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把脈》成長放緩 給全球經濟三大示警 諾貝爾獎得主席勒：明年全球經濟表現疲弱

首席經濟學家把脈2016:美國加息節奏現分歧 人民幣或溫和貶值

首席經濟學家把脈2016:美國加息節奏現分歧 人民幣或溫和貶值

一財網 宋易康 2015-12-16 20:01:00

即將步入年末之際，全球經濟的敏感神經又被美聯儲加息不斷挑動。此外，剛剛加入SDR的人民幣近日不斷貶值，引發人們對2016年人民幣走勢猜想

羅傑斯：一次性落底 是今年最好的結局 大師把脈》他，開始放空美股 反向看好中、俄

【社會把脈】《瘋狂動物城》里的記者長這樣？

倘若兔子朱迪恰好想當記者，可能會被一句“你全家都有新聞理想”嗆得背過氣去

動物城新聞發布會上，兔子朱迪走上被閃光燈包圍的前臺，一雙紫色的大眼睛緊張地撲閃著，面對幾乎要餵給她的話筒。對於這位剛破出大案的警察，記者們此前未做過絲毫研究，即使提問時爭先恐後，也只能根據朱迪慌張的只言片語截取素材，拼命放大。

走出電影院，我跟朋友說：“即使《瘋狂動物城》的劇作和導演，也塑造了一種偏見——對記者的偏見。”

沒有一部電影是完美的。《瘋狂動物城》以一部動畫片的體量涵蓋了愛情、理想、代際關系、社會偏見等種種意涵，已然十分了不起；“反偏見”這一意涵更是貫穿全片的很多細節：兔子可以是勇敢威猛的警察，狐貍可以是心地善良的朋友，豹子可以肥肥地大嚼甜甜圈，嚙齒類動物可以雄踞寶座讓北極熊打下手……唯獨記者的形象，依然是單一的、刻板的，甚至負面化的；這一反偏見巨作里的偏見，更耐人尋味。

按照影片中的描述，除了采訪準備功課嚴重不足、肆意添油加醋以外，動物城里的記者們還格外喜歡跟風，一朝兔警察成名，便紛紛將她的照片印到頭版與封面上。片中給出的信息尚不足以我們判斷動物城的媒體是否受到了官方的嚴格管控，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動物城的記者們對新聞產品“熱點”與“爆點”的片面追求，塑造了可怕的新型“政治正確”；而這進一步為動物城內的食草動物與食肉動物間的種族敵視與壓迫提供了合法性。

為什麽動物城里的記者成了這樣？為什麽《瘋狂動物城》會將其中的記者塑造成這樣？當然，這里有推動劇情的考慮，畢竟主角光環得在——講真，兔子朱迪身為警察，其實做了很多優秀的調查記者會做的工作。但深一點說來，這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記者本身的態度；記者在公眾心中的定位；記者在媒體上呈現的形象。

先說記者本身。身處動物城這一名義上的和諧烏托邦，每只動物口頭雖然都喊著Anyone can be anything，但內心大抵都清楚美好幻象背後的不堪現實，“人生經驗”豐富的記者們尤為如此；他們自動放棄了以手中的筆桿謀求正義的可能性，只求“搞個大新聞”——倘若兔子朱迪恰好想當記者，以她的正直可愛，可能會被他們一句“你全家都有新聞理想”嗆得背過氣去。

再來說公眾。動物城兩次關鍵的劇情大反轉，都是在記者們引導下的迅速轉折，伴隨著居民的盲信與推波助瀾；種族間的偏見如是，偏見的破除亦如是。電影的大團圓結局可以來得很容易，狐貍尼克對兔子朱迪說“你知道你愛我”，所有動物冰釋前嫌站在一起唱著夏奇羊的歌；而我們更應關心的，是結局以後的真相：經歷過這兩次大反轉，公眾倘若能給動物城里的記者一個恰切的定位，既不像以往那樣輕易陷入李普曼說的“擬態環境”中，也不就此對記者與媒體絕望，迫使媒體陷入類似“塔西佗陷阱”的陷阱里（塔西佗陷阱即政府失去信任後，無論說的話是真話還是假話，公眾都認為是假話；無論做的事是好事還是壞事，公眾都認為是壞事），這才能說動物城的居民們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然而這並不容易。在某天的人口社會學課上，老師問大家有沒有關註兩會新聞里數據的新動態，平日里自以為關註時事的我們在那一刻卻啞口無言，只得臨時上網找點東西湊數。回去反思，發現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們對於傳統記者的偏見：我們可以刷著有深度的微信公號，高談闊論美國的特朗普、歐洲的難民危機、巴西的示威遊行，卻將一大部分信源貼上“紅專”的標簽打入冷宮；而忘了在當下語境下，很多分析依然需要重視這些信源。

最後說媒體。不知道動物城自己的報紙與電視里，是否也像我們人類的媒體里一樣常常出現一批“爭轉型”的記者；至少在我身邊，唱衰記者的論調，有很多都來自記者所在的媒體。2016年3月18日，中國青年報評論員曹林與騰訊網總編王永治公開打賭，正是不滿於後者在尚未論證就下了“多數媒體人可能在2017到2018年下崗”的悲觀結論——這樣看來，《瘋狂動物城》主創為記者們塑造的偏見形象，說不定正是為了影射人類社會對記者的偏見呢。

