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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債務總量整體可控 有序去杠桿要分類施策

今年3月，美國兩大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普先後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此舉曾經引發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關註。

中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的負債率到底是多少?這些債務的風險有多高，會不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系統性風險或者區域性風險，應對這些債務和風險有哪些應對舉措?基於此，日前，國務院信息公開辦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共同舉辦第25次文津圓桌閉門研討會進行研討。

債務總量持續增長但整體可控

數據顯示，以廣義信貸總量的指標，到2016年一季度末，廣義信貸為134萬億，廣義信貸和GDP之比是193%，比2008年末上升79個百分點。以各項貸款比GDP的指標，到2015年底這個指標差不多是150%左右，比2008年末上升47.5個百分點。這說明這些年我國債務總量在持續增長。

不過，中國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副主任何國鋒稱，相對債務總量增長，債務結構的問題更加需要引起關註。

何國鋒強調，值得關註的是，社會整個融資體系結構不合理，長期依賴銀行體系。他說，近年來，直接融資尤其債券融資這塊發展比較快，但股票融資占比比較低。2015年末債券和股票融資總量在社會融資規模占比14%左右，這導致實體經濟融資壓力和風險過度集中在銀行體系，銀行業承擔了大量本來應該由資本市場解決的一些金融服務，像科技創新、大眾創業、兼並重組這些應該由股權融資來做更好一些。

就整個銀行體系來看，中國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率仍較低。何國鋒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75%，同時整個貸款損失準備也比較充足，目前商業銀行貸款撥備有2.4萬億，今年以來還在增長，撥備覆蓋率175%，貸款撥備率3.06%，對於不良貸款仍有充足的撥備。

此外，企業債市場信用風險總體可控。

截至2016年3月底，企業債券存量規模4.17萬億元，占整個公司信用類債券余額的四分之一左右。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財政處處長關鵬表示，發改委管理的企業債券最大的特色是與投資項目直接掛鉤，服務於國家重大戰略、重大規劃和重大政策，資金的投入大都形成了一些比較優質的資產，能夠產生穩定的經營收入，是債券還本付息的重要保障。因此，企業債券在整個公司信用類債券的各品種中違約數量最少，信用風險總體可控。

另外，財政部預算司債務處處長尹李峰也提到，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當前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尹李峰說，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兩項合計全國政府債務26.66萬億，占GDP的比重為39.4%，低於歐盟60%的預警線，也低於當前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

尹李峰表示，從地方政府債務來看，目前債務風險也總體可控，以國際通用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指標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低於國際通行警戒線。與一些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不同，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形成了大量與債務相對應的優質資產作為償債保障，加上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將保持中高速增長，也為債務償還提供了根本保障。

不過，針對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總體有所下降、局部地區的債務風險有所上升、地方政府違法或變相舉債擔保情況仍有發生、一些地方還有一些不規範的PPP模式等新情況和問題，尹李峰稱，有關部門正在督促地方和相關部門采取措施加以解決。

從居民負債來講，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提到，2013年中國達到55.5%，美國為113%(2007年為143%)，日本是130%。相對來講，中國的居民部門負債率還是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曹紅輝說，消費的貸款在中國是兩倍於經營性負債的，占到整個居民負債的32%，其中居民負債中，80%是用於購買房產，其次就是汽車和信用卡的貸款。另外，中國的居民人口結構中，40歲以下占53.71%，這說明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並非是造成中國居民負債增長的一個顯著制約因素，今後還有比較大的增長空間，人口結構沒有成為一個約束。按照美國15%的居民負債的邊界來看，大概我們可以新增40.69萬億的居民負債空間。

綜合舉措解決結構性債務問題

在論壇上，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表示，全球債務同樣在增長不能光拿中國說事。他說，從全球來看，2000年開始全球債務87萬億，2007年是142萬億，2014年是200多萬億。在2007年到2014年債務危機債務救助中全球性增加了57萬億美元。債務對GDP比例，全球上升了17%，絕對值和相對值都在上升。到現在為止這種持續上升的趨勢沒有發生根本性的逆轉，但各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

雖然總體負債水平上升，但相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GDP負債水平還是處於一個比較低位的水平。

曹紅輝說，2001年到2014年，發達國家的債務規模達到49.7萬億美元，新興市場為14.2萬億美元。從全球來看，數量眾多的邊緣化國家的負債率在下降，少數重要的經濟體的負債率卻在快速上升，這其中存在結構性差異。比如，美國2001到2014年負債率從53%上升到100%，日本從153%上升到200%。在去杠桿的過程中，美英兩國效果最為顯著，但其他發達國家的居民債務水平不減反增，比如加拿大、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債務持續膨脹，荷蘭、丹麥、挪威的杠桿率大大超過了美國的峰值。

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萬喆說，中國的債務狀況總的來看有三點，一是赤字總體比較小，二是經濟增速仍然全球領先，三是中國政府掌握了很多生產性資源，不大會出現資不抵債的狀況。整體來說，債務水平和狀況應該是可控的。但問題是，既然債務實際可控，為什麽坊間、尤其外圍對中國的債務問題會有這麽大的恐慌呢?

她說，這其中有一些問題值得關註，比如債務總體不透明，除了過去不願意主動公開債務情況外，就是目前提到的大部分債務都是直接顯性的債務，有一些直接隱性和間接的債務沒有談到，隱性債務如何清算出來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另外，政策的不連續，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突然性，轉向特別陡，或者一些政策到基層後出現異化，再有可能一些可執行的程度不是那麽高，這容易招致質疑。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前副所長何帆也認為，中國的債務問題是結構性的。總體來看，中央政府的債務水平並不高，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增長速度比較快，企業負債水平較高。這反映出：第一，中央政府不願意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是希望地方多花錢，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並沒有明確劃分清楚。第二，企業負債很高，跟依靠貸款的粗放增長方式，跟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都有關系。比如，大的央企融資超過了自己的需求，錢到手之後轉手倒給中小企業，自己還能賺一筆錢，導致負債率越來越高。如果看這些指標，只能說中國經濟處於亞健康狀態，但並沒有到了馬上就要出現危機的地步。

何帆預測，如果真的出現危機，肯定反映在流動性方面。政府債務的騰挪空間更大，很有可能出事情的是企業的負債，企業到最後還不上錢了。只是目前來看，企業的盈利狀況大體來講還比較穩定，沒有出現明顯的惡化，另外，企業的資金仍然主要用於日常經營，尚未出現企業資金大量被占用還舊債的情況，也沒有出現明顯的還債擠占了投資的情況。

