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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比拼政企业务 改善盈利结构尚需时日

http://news.imeigu.com/a/1317230775998.html

“你去看过运营商展台没有?什么都没有。”9月27日是2011年中国国际通信展第二天,记者刚刚走进展馆,就听到走在前面的两个参观者这样议论。

运营商更愿意在展会上展示针对政府和企业的信息化业务,这在个人参观者看来,实在“很没意思”。

即使是往年在运营商展台上大放异彩,能吸引不少目光的各种终端,今年也都没有在运营商展台上出现,而是在各个终端厂商的展台上各自展示。

虽然个人业务仍然是运营商最大部分的收入来源,但由于业务模式已经基本成熟,运营商正在逐步把更多的精力转向各种行业和企业应用。不过,从收入构成上看,运营商改善盈利结构还为时过早、尚需时日。

政企业务登台

“中国电信正在推进战略转型和全业务发展。”在26日举行的ICT中国·2011高层论坛上,中国电信副总工程师靳东滨表示。继2009年成立物联网实验室之外,今年8月,中国电信又正式发布了天翼云计算,并计划明年推出新的云计算产品。

记者在中国电信展台看到,例如“数字城管”、“车联网”、“智能公交”等行业应用都是中国电信展台的主角。相比之下,天翼商城、天翼阅读等大众应用只有一面墙的展示空间。

中国联通的展台与中国电信类似。虽然沃门户、沃音乐、沃商店等也占据了不小的空间,但更主要的展示,是移动警务、掌上证券、智能交通等行业解决方案。

中国移动的展台最为明显。消费者相对熟悉的只有Mobile Market和飞信。数据显示,飞信活跃客户超过8400万,应用商店注册用户数达1.16亿。不过,在Mobile Market大屏幕前观看和了解的人寥寥无几,远没有对面华为展台,围在视讯解决方案前,看《让子弹飞》片段的观众热闹。

中国移动主要展示的是无线城市解决方案和TD-LTE技术应用。不过,让很多业内人士空欢喜一场的是,传言中将展出的第一款TD-LTE手机终端并没有在展台上出现。

运营商的焦虑

前不久,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就指出,运营商“管道化”的问题,还没有一家能有很好的应对方案。

中国联通一位市场部高层也指出,“3G对运营商是美酒也是毒药,特别是微信、米聊等的出现,对运营商来说难道不是毒酒吗?对短信和语音的替代将很快让运营商尝到苦头。”

虽然联通也推出了类似功能的“沃友”、中国移动推出了飞信升级版以及中国电信正在酝酿的“翼聊”,但对于运营商而言,改善收入结构才是改变“管道化”命运的关键,于是政企应用市场成为运营商下一阶段最为关注的重点。

业内人士认为,集团客户的成规模需求使移动信息化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全球运营商十分看重的。

中国联通的数据显示,中国联通现已在全国累计发展集团客户800多家,终端用户数规模已经超过50万。

中国移动的数据看上去更为乐观。自2004年来,中国移动物联网终端数和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到7月为止,中国移动集团客户比6月净增了 1.3万家,总数达到311万家,在集团客户的主要经营业务中,M2M(物联网应用)终端总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5.5%,达到1167.2万台。

集团客户需求的加大以及3G时代的来临也为M2M(物联网应用)产业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中国电信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的数字,但相对其他两大运营商,中国电信转型的战略更为明确。之前据中国电信董事长王晓初介绍,中国电信已经明确了“十二 五”期间的转型目标,希望成为“智能管道的主导者、综合平台的提供者、内容和应用的参与者”,并计划重点布局下一代网络、物联网、云计算和全方位信息化应 用。

虽然运营商都给自己描述了美好的前景,但据记者查阅财报,目前各大运营商基于政企业务的行业应用收入占比还非常有限,以至于并没有在财报中体现。

从面对大众市场卖电话卡,到转向大型企事业单位卖应用,对于深植于通信行业的运营商来说,面临的挑战并不小。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马晓芳)

運營商 運營 比拼 政企 業務 改善 盈利 結構 尚需 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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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組三大集團 鐵道部政企分開

http://www.eeo.com.cn/2012/0616/228404.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溫淑萍 鐵道部政企分開的體制性改革終於撕開一角。

本報從相關部委、鐵路建設系統及相關大型國有企業的高層等多個消息渠道證實,鐵道部正在謀劃成立三大集團,分別為投資、建設、運營集團公司。

三大集團公司成立後,鐵道部將相關業務板塊分別注入新公司,鐵路業務運行鐵道部不再插手,只負責行業監管和法規政策的制定。

上述人士稱,三大集團成立後將劃歸國資委,改革初步方案或將在10月前落定。

2000年前後和2008年「大部制」推行時,鐵路政企分開改革曾經呼聲很高,但兩次都未獲推進。此次成立三大集團公司能否成為改革契機,鐵道部本身將何去何從,引人關注。

三大集團

今年3月,《國務院批轉發展改革委關於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再次出現在政府網站上,其中明確指出,按照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要求,研究制定鐵路體制改革方案。

關於鐵路的改革方案,近些年發改委也一直在催促鐵道部自己拿方案,並要求鐵道部積極配合,但隨著鐵路大建設的推進,改革一事被拖延。

2011年2月,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落馬後,新部長盛光祖曾實施一系列運營調整,在發展思路上試圖調動各路局的經營潛能,並將經營自主權下放給路局。

這些執政動向,曾被業界解讀為鐵路系統開啟改革的前奏。有鐵路業內人士稱,盛光祖上任後,就鐵路改革一事,也曾主動與國家發改委接觸,不過「7·23」動車追尾事故發生後,鐵路系統開始加強安全管理,為維護穩定運行,改革被暫時擱置。

隨著劉志軍的落馬及隨後多位鐵路系統高管的涉案,以及動車事故的發生,鐵道部集權管理運行的現狀引起高層的關注。「可以說這是奠定鐵路政企分開的關鍵性因素。」一位鐵路業內專家說。

從2003年至今,鐵路系統的改革方案曾出現過兩種方向。一種為按地域條塊切割,撤銷18個鐵路局,成立五大集團,各自運營,鐵道部負責行業監管和法規政策的制定;另一種方式則是成立國家鐵路集團,鐵路局變身集團的下屬公司。

這兩種方式更多偏向於運營,隨著「十二五」時期鐵路基礎設施建設開始發力,鐵道部負債急劇增長,這兩種改革模式都顯得顧此失彼。而按照投資、建設、運營成立三大集團公司,成為新的選擇。

據鐵路系統知情人士透露,三大集團的具體方案為,鐵路投資集團公司未來主要負責鐵路建設領域的融資和投資,鐵路建設集團主要負責鐵路項目的規劃、建設、施工等,鐵路運營集團則由鐵道部的運輸局剝離後成立,主要負責下屬運輸公司的各項運輸內容,及對全國運輸實行統一指揮。

地方鐵路局成立分公司的方式,一種政策取向是以省為單位設立分公司,取消目前的18個路局。另一個取向則是,目前的18個路局變身為三大集團的分公司,受集團垂直管轄。據瞭解,目前多數鐵路人士傾向於後者。

與此同時該人士還透露,政企分開之後,鐵道部今後將只負責投融資、建設、運營、安全政策法規的制定和行業的監管。

有所關聯

本報瞭解到,鐵道部已經開始對相關業務內容分離及剝離的各個環節進行核算、分析和研究,三大集團的籌備也已在計劃中。

鐵路系統知情人士稱,鐵路投資、建設、運營三大集團以公司治理結構來分析,雖然各自為政,但未來將息息相關:投資集團主要負責給建設集團真金白銀的輸血,將以股權結構置換與後者合作,而建設集團與運營集團也將以其他方式實現合作。

據鐵路建設系統的知情人士透露,未來的鐵路投資集團主要負責鐵路建設領域的融資和投資,可能是目前中國鐵路建設投資公司(下稱「中鐵投」)的改造重塑,將鐵路負責相關資金籌措的業務再注入。

中鐵投是由鐵道部全額出資設立的國家鐵路投資機構,前身為中鐵建設開發中心,1994年由鐵道部投資設立的面向全國部分合資鐵路和地方鐵路投資管理的企業,2004年改名,其核心業務之一是以鐵路線股權向社會融資。

今年以來,鐵道部已將多條主要線路的股權陸續轉交至中鐵投,有廣深港線、滬昆線等。

而京滬高鐵融資時,中鐵投就已大顯身手,以京滬高鐵4.537%股權掛牌融資60億。「鐵道部政企不分,很難融資,但中鐵投是一個公司,融資相對能 取得信任。」鐵路相關大型國有企業的一位高管認為,要想打破鐵路建設資金瓶頸的制約,必須以公司、市場化的方式才能有所謀。業內人士預測,未來鐵路投資集 團的融資模式,或主要以股權置換,與鐵路建設集團合作。

鐵路建設集團的成形,則可能是對現有兩大建設單位中國中鐵、中國鐵建,進行資源選拔後的整合,或者另外組建。該集團成立後,主要負責鐵路項目的規劃、建設、施工等。

而鐵路運營集團的設立,更多業內人士的觀點則是由目前鐵道部的運輸局剝離後,成立運輸集團,主要負責下屬運輸公司的各項運輸內容,及對全國運輸實行統一指揮。

資產與債務

2010年初媒體曾報導稱,鐵道部改革方案將分成兩步,第一步是精幹主業、分離輔業,第二步是在中央成立中國鐵道集團,在地方成立五大區域公司,實現政企分離。

其中,在地方成立的五大區域鐵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負責經營所在區域鐵路資產,區域集團由中國鐵道集團公司控股,各省國資委參股,部分試點地區還可引入國外戰略投資夥伴。

但北京交通大學教授趙堅認為,成立五大區域集團公司,更多涉及到運營,是在現有的路局基礎上合併成立公司,更多的基礎性優勢是運輸。但在建設、投資 兩方面,仍然存在問題,新成立的公司沒有資金籌措和資本運作經驗,也缺乏轄內線路的建設規劃經驗,很難完成未來的發展任務。而按照投資、建設、運營來成立 三大集團,比上述方式更能解決投融資和鐵路資產負債問題。

他表示,目前鐵道部因政企不分導致融資困難,也因為融資政策及與相關企業的多年深厚來往,外部資本被排擠很難進入這個圈子。未來鐵路投資集團以公司的名義在市場上融資,顯然比鐵道部自己出面好得多。

據鐵道部財務審計報告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底,鐵道部總資產為 40084.14億元,總負債為24298.36萬億,負債率升至60.62%。

由於鐵道部負債率高昇,現有高鐵盈利時間較遠,鐵道部自籌資金較少等因素,導致鐵道部融資成為一大困難。從去年後半年開始,鐵道部從銀行融資的渠道幾乎被冰封。

由於資金壓力,及鐵路建設過度超前,從2011年開始,鐵路的基礎建設資金由7000億急速下降為4690億,今年建設資金再度減少為4060億。

而從去年開始,鐵道部發債的壓力也急劇加大,甚至流標。在社會融資方面,由於鐵路體制的政企不分,多數社會資本不願進入也無法進入。由此造成的資金困境,成為「十二五」時期鐵路建設持續發展的攔路虎。

據一位長期研究鐵路的法律人士介紹,目前政府部門債務的處置方式大約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中央財政兜底,鐵路屬於公共產品,鐵路建設投資所形成的債務,可以通過國務院發文實施行政剝離,最終鐵道部欠銀行的錢由國家財政分擔。

另一種方式則是商業化,將債務劃到新成立的資產管理公司,債務投資時產生的股權也將一併進入資產管理公司。「鐵道部發行債券與貸款後,都用作了鐵路建設的出資,活錢變成了固定資產,作為銀行來講,有資產就能抵押。」該人士表示。

早在2010年底,鐵道部就醞釀成立一家專門管理高鐵投資債務與股權的新公司,當時對於這家高鐵資產管理公司的定位很單一,將專門收納近幾年高鐵建設中,鐵道部的投資債務和股權,便於鐵道部對高鐵資產的管理。

但這一動議至今未見實質行動,而如果成立三大集團公司後,會否將鐵道部的部分資產和負債,以及其他相關部門打包到鐵路投資集團裡,目前尚不得而知。


籌組 三大 集團 鐵道部 鐵道 政企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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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政企不分民資不敢介入

2013-3-4  NCW
 
 

 

財新《新世紀》周刊2013年第5期“投資者提議退出京滬高鐵”的報道,反映的是一個深刻的、無法迴避的問題。這不是個別案例,整個鐵路系統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截至2012年三季度,鐵道部負債已達2.66萬億元,資產 負債率為61.8%。按當前速度,2014年鐵道部開始進入還債高峰期。鐵路系統不得不尋求新的融資渠道,引入民間資本就成為重要一環。可為什麼最後有股東要求退股?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體制。

