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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銀政企赴京“路演”：七大煤企貸款無不良 債券零違約

在經濟增速下滑和去產能、去庫存的雙重壓力下，以煤炭為代表的昔日強勢產業已經淪為過剩產能行業，煤炭企業經營壓力增加的同時，在投融資界地位“一落千丈”。

“煤炭對山西太重要了。雖然我們一直在致力於產業轉型升級，但是轉型需要一個過程，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煤炭產業仍然是我們山西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現在這個‘根本’遇到了困難，我們不能置之不管。”7月13日，山西副省長王一新在北京主持山西煤炭產業發展專題推介會上，如是表達了他親自率隊赴京路演的初衷。

會上，山西省九大煤炭、能源企業(焦煤集團、同煤集團、陽煤集團、潞安集團、晉煤集團、晉能集團、山煤集團、永泰能源、美錦能源)負責人逐一上臺路演，與投資者溝通企業運行情況。

撥開煤炭行業迷霧

7月13日上午，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來自政府，煤炭企業，銀行、信托、券商、基金、資管等金融機構，新聞媒體等各界人士對這場由山西省政府主辦的路演活動，表現出了廣泛的關註和熱忱。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經歷著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的轉型之痛，集中表現在煤炭這一昔日輝煌的行業，煤炭企業銷售量價齊跌，效益大幅縮水。

由此帶來的是煤炭企業在投融資界地位的“一落千丈”。王一新表示：“金融界對煤炭產業出現了幾種態度。一是，‘既然我看不清你，我就遠離你’——抽貸壓貸，減少規模，上收權限，煤炭企業發債一概不買；第二，照顧到國家支持實體經濟的政策，照顧到地方政府的面子，照顧到企業過去的交情，不壓也不新增，繼續保持存量規模不變。只有少數投資者認識到，當下正是進入優質煤炭企業的重大機會。”

在王一新看來，中國煤炭企業獲取煤炭資源成本較低，而煤炭開采工藝技術已非常成熟，各方面成本已有比較公允的行業參照值，只要企業管理科學，即使是今天這個市場價格，煤炭行業也應該是盈利能力很穩健的行業。

路演結束後，王一新對記者表示，希望通過推介會，能夠撥開投資界看待煤炭行業的迷霧，使投資者客觀、理性、積極健康地看待煤炭企業，政府幫助企業搭臺，整合資源，促進企業和投資者深入交流。

銀行不抽帶、不斷貸、不壓貸

山西銀監局顯示，初步統計，2016年一季度末，七大煤企全口徑融資總量7255億元，占全省各類融資的21%。七大煤企貸款余額4400億元，占融資總量的60%和全省各項貸款的23%。其中，中長期貸款占比55%，比年初上升7個百分點。

其中，銀行通過表外業務、理財、信托和資管計劃，為七大煤企融資800多億元，支持直接融資業務發展。不完全統計，七大煤企直接融資2065億元，其中73%的直融資金來源於省內銀行。一季度，銀行承銷七大煤企各類直接融資債券800億元，持有債券增加500多億元，同比多增130億元。

“堅持不抽貸、不斷貸、不壓貸”是監管部門對銀行提出的要求。山西銀監局局長張安順表示，對存量貸款，今年為七大煤企累計辦理轉貸、續貸554億元，貸款展期26億元；對優勢項目，合理調劑授信額度，適度增加信貸投放。一季度對焦煤、晉能、潞安等煤炭集團累計新增授信145億元、貸款201億元、表外業務146億元。

在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方面，張安順表示，目前銀行對七大煤企貸款利率全部實行基準利率，取消了5%-10%的利率上浮，並對存量貸款協議利率采取下浮10%-15%的優惠。一季度，全省銀行業減少七大煤企貸款利息收入近10億元。

此外，按照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關於支持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的意見要求，山西銀監局研究出臺《關於銀行業支持省屬煤炭集團化解過剩產能、加快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引導全省銀行業提高認識，不抽貸斷貸，創新信貸產品，嘗試開展省屬煤炭集團轉型升級中長期專項貸款，支持煤炭去產能與分流人員就業創業。

山西省煤炭集團無不良、無違約

山西省金融辦主任郭保民表示，融資成本較低的債券成為山西省融資的主渠道。2016上半年，全省社會融資總量2139億元，其中直接融資1438億元，占比67.25%。煤炭行業貸款余額達到4715億元，上半年煤炭企業通過債券市場融資新增461.7億元。

