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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監總局通報甘肅酒鋼致12死重大火災：盲目施救

8月29日，據國家安全監管總局網站消息，國家安監總局今日發布了關於甘肅省張掖市酒鋼集團宏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西溝石灰石礦“8·16”重大火災事故的通報。

通報稱，該起事故暴露出企業動火作業安全管理不嚴格，入井人員未按規定攜帶呼吸自救器，事故發生後未及時報告、現場應急處置不力、盲目施救，礦井通風管理和外包施工隊伍管理混亂等突出問題，其教訓極為沈痛。

安監總局要求，全面加強動火作業管理，切實減少井下可燃物，嚴格配備便攜式氣體檢測報警儀和自救器。截至目前，仍未配齊符合安全生產強制性標準要求、具有礦用產品安全標誌的便攜式氣體檢測報警儀和自救器的地下礦山，一律停產整頓，按規定配齊後方可恢複生產。

同時，要提升應急處置能力，強化外包施工隊伍安全管理，嚴肅查處事故並吸取事故教訓。

以下為通報全文：

2016年8月16日，甘肅省張掖市酒鋼集團宏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西溝石灰石礦安排9人在斜坡道底部破碎硐室進行維修作業時，因斜坡道上部外包施工單位采用氣焊處理冒頂作業，導致充填竹跳板、草墊和原木混合材料著火產生濃煙，造成9人中毒窒息死亡，企業盲目施救，又造成3名救援人員死亡、16人受傷。

該礦采用山坡型露天開采和地下平硐帶式輸送機運輸工藝，輔以斜坡道運送人員和材料，回風平硐機械通風。該起事故暴露出企業動火作業安全管理不嚴格，入井人員未按規定攜帶呼吸自救器，事故發生後未及時報告、 現場應急處置不力、盲目施救，礦井通風管理和外包施工隊伍管理混亂等突出問題，其教訓極為沈痛。

事故發生後，國務院領導同誌高度重視，作出重要批示。國家安全監管總局派工作組趕赴現場指導搶險救援和事故查處工作。為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領導同誌重要批示精神，深刻吸取事故教訓，有效防範和堅決遏制類似事故發生，現提出以下要求：

一、全面加強動火作業管理。礦山井下進行切割、焊接等動火作業時，必須制定切實可靠的安全措施，並經礦山主要負責人審批。井下動火作業時，必須派專人進行監護，作業完畢要嚴格檢查清理。在木支護巷道或木結構井筒內動火作業時，必須在作業部位下方設置收集火星、焊渣等的設施，並派專人噴水淋濕及時撲滅火星。

二、切實減少井下可燃物。新建和改擴建礦山地下部分要使用具備阻燃特性的動力線、照明線、輸送帶、風筒等設備設施，生產礦井要嚴格落實《國家安全監管總局關於發布金屬非金屬礦山禁止使用的設備及工藝目錄（第一批）的通知》（安監總管一〔2013〕101號）要求，全面淘汰非阻燃電纜、風筒、輸送帶和主要井巷木支護等，禁止使用易燃物充填空區或冒落區。

三、嚴格配備便攜式氣體檢測報警儀和自救器。截至目前，仍未配齊符合安全生產強制性標準要求、具有礦用產品安全標誌的便攜式氣體檢測報警儀和自救器的地下礦山，一律停產整頓，按規定配齊後方可恢複生產。

四、提升應急處置能力。礦山企業必須制定科學有效的應急救援預案、加強應急演練，發生火災、中毒和窒息事故（事件）後，必須采取有效的通風措施，並立即啟動應急預案，救援人員必須佩帶可靠的防護裝備方可救援，嚴禁擅自或盲目施救。

五、強化外包施工隊伍安全管理。礦山企業要嚴格執行《非煤礦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暫行規定》（國家安全監管總局令第62號）要求，全面落實安全管理職責並承擔安全生產主體責任，要將承包單位及其項目部的管理納入本單位的安全管理體系，實行統一管理，加強檢查，及時排查治理事故隱患。

六、嚴肅查處事故並吸收事故教訓。各地區要按照“四不放過”和“科學嚴謹、依法依規、實事求是、註重實效”的原則，組織開展事故調查，認真查找事故原因，確定事故責任，依法依規嚴肅追究事故單位和相關責任人的責任，及時完成事故調查並向社會公開。要舉一反三，制定具有針對性和操作性的措施，狠抓落實，嚴防各類生產安全事故發生。

農村擺桌宴變身西式自助 甘肅把食品安全圈在眼皮子底下

未知物的非法添加、隱匿深處的地溝油、神秘的餐飲後廚等食品安全難以監管之處，在甘肅省都被圈了起來了。小加工作坊、餐飲以及農村集體用餐等都被放在監管人員的眼皮底下，有證有據，可查來源和去處。

“在整個監管體系落定之後，剩下的工作就是攻難點，落實監管責任。應用食品安全追溯平臺、明廚亮竈等手段，把動態、分散、威脅食品安全的不確定因素都集中起來管理。”甘肅金昌市食藥監局長方懷天表示。

“五個統一”集中管理小攤販

煜豐紫晶美食城位於金昌市市區的商貿中心紫金廣場五樓，總經營面積2400平方米，共有檔口40個，總入駐商戶35家，有從業人員110人，經營各類特色小吃200余種，可同時容納400多人同時就餐。

此前，由於場地陳舊、食品安全管理的缺失，飲食大廳內小餐飲普遍存在環境衛生狀況差、管理混亂、食品制作過程不透明等情況，每個小餐飲商戶都自己進貨，無法保障餐飲安全。

“對於小攤販、豆腐小作坊、小餐飲，要集中起來管理，不能等到出事後再懲罰，馬後炮不解決問題，企業不高興，老百姓也已經受到了損害。”方懷天表示。

“為了改善就餐環境，提高小餐飲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在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引導下，紫晶美食城創新性的采取‘五個統一’的管理模式。”負責片區管理的金川區北京路食品監管所的張家源表示。