中國鐵路行業政企不分,這是民間資金不敢介入的根本原因。這次平安牽頭的財團之所以投資京滬高鐵,是因為國務院出面協調。可見,公司股東大會表決的基本職能已被紅頭文件、行政命令所代替,甚至投資後股東無法確切明晰和計算公司真實運營數據。

要破解鐵路迷局,就必須打破政企合一的體制。否則,即便引入民間資本,占據壟斷 地位的 “鐵老大”仍會通過各種方式攫取壟斷利潤,並繼續 滋生腐敗,鐵路行業回到發新債還舊債的惡性循環,不僅不利於鐵路建設,也會對金融市場產生不利影響。

資深投資人 秦亮

鐵路 政企 不分 民資 不敢 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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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亂戰,殃及城池 武漢垃圾亂

http://www.infzm.com/content/93044

一家旨在為垃圾圍城紓困的企業卻與主管的城管部門水火不容;一個號稱採用歐美最環保垃圾填埋方式的垃圾場卻三年未通過環保驗收;一座正在創建國家衛生城市、國家環保模範城市的都市卻被國家、省、市三級部門批評垃圾污染之患。

垃圾場攻防戰升級

誰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武漢市環境投資開發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武漢環投」)會,而且大張旗鼓,不畏人言。這家有國資背景的企業向安監部門自揭家醜,舉報自己下屬的陳家沖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以下簡稱「陳家沖垃圾場」)有安全隱患;向媒體投訴,把自己與上級主管部門武漢市城管委的矛盾曝於聚光燈之下。

這似乎是武漢環投的「背水一戰」,直接導火索是陳家沖垃圾場被強制接管。

2013年5月21日的罕見一幕,武漢環投辦公室主任趙春華還記憶猶新。「兩百餘名全副武裝的城管隊員衝進了陳家沖垃圾場辦公區,有人撤下了武漢環投的橫幅,掛上了『陳家沖垃圾場臨時接管專班』的牌子。還有一群人奔向場區迅速拆掉了環場路上的圍牆。」

「他們一邊拆,一邊說,這不是拆牆,這是拆環投的『心牆』。」趙回憶說。

這面「心牆」被推翻,武漢環投和市城管委直接面對面短兵相接。

次日,武漢環投就向市政府及多個政府部門遞交了《關於搶佔國有資產轉移環境污染問題的報告》,直斥武漢市城管委「為維持政企不分,無視法規、公然搶佔國有資產!」

「未經公司同意,也未開會研究就強行接管陳家沖垃圾場,這是對公司權益的嚴重侵害。」武漢環投總經濟師楊駿說,「陳家沖並沒有造成重特大事故,也不符合《武漢市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所規定的接管條件。」

所有焦點在陳家沖垃圾場,這是一個擔負著武漢市民1/3垃圾日處理量的龐然大物。

陳家沖垃圾場設計總投資4.56億元。工程分兩期,一期工程已於2007年10月投入運營,至今累計處理武漢市城區生活垃圾330萬噸——這早已超過設計填埋庫容的280萬噸。

矛盾由此激化。武漢環投拒絕再接納各區垃圾,市城管委則不同意。據武漢市城管委相關文件顯示,該市生活垃圾處理形勢嚴峻,為了便於全市統一指揮調度,以臨時工作專班進駐垃圾場接管運營。

截至南方週末記者發稿時,該垃圾場已被強制接管,仍在接收各區送來的生活垃圾。同時,市城管委緊急啟動陳家沖垃圾場二期應急填埋庫區建設,並升級污水處理系統,將垃圾滲濾液轉運處理。

矛盾早在三年前就已埋下伏筆。據趙春華介紹,2010年,武漢環投就向市發改委、環保局、城管局(即現在的城管委)提交報告,希望盡快啟動二期工程建設。然而,武漢市城管委對建設資金來源等問題始終未予明確,二期工程遲遲未能啟動。「眼睜睜看著垃圾正在圍城,我們卻無能為力」。

橫亙三年的「心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場武漢「垃圾圍城」背後的鬧劇,在武漢環投成立之日起,便已埋下端倪。

武漢環投的前身是原武漢市城管局下屬的市江環實業發展總公司。後改制重組,新公司於2010年6月成立,公司形式為國有獨資,出資人是該市國資委,而原公司同期被註銷。

政企分開之後,武漢市城管委是武漢環投的業務監管、指導部門。

這是一家被武漢市寄予厚望的企業,試圖為武漢垃圾難題破局。據武漢市委辦公廳2009年17號文件顯示,以武漢環投為平台,將進行多渠道籌措城市管理建設資金。

這座常住人口達千萬的城市每天產生生活垃圾超過7000噸。全市現有4座垃圾焚燒場和2座填埋場,武漢環投旗下的陳家沖垃圾場肩負重任。

然而,武漢環投自始至終都步履蹣跚,投融資功能未能實現,到2012年末總資產8.93億元,負債7.26億,資產負債率達82%。

據楊駿介紹,因武漢市城管委不遵守原有協議,又拒絕簽署新協議和授權特許經營,導致該公司近30個項目被阻止。因涉及債務問題,公司基本賬戶屢次被封,連發放工資都成難題。

這家新企業如同老邁的國企般邁不動腳步,一堵「心牆」橫亙在武漢環投和武漢市城管委之間。

據知情人士介紹,兩者關係早已僵硬。「城管開會,環投幾乎不去;環投項目開工請城管委參加,城管委基本不去。」

而從武漢市城管委過來任職的總經理黃哲在武漢環投幾乎「無所事事」。2013年7月26日,黃哲在電話中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對公司大多數事務並不清楚,我已三年沒有看過公司的財務報表。」

據知情人分析,這似乎是一場利益之爭。2013年5月,城管局升格為城管委。未升格前,城管局局長的行政級別與武漢環投董事長相當,後者不甘受其指示。升格後,武漢市城管委希望繼續執掌武漢環投,而後者出資人是代表市政府的市國資委,認為原江環公司所有資產轉交自己名下屬名正言順。

直到現在,武漢環投遞交的各種申訴材料和報告多達380份,問題仍未圓滿解決。面對種種指責,身兼陳家沖垃圾場臨時接管專班主任的武漢市城管委建設處副處長何威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不存在干預,我們是嚴格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辦事。」至於何種要求,何威沒有回應。

武漢環投之所以反對被接管,這在何威看來是該公司「有特殊背景」,武漢環投有關人士也並不隱瞞董事長的父親曾是武漢市主要領導的事實。

南方週末記者多次試圖聯繫武漢市城管委有關負責人,截至發稿時,仍未獲得進一步消息。

鬧劇背後,二次污染成患

比起矛盾激化,兩敗俱傷,更要命的是垃圾填埋場眀患重重,武漢的垃圾困局繼續無解。

早在開工前,陳家沖垃圾場就被當地有關部門宣稱將採用歐美最環保的垃圾填埋方式,而今四周卻可見墨汁般的滲濾液從堆體中流出。

經知情者指引,南方週末記者在垃圾場下游水渠邊找到一條來自垃圾場、且仍有污水外排的通道,該通道流入索子長河,最後匯入長江。陳家沖垃圾場近年連續多次發生滲濾液漫溢的污染事件,也因私設暗管、擅自外排滲濾液被當地環保部門通報,並處8萬元罰金。

南方週末記者從湖北省安全生產委員會(下稱安委會)獲悉,該委在2013年6月曾去過陳家沖垃圾場,就場區存在的安全隱患一一登記在冊,並向武漢分管副市長下達了督辦通知單,要求限期整改。

在2010年武漢環投提交二期工程建設報告時,該公司就試圖同步解決一期滲濾液導排系統堵塞等問題。不惟二期工程,在武漢環投看來,武漢市關於環投集團組建方案所定目標基本沒有實現,公司本該承擔更多垃圾處理項目,參與更多城市公共設施建設,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更不可思議的是,武漢市環保局環境監察支隊副隊長雷鳴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陳家沖垃圾場至今沒有通過環保驗收。據該垃圾場環評批覆顯示,只有通過環保驗收方可正式投入使用,而陳家沖垃圾場在沒有獲得環保驗收之下,就已用完一期庫容。

這期間是「特殊背景」作祟,還是「政企不分」的矛盾使然,抑或是「垃圾圍城」的逼迫,南方週末記者並沒有得到更多答覆。

事實上,未通過環保驗收的,不止陳家沖垃圾場一家。

武漢長山口垃圾填埋場滲濾液處理設施設計能力400噸/日,實際每天僅能處理100噸,而該場垃圾滲濾液日產生量已將近300噸。2013年1月,該垃圾場底部滲出醬油色污水,下游三百餘畝農田被污染。「該場也沒有通過環保驗收。」雷鳴說。

「武漢市垃圾場污染環境問題一直令我們頭疼,這些年工作始終在抓,但步伐緩慢,難以推動。」武漢市環保局局長丁雨在電話中坦陳。

早在三年前,國家審計署有關武漢市經濟責任審計報告中就指出武漢市多個垃圾填埋場存在二次污染隱患。2011年11月,武漢市環保局開展排查,金口、岱山、二妃山、紫霞觀等四座簡易垃圾填埋場均未建設配套垃圾滲濾液處理設備和填埋氣導排系統,嚴重污染場區周邊環境;而其中業已封場的岱山、金口、二妃山也沒有實施封場環評。

垃圾圍城,如何爭先

正是在這樣的垃圾困局中,武漢卻從沒放棄對光鮮榮譽的追求——創建國家衛生城市和國家環保模範城市,多條主幹道大幅標語隨處可見。

垃圾處理,無疑成了這座城市爭先中的「硬傷」。哪怕是業已封場的垃圾場,也一樣成為眼下的心頭之患。

最典型的是距離武漢火車站不到1.5公里的北洋橋垃圾填埋場。這座始建於1991年的垃圾場,因沒有配套的垃圾滲濾液和填埋氣收集系統而飽受詬病。尤其在武漢火車站建成後,這一帶臭氣熏天是不少搭乘高鐵的人對武漢的第一印象。城管部門曾兩次承諾關閉該垃圾場,均因垃圾無處消化而未能兌現。

飽受投訴之後,約一個月前,該垃圾場關閉。2013年7月23日下午,暴露在烈日下的北洋橋垃圾場已被黃土覆蓋,垃圾堆體上可見多根用來導排填埋氣的水泥管,還有一處碗口粗的洞穴正在往外噴氣,獵獵自燃。

一位家距離該垃圾場不到百米的老太說,垃圾場沒有關閉前,異味嚴重,整日不敢開窗,現在雖有轉好,但仍可見垃圾堆下黑水橫流。南方週末記者環行四周發現,未見污水處理設備,該垃圾場有部分滲濾液經溝渠直排地勢較低的東湖。

用來存儲滲濾液的四個水塘已近飽和。而在2011年,武漢市環保局就曾致函原市城管局,稱該垃圾場滲濾液靠自然揮發且隨時有漫溢污染環境的風險。但何威對此並不認同,「你看到的不是滲濾液,現在滲濾液全部進了市政管網。」事實上,按照最新版《生活垃圾填埋場污染控制標準》相關規定,未經處理的垃圾場滲濾液不可接入城市二級污水處理廠,更不可與雨水混排。

不惟北洋橋垃圾場,據瞭解,二妃山垃圾填埋場封場後,其維護管理單位武漢市拓新保潔有限公司私設暗管,將未經處理的垃圾滲濾液排至市政管網。

正在全力推進的陳家沖垃圾場二期應急庫容建設地周邊有超過300戶居民沒有完成拆遷,這些在500米衛生防護範圍內的居民為此多次上訪。

這已有前車之鑑。據瞭解,陳家沖垃圾場一期項目污水處理能力不足,周邊水系設計不合理,雨水排放不暢,一遇大雨即污染周邊環境。該場已連續四年被當地環保部門責令整改。

2013年武漢市兩會上,當地多位人大代表就陳家沖垃圾場污染環境問題聯署提交了建議,當地人大代表易建革回憶該議案獲回覆時說,「實際行動重於書面回覆,只要建設方心裡裝著陽邏(陳家沖垃圾場所在地)人民,不要讓陽邏人民失望就可以了。」

「只要一期沒有達到環保驗收要求,哪怕是應急庫容的二期工程理應也不能建設,但現實是已經開工。」武漢環投總經濟師楊駿還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垃圾堆體沼氣危險區已發生多次違法施工。

據該公司提供的材料顯示,6月12日,應急庫區工地施工隊伍將11000立方米未經處理的污水直排進入長江,引起當地村民公憤。

截至發稿日,陳家沖垃圾場仍在接受省市兩級環保部門的查處。用武漢環投的話說,「其日益成為連年環境事故與群體事件的肇始之地,其系統風險之大,隨時可能引發惡性事故。」

政企 亂戰 殃及 城池 武漢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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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文件迥異 電費徵收糊塗 上海電費多收了三五斗

http://www.infzm.com/content/93619

一份是國家發改委的紅頭文件,一份是電力公司內部文件,遵照哪個執行?一份是電監會的整改通知,一份是電力公司「整改完成」的報告,其中有何玄妙?