文藝複興研究里有個理論叫“兩面神”：藝術家要想批判一個壞現象，反而會將這現象描寫得很好；同樣地，要想批判一種偏見，也可能反而把這偏見塑造得理所當然。姑且認為《瘋狂動物城》的主創們塑造記者形象時，繼承的是文藝複興的衣缽。

（作者為北京大學大二學生）

【社會把脈】什麽是越運用越豐富的正能量

能否允許存在不同的意見和爭論，也是對一個社會是否擁有積極能量的測驗。

山東問題疫苗和上海公安部門破獲1.7萬罐假冒名牌奶粉，引發公眾關註。食品藥監總局先前宣稱假奶粉符合國家標準，後來又承認此言不實，說這麽做是為避免恐慌。看來還是有“正能量”的顧慮在作祟。

如今，許多人把對某些特定對象的稱贊，至少是避免批評，理解為“正能量”。他們以為，贊揚越多，批評越少，這些對象的威望、威信和可信任度就越高。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正能量”只是意味著無原則的表揚和避免批評，那麽，這樣的能量就會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換句話說，越努力去增加這樣的“正能量”，其價值就越低，因為這是一種在使用中減少的能量。

社會生活需要的是一種能夠越使用越有效、越豐富的正能量，它不是源於口惠的表揚或贊美，也不是源於刻意的文過飾非，而是源於真誠的承諾、信任、關切、仁慈、慷慨、利他、公民職責。今天，這些東西似乎成為日常生活中的稀缺品，正因為如此，人們在需要付出它們的時候，變得格外吝嗇。他們會覺得，這些東西，你付出的越多，損失就越大，剩下的就越少。這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被騙大了”的生活經驗積累，也可以理解為是對社會正能量本身的錯誤理解。

哈佛教授桑德爾在《金錢不能買什麽》一書里，以“愛”為例，分析了這種對社會正能量的錯誤理解。有人認為，愛與其他的高尚美德一樣，是有限的資源，必須節約地運用。這些高尚美德包括利他、仁慈、慷慨、團結。桑德爾認為，這種想法是“怪異的，甚至是牽強的”，“因為它忽視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我們愛的能力和仁慈的能力並不會因為使用而消耗枯竭，反而會在實踐的過程中得到擴展。”他認為，恩愛夫妻之間的感情就是一個例子，他們一生中都在共同積攢著愛，“如果他們更多地向對方表示愛情，那麽他們之間的愛難道不會強化，反而會減少嗎？如果他們以一種斤斤計較的方式對待彼此，即使他們的愛一直保存到他們真正需要愛的時候才使用，那麽這會使得他們過得更好嗎？”

當然，我們不能把夫妻之間的愛簡單地套用到人民與國家的關系上，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把人民對國家的愛理解為一種正能量，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愛國主義”。這種愛首先體現為公民對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關心，包括對政府部門、政治人物的問責，對無論哪個官員的不良行為都能提出批評。桑德爾指出，這種公民精神是一種美德，也是一種越用越多的寶貴資源。他引述亞里士多德的話說，美德乃是某種需要用實踐去養育的東西：“我們是經由為正義之事才變得正義的，我們是經由采取節制才變得有節制的，我們是經由做勇敢之事才變得勇敢的。”

盧梭也持類似的觀點。他指出，公民們越是有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才越會對公共生活有興趣，在一個秩序良好，鼓勵說真話的空間里，公民們樂於參與，而在一個充斥著謊言和阿諛奉承，說真話會惹禍上身的空間里，沒有人會參與公共生活，“因為沒有人對那里的事情發生興趣”。桑德爾就此指出，“經由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履行，公民美德可以得到建構，而非耗竭。……就公民美德而言，要麽使用它，要麽失去它”。一旦廣大公民的美德正能量不幸不能運用，再美妙動聽的贊揚也不可能使這個空間真正擁有它所需要的能量，更不要說是強大的正能量了。

在一個出現問題疫苗、假冒奶粉事件的社會里，人們很自然地會關心這個社會的正能量。越是在這樣的時候，就越需要把正能量的問題與“什麽是正能量”“誰的正能量”“需要正能量來發揮怎樣的社會作用”的問題聯系在一起。這些問題都沒有固定不變的統一答案。能否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持續的討論，能否允許存在不同的意見和爭論，這本身就是對一個社會是否擁有積極能量的測定和考驗。

（作者為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

中國不能再走國外的彎路 ——“最高級別”聯合研究報告把脈中國醫改

就醫難仍是中國老百姓的普遍感受。（視覺中國/圖）

聯合報告認為，中國已形成了一個以醫院為中心的醫療服務體系，該體系重治療而輕預防，註重服務數量和提供治療服務，而不是從源頭上保障健康。人們傾向於在公立大醫院，而不是在基層衛生機構接受服務。

2016年7月22日，由世界銀行牽頭，包括世界衛生組織、中國財政部、國家衛計委、人社部在內的“三方五家”發布聯合研究報告——《深化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建設基於價值的優質服務提供體系》。

