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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上而下的工會體系中，農民建築工自下而上建立工會的空間有多大？

◎ 本刊記者 藍方 文在北京市總工會的白色門牌前，四位農民工一字排開，舉起寫有“我們是建築工，我們要建工會”的打印紙。一共12個字，每人兩只手不夠用，又用嘴叼起第三張紙，模樣有些滑稽。市總工會前行人注目，有人議論著，“這年頭還有這種事？”這是2013年4月11日，工人們第四次來到位於北京市總工會大院內的北京市建築業工會。他們希望在北京市建築業工會下，成立北京市建築業外來工工會。

一如既往，保安並未允許他們進入院內。其中一位工人何正文打電話和工會副主席交涉，作為代表進入院內與領導面談。結果並不出人意料 ：領導的答複依然是“需要研究，統籌考慮” 。

此行的四名工人來自不同省市，在北京的不同工地幹活，有的是一線工人，有的是底層小包工頭，為組建工會走到一起。他們都曾遭遇欠薪、工傷等糾紛，在一次次高成本或無結果的維權後，將組建工會作為自己最後的維權途徑。

他們認為，中國建築工人面臨諸多權利困境，大多源於勞動合同缺失。而工會最重要的作用是，代表工人集體協商，在工資、勞動保護、福利待遇各方面與資方博弈，談判集體合同，從源頭上做實工人的權利。

權利無保障

25歲的黃文寶，河南信陽人，在四個工人代表中最年輕。他16歲便外出打工，八年前來到北京，從一線木工逐步成長為小包工頭。

“不被坑蒙工錢的情況很少，不同的只是數額多少。 ”他不乏與資方對抗、維權的經歷，對他最有觸動的是2012年4月底的一次討薪事件。

在北京六里屯永豐路的一個建築工地，黃文寶和另外幾個小包工頭，帶著七八十個老家的工人承包了一棟樓的木工活。黃文寶介紹，地下室部分的木工是最難的，基本得賠錢幹，要把地面部分做出來，才可能掙錢。兩個月後他們完成了地下室的工作，項目部卻拖延供料，變相讓他們走人。黃文寶理解，這是勞務公司利用他們幹完最難的活，剩下部分交給自己人做。 黃文寶只好帶著工人撤離。

但勞務公司只願按工程進度結款，不同意按出工天數為工人結算工資。由於地下室的工程費工，再加上供料拖延，時間長、出活少，工人到手的工資大不如預期。雙方產生矛盾。

這種情況在建築行業司空見慣。工人常因為各種理由被工地驅趕，工資也被變相克扣。原因是包工頭與工人間沒有合同，靠熟人關係維繫合作；一些上層的包工頭會與發包方簽協議，而底層的小包工頭得到的往往只是口頭承諾。

勞務公司與工人之間亦沒有勞動合同，這既可確保用工的靈活性，也規避了 《勞動合同法》要求的一系列福利標準帶來的高成本。勞務公司通常用空白合同應付政府部門監察，且由公司單方保留。在民間機構的調查中，2012年底仍有高達89.1% 的建築工人沒有規範的勞動合同。勞動合同的缺失，使工人無論在用工期限、工資福利還是勞動保護方面都缺乏保障。發包方一旦違背最初的口頭承諾，工人維權缺乏有力證據，在層層關係間輾轉，討薪或者工傷索賠都異常困難。

沒有合同

由於沒有紙面合同，勞務公司單方面的“違約”讓黃文寶束手無策。工人們集體前往項目部討薪，但勞務公司並未接受工人提出的標準。

工人們於是計劃到海澱區政府投訴。獲知工人們都沒有勞動合同後，監察員提出只能按北京市最低工資結算，即每月1260元。

工人們無法接受這一方案。一些年輕工人指責監察員辦事不公。雙方發生推搡，十幾個工人終因“妨礙公務”被警察帶走。爭執中，一位監察員“多處軟組織挫傷” 。盡管只是輕微傷，第一個拍桌子的工人還是被法院判刑半年。

這樣的結果讓黃文寶震驚， “明明是我們被欺負、是弱勢群體，政府應該 為我們主持公道，結果怎麼是這樣？”黃文寶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勞動合同是保障其權利的第一步。