沒人能回答,過去多年內上海市的兩部制電價用戶,究竟被多收了多少電費,也沒人知道,上海市電力公司能否發起並承受一場超常規的電費清退行動。

電費單上多了小數點

拿到2013年5月的電費賬單後,上海一家工商企業的財務人員發現,這份模式化的賬單發生了細微變化:右側的「基本電費2」一項,第一次出現了非整數——多了個小數點。

和多數無心理會如此細節的居民家庭不同,用電大戶工商企業則對電費數字敏感得多。

當月,這家企業的實際用電需量,超過了與電力公司訂立的合同限額。按規定,超過的部分要按一定係數加倍收取電費。這就如同手機套餐中的流量,超出部分的計費往往比套餐內要貴。

「超額」的情況之前也有過,但多收的電費也都是整數。如今多了小數點,公司財務部門一頭霧水。

翻出國家電網上海市電力公司(下稱「上海電力公司」)2005年版的《供電營業細則》可發現,其第70條規定「實施兩部制電價的客戶……實抄最大需量超過契約限額的,超出部分加倍計費」。

蹊蹺的是,《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電價改革實施辦法的通知》(發改價格【2005】514號)(下稱「514號文」)對此類用戶卻有另外一套標準。按514號文中的《銷售電價管理暫行辦法》第十三條規定,如果用戶實際最大需量超過核定值5%,超過5%的部分,其基本電費加倍收取。

一個是超過即加倍收費,一個是超過5%的部分才加倍收費。兩種不同的加收標準,體現在電費上,則是巨大差異。

迄今為止,2005年開始執行的514號文及其包括的《銷售電價管理暫行辦法》,是上海電力公司向受電變壓器容量在100KVA(千伏安)或用電設備裝接容量100KW(千瓦)及以上的工商業及其它用戶中實行兩部制電價的主要依據。

兩部制電價是由電度電價和基本電價兩部分構成。電度電價和基本電價的區別在於,前者是用戶實際消費的用電度數,而後者則按變壓器容量或按最大需量計費,類似於電話費和座機費的概念。

上海市工商業用電大戶的這一「小數點」發現,意味著至少從2005年至今,名義上以發改委514號文為加收依據的上海電力公司,實際上是以自己的公司內部文件作為收費標準,在八年多的時間裡違規多收上海兩部制工商業用戶電費。

事實上,監管部門並非沒有察覺。2012年6月至8月,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簡稱「電監會」)曾組織過一次例行的全國性的供電專項檢查。華東檢查組抽查發現,上海市區供電公司對所有超過核定最大需量值的部分加一倍收取,而不是按規定對超過核定值5%的部分加倍收費。

也正是此次例行檢查,最近,上海市電力公司位於各區的營業廳的終端查詢機才出現了新的變化——以電力公司內部規定形式存在了數年的《供電營業細則》,其加收條款已被改得和514號文一致。

低調查處,無聲整改

奇怪的是,究竟哪些用戶被多收了電費,官方的監管報告閃爍其詞。

2013年1月30日,電監會的《2012年供電監管報告》向社會公開時,對上海的電力違規收費,只在第四項裡提了一句「未嚴格執行國家電價政策和收費政策」。而2013年初電監會辦公廳發佈的《關於開展2012年供電整改檢查的通知》(辦供電(2013)15號文,下稱「整改通知」)則更為詳盡,並披露了一起案例——

上海市工具廠有限公司2011年7月核定最大需量值為1750KW,實際最大需量值為1850KW。按規定,超過核定值5%的部分為1850-1750×1.05=12.5KW,而實際計收超限額部分為1850-1750=100KW,僅2011年7月,上海工具廠被多收的基本電費一項就達到(100-12.5)×78元/千瓦·月=6825元。

就在電監會發佈整改通知後,國家電網亦下達了《國家電網公司營銷部關於認真做好2012年供電檢查整改工作的通知》(營銷客戶(2013)37號),該文轉發了電監會於2013年初下發的整改通知,並要求被查出問題的下屬企業在2013年2月28日之前上報整改報告。

詭異的是,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幾份工商業用戶電費賬單顯示,直到2013年4月,這些實際用量超過了契約限額的用戶,其「基本電費2」一項,仍在被多收。此時距國家電網內部要求的整改時限已過去了整整兩個月。

更令人費解的是,上海市電力公司2012年度供電檢查問題整改報告上,被電監會檢查披露的17項問題中,「未嚴格執行國家電價政策」涉及的兩個案例裡,有關上海市電力公司自用電未取消優惠電價一項顯示為「整改完成」。而對影響範圍更廣的多收電費一事,卻隻字未提。

被靈活取用的514號文

兩部制電價的合理性在於,「用戶有那麼大容量設備,電力公司就要準備這麼大的出力,兩部制的基本電費就是為了彌補電力公司付出的成本。」

最早明確了兩部制電價適用範圍和計費方法的,是水利電力部的《1976年電、熱價格》(下稱「76電價」)。

鑑於76電價誕生的年代小用戶較少,當時的兩部制電價執行範圍僅限於受電變壓器容量在320KVA的大工業用戶。514號文相當於把兩部制擴大到了100KVA以上的工商業用戶。

目前,全國僅上海、海南的兩部制電價擴大了適用範圍,其他各省份的兩部制電價仍在76電價圈定的範圍內。

有了76電價和514號文,並不能保證上海電力公司的多收電費行為合規。

事實上,早在514號文出爐前的1994年,當時的上海市電力工業局在《關於實施峰谷分時電價的暫行規定的通知》中,就已經以內部文件的形式,將兩部制電價的適用範圍擴大到了100KW及以上裝接容量的用戶。

「相當於上海電力公司自己1994年的規定已經違背了76電價,開始亂收電費,後來又拿2005年的514號文來當擋箭牌,」一位常年研究銷售電價的業內人士評價,「諷刺的是,其加倍收費的行為又違背了514號文,屬於一路違規。」 

更關鍵的是,被用來確認兩部制電價擴大合法性的514號文,明確規定了各地價格主管部門要隨後製定文件的實施細則,報國家發改委同意後方可執行。

現實情況是,最早執行兩部制電價的上海遲遲未見出台細則。由於擔心兩部制電價擴大帶來的電價上漲,八年來,也沒有地方有動力出台相關細則。

「加上上海市電力工業局的文件,上海電力公司擴大徵收範圍,可以說,從1994年起就在違規收費。」上述專家關心的是,如此漫長的違規收費史,會以銷售電價管理辦法細則出台終結,還是繼續僵持。

隱藏在電費中的細節

違規收費不止存在於程序中。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一份低壓用戶的電費單顯示,該用戶的容量沒用到契約限額,但基本電費還是按契約容量來收。比如,該用戶的裝接容量是100KW,契約容量是50KW,但實際只用到了30KW,基本電費卻還是按50KW來收的。

事實上,如果照76電價來說,不該收這個用戶的基本電費,因為只有320KVA以上工業用戶才有基本電費。但現實中這類多收十分普遍。

按照514號文的規定,執行兩部制電價的用戶可以自行選擇基本電價按變壓器容量或按最大需量計費。但從南方週末記者收集的電費賬單來看,大部分用戶都按最大需量計算電費。

一位接近國家電網的人士透露,如果用戶能用足契約限額,選擇按容量比按最大需量的電價單價要低,用戶可以儘量合規的少繳基本電費。

但在上海市電力工業局1994年的文件和上海市電力公司2005年的供電營業細則中,卻寫明了只能按需量計費。

這一收費意圖也體現在了高壓用戶新裝申請單。「幾年前的裝機單據上,根本沒有以容量計算基本電費的選項,新的單據上有選擇了,但營業員一般仍會幫用戶選擇按需量。」上述業內人士說。

此外,即便選了按變壓器容量計費,新版的高壓用戶新裝申請單說明事項第一條也暗藏陷阱,「實施兩部制電價的客戶……按訂立的契約限額為計算基本電費的依據」。

不合理收費還包括電力公司自行設置「起步價」,比如要求未執行按最大需量計費的用戶,在實施分時電價後的三個月後應執行最大需量契約,且最低契約不得小於50KW。

事實上,依據《供電監管辦法》,供電企業不得自定電價,不得擅自變更電價,不得擅自在電費中加收或者代收國家政策規定以外的其他費用。

2011年的《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整頓規範電價秩序的通知》(發改價檢[2011]1311號),實際上再次強調了電價的管理權限不在企業,也再度證明了上海電力公司的供電營業細則違規。

沉默的「受害者」

「我們不知道自己被多收了電費,如果是真的,這是在坑我們的錢啊。」上海工具廠總經理辦公室的一位負責人對多收電費一事毫不知情。

當南方週末記者提出查看其電費賬單後,這家在電監會的專項檢查中被挖掘的「受害者」很躊躇,「電力公司是壟斷企業,如果多收,肯定不止我們一家。我們指望他們把多收的電費吐出來也不太現實。」截至發稿時,上海工具廠尚未向南方週末記者確認其被多收電費的時間跨度、總額。

上海一家物貿企業的負責人則無奈地說,雖然不清楚自家是否被多收電費,但「電力公司如此作為,不算出人意料」。

2013年4月,網絡上曾短暫出現過一篇爆料帖,披露上海市電力公司持續、大面積多收兩部制電價用戶電費事宜,帖子旋即被刪。

相比電監會和國家電網的整改通知,網絡的助推顯然更有力。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多份2013年5月及以後兩個月的上海市工商業用戶電費單顯示,從5月起,悄無聲息被違規多收了多年的「基本電費2」,又悄無聲息變回了合規收取。

根據上海市的電力公開數據推算,上海市100KVA以執行兩部制電價的用戶大約有三萬多戶,按照南方週末記者的抽樣比例計算,被多收電費的用戶在一半以上。鑑於每戶的契約容量和實際最大需量不同,被多收的電費數額也會不盡相同。

沒人能回答,過去多年內上海市的兩部制電價用戶,究竟被多收了多少電費,也沒人知道,上海市電力公司能否發起並承受一場超常規的電費清退行動。

政企 文件 迥異 電費 徵收 糊塗 上海 費多 收了 了三 三五 五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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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指導意見出爐 政企合作拉開大幕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1553

今天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新聞稿稱近日印發了《關於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指導意見》,從項目適用範圍、部門聯審機制、合作夥伴選擇、規範價格管理、開展績效評價、做好示範推進等方面,對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提出具體要求。

《指導意見》指出,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是創新投融資機制的重要舉措,對拓寬社會資本投資渠道、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文件還要求,各地可根據當地實際及項目特點,通過授予特許經營權、政府補貼或購買服務等措施,靈活運用BOT、BOO、BOOT等多種模式,切實提高項目運作效率。

同時,隨《指導意見》一並印發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通用合同指南》,按照平等合作、互惠互利、依法合規等原則,針對不同模式合作項目的投融資、建設、運營、移交等階段,從合同各方的權責配置、風險分擔、違約處理、政府監管、履約保證等方面,提出合同編制的註意事項及有關要求,供PPP項目參與各方參考借鑒。

上周三(11月26日),國務院還發布了關於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水利工程電力建設、電網建設、油氣管網、儲存設施和煤炭儲運建設運營,引入社會資本參與核電項目投資。此外,政府還將向社會資本放開城際鐵路、市域(郊)鐵路、資源開發性鐵路和支線鐵路的所有權、經營權。

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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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指導 意見 出爐 政企 合作 拉開 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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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聯手 看韓國政府如何鼓勵創新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2/4719449.html

政企聯手 看韓國政府如何鼓勵創新

一財網 權小星 2015-12-01 14:05:00

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親身探訪被稱為韓國版“夢工廠”的大邱創造經濟中心,揭秘這所“夢工廠”如何為韓國的創客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從首爾車站出發,乘坐兩個小時的高鐵,《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到達了位於韓國東南的大邱市。這個擁有250萬人口的韓國第三大城市,在韓國近現代史上作用獨特。

政治上,韓國前總統樸正熙的執政基礎位於大邱一帶的慶尚北道地區,其女兒、現韓國總統樸槿惠更是出生於大邱,並在大邱當選為國會議員,從大邱開始了其從政之路。直到如今,大邱地區仍然是韓國執政黨獲得支持最多的地區之一。