郭保民表示，在當前煤炭價格下行、煤炭產業面臨嚴峻形勢下，山西省七大煤炭集團基本保持了按時、接續。山西省的煤炭集團是銀行和投資機構的優質客戶，至今沒有發生任何一筆不良貸款，也沒有任何一筆債券違約。

郭保民表示，山西省政府高度重視債券市場的風險防範，采取有效措施確保零違約。目前，通過債券市場的直接融資已經成為山西省煤炭企業融資的主渠道。維護好債券市場的規範，健康平穩運行，山西省政府責無旁貸。

目前，山西省在銀行間市場債券融資余額排名居於全國第6位，發行量排名全國第7位；今年上半年，又新增發行債券融資678億元。

郭保民表示，今年以來，山西企業經營面臨諸多困難，省政府高度重視，出臺了諸多確保債券到期兌付不違約的防範措施，一是建立預警機制，對發行債券的企業實時監測給予，幫扶，確保企業平穩運行;二是進行動態監管，實施關註企業資金運行情況，實時預警;對每只債券到期提前15天提出兌付措施，確保不發生一筆違約;目前，山西煤炭企業面臨一定壓力，省政府近一個時期去產能、減產量、保增長，調整結構，綜合施政，用市場的手段讓煤炭企業產能保持在合理的區間和水平上。

東北特鋼違約真相：畸形政企關系引深思

18日，東北特鋼債務違約問題再度引發熱議。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專家認為，這件事反映了當前政企、銀企之間的一種非良性關系。

距今年3月東北特殊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發行“15東特鋼CP001”違約後，該公司後續到期的債券全都出現違約。目前，東北特鋼債券違約總額接近40億元。

記者了解到，東北特鋼在虧損的情況下照樣生產，違約發生前的幾個月仍在承銷商的幫助下在市場上發債。目前遼寧省政府和遼寧國資委尚未出臺全盤解決方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國企研究室主任項安波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東北特鋼違約反應了當前的一種政企關系，東北特鋼在市場經營不好的情況下依然舉債，是因為地方國企承擔著較多的社會責任和盈利之外多元化的目標，比如社會穩定、保障就業等，這導致它很難采取減產、停產等市場化的舉措來應對市場環境的變化。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良性的政企關系、政銀關系、銀企關系難以建立，來自市場的壓力也難以傳遞給企業。”項安波說。

國企改革專家、上海天強管理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祝波善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違約表面上是國有企業和銀行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是國有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之間的關系是不正常的、畸形的，國企一直擁有著超市場化的權力，背後有地方政府做支撐，銀行在明知其償還能力不佳的情況下繼續借債。

項安波還表示，東北特鋼的股東結構比較特殊。東北特鋼第一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為遼寧國資委，其余股東為東方資產和黑龍江國資委，股權結構較為松散。股東由於各自利益訴求的差異，比較難以達成一致的目標和共識。有政府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經濟下行和去產能的背景之下，同為東北特鋼股東的遼寧國資委和黑龍江國資委之間，或許也存在著協調的難題。

央企違約現象也不是特例。比如中國鐵路物資股份有限公司也曾發生違約風險，但是在國資委牽頭協調下，加大了回流資金和資產處置力度。中國鐵物的相關債券得到了及時兌付，並未發生實質性違約。

項安波表示，前些年發生的違約，也存在少數國有企業在轉型改制、結構調整、兼並破產過程中利用多種方式逃避銀行債務的現象。但東北特鋼不屬於這一類，東北特鋼之前還具備一定的盈利能力。

公開資料顯示，2015年東北特鋼利潤總額達到2.2億，較2014年增長30%，在全國鋼鐵企業中列位第十七名。

項安波建議，應形成良性互信的銀企關系，企業和銀行互信互助。在企業特別困難的時候，金融機構應給企業提供幫助，盡可能采取合作的姿態去解決債務問題，支持企業渡過難關。金融機構自身也要提高風險防控的意識，防範和規避風險，保障權益。

祝波善認為，地方政府應該采取更加市場化的方式來解決，銀行等金融機構應該加強審查。至於債轉股，在祝波善看來，其效果也未必很好，加上在合法性上尚有不確定性，因此也應慎重。

項安波建議，地方政府應創造好的環境，提供便利服務和必要的協助，但不應直接介入或有過多的越位。

中國工業部門僵屍企業全貌：政企“合謀”是主要病因

“僵屍企業”長什麽樣?有多少家?之前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簡稱人大國發院)獲悉，目前全國工業部門中僵屍企業數量約占工業企業總數的7.51%。按企業規模所作的不完全統計，大型、中型和小型企業中僵屍企業數量分別約1萬家、5萬家和13萬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經濟改革和宏觀調控的重要戰略和主要抓手。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就是加快淘汰僵屍企業。

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政企合謀導致大量僵屍企業出現。圖為一家已經關閉的大型鋼鐵廠。攝影/章軻

什麽樣的企業算僵屍企業?