這份歷時兩年、耗資300萬美元，由上百名國內外專家參與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應進一步從目前以醫院為中心、側重服務數量和藥品銷售的模式，轉向以人為本，以健康結果為重點、更加註重提升基層衛生服務質量和建立高價值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7月21日，在新聞發布會的前一天，世界銀行官方網站公布了該報告的中英文版。使用了大量研究數據的這份報告充分肯定了中國政府自2009年來實施的新醫改成就，特別是在擴大保險覆蓋面方面“成績斐然”“改革成就舉世矚目”，但也就醫療費用增長過快、醫院過度擴張、激勵機制不合理等問題向中國發出醫改警示，並在八個方面提出了具體建議。

報告認為，“中國到達了一個轉折點，開始面臨很多高收入國家曾經經歷過的挑戰和壓力。”中國的衛生體系需要通過改革來應對新挑戰。

高投入未必帶來高價值

這份被輿論稱為“最高級別”的醫改聯合研究報告認為，中國的衛生服務體系需要避免走向高成本低價值的風險。報告中對“價值”的定義是：以較低的成本獲得更好的健康結果、服務質量和病人安全。

研究報告中將美國與新加坡作對比，認為“美國是一個低價值的衛生系統”，因為按平價購買力計算，其人均衛生支出接近9000美元。而新加坡人均衛生費用僅為3000美元，但健康結果和預期壽命都優於美國，因此被認為“是一個高價值的體系”。

報告認為，改善質量是衛生領域發展的核心目的。高質量服務不一定意味著高成本，但劣質服務往往導致資源浪費和不良的健康結果。例如，2012年，美國因不當和不必要用藥產生的醫療費用約達2000億美元。

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世界銀行行長金墉說，美國醫療支出中的30%-40%的費用都是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中國不應該重複這些錯誤。

關於美國的醫療，曾有這樣一個比喻：醫生都聚集在一條泛濫成災的河流下遊，拿著大量經費研究打撈落水者的先進工具，同時苦練打撈落水者的本領。結果事與願違，一大半落水者都死了，落水者與日俱增，越撈越多。事實上，與其在下遊打撈落水者，不如到上遊築牢堤壩——也就是加強預防和基層醫療——讓河水不再泛濫，避免更多人“落水”。

根據報告，2014年中國的衛生總費用達到3.17萬億元，占GDP的5.6%。這個比例仍遠低於美國（17%）等西方發達國家，但已經高於新加坡（不到5%）。

報告認為，在中國快速老齡化和慢病負擔加重的背景下，醫療費用快速上升的趨勢在短期內難以扭轉。而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能否繼續維持衛生投入如此持續的增長則“不容樂觀”。如果不進行深化改革，中國的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將從2014年的5.6%上升至2035年的9%以上。

在7月22日研究報告新聞發布會上，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說，如何在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情況下，進一步提高醫療服務提供的效率，建立高價值、可負擔、可持續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控制醫療費用過快增長的勢頭是當前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

“看病貴”現象仍難緩解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醫療衛生領域曾流行“政府投入力度不夠”的說法。但報告並不支持這一觀點。報告中承認，從上世紀70年代起，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啟動，公共投入占醫院總收入的比例一度從60%急劇下降到上世紀90年代的不到10%，但之後即迅速提高。報告中使用的一個圖表顯示，中國公共財政對衛生投入的增長率高達15%以上，遙遙領先於其它42個國家，包括美國、日本、英國等。

中國的衛生總支出增長同樣迅速。報告中指出，過去二十多年間，中國“衛生總支出增長至原來的14倍”，年均增長超過17%，大大超過同期GDP增幅。衛生總支出所占GDP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不到4%增長到2014年的5.6%。衛生總費用增長如此迅速，主要因為“政府衛生支出大幅增加，包括對社會醫療保險的大量補貼”。

在7月22日的研究報告新聞發布會上，財政部官員給出的最新數據，進一步印證了上述報告觀點：2011年至2015年五年期間，全國財政五年一共累計支出（含計劃生育）46499億元，年均增幅達17.3%，比同期全國財政支出增幅14.4%高出2.9個百分點。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從2010年的6%提高到2015年的6.8%。

既然政府投入力度不小，何以老百姓仍感覺“看病貴”？報告對此亦做出了解釋。原因在於，雖然自付費用在衛生總費用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從2001年的60%降到2014年的31%”，但因為衛生總費用的上升，“實際自付費用也增加了”，“醫保報銷的費用不足以抵消由於去大醫院就診、住院時間延長、使用更昂貴的治療手段而增加的費用”。

報告認為，中國許多公立醫院仍然存在逐利行為，增加收入和提升上限成為一些醫院管理者的首要目標。

研究報告強調了基層衛生服務的重要性。提到中國曾經是基層衛生服務和公共衛生的先驅者，並肯定了中國在上世紀60年代曾實施的“赤腳醫生”制度。報告倡導建立一個以基層衛生服務為基礎的“以人為本的一體化服務模式（PCIC）”。

世界銀行高級衛生專家張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世界銀行所倡導的這一模式，其理念與中國當年的赤腳醫生制度一致，其要義就是根據國情和發展階段，因地制宜地使用最適宜的技術和模式，組織和提供最高效的服務。