經濟上,自從1950年因朝鮮戰爭,韓國的紡織產業中心由首爾、仁川等地遷移至距離戰火較遠的大邱。當時的大邱滿足了紡織產業發展所需的條件:廉價的勞動力、便利的交通、地方資本的累積以及豐富的原料。而當時韓國的工業技術基礎較為薄弱,對於技術要求較少的輕工業自然成為當時引領韓國工業發展的“領頭羊”。

但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韓國重點發展重工業以及尖端產業,外加上韓國國內生產成本的提高以及設施的滯後,韓國紡織行業開始走向下坡路,大邱市的經濟從此也受到了巨大的打擊。

正如大邱創造經濟革新中心中心長金善日(音譯)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韓國產業曾經發展輝煌,但現階段因為內需不振,國際競爭加劇,技術的創新不斷被強調等原因,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而大邱曾經是韓國工業化的‘老大’,現在其兩大支柱產業——紡織行業以及機械產業都無法為大邱的未來提供保障。因此,如何通過‘創造經濟’為大邱經濟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的源泉,這就是我們中心的任務與初衷。”

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親身探訪被稱為韓國版“夢工廠”的大邱創造經濟中心,揭秘這所“夢工廠”如何為韓國的創客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韓國大邱市

距離不是問題

眾所周知,“創造經濟”是韓國總統樸槿惠自就任以來最看重的施政措施。

樸槿惠上任伊始就提出“要以‘創造經濟’的模式,來為‘沈寂的’韓國經濟提供一針強心劑”。作為配套措施,2014年9月韓國政府開始在全韓所有省級行政區設立“創造經濟革新中心”,推進17個省級行政區與具有技術優勢的大型企業合作的創業幫扶體系。這些創造經濟革新中心主要是為創新型企業提供幫扶支持。

另外,各大創造經濟革新中心結合配對的大型企業具有的集群優勢,以及地區產業的特點,推動不同領域的發展創新,並為本地“創客”以及學生提供就業,培訓機會。

大邱中心作為首個成立的中心,至今已經走過了一年的時間;在此期間內,中心共走出了一期企業17家,至今總計銷售額超10億韓元,獲得投資35.4億韓元。而現在正在中心的二期企業總計銷售額更是超過了16億韓元,獲得投資7.6億韓元。

作為韓國第三大城市的大邱市,距離首爾約300公里左右。在距離韓國高鐵(KTX)東大邱站步行10分鐘的“大邱貿易會館”大樓,記者看到了懸掛著“大邱創造經濟革新中心”的牌匾。

創造經濟革新中心內部(權小星/攝)

大邱市長權泳臻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樣的選址還是有深意的。他表示,“我們將大邱市為‘創客’提供服務的所有公共機關以及組織均搬遷至這條距離高鐵站步行只需5分鐘的地方,為創客提供一站式服務。”

對此,第一批入駐該中心的創業企業Art Share鄭智慧(音譯)代表深有感觸。該企業主要是通過向藝術家征集作品,然後將其與生活用品相融合,並銷售至韓國國內與海外市場。曾經做過多年設計師的鄭智慧代表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回憶:“去年看到了大邱創造經濟革新中心的支援企業招聘公告,說實話我還是很猶豫的。畢竟大邱距離首爾比較遠,而首爾是韓國國內最大的城市,也是最大的信息交換地。”

但當她真正來到大邱後,卻發現沒有比大邱更適合她們企業成長的環境了。“大邱作為曾經韓國紡織產業的集結地,與我們公司的關聯性很大,留下來的經驗與設施發揮出了‘集結效應’,”鄭智慧說道,“大邱中心以及相關機構距離高鐵站較近,而每天來往大邱與首爾的高鐵有100多班次,每次往來僅需2小時,因此往來首爾不再是一個難題。另外大邱中心的其他支援也與我們公司發生了強大的化學效應,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眾多幫助。”

創客、政府與企業互動

在金善日看來,中心能夠在短期內獲得如此成果不單單是中心的“一己之力”。“接受一期報名時,共有3700個團隊報名。其中我們精挑細選18家,其中有17家最終走出了中心,12家的產品已經投入到了市場。接受中心資助的企業成功率還是比較高的。”金善日說道。

“在資助時,我們一直秉承的觀點就是如何能夠為創業者更好地服務。因此我們並不會單獨在資金用途上設置限制,只要經過與我們‘創業導師’的商討,直接可以更換為更加具有市場前景的產業。另外,雖然我們資助的團隊比較少,但正因為團隊較少,所以能夠有精力、有能力提供更加精準而細致的服務。”他表示。

另外,在位於各地的中心發展的過程中,與各中心連接的企業“功不可沒”。

大邱中心的連接企業是三星集團,在該中心提供相關服務的過程中,三星集團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例如,很多中小型企業容易面臨的技術轉型換代的問題,三星集團專門派出其工程師常駐於中心,並每年為20家企業提供技術轉型換代的支持;另外,三星集團還為入住中心的“創客”提供技術,銷售渠道的支持。

制作紡織輔助設計系統的創業企業WALNUT公司現已為韓國460家紡織企業提供軟件服務,在韓國市場占有率近七成,並且受到了來自清華大學的資助,現準備進軍中國市場。作為從大邱中心走出的最成功的企業之一,該企業李京東(音譯)代表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坦言:“如果沒有大邱中心的幫助,我們 很難能夠獲得今天的成就。”

“首先,在我們的創業階段,來自三星的工程師和創業導師為我們提供了有意義的建議;而作為韓國紡織產業 的代表城市,大邱擁有眾多的客戶資源以及積累下來的經驗。三星對於我們在市場銷售提供了巨大的幫助。直到現在,我們的第一個客戶,也是最大的一個客戶就是 來自三星第一毛織。而進軍海外市場時,我們是‘三星的供應商’這一個招牌成為了獲得境外客戶信任的金字招牌。”

韓國三星電子經營支援室鄭光 烈(音譯)副總裁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作為世界競爭的時代,大企業同樣應該具有憂患精神。三星通過參與到創客的項目中,對其提供支援的同時,同 樣可以通過這些創客的創意,為三星將來新產業的發展提供物質及思維基礎。這也是創客、政府和三星集團通過‘創造經濟’獲得共贏的方式。”

而大邱創造經濟革新中心將在明年下半年搬遷的新址,就是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哲創業“三星商會”的地點。

白色大樓為三星創始人李秉哲最初啟用的大樓(權小星/攝)

至今為止,全韓共擁有17家創造經濟革新中心,並由15家韓國大型企業提供支持。政府出政策、企業出資金和技術,共同扶持創新和初創企業,為創業者提供創業平臺和成果轉化平臺。每個創新中心都突出自身的特點,推動相關領域的發展。比如大邱創造經濟革新中心促進當地優勢的化纖、汽配、機械等產業發展和提升,以及IoT物聯網、智能工廠技術的研發為目標。

“分布在全韓各地的17家中心的主打產業以及所涉及的範圍均有所不同。為方便各中心間的聯絡,共同分享經驗,由政府主導設立的‘創造經濟革新中心協議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金善日介紹。

金善日舉例道,大邱中心的支持企業是三星,主打化纖、汽配;京畿中心的支持企業是KT(韓國通訊),主打尖端IT技術,其中有些創客的項目可能是要運用多項技術來打造。通過協議會的網絡,就可以為創業者提供多方位的支持。

創客最頭痛的問題之一,金融支持一直是各國在扶持創業方面面臨的難題。在大邱中心,創客可以通過中心的擔保,向銀行或合作的風投機構申請資金支援,也可向大邱中心、三星集團與大邱市政府三方組建的天使基金提出申請。

大邱銀行信貸科負責人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對於入住革新中心,並由中心方面提供擔保的企業,如果選擇大邱銀行申請金融支援,我們將會以最優惠的條件提供支援,提高放款速度的同時,相應提供金融方面的咨詢服務,為創客能夠留在大邱提供便利。這種措施不僅能夠有效地為創客提供支持,對於銀行方面收益的健全性也有所幫助。”

中韓創業戰略對接

對於韓國樸槿惠總統提出的“創造經濟”戰略,有韓國專家將其與中國提出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相結合。

韓國高麗大學政經學院李國憲(音譯)教授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11月初李克強總理訪韓的時候,就曾經提出過中韓戰略的融合與對接,並搭建中韓青年創業創新合作平臺。隨著中韓兩國在創業創新方面的合作加深,兩國的青年需要換一種眼光看市場,發現新商機的可能性正愈加提高。中韓兩國青年將在此過程中獲利匪淺。創造經濟不僅僅是產業上的創造,更應該是形式上,思維上的創造。”

金善日也向記者表示:“創客的眼光不僅要放在韓國,更應該走出去,何況旁邊就是一個超大市場,並且很快就要通過中韓自貿協定融合為同一個市場。在這個中韓兩國共同打造的超大市場中,韓國創客的可能性無窮無盡;而借助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東風,通過中國市場進軍中東、北非等,韓國創客‘望而卻步’的市場也不再是夢想。”而就在大邱中心的門口,本報記者看到懸掛著“中韓自貿,刻不容緩”的標語。

“中韓自貿 刻不容緩”的標語(權小星/攝)

根據韓國政府的規劃,截至2017年,將培養10萬家中小型出口企業和400家出口額達1億美元的企業。特別是韓國陸續與中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背景下,韓國政府希望借助自貿協定,並通過“創造經濟”的發展,推動實現韓國出口結構的調整,緩解日益嚴重的與日本、中國出口產品同質化現象,以實現“貿易立國”,進而創造第二個“漢江奇跡”。

當《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離開時,金善日告訴記者:“在這里,韓國創客的‘夢工廠’將成為真真正正的夢想起源;而與此同時韓國企業的進入,也將為中國企業的轉型換代提供動力。大邱創造經濟革新中心同樣歡迎來自中國的創客,願做中韓兩國創客的夢工廠。”

編輯:潘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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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 聯手 韓國 政府 如何 鼓勵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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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政企合作開發招商蛇口前海土地 性質變更“沒有障礙”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9462.html

上市半年後,招商蛇口(001979.SZ)的土地紅利終於得以兌現。受大盤暴跌和大量土地未確認等因素影響,上市以來,招商蛇口股價接連受挫。如今告別頹勢的機會到了,對於這位地產巨無霸而言,向資本市場和行業證明自己並不是一句玩笑話。

18日早上,招商局集團與前海管理局就組建合資公司簽署了框架協議。由招商蛇口控股的子公司、前海開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分別作為招商局和前海管理局的出資主體,各自持有合資公司50%的股權比例。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和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李建紅親自見證簽約。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該合資公司將成為招商蛇口開發前海土地的主體平臺,由招商局集團實現財務並表。這意味著,招商蛇口在前海片區的土地開發工作全面啟動。

招商蛇口方面向第一財經透露,前海片區的土地屬性原為工業物流與倉儲用地,涉及到土地變性。“前海土地變性問題是系統工作,從規劃上來說,已經變了。合資公司成立後,將推動土地變性,沒有任何障礙。”消息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前海土地開發破題

招商蛇口是建設開發前海蛇口自貿區的最大企業主體。面積14.92平方公里的前海,招商局集團獨擁其中3.9平方公里——近四分之一的土地,其中2.42平方公里直接歸屬招商蛇口。

據招商蛇口重組上市的系列公告,上述2.42平方公里前海土地主要包括分別在2004年和2006年被以協議方式劃撥給招商局控股的70宗前海灣物流園區用地、2宗南油集團受讓的土地和平方公司的三宗用地。

耽擱多年,因前海合作區的單元規劃尚未制定完成,土地登記被相關部門暫停等原因,招商蛇口在前海的土地用途一直無法確定。

直至2013年6月5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通過了《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綜合規劃》。《規劃》表明,招商蛇口擁有的2.42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權需調整規劃用途。但當日,只有前海自由貿易中心所在的宗地成功由物流用地被批準變更為商業、住宅及配套服務設施用地。

目前,已轉換土地性質的前海自由貿易中心一期正在建設中,項目位於前海媽灣片區十九單元,是招商蛇口對前海片區進行開發的首個項目,規劃建成集商業、辦公、公寓、住宅等業態於一體的城市綜合體。

招商局集團為前海土地的確權已奔走多時,特別是醞釀招商局蛇口換股吸收合並招商地產之後。

得來全不費功夫。2015年4月27日,深圳市政府與招商局集團簽署《關於深化合作加快推進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前海蛇口片區發展建設的框架協議》,表示將加快解決招商局集團在前海的3.9平方公里用地的相關問題。

2015年10月9日,招商地產臨時股東大會上,董事長孫承銘透露,前海和蛇口片區土地規劃基本已經穩定,即全部轉為商業性質用地,但部分條件尚未與政府達成共識。

2.42平方公里的土地,按照目前市場估值,折合均價為3.7萬元/平方米。以招商蛇口前海片區土地賬面凈值17億元估算,前後對比,招商蛇口持有的前海土地增值高達數十倍。

6月18日,招商局集團與前海管理局正式宣布組建合資公司,啟動前海土地的開發工作。消息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本次合資公司的成立是由招商局集團與深圳市政府直接推動的戰略合作。納入合作範圍的土地為以招商局集團原前海灣物流園區3.9平方公里土地為合作基礎,扣除現狀保留用地後,有效土地面積為2.9平方公里。

對比招商蛇口重組上市時在前海片區擁有的2.4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權,本次合作的土地範圍有所擴大。消息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不排除合資公司在前海片區可控可開發區域的面積進一步擴大的可能。

資本擔當深改排頭兵?