這“五個統一”把食品安全的風險把控在監管者的手中，包括：

統一辦理《食品經營許可證》，有效解決了過去市場開辦者只收取租費，不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職責;統一收費，就餐的顧客先要到前臺辦理就餐卡，這種刷卡消費的方式能有效避免食品加工者直接接觸錢幣，可以防止在加工過程中對食品進行二次汙染;統一采購，美食城所有米、面、食用油、肉等大宗食品原材料都由美食城統一購買，並進行進貨查驗，一改往日各自進貨，原材料質量參差不齊，票據不全的情況，有效保障了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統一洗消，美食城內設有獨立的洗消間，所有餐用具使用過後首先放入超聲波洗碗機，用60-70℃的振動水流對餐具上的食物殘渣、油汙等臟物進行全方位清洗，之後按照“一洗二消三沖”的步驟對餐具進行清洗消毒，通過這種方式，有效解決了之前“一盆水、一塊布”的餐用具洗消頑疾;統一清潔。美食城的環境衛生(包括操作區)由專人統一進行清潔，在經營期間保潔人員隨時對環境衛生進行清潔，每天結束經營後，再逐個將每個檔口的操作區進行統一清潔確保了整體環境衛生整潔。

“經過‘五個統一’之後，可以預防食品安全事故發生，改善就餐環境，重要的是便於監管。”張家源表示。

鄉村流動餐廳替代“口水菜”

在金昌，不僅僅是有桌餐的地方在實施這種創新的集中制監管模式，農村也展開了另外一種創新——“自助式文明聚餐”，即集中制作農村紅白宴席，賓客以自助餐形式用餐，把農村擺桌宴變成“中餐西吃”。這一舉措不僅推動了農村集體聚餐移風易俗，也解決了農村聚餐食品安全監管問題，將“文明餐桌”推行到農村。

農民群眾每逢婚喪嫁娶等紅白喜事都要在農家院落進行集體聚餐，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傳統習俗，但這種聚餐方式大多不衛生、浪費大，食品安全難以保證。為了保障農村宴席食品安全，改變農民大操大辦、鋪張浪費的陋習，弘揚文明節儉新風尚，金昌市食藥監管局、市文明辦等部門積極推行自助宴席、分餐就食的新型農村集體聚餐模式。

承擔這個試點模式的是當地的一個農家餐館。

“選擇了雙灣鎮鄉村飯莊作為試點，農村集體聚餐方式改為自助宴席、分餐就食的模式。購置了28萬一輛新型流動餐車，運用罐裝天然氣、不銹鋼貨架和廚具，寬敞、明亮、密閉。標準的廚房替代了圈舍旁臨時搭建的竈房。配套充氣式帳篷幹凈衛生。內置自助分餐臺、筷子消毒儀，獨立整齊的備餐間替代了蚊蠅亂舞、易汙染的開放式空間。引導客人自助宴席，分餐就食，中餐的做法、西餐的吃法，幹凈衛生的自助分餐制，替代了混夾亂翻的桌餐口水菜。”方懷天表示。

“很多農村要擺酒宴的話都自己做，因為到餐館的費用要高，一桌酒席780元。現在通過提供自助，首先衛生可以保障，費用按人頭收費，像自助餐一樣，誰來吃就交65元，可以節省很多費用。”承擔這個試點的蔣軍基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一位剛剛為家人辦過婚姻的男士表示，客人可以拿著自己的餐盤自助盛菜，想吃什麽盛什麽，想吃多少盛多少。對親戚朋友中行動不便、未能參加宴席的老人小孩，可以打包贈送一份自助餐。而這種方式也從健康角度，對通過消化道傳播疾病直接說不。

食品加工企業聚攏管理

對於管理難度大，且與老百姓吃喝關聯大的相關食品加工企業，蘭州市也將其一攬子聚攏在一起，做成九州食品工業園的“主食廚房”，比如與百姓日常生活的關聯度大的生產肉制品、豆制品、釀皮子、面條、饅頭、火鍋底料的生產企業，這些占到入駐園區企業總數的90%以上。同時引入大型食品生產企業，提升九州園區的生產規模。

“蘭州市為了整體提升食品加工行業質量安全水平，徹底改變全市食品加工行業小、散、亂的不良狀況，打造‘放心消費城市’，保障全市人民安全食品供給，從而對全市範圍內的食品加工行業實行‘劃行歸市’，確立了該項目。園區總占地面積500畝，總投資35億元，總建築面積70萬平方米，可完全容納蘭州市各類型食品加工企業入園生產。” 蘭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食品生產處華英處長表示。

據華英介紹，凡入駐園區的企業，對一一進行過審核把關。要求企業在硬件設施上必須達到《食品安全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同時還要把好“三關”。

一是“入口關”，對企業的生產原輔料索票索證，保證原輔料安全可追溯。二是“加工關”，對生產加工過程按照國家相關標準嚴格監控、重點檢查食品添加劑的“五專”管理，確保生產出的食品安全可靠。三是“出口關”，加強企業出廠產品的檢驗工作，對檢驗合格才能出廠銷售，不合格一律不得出廠，並按照相關要求進行嚴肅處理。

“由於入駐企業多為小微企業，資金緊缺，專業化驗人員缺乏，企業大都無法滿足自建化驗室的要求。我們園區邀請了第三方檢測來支持這些沒有實驗檢測能力的企業，來幫他們把關。”華英表示。

用甘肅省藥監局一位負責人的話講：“唯一的一個目的就是他們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甘肅金昌用這幾個“笨”辦法實現食品安全全民共治

在“四個最嚴”的食品安全監管要求之下，位於中國西部的金昌開啟了食品安全全民共治模式。

2013年11月份，從村到省，整個甘肅省完成了單一、權威專業的食藥監體系的構建，村里有食品安全信息協管員，鄉鎮設置了食藥監所，同時構建了檢驗檢測體系。再完成這些之後，對於方懷天來講，似乎還缺點什麽。食品安全需要政府、企業以及社會有關各方的共同努力，即社會共治，才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治本之策，當前政府、企業都在行動，共治中消費者的交流溝通更不能欠缺，缺了誰都不能說完成了食品安全監管這個任務。

“目前我們統一權威的監管體系已經建立起來，從人到檢測設備、從制度到監管能力。但是作為上等醫應該先宣傳，把法制教育和宣傳放在前面，從娃娃抓起，發動全社會力量，才能共同把住食品安全這道關。”8月24日，甘肅省金昌市食藥監局局長方懷天在接受國家食藥監總局“走基層”媒體采訪團時表示。

從餐桌、食品安全宣傳車，步步從微小細節夯實食品安全，從消費者角度，把社會共治落到實處。

餐桌上的小工具避免“病從口入”