世界銀行首席衛生專家Ramesh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的醫改需要從歷史中汲取經驗。當他還是一名醫學生時，在公共衛生課上就要學習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這並不是說把整個醫改拉回到當年的赤腳醫生制度，而是強調醫療衛生行業一些基本原則不能變，比如要強調預防，強調健康教育，強調提供基層的醫療服務。

2015年，國務院頒布相關文件，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在張碩看來，這一舉措的理念也與PCIC相契合，核心就是強化基層衛生服務，更多關註患者的健康需要而不是治療需要。

千人床位數已高於英美

不過，分級診療在現實中的推進並不樂觀，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受制於醫院的過度擴張。報告認為，中國已形成了一個以醫院為中心的醫療服務體系，該體系重治療而輕預防，註重服務數量和提供治療服務，而不是從源頭上保障健康。人們傾向於在公立大醫院，而不是在基層衛生機構接受服務。“由於利益驅動和管理不善，許多公立醫院花費巨大卻沒有實現其社會目標”，這種情況“必須改革”。

報告提到，中國的醫院數量在近年來迅速增加，2002年至2013年，二、三級醫院的數量分別上升29%和82%，而基層衛生機構的數量卻下降了6%。“受過正規醫學教育的醫務人員不斷向上級機構流動，尤其是向醫院集中”，“縣醫院正在接替鄉鎮衛生院成為農村住院服務的主要供方，而後者正在弱化”。

與醫院的快速擴張相伴，從1980年至2000年，中國的醫院床位數翻了近一番，從119萬張增至217萬張，隨後的短短13年里又翻了一番，2013年達到458萬張。自2005年以來，中國的病床人口比增長了56%，住院率增加了一倍多，高於大部分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報告認為，這種擴張與全球趨勢不符，現在很多國家都在鼓勵由基層衛生機構提供門診服務，並減少住院服務。在過去十多年里，多數經合組織國家大幅減少了醫院床位數，有的國家降幅高達30%。

報告指出，中國目前的千人床位數已經高於加拿大、英國、美國和西班牙。中國的住院率從2003年的4.7%迅速升至2013年的14.1%，年均增長11.5%，“床位建一張占一張”。中國的平均住院天數為9.8天，也高於經合組織國家的水平（7.3天）。2013年中國二、三級醫院的住院量是2003年的三倍。

報告引用《2013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數據稱，中國一半以上的首診是在醫院，醫院占了全國醫療衛生支出的70%以上。2011-2013年醫院收入年增長23.6%。推動醫院行業增長的是巨額資本投資，這導致整個衛生系統的發展頭重腳輕，並進一步推高了醫療服務成本。

報告肯定了新醫改在加強基層衛生方面的努力，認為中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開展基層衛生基礎設施建設，使得基層醫療服務體系得到強化，服務能力進一步提升。但還面臨諸多挑戰，比如基層衛生醫療機構工資水平低沒有競爭力，很難留住高素質、合格的醫護人員。一些地方所實施的“醫聯體”改革，往往由大醫院主導，基層衛生醫療機構往往成為上一級醫療機構獲取病人的來源。

醫生收入不能掛鉤創收

對於廣受詬病的“過度醫療”問題，報告中亦有提到，並從多個角度加以分析論述。報告中稱，“過度開藥，特別是過度使用抗生素”是一個問題，此外還“存在CT和MRI等不必要的檢查和剖宮產、冠狀動脈支架植入、冠狀動脈搭橋等不必要的手術的情況”。

報告將過度醫療主要歸咎於不合理的激勵機制，特別是兩項政策：第一，為提高醫生的績效水平，實行醫生的收入與其創收掛鉤的獎金制度；第二，為了提高衛生服務的可及性，人為地定低基本醫療服務和基礎藥物的價格。

“這些扭曲的價格體系和激勵機制產生了眾所周知的後果：為了實現收入最大化，醫生往往誘導病人消費，創造更高收入；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醫院鼓勵醫生多開藥和昂貴的檢查。這些行為導致服務提供普遍低效，並進一步增加患者經濟負擔”，“即使是簡單的健康問題，醫生更願意多開抗生素和靜脈註射……”。與此同時，報告認為中國醫務人員的正式薪酬吸引力不大，醫生收入過於依賴其為醫院創收的部分。

報告中稱，如果醫院的收入盈余是通過不很透明的獎金制度，依據科室的業務量和所實現的收入在員工中分配，那麽這種情況對醫院及臨床醫生的激勵機制就是鼓勵他們通過增加服務量，提供不必要的服務，多收住院病人及延長住院時間將收入最大化。

報告認為，不合理的經濟激勵機制促使醫生們誘導服務需求，多開檢查和昂貴的專利藥，是成本飆升和服務質量不高的一個重要根源，且對醫療隊伍有著深刻的影響。

更為嚴重的是，報告認為，公立醫院還面臨資本密集型投資的“負向激勵”：為了保證持續獲得提供檢查和治療服務獲得的利潤，醫院就要大量投資高新技術和醫療設備，必須在這些投入賺錢之前，獲得大量患者來分擔固定成本。

