣的股權投資企業接受強製備案管理、運作規範管理並按要求進行信息披露。

緊接著3月份,發改委又在其網站上公佈了《股權投資企業備案文件指引/標準文本/表格下載》,進一步細化了股權投資企業(即「基金」)及股權投資管理企業(即「管理機構」)的備案工作。

到了6月份,天津又推出了地方版本的PE備案規定。

2011年11月,發改委辦公廳又下發了《關於促進股權投資企業規範發展的通知》(發改辦財金[2011]2864號)(下稱2864號文或《通知》),PE強製備案制度由試點地區推廣至全國。

這份《通知》也成為國內第一個全國性的股權投資企業規範條例。

「政策落實年」?

如果將2011年叫作「政策年」的話,金諾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郭衛鋒說, 2012年可以稱為「監管年」或「政策落實年」。

的確,發改委的2864號文發佈後,行業期待有更多細則出台。

比如,發改委2864號文規定,投資者為集合資金信託、合夥企業等非法人機構的,應打通核查最終的自然人和法人機構是否為合格投資者,並打通計算投資者總數,但投資者為股權投資母基金(FOF)的除外。

但,2864號文並未給出關於母基金的詳細定義。

還有備案管理的範圍問題。那些沒有「股權投資」之名,卻在行股權投資之事的機構,是否也在發改委要求備案的範圍之內?

在2864號文出台後,郭衛鋒就接到這樣的客戶諮詢:某信託基金客戶打通計算共有100多位投資人,其中,很多單個投資人出資不足1000萬,因已投資完畢,無自行調整規範的可能。

郭衛鋒透露,天津針對存量PE機構監管政策已經在會簽過程中,該文件擬以天津675號補充通知形式頒佈。

全國範圍內無法滿足備案條件的存量PE可能還為數不少,他們下一步該如何調整?

因此,漢坤律師事務所的王勇律師預計,2012年,「發改委應該會細化現有規則」。

而在郭衛鋒看來,對監管而言,政策執行的尺度將會直接影響行業的發展。

爭奪PE監管權?

試圖對PE進行監管的,絕不止發改委一個部門。

去年6月,「支付寶(微博)股權轉移事件」引發了行業關於VIE合法性的大討論。

之後,商務部外資司曾到上海組織調研會,VIE是被提及話題之一;到了9月份,又有幾名法律界人士透露,中國證監會正在提交報告,建議國務院取締VIE結構,這份報告也流傳至坊間,在行業內引發了熱議甚至恐慌情緒。

但截至目前,關於VIE監管仍無進一步的政策出來。

而正在修訂中的《證券投資基金法》(下稱《基金法》)也擬將PE納入法律監管之下。

早在2011年6月舉行的「2011中國股權投資基金發展論壇」上,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表示,「《證券投資基金法》調整的範圍也包括投資於未上市股權的基金,這是本次修法的一個重大調整。」

有律師向本報透露,修訂後的《證券投資基金法》將於2012年推出。

但是否應將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納入監管範圍,這是《基金法》修訂過程中的一大障礙。

記者接觸的不少PE人士就表示,不希望被納入《基金法》,希望監管越少越好。

在這一點上,各部委之間也存在爭議。發改委就是在《基金法》修訂過程中,搶先出台了備案制度。

某股權投資機構的一位律師就表示,從《基金法》修訂受挫就可以看出,PE離真正的陽光還有很遠的距離;而中國現在最大問題是,誰是監管者?國外是由類似證監會的獨一機構監管,而國內卻有無數機構想管,誰也不聽誰的,協調機制也不存在。

但這位律師也認為,「規範意味著成熟,就看監管權最後花落誰家吧。」

2012 PE 監管 或將 繼續 加強 VIE 仍無 政策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1080

石油監管潮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3-23/100371982_all.html

在美國上市的全球石油巨頭正面臨監管的披露挑戰。在2009年通過的長達848頁的《多 德-弗蘭克金融監管法案》中,絕大部分條款是關於金融危機之後如何改進監管措施,但1504條款卻與此無關。其規定在美國上市的包括石油、天然氣和礦業在 內的採掘企業,需要在年報中披露在「每個項目」中付給外國政府的資金數額和種類。

  美國這一做法並非全球獨有,歐洲議會和歐盟委員會正磋商類似立法,港交所則已有披露要求,但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資金披露要求細化到項目層面而非國家層面,這將對披露信息大幅細化,也正因如此,該條款招致美國石油企業的強烈反對。

  目前美國證交會正在制定針對該條款的具體執行辦法,數位支持該法案的人士向財新記者表示,雖然執行辦法由於受到各方利益集團的壓力和人手限制,已經較規定的2011年4月有所推遲,但目前證交會已經將此列為優先事項,樂觀估計有望在6月間出台。

  「面對大型油企的反對,證交會為避免被訴上法庭,有可能在政策上做出妥協,但他們如果妥協過度,同樣可能遭致非政府組織的起訴,當著名投資家索羅斯這樣的人站到非政府組織後面時,他們的力量就不一樣了。」布魯金斯學會全球經濟發展高級研究員考夫曼(Daniel Kaufmann)說。

  在2011年3月寫給美國證交會的信中,索羅斯稱已感到歐盟和英國有強烈傾向通過類似法案,他呼籲美國發揮帶頭作用將該法案率先付諸實施。

破解資源魔咒

  赤道幾內亞,人口約68萬人,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第三大產油國,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該國2010年人均GDP在全球排名為22位,為迎接在 2011年6月舉行的非盟峰會耗資8.3億美元修建了一座度假村。但另一方面,據聯合國統計該國兒童5歲前的死亡率接近12.5%,且大部分國民缺乏生活 的基本設施。

  人均收入如此富裕的赤道幾內亞之所以民眾衛生及其他方面生活水平如此低下,在於作為該國的主要收入來源的石油收入不斷集中到總統特奧多羅(Teodoro Obiang Nguema Mbasogo)的家族中,民眾難以從中獲益。

  2010年美國參議院調查委員會的一份報告顯示,該國總統的長子利用殼公司規避了反洗錢措施,成功將至少1億美元轉移到美國,在加州購買了價值3000萬美元的臨海豪宅、一架3800萬美元的灣流飛機,以及價值300萬美元的邁克爾·傑克遜的紀念品。

  根據非營利組織全球金融誠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的統計,該國在2000年至2009年間由於非法資金流出,使該國損失了62.7億美元,而特奧多羅一方面否認政府有轉移石油收入, 另一方面則宣佈石油收入在該國屬於國家機密。赤道幾內亞曾一度加入多邊性質的《採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EITI),但隨後由於無法達到標準而被除名。

  「這個國家的石油收入不是集中在政府手中,而是集中在總統家裡。」非政府組織Publish What You Pay的主任繆尼拉(Isabel Munilla)向財新記者表示,該機構是推動1504條款的主要非政府組織之一。赤道幾內亞並非孤例,據樂施會美國機構(Oxfam America)的統計,在全球所謂的石油富足的國家中,有15億人的生活標準在每天2美元以下。而面對「資源魔咒」,無論是通過稅收還是改革經濟發展方式,有效的監督都是必要前提。

  據繆尼拉解釋,非政府組織推動這一披露條款的主因並非為完善對石油、礦產等採掘企業的監管,而是希望為產油國的民眾提供另外一條監督政府並保護自身利益的途徑。

披露明細

  石油企業對這一途徑的具體實現方式則有強烈不滿。

  披露國家的石油收入並非近來才成為熱點。2003年通過的多邊《採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是目前全球涉及收入披露的主要條約,要求加入方定期披露 在本國運營的採掘企業所有支付給政府的重大資金,也要求加入國家定期披露所有來自上述公司的重大收入,以此可將流入政府和政府花費資金進行比對監督。