在建立了食品安全追溯體系以及監管體系之後，方懷天開始了“病從口入”的食品安全理念滲透。2012年，金昌啟動了“文明餐桌”行動， 從最基礎做起，來傳遞食品安全信息，而一把20厘米長的小小分餐叉，正是它承載了這種理念的傳遞。

金昌推動傳統餐飲服務及用餐方式變革，創新餐飲具，選擇長約20厘米、寬1~2厘米，帶方頭或圓頭的衛生不銹鋼鑷，作為一種個人用餐具，供專門從餐桌取菜;餐桌飲具，在杯把處用顏色或數字逐一標識，防止混用。

“只要是酒店、桌餐的地方都有分餐夾。過去提倡文明餐桌讓餐不夾菜，夾菜用公筷，但是公筷在使用過程中容易混淆，所以我們研究出使用分餐夾，這樣不但使用方便，且不易混淆。”方懷天表示。

其實分餐夾不僅僅是使用方便，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保護公眾食品安全的功能。中國是乙肝大國，也是胃癌發病率高的國家，具有傳染性的乙肝病毒以及可以誘發胃癌的幽門螺旋桿菌，都可以通過飲食方式進行傳播，文明的就餐方式可以最大化的截斷疾病的傳播途徑。

據估算，目前中國有乙肝病毒攜帶者約9000萬人，其中約2800萬人為慢性乙肝患者。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報告，世界胃癌年發病率為13.86/10萬人。我國是胃癌的高發區，胃癌年患病率和死亡率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

除了分餐夾之外，金昌在餐飲服務企業還掀起了新的服務模式——打包。

“我們在客人坐定，上餐前的半小時才開始布置餐桌，把碗碟擺在客人面前，之前都是放在消毒櫃里，每個包間都配置一個消毒櫃。同時提供一次性的打包餐盒，以便客人可以把沒有吃完的菜打包回去。”金昌大漠金酒店副總經理王衛峰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這種打包模式看似是為了消費者節儉，更重要的是也給王衛峰減少了工作。

“過去每五桌都能收到30斤垃圾，但是現在60桌才收8盆垃圾。原來一個月處理餐廚垃圾需要700元，現在只需要400元，現在剩下的都是純垃圾。”王衛峰表示，“我們對服務人員有要求，如果能夠鼓勵客人打包，是有獎勵的。此外在點餐時，按照依就餐人數1:1.5的比例點菜，吃多少點多少。同時飲水杯表明編號，這頓飯期間的水杯就是固定到個人。從業人員操作時做到佩戴遮擋式的透明口罩，防止飛沫和病菌的傳播。”

金昌一系列的創新措施，消除了制約餐桌文明廣泛推行的瓶頸，既實現了衛生用餐，又保留了老百姓喜愛的傳統聚餐方式，提升了傳統中餐用餐文明程度把“文明餐桌”創建由宣傳倡導推進到行為幹預，整體提升了全市食品安全水平和文明消費程度，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行為潛在的帶來的經濟價值以及完成中國人的大健康夢。

特色宣傳車傳遞新理念

如果說每年舉辦的“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活動，是通過廣播電視、報紙雜誌、門戶網站等開通食品安全專欄，運用微信、微博、移動客戶端等新媒體手段，進行食品安全公益、科普宣傳的方式的話，那麽金昌市的那輛一年四季都在奔跑的特種食品安全宣傳車——LED移動視頻廣告車，就是金昌特有的、用最笨的方法，向老百姓傳輸著食品安全理念。

“這輛車已經開了兩年，區域是金昌的市區、兩鎮、一縣一區。只要天氣不惡劣，每天都是9點出車，下午5點半收車，晚上是7:30-9:30。”負責這輛特種設備車的司機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據司機介紹，跑完金昌整個市區需要4個小時，兩鎮需要一天，一縣一區需要兩天。每天都是同樣的工作，車上放著食品安全知識的視頻，行走在金昌市的每個角落。

“雖然每天都只重複一個動作，但是也不煩。這個車不是隨便一個司機就能開，因為車箱里面都是各種設備，需要掌握好設備維護技術。里面含有30個視頻，輪流播放。”雖然是如此枯燥單調的工作，這位司機仍然非常為自己的這輛愛車自豪。

“畢竟很多農村的老人們不上網，看電視少，看不懂報紙，但是他們可以聽到宣傳車的聲音，了解一些食品安全知識。能做到這些，我就滿足了。”司機表示。

這種浸潤式方式，傳遞出去的不僅僅是食品安全知識，更是在潛移默化的提高人們對食品安全素養水平，進而改變生活習慣，真正能夠讓全社會的人介入到捍衛食品安全的隊伍中來。

甘肅獲批新能源綜合示範區 棄風限電困局待解

國家能源局確立甘肅為全國第二個新能源綜合示範區。作為棄風限電嚴重的省份，甘肅正面臨可再生能源消納不足、電網外送通道不暢、新能源大而不強等問題。

來自甘肅省發改委的消息顯示，國家能源局日前印發《關於支持甘肅省創建新能源綜合示範區的複函》，確定甘肅省為全國第二個新能源綜合示範區。此前，我國首個綜合性可再生能源示範區落戶河北張家口。

根據複函，甘肅省在創建新能源綜合示範區中要建立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體系，提高新能源在電力供應中的比重，到2020年，新能源裝機占電源總裝機比例達到50%以上，新能源發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的30%以上;確保酒泉至湖南±800千伏特高壓直流輸電工程年輸送新能源電量占比達到40%以上;確保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例達到25%以上。

此外，方案還提出，加強河西走廊、蘭州到隴東和西北區域750千伏省際間主網架建設，增加甘肅新能源電力外送的比例，國家電網公司制定和落實在西北電網內統籌消納酒泉風電基地項目的技術方案。

甘肅——可再生能源消納壓力大

甘肅省河西走廊新能源基地是全國新能源基地之一，新能源開發建設規模大、速度快。2015年與2010年相比，新能源裝機增長近11倍，凈增1674萬千瓦;發電增長近9倍，凈增165億千瓦時。同期甘肅省總裝機規模增長167%，發電增長40%。

甘肅省發改委數據顯示，2015年，甘肅統調發電裝機達到4188萬千瓦，其中可再生能源裝機2682萬千瓦，占全省發電裝機容量的58%。可再生能源中中，風電裝機1247萬千瓦，光伏裝機581萬千瓦。光電裝機居全國首位，風電裝機位於全國第二。