人大國發院是全國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之一，該院反腐敗與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日前發布了《中國僵屍企業研究報告——現狀、原因和對策》，這是國內第一份全面研究僵屍企業的報告。

報告根據1998-2013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包含大約80萬家企業和360萬個觀測值)和1998-2015年上市公司數據庫，測算了中國工業部門的僵屍企業比例。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覆蓋了中國工業企業銷售額的90%，因此更能反映出中國僵屍企業的實際情況。使用的數據覆蓋了1998-2004年、2009年至今這兩次較大規模的產能過剩現象，既能反應現狀，又能與上一次危機做出對比。

人大國發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介紹，研究人員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麽樣的企業算僵屍企業”?

聶輝華說，按照維基百科的解釋，僵屍企業是指這樣一些負債企業，它們雖然可以產生現金流，但是扣除運營成本和固定成本之後，最多只能支付貸款利息，而無力償還貸款本金。換言之，這樣的僵屍企業本來應該死亡，但是依賴政府補貼或銀行貸款勉強維持生存，並且無法恢複活力。

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在資產價格泡沫破滅之後，陷入了衰退狀態，出現了“失去的十年”。學術界普遍認為，主要原因就是日本有大量的僵屍企業，占用了大量無效率的銀行貸款，甚至擠出了優秀的企業，出現了逆向淘汰。

2015年12月9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首次對“僵屍企業”提出了具體的清理標準，即要對持續虧損3年以上且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采取資產重組、產權轉讓、關閉破產等方式予以“出清”。

“因此，僵屍企業的官方標準定義為：如果一家企業連續三年利潤為負，則將這家企業識別為僵屍企業。”聶輝華說，識別僵屍企業的官方標準一方面比較貼近於人們對僵屍企業的認識，因此比較直觀;另一方面也比較簡單，因此在實踐中易於操作。

“但是，官方標準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聶輝華分析說，首先，有些新興行業中的成長型企業在成立最初幾年都很難實現盈利，因此使用官方標準會把一些運轉狀況良好且發展潛力較大的企業錯誤識別為僵屍企業。

例如，美國亞馬遜公司自創立之後曾連續20年虧損，直至2015年才實現盈利;中國最大的物流企業之一京東自2011年以來至今仍是虧損。“在我國證券市場中連續三年經營虧損的上市公司必須進行退市預警，因此許多上市公司通過操縱利潤避免退市。如果使用官方標準識別僵屍企業，這類企業將成為漏網之魚。”

聶輝華介紹，人大國發院報告提出了新的識別僵屍企業的方法。如果一個企業在當年和前一年都被FN-CHK方法識別為僵屍企業(即企業獲得的貸款利息率低於正常的市場最低利息率)，那麽該企業在當年就是僵屍企業。

聶輝華認為，相對於官方標準和學界流行的CHK標準，這一方法能夠較好地減少僵屍企業識別過程中的“漏網之魚”，又可以減少“誤傷”。

工業部門僵屍企業全貌

上述報告描述了中國工業部門僵屍企業的全貌：

分規模僵屍企業統計圖

分年份來看，2000-2013年，中國工業部門的僵屍企業比例最高時(2000年)大約為30%，此後呈下降趨勢，並在2004年之後保持穩定。2005-2013年的工業部門僵屍企業比例大約為7.51%。這說明中國僵屍企業的問題是在逐漸緩解的。

分行業來看，利用2013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人大課題組發現，僵屍企業比例最高的五個行業是：鋼鐵(51.43%)、房地產(44.53%)、建築裝飾(31.76%)、商業貿易(28.89%)和綜合類(21.95%);僵屍企業比例最低的五個行業是：銀行(0.00%)、傳媒(4.12%)、非銀金融(4.65%)、計算機(5.23%)和休閑服務(5.88%)。