“如果有一份勞動合同，工資、福利、節假日、安全保護都寫得清清楚楚，維權就有了依據。 ”黃文寶說。但這份合同，僅依靠工人一己之力，不一定能得到。

參與此次爭取組建工會的包工頭李建華感受更為深刻。也是一次討薪衝突，李建華因與對方互毆而被判拘役五個月。他在獄中學習了不少勞動法知識，開始把“人類福祉”掛在嘴邊。

此後，這個45歲的原國企工人，每帶工人去一個工地，首先要求勞務公司和每個工人都簽訂一份勞動合同。但工地不久總是以各種借口讓他帶工人離開。一年半來，李建華和工人們換了十五六個工地。

按照法律，簽訂勞動合同乃是用人單位的法定責任，政府部門有義務監督。

若用人單位違規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需要支付雙倍工資。何正文成了北京建築業第一個和這些條文較真的人。在一次工資被克扣後，他不僅申請仲裁討要薪水，更要求勞務公司支付不簽訂合同的雙倍工資。歷經一年兩個月的仲裁、訴訟和強制執行程序，何正文終於得到了相應的賠償。但當他到下一個工地打工時，依然無法得到一份應有的勞動合同。

何正文認為，比事後走法律程序討要勞動合同更有效的手段，是工人們與勞務公司集體談判，要求對方按法律規定簽訂勞動合同，雙方協商確定不低於法律要求的勞動保護和工資標準。在不少學者眼中，這也是倒逼建築行業層層 分包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在與一些到工地普法的大學生志願者接觸後，工人們意識到，自己所理解的“集體談判”載體就是工會。

“工會是我們用排除法逐一篩選出的、最後一個可能的維權形式。 ”盡管此前從未接觸過工會，但黃文寶認為，工會將成為工人捍衛權利、與資方談判最有效的工具。

身份怪圈

工人們開始設法加入中國現有的工會組織。 中國工會的基層組織形態非常多元。

其主體是依托用人單位組建的企事業單位 、機 關 工 會 。在 社 區 和 行 政 村 ，有 村 級 工會 。企 業 職 工 較 多 的 鄉 鎮 、城 市 街 道 ，可 以組建基層工會聯合會。同一行業或性質相同的幾個行業，也可以組建產業工會。

根據法律規定，中國的工會有集體協商之責，也是與資方簽訂集體合同的主體之一。

2012年10月，欠薪維權以工友入獄告終後，黃文寶開始打電話咨詢，怎樣才能加入工會。他先後聯繫了北京市總工會、北京市建築業工會、大興區總工會，被建議的入會路徑基本相同：加入企業工會或依托企業組建工會；亦可去自己所在街道或社區工會服務站聯繫。

黃文寶首先找到自己工地的總承包商——北京城建集團，對方讓他找分包的勞務公司。這家“空殼”的勞務公司在廣東註冊，工人和勞務公司之間並無直接勞動合同，這意味著他根本不可能以員工身份加入勞務公司的工會。

街道工會的答複也大體相同 ：他需要先要成為企業員工，加入企業工會，才能加入區域的聯合會。

而在產業工會一級，北京市建築業工會也明確告知，建築業工會不接收個人會員，要入會就得參加會員企業的工會。

問題的核心又回到了勞動合同上。

“我們就是沒有勞動合同，才想著要參加工會 ；結果不讓參加工會，又是因為我們沒有合同。 ”何正文感慨， “這不就

是雞生蛋、蛋生雞嗎？”

不過，工人們自己心裡也沒數，即便參加了這個由上而下組建的工會，它真的就能出面為他們談合同、維權嗎？

曾在北京打工多年的建築工姜日富是少有的工會會員。北京市總工會從2003年開始探索，由各省市駐京辦事處的建管處負責審批管理，督促各省來京的施工企業依托主要的項目部建立工會聯合會。2004年，姜日富在他打工的工地加入了項目部的工會。不過，當時他的身份是基層管理人員，和勞務公司簽有聘用合同。普通的工人很難被發展成工會會員。

姜日富回憶，項目部組織過一部分工人開會、登記，此後就沒有任何活動。

項目結束後，工人們各自離開去下一個工地，項目部的工會便不知如何運作了。

2010年，姜日富遭遇欠薪。這時他想起了自己的工會證，於是前往北京市總工會尋求幫助。總工會將他介紹到工會的職工幫扶中心，後者又為他聯繫了北京義聯勞動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下稱義聯） ，這是一家專門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組織。 “義聯確實給我幫了忙。 ”姜日富回憶， “但人家有沒有工會證都會幫忙。看不出工會究竟有什麼特別的作用。 ”