2015年，甘肅全省統調發電量1016億千瓦時，其中火電562億千瓦時，水電268億千瓦時，風電127億千瓦時，光電59億千瓦時。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的44.7%。

但是，甘肅省省內用電市場供大於求，可再生能源消納不足。根據《甘肅省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納試點方案》(以下稱《方案》)顯示，甘肅省省內用電負荷增長較慢，裝機負荷比已超過3:1，富余發電能力600億千瓦時。可再生能源裝機增長迅速，截止2015年底，風電裝機同比增長24%，光電裝機同比增長18%，可再生能源消納空間相對不足。

目前，甘肅省尚未建成專用特高壓電力外送電網通道，特別是河西新能源富集區網架相對薄弱，新能源電力外送能力有限，凸顯出電網外送通道不暢，可再生能源外送受限的問題。

此外，甘肅省新能源大而不強的問題較嚴重，可再生能源發展現狀與發展要求存在很大差距。今年8月國家能源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甘肅棄風電量82億千瓦時、棄風率39%，棄光電量26億千瓦時、棄光率31%，甘肅的棄風、棄光率均居全國首位。棄風疊加棄光，甘肅一年就浪費了100多億度電。按照每戶家庭2400千瓦時/年的用電量計算，甘肅省去年浪費電力可滿足450萬個普通家庭一年的用電量。

此前的8月15日，甘肅工信委發布的《關於下達2016年優先發電計劃的通知》(下稱《通知》)提出，2016年新能源優先發電量100億千瓦時，2016年風電最低保障收購年平均利用小時為500小時，光電最低保障收購年平均利用小時為400小時。而據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今年5月劃定的風力、光伏發電重點地區的最低保障收購小時數，甘肅一類、二類風電地區保障收購小時數1800，甘肅一類光伏地區保障收購1500小時，二類地區1400小時。

對此，國家能源局致函甘肅省發改委和工信委，認為《通知》明顯違反了國家政策。8月25日，甘肅省工信委會發布了《關於2016年優先發電計劃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將暫緩執行《通知》中的最新能源最低保障收購小時數。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甘肅要總結盲目發展的經驗教訓，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要考慮市場能否承受，真正有示範性作用的地區是要看當地是否能把可再生能源充分利用好。

根據《方案》，甘肅省消納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措施有：落實可再生能源優先調度機制，建立有償調峰機制;挖掘系統調峰潛力，合理調整旋轉備用容量;鼓勵火電機組深度調峰，鼓勵熱電聯產、自備電廠參與調峰，為可再生能源騰出更大發電空間等。

張家口——京津冀為基礎，冬奧是契機

作為第一個綜合性可再生能源示範區，可再生能源的輸出和消納同樣是制約張家口發展的瓶頸，而京津冀地區巨大的能源消費需求為消納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可能。

作為我國華北地區風能和太陽能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張家口的風能資源可開發量達4000萬千瓦以上，太陽能發電可開發量達3000萬千瓦以上，赤誠、懷來等縣各種生物質資源年產量達到200萬噸以上。

河北省發改委資料顯示，2014年，張家口市風電並網裝機660萬千瓦，光伏發電並網裝機40萬千瓦，全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151億千瓦時，占全社會能源消費總量的27%。張家口還擁有國家風光儲輸試驗中心、全國首個風電研究檢測試驗基地以及風機總裝、葉片制造等生產企業，初步形成了涵蓋開發應用、裝備制造、科技研發等相對完善的可再生能源產業體系。

韓曉平認為，與甘肅的情況類似，張家口的可再生能源自身也無法消納;但與甘肅不同的是張家口靠近北京的地理位置優勢——京津冀地區是我國主要的電力負荷中心之一。

數據顯示，京津冀地區2014年全社會用電量約為5000億千瓦時，其中化石能源電力占90%以上。按照《國務院關於印發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的通知》，京津冀地區要實現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未來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需求迫切，為示範區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

日前召開的張家口可再生能源示範區建設進展情況座談會上指出，目前張家口市大力推進純電動公交車、公務車、出租車、環衛和郵政車等九類特種車輛的普及利用，全市擁有純電動公交車1056標臺，力爭2016年再新增純電動汽車1796標臺;《張家口市電動汽車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已編制完成，規劃到2020年建設充電站861個、充電樁12862個，現已建成充電站9個、充電樁800多個。推進風電制氫，沽源風電制氫項目20萬千瓦風電已並網發電，制氫設備已完成招標工作，預計8月份開工;崇禮風光耦合制氫項目正在辦理前期手續，力爭年內核準。

根據2022冬奧會系列規劃，到2020年，張家口市55%的電力消費來自可再生能源，全部城市公共交通、40%的城鎮居民生活用能、50%的商業及公共建築用能來自可再生能源，40%的工業企業實現零碳排放，建成國際領先的“低碳奧運專區”。

按照舉辦“低碳奧運”的要求，2022年冬奧會前，崇禮縣基本使用可再生能源，並逐步在示範區內推廣;以崇禮縣可再生能源電力作為奧運場館用電的主供電源，周邊縣區的電力作為輔助電源，實現奧林匹克中心和其他賽場用電100%采用可再生能源，實現奧運場館所有建築采用可再生能源供熱。此外，在崇禮縣辦公區、醫院、學校、公園、廣場等公共場所，用電用熱全部采用可再生能源，專區內交通運輸全部采用可再生能源設施供能。

甘肅：食藥檢測要堅持獨立和公益，不能為利益所綁架

在全國質檢系統檢驗檢測認證機構都在參照《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中提出的“整合一批業務相同或相近的檢驗、檢測、認證機構”進行改革時，中國食藥監體系的檢驗檢測認證卻單獨獨立出來，將工商行政管理、質量技術監督部門相應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隊伍和檢驗檢測機構劃轉至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建立了獨立公益的檢測機構。

“食品藥品要堅持獨立、公益的檢驗檢測機構，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保障老百姓的食藥安全，如果市場上不存在獨立、公益的檢驗檢測機構，他們只為委托方服務的話，我們的安全就不能保證。食品藥品的檢驗檢測必須保持客觀公正，不能為利益所綁架。”甘肅省參與改革的官員表示。

風險的擔當

每年每個省份的藥品檢驗研究部門都會接到國家評價性抽驗(下稱“國評”)的任務，全國國評品種167個，甘肅每年承擔三個品種的抽檢。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中成藥室主任朱旭江只是全國眾多做這項國評人的中一位。但是對她來講，完成國評不是她的唯一任務，她對每個產品國評的結果，如果存在差異，她就用常人難以操作的模式去找出原因。