  不過,該條約屬於自願性質,對加入國並無強制效力,對不合規的成員只能終止資格,因此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機構希望能更有約束力且更有效的政策,一是需要從多邊自願合作層面轉變到國家主權內的法律強制層面,二是從披露累積收入層面明細到每個項目層面。

  從自願轉為強制、且不斷細化披露要求的轉變,遭到包括埃克森美孚在內的石油巨頭強烈反對,而反對理由包括三類:披露規定與所在國法律衝突、增加企業運營成本、降低企業競爭力。

  在證交會徵求意見過程中,多家美國石油公司都表示由於披露規定與某些國家的法律衝突,特別是巴西、安哥拉、喀麥隆、中國以及卡塔爾,希望能對在這些國家的項目給予豁免,但這一理由並不充分。

  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和喀麥隆非政府組織RELUFA給美國證交會的意見中表示,巴西和喀麥隆的法律都並未禁止企業披露給政府的費用;卡塔爾目前的過渡規定只是禁止公司披露「商業上敏感」信息。

  對於安哥拉,埃克森美孚在2011年3月出示的意見稱,除非有該國石油部長的授權,否則公司不得披露任何信息。

  但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已定期披露這類信息,非政府組織Global Witness稱事實證明安哥拉政府會提供這類授權,且政府也會自行披露1504條款中提及的從每個石油運營執照所獲收入。

  而殼牌則向美國證交會表示,中國政府可能會將1504條款要求披露的內容列為「國家或商業機密」,其中國律師認為「目前沒有明確法律規定支付信息是否構成國家機密」,但推斷「由於有可能從上述信息中分析出中國的石油產量和儲備,因此支付信息很有可能被列為國家機密」。

  埃克森美孚稱這一法案為該公司帶來的合規成本將達到5000萬美元,美國石油業研究所(API)敦促證交會仔細分析可能產生的成本,而非政府組 織則宣稱公司有誇大成本之嫌,畢竟項目層面的數據也是公司本來就需統計的部分。但博弈各方的焦點並非在直接成本數額上,而是這一法律是否影響公司的競爭 力。

  「如果1504條款被以錯誤的方式付諸實施,它將會抑制經濟增長,威脅能源業內的大量就業崗位,並會使資本市場上的每個投資者蒙受損失。」美國石油業研究所人士在給財新記者的書面回應中寫到。該機構是代表美國石油企業對政府和國會進行遊說的重要組織。

  美國石油企業的最主要擔憂是:項目層面的披露會洩露企業商業機密或敏感信息,使包括中國和俄羅斯企業在內的美國以外的石油企業取得競爭優勢。

  按照非政府組織的定義,項目應被定義為獲得採礦(油)權、租賃權和執照等而達成的合約,且這些合約將分配相應的權利和財務義務。換言之,公司將從現有的披露向一個國家或地區繳納的總金額變為披露每一個項目付給政府的金額。

  繆尼拉解釋之所以如此需要細化到項目層面,是因為每個項目對所在社區的環境或社會影響不同,公司交給政府的費用金額也不同,但如果僅統計全國的總收入,則不能保證處於礦區或油田區域的居民獲得適當的資金比例。

  而作為資本市場投資者的共同基金Calvert Investments於2012年2月表示,運用新技術或在新地區對自然資源採掘時,會使公司面臨更大的風險,但僅靠目前的國家層面信息披露,投資者無法量化公司的風險敞口。

  「透明和對重大的風險披露是投資者最好的朋友。」該基金高級副總裁弗裡曼(Bennett Freeman)以殼牌公司在2005年至2010年間在尼日利亞的遭遇為例。該國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的少數民族部族的傳統生活方式受到石油生產的破壞, 卻並未分享到石油帶來的收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衝突就已出現,2003年開始反政府武裝力量迅速發展,隨後爆發的衝突使殼牌在該地區的產量下降了五分 之一。

  非政府組織還試圖讓企業從以固定成本換取降低風險的角度看待披露問題。繆尼拉表示,從企業自身角度看,採掘所在地民眾清楚企業支付給政府的費用後,如果未能從中獲益,他們不會把主要矛頭直接對準企業,而會去向政府施壓,這也為企業減小了社區風險。

  美國石油企業並非不明白上述利益,但擔心如果美國證交會單方面作出披露規定,其將被置於不利境地。

  「很多外國能源企業都是國有企業,他們總體控制世界石油資源的78%。這一單邊披露規則將使美國能源企業和工人在國際市場上處於十分不利的位置。」美國石油業研究所表示。

  為避免出現這一危險,石油企業一方面稱支持加強企業透明度,但另一方面則呼籲證交會將披露的層次限在國家或地區而非項目層面。

  「他們很清楚法律已明確規定要在項目層面進行披露,提出國家層面只是策略,真正想要的是對項目一詞的重新定義以獲得儘可能寬鬆的披露要求。」布魯金斯的考夫曼向財新記者表示。

  對於關於損害競爭力的質疑,Publish What You Pay回應稱,目前並無公開資料能證明披露在項目層面支付的費用會威脅公司投標。恰恰相反,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在2011年12月成功競標獲得安哥拉的兩塊深水鹽下油田,該公司在這兩處項目上已經主動披露到項目層面。

  「如果這一法案付諸實施真會威脅企業獲取項目,那麼從2009年開始公司就應該在定期報告裡披露這一重大風險,就像他們針對同樣未開始實施的1503條款一樣,但沒有企業披露這一風險,這只能說明或者風險不大,或者他們之前的披露有問題。」繆尼拉表示。

  此外,1504條款針對的是所有在美國上市企業,並非只是美國公司。根據Revenue Watch的統計,在美國上市的石油類企業市值佔到全球的61%,同等級的競爭對手在監管之外的本就不多,若歐盟和英國通過類似法律,則被監管企業的市值比例將達到82%。

  以中國石油企業為例,雖然三巨頭均是國有背景,但旗下公司均在香港和美國資本市場上市,美國證交會的監管規則一旦出台,將同樣適用於上述中國企業。

  其中中石油股份公司的人士向財新記者表示,包括蘇丹、緬甸和伊朗這樣受到制裁的地區資產並未放入上市公司,但所有無此顧慮的資產原則上都可放入上市公司。該公司最初上市時只是放入了印尼項目,但隨著中石油海外項目的發展,正陸續往上市公司裝入這些項目。

  而中海油的上市公司則是主要進行上游勘探開發,因此國內外勘探開發部分都已裝入上市公司,而中石化在2010年的年報中提及的海外項目國家則包括加拿大、哈薩克斯坦、巴西和安哥拉。

  「在非洲中國石油企業一直受到質疑,這可以理解,西方國家的油企幾十年前做法和中國企業現在沒什麼不同,但如果中國企業在這一問題上能夠做得更積極,這將極大改善企業形象並減少外國攻擊中國石油企業的藉口。」繆尼拉說。

  雖然在一定程度上1504條款確實可能使在一些極不透明地區運營的美國企業承壓,但隨著歐盟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立法推進,由於監管造成的競爭差距必將縮小,過去美國的《海外反腐敗法》 便是先例。


石油 監管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2212

美國:金融創新與監管的賽跑

http://www.infzm.com/content/73553

美國在保護投資者權益上,有完整的司法追溯、賠償機制等一系列制度配合,尤其是集體訴訟制和股東民事索賠等具體手段和經驗,都值得中國證券市場借鑑。

「在美國,金融創新與監管一直在『賽跑』。」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特邀研究員李曙光教授說。