基層行業工會待破題

加入工會受阻，工人們於是想自己組建一個基層工會。

據《中國工會章程》 ，只要有會員25 人，就可以在企事業機關單位、社區或行政村申請組建基層工會。 “自上而下推動建會與自下而上主動建會相結合” ，也是近年來各地工會的一致口徑。

事實上，在廣東等省市，已不乏工人在上級工會指導下，在企業自發申請成立基層工會的案例。與此同時，深圳也在基層工會改革方面積極探索，通過直選主席、集體協商等方式，逐步坐實工會權利。

而沒有勞動合同的建築工人組建企業工會無門。對他們而言更為現實的方案，是利用全國總工會“工會進村”行動，在流出地組建村級工會。2010年初，河北省邢台市隆堯縣重賢村數十位常年在外務工的建築工嘗試建立村級工會。

工人們選舉出了籌備委員會，向縣級工會遞交了申請，盡管主席仍由上級工會指定的村支書來擔當，同時，工人們還 選出了一名工人身份的副主席。

可惜，工會組建後，會員大會還沒 來得及開，會員們便各自出門打工。這個流出地的村級工會除了在春節時組織法律培訓，無法開展其他實質性工作。

該案例為後來者提供鏡鑒。此番工人明確了組建工會的策略：必須要在流入地組建工會，既然企業工會行不通，那就直接建立行業性的農民工工會。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學者聞效儀介紹，中國工人建立基層工會，主要是依托企業；直接建立基層行業工會確實沒有先例。而《中國工會章程》中，對於地方產業工會的設立，也表述為“由同級地方總工會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確定” 。

工人們則期望北京市建築業工會能“指導”他們， 在其下設立一個農民工“分會” 。黃文寶介紹，如果工會能夠順利成立，農民工進城打工時就可先入會，由工會出面和他的勞務公司談判，包括工資、福利、社保、休息時間各種事項，“保證建築工和其他行業工人一樣，擁有應有的權利” 。

新一輪行動從2013年3月開始。有類似意願和經歷的建築工選舉成立了籌備小組，開始準備申請材料。

工人們前後三次來到北京市建築業工會提出申請。答複是在市建築業工會之下成立分會，尚無先例，需要 “內部討論” 。期間，北京市建築業工會副主席張家森介紹工人們前往北京市總工會下的外地在京施工企業工會聯合會咨詢，一位姓郭的女士仍然建議工人們回到企業，依托企業參加或建立工會。

按照上級工會的指示，工人們向自己工作的工地提出簽訂勞動合同、加入工會的要求。然而，第二天這些工人就又被趕出了工地。

工人們將這些經歷寫成報告，在4月11日再一次來到北京市建築業工會，希望領導們能夠有所回應。

事實上，收到工人的申請後，張家森就工會章程的修改向全總組織部遞交了建議，希望全總對建築工因合同缺失無法加入工會的問題“統籌考慮” ，建議對這些流動性很大的農民工，採用在行業建立聯合工會的辦法，吸收他們入會。

工人們看到了些許希望。他們準備下一步繼續與北京市總工會聯繫，獲得更明確的回應。 “按照法律規定，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體力勞動者就可以加入工會。 ”何正文說， “但為什麼我們加入不了工會，又建立不了工會？我們要一個說法。 ”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演變，美國也啟動了環境保護政策，讓節能減碳的綠建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我們飛越一萬一千公里，來到舊金山，看到智慧生態城市如何回歸自然，也看到城市永續生命力的典範。

撰文‧梁任瑋 攝影‧陳品豪低調的灰色外牆、搭配簡約的玻璃帷幕，坐落在舊金山金門大街五二五號的這棟建築，事實上是一個政府機關，它是甫於二○一二年獲得美國ＬＥＥＤ綠建築最高白金級標準認證的舊金山市政府水利局大樓，去年八月完工以來，已吸引全球各地開發商絡繹不絕到此地取經。

ＬＥＥＤ，是「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的簡稱，這個由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USGBC）發行的綠建築認證，一九九八年正式公布以來，已成為世界上最具權威的綠建築評估認證系統。