2013年，朱旭江和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化妝品檢驗研究室主任魏學冰擔當了抗骨增生片等3個品種的國家藥品計劃抽驗任務。抗骨增生片具有補腎、活血、止痛的功效，用於肥大性脊椎炎、頸椎病、跟骨刺、增生性關節炎、大骨節病的治療。但是在她檢驗完畢後，她還是發現不同，於是在依標檢驗的基礎上又開展了探索性研究工作。

“因為不知道這個中成藥中會添加什麽成分，只能用最笨的方法，一個個進行試驗，去驗證到底是哪種成分。”朱旭江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231批國評抗骨增生片，對100多個目標化合物逐批次進行篩查，等於近23000多個批次目標化合物的檢驗量。於是朱旭江列出了目錄，鎮痛類成分、消炎類成分、抗生素類成分、激素類成分，用大海撈針的模式，對廣東怡康制藥有限公司生產的批號為120201的抗骨增生片進行了對比試驗。

“按照不同成分對231個批次進行了挨個試驗，大概進行了3個月左右，終於從這個中成藥里面發現了微量氯苯那敏。後又反複試驗確證後將結果上報國家食藥監總局。”朱旭江表示。

2014年10月28-29日，國家食藥監總局根據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國家評價性抽驗提供的數據，聯合地方食藥監局對廣東怡康制藥有限公司等企業開展飛行檢查。

“經檢查發現，該產品委托韶關市居民制藥有限公司生產，通過對韶關市居民制藥有限公司的延伸檢查，查實該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抗骨增生片與氯芬黃敏片發生交叉汙染。與我們的檢驗結果完全一致。”朱旭江表示。

國家食藥監總局認為這是一起典型的承接多家委托生產，中西藥生產交替共線進行，清場不徹底造成的藥品汙染事件。目前，廣東省局已依法收回廣東怡康制藥有限公司和韶關市居民制藥有限公司藥品GMP證書，案件正在進一步查處過程中，涉事產品已啟動召回措施。

“雖然現在中成藥在國家評價性抽檢中，質量越來越好，但是還會有存在問題的，對於這樣存在差異的，我們都會進行再檢測。”朱旭江表示。

而蘭州市更是為了檢測未知物的非法添加，購入一臺昂貴的“飛行時間”機器只為檢測食品未知物添加物。

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院長楊平榮表示，每年都會專門拿出費用做這樣的工作。而上述甘肅省參與改革的官員更是表示，只有公益的檢驗檢測機構才能為了保障老百姓的安全而做這些風險評估的工作。

責任的擔當

為了使食品藥品監管措施更好的落地，甘肅省在改革之初就已經謀定了檢驗檢測機構這條線必須獨立。於是，甘肅省食藥監局提出在全省市(州)藥檢機構一體化建設及在甘肅省內開展藥品生產企業質量控制實驗室規範化建設要求，整體推進甘肅省藥品檢驗檢測機構和藥品生產企業質量控制實驗室技術人員檢驗檢測能力提升，實現省、市藥檢機構檢驗資源共享、技術能力互補的藥品安全檢驗檢測。

“我們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做好全省藥檢機構一體化建設和藥企質控實驗室規範化管理，首要工作就是大力開展技術培訓與制度宣貫，切實保證基礎理論和制度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把相關制度和檢驗知識落實到實驗室規範化建設和人才培養的方方面面。為使培訓工作更加‘接地氣’，更加貼近基層藥檢機構及企業實驗室的需要，抽調富有檢驗經驗和紮實理論基礎知識的專家，面向省內廣大藥檢技術人員展開培訓與宣貫。以培訓班的形式詳細解析藥檢機構一體化建設考核驗收標準、辦法和藥品生產企業質量控制實驗室管理指南，並從藥品檢驗中標準使用、中藥材真偽辨別、微生物檢驗、常用儀器使用及維護養護、中藥標本室建設、新版藥典解析、日常檢驗與管理問題解決等方面展開全方位培訓。”楊平榮表示。

2012~2013年，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為省內藥檢機構培訓260人次;2014至今，為全省藥企質控實驗室規範化管理舉辦8次培訓活動，培訓企業檢驗人員1800人次。

而針對部分中藥生產企業中藥材檢驗能力不足的情況，或標本管理不規範、未經基源鑒定等問題，甘肅省藥檢院幫扶指導企業建設中藥材、中藥飲片正品標本室，還派專人前往安徽亳州中藥材市場購置所需樣品，並幫扶制藥企業開展基源鑒定，建設正品標本室。截止目前，省藥檢院接到申請協助建設正品標本室藥企67家，共計品種7000余種(份)，現已完成17家企業近千份正品標本的購置、基源鑒定及分發工作。

“有個這些標本，我們才能更好的鑒別真假中藥材，這個工作必須要做全。”一直致力於中藥材研究的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總檢驗師宋平順表示。

缺人缺編制 甘肅如何建立直抵最終端的食藥監管體系

中國的食藥監管體系18年內啟動了4場改革。全國各地的改革嘗試又形成了以天津為代表的整體合一模式、以浙江為代表的基層整合模式、以深圳為代表的統分結合模式，而甘肅則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

“2013年開始的改革，主要是圍繞解決長期以來食品藥品監管多頭管理、鄉鎮(街道)等基層‘短腿’、縣域技術監督‘空白’等體制瓶頸，堅持建立權威、統一、專業的單一食藥監管模式。”甘肅省食藥監局宣傳處處長李開銀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直抵最終端的監管

2013年4月，國務院印發《關於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藥品監管體制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啟動新一輪食藥監管體制改革。

“甘肅省沒有機械地落實國務院的改革部署，而是借改革的機遇，徹底解決長期以來困繞食藥安全監管的體制瓶頸，創造性地完成改革任務，一舉建成覆蓋全省、統一權威的‘四位一體’監管體系，為解決食藥安全問題奠定了堅實的體制基礎。”李開銀表示。

但是為了建立“四位一體”的監管體系，遠沒有李開銀想象的那麽簡單。一個原本沒有太多歷史積累的部門，缺人、缺編制、缺地盤。但是多番改革之後，手頭的任務卻加重極多。

“2013年監管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在各級政府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監管機構。根據國務院《意見》要求，工商、質監相應的食品安全監管隊伍和檢驗檢測機構劃轉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在鄉鎮或區域設立食品藥品監管派出機構。然而政策實際推行困難重重。加之財力和編制硬約束，許多地方也無力新設食品藥品監管派出機構。”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對本報表示。