醉翁之意不僅僅在前海片區,合資公司擬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發建設若幹自貿園區,系統複制深圳改革開放和自貿區發展經驗。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合資公司的主要業務包括對自貿新城開發建設與運營管理、園區綜合運營服務。並將依照“前港、中區、後城”的模式,參與“一帶一路”沿線自貿園區和其他重點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與服務,公司還兼具港區配套設施的建設與運營以及股權投資、資產管理等多種運營功能,甚至可以根據政府授權依法開展公共管理服務。

據工商資料顯示,截至2016年4月,已有47個國家和地區在前海蛇口自貿片區設立企業。同期,前海對外中方協議投資額達到了41.13億美元,其中超過80%投向“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和地區。

蛋糕畫得足夠大了,但招商蛇口能順利吃下嗎?

2015年12月30日,招商蛇口正式登陸深交所,除了以原招商地產為主體的社區開發與運營業務外,還確定了以前海蛇口自貿區為主體的園區開發與運營、以太子灣遊輪母港為主體的郵輪產業建設與運營等兩項核心業務模式。

既已確認園區開發和郵輪業務為新的主營模塊,公司資源必需有所傾斜,具體表現為平衡三大業務營收占比,尤其是上提園區開發和郵輪業務的營收占比。

據2015年年報,招商蛇口實現營收492.2億元,同比2014年的454.8億元增長8.21%。社區開發與運營業務、園區開發與運營業務、郵輪建設與運營業務收入分別占營收的85.18%、14.15%、0.67%。園區開發業務同比去年增加了5.12%,郵輪產業同比基本持平。

園區業務占營收比已有所提高,再加之招商蛇口過往在開發蛇口工業區、光明新區、福建漳州開發區和青島產業園的園區開發經驗,以及招商局集團在“一帶一路”中的布點和戰略支持,合資公司已取得初步贏面。

先是成功重組上市、引入以民營資本為主的機構投資者進行混改,再是探索與地方政府合作開發招商蛇口在深化國企改革進程中的示範性意義不可取替。

據第三方機構測算,合並後招商蛇口的土儲規模超過2800萬平方米,其中大部分土儲位於前海蛇口自貿區。一線城市的核心地段土地資源支撐強勁,土儲價值不可估量。

但資本市場並不買賬,招商蛇口股價也遭到了短期承壓。6月17日,招商蛇口股價小幅上漲1.85%,報收14.34元。而上市當日,即2015年12月30日的開盤價為23.9元。

前海片區3.9平方公里土地一旦從工業用地轉性為商辦用地,容積率將有所提高。在今年3月舉辦的投資者會議上,總經理許永軍表示,當前已確定的是公司在前海的土儲總建面是在500萬~550萬平方米。此外,蛇口片區的產網融城和舊城改造工作亦在推進中。

業內認為,相關土地資源逐步完成開發釋放效益後,招商蛇口的盈利能力或將快速提升。廣發證券認為,招商蛇口超優質的土地資源將長期支撐股價走強,當前階段合理價格為28.1元/股;而國海證券澤表示,估算合並後的招商局蛇口控股NAV值為2588.5億元,折價30%後,招商蛇口對應合理股價應為36.1元/股。

作為2.9平方公里前海土地的開發主體,實現更高的商業價值變現是招商蛇口兌現土地紅利的首個考驗。

2016年,招商蛇口的銷售目標是 650 億元。截至5月底,公司年內已實現簽約銷售金額243.90億元,完成年度目標37.5%。 此外,根據業績承諾,2016年招商蛇口需完成85.9億元的備考歸母凈利潤,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公司的完成額約為8億元。

獨家 政企 合作 開發 招商 蛇口 前海 土地 性質 變更 沒有 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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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聯動 探索城市環保新路徑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8933.html

在城市環境治理中,環保企業的參與可以為政府提供更多專業技術和智力支持,同時還可以帶動下遊企業共同參與環保進程,起到催化劑的作用,環保業內人士近日向記者介紹了城市環保B2G(Business to Government)的新思路。

中美尋求環保合作

“美中兩國都面臨著環境汙染的問題,這促使我們必須攜手共同解決這一挑戰。借助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和針對水資源的聯合投資機制,美中兩國正在共同探討一些創新的技術,疏解水資源匱乏的壓力,同時提升能源生產和使用的管理。”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史墨客在5月舉行的“科技·環境·生態城市”中美環保高峰論壇上表示:

近年,中美在環保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入。其中包括,2014年中美最高領導人聯合發布《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過程中明確提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中美環保領域的合作,集結雙方優勢,謀求務實合作的新方向。

作為上述論壇組織者之一,總部設在美國的環保和水處理企業藝康集團表示,該論壇旨在搭建一個資源共享、溝通交流和知識分享的平臺,讓政府部門、中外企業和學術等機構能夠充分了解城市生態建設與經濟建設之間的漸進關系,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積蓄力量。

今年三月,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正式發布,“綱要”在對“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部署中指出,要推動長江上中下遊協同發展、東中西部互動合作,建設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先行示範帶、創新驅動帶、協調發展帶”。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大力發展節能環保產業,擴大綠色環保標準覆蓋面,把節能環保產業培育成我國發展的一大支柱產業。隨著“大氣十條”“水十條”的推進實施,以及“土十條”即將出臺,我國環保產業發展勢頭呈迅猛之勢。

水資源是關鍵

可見,從政策層面看,我國對於加強城市聯動,共同促進環境保護方面正在重拳出擊。而政策出臺的背景,是全國乃至全球都面臨的環境治理挑戰,其中就包括全球正在面臨的水資源危機。

世界銀行最新報告顯示,水資源缺乏可能會導致發展中國家GDP下降,而且預計2050年城市可用水資源比現在少三分之二以上。

對此,藝康全球執行副總裁及大中華區總裁王鐵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水資源缺乏的預測是一個缺口概念,並不是真正減少,因為水資源本身是一個循環概念,總量是不會減少的。

“隨著社會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增長,對水的需求和耗量在增長。聯合國做了一個調查,中國接下來將進入後工業化時期,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2030年,如果說單位GDP用水量不變的話,中國用水增量會超過所能供水量的50%。這也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水產量問題。”

王鐵向記者舉了一個水足跡的例子,對大部分企業來說,假如工廠買了1000噸水,可能真正用到生產上的只要其中20%,那麽其余80%要麽被浪費,要麽蒸發掉。而如果能把這80%的浪費降低,就能夠減少水價。而且,水是能源的載體,能源成本比誰更高,如何通過節水減少能源消耗也是問題的關鍵。企業一旦能夠通過節水節達到較高的經濟效益,就更有動力實現真正節水,從而降低單位產出水耗量,最後達到水供給和需求平衡。

政企合作打通環保產業鏈

2015年6月,藝康集團在江蘇常州與工業水處理企業江海環保實現了合資,成為後者的主要控股方。以此為機緣,藝康集團開始嘗試與常州探索更加深入的合作模式,以實現企業和政府的互動合作,緩解常州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所面臨的環境壓力。

“常州是重工業城市,有很大的鋼鐵企業,常州也是很大的化工基地,當然常州也有很多的制造業企業。這些都是用水大戶,同時也是有比較多的環境治理要求的企業。從這個角度考慮,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技術跟這些企業的需求結合在一起。” 王鐵稱。

王鐵認為,要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首先應該把包括環保在內的工業鏈打通,這其中需要所有企業的參與,形成綠色供應鏈,涵蓋客戶生產環節、銷售環節、工業環節,確保每一個都符合環保要求,放大投入產出比。

政企 聯動 探索 城市 環保 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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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政企合作開發招商蛇口前海土地 性質變更“沒有障礙”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9462.html

上市半年後,招商蛇口(001979.SZ)的土地紅利終於得以兌現。受大盤暴跌和大量土地未確認等因素影響,上市以來,招商蛇口股價接連受挫。如今告別頹勢的機會到了,對於這位地產巨無霸而言,向資本市場和行業證明自己並不是一句玩笑話。

18日早上,招商局集團與前海管理局就組建合資公司簽署了框架協議。由招商蛇口控股的子公司、前海開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分別作為招商局和前海管理局的出資主體,各自持有合資公司50%的股權比例。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和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李建紅親自見證簽約。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該合資公司將成為招商蛇口開發前海土地的主體平臺,由招商局集團實現財務並表。這意味著,招商蛇口在前海片區的土地開發工作全面啟動。

招商蛇口方面向第一財經透露,前海片區的土地屬性原為工業物流與倉儲用地,涉及到土地變性。“前海土地變性問題是系統工作,從規劃上來說,已經變了。合資公司成立後,將推動土地變性,沒有任何障礙。”消息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前海土地開發破題

招商蛇口是建設開發前海蛇口自貿區的最大企業主體。面積14.92平方公里的前海,招商局集團獨擁其中3.9平方公里——近四分之一的土地,其中2.42平方公里直接歸屬招商蛇口。

據招商蛇口重組上市的系列公告,上述2.42平方公里前海土地主要包括分別在2004年和2006年被以協議方式劃撥給招商局控股的70宗前海灣物流園區用地、2宗南油集團受讓的土地和平方公司的三宗用地。

耽擱多年,因前海合作區的單元規劃尚未制定完成,土地登記被相關部門暫停等原因,招商蛇口在前海的土地用途一直無法確定。

直至2013年6月5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通過了《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綜合規劃》。《規劃》表明,招商蛇口擁有的2.42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權需調整規劃用途。但當日,只有前海自由貿易中心所在的宗地成功由物流用地被批準變更為商業、住宅及配套服務設施用地。

目前,已轉換土地性質的前海自由貿易中心一期正在建設中,項目位於前海媽灣片區十九單元,是招商蛇口對前海片區進行開發的首個項目,規劃建成集商業、辦公、公寓、住宅等業態於一體的城市綜合體。

招商局集團為前海土地的確權已奔走多時,特別是醞釀招商局蛇口換股吸收合並招商地產之後。

得來全不費功夫。2015年4月27日,深圳市政府與招商局集團簽署《關於深化合作加快推進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前海蛇口片區發展建設的框架協議》,表示將加快解決招商局集團在前海的3.9平方公里用地的相關問題。

2015年10月9日,招商地產臨時股東大會上,董事長孫承銘透露,前海和蛇口片區土地規劃基本已經穩定,即全部轉為商業性質用地,但部分條件尚未與政府達成共識。

2.42平方公里的土地,按照目前市場估值,折合均價為3.7萬元/平方米。以招商蛇口前海片區土地賬面凈值17億元估算,前後對比,招商蛇口持有的前海土地增值高達數十倍。

6月18日,招商局集團與前海管理局正式宣布組建合資公司,啟動前海土地的開發工作。消息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本次合資公司的成立是由招商局集團與深圳市政府直接推動的戰略合作。納入合作範圍的土地為以招商局集團原前海灣物流園區3.9平方公里土地為合作基礎,扣除現狀保留用地後,有效土地面積為2.9平方公里。

對比招商蛇口重組上市時在前海片區擁有的2.4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權,本次合作的土地範圍有所擴大。消息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不排除合資公司在前海片區可控可開發區域的面積進一步擴大的可能。

資本擔當深改排頭兵?

醉翁之意不僅僅在前海片區,合資公司擬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發建設若幹自貿園區,系統複制深圳改革開放和自貿區發展經驗。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合資公司的主要業務包括對自貿新城開發建設與運營管理、園區綜合運營服務。並將依照“前港、中區、後城”的模式,參與“一帶一路”沿線自貿園區和其他重點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與服務,公司還兼具港區配套設施的建設與運營以及股權投資、資產管理等多種運營功能,甚至可以根據政府授權依法開展公共管理服務。

據工商資料顯示,截至2016年4月,已有47個國家和地區在前海蛇口自貿片區設立企業。同期,前海對外中方協議投資額達到了41.13億美元,其中超過80%投向“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和地區。

蛋糕畫得足夠大了,但招商蛇口能順利吃下嗎?