何帆認為，債務問題是必須盡快解決的。不過，中國還遠遠沒有到了馬上就要爆發債務危機的時候，不必過分擔心。有時候，債務危機是自己嚇出來的。

何帆建議，應該密切關註債務指標，同時盡快做好預案準備。各種解決債務問題的政策措施很可能會有一定的副作用。解決債務問題，需要“雞尾酒療法”，各種藥效需要配合，劑量需要斟酌，對潛在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考慮。

何國鋒也表示，要實現經濟有序去杠桿，把債務盡可能的降下來，還是應區別對待，分類施策。從銀行信貸角度，總的思路還是應該通過信貸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對不同行業或不同產業采取不同的措施。從銀行監管角度來看，企業負債整體較高，同時企業債務風險已經有所暴露。當前，主要以央企作為突破口來研究怎樣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和企業債務鏈，緩解企業相互拖欠資金的問題，同時穩妥處置僵屍企業的信貸風險。對僵屍企業，現在主要還是盡量推動其進行兼並重組、債務重組，盡量少實施破產清算，對於必須要破產清算的也是在多方研究信貸怎麽退出來，包括信貸退出的方式、節奏，包括影響，盡量不搞大規模一刀切退出。

發改委：化解鋼鐵產能嚴重過剩工作正有序進行

8月10日，據國家發改委網站，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刊文指出，今年以來，國家發展改革委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努力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目前，化解鋼鐵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相關工作正在有序進行。

以下為全文：

今年以來，國家發展改革委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主動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努力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

一是全力化解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矛盾。

認真落實中央關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策部署，制定出臺《關於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國發〔2016〕6號)。加強對有關地方、中央企業編制鋼鐵行業化解過剩實現脫困發展實施方案的指導。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出臺配套政策文件，加強風險防範和化解。目前，化解鋼鐵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相關工作正在有序進行。

二是努力提高供給質量效率。

加強對影響供給側質量和效率提升共性關鍵問題的研究，制定出臺《關於發揮品牌引領作用推動供需結構升級的意見》(國辦發〔2016〕44號)。同時，加強對地方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產業轉型升級的指導，明確相關重點領域工作著力點。

三是著力推動重點行業有序發展。

制定出臺《關於促進醫藥產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6〕11號)、《關於營造良好市場環境促進有色金屬工業調結構促轉型增效益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6〕42號)。會同有關部門修訂《中央航運企業老舊運輸船舶報廢更新船舶技術和船用設備自主化審核實施細則》，印發《船舶工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重點任務》。

四是設立先進制造產業投資基金。

經國務院批準，會同有關部門發起設立先進制造產業投資基金，創新中央預算內投資管理方式，推動基金以市場化模式投資運作。先進制造產業投資基金將貫徹落實建設制造強國戰略，聚焦國民經濟發展重大需求，積極吸引社會投資參與，加大對高端制造業發展的支持力度。

五是大力推動服務業加快發展。

組織落實國務院印發的支持生產性服務業、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的指導意見，會同有關部門開展發展現代服務業行動，推動服務業重點領域加快發展，鼓勵發展服務業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同時，會同有關方面研究推動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

隨著黨中央、國務院一系列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措施的實施，政策效應持續釋放，新舊動能加快轉換，產業總體保持平穩態勢，結構調整持續推進。工業增長處於合理區間，1—6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其中二季度增長6.1%，比一季度加快0.3個百分點。工業主要相關指標均有所改善，上半年工業用電量同比增長0.5%，比一季度加快0.3個百分點;PPI下降3.9%，降幅收窄0.9個百分點;1—5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5.59%，呈現持續提高態勢。隨著產業結構調整的深入，裝備制造業投資快速增長，占整個制造業投資的比重已上升到32.6%，鋼鐵、有色、化學原料、化學纖維、建材、石化等高耗能行業投資比重繼續呈下降趨勢。隨著市場個性化、多樣化服務需求不斷增加，以及促進服務業發展政策的實施，上半年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5%，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9.7%，成為支撐經濟穩定增長的主動力。

下一步，我們將堅決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策部署，順應產業變革大趨勢，以推動制造業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發展為產業結構調整著力點，堅持問題導向，開拓產業發展新思路、培育產業發展新動能，努力促進產業整體向中高端邁進。

民航局：完善相關法規 保障無人機健康有序發展

據民航局網站公告，民航局局長馮正霖在8月12日工作會議上表示，針對無人機等“低慢小”航空器的安全運行管理，要抓緊完善相關法規、標準，保障無人機健康有序發展。

馮正霖要求，要加強安全監管體系建設，促進通用航空安全有序發展。要始終堅持 “安全第一”的原則，切實重視安全能力建設，在發展中系好“安全帶”。要建立區別於運輸航空的安全規章標準體系，明確“分級分類”的安全管理思路：區分任 務性質，是載人運輸還是作業飛行;區分作業地點，是城市上空還是野外田間;區分航空器類型，是較大型還是輕小型;區分用途，是自用還是取酬。要分類評估風 險，逐步建立一套適合通用航空各類作業特點的安全規章標準體系。要積極推進立法進程，加快修訂規章規章及相關規範性文件中不符合通航運行特點的限制性條 款。針對無人機等“低慢小”航空器的安全運行管理，要抓緊完善相關法規、標準，保障無人機健康有序發展。在執行規章方面，既要執行到位、依規運行，也要防 止出現過度監管、上限監管和越位監管。要加快建設通用航空安全監管平臺，要充分利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實現飛行動態實時監控，鼓勵以多種 方式建設無人機等“低慢小”航空器監管平臺，加強對批準運行的第三方無人機雲平臺的監管，維護市場秩序，保證公平有序競爭。要加大企業經營活動監管力度， 規範市場準入退出制度，加大“黑飛”查處，組建專業監察隊伍，建立通用航空誠信體系。

他同時強調，促進通用航空發展要以典型引路，抓點帶面，加大試點工作的力度和廣度。下一步要圍繞《指導意見》 提出的建設50個綜合或專業示範區的目標，根據不同區域發展條件和特點，結合地方政府需求，加強試點研究，從低空空域開放、通用機場建設、通用航空器適航 審定標準，通航交通通勤、飛行運動、飛行娛樂消費、應急救援和醫療救護等方面開展綜合或專項試點示範區建設工作。要通過試點工作，總結和關註不同類型、不 同條件下發展通航的經驗、教訓和問題，使我國的通航產業始終走在快速、科學、持續安全發展的軌道上。