美國股市在很長時間自生自滅,甚至變成了一個賭徒和惡棍們的天堂。直到20世紀20年代,紐交所的制度和運行方式依然和1817年剛創立時沒有多大 差別,本質上依然是一個為交易所會員謀利的「俱樂部」。股市內幕消息滿天飛,合謀操縱市場、聯合坐莊司空見慣,甚至紐交所的總裁(惠特尼)都敢盜用他人款 項。

「我國資本市場上剛剛爆發的綠大地造假圈錢、紫鑫藥業證券欺詐和中山公用內幕交易這些案件,實際上是在重複美國1920-1930年代的情形。」李曙光說。

貪婪和逐利也刺激股民不斷進入這個「賭場」。1920年代,全美有近300萬家庭投資股市,股票經紀公司從1925年的700家激增到1929年的1600多家,炒股成為美國人的「共同愛好」。

在一片投機氛圍中,終於股市在1929年10月24日這個「黑色星期五」崩盤了。這次股災席捲全美並蔓延世界,道瓊斯指數跌去90%,10萬多家美國企業破產,6000家銀行倒閉,失業率高達30%。

「派狐狸去看守雞窩」

1929年的大股災,讓美國人痛定思痛。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於大蕭條之後就任美國總統,他頒佈了《聯邦證券法》和《格拉斯-斯蒂格爾 法》,前者制定了新股發行的規制條款,並強制上市公司必須進行信息披露;後者禁止商業銀行從事對沖基金和股權投資業務。之後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更 規定投資人不能做內幕交易,不能操縱股價等。

同時,羅斯福成立美國證監會(SEC),並任命一名老牌投機分子、肯尼迪總統的父親老肯尼迪為SEC主席。此舉大駭天下,還曾引得媒體譏諷羅斯福總統「派一隻狐狸去看守雞窩」。

但深諳各種投機和操縱市場訣竅的老肯尼迪展現出了非凡的改革藝術,他首要的工作是結束當時所謂的「資本罷工」——當時所有的華爾街銀行都拒絕承銷新發股票,也拒絕提供貸款。在與華爾街商人鬥智鬥勇中,老肯尼迪曾爆粗口:「華爾街奸商都是婊子養的。」

其次,老肯尼迪出台了一套對所有人都更有利的政策體系,同時對股票交易進行一定程度的管制。

老肯尼迪繼任者道格拉斯,繼續迫使華爾街改變運作方式,使交易所「保持公平和絕對的誠實」。

嚴厲的監管改革,真正改變了美國股市受人操控的賭場氣質,因為內幕交易者付出的沉重代價足以殺一儆百。改革的成功,為戰後華爾街史無前例的大繁榮奠定了基礎,這之後,儘管美國資本市場還會不時遭到打擊,但卻擺脫了「惡性股災」的夢魘。

司法獨立:最寶貴的經驗

但金融創新與監管之間的「賽跑」還遠沒有結束。2002年,安然公司的財務報表被發現完全是一套設計精巧的謊言,震驚華爾街和美國。不久,安然和審計公司安達信倒台。

美國資本市場在世紀初迎來這當頭一棒,立法和監管再次跟進。《薩班斯法案》隨後頒佈,對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更嚴厲監管;對財務信息披露也要求完整、詳細,公司重要高管必須在財務報表上籤字;獨立董事要達到半數以上等。

正當人們以為法律已經堵住了資本市場上的所有漏洞,但2008年次級債危機再次撼動美國金融系統,並演化成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

雖然這場危機的根源仍有爭論,但金融衍生品的氾濫無疑是罪魁禍首之一。為此,2010年7月,奧巴馬簽署美國金融歷史上最嚴厲的金融改革法案—— 《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宣佈由新的消費者保護機構執行最有力的消費者金融保護,「重新塑造華爾街的根本」。

「時至今日,美國資本市場上已沒有人敢成為絕對的壞蛋或欺詐者,而是去尋找法律的漏洞和空白地帶,再進行金融創新,這就要求監管和立法再跟進。」李 曙光認為,某種程度上,是大案要案和外部事件在推動著美國資本市場不斷自我修正和完善,而其中最可寶貴的經驗是司法獨立,「監管機構沒有三頭六臂,小機構 一樣可以實現大監管,前提是司法確實能震懾住欺詐者。」

近年來,李曙光一直在籲請,凡涉及證券市場欺詐的案件,由國家級法院在異地受理,以破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一旦涉及訴訟,地方保護主義、國企背後的行政力量很容易干預司法,使得責任人難以被重罰,而投資者在企業所在地訴訟成本極高,勝訴的可能性很小。」他說。

實際上,這也是美國的經驗。一位曾在美國證券法律界工作的前證監會官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大多數涉及證券欺詐的訴訟案件都在美國紐約州南區聯邦法院審理,這也是美國人吸取了早期各州法院地方保護主義的教訓。

此外,美國在保護投資者權益上,有完整的司法追溯、賠償機制等一系列制度配合,尤其是集體訴訟制和股東民事索賠等具體手段和經驗,都值得中國證券市場借鑑。


美國 金融 創新 監管 賽跑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2267

跨境監管回原點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5-25/100393888_all.html

  中概股的跨境監管合作問題短期內看來難以推動。

  無論美國證監會(SEC)官員多麼期待在5月與中國證監會官員的會面中會取得突破,但最終的結果是離兩年前的原點並不遠。

  5月初第四輪中美經濟與戰略對話中,外資證券公司期盼已久的持股上限已經放至49%,中概股監管問題卻一字未提。月中,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年會在京召開,中美雙方雖未挑明,但發言均圍繞監管合作和主權問題,針鋒相對。

  「中國公司的反向上市市場永遠不會在美國重現。大多數美國人認為這些公司都是騙子。」美國智治基金創始人傑克森(Eric Jackson)對財新記者表示,普遍而言,許多美國人對投資中國,以及SEC是否有能力來扭轉局面,持懷疑態度,因為他們鞭長莫及。SEC在美國起訴這些案子已很困難,很多人懷疑他們還能在中國做什麼。

  「這是中美關係一個很有趣的時期。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一起探索如何監管運營在中、融資在美的公司。SEC運用常規調查手段時遇到了困難。」 SEC前執法官、Kobre& Kim律師事務所常駐香港的合夥人威廉·麥戈文(William McGovern)說。

  這是SEC在跨境監管中遇到的第一個滑鐵盧。

  「我的感覺是,這需要到更高的外交層次去解決。這只是中美關係大圖景中的一塊。」他說。

醜聞登峰造極

  「中概股目前在美國聲譽很差,許多股票的估值大打折扣。」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吉利斯(Paul Gillis)說,「負面因素主要有三個。首先這些公司中存在著許多欺詐,尤以後門上市公司為甚。其次,許多公司使用的VIE(協議控制)模式,被認為包含無法接受的風險。最後,這些公司身處監管漏洞中,無論美國還是中國監管者,都搆不著它們。」

  中概股風波始於2010年下半年,並且出人意料地愈演愈烈。

  一些中概股公司的畫皮被揭開,造假醜聞層出不窮,逐腥而來的做空者群體更加速了「扒糞運動」。

  中概股公司暴露的問題,逐漸從虛增資產和利潤、編造假合同、通過關聯交易損公肥私,變成為赤裸裸的掏空資產、挪用資金甚至搶公章,堪稱野蠻的公司治理。中概股淪陷的頻率之高,無法再用「個別現象」來一筆帶過。這些問題嚴重損害了中概股的集體聲譽和投資者信心。