中國各地僵屍企業數量

中國各地僵屍企業比例

分地區來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南部地區僵屍企業比例比較低，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西南、西北和東北地區僵屍企業比例較高。

分所有制來看，國有和集體企業中僵屍企業的比例最高，民營企業和港澳臺及外商企業中僵屍企業的比例相近，且遠低於國有和集體企業中僵屍企業的比例。

分規模來看，大型企業和中型企業的僵屍企業比例最高，但由於基數比較小，大部分僵屍企業還是小型企業。

分年齡來看，隨著企業年齡的增長，僵屍企業的比例越來越高。成立1-5年的企業中，只有約3%的企業是僵屍企業;而在成立超過三十年的“老”企業中，約有23%的企業都是僵屍企業。

聶輝華介紹，研究人員分析了導致僵屍企業的五個主要原因：

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政企合謀。為了政績和維穩，地方政府不斷給瀕臨破產的僵屍企業進行各種形式的“輸血”，或者給非僵屍企業施加就業壓力和產量擴張壓力，然後再通過補貼和貸款來維持其局面。這使得本來不是僵屍的企業變成了“僵屍”、已經是“僵屍”的企業更加難以清理。如果一個企業獲得了更多補貼、或者冗員更多、或者是國企，那麽成為僵屍企業的概率就更高。

地方政府之間和國企之間的惡性競爭。一旦國家將某個行業列入重點扶持範圍，地方政府就一擁而上支持這個行業的發展，造成重複建設、產能過剩。在該行業出現大量僵屍企業之後，地方政府又紛紛提供優惠政策和補貼來支持當地企業，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扶持”來“擠垮”其他地區的企業。許多政府部門出臺政策鼓勵企業兼並、“以大吃小”，甚至在行業救助時直接規定只救助一定數量的大企業，這直接造成了企業間“競相做大”的囚徒困境。

四萬億投資與僵屍企業比例

大規模刺激的後遺癥。2008年11月，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壓力，中國政府推出了投資總量約四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然而，四萬億投資計劃在一些行業引起了過度投資、盲目擴張，埋下了產生僵屍企業的隱患。

外部需求沖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世界主要經濟體增長放緩、需求減少，使得出口依賴型行業和企業在短時間內受到了巨大的沖擊，訂單不足、商品滯銷、資金周轉困難、投資方撤資，許多原本發展良好的企業紛紛陷入困境，甚至淪為僵屍企業。

銀行的信貸歧視。2008年以後，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利潤率在波動中下降，但負債率卻逐年增高;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利潤率一直比較穩定，但負債率卻有所下降。也就是說，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雖然國有和集體企業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但卻更容易獲得貸款;雖然民營企業盈利能力非常穩定，但卻更難獲得貸款。

減少僵屍企業用什麽“良藥”?

研究發現，國有企業、規模大的企業、年齡大的企業更容易成為僵屍企業，並且煤炭、鋼鐵、玻璃、水泥等重點行業有更多的僵屍企業。

聶輝華說，導致僵屍企業出現的主要原因，既有歷史的因素，也有體制和機制的因素，還有外部需求沖擊，錯綜複雜。因此，要清理僵屍企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實現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就必須對癥下藥，而且只有下猛藥才能治沈屙。

“減少僵屍企業首先要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幹預，尤其是慎用產業政策。”聶輝華說。

上述報告說，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中，一個企業如果多年資不抵債、長期虧損，必然被激烈的市場競爭所淘汰。因此，正常的、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僵屍企業根本不會出現。僵屍企業之所以存在，一定是因為市場機制的運行受到了幹擾。而主要的幹擾，當然是來自政府或者金融機構等強大的部門。

報告認為，地方政府要減少對企業運行的幹預，不要利用行政力量去推動企業兼並重組，不要給轄區內企業施加超出其負擔能力的就業壓力和財稅壓力，不要給缺乏效率、生存無望的僵屍企業提供各種補貼和迫使銀行發放貸款。

對於中央政府和部委來說，要謹慎使用產業政策。以扶持新興、幼稚、戰略性產業為目的的產業政策，一定程度上為這些行業的企業提供了一層保護傘，使這些行業的企業減少了面臨的市場壓力，也使得這樣企業的發展偏離了市場的軌道，可能導致它們盲目生產、盲目做大，最終可能變成僵屍企業。