2015年12月30日,招商蛇口正式登陸深交所,除了以原招商地產為主體的社區開發與運營業務外,還確定了以前海蛇口自貿區為主體的園區開發與運營、以太子灣遊輪母港為主體的郵輪產業建設與運營等兩項核心業務模式。

既已確認園區開發和郵輪業務為新的主營模塊,公司資源必需有所傾斜,具體表現為平衡三大業務營收占比,尤其是上提園區開發和郵輪業務的營收占比。

據2015年年報,招商蛇口實現營收492.2億元,同比2014年的454.8億元增長8.21%。社區開發與運營業務、園區開發與運營業務、郵輪建設與運營業務收入分別占營收的85.18%、14.15%、0.67%。園區開發業務同比去年增加了5.12%,郵輪產業同比基本持平。

園區業務占營收比已有所提高,再加之招商蛇口過往在開發蛇口工業區、光明新區、福建漳州開發區和青島產業園的園區開發經驗,以及招商局集團在“一帶一路”中的布點和戰略支持,合資公司已取得初步贏面。

先是成功重組上市、引入以民營資本為主的機構投資者進行混改,再是探索與地方政府合作開發招商蛇口在深化國企改革進程中的示範性意義不可取替。

據第三方機構測算,合並後招商蛇口的土儲規模超過2800萬平方米,其中大部分土儲位於前海蛇口自貿區。一線城市的核心地段土地資源支撐強勁,土儲價值不可估量。

但資本市場並不買賬,招商蛇口股價也遭到了短期承壓。6月17日,招商蛇口股價小幅上漲1.85%,報收14.34元。而上市當日,即2015年12月30日的開盤價為23.9元。

前海片區3.9平方公里土地一旦從工業用地轉性為商辦用地,容積率將有所提高。在今年3月舉辦的投資者會議上,總經理許永軍表示,當前已確定的是公司在前海的土儲總建面是在500萬~550萬平方米。此外,蛇口片區的產網融城和舊城改造工作亦在推進中。

業內認為,相關土地資源逐步完成開發釋放效益後,招商蛇口的盈利能力或將快速提升。廣發證券認為,招商蛇口超優質的土地資源將長期支撐股價走強,當前階段合理價格為28.1元/股;而國海證券澤表示,估算合並後的招商局蛇口控股NAV值為2588.5億元,折價30%後,招商蛇口對應合理股價應為36.1元/股。

作為2.9平方公里前海土地的開發主體,實現更高的商業價值變現是招商蛇口兌現土地紅利的首個考驗。

2016年,招商蛇口的銷售目標是 650 億元。截至5月底,公司年內已實現簽約銷售金額243.90億元,完成年度目標37.5%。 此外,根據業績承諾,2016年招商蛇口需完成85.9億元的備考歸母凈利潤,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公司的完成額約為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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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銀政企赴京“路演”:七大煤企貸款無不良 債券零違約

在經濟增速下滑和去產能、去庫存的雙重壓力下,以煤炭為代表的昔日強勢產業已經淪為過剩產能行業,煤炭企業經營壓力增加的同時,在投融資界地位“一落千丈”。

“煤炭對山西太重要了。雖然我們一直在致力於產業轉型升級,但是轉型需要一個過程,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煤炭產業仍然是我們山西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現在這個‘根本’遇到了困難,我們不能置之不管。”7月13日,山西副省長王一新在北京主持山西煤炭產業發展專題推介會上,如是表達了他親自率隊赴京路演的初衷。

會上,山西省九大煤炭、能源企業(焦煤集團、同煤集團、陽煤集團、潞安集團、晉煤集團、晉能集團、山煤集團、永泰能源、美錦能源)負責人逐一上臺路演,與投資者溝通企業運行情況。

撥開煤炭行業迷霧

7月13日上午,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來自政府,煤炭企業,銀行、信托、券商、基金、資管等金融機構,新聞媒體等各界人士對這場由山西省政府主辦的路演活動,表現出了廣泛的關註和熱忱。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經歷著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的轉型之痛,集中表現在煤炭這一昔日輝煌的行業,煤炭企業銷售量價齊跌,效益大幅縮水。

由此帶來的是煤炭企業在投融資界地位的“一落千丈”。王一新表示:“金融界對煤炭產業出現了幾種態度。一是,‘既然我看不清你,我就遠離你’——抽貸壓貸,減少規模,上收權限,煤炭企業發債一概不買;第二,照顧到國家支持實體經濟的政策,照顧到地方政府的面子,照顧到企業過去的交情,不壓也不新增,繼續保持存量規模不變。只有少數投資者認識到,當下正是進入優質煤炭企業的重大機會。”

在王一新看來,中國煤炭企業獲取煤炭資源成本較低,而煤炭開采工藝技術已非常成熟,各方面成本已有比較公允的行業參照值,只要企業管理科學,即使是今天這個市場價格,煤炭行業也應該是盈利能力很穩健的行業。

路演結束後,王一新對記者表示,希望通過推介會,能夠撥開投資界看待煤炭行業的迷霧,使投資者客觀、理性、積極健康地看待煤炭企業,政府幫助企業搭臺,整合資源,促進企業和投資者深入交流。

銀行不抽帶、不斷貸、不壓貸

山西銀監局顯示,初步統計,2016年一季度末,七大煤企全口徑融資總量7255億元,占全省各類融資的21%。七大煤企貸款余額4400億元,占融資總量的60%和全省各項貸款的23%。其中,中長期貸款占比55%,比年初上升7個百分點。

其中,銀行通過表外業務、理財、信托和資管計劃,為七大煤企融資800多億元,支持直接融資業務發展。不完全統計,七大煤企直接融資2065億元,其中73%的直融資金來源於省內銀行。一季度,銀行承銷七大煤企各類直接融資債券800億元,持有債券增加500多億元,同比多增130億元。

“堅持不抽貸、不斷貸、不壓貸”是監管部門對銀行提出的要求。山西銀監局局長張安順表示,對存量貸款,今年為七大煤企累計辦理轉貸、續貸554億元,貸款展期26億元;對優勢項目,合理調劑授信額度,適度增加信貸投放。一季度對焦煤、晉能、潞安等煤炭集團累計新增授信145億元、貸款201億元、表外業務146億元。

在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方面,張安順表示,目前銀行對七大煤企貸款利率全部實行基準利率,取消了5%-10%的利率上浮,並對存量貸款協議利率采取下浮10%-15%的優惠。一季度,全省銀行業減少七大煤企貸款利息收入近10億元。

此外,按照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關於支持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的意見要求,山西銀監局研究出臺《關於銀行業支持省屬煤炭集團化解過剩產能、加快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引導全省銀行業提高認識,不抽貸斷貸,創新信貸產品,嘗試開展省屬煤炭集團轉型升級中長期專項貸款,支持煤炭去產能與分流人員就業創業。

山西省煤炭集團無不良、無違約

山西省金融辦主任郭保民表示,融資成本較低的債券成為山西省融資的主渠道。2016上半年,全省社會融資總量2139億元,其中直接融資1438億元,占比67.25%。煤炭行業貸款余額達到4715億元,上半年煤炭企業通過債券市場融資新增461.7億元。

郭保民表示,在當前煤炭價格下行、煤炭產業面臨嚴峻形勢下,山西省七大煤炭集團基本保持了按時、接續。山西省的煤炭集團是銀行和投資機構的優質客戶,至今沒有發生任何一筆不良貸款,也沒有任何一筆債券違約。

郭保民表示,山西省政府高度重視債券市場的風險防範,采取有效措施確保零違約。目前,通過債券市場的直接融資已經成為山西省煤炭企業融資的主渠道。維護好債券市場的規範,健康平穩運行,山西省政府責無旁貸。

目前,山西省在銀行間市場債券融資余額排名居於全國第6位,發行量排名全國第7位;今年上半年,又新增發行債券融資678億元。

郭保民表示,今年以來,山西企業經營面臨諸多困難,省政府高度重視,出臺了諸多確保債券到期兌付不違約的防範措施,一是建立預警機制,對發行債券的企業實時監測給予,幫扶,確保企業平穩運行;二是進行動態監管,實施關註企業資金運行情況,實時預警;對每只債券到期提前15天提出兌付措施,確保不發生一筆違約;目前,山西煤炭企業面臨一定壓力,省政府近一個時期去產能、減產量、保增長,調整結構,綜合施政,用市場的手段讓煤炭企業產能保持在合理的區間和水平上。

山西 政企 赴京 路演 七大 煤企 貸款 不良 債券 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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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特鋼違約真相:畸形政企關系引深思

18日,東北特鋼債務違約問題再度引發熱議。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專家認為,這件事反映了當前政企、銀企之間的一種非良性關系。

距今年3月東北特殊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發行“15東特鋼CP001”違約後,該公司後續到期的債券全都出現違約。目前,東北特鋼債券違約總額接近40億元。

記者了解到,東北特鋼在虧損的情況下照樣生產,違約發生前的幾個月仍在承銷商的幫助下在市場上發債。目前遼寧省政府和遼寧國資委尚未出臺全盤解決方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國企研究室主任項安波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東北特鋼違約反應了當前的一種政企關系,東北特鋼在市場經營不好的情況下依然舉債,是因為地方國企承擔著較多的社會責任和盈利之外多元化的目標,比如社會穩定、保障就業等,這導致它很難采取減產、停產等市場化的舉措來應對市場環境的變化。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良性的政企關系、政銀關系、銀企關系難以建立,來自市場的壓力也難以傳遞給企業。”項安波說。

國企改革專家、上海天強管理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祝波善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違約表面上是國有企業和銀行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是國有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之間的關系是不正常的、畸形的,國企一直擁有著超市場化的權力,背後有地方政府做支撐,銀行在明知其償還能力不佳的情況下繼續借債。

項安波還表示,東北特鋼的股東結構比較特殊。東北特鋼第一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為遼寧國資委,其余股東為東方資產和黑龍江國資委,股權結構較為松散。股東由於各自利益訴求的差異,比較難以達成一致的目標和共識。有政府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經濟下行和去產能的背景之下,同為東北特鋼股東的遼寧國資委和黑龍江國資委之間,或許也存在著協調的難題。

央企違約現象也不是特例。比如中國鐵路物資股份有限公司也曾發生違約風險,但是在國資委牽頭協調下,加大了回流資金和資產處置力度。中國鐵物的相關債券得到了及時兌付,並未發生實質性違約。

項安波表示,前些年發生的違約,也存在少數國有企業在轉型改制、結構調整、兼並破產過程中利用多種方式逃避銀行債務的現象。但東北特鋼不屬於這一類,東北特鋼之前還具備一定的盈利能力。

公開資料顯示,2015年東北特鋼利潤總額達到2.2億,較2014年增長30%,在全國鋼鐵企業中列位第十七名。

項安波建議,應形成良性互信的銀企關系,企業和銀行互信互助。在企業特別困難的時候,金融機構應給企業提供幫助,盡可能采取合作的姿態去解決債務問題,支持企業渡過難關。金融機構自身也要提高風險防控的意識,防範和規避風險,保障權益。

祝波善認為,地方政府應該采取更加市場化的方式來解決,銀行等金融機構應該加強審查。至於債轉股,在祝波善看來,其效果也未必很好,加上在合法性上尚有不確定性,因此也應慎重。

項安波建議,地方政府應創造好的環境,提供便利服務和必要的協助,但不應直接介入或有過多的越位。

東北 特鋼 違約 真相 畸形 政企 關系 系引 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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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部門僵屍企業全貌:政企“合謀”是主要病因

“僵屍企業”長什麽樣?有多少家?之前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簡稱人大國發院)獲悉,目前全國工業部門中僵屍企業數量約占工業企業總數的7.51%。按企業規模所作的不完全統計,大型、中型和小型企業中僵屍企業數量分別約1萬家、5萬家和13萬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經濟改革和宏觀調控的重要戰略和主要抓手。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就是加快淘汰僵屍企業。

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政企合謀導致大量僵屍企業出現。圖為一家已經關閉的大型鋼鐵廠。攝影/章軻

什麽樣的企業算僵屍企業?

人大國發院是全國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之一,該院反腐敗與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日前發布了《中國僵屍企業研究報告——現狀、原因和對策》,這是國內第一份全面研究僵屍企業的報告。

報告根據1998-2013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包含大約80萬家企業和360萬個觀測值)和1998-2015年上市公司數據庫,測算了中國工業部門的僵屍企業比例。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覆蓋了中國工業企業銷售額的90%,因此更能反映出中國僵屍企業的實際情況。使用的數據覆蓋了1998-2004年、2009年至今這兩次較大規模的產能過剩現象,既能反應現狀,又能與上一次危機做出對比。

人大國發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介紹,研究人員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麽樣的企業算僵屍企業”?