  「有些完全是欺詐,事主無異於盜竊上市公司資產。另一些有嚴重會計問題,導致審計師辭任和公司摘牌。還有一些案例,VIE沒有遵守承諾,給投資者造成損失。很多時候這些問題是做空者發現的。為什麼做空者能夠發現,而審計師發現不了?」吉利斯說。

  接近SEC的人士透露,兩年前SEC向中國證監會提交了一系列案例,請求跨境監管合作。但中國證監會稱人手不足,表示難以配合。SEC便把案例縮減到四宗,兩年過去了,SEC沒有從中國證監會獲得實質性的配合。

底稿與國家機密

  中美監管合作僵局首個被曝光案例是東南融通(PINK:LFT)。東南融通是中國第一家在紐交所上市的軟件外包企業,也是首家被指造假的非後門 上市中國公司。2011年5月,在東南融通的疑點被揭發後,總部位於上海的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下稱上海德勤)閃電宣佈辭職,並稱此前為東南融通出具的 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審計報告均不可信賴。

  為徹查東南融通案,SEC在2011年5月27日要求上海德勤提供東南融通的審計底稿。上海德勤開始未表示異議,SEC還曾兩次給予其寬限期,但兩個月後,上海德勤表示拒絕服從傳票。

  2011年9月8日,SEC請求哥倫比亞地區法院命令上海德勤執行這張傳票。2012年5月9日,SEC宣佈再度起訴上海德勤,理由是在SEC正在進行的一項中概股公司舞弊調查中,上海德勤拒絕提供審計底稿。

  美邁斯律師事務所(O'Melveny & Myers LLP)律師郭冰娜說,收到SEC的傳票後,上海德勤向中國證監會尋求批准,中國證監會答覆不能提供。

  「作為自願在美國註冊的會計師事務所,上海德勤不能夠一方面享受由此帶來的財務和名譽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履行美國的法律責任。」SEC執行部門主任庫薩米(Robert Khuzami)在聲明中說。

  5月10日晚間,上海德勤聲明稱,「根據中國法律及中國監管機構的具體規定,未經中國政府許可,中國會計師事務所不得直接向任何外國監管機構提 供文件。自2010年以來,德勤一直在配合中國證監會和SEC的相關要求,但中國證監會和SEC一直未能就使SEC取得文件達成協議。」

  上海德勤CEO盧伯卿在當晚發給公司內部的郵件中強調,「我們將堅決維護我們的立場。法律訴訟程序很可能將延續數年。」

  審計底稿可能關乎中國國家機密,郭冰娜解釋說。2009年,中國證監會發佈的《關於加強在境外發行證券與上市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工作的規定》, 要求為中國境內海外上市公司做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和其他諮詢服務機構的會計工作底稿必須留在中國境內。另外,《國家保密法》表述模糊,範圍很廣,所以審計 底稿中可能含有被認為是國家秘密的信息。

  但審計底稿也同樣關乎投資者利益。當年在SEC是個年輕律師的麥戈文,曾處理過會計造假案件。

  「作為執法律師,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審計師談,而不是公司,因為前者負有專業義務。SEC希望判斷,審計師是否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獨立而盡責?他 們是否問過了正確的問題?他們與公司的關係是否過於親密,以至於沒有『刁難』?如果是這樣,他們可能會因協助造假和公司一起被起訴。」 麥戈文說。

  「審計底稿的確是很重要。我們對公司極不信任的時候也會要求看審計底稿。我們要看哪筆資金當時放在哪個賬戶裡,賬是怎樣的。」某產業基金方面的人士說。

  郭冰娜說,美國法律並不支持以外國法律禁止作為抗辯理由。如果美國法院判令上海德勤提供文件,上海德勤只能自己決定要遵循哪個國家的法律。

  SEC當然意識到上海德勤正在被兩國法律所擠壓,前述接近SEC的人士認為,並不想將上海德勤逼入絕境,導致其無法在美執業,而是更希望通過與中國證監會就這一問題達成共識,來消除這一不和諧音。

  上海德勤案件並不是孤案。可能的審計弊病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不同中概股客戶中均有涉及,如果走司法程序,「四大」都可能被剝奪審計資格。

  對此,麥戈文曾建議過一個折中方案——由審計師向SEC提交那些無關國家機密的審計底稿。不過由誰來定義哪些文件涉及國家機密呢?

  除SEC外,美國上市公司審計監管委員會(PCAOB)也希望能對審計中概股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訪談並檢查底稿,但PCAOB的策略略為和緩,他們希望達成「在中國監管部門人員的帶領下,對審計機構進行訪談並檢查底稿」的終極目標。

  PCAOB主席多迪(James Doty)向財新記者表示,與中國證監會和財政部的對話取得了進展,中方同意美方派人觀察中國對會計師事務所的監管行動,但目前並沒有時間表。

  接近美國監管部門的人士向財新記者表示,儘管PCAOB態度看上去很積極,但其實對達成最終監管合作的可能並不樂觀。

  旁觀這起案件的進展將會非常有趣,麥戈文說,兩個主權國家不同的權力觀互不相讓,如何調和?

監管無國界

  國際上本有關於跨境證券監管合作的框架,這就是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的多邊諒解備忘錄(MMoU)。

  IOSCO旨在促進各國證監會之間的合作,其中包括通過增強對不當行為和市場及市場中介監管方面的信息交換和執法合作。

  中國證監會於1995年加入IOSCO。2002年5月,該組織通過了《主席委員會關於IOSCO多邊諒解備忘錄的決議》。截至目 前,IOSCO已有86個成員簽署了MMoU,佔比為95%。截至2010年,各國執法機構依據MMoU提出的協作請求數量達到2000起。

  深圳證券交易所法律部經理、國際金融法學博士邱永紅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紹,MMoU是各國和地區證券監管機構之間首次簽訂的同類國際性多邊安排, 也是對證券欺詐行為進行監管合作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表明監管合作和信息共享是防範跨境證券欺詐和證券市場中其他違法犯罪行為的關鍵因素。

  簽訂十年後,SEC卻發現,MMoU並不能很好地解決迫在眉睫的中概股監管問題。前述接近SEC的人士說,中國證監會認為,MMoU的內容不包 括提供審計底稿。據邱永紅介紹,MMoU規定,在各自法律允許範圍內,簽署各方將據需要盡力相互提供證券和衍生產品交易記錄、交易賬戶的名義和實際持有 人、中介機構和從業人員執業記錄等信息。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證監會的理解不無道理。然而,SEC幾乎從未遇到這樣的問題。

  「當美國投資者因欺詐利益受損時,SEC通常可以實現跨境監管。但對過去兩年的中概股案例,SEC似乎無能為力。」麥戈文說。

  以往典型的SEC調查中,SEC在完成對審計師、公司的調查後,會起訴公司。但在中概股的調查中,對數家疑似欺詐的公司,SEC和紐交所、納斯達克只能因未能及時提供信息將它們摘牌,停止它們的交易,留下許多未解之謎。

  「政府發起的訴訟沒有進展,這可能使SEC覺得沮喪,備受壓力。他們無法從中國獲得文件來為案件舉證。除了摘牌,能做的實在不多。」麥戈文說。

  前述接近SEC的人士表示,除瑞士外,SEC在與各國進行跨境監管合作時,一直很順暢。此前從其他國家獲取調查所需文件時,從未遇到類似困難。因此SEC甚至不明白問題出在哪裡。

  「SEC感到難以理解中國大陸的態度。與之形成對比的是,SEC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合作良好,如香港、大多數歐洲國家以及其他很多亞洲國家。頻繁地分享文件對他們來說是常規的跨境監管手段。這說明中美雙方在多個層次上都對對方缺乏理解。」麥戈文說。