報告認為能否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至關重要。設計一個能夠有效地協調各方利益並且可以提高衛生服務體系整體績效的激勵機制並非易事，政策制定者和行政管理者一直在“艱難地尋找必要的解決方案”。報告中提到，貴州曾試點杜絕過度處方的激勵機制，但醫生增加了非藥品註射服務和不必要的醫院轉診服務，導致衛生服務總費用增加。但也有積極的案例。如寧夏采用按人頭付費與按質支付的激勵機制相結合的方法，減少了抗生素使用和門診總費用，同時又未對衛生服務的其它方面產生太大影響。

報告建議改革醫療服務收費定價政策，如支付方式由項目制改為預付制，並改變激勵機制，“將醫生收入與基於綜合指標的績效評價掛鉤，而不是創收水平”。改革服務提供體系，“必須要從獎勵服務量和收入轉向獎勵健康結果讓投入的資金創造更高的價值”。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健康中國”國家戰略，將改善全民健康作為衛生系統的主要戰略目標。上述報告認為，這說明中國已經認識到了挑戰，並制定了影響深遠的政策，以改革和完善衛生服務提供體系。

“任何國家的醫療系統其實都會面臨困難，”Ramesh說，“我們現在這個報告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把一些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介紹給中國，然後設計一個方式，避免中國重蹈覆轍。”

【社會把脈】要金牌，更要超越

期待不一樣的觀眾與聽眾，更重視內在心靈、自我成長，而非一味追求外在比拼的態度

里約奧運落幕了。這次運動會創下諸多歷史紀錄，也衍生不少話題——新聞醜聞皆有，榮耀汙點齊出，太多故事可供媒體報道。當然無論如何，沒有人會忘記遊泳好手傅園慧。關於這位爆紅明星，她就是自己最好的批註，無須再說些什麽。但傅園慧那句“雖然今天並不是冠軍，但是我已經超越了自己”，至少會永遠留在我的心里，也讓我想起最近聽到的一場音樂會。

2016年7月初，來自北京的中央音樂學院副教授鄒翔，在臺灣演奏了蕭邦作品二十五的十二首練習曲以及二十世紀作曲巨擘利蓋蒂的全套三冊《練習曲》——後者自然是音樂會重點。這不只是此曲全集的臺灣首演，也是極其罕見，能在一場音樂會中聽完全本利蓋蒂《練習曲》的音樂會。這十八首練習曲個個刁鉆，其中幾曲之難，足令天下鋼琴家聞之色變。要在一場音樂會中彈完全集，對技藝、腦力和體力的嚴峻挑戰可想而知。我非常高興鄒翔帶來精彩演出，更欣喜他彈出了自己的聲音，把樂曲內化成自己的生命。

要公開演奏如此作品，自然得讓身體獲得肌肉記憶，鍛煉自己成為頂尖運動員——雖然其中有幾首，見諸錄音或我所聽過的現場演奏，至今仍無人能夠完美忠實符合樂譜要求。但也正因如此，每位鋼琴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逼近心中的完美——即使完美並不存在。“所有朝向完美的想法都是錯誤的，因為完美並不存在，”傳奇鋼琴大家堅尼斯（Byron Janis）曾這樣說，“就算完美存在，那也是一個死的狀態，因為任何的改變都會破壞這個狀況。如果本身不會改變，即使彈得再好都是死的……當然人們可以追求完美，但千萬別把完美當成目標。”

堅尼斯所提醒的，其實不難理解，雖然現實中並不容易做到。太多人把心放在是否贏別人，卻忘了贏自己更為可貴。這在體育競賽尤其嚴重。“更快、更高、更強壯”（Citius，Altius，Fortius）——這是奧運在1894年的創始核心宗旨，追求人類更進步的體能表現。那是以自身反映全體，不斷追求卓越，而非只是贏別人而已。“最重要的並非獲勝而是參與”，奧運另一則格言，強調的也是如此精神。得到金牌很好，但比賽獲勝並不一定就代表自我進步與成長，可能僅是對手的失誤與退步。獎金與名聲固然令人目眩神迷，不少人心里也只追求獎金與名聲，但如果傅園慧那句“雖然今天並不是冠軍，但是我已經超越了自己”能夠得到廣大共鳴（她也沒說過一句要和其他人爭勝比拼的話），或許我們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有更不一樣的觀眾與聽眾，更重視內在心靈、自我成長，而非一味追求外在比拼的態度。

這也是為何鄒翔演奏的利蓋蒂，聽眾除了見證奇觀，更能獲得共鳴與感動的原因。所有辛苦自虐的準備並非為了要勝過別人，而是讓自己保持警醒專註，在一次次磨練中追求進步。已經成功演出過梅西安的《二十聖嬰凝視》和利蓋蒂全本《練習曲》的鄒翔，無論接下來還要挑戰什麽，希望他都能不忘初心。也希望聽眾終能體會：重要的不是贏別人，而是超越自己，千萬別讓爭強好勝腐蝕了心靈。