綠建築地標

舊金山水利局新總部

「水是我們水利局的經濟命脈，這棟大樓設計的理念也圍繞著水。」為了接待每個月大批的來訪賓客，舊金山水利局甚至有獨立的公關部門負責導覽，該局公共關係經理簡自遠說，二○一○年興建的水利局大樓，耗資三．六二億美元(約台幣一○五億元)，二○一二年完工，雖然營造時間與一般大樓無異，但這棟建物的成本較一般建物高，換算每坪建築成本四十萬元，約比當地商辦高三分之一。

舊金山水利局大樓是美國少數設有汙水處理系統的辦公大樓，也就是說這棟大樓不會排放任何汙水到建築物外頭。

簡自遠指著大門旁邊的一面小瀑布牆解釋，大樓在設計之初，就規畫了一套利用植物以自然方式過濾回收大樓裡的廢水，「每天處理的這五千加侖汙水，可百分之百滿足大樓的低流量馬桶和小便池的用水，透過潮汐的溼地原理，將廁所累積的水肥過濾後，再作為中庭園藝的澆灌水，在水資源上盡量做到自給自足的境界。」汙水回收提供大樓過半用量簡自遠說，過去，一位辦公室員工每天用水量約十二加侖，但自從利用植物自然處理方式後，每人用水量降至五加侖，再加上大樓的雨水收集系統，每年可以儲存二十五萬加侖的水用於室外灌溉系統，舊金山水利局大樓省水率高達六○％。

為了落實綠建築精神，整棟舊金山水利局新總部也大量使用回收材料興建，包括以融合粉煤灰與爐渣的混凝土取代傳統水泥，減少碳排放量；室內並使用高架地板配合空調，可減少使用五一％的暖氣與冷氣電力，而且大樓四面全部設計為落地窗，充分將自然光引進室內，離窗戶愈近的座位，燈具照明愈少，降低電費。

由於空調占據一棟大樓三分之二以上的能源，所以，在水利局每個辦公座位底下，就有一個空調出風口，如果覺得悶熱就把風扇打開，若離開辦公室就關閉，可以大量減少大區域空調的耗能浪費，因此，與一般辦公大樓相比，該樓可節省三二％的能源消耗量。

特別的是，由於水利局的基地面積只有五百坪，所以地下室只有四個汽車停車位，其餘空間都是停放單車的位置與淋浴間，鼓勵員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用具體措施降低溫室效應氣體排放。

此外，水利局大樓門口剛好是一個風口，於是建築師將太陽能風板設計在此，外牆裝設一千四百片小塑膠面板，白天當微風徐徐吹過，在日光照射下顯得閃閃發亮；到了夜晚打上燈光，就像有上萬隻螢火蟲飛舞。除了裝飾作用，夜間照明所需要的電力，全部由隱藏在塑膠面板後頭的四座風力發電渦輪所供應，每年可生產二十二．七萬瓩電力，相當於全年七％的用電量。

坐落在金門大街上的水利局大樓，雖然樓高十三層，但卻絲毫不影響對面小學的「日照權」。站在該大樓門口，可明顯看到正對小學的那面牆以拋物線形狀往內凹陷，目的就是為了不讓大樓的陰影遮蔽了小學白天被太陽照射的權利，這個設計也特別獲得ＬＥＥＤ讚賞，讓這棟被稱為「螢火蟲大樓」的公家機關，成為舊金山最火紅的綠建築大樓。

舊翻新典範

莫斯康會議中心

事實上，舊金山從早年布滿貨櫃船的海運港口，轉型成為每年湧入一千四百萬名觀光客的旅遊勝地，其成功突圍，靠的就是持續不斷的創新能力，而綠建築就是其具體實踐的方式之一，舊金山友好城市組織主席田沐霖說，除了鼓勵建造綠建築，舊金山政府也推廣舊建物翻新成綠建築。

去年五月，舊金山最大的莫斯康會議中心(Moscone Center)，申請到ＬＥＥＤ金級認證，是美國西岸第一座得到綠建築認證的展覽館，一棟屋齡已經超過三十年的會議中心要改造為綠建築，莫斯康的作法是靠多元的「彈性」空間使用，讓龐大的會展場所，充分發揮每一吋坪效。

莫斯康會議中心由美國知名建築師事務所ＨＯＫ設計，但三十年前即預留水電、瓦斯、排水、光纖等接口，沒想到當年這個前瞻性的硬體設備，如今卻成為改裝為綠建築過程最重要的骨幹。