股轉系統：流動性一攬子解決方案正有序系統推進

“新三板是一個年輕的市場，面臨的問題可以視為‘成長的煩惱’，要在更長的周期去看待新三板的發展。”在新三板在線主辦的2016年新三板峰會上，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下稱“股轉系統”)掛牌業務部副總監尹舒表示，未來股轉系統會加緊推進差異化制度安排、研究針對流動性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優化市場管理、強化市場監管。其中，盤後大宗交易制度、非交易過戶制度、私募基金機構參與做市業務等業務目前都在系統有序、蓄勢待發。

回顧新三板的過往發展時，尹舒概括為“有成績也有不足”。其介紹，新三板市場目前規模顯著增長、市場結構持續優化，有效提高了中小微企業的直接融資，促進去杠桿、降成本。此外，並購重組和人才激勵制度也幫助掛牌企業加快創新發展。

更為直接的影響，在部分指標上更為明晰。根據新三板2015年年報數據，掛牌企業去年平均營業收入1.64億元、平均同比增長17.46%;平均凈利潤、每股收益為1294萬元、0.3元，平均同比增長41.75%、36.36%。逾八成的掛牌企業去年實現盈利，超過六成的掛牌企業營收、凈利潤上漲。

“在市場發展取得一定成績的同時，新三板的發展不可避免的面臨著挑戰。討論比較多的是流動性不足、價格發現功能不充分、監管如何適應海量需求等。”尹舒對於市場對於新三板的擔憂和顧慮直言不諱，並表示新三板目前正處於“再思考，再出發的階段。”

對於“後分層時代”新三板下一步的監管工作重點，尹舒表示，將逐步落實掛牌公司分層管理的差異化制度安排。具體而言，將在前期分層管理工作經驗和已經開展的工作的基礎上，推進差異化監管和服務。

其中，將推動創新層掛牌公司進一步規範公司治理，切實加強信息披露、發行融資和並購重組的監管，整體提升掛牌公司規範化水平。還將在此基礎上探索優先在創新層引入公募基金，落實儲架發行和授權發行等制度。與此同時，還要對基礎層掛牌公司加強服務和引導。引導基礎層掛牌公司加強公司治理，優化信息披露制度，加強公司業務培訓。

新三板市場的流動性問題已是老生常言，且依然是監管工作的重點。在此之前，針對中小微企業股權集中度高，以及新業務、新技術、新模式定價難等問題，已經推出了做市業務。截至上半年，做市交易總額為491.17億元，占全市場成交額的56.2%。

在尹舒看來，經過兩年時間，做市業務盡管還存在一定問題，但是對改善市場流動性和定價能力有相當大的正面作用。但新三板當前也同樣面臨掛牌企業質量不高、投資者結構單一、主辦券商組織交易能力亟待改善、市場研究服務不足、交易制度等待改善等問題，並有可能會成為影響市場流動性的因素。

針對仍備受爭議的新三板流動性問題，尹舒表示，股轉系統已經研究一攬子解決方案，提高市場的定價能力。其中，股轉系統將大力提高掛牌企業質量、增強做市商組織交易和定價的能力;加快改革交易制度，包括改革協議轉讓方式、優化做市轉讓方式、建立健全盤後大宗交易制度和非交易過戶制度，同時積極推動私募基金機構參與做市業務的試點，“這些工作都在系統有序的推進過程中”。

差異化制度安排和一攬子流動性解決方案蓄勢待發，另一方面，市場監管和公司治理等長期工作也全面加碼。

尹舒強調，新三板目前定位明確，但也有不適合這個市場的企業來掛牌，以及募集資金沒有投向實體經濟的現象。股轉系統下一步將制定掛牌準入的負面清單，重點支持國家戰略新興產業，限制產能過剩的淘汰產業，逐漸建立分行業的差異化信息披露制度。而就在本周，股轉系統已經發布了針對金融業的信息披露指引，“分行業、差異化的信息披露已經開始實施”。

而市場監管的收緊起步更早，且已初見成效。尹舒稱，今年以來股轉系統已開展了對掛牌公司資金占用的專項清理工作，建立了年報問詢制度、加大對年報發現問題的監管力度，發布了內核指引。上半年一共對27家掛牌企業和相關主體實施了自律監管措施，對2家沒有披露年報的掛牌公司強制摘牌，對投資者采取監管措施達到了475人次。

“下一步，股轉系統會推進自律規則的全面修訂和制定工作，進一步明確各類違規行為和監管措施的對應關系，使市場主體明白什麽是紅線、觸碰紅線有什麽後果。”尹舒介紹道。

“閨蜜幹政”醜聞進入關鍵時刻：樸槿惠被建議“有序下野”

最近，韓國總統樸槿惠很忙，忙著應對細節不斷被曝光的“閨蜜幹政”醜聞。

隨著越來越多醜聞細節不斷被證實，無論是樸槿惠本人、韓國朝野還是當地民眾的腳步也都深陷其中。一邊是韓國民眾通過更大規模的遊行，向樸槿惠抗議；另一邊，韓國在野黨、檢方，甚至部分執政黨議員也開始向樸槿惠施加壓力。

無論是對於要“守護國家政治穩定”的樸槿惠，還是“彈劾樸槿惠以維護國家正義”的在野黨和民眾來說，本周彈劾案的成功與否，將成為整個局勢的關鍵。

據韓國SBS電視臺報道，韓國三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國民之黨和正義黨達成協議，就樸槿惠彈劾一事達成一致，並開始草擬彈劾樸槿惠的決議案，並計劃在本月29日協商後擬定草案終稿，爭取在12月2日表決通過。

親信建議“有秩序下野”

本周，樸槿惠的彈劾事宜也進入了關鍵一周。

韓國的在野黨黨首通過各種方式，紛紛表達彈劾案通過的決心，並要求執政黨議員“為了反省醜聞所帶來的影響”，也參與到彈劾樸槿惠的隊伍中。

據韓國有關法律規定，要在國會通過彈劾案，需要全體議員的2/3，即200名議員同意才可通過。不過三大在野黨在內，再加上傾向在野黨的無黨派人士，在韓國國會的議席僅為171個議席，因此，還需要執政黨的29名議員投贊成票，才能通過彈劾案。