聶輝華說,按照維基百科的解釋,僵屍企業是指這樣一些負債企業,它們雖然可以產生現金流,但是扣除運營成本和固定成本之後,最多只能支付貸款利息,而無力償還貸款本金。換言之,這樣的僵屍企業本來應該死亡,但是依賴政府補貼或銀行貸款勉強維持生存,並且無法恢複活力。

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在資產價格泡沫破滅之後,陷入了衰退狀態,出現了“失去的十年”。學術界普遍認為,主要原因就是日本有大量的僵屍企業,占用了大量無效率的銀行貸款,甚至擠出了優秀的企業,出現了逆向淘汰。

2015年12月9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首次對“僵屍企業”提出了具體的清理標準,即要對持續虧損3年以上且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采取資產重組、產權轉讓、關閉破產等方式予以“出清”。

“因此,僵屍企業的官方標準定義為:如果一家企業連續三年利潤為負,則將這家企業識別為僵屍企業。”聶輝華說,識別僵屍企業的官方標準一方面比較貼近於人們對僵屍企業的認識,因此比較直觀;另一方面也比較簡單,因此在實踐中易於操作。

“但是,官方標準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聶輝華分析說,首先,有些新興行業中的成長型企業在成立最初幾年都很難實現盈利,因此使用官方標準會把一些運轉狀況良好且發展潛力較大的企業錯誤識別為僵屍企業。

例如,美國亞馬遜公司自創立之後曾連續20年虧損,直至2015年才實現盈利;中國最大的物流企業之一京東自2011年以來至今仍是虧損。“在我國證券市場中連續三年經營虧損的上市公司必須進行退市預警,因此許多上市公司通過操縱利潤避免退市。如果使用官方標準識別僵屍企業,這類企業將成為漏網之魚。”

聶輝華介紹,人大國發院報告提出了新的識別僵屍企業的方法。如果一個企業在當年和前一年都被FN-CHK方法識別為僵屍企業(即企業獲得的貸款利息率低於正常的市場最低利息率),那麽該企業在當年就是僵屍企業。

聶輝華認為,相對於官方標準和學界流行的CHK標準,這一方法能夠較好地減少僵屍企業識別過程中的“漏網之魚”,又可以減少“誤傷”。

工業部門僵屍企業全貌

上述報告描述了中國工業部門僵屍企業的全貌:

分規模僵屍企業統計圖

分年份來看,2000-2013年,中國工業部門的僵屍企業比例最高時(2000年)大約為30%,此後呈下降趨勢,並在2004年之後保持穩定。2005-2013年的工業部門僵屍企業比例大約為7.51%。這說明中國僵屍企業的問題是在逐漸緩解的。

分行業來看,利用2013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人大課題組發現,僵屍企業比例最高的五個行業是:鋼鐵(51.43%)、房地產(44.53%)、建築裝飾(31.76%)、商業貿易(28.89%)和綜合類(21.95%);僵屍企業比例最低的五個行業是:銀行(0.00%)、傳媒(4.12%)、非銀金融(4.65%)、計算機(5.23%)和休閑服務(5.88%)。

中國各地僵屍企業數量

中國各地僵屍企業比例

分地區來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南部地區僵屍企業比例比較低,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西南、西北和東北地區僵屍企業比例較高。

分所有制來看,國有和集體企業中僵屍企業的比例最高,民營企業和港澳臺及外商企業中僵屍企業的比例相近,且遠低於國有和集體企業中僵屍企業的比例。

分規模來看,大型企業和中型企業的僵屍企業比例最高,但由於基數比較小,大部分僵屍企業還是小型企業。

分年齡來看,隨著企業年齡的增長,僵屍企業的比例越來越高。成立1-5年的企業中,只有約3%的企業是僵屍企業;而在成立超過三十年的“老”企業中,約有23%的企業都是僵屍企業。

聶輝華介紹,研究人員分析了導致僵屍企業的五個主要原因:

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政企合謀。為了政績和維穩,地方政府不斷給瀕臨破產的僵屍企業進行各種形式的“輸血”,或者給非僵屍企業施加就業壓力和產量擴張壓力,然後再通過補貼和貸款來維持其局面。這使得本來不是僵屍的企業變成了“僵屍”、已經是“僵屍”的企業更加難以清理。如果一個企業獲得了更多補貼、或者冗員更多、或者是國企,那麽成為僵屍企業的概率就更高。

地方政府之間和國企之間的惡性競爭。一旦國家將某個行業列入重點扶持範圍,地方政府就一擁而上支持這個行業的發展,造成重複建設、產能過剩。在該行業出現大量僵屍企業之後,地方政府又紛紛提供優惠政策和補貼來支持當地企業,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扶持”來“擠垮”其他地區的企業。許多政府部門出臺政策鼓勵企業兼並、“以大吃小”,甚至在行業救助時直接規定只救助一定數量的大企業,這直接造成了企業間“競相做大”的囚徒困境。

四萬億投資與僵屍企業比例

大規模刺激的後遺癥。2008年11月,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壓力,中國政府推出了投資總量約四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然而,四萬億投資計劃在一些行業引起了過度投資、盲目擴張,埋下了產生僵屍企業的隱患。

外部需求沖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世界主要經濟體增長放緩、需求減少,使得出口依賴型行業和企業在短時間內受到了巨大的沖擊,訂單不足、商品滯銷、資金周轉困難、投資方撤資,許多原本發展良好的企業紛紛陷入困境,甚至淪為僵屍企業。

銀行的信貸歧視。2008年以後,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利潤率在波動中下降,但負債率卻逐年增高;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利潤率一直比較穩定,但負債率卻有所下降。也就是說,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雖然國有和集體企業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但卻更容易獲得貸款;雖然民營企業盈利能力非常穩定,但卻更難獲得貸款。

減少僵屍企業用什麽“良藥”?

研究發現,國有企業、規模大的企業、年齡大的企業更容易成為僵屍企業,並且煤炭、鋼鐵、玻璃、水泥等重點行業有更多的僵屍企業。

聶輝華說,導致僵屍企業出現的主要原因,既有歷史的因素,也有體制和機制的因素,還有外部需求沖擊,錯綜複雜。因此,要清理僵屍企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實現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就必須對癥下藥,而且只有下猛藥才能治沈屙。

“減少僵屍企業首先要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幹預,尤其是慎用產業政策。”聶輝華說。

上述報告說,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中,一個企業如果多年資不抵債、長期虧損,必然被激烈的市場競爭所淘汰。因此,正常的、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僵屍企業根本不會出現。僵屍企業之所以存在,一定是因為市場機制的運行受到了幹擾。而主要的幹擾,當然是來自政府或者金融機構等強大的部門。

報告認為,地方政府要減少對企業運行的幹預,不要利用行政力量去推動企業兼並重組,不要給轄區內企業施加超出其負擔能力的就業壓力和財稅壓力,不要給缺乏效率、生存無望的僵屍企業提供各種補貼和迫使銀行發放貸款。

對於中央政府和部委來說,要謹慎使用產業政策。以扶持新興、幼稚、戰略性產業為目的的產業政策,一定程度上為這些行業的企業提供了一層保護傘,使這些行業的企業減少了面臨的市場壓力,也使得這樣企業的發展偏離了市場的軌道,可能導致它們盲目生產、盲目做大,最終可能變成僵屍企業。

而且,通過各類補貼實行的產業政策,如果缺乏透明、公開的程序,很容易留下尋租空間。報告說,當前,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產業的騙取補貼行為比較普遍,必須引起足夠重視。

聶輝華說,應完善國資委對國企的考核指標,全面理解“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警惕最後的結果是國企光是“做大”而沒有真正“做強”和“做優”。如果國企一味做大,必然陷入產能擴張的囚徒困境,必然導致更多產能過剩,從而產生更多僵屍企業。

同時,報告建議強化銀行的預算硬化。從日本僵屍企業的情況來看,銀行的預算約束軟化是僵屍企業產生的重要土壤。應加強對銀行體系的監管,減少地方政府對轄區內銀行的行政幹預,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確保銀行體系的相對獨立性。同時多渠道化解過剩產能,鼓勵企業兼並重組和改制分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網。

聶輝華說,目前來看,比較嚴重的行業有大約20%的過剩產能,有大約10%的僵屍企業,總體情況尚在可控之中。可以考慮將過剩的鋼鐵、水泥、玻璃等用於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由中央政府或者幫扶的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債券代為支付。

報告還認為,加快國企改革步伐關鍵是明確國企定位。進一步對國企進行分類改革,明確哪類國企要承擔政治和社會功能,哪類國企是純粹的市場化企業。對於前者,限制數量,當做特殊企業來對待;對於後者,加強市場化考核,鼓勵做強做優。

中國 工業 部門 僵屍 企業 全貌 政企 合謀 主要 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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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現代企業制度要突出政企分開

在新一輪國企改革積極推進的背景下,國企改革話題不斷升溫。

“國企改革一是把牢方向,著力點是牢,不要放。二是紮實推進,不要來花哨的,紮紮實實走,一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中央企業從2003年到2012年十年,年年平均增長接近20%,對路就是快,不對路沒用。”在4--5日舉行的第三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做出上述表示。

李榮融在演講中回顧了國企改革32年的歷史。

他說,1984年10月舉行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最早有系統的安排經濟體制改革,全會做的決定是《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間有很大分量是對國有企業改革。決定表示,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得過死,使本來應該生機決然的國有企業、國有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企業的活力來源於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他們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

“32年後看,我認為當時環節抓的很準,為什麽搞國有企業改革?解決活力問題,所以對國有企業也好,按我的眼光評價就是活力。”李榮融說。

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國企改革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李榮融表示,如果現代企業制度不解決,國有企業是搞不好的,因為這是一個企業的必要條件,同時還要有效運作。搞國有企業得記住四句話,一是產權清晰,二是權責明確,三是政企分開,四是管理科學。

李榮融說,現在看應該把政企分開放在第一位,政企不分絕對搞不好。審批的人不負責任,從項目建議書到開工報告一共八年,八年批一個項目,哪個企業項目還能賺錢。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後,選了一批虧損企業試點現代企業制度,不客氣的將試點後來也不了了之。

李榮融回憶,這之後國有企業競爭對手不僅僅有鄉鎮企業,外資來了,三資企業、民營企業。1998年,國企越搞越困難,三分之二虧損,1998年全國25萬戶的國有企業利潤才214億,是今天央企一個月的零頭。朱镕基總理任期內,國企改革拖得他確實不簡單,財政收入也不行。

李榮融說,(當時)改革真改,國家政府機關裁員一半,三個月到位。我們不願意讓職工下崗,要搞活企業必須下崗,否則一起死。

2002年,國企開始體制改革。對於這段歷史,李榮融表示,中央企業在體制改革後生產率的提升32%到40%(2004年到2014年),其中來自體制貢獻30%,體制改革是有效的。關於國有產權的結構與效率的關系,2012年世界銀行對中國企業調查的數據做的計量分析,國有占的股份是30%到50%的效率最高,其次是30%以下,效率最低的是絕對控股。

最後,李榮融表示,國企改革,不要動搖,牢牢堅持方向。這次,習近平總書記在國有企業黨建工作座談會上說兩個一以貫之,一個是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第二個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其中,講建現代企業制度要更要突出兩條,政企分開是第一條,第二是公司治理中首先要解決公司治理結構,這是必要條件,這個不解決其他不用談。

國資委 國資 主任 李榮融 李榮 現代 企業 制度 突出 政企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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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國資“過來人”談改革:政企分開仍是重要任務

在11月4日~5日深圳舉行的大梅沙論壇上,李榮融、陳清泰、周放生這三個原國資系統官員聚首話改革,政企分開是他們談論的最多話題。

李榮融稱政企分開仍是國企改革首要任務

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在大梅沙論壇上回顧了國企改革的歷史。

他回憶,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是最早有系統的安排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會議,並提出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隨後,出現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放權、讓利等。1993年,更是明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李榮融在現場表示:“現在我要說的是,應該要把政企分開放在第一位,政企不分絕對搞不好(國企)。審批的人不負責任,從項目建議書到開工報告一共8年,8年批一個項目,你說哪個企業的項目還能賺錢?”