為了符合綠建築規定的水資源利用效率標準，莫斯康會議中心安裝低流量的水管，減少室內用水量的四○％以上，此外，也在會議室附近放置飲水機，希望來參加會議人士自備環保杯，讓寶特瓶數量減到最少。

對於長期國內公共場所男女廁所需求及使用失衡的問題，莫斯康會議中心也以彈性的規畫，讓原設計為男、女性分開使用的設施，可以改變為彈性化的使用。莫斯康會議中心助理總經理鮑伯指出，設計的細節在於擦手紙直接放置在距離洗手枱最近的位置，這樣可以避免洗手後為擦手、烘手將手上的水滴在廁所地板，造成溼滑形成的潛在危險。

回收展覽垃圾用作地毯

在節能材料和資源運用上，莫斯康會議中心每月大約產生一百五十噸展覽後產生的垃圾，但卻可以讓回收率達到七六％，最主要是地毯、天花板和廁所瓷磚，都是由回收的內容材料製成。

同時，莫斯康會議中心也採用有相互連結扣環的座椅，不僅排列起來整齊劃一，不容易傾倒，這樣的設計有助於避免座椅傾倒而造成意外逃生時的障礙。

此外，莫斯康會議中心屋頂也裝設了六萬平方英尺的太陽能電池，不僅可以供應建築物所需的五％電力，也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相當於每年種植六十二畝的樹木。雖然莫斯康會議中心產生的再生能源替代率並不高，但卻證明了，老建築物也可以透過綠建築賦予新生命。

石油城市新地標

德文能源中心變身綠建築

將場景轉到位於奧克拉荷馬州的德文能源企業總部（Devon Energy Center），則是另一個傳統商辦變身綠建築的故事。

德文能源是世界最大的獨立石油及天然氣探勘開發公司，去年秋天，樓高五十層的德文大樓落成，不僅是奧克拉荷馬州最高的商辦大樓，更是這座石油城市的新地標。

作為能源產業龍頭，德文大樓的外觀絲毫感受不到冰冷而壓迫的疏離感，取而代之的是溫暖的原木桌椅與明亮的採光，因為這棟大樓有二七％是利用資源回收物混合的混凝土興建，此外，有六五％使用的木材，是來自經過認證的森林，一進入大廳，挑高六層樓高的空間，搭配無邊際水池，彷彿就像是來到五星級飯店般優雅。

德文大樓的設計是以先進的環保技術標準，提高自然光源的使用率，例如中庭牆壁裝飾沒有利用燈管，而是讓自然光折射到彩色塑膠板，散發出琉璃七彩的顏色，從地板到天花板的視覺與內部和外部的遮陽裝置，都利用大量的採光玻璃。

為了降低使用自來水量，德文大樓也使用高效灌溉設備提供花園澆灌，可降低飲用水消耗的五○％以上，因此在大樓四周種植的大量樹木顯得生氣盎然，也替奧克拉荷馬州原本單調、晦澀的平園景觀，增添了大量綠意。

美國總統歐巴馬為了振興經濟，持續推動乾淨的再生能源使用，發展綠能產業，不僅投入大量經費建置智慧電網與電表，拜全球綠建築風潮所賜，也讓綠建築如雨後春筍般在美國各地冒出頭來。

隨著環保意識已被不少公司視為必備的企業社會責任，近五年來，台灣已有超過七十個註冊ＬＥＥＤ的案例，其中二十五座獲得ＬＥＥＤ認證的建築，除了廣為人知的台北一○一大樓、台積電新竹總部與晶圓廠之外，今年初剛啟用的遠雄企業團信義計畫區總部也是ＬＥＥＤ成員之一。

從美國兩座城市、三棟建築的變身故事，不僅看到綠建築的魔法棒讓城市的天際線更多元，也讓我們看到了建築物生命力得以永續傳遞下去。

認識LEED

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頒發的綠建築認證（LEED），推動建築物永續設計與建造，有六項目評估建築性能：一、永續性基地開發；二、用水效率；三、能源與大氣；四、材料與資源；五、室內環境；六、創新與設計過程。