而且，通過各類補貼實行的產業政策，如果缺乏透明、公開的程序，很容易留下尋租空間。報告說，當前，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產業的騙取補貼行為比較普遍，必須引起足夠重視。

聶輝華說，應完善國資委對國企的考核指標，全面理解“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警惕最後的結果是國企光是“做大”而沒有真正“做強”和“做優”。如果國企一味做大，必然陷入產能擴張的囚徒困境，必然導致更多產能過剩，從而產生更多僵屍企業。

同時，報告建議強化銀行的預算硬化。從日本僵屍企業的情況來看，銀行的預算約束軟化是僵屍企業產生的重要土壤。應加強對銀行體系的監管，減少地方政府對轄區內銀行的行政幹預，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確保銀行體系的相對獨立性。同時多渠道化解過剩產能，鼓勵企業兼並重組和改制分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網。

聶輝華說，目前來看，比較嚴重的行業有大約20%的過剩產能，有大約10%的僵屍企業，總體情況尚在可控之中。可以考慮將過剩的鋼鐵、水泥、玻璃等用於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由中央政府或者幫扶的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債券代為支付。

報告還認為，加快國企改革步伐關鍵是明確國企定位。進一步對國企進行分類改革，明確哪類國企要承擔政治和社會功能，哪類國企是純粹的市場化企業。對於前者，限制數量，當做特殊企業來對待;對於後者，加強市場化考核，鼓勵做強做優。

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現代企業制度要突出政企分開

在新一輪國企改革積極推進的背景下，國企改革話題不斷升溫。

“國企改革一是把牢方向，著力點是牢，不要放。二是紮實推進，不要來花哨的，紮紮實實走，一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中央企業從2003年到2012年十年，年年平均增長接近20%，對路就是快，不對路沒用。”在4--5日舉行的第三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做出上述表示。

李榮融在演講中回顧了國企改革32年的歷史。

他說，1984年10月舉行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最早有系統的安排經濟體制改革，全會做的決定是《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間有很大分量是對國有企業改革。決定表示，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得過死，使本來應該生機決然的國有企業、國有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企業的活力來源於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他們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

“32年後看，我認為當時環節抓的很準，為什麽搞國有企業改革?解決活力問題，所以對國有企業也好，按我的眼光評價就是活力。”李榮融說。

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國企改革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李榮融表示，如果現代企業制度不解決，國有企業是搞不好的，因為這是一個企業的必要條件，同時還要有效運作。搞國有企業得記住四句話，一是產權清晰，二是權責明確，三是政企分開，四是管理科學。

李榮融說，現在看應該把政企分開放在第一位，政企不分絕對搞不好。審批的人不負責任，從項目建議書到開工報告一共八年，八年批一個項目，哪個企業項目還能賺錢。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後，選了一批虧損企業試點現代企業制度，不客氣的將試點後來也不了了之。

李榮融回憶，這之後國有企業競爭對手不僅僅有鄉鎮企業，外資來了，三資企業、民營企業。1998年，國企越搞越困難，三分之二虧損，1998年全國25萬戶的國有企業利潤才214億，是今天央企一個月的零頭。朱镕基總理任期內，國企改革拖得他確實不簡單，財政收入也不行。

李榮融說，(當時)改革真改，國家政府機關裁員一半，三個月到位。我們不願意讓職工下崗，要搞活企業必須下崗，否則一起死。

2002年，國企開始體制改革。對於這段歷史，李榮融表示，中央企業在體制改革後生產率的提升32%到40%(2004年到2014年)，其中來自體制貢獻30%，體制改革是有效的。關於國有產權的結構與效率的關系，2012年世界銀行對中國企業調查的數據做的計量分析，國有占的股份是30%到50%的效率最高，其次是30%以下，效率最低的是絕對控股。

最後，李榮融表示，國企改革，不要動搖，牢牢堅持方向。這次，習近平總書記在國有企業黨建工作座談會上說兩個一以貫之，一個是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第二個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其中，講建現代企業制度要更要突出兩條，政企分開是第一條，第二是公司治理中首先要解決公司治理結構，這是必要條件，這個不解決其他不用談。

三個國資“過來人”談改革：政企分開仍是重要任務

在11月4日～5日深圳舉行的大梅沙論壇上，李榮融、陳清泰、周放生這三個原國資系統官員聚首話改革，政企分開是他們談論的最多話題。

李榮融稱政企分開仍是國企改革首要任務

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在大梅沙論壇上回顧了國企改革的歷史。

他回憶，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是最早有系統的安排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會議，並提出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隨後，出現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放權、讓利等。1993年，更是明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李榮融在現場表示：“現在我要說的是，應該要把政企分開放在第一位，政企不分絕對搞不好(國企)。審批的人不負責任，從項目建議書到開工報告一共8年，8年批一個項目，你說哪個企業的項目還能賺錢?”