對此，作為執政黨內非樸槿惠親信派的代表人物，新國家黨前黨首金武星公開表示，將帶頭贊成彈劾樸槿惠，並不惜自己“放棄總統大選”，以換得樸槿惠的下臺和國家的穩定。包括京畿道知事南景弼（音譯）等多名非樸槿惠親信的執政黨要員紛紛宣布退黨，以推進彈劾案。

此前極力擁護樸槿惠，並反對樸槿惠退黨等主張的執政黨部分元老級人物，近日表示“贊成彈劾（樸槿惠）的執政黨議員遠沒有在野黨主張的‘60名’之多”；部分親信和參謀甚至表示，“相較於被彈劾，不如自己下野”。他們表示將勸告樸槿惠：“在彈劾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對民眾發表聲明，提出逐步退出總統職位的規劃，並有秩序提前下野。”

對此，韓國青瓦臺內部的一位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證實了上述看法，“雖然下野與否是總統決定的事情，內部的確也有參謀人員建議樸槿惠采取‘有秩序下野’的方式。”

這位人士也表示，樸槿惠正在思考下一步對策，不排除會再次對外發聲。而第一財經記者也發現，近日樸槿惠再次停止了所有政治活動，並不再主持國務會議。

此前，韓國前國會議長等政治界、宗教界元老更是直接給出了時刻表，稱“考慮到此後的政治日程，樸槿惠在明年4月以前下野比較合適”。他們甚至表示願意親自會見樸槿惠總統，以勸誡並表達看法。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韓國在野黨的議員則向第一財經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現階段看來，樸槿惠被彈劾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據現在的分析，在執政黨非（樸槿惠）親信派表示參與彈劾進程的情況下，議席數超過200席幾乎是確切且可以預料到的事；雖說彈劾投票是不記名投票，不過如果真的發生了否決的情況，在野黨、執政黨將雙雙受到來自民眾的質疑，現有的混亂將更加劇。這對於已經幾近癱瘓的韓國政壇來說，誰都承受不起這種罵名。”他說道。

在他看來，“估計青瓦臺方面曾經認為，隨著時間的流逝，支持樸槿惠的保守人士將集聚；由於在野黨需要執政黨部分議員的支持來彈劾總統，因此會花費較長時間達成了一致，可能做出拖延的戰略。在（樸槿惠）拒絕下野的同時，在野黨會屢次變卦。這個預測，理論上是正確的。不過，樸槿惠政府似乎是小看了民眾的作用。正是民眾不斷地發出呼聲，使整個事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性質上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檢方或難以當面調查樸槿惠

本月26日，韓國首都首爾的初雪仍然未能擋住韓國民眾的示威遊行。當天晚上的遊行聚集了1500余個市民組織、150萬人次。若包括全韓各大城市的遊行規模，再次刷新了韓國憲政史上“反對樸槿惠”遊行的參加人數。

另外，韓國民調機構“蓋洛普韓國”本月25日公開的調查結果顯示，樸槿惠的支持率已經從前三周的5%跌至4%，創韓國總統同期支持率的新低。事實上，在民眾的遊行中，青瓦臺也似乎沒有閑著：樸槿惠政府仍然在推出一系列政策。

23日，韓日兩國在在首爾簽署了《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根據這份協定，韓國和日本不需要經過美國，即可互相交換包括朝核、導彈在內的軍事機密。韓國教育部在28日公開三種國定歷史教材樣本。而國定歷史教材，也是樸槿惠政府重點推進的政策之一，對於該教材，部分在野黨和市民團體人士則認為，該教科書嚴重失實，在近現代史方面有右傾之嫌。

與此同時，據韓聯社報道，樸槿惠於28日通過其辯護律師，向檢方表示“總統於29日無法接受當面受查”。此前，檢方曾將樸槿惠接受當面受查的“時限”定為本月29日。

檢方有關人士雖然多次表示“手中掌握樸槿惠幹政的有力證據”。甚至有一位檢察官稱：“當聽到有關錄音帶以後，我們都對樸槿惠的無能表示十分憤怒”。不過檢方人員也承認，獨立檢察官人選敲定在即，過了29日“時限”後，根據有關法律規定，檢方就難以當面調查樸槿惠。

醫院、政策、技術產業三方共話： 構建有序醫療

無論是在社會政策還是產業資本上，醫療健康都正在並已經成為了最“炙手可熱”的話題。今年10月25日，國務院頒發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其中指出，到2030年我們的人均壽命要再增3歲至79歲，同時，醫療健康亦將成為國家重點支持發展的產業之一。

這份文件對於產業的推動和影響毋庸置疑：現階段，我國醫療健康產業占GDP總比重不到6%，而在歐美發達國家，這一比重大多都在10%以上，對於中國而言，這4個百分點的追趕差距附帶的是近十萬億的產業增量。

但醫療又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產業，它並不是“有錢就能做好的”，這個行業的發展離不開來自醫院、政策制定、技術革新等多方面的綜合努力。本次“2016第一財經年度峰會”我們就有幸邀請到了這三方的輿論領袖，一起共話人類健康和這份產業的未來。

“如果一個擊球手成功率達到40%就是一個完美的擊球手，但臨床來說不是這樣的，如果一個手術失敗率超過1%我們就會否定這個技術，99%的成功率、1%的失敗率我們就認為這個不可取。在這樣的高標準情況下，醫療技術仍然存在缺憾。”瑞金醫院院長瞿介明在論壇現場表示，作為一個有著30年醫療工作經驗的醫院管理者，談及臨床醫療，他最想表達的是，我們必須學會接受醫療服務的不完美。

這種不完美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是診療技術的局限，第二是醫療保障體系的相對不足，第三是治療效果的不盡如人意。

“從宏觀層面，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醫療病人這幾年在逐漸增加，病人希望到大的醫院、專家那里去看病，但事實上專家，或者大的醫院醫療資源是有一定的限制，它的供給就這麽多，但是需求又那麽多，所以這種情況下供需的矛盾很突出。”瞿介明表示，“其實這里有不少跟就醫的秩序不清楚，與沒有分級診療相關，很多的病可以在社區衛生中心、二級醫院看的，都是普通的常見病，大可不必到三級醫院找專家，這樣效率會更高。怎麽樣構建一個有序的醫療，這個是需要我們做的。”