一場隔空喊話

  在北京IOSCO年會上,雙方的發言都提及主權問題,聽上去像是一場難抑不滿的隔空喊話。

  SEC主席夏皮羅的代表在發言中說,提出協作的目的並非建立一個跨國界的監管機構。SEC希望跨境監管的緊密合作以及執法信息的共享,特別是對在當地開展業務的上市公司的監管,更需要本地機構的合作。

  中國證監會主席助理姜洋則說,監管不能超越國家主權。在IOSCO框架下,應通過多邊和雙邊協議來解決跨境監管的協作問題,由當地監管部門提供配合,而不是把監管權延伸到其他國家,因各國情況不同。

  姜洋表示,中國證監會幾年來接到來自18個國家或地區的105份協同請求,完成72份;中國申請協同的11份,完成10份。

  美國證監會每年都會在年度報告中公佈跨國監管協作請求的數量,以及配合跨國監管協作的數量。2011年,他國證監會向美SEC提交了492份監管協作的請求,美SEC向他國提交了772份監管協作的請求。

  中國證監會官員對財新記者確認,目前確未與SEC合作調查上市公司,但中國證監會一向重視國際監管合作,協助境外證監組織調查工作中,其中四分之一的工作為協助香港證監會的調查。

  即便同一主權下的香港與內地達成跨境監管合作,也是歷經多年磨折,且未有實質性突破。即使已與內地簽訂跨境監管諒解備忘錄,香港亦無法進行跨境調查或執法。

  多位證監官員認為,中美證券監管合作有涉主權,美國來中國實施監管權,中國應該也可以去美國實施監管權,應有互相交換,但目前沒有美國公司在中國上市,因此無交換之必要。

  對此,上述接近SEC的人士認為,中國證監會因暫無跨境監管之需求,便不予配合,這種觀念未免失於狹隘。

  一位有海外工作經歷的證監官員表示,中美證券監管合作應該更為開放,中方在其中應表現更為自信的態度,封閉姿態不可取。

  當然,對中國監管機構來說,跨境監管有很多實際的操作障礙,例如,一些中概股公司註冊在海外如開曼群島,實際運營在中國,這樣的公司不在證監會管轄範圍之內。

  此外,人力不足,手段落後也是中國的難題。中國證監會負責證券稽查的人員僅200多人,僅佔全國證券期貨系統總人數的六分之一。而SEC有 3700多名工作人員,調查人員佔總數的三分之一。證監會也不能強制傳喚上市公司及中介機構人士問話,無法對不配合調查工作的涉案人員採取強制措施。

  前述接近美國證監會的人士抱怨,大多數中概股實質都是繞過證監會的規定赴美上市的,中國證監會並不真正關心中概股質量如何,甚至有把優質企業留在國內上市的「私心」。

  「其他國家也許希望境內企業能進入深廣的美國資本市場融資,但中國可能有其他打算——擁有香港、上海,中國有很多融資選擇。」麥戈文說。

  「一個國家的執法機構到另外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的公司進行調查,就中國來說別的領域都沒有先例。如果雙方給予對方對等的待遇,達成一些額外的協定,在別的國家存在這樣的做法。我認為司法主權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郭冰娜說。

  SEC應通過外交和談判達成協議,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中間地帶,而不是通過訴訟和法庭上的「交火」來激化矛盾,麥戈文建議。

勝利大逃亡

  在兩國證監機構短期無望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如果老賴鐵了心騙錢玩消失,這種監管套利是否非常容易?

  郭冰娜介紹,2011年以來,被SEC起訴的中概股公司及其審計師有六家,包括訴東南融通、訴上海德勤、訴開元汽車 (NASDAQ:AUTC)、訴中國能源技術(PINK:CTESY)、訴西藍天然氣(PINK:CHNG)及訴普大煤業(PINK:PUDA)高管案。 她說,這不代表被SEC調查的數量,因為配合調查的公司佔多數。美國上市公司出現問題後,一般是SEC先介入調查,可能提起民事訴訟;如發現涉嫌刑事犯 罪,美國司法部會介入調查,並能提起刑事訴訟,FBI也會在這個階段參與調查。同時,投資者會發起證券訴訟要求賠償。

  2004年開始,每年都有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遭遇證券訴訟,如中國人壽 (NYSE:LFC)、分眾傳媒(NASDAQ:FMCN)、富維薄膜(NASDAQ:FFHL)和前程無憂 (NASDAQ:JOBS)等,但2010年底開始的大規模證券訴訟還是首次。

  一旦走入司法程序,執行就取決於中美之間的司法合作。郭冰娜說,據她所知,至今沒有中概股公司走到法院的最後判決,大部分訴訟都通過和解等不同方式解決了。

  中國民事訴訟法中有關於如何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規則,因此理論上存在著這樣的法律架構。

  但在證券領域內,到現在為止,尚沒有中概股公司因美國法院的判決,通過中美兩國司法合作的架構,在中國受到懲罰。

  這是全新的問題。此外,除了中美兩國的司法合作,還有公司註冊地的問題。「因為他們使用的離岸結構,典型的是在開曼群島註冊公司,中國的監管者也很難管到他們。」吉利斯說。

  「有些人可能會對SEC持批評態度,認為當三四年前中國赴美上市公司大量增加的時候,他們就該預見到這個問題。」麥戈文說。

  「著名對沖基金經理、綠光資本的艾因霍恩(David Einhorn)在紐約的艾拉索恩(Ira Sohn)投資大會上說,他不投中國公司,只投產品銷往中國的美國公司。他說他不認為這種策略使他錯過了任何大的中國投資機會。」 智治基金創始人傑克森說。「我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我認為這代表了很多美國投資者對中國的總體評估。他們想:為什麼要麻煩?不值得冒那個險。」

  「這個問題只能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公司在公司治理上顯示出它們的成熟和進步之後,才會改變。」他說。■


跨境 監管 原點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3917

華爾街加強監管 沃爾克規則生效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7-06/100408098.html

 旨在將風險較高的自營業務與傳統銀行業務分離的「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將於7月21日起生效, 但該規則的最終版本至今仍未出台。

  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下稱《多德-弗蘭克法案》),三大核心內容包括:結束 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困局,允許關閉或拆分經營不善的金融機構並禁止使用納稅人資金救市;在美聯儲下設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保證消費者能夠獲得透明準確 的信息;採納「沃爾克規則」,限制金融機構的投機性交易。

  這裡提到的「沃爾克規則」是《多德-弗蘭克法案》中最重要也是最有爭議的條款,它由前美聯儲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提出,禁止接受存款保險的機構、銀行控股公司及其附屬機構,通過銀行自身賬戶,從事和任何證券、衍生品以及其他金融工具相關的短期自營交易,同時禁止上述機構擁有、投資對沖基金或私募股權基金。

  「沃爾克規則」有利於穩定金融系統,抑制金融風險的傳遞與擴大,避免因金融機構「大而不倒」或「關聯性太強而不能倒」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但該 規則對多數銀行來說並不是個好消息,因為銀行不但要付出高額成本做很多技術上的準備來滿足監管要求,更重要的是它們將不得不放棄給其帶來豐厚回報的自營交 易。

  在銀行業不斷的遊說和施壓下,美聯儲與其他四家金融監管機構4月19日發表聯合聲明稱,將給銀行業兩年適應期,銀行業需在2014年7月21日 之前完全符合「沃爾克規則」要求,剝離自營業務。同時,適應期的截止日期最晚可被推遲至2017年。也就是說,至少在兩年內銀行仍可開展自營業務。