舉例來說，綠建築大樓裡應該盡量使用替代性交通工具，甚至鼓勵減少停車場的設置與容量。此外，綠建築必須擁有創新廢水處理的技術，降低日常用水量。

十月二十四日，在世界的注目下，由安藤忠雄設計的「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終於正式開幕，從二○○七年到一三年，耗費六年，亞大美術館終能與世人見面；若論催生「台灣第一座安藤忠雄建築」的時間，台灣，已經等了十年。

台灣有沒有得過普立茲克獎的國際大師建築？答案是肯定的，但卻已是半世紀前的事。六○年代時，曾有三位國際大師為台灣設計三座建築，但在六○年代後，台灣與國際建築的接軌長期停頓，直到今年，由札哈．哈蒂（Zaha Hadid）設計的新北澳底共生住宅、伊東豐雄設計的台大社科院，以及安藤忠雄設計的亞洲大學美術館相繼完工，台灣土地上，才又有了國際級的大師建築扎根。

其中，安藤建築從邀請大師設計到落成，歷經重重磨難。○三年，時任交大建築所所長的劉育東成功請到安藤忠雄為交大設計建築館、美術館，設計案雖已成形，但因在地建築師經驗不足、行政程序繁瑣困難等問題，只能宣告安藤建築興建無望。

劉育東回憶，當他沮喪地向安藤忠雄回報交大建築館的工程無望時，大師反過頭來安慰他：「不要急，建築就是這樣，會耽擱、甚至蓋不成，但有些傑作，是在耐心等候下完成的。」

工程難度高

光營造團隊就找了十個月

而後，安藤忠雄在台灣知名度愈來愈高，也有許多人希望透過劉育東請來大師，為天主堂、佛院或是旅館設計建築，甚至連中國大陸少林寺的住持都親筆來信表達意願，當時劉育東只有一個想法：「成功，不必在我，可以不在交大，在台灣就夠了。」二○○七年，劉育東接到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的電話，希望他擔任建築顧問，請安藤忠雄為亞洲大學設計一座美術館，當兩人飛到大阪安藤事務所時，仍深怕會被大師婉拒，「沒想到，安藤先生竟然做好了亞洲大學的基地模型！甚至秀出了九個設計方案！」大師的允諾，其實只是困難的開始。為了實現「在台灣蓋一座安藤建築」的崇高理想，回國後，劉育東由交大借調至亞大擔任副校長，全權負責安藤美術館的一切事宜，原定○九年九月動土，卻又遇上安藤忠雄罹癌，必須手術、休養，短期內無法前來台灣；最嚴重的是，遲遲未能找到符合安藤水準的營造團隊，讓動土日程一再延宕。

即使在日本，安藤忠雄的混凝土建築都屬於難度最高的工程，但他要求海外也必須達到「日本水準」方能動工。歷經兩次公開招標，台灣的營造廠仍全數出局，沒有一家廠商試做的混凝土模型通過標準，在台的日本營造廠也不願接下如此困難的案子；這一找，讓劉育東足足尋覓了十個月。

在擬定的計畫日期即將迎來「死線」，再找不到營造廠就得宣告停工的前一日，安藤事務所終於說動熟悉安藤建築的石田工務店，派出六位資深匠師駐台，協助台灣的營造團隊共同施工，台灣第一座安藤建築才終於見到曙光！

建築水準高

全球安藤建築中前五難

究竟安藤忠雄的混凝土建築有多難蓋？能考倒台灣最精良的營造廠，甚至讓蓋過安藤建築的日本匠師不願再度動手，要三顧茅廬才願來台協助建造。

劉育東解釋，混凝土多作為建築結構材料使用，一開始根本沒人會想將混凝土當成表面材料，但二十世紀的現代建築大師柯比意率先將混凝土外露，展現其粗獷的質樸面貌，也帶起一波混凝土建築風潮；安藤忠雄崇尚柯比意的混凝土建築，但卻致力於將其轉化為細緻、內斂、質樸、沉靜的面貌，要做到這般水準，才能稱為大師級的藝術作品。

「第一重要的就是水泥品質，我當時特地北上拜託台泥董事長辜成允，請他給我們一級水泥，並且要同一批出廠、一次進駐最靠近工地的台泥台中大肚廠。」劉育東笑說，這要求其實相當不合理，「同一批」是為了要精準控制混凝土色澤一致，但要台泥長期囤貨，簡直就是叫人家做賠錢生意。