要想改善這種不盡如人意的情況，瞿介明認為當下最重要的是建立“醫療秩序”，也就是正在推進的基層醫療改革，把慢病、小病留在基層，將三甲醫院的醫生資源留給最需要的病人。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蔡江南則從另一個角度提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增大醫療供給。

“接下去我們進入醫改深水區一定要想好，怎麽來調動我們醫療服務領域當中最重要的生產力，就是醫生、醫務人員積極性。”蔡江南表示，他認為調動醫生積極性是增加供給、緩解矛盾的根本之策，他認為，要擴大醫生的自由執業，多點執業權利。據他表示，中國200萬執業醫生當中，目前有本科以上教育水平的醫生只占一半多。我們國家到目前還有100多萬醫生只具有本科以下教育水平，傳統稱為赤腳醫生。這是造成目前我們的病人不願意到基層治療的原因。

“大量學醫的醫學院畢業生，臨床專業畢業生沒有進入醫療服務系統，沒有做醫生，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目前很多的政策沒有調動醫生的積極性，使得最好的人才不願意學醫，學醫了也不願意做醫生，這個情況如果不解決，醫改就難以徹底做好。”蔡江南表示。

對此，他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建議從調動醫生積極性著手，開放鼓勵醫生辦民營診所的大門，給醫生創造條件，使得這些大量放棄做醫生的學生有職業發展的機會。第二，對現有公立醫院做改革。我國公立醫院在醫療市場份額長期以來高居85%左右，這個體現在病床結構、門診結構和住院病人的結構。如何通過改革使得公立醫院人財物有自主權，變成法人治理結構的改革?第三，是對公立醫院本身，將來一部分的公立醫院必須轉型轉制，做成名副其實的公立醫院，進行一些公立性服務。

從2009年開始的新醫改進行到現在是第7個年頭，在這其中，醫療技術尤其是基因檢測、精準醫療技術也將承載更多的使命。

“從壽命來講，我們總是把壓力放在醫生上是不科學的，其實醫生最後解決的那些問題往往是我們沒有辦法解決的那些問題。真正的健康、飲食、運動、心理、睡眠等這些可能是更重要的部分。我理解健康在中國來講不僅僅是產業的問題，實際上可能會是一個非常大的社會問題，甚至是政治問題，其中技術會起一個推動的作用。原來我們的醫療常常關註的是個體，是從個別的人群當中來進行分析，然後提出治療診斷的方法，有了精準醫療以後，從大數據大人群，通過大數據分析以後，從中找出普遍性規律，但又要有差異化的不同的處理和幹預。所以我覺得這是大概念上的區別，會帶來革命性變化。”華大基因執行副總裁朱巖梅表示。

國家發改委：有序放開發用電計劃將出臺

19日上午，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巡視員王強在發改委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說，發改委正在制定《關於有序放開發用電計劃的通知》，擬適時出臺。

作為2016年經濟體制改革重要任務之一，電力體制改革落實各項改革任務，取得了重要進展。

第一財經記者在發布會現場了解到，截至2017年1月，除西藏自治區正在制定試點方案外，已有21個省(區、市)開展了電力體制改革綜合試點，9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開展了售電側改革試點，3個省(區)開展了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納試點，形成了以綜合試點為主、多模式探索的格局。

此外，輸配電價改革實現省級電網全覆蓋，為多方直接交易奠定了堅實基礎。

新電改9號文件出臺前，發改委在深圳、蒙西電網先行啟動了輸配電價改革試點;9號文出臺後，試點範圍逐步擴大到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級電網和華北區域電網。

2016年12月，發改委制定出臺《省級電網輸配電價定價辦法》，明確了省級電網共用網絡輸配電價制定的原則和方法，並建立了對電網企業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王強表示，2017年上半年輸配電價核定工作將全面完成。

與此同時，電力交易機構的組建為電力市場化交易搭建了公平規範的交易平臺。

據王強介紹，區域層面，組建了北京、廣州電力交易中心，成立了市場管理委員會。省級層面，南方電網公司營業範圍內，雲南、貴州、廣東、廣西、海南五省(區)全部以股份制形式成立了電力交易機構;國家電網公司範圍內，山西、湖北、重慶三省(市)也完成了股份制電力交易機構組建工作。

去年10月，發改委制定出臺《售電公司準入與退出管理辦法》和《有序放開配電網業務管理辦法》，建立了市場主體準入退出機制和以信用監管為核心的新型監管制度，競爭性電力市場初具規模。發改委陸續公布105個增量配電業務改革試點項目，為社會資本參與增量配電業務提供了示範。

在有序放開發用電計劃方面，王強認為，要更多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發改委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包括直接交易在內的市場化交易電量突破1萬億千瓦時，約占全社會用電量的19%。每度電平均降低電價約7.23分，為用戶節約電費超過573億元。

東莞大鎮的“設市”憧憬：升級城鎮化有序落子

春風十里到嶺南。對東莞的虎門和長安來說，政策的春風比天氣更暖——在這兩個國家級的撤鎮設市設區試點鎮，簡政強鎮事權改革實現了多項突破，虎門和長安的行政管理權限基本已經達到縣一級政府的水平。

不過，“事多、錢少、人也少”，這可能是一些經濟發達鎮管理者最頭疼的問題了。

由於城市管理體制的束縛和制約越來越明顯，許多經濟強鎮正出現“小馬拉大車”的情況：行政管理級別、機構設置和事權配置等與龐大的經濟總量不匹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國家先後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勵簡政強鎮和擴權。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紮實推進新型城鎮化是2017年重點工作任務之一。其中提及的舉措就包括“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鎮發展，推動一批具備條件的縣和特大鎮有序設市”。

第一財經記者在走訪後發現，今後撤鎮後究竟是設區還是設市，尚未明確，影響了改革的推進。此外，財權與事權不匹配，人員編制的數量也不能滿足龐大工作量的需求，部分權限鎮級也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主體資格，造成在行政審批和行政執法中仍存在各種制約。

“小馬拉大車”

在改革開放的滾滾浪潮下，許多寂寂無聞的小城鎮伴隨著工業化步伐的加速和外來人口的大量湧入，成為中國區域版圖中耀眼的坐標。

不過，對於這些經濟強鎮來說，他們的經濟體量可能相當於內地一個地級市，但管理權限只是科級，鎮一級行政部門難以提供適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公共服務。