（作者為音樂學博士）

【社會把脈】“物質追求”與生存憂患

“物質追求”與生存憂患 攫取名利可以給人一種擴大生命的幻覺。但沒有愛、美、信仰的照臨，生存的憂患恒不得解。

看過幾次反腐成果展覽，能總結出些套路。總有大貪官在事敗懺悔的時候，提到自己是貧苦家庭出身，後來經不起物質的誘惑雲雲——似乎原先還挺高尚的，後來才被“物質”吸引得墮落了。然而，報章上提到解決各種矛盾，總要歸為發展物質生產，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物質”既值得追求，又會讓人“墮落”，好為難也！

糾結來自對“物質需要”認識不清。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物質其實很有限。一簞食，一瓢飲，一間屋子容身，人的身體所求於物質的無非如此。但真要活得如此簡陋，人往往不堪其憂。低等生物才會滿足於維持最基本的新陳代謝，人還有安全感、自尊感、成就感等等心理需要。心理上的匱乏感，也會被錯誤地歸為物質不足。在現代城市生活里，沒有人當真會被餓死，也幾乎沒有人露宿街頭，但人們還是常說擔心自己“喝西北風”和“睡到大街上”。

以心理上的匱乏感驅使的“物質追求”，導致永無饜足的占有欲和攀比心。

長期掙紮在溫飽線上的人，都想在下次饑荒到來之前多占有一些生活必需品。而過強的占有意識卻能無視現實條件的改善，成為一種獨立的力量。唐大歷年間宰相元載的例子很有畫面感。據說抄沒其家產的時候，僅胡椒就堆滿了一整個院子。元載可能比較嗜好胡椒，但他竟積攢了八百石之多，相當於六十四噸！長安城的百萬人口敞開吃這些胡椒，一輩子也吃不完。當今的貪官家里堆積的鈔票多得也會把點鈔機燒壞，古今一也。

占有欲會轉化成攀比心。有人說，自己並不在意山珍海味，重要的是跟誰吃、在什麽地方吃和坐在什麽位置吃。這種心態不只權貴有，平民百姓里也普遍。十幾元的小吃也要聲稱“天下第一”，還說是乾隆爺宣布的。欲望的目標越是社會化，就越無法通過發展物質生產力來滿足。無論物質如何極大豐富，主席臺能落座的人數總是有限，正中央都只有一個位子。

占有欲和攀比心都永無止境。在不斷的追求中，欲求本身固化為一個現實與期許之間的常量。假設現實條件與欲求目標之間的比值是1比10。現實中有1分，期許的就是10分。當現實條件終於達到了10分，期許值卻提高到100分。從1到10可能不難，從10到100恐怕永難達到，而失去則更容易，所以中產往往比小市民更焦慮。苦出身的貪官不是後來才墮落的，正是不自知的貧窮心理造就了現實與欲望之間過大的比值，導致欲壑難填。

精神生活的富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現實與物欲之間的落差。但要認清問題的根源，還要追問欲望從何而來。老子說“大患若身”，欲望從憂患來。

維護身體需有物質的支持，求舒適、求誇耀的追加要求則需要更多的物質。我的房子、我的車子、我的衣服、我的包包，都為“我的生活”構造了一個框架。而如何構造“我的生活”，則主要比照著“別人家的生活”。商品房和家用車的廣告常渲染一種合家歡的美好畫面：事業有成的爸爸、體貼的媽媽、伶俐的孩子、銀發和藹的老人還有一只乖巧的狗，山清水秀，陽光明媚。仿佛讓自己和家人活成理想畫面的樣子，生活中多少不堪和茍且也算值得了。

“大患若身”還有更深一層意思。身體終會在時間的洪流中消逝，“存在”的歸宿必然是“不存在”。“物質欲求”就是用占有“身外之物”來逃避對於自身死亡的恐懼。在各個文化中，歷久不朽的黃金、寶石都是“物質追求”的最終目標。“鉆石恒久遠，一顆永流傳”可謂廣告語里的絕唱。國人還有更高級的玩法——摩挲玉石、硬木的表面，讓自己皮膚上的油脂滲透進去造成一種圓潤晶瑩的效果，行話叫“包漿”。把玩之中，好像自己的存在也跟這些歷時久遠的物體融成了一體。

沒有愛、美、信仰的照臨，生存的憂患恒不得解。恐懼無常，是以物欲不止，在對名利的追逐中加速著生命的流逝。這個悖論常被忽視，因為占有物質、攫取名利可以給人一種擴大生命的幻覺。張愛玲擅長用故事來呈現物的堅實與生的脆弱之間的反差。短篇小說《花雕》描寫了一個久病的女孩的世界。令人感喟的是小說的結尾：

川嫦把一只腳踏到皮鞋里試了一試，道：“這種皮看上去倒很牢，總可以穿兩三年。”

她死在三星期後。

（作者為中國戲曲學院教師）

直擊全球最高級別健康促進會：大數據如何把脈城市健康？

環境、疫情、家庭暴力、抗生素耐藥性、心理健康、科技、兒童疾病、老年生活、出生死亡率……有關一座城市的健康，話題太多。

昨天，第九屆全球健康促進大會在滬閉幕。3天半的時間內，參會代表們圍繞“可持續發展中的健康促進”這一主題，在這場全球最高級別的健康促進會議中共享了各國國家和地區健康促進的經驗與成果。