“與此同時，中央要求各地在機構中將市縣政府機構數量控制在18~22個，強調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但現實中地方政府機構數量普遍超編，隨著工商、質監部門屬地分級管理，機構數量超標問題更為嚴重。一方面是食品安全問責壓力，另一方面是機構改革的政績動力，於是整合職能相近的市場監管部門成為地方政府在政策過程中的理性選擇。”

同時根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統計，機構改革前後食品安全監管對象從700萬增加到1100萬，但食藥監管人員編制僅從10.3萬增加到約16萬，兩者比例明顯失衡。

面對這樣的現狀，甘肅省食藥監改革者只能堅持自己的定位前行，用一份最美、最專業的“商業計劃書”，去爭取黨委政府給予支持。

在李開銀看來，此前三輪改革僅僅是解決了專業化的監管體系從“無”到“有”的問題，但食品藥品監管機構只設置到縣一級，每個縣約十余名監管人員，鄉鎮(街道)基層沒有配備監管人員，大量監管人力和設備集中在省、市層面，監管資源配置呈“倒金字塔”格局。這種食品藥品安全城鄉二元監管體制，導致廣大農村地區成為監管“窪地”，甚至是“無人管”的監管空白盲區。

“但城鄉基層(包括城市街道、社區以及鄉鎮、村社)承載著全省60%以上人口，是食品的主要生產、流通和消費場所，是風險聚集和多發領域。誰來保證農民飲食用藥安全?填平農村監管‘窪地’，實現城鄉一體化監管和監管服務均等化，成為甘肅各級改革探索的主攻方向和行動自覺。”李開銀表示。

甘肅省編辦分別在食藥監、工商、質監三個部門召開兩場座談會，聽取省、市、縣及工商所人員意見，並派多個聯合調研組分赴基層開展“解剖麻雀式”的調研，準確把握到了食藥監特征和面臨的食藥安全實際，擬定了一份直擊痛處的商業書。

雖然一位見證甘肅省食藥監改革之初的專家對本報表示，“改革之初，這條說服之路不好走，局里的領導，帶著人反複向相關部門陳述改革的必要性和應解決的問題，改革每個點是因為什麽，大家最終達成了共識，各部門形成了推動改革的積極合力。”建立一個抵達最終端的專業監管體系成為了改革的追求。

“我們希望在每一個鄉鎮(街道)設立食品藥品監管所。初期，省編辦的意見是參照工商所設置模式按區域設所，也就是幾個鄉鎮設立食藥監管所，但是工商所的職能是為市場經濟服務，是按經濟屬性來決定機構設置。而食藥監管所的職能是為轄區居民提供食藥安全保障，要保證監管服務的均等性，要做好食藥安全工作，必須要落實鄉鎮(街道)政府的屬地責任。如果按區域設所，很難落實鄉鎮(街道)政府屬地責任。最終，省編辦在充分調研基礎上，同意在每一個鄉鎮(街道)設立食藥監管所。”李開銀。

因地制宜靈活編制

其實人和編制是最為頭疼的事情。因為要在每一個鄉鎮(街道)設立監管所，全省1434個鄉鎮(街道)，成立一個機構最少應配備3人，由此計算至少需要增加4300個人員編制。

“在全省人員編制總盤子不能突破，新增人員編制從哪里來，國務院改革18號文件只給出了劃轉的方案，而全省從市縣工商系統連人帶編只能劃轉1600名，人員編制缺口很大?我們建議放權給縣級政府去調劑，由縣域去盤活存量。寧縣經驗、慶陽模式已經給出了很好答案-‘調劑’，一舉破解了人員編制來源渠道問題，為改革掃清了障礙。”李開銀在解釋這份改革“商業計劃書”時表示。

《甘肅省人民政府關於改革完善市縣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體制的實施意見》要求，“縣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在鄉鎮街道設置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所，為其派出機構，科級建制，實行雙重管理，以縣市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管理為主。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所人員編制，一類鄉鎮不少於5名，二類鄉鎮不少於4名，三類鄉鎮不少於3名，所需編制從基層工商所、鄉鎮衛生院、鄉鎮計劃生育服務中心等現有編制中劃轉、調劑解決。街道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所人員編制參照二類鄉鎮配備。”

在解決了人員編制之後，甘肅省食藥監局的另外一個拳頭就是如何專業執法，專業執法離不開的執法依據——食品藥品檢驗檢測機構。

“堅持做縣級設置食品藥品檢驗檢測機構的想法，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我們都認為是正確的。沒有一個權威獨立的檢測機構，你就無法擺脫為市場左右的執法。”上述專家表示。

但是根據中央18號文件和甘肅省編辦的初期意見是，按區域設置食藥檢驗檢測機構，也就是幾個縣區設置一個檢驗檢測機構。“一個鄉鎮到縣城的距離都100多公里，如果發現問題食品，再把它拉到縣城，如果溫度過高，樣品也會變樣，更何況縣與縣之間。”見證甘肅食藥監管改革的專家表示。

“我們反複建議在每一個縣區設置食藥檢驗檢測機構，如果按區域設置檢驗機構，會因為食藥監的屬地化管理，很難以得到地方積極配合，實際達不到建設效果。而食品安全技術監督的屬性，決定了必須要有大量的現場檢、快速檢、經常檢，在一個縣域內，把好轄區食品安全關，必須要有一個檢驗檢測機構，如同，每個縣區都有縣醫院一樣，是保證居民健康的標配機構。”李開銀表示。

最終，甘肅省食藥監還是拿下來這塊的支持力度，省編辦在調研基礎上，同意了在每個縣區設立食藥檢驗檢測機構，組建市縣食品藥品稽查局和食品藥品檢驗檢測中心。

甘肅省食藥監用這樣一份美麗充實的商業計劃書獲得了青睞，從人員編制、到財政，從車輛到辦公場所，食藥監體系構建的所需都納入了這個盤子。2013年11月，全省完成了從省到鄉都配置了機構，人員更是伸入村委會，村組。從在機構設置、力量配備、資源配置和經費保障等方面切實予以傾斜，向基層一線下沈，構建了城鄉一體化、無盲區、全覆蓋的行政管理、監管執法、技術支撐和基層監管“四位一體”監管工作體系，實現了對食品生產、流通及消費環節和藥品安全的集中統一管理。