李榮融

從《企業法》回到《公司法》

那麽，新時期如何加快政企分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副主任陳清泰在大梅沙論壇上說，要讓國企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

陳清泰介紹，傳統國有資產的實現形式就是實物形態的國有企業，1987年國家出臺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下稱“企業法”)，以此來規範國有企業。1993年頒布了《公司法》，它為國有資產的資本化向公司制轉型創造了條件。

至此，國有資產實際上出現了兩種實現形式，一種就是實物形態的企業，另外是一種價值形態的資本。相對應的是，政府有兩種管理方式，一種是管企業，另一種就是管資本。

陳清泰

陳清泰進一步介紹，《企業法》產生於計劃商品經濟的時期。按照《企業法》的規定，企業所運作的是國家授予其經營的國有資產，本質上企業沒有自身的資產，首要的任務是完成國家的指令型計劃，政府在企業之外管企業的人和事，對企業進行監督，因此政企不分，所有權經營不分。

而《公司法》是適應市場經濟的企業制度，包括3個要點：一是公司擁有法人財產權，是獨立的法人實體;二是實行有限責任制度;三是治理結構是由法律規範的，公司的獨立地位是法律保障的，公司的權利是與生俱來的，不是政府下放的。

“長期困擾我國國企的政資分開、政企分開、所有權經營權分離等，在《公司法》的範疇都是不存在的，” 陳清泰說：“目前頂層的國有企業（母公司）仍然按照《企業法》進行調解，但是隨著經濟體制轉型，政府管企業的體制受到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陳清泰說：“為了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政府不知下發了多少文件，出臺了多少政策，一方面想盡一切辦法向企業放權，另一方面想盡一切辦法強化對企業的監管。為了改變政企不分，政府也曾試圖在《企業法》管企業的體制框架內找到一種管而不死、放而不亂的度，但是多次的嘗試並不成功。”

在陳清泰看來，政企不分、所有權經營權不分等體制性問題幾十年得不到解決，是因為政策性調整不能替代體制性改革。

陳清泰說：“《企業法》規定的就是政府管企業，就是政企不分。《公司法》的主張則是公司的獨立地位由自我治理來實現。政府要擺脫管企業的糾結，就要落實以管資本為主，加快頂層國有企業的整體改制，從《企業法》變回到《公司法》。”

陳清泰認為，向管資本為主轉型不是立即可以實現的，需要創造必要的條件。“比如資本作為管理對象在哪里?需要從頂層國有企業轉制而來，將頂層國有企業進行公司化改制，使國家投入公司的凈資產轉化為資本，即股權。”

分開後可以鼓勵國企用好激勵

那麽，若是自我治理的話，國有企業要如何擺脫目前經營困難的局面?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在大梅沙論壇上表示，這兩年自己一直在企業跑，尤其是東三省，跑了很多企業，發現現在的普遍做法是做減法，即降工資、減員、下崗，但是這些措施不僅未解決問題，甚至出現惡性循環，企業越來越困難。

他建議，做加法，搞對激勵，改革脫困，調動人的積極性，讓員工好好幹活。

如何激勵?他以民營企業為例，目前有2萬多家民營企業通過利潤共享，使廣大民營企業的員工好好幹活，與老板“同創共享”企業的價值、利潤，成為企業的主人。

周放生

那麽，國企可不可以實現利潤共享?