而於健康產業而言，一座城市的健康管理讓醫療信息、醫療機構、互聯網大數據等產業在承載重任的同時也迎來了發展的春天。

45萬人，500萬份標本。這是一組來自於中國工程院院士寧光所帶領的科研小組在上海瑞金醫院進行調研的一組數據。他們希望通過海量數據的監測和分析，幫助醫學更深刻地理解糖尿病的內在病因、內外環境對疾病的影響等等，進而有效的服務並縮小糖尿病群體。

“海量的樣本可以真正產生大數據，這些數據可以幫我們看到在上海城鎮化進程中慢病到底是怎麽發生的？這可以給正在城鎮化過程中的城市帶來什麽樣的借鑒意義？到底糖尿病會產生什麽樣的並發癥？這些並發癥到底是什麽樣子？”寧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按照他的計劃，目前該調研小組已經在全國25個社區完成第三年隨訪，目標是隨訪六年，“其實這三年的隨訪數據出來，就可以回答非常多的問題。”

在醫學上，有了這些數據，專家就可以知道對慢病應當如何進行管理，對慢病的很多內在病因，外環境、內環境的影響因素，以及具體的影響方式都可以有更量化的理解，從而對一座城市、一個社會的健康進行“精準把脈”。

“上海已經通過社區、區中心醫院以及市級醫院和公共防疫機構的連接，使得我們了解疾病譜的變化。這些疾病恰恰是慢性疾病，這些慢性疾病可以通過有針對性的工作，是可以去控制、減緩、減少它的並發癥，使得整體生命質量有所提高。”上海市衛生計生委主任鄔驚雷在會議現場談及了上海的情況，數據、科技正在這座城市的健康管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醫療機構、體檢機構、影像中心……醫療信息化需要無縫連接治病的每一環節，才能最終畫出一張完整的“城市健康數據圖”。

“如果打造了體系，就可以做新藥研發、疑難雜癥研究、建標本庫、常見病人群的研究。這個就需要互聯網大數據來承擔，換句話說，只有我們的數據量達到一定的地步時，才需要雲，如果只有兩個病人、4個數據，還需要雲嗎？一個小計算器就夠了。”寧光補充說。

數據對於一個城市的意義不僅僅是在慢病的治療上，疾病的預防也是重要環節。

目前國內體量最大的體檢機構美年健康通過對連續三年體檢客戶人群的體檢數據分析發現，具有某些指標的糖尿病前期病人轉化成為糖尿病患者的比例可以高達14%~18%，由此他們可以發現一些疾病發病的風險點，在公共衛生體系內，如果可以提前做好這些風險點的控制，就可以縮減糖尿病患者的人數。

“今年我們的服務客戶有1500萬左右，預計到2019年可以達到4000萬人，這是相當大的一個客戶規模，體檢作為醫療信息采集的入口，在海量體檢普查、篩選高危人群、精準評估和提供個性化解決方案等方面都可以幫助公共衛生體系更好的管理居民的健康。”在本屆健康促進大會上，美年健康董事長俞熔如此表示。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衛生總費用支出占GDP的比重約為6%，而在德國、法國、日本均約為11%，英國為9%，美國的這一比重接近18%。此前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周子君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是曾表示，按照預計，在未來10~15年時間，國家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會達到10%，按照現有價格水平計算，未來健康產業的規模將會達到10到12萬億。

IMF把脈中國：經濟繼續表現強勁，金融風險加速化解

7月18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董會結束了與中國的第四條款磋商，並於7月26日在美國華盛頓發布中國經濟2018年度報告，即第四條款磋商報告。

IMF認為中國經濟繼續表現強勁，預計2018年增長率將小幅下降到6.6%，原因是金融監管收緊措施的滯後效應以及外部需求的減弱。IMF執董們對於中國果斷將政策重點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的戰略表示歡迎，並對於近期在改革方面取得的進展表示贊賞，特別是采取降低金融風險的措施和持續推進經濟開放。

IMF建議，中國應該在現有改革議程的基礎上，利用當前的經濟增長勢頭，通過以下方式做到未雨綢繆：繼續控制信貸增長、加快推進再平衡進程、讓市場力量發揮更大作用、促進開放、實現政策框架的現代化。

IMF也提及，人民幣匯率與基本面基本一致，但波動性仍然低於新興市場貨幣，建議繼續擴大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並支持中國此前將逆周期調節因子調至零。

金融部門化解風險的速度加快

IMF認為，近兩年來，中國監管機構采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來處理金融體系高風險領域過度擴張的問題，例如銀行間借款、理財產品及銀行的表外業務活動。 關鍵措施包括：限制理財產品的增長以及銀行對可轉讓大額存單(屬於批發融資)的依賴度、更嚴格執行“穿透”原則，並調整貸款損失準備金計提要求，以鼓勵確認並處置不良貸款。

“這些措施不僅縮小了影子銀行部門的規模，也減少了銀行與非銀行之間的相互關聯。”IMF表示。2017年，銀行部門資產增長8%，為2016年增長率的一半，銀行資產總額占GDP的比率也自2011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融資成本稍有提高，反映了信貸風險定價更加合理。同時，風險差別化水平的提高也導致企業債券市場中的違約事件數量增加（但仍相對較少）。同時，央行維持了批發市場充足的流動性，以防出現任何系統性流動風險。