這是有歷史淵源的。就以東莞為例，東莞市委黨校教授查日升對第一財經記者介紹，東莞的行政體制頗為特殊，雖然是地級市，但是1985年之前是個縣，後來工業產值超過了農業產值，國務院批準升級為市。先是縣級市，1988年由於經濟總量表現突出，嶄露頭角，又升格為地級市，不過維持了原來鄉鎮的格局。

這就和其他大多數城市有所不同，中國是五級政府體系，其中市級下面一般轄有縣或區，但是東莞沒有縣或區政府。目前，東莞市下轄28個鎮和4個街道辦事處。

硬幣總是有兩面的。查日升說，這種體制有它的優勢，少了縣和區政府，更加扁平化，行政成本較低，效率更高，市里的重大決策比較容易落地，這也是東莞過去多年快速發展的體制上的重要原因。但弊端是管理幅度太大，這導致各級鎮政府競爭得厲害，各自為政，資源配置效率受到影響，產業結構雷同，斷頭路之類的小問題不少。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的經濟發達鎮早早走上了行政體制改革之路。作為國內民營經濟、鄉鎮工業最為發達省份之一的浙江，算是國內最早的一批了。

1999年，浙江省政府發布《浙江省城市化發展綱要》，提出“著力培育100 個中心鎮”，並於2000年公布了第一批136個中心鎮。隨後的若幹年中，為了發展縣域經濟，激發鄉鎮尤其是中心鎮的活力，浙江也多次擴權，擴權政策從“強縣擴權”到“強鎮擴權”，擴權的範圍不斷拓寬。

東莞從2009年效仿浙江的紹興和義烏，開始它的擴權強鎮試點之路。次年，強鎮擴權改革在東莞全面鋪開，多項權限下放到鎮。

2014年底，國家發改委通知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方案》，全國共有62個城市(鎮)被列為試點地區，東莞是其中之一。根據方案，虎門鎮和長安鎮將進行撤鎮設市設區試點，並被賦予縣級管理權限，重點解決上述“小馬拉大車”問題。

2015年5月，東莞出臺了具體的落實方案。具體做法為，精簡班子配備，新型市或區不按有關規格配備四套班子;減少行政層級，新型市或區不設街道辦事處，在行政架構上繼續實行扁平化管理模式。

目前，多項市一級部門代為行使的縣級事權及其他權限也下放給了各中心鎮行使，進一步理順了市和鎮街兩級的權責關系。同時，由於減少了審批層級，下放審批事項的辦理時間普遍縮短3~8個工作日，提高了行政效率，節約了行政成本，虎門鎮和長安鎮等中心鎮的行政管理權限得到擴大，已經基本達到了縣一級政府的水平。

財政分成偏低導致預算支出小

不過，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仍有待解決。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虎門鎮和長安鎮的農業轉移人口急劇增長，與之相應的醫療衛生、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壓力不斷加大。與此同時，兩鎮仍沿用傳統的鎮財政體制。

一方面是支出壓力的不斷增大，另一方面是受財政分成所限收入增長的緩慢，查日升以教育支出為例說明其中的壓力。

東莞外來人口多，而且是國家新型城鎮化的綜合試點城市，按照要求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中50%得由公辦學校來解決，這筆開支最終也有一部分攤到了鎮財政的頭上。“目前東莞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人數約80萬，一半的話就是40萬，市里曾經算過一年的教育費用，發現將超過10個億，包括要建多少學校、配多少老師，最後算下來覺得不堪重負。”

此路不通就另尋他途。查日升說：“目前東莞已經解決了一半，算是做得非常不錯的了，還有一半是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去民辦學校上學，並提供補貼。”

上述購買民辦學校的學位所需經費由東莞市、鎮財政共同分擔。根據2016年當地媒體的報道，購買初中學位所需經費按市、鎮9：1比例分擔，而購買小學學位所需經費按市、鎮5：5比例共同分擔。

這筆教育開支只是當地鎮眾多開支中的一部分。根據第一財經記者從虎門鎮政府拿到的數據，2013年虎門鎮公共財政預算支出20.82億元，其中剛性支出18.93億元，僅能安排約1.89億元用於城市建設。到2015年，當年虎門鎮一般公共財政預算支出24.37億元，其中剛性支出22.37億元，僅能安排約2億元用於城市建設。可以看出，用於城市建設的支出不僅捉襟見肘，而且僅增加了0.1億元左右。

那麽，當地的收入怎麽樣呢?從2013年到2015年，虎門鎮各項稅收收入從63.38億元增加至72.57億元，增幅較大。這個位於東莞西南隅、建成區面積不過78平方公里的小鎮曾因工業造就的經濟實力被譽為“中國第一鎮”。即便近年來不再雄踞中國百強鎮榜首，其經濟總量仍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不容小覷。

虎門的服裝制造產業鏈已相當成熟。

不過，虎門鎮自己掌握的錢並不多，增長也緩慢。 2013年，稅收分成收入為11.8億元，占稅收收入的18.62%。2015年，稅收分成收入僅為12.2億元，占稅收收入的比例降至16.81%。

由於稅收分成偏低，2013年-2015年，虎門鎮本級一般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分別只有22.6億元、22.8億元、23.5億元，增速緩慢，城市建設因此受到一定影響。

第一財經記者從東莞市財政局了解到，在稅收方面，東莞市按照一定的比例上交給國家後，除了由市財政投資的基建項目稅收等規定的稅收之外，其他的全部和鎮五五分成。在非稅收方面，有些也是五五分成，有些則是全部返還。為了激勵和扶持鎮街發展，東莞市財政局也規定，從2016年起，以2015年為基期年，參與分成稅收增量部分，按照50%~80%的比例返還。此外，在2016年，東莞市安排對鎮街財力性轉移支付總額20億元，並從2017年起每年遞增10%。

此前當地有聲音說，“五五分成”這個比例不算低了，但是考慮到東莞是改革的試點城市，能否賦予其更多的改革空間，讓財權與事權更加匹配?