周放生表示，國務院國資委2008年發了一個139號文《關於規範國有企業職工持股投資的意見》。文件中明確規定，符合條件的，也可獲得企業利潤獎勵。“這個文件是(李)榮融主任在時簽發的，我認為仍然是有效的文件，是很好的文件。利潤獎勵就是利潤共享，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共享的理念。研究國企利潤共享有法可依。”

周放生認為，利潤共享在競爭性行業的國企易於操作，沒有門檻，不涉及改制，不涉及產權、不涉及國有資產流失，不涉及員工下崗，不涉及比較複雜、比較嚴格規範操作的事情。

”尤其是在虧損企業，可能更易於操作，已經這樣了，你還不改革什麽時候能解決問題?我認為只要能解決問題就應該允許試、鼓勵試”，周放生說。

跨界、開源、政企聯合...人類未來的創新之路 | 歐美新書推介

紅杉匯 2017-01-13 17:57

本文由紅杉匯（微信ID:Sequoiacap）授權i黑馬發布，編輯洪杉。

“線性的世界已分崩離析，平臺的時代來臨，“連接”才是這個時代的烙印。重要的已不再是你掌握了哪些資源，而是你可以利用哪些資源。

Linux誕生之初，“開源”的理念飽受爭議，但在20多年後的今天，Gooogle也選擇走上開源之路，因為這能將全球數以萬計的優秀工程師聯系在一起。

政府、高校、企業間的合作在未來將更有價值。同時，諸如大數據與醫療、環境氣候領域的跨界合作等將為人類解決癌癥或全球變暖等重大問題。”

喬布斯一直被創新者們奉為學習的榜樣。他一方面盛氣淩人並固執任性，另一方面卻一直堅持著自己的視野與看待世界的方式，勢不可擋地碾壓所有攔路者。於是喬布斯也就成為了人們心中“創新者”的代表形象。

當Greg Satell在為新書《Mapping Innovation》做調查的時候，他發現絕大多數偉大的創新者跟史蒂夫·喬布斯一點都不像。W·布萊恩·亞瑟在《科技的本質》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創新必須是多種因素結合的產物。

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看，追求線性價值是20世紀商業戰略的關鍵，而如今，線性的世界已經分崩離析，平臺的時代來臨，“連接”成為這個時代的烙印。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你掌握了哪些資源，而是你可以利用哪些資源，或者說你可以隨時調用哪些資源。

即使最強大的公司甚至政府在這個時代也無法單槍匹馬的戰鬥，因此在制定戰略時，效率已不再是唯一的目標，應當把註意力集中於發展廣泛而深入的連接。

世界無處不「開源」

1991年9月17日，隨著李納斯·托瓦茲發布第一版Linux系統，“開源”一詞正式走入歷史。

與微軟這些公司開發的收費版操作系統不同，Linux對所有用戶免費開放，並且用戶可以根據他們的需求做出改動。Linux鼓勵用戶為自己編寫代碼提供改進的意見和方案。可以想象這個“異類”初現時行業的反應。

微軟CEO史蒂夫·鮑爾默將Linux比作癌癥，揚言任何使用開源軟件的人都是將自己事業置於風險之中，他也敦促政府不要扶助開源項目的開展。對像微軟這種大公司來說，Linux的到來標誌著一個致命威脅的開始。

Linus Torvalds是Linux之父，被譽為活著的傳奇。

然而隨著時代的改變，開源還是被整個行業接受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IBM開始將安裝有Linux操作系統的硬件推向市場。而就在最近，特斯拉也開源了自己的專利技術，即使是微軟也開始說他們熱愛Linux了。

開源社區為什麽變得如此重要？不妨去查一下谷歌開源旗下機器學習工具庫TensorFlow。盡管谷歌的能力和技術已經十分強大，但開源能夠使它接觸到世界上數以萬計有才華的工程師。

“自從我們決定開源後，我們的代碼跑得更快了，系統可以同時處理更多的事情，操作也變得更靈活、方便了”，谷歌的一位高層如是說。

如果連Google都無法單槍匹馬地戰鬥，誰還可以？

政府、高校、企業的合作將更加必要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在日本的沖擊下難逃厄運，連同汽車與電子產品，幾乎成為美國衰落的象征。

如此慘淡的景象給美國的國家競爭力和國家安全造成了嚴重的後果。1986年，美國政府建立了由政府、研究機構以及私營企業組成的半導體制造聯盟。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來之前，美國的半導體企業終於重新占據行業領導權，直至今日。

受這一案例影響，最近幾年，美國通過這種合作模式孕育出大批的優秀創新者，例如正在研發下一代新型電池的阿貢國家實驗室所建立的能源儲存研究聯合中心(JCESR)以及正在農村地區建立高級制造中心的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即使沒有政府的介入，私企也正在建立聯盟來應對重大的問題。最近谷歌、IBM、微軟、亞馬遜和Facebook五家企業就建立了合作夥伴關系，以深化人工智能的研究等課題。還有一些企業建立起工作小組來解決量子加密的問題。