IMF也提及，中國最近宣布了針對大規模(占GDP的120%)資產管理業務的重要指引。隨著金融市場不斷放開，並且由於中國儲蓄率很高，資產管理部門近年來發展迅速，但其迅速擴張也反映出存在監管缺口，導致套利肆無忌憚。特別是，銀行依賴於“通道”業務，通過表外工具授信，以此替代銀行貸款。銀行使用多層中介和結構複雜且不透明的產品作為通道，將投資者的資金輸送給最終借款人，導致期限和流動性嚴重不匹配。

IMF認為，資管新規和理財細則有助進一步化解金融部門風險。值得註意的是，在規範資管行業的同時，近期監管部門也愈發重視去杠桿的平穩有序，並加強與市場溝通。

在2018年中國資產管理年會期間，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副局長陶玲就表示，在資管新規實施中，把握既要積極化解風險，也要給予金融機構轉型時間和空間，做到寬嚴有度。“例如，對於非標投資，堅持從嚴規範，但為避免影響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融資，允許公募資管產品適當投資非標，明確標準化債權類資產的核心要素，對非標回表作出安排，非標轉標的規則也在制定中。再如，對資管產品鼓勵基礎金融資產以市值計量，同時兼顧債券、非標等資產投資的現實情況，允許滿足一定條件的產品以攤余成本計量。”她稱。

她還表示，要進一步加強與市場溝通，增加政策透明度，消除不確定性。資管行業聯通多類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牽一發而動全身，促進行業規範是一項長期任務，需要人民銀行、金融監管部門不斷認識規律，持續改進和完善監管，也需要金融機構鼎立配合、主動調整。

繼續改革、未雨綢繆

盡管IMF對中國近期取得的進展表示肯定，但也認為，中國仍應該在以下幾大方面做到未雨綢繆：繼續控制信貸增長、加快推進再平衡進程、讓市場力量發揮更大作用、促進開放、實現政策框架的現代化。

針對信貸增長，IMF認為，盡管中國信貸增速得到控制，但應提高信貸效率，持續改善信貸配置，以減少信貸擴張放緩對經濟增長造成的拖累。

報告提及，例如，金融機構需要在2020年年底前處理完不合規的資管產品。將這些產品的信貸重新中介化、轉變成正常的銀行貸款（其資本風險權重和貸款損失撥備通常更高），這應該會逐步影響到銀行擴張信用的能力，並提高風險差異化。為了進一步改善經濟中信貸配置的整體效率，應強化國企 （特別是地方國企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預算約束。監管機構還應考慮收緊宏觀審慎政策，以控制家庭債務的快速增長。

就再平衡進程而言，IMF認為，2017年中國的再平衡速度放緩，體現為消費對GDP的貢獻自2013年以來首度出現下滑，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增速也有所放緩，收入不平等程度仍較高，原因包括外部需求、國內政策支持以及生產者價格指數再次上漲。這些也凸顯加速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

針對讓市場發揮更大力量，IMF建議中國應該更果斷地開展國企改革。對“管資本”關註的同時，應采取措施使國有股東與國企管理層保持距離，增加國企上繳預算的紅利，完成國企社會責任向政府的轉移。

就促進開放而言，IMF認為，與其他二十國集團的新興經濟體相比，中國在服務貿易和投資方面的開放程度仍相對較低。對此，中國表示，中國仍將承諾堅持自由貿易與多邊主義，在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12 大部門的160個分部門中，中國承諾開放9大部門的100個分部門，接近發達國家平均承諾開放108個分部門的水平。

近期中國也采取了多項措施以擴大開放，包括：降低了多個外商投資準入門檻(如金融服務領域)、大幅削減了汽車及多種消費品的關稅以及就服務貿易開展試點項目。

提升人民幣匯率彈性

2017年，中國經常賬戶順差與GDP之比下降了0.4個百分點，降至1.4%，IMF預計2018年將進一步縮小到GDP的0.9%。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在2017年基本穩定，IMF評估認為人民幣幣值大體符合基本面，同時認為匯率的彈性應該進一步提升。

報告提及，中國人民銀行同意應繼續提高匯率彈性，保持匯率處於與國際收支相符的合理均衡水平。

IMF認為，人民幣每日交易區間的中間價定價機制應當是透明和自動性的。2017年5月人民銀行引入逆周期調節因子，央行對此的解釋為，“之前人民幣曾存在非理性、自我實現的貶值壓力，而逆周期調節因子有助於更好地反映宏觀經濟的基本面。 但逆周期調節因子在決定貨幣價值方面並不發揮決定性作用，且其目前已被回調至零。”

近期，交易員普遍反饋，人民幣匯率已經在真正意義上變得更加市場化，這表現為美元/人民幣短期、歷史波動率已逐步接近成熟市場貨幣，機構預計人民幣未來雙向波動將進一步擴大。

“現在人民幣的波動可以說已經非常市場化了，因此交易和風險對沖的難度和要求也開始提升。”某國內人民幣報價銀行金融市場部交易主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責編：林潔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