李榮融

從《企業法》回到《公司法》

那麽,新時期如何加快政企分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副主任陳清泰在大梅沙論壇上說,要讓國企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

陳清泰介紹,傳統國有資產的實現形式就是實物形態的國有企業,1987年國家出臺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下稱“企業法”),以此來規範國有企業。1993年頒布了《公司法》,它為國有資產的資本化向公司制轉型創造了條件。

至此,國有資產實際上出現了兩種實現形式,一種就是實物形態的企業,另外是一種價值形態的資本。相對應的是,政府有兩種管理方式,一種是管企業,另一種就是管資本。

陳清泰

陳清泰進一步介紹,《企業法》產生於計劃商品經濟的時期。按照《企業法》的規定,企業所運作的是國家授予其經營的國有資產,本質上企業沒有自身的資產,首要的任務是完成國家的指令型計劃,政府在企業之外管企業的人和事,對企業進行監督,因此政企不分,所有權經營不分。

而《公司法》是適應市場經濟的企業制度,包括3個要點:一是公司擁有法人財產權,是獨立的法人實體;二是實行有限責任制度;三是治理結構是由法律規範的,公司的獨立地位是法律保障的,公司的權利是與生俱來的,不是政府下放的。

“長期困擾我國國企的政資分開、政企分開、所有權經營權分離等,在《公司法》的範疇都是不存在的,” 陳清泰說:“目前頂層的國有企業(母公司)仍然按照《企業法》進行調解,但是隨著經濟體制轉型,政府管企業的體制受到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陳清泰說:“為了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政府不知下發了多少文件,出臺了多少政策,一方面想盡一切辦法向企業放權,另一方面想盡一切辦法強化對企業的監管。為了改變政企不分,政府也曾試圖在《企業法》管企業的體制框架內找到一種管而不死、放而不亂的度,但是多次的嘗試並不成功。”

在陳清泰看來,政企不分、所有權經營權不分等體制性問題幾十年得不到解決,是因為政策性調整不能替代體制性改革。

陳清泰說:“《企業法》規定的就是政府管企業,就是政企不分。《公司法》的主張則是公司的獨立地位由自我治理來實現。政府要擺脫管企業的糾結,就要落實以管資本為主,加快頂層國有企業的整體改制,從《企業法》變回到《公司法》。”

陳清泰認為,向管資本為主轉型不是立即可以實現的,需要創造必要的條件。“比如資本作為管理對象在哪里?需要從頂層國有企業轉制而來,將頂層國有企業進行公司化改制,使國家投入公司的凈資產轉化為資本,即股權。”

分開後可以鼓勵國企用好激勵

那麽,若是自我治理的話,國有企業要如何擺脫目前經營困難的局面?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在大梅沙論壇上表示,這兩年自己一直在企業跑,尤其是東三省,跑了很多企業,發現現在的普遍做法是做減法,即降工資、減員、下崗,但是這些措施不僅未解決問題,甚至出現惡性循環,企業越來越困難。

他建議,做加法,搞對激勵,改革脫困,調動人的積極性,讓員工好好幹活。

如何激勵?他以民營企業為例,目前有2萬多家民營企業通過利潤共享,使廣大民營企業的員工好好幹活,與老板“同創共享”企業的價值、利潤,成為企業的主人。

周放生

那麽,國企可不可以實現利潤共享?

周放生表示,國務院國資委2008年發了一個139號文《關於規範國有企業職工持股投資的意見》。文件中明確規定,符合條件的,也可獲得企業利潤獎勵。“這個文件是(李)榮融主任在時簽發的,我認為仍然是有效的文件,是很好的文件。利潤獎勵就是利潤共享,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共享的理念。研究國企利潤共享有法可依。”

周放生認為,利潤共享在競爭性行業的國企易於操作,沒有門檻,不涉及改制,不涉及產權、不涉及國有資產流失,不涉及員工下崗,不涉及比較複雜、比較嚴格規範操作的事情。

”尤其是在虧損企業,可能更易於操作,已經這樣了,你還不改革什麽時候能解決問題?我認為只要能解決問題就應該允許試、鼓勵試”,周放生說。

三個 國資 過來人 過來 改革 政企 分開 仍是 重要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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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開源、政企聯合...人類未來的創新之路 | 歐美新書推介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113/160846.shtml

跨界、開源、政企聯合...人類未來的創新之路 | 歐美新書推介
紅杉匯 紅杉匯

跨界、開源、政企聯合...人類未來的創新之路 | 歐美新書推介

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你掌握了哪些資源,而是你可以利用哪些資源,或者說你可以隨時調用哪些資源。

本文由紅杉匯(微信ID:Sequoiacap)授權i黑馬發布,編輯洪杉。

“線性的世界已分崩離析,平臺的時代來臨,“連接”才是這個時代的烙印。重要的已不再是你掌握了哪些資源,而是你可以利用哪些資源。

Linux誕生之初,“開源”的理念飽受爭議,但在20多年後的今天,Gooogle也選擇走上開源之路,因為這能將全球數以萬計的優秀工程師聯系在一起。

政府、高校、企業間的合作在未來將更有價值。同時,諸如大數據與醫療、環境氣候領域的跨界合作等將為人類解決癌癥或全球變暖等重大問題。”

布斯一直被創新者們奉為學習的榜樣。他一方面盛氣淩人並固執任性,另一方面卻一直堅持著自己的視野與看待世界的方式,勢不可擋地碾壓所有攔路者。於是喬布斯也就成為了人們心中“創新者”的代表形象。

當Greg Satell在為新書《Mapping Innovation》做調查的時候,他發現絕大多數偉大的創新者跟史蒂夫·喬布斯一點都不像。W·布萊恩·亞瑟在《科技的本質》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創新必須是多種因素結合的產物。

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看,追求線性價值是20世紀商業戰略的關鍵,而如今,線性的世界已經分崩離析,平臺的時代來臨,“連接”成為這個時代的烙印。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你掌握了哪些資源,而是你可以利用哪些資源,或者說你可以隨時調用哪些資源

即使最強大的公司甚至政府在這個時代也無法單槍匹馬的戰鬥,因此在制定戰略時,效率已不再是唯一的目標,應當把註意力集中於發展廣泛而深入的連接。

世界無處不「開源」

1991年9月17日,隨著李納斯·托瓦茲發布第一版Linux系統,“開源”一詞正式走入歷史。

與微軟這些公司開發的收費版操作系統不同,Linux對所有用戶免費開放,並且用戶可以根據他們的需求做出改動。Linux鼓勵用戶為自己編寫代碼提供改進的意見和方案。可以想象這個“異類”初現時行業的反應。

微軟CEO史蒂夫·鮑爾默將Linux比作癌癥,揚言任何使用開源軟件的人都是將自己事業置於風險之中,他也敦促政府不要扶助開源項目的開展。對像微軟這種大公司來說,Linux的到來標誌著一個致命威脅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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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s Torvalds是Linux之父,被譽為活著的傳奇。

然而隨著時代的改變,開源還是被整個行業接受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IBM開始將安裝有Linux操作系統的硬件推向市場。而就在最近,特斯拉也開源了自己的專利技術,即使是微軟也開始說他們熱愛Linux了。

開源社區為什麽變得如此重要?不妨去查一下谷歌開源旗下機器學習工具庫TensorFlow。盡管谷歌的能力和技術已經十分強大,但開源能夠使它接觸到世界上數以萬計有才華的工程師。

“自從我們決定開源後,我們的代碼跑得更快了,系統可以同時處理更多的事情,操作也變得更靈活、方便了”,谷歌的一位高層如是說。

如果連Google都無法單槍匹馬地戰鬥,誰還可以?

政府、高校、企業的合作將更加必要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在日本的沖擊下難逃厄運,連同汽車與電子產品,幾乎成為美國衰落的象征。

如此慘淡的景象給美國的國家競爭力和國家安全造成了嚴重的後果。1986年,美國政府建立了由政府、研究機構以及私營企業組成的半導體制造聯盟。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來之前,美國的半導體企業終於重新占據行業領導權,直至今日。

受這一案例影響,最近幾年,美國通過這種合作模式孕育出大批的優秀創新者,例如正在研發下一代新型電池的阿貢國家實驗室所建立的能源儲存研究聯合中心(JCESR)以及正在農村地區建立高級制造中心的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即使沒有政府的介入,私企也正在建立聯盟來應對重大的問題。最近谷歌、IBM、微軟、亞馬遜和Facebook五家企業就建立了合作夥伴關系,以深化人工智能的研究等課題。還有一些企業建立起工作小組來解決量子加密的問題。

我們目前面對的各種挑戰,無論是規模還是複雜程度都在增加。正因如此,這些整合了政府、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的聯盟將發揮重大的作用。

跨界合作

在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里,我們見證了原子能的威力,研制出噴氣式發動機,破解了遺傳學的原理,創造了晶體管和微芯片......這些都是里程碑式的發明成果,並為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們大多是在以前的基礎上擴張,比如我們提升了飛機速度,讓電腦變得更小從而走入尋常百姓家。但事實上,我們直到20世紀末都還在使用這些早已存在的技術,而它們也開始要達到發展的極限。

在未來10年里,摩爾定律將不再適用。我們現在所有用來為電子設備和電動汽車提供電源的鋰電池的發展速度也會減慢,直到完全停止。世界將越來越承受不住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風險,癌癥、糖尿病和帕金森癥這些慢性疾病將會給我們的經濟帶來崩盤的威脅......而跨界合作將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手段。

當量子科學和神經學等學科結合在一起時,它將為人類帶來全新的想象力,新的機器和技術將會誕生,從而將人類帶上新的高度。正如IBM負責雲技術與架構的副總裁Angel Diaz博士所說,“如今,要想真正改變世界,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聰明的代碼,我們需要電腦專家與癌癥科學家、氣候科學家等其他各領域專家一起合作,以解決這些巨大的挑戰,再一次為世界留下深遠影響。”

跨界 開源 政企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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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營造“親”和“清”的新型政企關系

“有些企業家特別願意與政府官員打交道,這里面有兩種不正常的情況,”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3月18日表示,一種是資本希望求得特殊照顧,而這有違市場公平;另一種是掌握經濟財富之後希望謀求政治權力,這非常危險。

政商關系如何界定,是一個敏感又重要的議題。2017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門設立“新型政商關系與反腐敗”的會議環節,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及多位企業家參與討論。

楊曉渡表示,中國企業的成長和發展有其自身努力的內在因素,同時也得益於政府的支持和良好的環境。中國企業擁有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決不允許將此作為腐蝕官員、腐蝕社會的工具和手段,不能用來圍獵政府官員,汙染政企關系,企業財富決不能用於突破法律約束的領域。

他認為,當前要營造的是“親”和“清”的新型政企關系,要防範權力對金錢的尋租,避免金錢對權力的腐蝕,斬斷官商勾結的利益鏈。

在這場討論會上,還有泰康人壽董事長、首席執行官陳東升,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等企業代表。

參與“政商關系”、“反腐敗”話題的討論,對企業家而言亦十分敏感。陳東升就在會上帶有調侃意味地表示,與楊曉渡同臺討論“需要底氣”。

“企業的生意有三種,與政府的生意、與企業的生意、與消費者的生意,這其中與政府的生意容易出現腐敗,與企業的生意也可能會出現腐敗,但是與消費者的生意,腐敗的機會幾乎是零。”陳東升說,經營企業可以選擇商業模式,幸運的是他選擇的是“與消費者的生意”。

他認為,隨著工業化基本完成,持續的投資得到的回報越來越平均化,企業賺錢的方式發生了變化,逐漸進化到依靠創新、並購整合來賺錢。“走的長的企業家,一定是堅持市場化道路的企業,”陳東升說,做企業是跑馬拉松,而不是短跑,但很多企業家忘了這一點,許多人想當“百米冠軍”。

陳東升總結,過去有很多企業倒掉,倒掉的企業主要有兩類,一種是追求高速增長倒掉了,一種是官商勾結倒掉了。只有堅持走專業化、市場化、規範化、國際化的道路,才能走的長。

“我還有一個很深的體會,企業家內心的價值觀也很重要。”陳東升說,自己並不是為了發財“下海”,而是為了做一個好企業、一個代表民族驕傲的企業。

作為民營企業家的代表,劉永好表示,如今政商關系已經出現變化,“權勢人物”在收手。

“我的好幾個朋友都在講,過去有的投資機會被有權勢的人物拿走了。現在反腐敗情勢下,權勢人物不再碰這些機會了,這對我們來說就是機會。”他認為,民營企業家追求基業長青,至少要做到三個方面。一是要有企業家精神,拼搏、創業、激情、活力,會用人;二是要有底線意識,這對商人而言非常重要;第三就是要建立“親”、“清”的政商關系。

中央紀委 中央 紀委 書記 楊曉 曉渡 營造 新型 政企 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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