改革仍在進行

改革一時間解決1500新增多個機構的辦公場所、辦公設施設備、執法裝備配備以及人員到位、人員上崗培訓等問題。在全省大力推進鄉鎮(街道)食品藥品監管所規範化建設工作，推動地方各級政府解決基層監管機構辦公用房、人員調配等，省局籌集大量財政資金，為基層監管機構配備計算機、快檢箱、執法記錄儀、執法服等辦公執法裝備，保證基層監管人員安“居”樂業。同時省、市、縣三級全方位開展業務培訓，推動新進人員從知識結構、能力結構由“外行”向“內行”轉變，全面推進監管信息化工作，建成覆蓋省、市、縣及鄉鎮四級的食藥監管專網，行政審批、稽查執法、抽檢等核心業務系統陸續投入應用，監管信息化能力穩步提升，建立了從農田到餐桌的一系列監管制度，構建了行政管理 、監管執法、技術支撐和基層監管“四位一體”監管體系。

但是，甘肅省食藥監體系的改革並沒有因此止步，而是從更專業的角度去發現存在的問題，期許能夠讓監管更完美。

“部分新成立的基層監管機構，監管執法和檢驗檢測業務用房緊缺，需要地方政府統籌解決。特別是沒有執法車輛編制，無法為基層監管所配備執法車輛，嚴重影響監管效能和監管人員積極性。”這是李開銀所擔憂的。

讓甘肅食藥監系統擔憂的是人才梯隊，專業化監管人員嚴重短缺的問題。“由於各地特別是縣域有食品藥品專業教育背景的人員本身就少，新組建的監管機構很難充實有專業背景的人員，大量新進人員是非專業背景人員，一方面，從國家層面要把監管隊伍能力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組織開展大面積集中輪訓，要把‘外行’變為‘內行’，這樣是比較現實的。另外，國家應明確職業化監管隊伍建設意見，規定專業人員比例並納入對地方政府考核，以保證地方監管隊伍的專業化，防止亂進人。”李開銀表示。

此外，他認為當前甘肅省縣區食藥檢驗人員短缺問題十分突出，具有中級、高級職稱的食藥專業技術人員奇缺，制約了縣區食藥檢驗檢測機構計量認證和法定檢驗資質的取得。他建議，國家要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把基層檢驗檢測專業技術人才隊伍建設納入中長期規劃，認真加以解決，通過三、五年教育培養，初步建成一支專業化的基層食藥檢驗隊伍，為食藥系統實施專業監管提供支撐。基層食藥檢驗檢測能力建設，要充分認識其複雜性和現實困難，各級要保持長期的工作定力，不能急於求成，通過長期紮實工作，逐步形成縣區技術監督能力。

甘肅爆發嚴重旱災 民政部啟動國家Ⅳ級應急響應

國家減災委、民政部針對甘肅省近期嚴重旱災給受災群眾造成的生活困難，啟動國家Ⅳ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工作組趕赴災區，查看災情，協助和指導做好受災群眾生活救助工作。

據甘肅省民政廳報告，今春以來，甘肅省部分地區持續高溫少雨，定西、天水北部、白銀等地降水量偏少8成以上，造成地下水位持續下降，土壤失墑嚴重，玉米、馬鈴薯等農作物減產絕收，人畜飲水出現較大困難。截至9月6日統計，旱災已造成定西、隴南、天水、平涼、白銀等10個市（州）54個縣（區）622．2萬人受災，120.1萬人需生活救助，農作物受災面積977．2千公頃，飲水困難大牲畜4．5萬頭（只），直接經濟損失36．2億元。

嚴重旱情發生後，甘肅省減災委、民政廳啟動Ⅲ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多個工作組深入白銀、平涼等地核查災情，下撥2800萬元旱災救助資金。定西、平涼、天水、甘南等重災市州投入旱災救助資金2140萬元，通過拉水送水、修建臨時供水設施等方式，幫助解決群眾臨時用水困難，同時積極組織開展生產自救，采取澆灌保苗、人工增雨等措施，努力減輕災害損失。據預測，9月份甘肅省仍將氣溫偏高、降水偏少，旱情還將持續發展。

甘肅“11·23尾礦泄漏事故”直接經濟損失超六千萬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環境保護部獲悉，甘肅隴星銻業有限責任公司“ 11.23 ”尾礦庫泄漏次生重大突發環境事件調查結果日前公布。事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6120.79萬元、346公里河道銻濃度超標，10.8萬人供水受到影響，約257畝農田被汙染，0-40cm農田土壤超標率為20%。

2015年11月23日晚，甘肅省隴南市西和縣甘肅隴星銻業有限責任公司選礦廠尾礦庫溢流井水面下約6米處的拱圈蓋板破裂，導致溢流井周圍尾礦漿流入太石河，對太石河及下遊西漢水造成水體汙染，並對西漢水水系的自然生態環境、周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與財產安全及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嚴重損害。

環保部介紹，經調查組認定，此次事件是一起因企業尾礦庫泄漏責任事故次生的重大突發環境事件，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隴星銻業尾礦庫排水井拱板破損脫落，導致尾礦及尾礦水泄漏進入太石河，造成太石河、西漢水、嘉陵江約346公里河段銻濃度超標。

據中國礦業大學化學與環境工程學院教授何緒文介紹，泄漏事故發生後，環保部調查組組織10余名國內知名專家勘察了尾礦庫現場，審查了甘肅省安全監督管理局的調查過程，排除了人為破壞因素和自然災害導致泄漏事故的可能性，認定尾礦庫泄漏原因是隴星銻業尾礦庫2#排水井井座上第1層井圈、水面下約6米處、東北偏北方向的井架兩根立柱間8塊拱板破損脫落，形成了高約2.2米、寬約2.4米、面積約5.28平方米的缺口，造成排水井周邊、缺口以上約2.5萬立方米尾礦及尾礦水從缺口處泄漏。

調查組分析認為，排水井拱板破損脫落形成缺口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是排水井拱板沒有按照設計要求進行安裝施工，沒有形成環形受壓狀態，在尾礦壓力作用下拱板發生強度破壞，斷裂脫落。設計文件要求安裝時井架和拱板之間的空隙用50#水泥砂漿澆築形成井壁，但現場檢查發現拱板和立柱之間采用鐵絲連接，較大的縫隙用石塊局部填塞，空隙沒有用水泥坐漿。