  但今年5月摩根大通因信貸衍生品交易失誤而意外損失20億美元,給監管機構推行「沃爾克規則」、加強對華爾街的金融監管,提供了更多理由。

  業界人士批評「沃爾克規則」缺乏清晰界限和標準,在實際操作中難以區分被允許的風險控制和被禁止的自營交易。該規則雖禁止銀行利用自有資金進行 投機交易,但允許其通過對沖操作進行風險控制。同時,規則中有大量豁免條款,可能會導致規則力度被淡化。就連《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合著者、民主黨眾議員 弗蘭克也認為,該規則「太過複雜」,並敦促監管機構在9月3日之前發佈該規則的簡化版本。■


華爾街 華爾 加強 監管 沃爾克 沃爾 規則 生效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4931

經銷商人去樓空 雅芳監管不力還是躺著中槍

http://www.21cbh.com/HTML/2012-11-2/xNNDIwXzU1NDAxNg.html

胡可 攝

廣州白領張小姐最近比較煩,她在所住社區一家打著雅芳旗號的美容美體沙龍購買了數個「按摩套餐」,總價值4000餘元,沒想到後來卻由此遭遇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沙龍突然關門謝客人去樓空,張小姐還有近2000元的套餐餘額沒用完卻無處退款,無奈之下,她只好直接找雅芳公司討說法。

對此,雅芳公司方面始終堅持的立場是:責任不在雅芳而在被授權經銷商,雅芳只是出於最大限度保護消費者權益而出面調解。不過,雅芳公司最後還是表示願意退款給張小姐。

事實上,類似案例還有很多。消費者與被授權經銷商發生糾紛,授權品牌是否應該連帶負責?這個問題已成為美容護膚品及其服務市場上一個長期存在的痼疾。當有效的權責約束規則缺位,消費者的權益難以僅靠商家的誠信或品德來維護,授權品牌也必然在無形中遭受難以估量的損失。

【糾紛】

相信大品牌,結果被「忽悠」

「之所以選擇這家沙龍,首先是圖方便,其次也是相信雅芳的品牌。」張小姐說,這家沙龍主要銷售和使用雅芳品牌產品,同時也有其他品牌產品。

接受過幾次推背按摩服務之後,張小姐感覺服務質量還不錯,便在店員勸導下一次性購買了一個推背「套餐」,其中包括十次常規推背服務以及一盒推背精油等護理用品,此外還「免費贈送」兩次推背服務,總價是1380元。

此後,張小姐又陸續購買了一套價值1380元的腿部按摩服務套餐,一套價值690元的乳腺按摩服務套餐,以及一套價值600多元的胳膊及胸部的助眠按摩套餐。

到今年9月初,張小姐購買的這些套餐都還沒消費完,其中,推背套餐僅使用了七八次,腿部按摩套餐使用了六次,助眠按摩套餐只用了兩三次,僅乳腺按摩套餐接近用完。

9月10日,當張小姐再次準備光顧這家沙龍,卻發現已人去屋空。店主手機關機,張小姐反覆嘗試都聯絡不上,這才意識到事情不妙並報警求助。

「我納悶的就是,9月初的時候店主還催我交乳腺按摩套餐的尾款,上午催完下午再催,結果收了我的錢才幾天就關門走了。」因此,張小姐認為這家店的店主很可能是「攜款跑路」,自己的錢恐怕是再也追不回來了。「幾個套餐沒用完的餘額加起來接近2000塊錢。」張小姐沮喪地說。

【協調】

經銷商不見蹤影,雅芳出面調解

當初,張小姐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雅芳品牌的信任而選擇成為這家美容美體沙龍的客戶,於是當問題出現後,她想到找雅芳公司來幫助解決。

一開始,雅芳公司方面給了張小姐那位店主的新電話號碼與QQ號,但她向店主作出的任何溝通嘗試均得不到回應。在此情形下,雅芳公司方面給出兩個補償方案,一是補償與其消費餘額等值的雅芳品牌產品,二是由其他雅芳經銷商所開設的美容美體沙龍為其提供與消費餘額等值的服務。但張小姐拒絕接受,堅持要求退還消費餘額。

負責跟進此事的雅芳傳播公關部負責人杜小姐向記者表示,從合同約定的角度來說,雅芳與這位經銷商之間的合同在今年6月份便已結束,並且經銷商屬於獨立法人,因此張小姐與經銷商之間的糾紛不屬於雅芳的管理權限範疇,但是出於對雅芳產品消費者權益和雅芳品牌形象的維護,公司才決定介入調解此事。

「我們給那位經銷商打了很多次電話,也嘗試由其他的經銷商來間接聯絡,最後還是那位經銷商自己上門來找我們取一些材料的時候我們才搭上話。」杜小姐說。

另據張小姐反映,就在昨天,雅芳公司已經確定,將通過支取經銷商交給雅芳公司的押金來償還張小姐的消費餘額。

【責任】

是監管不到位,還是「躺著也中槍」?

「發生這種事,其實我們是最不願意看到的。」雅芳傳播公關部負責人杜小姐說。事實上,不止雅芳,幾乎所有的美容護膚大品牌都曾出現過被授權經銷商與消費者之間的糾紛連帶的事件,本報也接到過不少類似報料。那麼,被授權經銷商與消費者之間發生糾紛,授權品牌是否應負連帶責任?這當中的責權利劃分始終未見足夠的明晰。

一方面,像案例中的張小姐一樣,消費者總是傾向於認為授權品牌應該對自己的授權行為負責,對被授權經銷商有所選擇和監管。就像張小姐說的,「至少與經銷商的合同到期結束應該知會我們一聲。」

而另一方面,每當遇到這種情況,授權品牌又總有「躺著中槍」的感覺。就像雅芳傳播公關部負責人杜小姐一再強調的那樣,「被授權經銷商是獨立法人,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消費者與經銷商之間有合同關係,消費者購買經銷商的服務;經銷商與授權品牌之間也有合同關係,經銷商銷售並使用授權品牌的產品,授權品牌除產品之外再另行提供店面裝飾、門店管理等支持性服務;但是,消費者與品牌之間卻並沒有直接的合同關係。」

事實上,授權品牌在與經銷商之間的合同當中也會主張相應的約束條件,但這些條款往往只能停留在紙上。「我們會主張監督、建議等約束條件,但實際上只能靠經銷商的誠信來維繫,如果出現糾紛,我們真的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去『懲罰』經銷商。」雅芳傳播公關部負責人杜小姐說。

在行業內,這一問題長期存在而得不到妥善解決,消費者長期面臨糾紛發生而無人擔責的風險,但為爭取市場,各大品牌還是希望儘可能地向更多經銷商提供授權合作的機會,提高合作門檻的建議在目前來說仍不現實。

【律師說法】

授權品牌必然付出無形代價

廣東德比律師事務所律師金豪認為,從公司法角度來看,被授權經銷商屬於獨立法人,與授權品牌相互獨立;從合同法的角度來看,消費者是與被授權經銷商簽訂合同;基於這兩點原因,當消費者與經銷商之間出現糾紛,的確難以追究到授權品牌的責任。

不過,在具體的案例當中,證據是更重要的責任判定依據。「比如,張小姐如果可以證明有部分款項是打入雅芳公司賬戶的,那麼就可以主張退還。」

另外,金豪律師認為,就算在許多個案當中授權品牌的確不必承擔法律責任,一旦這類糾紛發生,都必然損害授權品牌聲譽,使其付出無形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授權品牌應該珍惜自身的品牌形象和市場號召力,在對經銷商予以授權時執行更加嚴格的審查條件和程序,才能避免『躺著中槍』的後患。」