幾年前曾去了虎門和長安調研的廣東省社科院科研處處長丁力對第一財經記者說，當時曾考慮是否要建議不搞“五五開”，而是“四六開”之類，但是這牽涉的利益面太廣，覺得不太可能。

去年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深入推進經濟發達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意見》提出，建立財政激勵機制，各地可明確一定時期在基建投資以及新增財政收入返還、土地出讓金等方面對經濟發達鎮給予支持，統籌地方政府債券資金用於經濟發達鎮公益性項目。

丁力認為，這主要是通過增量這一塊來改革，不觸碰存量這一塊的利益。“這就是說，你如果發展增量部分，我可以考慮多給你一些。”

虎門鎮一位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之前各級領導到他們鎮開展調研時，他都積極建議改革現行的財政管理體制，給予虎門縣級財權，適當提高虎門鎮稅收分成比例，建立由中央、省、市、鎮四級財政共同承擔的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

人員編制數量與工作量“落差”

珠三角很多產業發達的鎮常住人口動輒幾十萬人，龐大的外來人口帶來的是沈重的社會管理壓力。其中，人手緊缺、編制不夠是個非常突出的問題。

丁力解釋：“在中國，編制基本上是按照戶籍人口來配備的，大量的外來人口是沒有行政管理資源的。不會因為某個城市外來人口多了，就給它更多的資源，因為外來人口不好統計，數據不好落實。”

長安鎮一位官員笑著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不能說是一個鎮，編制就永遠這麽多。不然，越下放權力，我越不敢接受。”

虎門鎮上述官員告訴記者，從常住人口、GDP、財政收入、管理難度上看，虎門已基本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但在行政管理級別上仍然屬於鎮級政府，在機構設置和事權配置方面仍按照鎮級政府或戶籍人口的標準設置。

他舉例說，虎門平均每萬名常住人口僅有公務員約4名，遠遠低於全國平均每萬人約有52.4名公務員的水平，遠遠不能滿足全鎮64萬常住人口、6.6萬戶市場主體的管理服務需要。

該官員表示，從常住人口、GDP、財政收入、管理難度上看，虎門已基本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但在行政管理級別上仍然屬於鎮級政府，在機構設置和事權配置方面仍按照鎮級政府或戶籍人口的標準設置，“小馬拉大車”的問題突出。

他舉例說，虎門平均每萬名常住人口僅有公務員約4名，遠遠低於全國平均每萬人約有52.4名公務員的水平，遠遠不能滿足全鎮64萬常住人口、6.6萬戶市場主體的管理服務需要。

他說：“各職能部門，包括國家、省、市駐我鎮的派出機構、企事業單位，人員編制缺口很大，只能招用大量聘員參與協助社會管理。”

目前，虎門共有聘用人員6000多人。其中，公安部門聘請文職、協管員、輔警3000多人，一年的工資、津貼、福利等人員經費支出高達2億元。

2015年左右，東莞某個智庫的一位研究人士曾受當地政府所托去虎門和長安鎮調研，對當地人手不足的問題印象特別深刻。“雖然可以對外招聘，但是劣勢很明顯：隊伍的穩定性很不足，待遇不足以能夠留住這些優秀的人員，而且聘員大部分是年輕人，一旦有了工作經歷之後，有了更好的選擇，就更容易跳槽。”

當時，他的另一個強烈的感受是當地上上下下的改革動力都很足。“基層改革的動力和欲望非常強烈，非常珍惜獲得試點的機會。市里也是這樣，當時市發改局也有調研組來調研。”

他補充道：“但是改革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需要從改革的細節和落實的層面著手。原來改革的空間很大，主要是對大的框架進行改革和突破，所以頗有大刀闊斧的感受;現在是到了改革的深水區，重在精雕細琢和提升改革的質量，突破瓶頸。”

當地官員也呼籲，允許撤鎮設區設市改革試點突破現有人員編制，以便承載的工作量和人手緊缺之間的矛盾得以緩解。

東莞市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行編科科長曾智明告訴記者，不論從經濟規模還是人口數量上看，虎門和長安均與中部地級市規模相當。撤鎮設區設市的試點落實後，這兩地的人口也有望進一步聚集，經濟規模也會提升，仍以現有人員編制規模配備難以承擔以後的政府職能擴展。

曾智明建議，中央和廣東省考慮虎門、長安經濟、人口和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在人員編制上給予東莞市更多的支持，從人口轉移較多的地區適當調劑部分空編用於虎門、長安等新型城鎮化試點改革工作。

不過，在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上，也有觀點稱當地政府可以在“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模式，有效動員社會力量”上加大力度。

上述去年年底印發的《意見》也提出，賦予經濟發達鎮靈活用人自主權。凡是適宜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提供的公共服務和事務性、輔助性工作等，都要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合同、委托等方式實行購買，由花錢養人向花錢辦事轉變。

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從花錢養人向花錢辦事轉變意味著把政府的職能外包，向第三方組織和單位采購服務，用人方式更加靈活，也更加省錢。

法律主體受限

除了錢和人這兩大核心問題外，執法權也是令當地鎮級政府頗為頭疼的問題。

雖然鎮一級政府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擴大了不少，但是由於部門權限上，鎮級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主體資格，造成在行政審批和行政執法中仍存在制約。

虎門鎮上述官員表示，最大的挑戰是社會管理。例如，要拆個違建的房子，需要向相關部門去申請，然後走較長時間的程序，無形中降低了違章違規者的成本。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許多放權事項，法律法規對行使主體有明確規定，多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在改革中，東莞市主要通過委托的方式下放事權到鎮一級，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規定，行政強制措施權不得委托，從而導致鎮一級不能通過放權政策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或行政強制執行。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當地經濟觀察人士大多認為，東莞開始簡政強鎮改革這幾年來，權力下放的比較徹底和全面，執法權不是當地政府能夠左右的問題，需要上級政府來設計安排。

丁力說 ：“虎門和長安進行行政體制探索是現實發展的需要，這就像人已經長大了，但衣服還是小衣服，要解決人大衣服小的矛盾。不過很多問題不是行政級別的問題，而是整個管理體制的問題。”

他補充道：“東莞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從縣變成市，雖然有了更多的行政資源，但是底下沒有縣，直接是鎮，和中國目前的行政管理體制大的格局是不完全吻合的，比如說鎮沒有行政執法權，這個問題要解決的話需要更通盤的考慮。”

上述《意見》明確，經濟發達鎮經濟社會管理權限將得以擴大。省市政府可將基層管理迫切需要且能夠有效承接的一些縣級管理權限包括行政審批、行政處罰及相關行政強制和監督檢查權等賦予經濟發達鎮，制定目錄向社會公布，明確鎮政府為權力實施主體。不過，這一點要落實到執行層面，顯然還需要時間。