還有一個原因是排水井拱板質量遠遠沒有達到設計要求。設計要求排水井拱板內配6根Φ16的縱筋、Φ8的箍筋。但實地檢測發現，事故時安裝的拱板只配了4根Φ8的縱筋、Φ6的箍筋，而且部分鋼筋外漏、腐蝕嚴重，鋼筋的數量、直徑以及混凝土的強度都不滿足設計要求。

對於在此次事件中，如何確定了銻是特征汙染物的問題時，何緒文說，尾礦庫廢水中含有的重金屬汙染物種類與尾礦成分有關。事件發生以後，現場工作組結合企業礦石成分等相關情況，對尾礦庫內存留的尾礦進行了檢測，檢測結果表明尾礦中含有銻、銅、鉛、鋅、鎘、砷、汞等重金屬。

2015年11月24日，對甘肅省相關流域重金屬指標監測結果顯示，部分斷面鉛、砷、銻出現超標，11月25日以後，除銻以外的其他6項重金屬濃度都連續達標。11月29日-12月1日，還對甘肅省3個斷面補充監測了鈹、硼、鎳、鉬、鈷、礬、鋇、鉈等8種重金屬，結果表明這8種重金屬都達標。

何緒文說，陜西省、四川省在事件發生後也對銻、銅、鉛、鋅、鎘等重金屬進行了監測，結果表明只有銻出現超標。結合三省數據監測情況，把銻作為了此次事件的特征汙染物。

據調查組介紹，事件應急處置結束後，甘肅省隴南市、陜西省漢中市和四川省廣元市委托了技術評估單位，按照環保部印發的《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推薦方法》等相關文件開展了環境損害評估工作。該項工作分為應急處置階段和中長期環境影響評估兩個階段。

通過應急處置階段的損害評估核算，此次事件有2.5萬立方米的尾礦及尾礦水泄漏，直接經濟損失為6120.79萬元，造成了甘肅省西和縣至四川省廣元市境內346公里河道銻濃度超標。本次事件共造成了甘肅、陜西、四川三省10.8萬人供水受到影響，造成甘肅部分區域鄉鎮地下水井銻濃度超標。甘肅省西和縣太石河沿岸約257畝農田因被汙染水直接淹沒受到一定程度汙染，0-40cm農田土壤超標率為20%。

何緒文對記者表示，“要想避免這類事件的發生，關鍵在於督促企業嚴格落實安全、環保的主體責任。”他說，企業應該依法做好尾礦庫風險評估、隱患排查治理、應急預案編制備案等相關工作，並定期組織應急培訓和演練，掌握尾礦庫特征汙染物以及應急處置措施，提高風險防範和事件先期處置的能力。這個過程中，每一個環節的落實程度都關系到風險能不能被有效控制、隱患能不能被及時發現並消除、出了事情有沒有能力應對好。

何緒文說，對於政府及相關部門來說，應該嚴控尾礦庫企業的準入，科學評估並從嚴控制尾礦庫與人口密集區、飲用水源地等敏感目標的距離，從源頭避免“頭頂庫”(是指下遊很近距離內有居民或重要設施，且壩體高、勢能大的尾礦庫)和“三邊庫”(是指臨近江邊、河邊、湖庫邊或位於居民飲用水源地上遊的尾礦庫)，降低尾礦庫事故造成環境汙染的風險。同時提升政府各有關部門的日常監管水平和事故應對能力。當發生尾礦庫潰壩、泄漏等事故後，企業應該第一時間采取有效措施進行封堵。

康軍任甘肅酒泉市委書記 馬光明被免

19日從酒泉市人民政府網獲悉，今天上午，甘肅省酒泉市領導幹部會議召開，會議宣布了省委關於中共酒泉市委主要領導職務及領導班子任免文件。

會上，省委組織部幹部四處處長張鐵強宣布了省委任免決定。省委決定，康軍同誌任中共酒泉市委委員、常委、書記;免去馬光明同誌中共酒泉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何謀保同誌任中共酒泉市委委員、常委;提名何效祖同誌為酒泉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候選人。

康軍簡歷：

1984年07月，交通部二局四處施工技術員;

1985年07月，任甘肅省公路局二隊技術負責人、副隊長;

1992年12月，任甘肅省交通廳工程處副科長、科長;

1997年06月，任甘肅省交通廳工程處總工程師;

1998年07月，任甘肅省交通廳工程處總工程師、代處長;

1999年04月，任甘肅省交通廳工程處處長、總工程師(其間：1996年06月至2000年06月，長安大學橋梁與隧道工程專業學習);

2002年02月，任甘肅省公路局局長;

2002年07月，任甘肅省交通廳黨組成員、副廳長;

2008年05月，任甘肅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兼省政府重大項目建設管理辦公室主任、省鐵路民航建設辦公室主任、省開發區建設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2010年03月，任甘肅省酒泉市委副書記、市人民政府市長;

2013年04月，任甘肅省交通運輸廳黨組書記、廳長，甘肅省公路航空旅遊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

2015年08月，任甘肅省交通運輸廳黨組書記、廳長;

2016年10月，任甘肅省酒泉市委書記。

江西副省長劉昌林調任甘肅省紀委書記（圖/簡歷）

據甘肅廉政網消息，江西副省長劉昌林調任甘肅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

甘肅廉政網截圖

據報道，甘肅省紀檢監察系統1日召開學習宣傳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大會，甘肅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劉昌林主持會議並講話。

劉昌林簡歷

劉昌林，男，漢族，1962年7月生，重慶市人，中共黨員，研究生學歷，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1981.09—1985.07，湖北財經學院（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業經濟專業學習；

1985.07—1988.09，財政部工業交通財務司辦事員、科員；

1988.09—1990.09，財政部辦公廳科員、副主任科員；

1990.09—1992.09，國務院辦公廳秘書；

1992.09—2001.07，財政部辦公廳部長辦公室秘書；

2001.07—2003.08，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秘書處副秘書長（副司級）；

2003.08—2004.12，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股權資產部副主任；

2004.12—2007.06，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股權資產部主任；

2007.06—2008.11，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投資部主任；

2008.11—2010.10，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

2010.10—2011.02，江西省景德鎮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2011.02—2013.08，江西省景德鎮市委副書記，市長；

2013.08—2015.07，景德鎮市委書記，中共江西省第十三屆委員會委員；

2015.07，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