經銷 商人 去樓 樓空 雅芳 監管 不力 還是 躺著 著中 中槍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9475

三大交易所聯手路演 中國監管層首次全球「講故事」 「歡迎來中國股市」

http://www.infzm.com/content/82489

監管層首次參加路演,向全世界投資者講中國故事,以開放釋放誠意。

境外機構投資者,反響熱烈,但觀望居多。

如果中國資本市場能真正消除壁壘,更加健康,將迎來更多的投資熱忱。

這是一場特殊的「路演」——首次由中國監管層參與的全球路演。

「帶好準備表演的東西,上路。」華爾街傳奇投資家巴頓·比格斯如此描述路演。簡而言之,就是為了賣出一個好價錢,在投資者面前講自己的「故事」並回應各種質疑。公司在首次公開募股時需要「路演」,各類機構為了籌集資金,也常常路演。

不過這一次,演出者中罕見地出現監管者的身影。2012年9月下旬,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組團兵分四路,開赴美加、歐洲、韓日以及中東地區,進行全球路演。

路演的目標是吸引更多的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中國。中國監管者需要在全球投資者面前兜售中國資本市場,以及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新政——QFII是境外投資者合法投資中國市場的唯一「入場證」。

這也是最吸引外界關注的地方。開放的態度,似乎在釋放一種誠意——中國資本市場的監管者將發起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開放」。而手握選擇權的境外機構投資者,面對2012年以來熊冠全球的中國股市、明顯放緩的中國經濟,又持何種態度?

低調處女秀

熱烈程度超乎預期,中方官員像是難得一見的明星。路演結束,他們紛紛上前找中方官員合影。

2012年9月17日中午時分,韓國首爾,超強颱風「三巴」正登陸朝鮮半島。

位於首爾市中心的五星級酒店樂天飯店,國際銷售組宴會部經理殷冬靈焦急而擔心地望向窗外:一場「中國資本市場論壇」舉行在即,可邀請的客人會在狂風中如約趕到嗎?

此時,論壇主辦方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的副總經理李正強正帶領一行十人的中國團隊,與韓國的機構投資客戶共進商務午餐。他們的日程安排緊湊,上午見客戶,中午商務餐,下午路演。

兩點,論壇開場。出乎殷冬靈的預料,接受邀請的八十多名韓國機構投資者代表悉數到場。

這是全球路演的其中一場。當天下午2點,韓國樂天飯店二樓翡翠廳,中國團隊登場。「每個成員都西裝革履,穿得很隆重。」殷冬靈回憶,在韓國,像這樣活動,除了領導穿著正式外,隨從和翻譯通常穿得比較隨意。

中方團隊裡除了證監會和交易所官員,還有申銀萬國、建設銀行、嘉實基金和銀華基金的業務主管。這次全球路演的四支隊伍都遵循這種「標準配置」——一家託管銀行(負責QFII資金託管、股票清算等)、一家券商(負責QFII在A股的經紀業務)以及幾家基金公司(可能的QFII投資顧問),以回應機構投資者的各種「技術問題」。

場下八十多名代表來自20家韓國金融機構,大多是資產管理公司、證券公司,還有幾家銀行、保險公司和養老金機構,其中只有7家已經獲得QFII資格。

儘管中國官方希望在更大範圍內推介中國資本市場,但路演的現場更像是刻意營造的小範圍交流圈。從南方週末記者拿到的一份路演籌備資料看,所有最後參會的投資者代表已經精確到特定公司的特定個人。

「這次路演組織得非常低調,而且保密。只有獲得邀請信的投資者代表才能進入會場,更不用說記者了。」一位韓國記者說。

中方團隊的中國資本市場「故事」講了兩個半小時,主要談及了中國金融市場走向、QFII政策近期變化。為此中方還準備了一百多套分發的資料,印有英文、韓文的資料每套有四五本,內容包括中國金融市場、股票、基金的大量數據和專業分析資料。

場上,有關QFII政策變化的細節被投資者們反覆問及。「熱烈程度超乎預期。」一位中方代表透露,原計劃半個小時的問答,因此又延長了二十分鐘。

「很多是市場已知的東西。」一家養老金機構代表說,「但我明顯感到中國政府想拉近和外國投資者的關係,這個引起了我的興趣。」在韓國的投資者眼中,中方官員更像是難得一見的明星。路演結束,他們紛紛上前找中方官員合影。

「難得有和中國高層官員接觸的機會,所以我才參加了路演。」上述韓國代表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聽說在中國很難見到他們,我覺得他們很友善。」

為了這場全球路演,中國團隊已經精心準備了三個月。

2012年6月,各家券商、基金公司、託管銀行就已接到路演通知。哪些公司去哪個地區,由證監會指定。8月初,由各家券商牽頭張羅各項路演事宜。一位券商業務主管說,「境外的客戶由我們召集,官員去是解釋一些政策。」

而9月路演期間,除了小範圍的推介說明會,中方團隊先後單獨拜會了73家養老金及大型投資機構。

比如,在紐約,中方團隊拜訪了花旗集團的全球副總裁。據當時一位在場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這位「在花旗集團內排名很高」的副總裁頗為重視中國市場,但「對中國具體情況並不十分瞭解,甚至不是很清楚QFII是什麼政策」。不過,這樣「淺層次」的交談持續了兩個小時。

在紐約的路演,動用了全美華人金融協會的關係——紐約有三萬多華人從事金融行業,而資歷較深的多在協會裡任職,十幾年來織就的密集關係網,像毛細血管一般伸向華爾街。

「這樣的路演讓雙方有一個非常直接的交流渠道,而過去投資者只能從報紙上看到負面消息。」全美華人金融協會主席吳皓說。


熱情很高,監管很嚴

2006年、2007年,QFII資格一票難求,但眼下,QFII的資格審批開始加速。

這次規模浩大的全球路演,被許多人解讀為一次應時之舉。

2012年9月26日,上證A股跌穿2000點,股市冷清。而前段時間,「中國概念股」在美國股市因造假而被集體「獵殺」。至於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更是2012年來全球投資者矚目的大事件。在這些背景下,市場普遍認為中國需要提振信心。

「相比真金白銀入場,QFII作用在於對信心的提振。」嘉實基金董事總經理張自力說,「這波境外路演就是想吸引更多機構投資者。」事實上,在中國市場,QFII的份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根據中金公司統計,QFII資金佔A股資金總量不到1.1%,即便2012年4月新增500億美元額度,也不足5%—10%。

QFII制度是從2002年11月起實行,當時借鑑台灣的經驗。後者從1990年開始施行QFII,13年後徹底放開了資本市場。

相形之下,中國依然實行嚴厲的資本管制,對境外投資者,監管層態度明確,長期投資者歡迎,境外熱錢嚴禁。因此,對於QFII的審批一直頗為謹慎。

2006至2007年間,A股迎來一波牛市,QFII資格更是一票難求。「那時候想申請,幾乎沒可能,得走關係。」一家華爾街資產管理公司亞洲區投資經理回憶。

當時,為了從A股牛市行情中分一杯羹,華爾街上的這些基金公司,只能巴巴的去求那些已獲QFII資格的大公司買賣A股。每一次買賣,需要向這些「巨無霸」支付1%的單邊「手續費」,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國內散戶買賣股票的手續費不過千分之六上下。

「他們非常賺錢,當然我們也獲得了利潤。」上述經理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當時他所在的機構就分別使用高盛、美林和瑞信各500萬美元額度殺入A股追漲。而牛市一結束,這些投資者就迅速撤離,此後再未回頭。