我們目前面對的各種挑戰，無論是規模還是複雜程度都在增加。正因如此，這些整合了政府、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的聯盟將發揮重大的作用。

跨界合作

在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里，我們見證了原子能的威力，研制出噴氣式發動機，破解了遺傳學的原理，創造了晶體管和微芯片......這些都是里程碑式的發明成果，並為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們大多是在以前的基礎上擴張，比如我們提升了飛機速度，讓電腦變得更小從而走入尋常百姓家。但事實上，我們直到20世紀末都還在使用這些早已存在的技術，而它們也開始要達到發展的極限。

在未來10年里，摩爾定律將不再適用。我們現在所有用來為電子設備和電動汽車提供電源的鋰電池的發展速度也會減慢，直到完全停止。世界將越來越承受不住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風險，癌癥、糖尿病和帕金森癥這些慢性疾病將會給我們的經濟帶來崩盤的威脅......而跨界合作將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手段。

當量子科學和神經學等學科結合在一起時，它將為人類帶來全新的想象力，新的機器和技術將會誕生，從而將人類帶上新的高度。正如IBM負責雲技術與架構的副總裁Angel Diaz博士所說，“如今，要想真正改變世界，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聰明的代碼，我們需要電腦專家與癌癥科學家、氣候科學家等其他各領域專家一起合作，以解決這些巨大的挑戰，再一次為世界留下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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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營造“親”和“清”的新型政企關系

“有些企業家特別願意與政府官員打交道，這里面有兩種不正常的情況，”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3月18日表示，一種是資本希望求得特殊照顧，而這有違市場公平;另一種是掌握經濟財富之後希望謀求政治權力，這非常危險。

政商關系如何界定，是一個敏感又重要的議題。2017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門設立“新型政商關系與反腐敗”的會議環節，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及多位企業家參與討論。

楊曉渡表示，中國企業的成長和發展有其自身努力的內在因素，同時也得益於政府的支持和良好的環境。中國企業擁有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決不允許將此作為腐蝕官員、腐蝕社會的工具和手段，不能用來圍獵政府官員，汙染政企關系，企業財富決不能用於突破法律約束的領域。

他認為，當前要營造的是“親”和“清”的新型政企關系，要防範權力對金錢的尋租，避免金錢對權力的腐蝕，斬斷官商勾結的利益鏈。

在這場討論會上，還有泰康人壽董事長、首席執行官陳東升，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等企業代表。

參與“政商關系”、“反腐敗”話題的討論，對企業家而言亦十分敏感。陳東升就在會上帶有調侃意味地表示，與楊曉渡同臺討論“需要底氣”。

“企業的生意有三種，與政府的生意、與企業的生意、與消費者的生意，這其中與政府的生意容易出現腐敗，與企業的生意也可能會出現腐敗，但是與消費者的生意，腐敗的機會幾乎是零。”陳東升說，經營企業可以選擇商業模式，幸運的是他選擇的是“與消費者的生意”。

他認為，隨著工業化基本完成，持續的投資得到的回報越來越平均化，企業賺錢的方式發生了變化，逐漸進化到依靠創新、並購整合來賺錢。“走的長的企業家，一定是堅持市場化道路的企業，”陳東升說，做企業是跑馬拉松，而不是短跑，但很多企業家忘了這一點，許多人想當“百米冠軍”。

陳東升總結，過去有很多企業倒掉，倒掉的企業主要有兩類，一種是追求高速增長倒掉了，一種是官商勾結倒掉了。只有堅持走專業化、市場化、規範化、國際化的道路，才能走的長。

“我還有一個很深的體會，企業家內心的價值觀也很重要。”陳東升說，自己並不是為了發財“下海”，而是為了做一個好企業、一個代表民族驕傲的企業。

作為民營企業家的代表，劉永好表示，如今政商關系已經出現變化，“權勢人物”在收手。

“我的好幾個朋友都在講，過去有的投資機會被有權勢的人物拿走了。現在反腐敗情勢下，權勢人物不再碰這些機會了，這對我們來說就是機會。”他認為，民營企業家追求基業長青，至少要做到三個方面。一是要有企業家精神，拼搏、創業、激情、活力，會用人;二是要有底線意識，這對商人而言非常重要;第三就是要建立“親”、“清”的政商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