新一輪電改初顯成效，2017年繼續有序放開

電力行業，是推進混改的重要領域，政府工作報告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要求“邁出實質性步伐”，並特別強調“抓好”電力體制改革。

近日，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在昆明市召開全國電力體制改革座談會。作為新一輪電改啟動後首次在地方召開的現場會，會議總結了前一階段電力體制改革進展情況，分析改革中存在的問題，研究部署進一步加快電改工作。

曾參與討論中發9號文的華北電力大學教授曾鳴對第一財經表示，電改各項工作處於全面鋪開的階段，此次會議內容則再次強調了9號文的幾項“有序放開”。

新一輪電改已滿兩年。自201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幹意見》以來，電力體制改革取得了重要進展和積極成效。

能源局網站顯示，改革主體責任全面落實，電力體制改革試點已經覆蓋有條件開展的所有省(區、市)。輸配電價改革實現省級電網全覆蓋，初步建立了科學、規範、透明的電網輸配電價監管框架體系。交易機構組建工作基本完成，為電力市場化交易搭建了公平規範的交易平臺。加快放開配售電業務，全國註冊成立的售電公司已有約6400家，首批105個增量配電項目開展改革試點，有效激發市場活力。有序放開發用電計劃，市場化交易規模明顯擴大，2016年全國市場化交易電量突破1萬億千瓦時，約占全社會用電量的19%。

價格方面，電改的推進已為企業帶來實實在在的實惠。去年，我國通過實施煤電價格聯動機制、輸配電價改革、電力市場化交易、取消中小化肥優惠電價、完善基本電價執行方式等，大幅降低電價，全年累計減少工商企業用電支出1000億元以上。

上述座談會指出，下一步加快電力體制改革的重點任務，主要是“四個有序加快、四個規範、四個加強”，包括有序加快放開發用電計劃、有序加快放開配售電業務、有序加快放開競爭性電價、有序加快放開交易機構交易業務範圍;加快規範輸配電價、加快規範優先發電權優先購電權計劃、加快規範自備電廠、加快規範局域網和增量配網;加強電力交易機構建設、加強電力行業綜合監管、加強電力行業信用體系建設、加強電力市場信息共享。

在談及有序放開發用電計劃時，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對於存量煤電機組，2017年有序縮減發用電計劃，2018年以後逐步擴大市場化電量比例;對中發9號文件發布後核準的煤電機組，原則上不再安排發電計劃。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淘汰、停建、緩建煤電產能5000萬千瓦以上，以防範化解煤電產能過剩風險，提高煤電行業效率，為清潔能源發展騰空間。

根據電力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的目標，到2020年全國煤電裝機規模控制在11億千瓦以內。基於煤電產能過剩、電力規劃管理的要求，國家能源局先後下發《關於進一步調控煤電規建設的通知》《關於促進我國煤電有序發展的通知》等文件，嚴控新增煤電裝機規模。

央行：有序推進京津冀金融業協同和一體化進程

央行4月10日消息，金融支持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4月7日在天津召開，央行副行長潘功勝強調，金融機構要嚴格按照京津冀協同發展空間、產業布局，立足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創新中長期建設資金供給方式，積極發展綠色金融，大力發展科技金融。要通過金融機制促進區域過剩、落後產能出清和產業優化。金融業要抓住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為自身發展帶來的重大機遇，優化京津冀金融產業鏈布局，推動金融市場和基礎設施一體化，加強內外資源整合和業務協同，探索推進金融管理機制一體化，有序推進京津冀金融業協同和一體化進程。

公告全文如下：

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中央關於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決策部署和最新精神，人民銀行會同發展改革委、證監會等部門以及京津冀三省市於4月7日在天津召開金融支持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北京市副市長隋振江、天津市副市長閻慶民、河北省副省長徐建培、證監會主席助理宣昌能出席會議並講話，人民銀行行長助理劉國強主持會議。人民銀行、發展改革委、工信部、環保部、銀監會、保監會、鐵路總公司、外匯局等部門負責同誌，交易商協會和主要金融機構負責同誌參加會議。

會議學習了中央關於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和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最新政策精神。會議認為，服務國家重大戰略是金融機構的重要責任。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中央站得高、標準高、要求高、決心大，金融系統要從國家戰略的高度，從社會發展的全局出發，統一思想，提升認識，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關於京津冀協調發展的戰略部署上來。要把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擺在當前和未來一個階段京津冀地區金融工作的中心任務，要緊緊圍繞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規劃，聚焦完善金融支持的重點和方式。

潘功勝要求，金融機構要嚴格按照京津冀協同發展空間、產業布局，立足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創新中長期建設資金供給方式，積極發展綠色金融，大力發展科技金融，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保護、產業升級、科技創新、扶貧開發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要通過金融機制促進區域過剩、落後產能出清和產業優化。

潘功勝強調，金融業要抓住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為自身發展帶來的重大機遇，優化京津冀金融產業鏈布局，推動金融市場和基礎設施一體化，加強內外資源整合和業務協同，探索推進金融管理機制一體化，有序推進京津冀金融業協同和一體化進程。

隋振江、閻慶民、徐建培分別介紹了京、津、冀三地金融支持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情況，並結合三地實際，從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創新金融服務模式、深化金融市場合作、完善金融協調機制、探索金融政策創新試點等方面，對金融部門提出了具體的期望和建議。宣昌能表示要繼續加大對京津冀地區企業股權、債券融資的支持力度，並通過完善兼並重組機制、鼓勵區域企業境外融資等方式，進一步做好京津冀協同發展金融服務。

發展改革委、工信部、環保部、鐵路總公司有關同誌介紹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總體規劃，產業、生態、交通三個率先突破領域的進展情況及相關領域的金融需求。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交易商協會負責同誌分別通報了人民銀行三地協調機制和銀行間債券市場支持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有關情況。開發銀行、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人保、華夏銀行、天津銀行等金融機構代表交流了支持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成效和經驗。

座談會結束後，交易商協會與京津冀三地人民銀行分支機構、金融局(辦)共同簽署了《借助銀行間市場助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合作協議》。開發銀行與首都機場集團、工商銀行與天津城投集團、農業銀行與河北建投集團分別簽署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金融服務戰略合作協議。

會議期間，天津市市委書記李鴻忠，市委副書記、市長王東峰會見了與會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