QFII審批從2012年初開始加速。過去,獲得審批需要18個月,現在是6個月。而主權財富基金、養老金機構這類超長期機構投資獲批速度更快,「可能一兩個月就可以下來」。

中金公司統計顯示,從QFII制度開始施行的2002年11月起,截至2012年9月底,十年時間內獲得QFII資格的機構共181家,而僅2012年9個月就新增46家。投資額度也顯示,過去十年,共有157家獲得308億額度,而僅2012年9個月就已獲批92億元。

「現在監管者熱情很高。」匯豐銀行一位熟悉QFII業務的人士說。

不過,對境外機構投資者進入中國的每一步,證監會和外管局都有嚴格規定——拿到QFII資格一年之內,必須向外管局申請額度;拿到額度之後六個月以內必須將美元匯入中國;而自美元兌換成人民幣之日起,10天之內必須要進行投資。

這些規定直指那些純粹賭人民幣升值,把美金換成人民幣就不投資的境外熱錢,甚至證監會還有口頭指導,QFII賬戶中股票投資不能低於50%。「這些就是迫使QFII要進行股票投資。」匯豐銀行這位人士說。

抄底的人

長期來看,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驅動力

有趣的是,很多國外投資者從中國監管層的路演中讀出了別樣的含義。

海富通基金公司總裁田仁燦參加了由深交所組織的赴歐洲路演,在倫敦、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參加者都有上百人。他的印象是「路演現場氣氛熱烈」,「投資者很感興趣」。

「他們關心的都已經是技術問題了,說明他們有興趣進來,不需要再去說服他們中國市場有多好。」他說。

而南方週末記者訪問了華爾街、歐洲、亞洲的幾十家境外投資者,一個共識是,A股已經到達底部,多少會有些反彈。

一位投資者總結,中國監管層加速QFII放行大多在A股萎靡之時,這使得大部分抄底A股的QFII都收穫頗豐。「A股裡面現在有些比H股還便宜的,」華爾街一家資產管理公司的投資經理趙文說,「如果有額度,肯定會買這些。」

事實上,和外界普遍理解的相反,QFII除了比較青睞大盤藍籌股外,那些低風險偏好和追求「買了不能虧」的養老金,主權財富基金、大學基金會等機構,對中國的債券更感興趣。

趙文所在的公司管理資產的70%來自養老金機構,吸引他申請QFII的重要原因是,「想買在國內發行的可轉債」,而「中石化等幾家國有企業只A股發行可轉債」。

可轉債,就是可以轉成股票的債券。股票不漲的時候就是債,如果股票漲了,也可以轉換成股票。

「買國有企業的可轉債對我來說沒有下行風險,頂多賺得少。」趙文說,「國內可轉債剛剛起步,大家不大瞭解,有些可轉債條件非常好。」

當然,人民幣的升值趨勢也是境外機構投資者對QFII感興趣的原因。而境外機構投資者的一個共識是——儘管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但長期來看,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這迫使境外投資者必須保持對中國市場的關注。

「仍在觀望」

儘管中國官方罕見地主動向境外機構投資者拋出了橄欖枝,但在這些投資者眼中,投資中國股市依舊障礙重重。

不過,在境外投資者的籃子中,中國市場這道菜似乎還只是個點綴。國內一家券商QFII業務主管對這些境外投資者的觀察是——「有興趣,但不一定會馬上行動。」

在華爾街,ACM全球宏觀對沖基金首席投資官陳凱豐發現,周圍不少大的投資機構「嘴上表示對中國市場特別感興趣,但是一問他在中國市場的倉位,是零」。

例如,對美國投資者來說,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是繼美國本土、歐洲和日本之後的投資「第三梯隊」。「大機構的投資組合一般40%左右在股市,這其中美國大盤股佔一半,中小盤股25%,歐洲佔一成多,新興市場佔一成多。」陳凱豐說,「在整個投資組合中,中國市場可能佔比大約2%-3%。」

在歐洲和亞洲,南方週末記者採訪了幾十家機構後發現,這些地區的投資者中國倉位基本上不足4%。

而眼下,華爾街上的基金經理對中國經濟的普遍印象是:房地產泡沫、經濟不太景氣、統計數據造假,以及政府換屆帶來不穩定因素。

中短期內,看空中國——或者更確切地說,「對中國市場持觀望態度」——是華爾街的主流觀點。

在這一點上,幾乎大部分境外機構投資者不謀而合。「我們對中國的投資有盈利,但是2012年,對比像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市場,中國市場是在虧損的。」前述韓國投資經理說。

另外,頻發的中國概念股財務造假醜聞,也讓很多境外投資者「覺得中國股票不能碰」。

「外國投資者看不懂中國公司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只好嬰孩和髒水一起倒掉。」花旗集團一位投資經理說。

同樣是中國概念,趙文更願意替他的客戶投資港股,除了流動性比較大,更重要的原因是「披露比較充分」,「再怎麼看,A股披露的信息總是半信半疑的」。

陳凱豐最近接到了不少其他國家金融機構的路演邀約,比如希臘、西班牙、斯洛伐克以及一些拉美國家。他在聽完波蘭的路演之後,覺得「波蘭的ETF不錯」,「以後有機會的話想買一些」。

儘管中國官方罕見地主動向境外機構投資者拋出了橄欖枝,但在這些投資者眼中,投資中國股市依舊障礙重重。

比如,直到現在,境外對沖基金、共同基金仍然是中國監管層眼中不受歡迎的境外投資者。而境外投資者普遍用於對衝風險、增強市場流動性的投資品種期權並未放開,而具有同樣需求的股指期貨種類單一。另外,交易時間太短,導致市場無法馬上消化一些突發事件,容易大漲或大跌。

即便QFII加大審批速度,困擾境外投資者的各種「技術壁壘」依舊難以打破。

QFII在中國開設自有資金或者客戶資金賬戶,資金匯入後有一年的鎖定期,資金一年才能從中國匯出一次。而討論多年仍舊未能立法的「資本利得稅」,迫使QFII在資金匯出時遭遇難題。

2012年10月15、16日,在中國官方境外路演結束後,中金公司聯合美國凱威萊德律師行,在後者位於紐約世貿中心旁的會議廳又舉辦了一場長達兩天的「宣講會」。

據當時參會的嘉實基金張自力回憶,兩天會議到場一百四十多人,「很多人都待到很晚,下午的酒會都留下了,熱情依然很高。下周,律師事務所的人要來北京拜訪,或許有業務要來了。」


三大 交易所 交易 聯手 路演 中國 監管 層首 首次 全球 講故事 歡迎 股市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9494

股票掌故 | 香港股票資訊 | 神州股票資訊 | 台股資訊 | 博客好文 | 文庫舊文 | 香港股票資訊 | 第一財經 | 微信公眾號 | Webb哥點將錄 | 港股專區 | 股海挪亞方舟 | 動漫遊戲音樂 | 好歌 | 動漫綜合 | RealBlog | 測試 | 強國 | 潮流潮物 [Fashion board] | 龍鳳大茶樓 | 文章保管庫 | 財經人物 | 智慧 |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 創業 | 股壇維基研發區 | 英文 | 財經書籍 | 期權期指輪天地 | 郊遊遠足 | 站務 | 飲食 | 國際經濟 | 上市公司新聞 | 美股專區 | 書藉及文章分享區 | 娛樂廣場 | 波馬風雲 | 政治民生區 | 財經專業機構 | 識飲色食 | 即市討論區 | 股票專業討論區 | 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區 | 建築 | I.T. | 馬後砲膠區之圖表 | 打工仔 | 蘋果專欄 | 雨傘革命 | Louis 先生投資時事分享區 | 地產 |
ZKIZ Archives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