更困難的是拆模，在日本，拆模是非常重要的儀式，僅能由年紀最長、手藝最精的老師傅親自動手，如果讓經驗不足的後生晚輩拆模，劉育東形容：「就像打開蛋糕盒時，一個不小心將蛋糕碰壞。」模板，就是形塑清水混凝土平滑洗練風貌的最後關鍵，千萬不可在拆模時功虧一簣。

在動工前於大阪召開的台日六方會議（安藤事務所、大元事務所、德昌營造、成舜機電、石田工務店與亞洲大學）中，為了要求精準度，安藤忠雄甚至拿出清水混凝土的施工模型，親自示範施工標準。

劉育東回憶，在一樓牆面拆模當日，安藤忠雄的副手岩間特地來台驗收，當石田工務店的領班山根慢慢拆下模板，清水混凝土顯出如絲般光滑的色澤時，岩間露出滿意的微笑，這一笑，才讓忐忑不安的營造團隊吃下一顆定心丸。

岩間更私下透露，亞大這座美術館，是全球幾百座安藤建築中，最困難的前五座。劉育東轉述這句話時，仍止不住笑意，「你能想像嗎？台灣的亞大美術館，能與日本的住吉長屋、六甲集合住宅、淡路夢舞台，還有德國的朗根美術館相提並論！」

自我要求高

籌備施工期遠高於同等建築能被要求極高的安藤忠雄肯定為幾百座安藤建築中，施工難度前五高，亞大美術館的建造過程確實充滿磨難，稱之為「意志」下的產物也不為過。

今年五月，亞大美術館的工程進度已經完成九九．九％，僅剩下二、三樓的展覽空間必須鋪上○．三公分的混凝土作為地坪，建築師事務所與日本監工更已準備在月底撤離，這○．一％的小工程，眾人都不以為意，未料在鋪設完成後，竟出現顏色落差、鏝刀抹痕，甚至有抹不去的工人腳印！

「開館倒數四個月，那時候所有團隊都準備撤退了，連安藤事務所都說只要小改善就好，我該怎麼做？」劉育東自問，卻遲遲無法決策，但蔡長海一聲令下：「敲掉吧！做到最好！現在不改，等到展品搬進去，連改善機會都沒有。」有了業主支持，營造團隊咬著牙、忍著想回家的心情，閉館大修兩個月，「牆要敲掉只要推土機，但○．三公分的地板表面層，加起來有三百坪，只能用人工慢慢敲掉、重做。」事實上，亞大美術館建坪一二四四坪，僅能算是中型建築。一般來說，同等大小的建築只要花兩個月設計、兩個月畫施工圖、八個月施工即可完成；但從設計到動土，亞大美術館已籌備四年，原定五百天的施工期，更因要求完美而拉長到一千天，到今年七月底才真正宣告完工。

自我期許高

用藝術建築與國際對話

「動工這兩年半來，安藤事務所賠錢、大元事務所繼續賠錢、德昌營造一定賠錢，亞洲大學花費無數人力物力，大家只為了成就一座國際級的美術館。」可以說，帶領團隊突破重重困難的，正是這份「打算在台灣蓋出不輸日本品質建築」的執著意念。

有人會問，為什麼台灣第一座安藤忠雄建築，會在中台灣一所年輕的私立大學裡？其實，在蔡長海決定辦學前，曾走訪哈佛、史丹佛、牛津、劍橋大學等世界一流名校，「我發現，這些名校都有美術館、博物館，但台灣的一流大學卻缺乏這塊。」蔡長海說道。

於是，蔡長海在創校時就決定要蓋一座世界級建築水準的美術館，「這棟建築物本身就要是美術品。」不可思議的是，在一二年底時，亞洲大學憑藉還在施工中的安藤美術館，成功邀集了哈佛、史丹佛、劍橋、牛津、東京大學五所名校的美術館或博物館館長來台參加論壇。

劉育東轉述史丹佛大學肯特藝術中心館長康妮的話：「即使在今天的史丹佛，要蓋國際建築雖無經費問題，卻無人願意花時間等待，成就一座大師建築。」下一階段，亞大美術館將啟動與世界大學間的藝術交流合作，而矗立在中台灣天空下的安藤建築，也將成為台灣接軌國際建築的二十一世紀起點。

劉育東

出生：1963年

現職：亞洲大學副校長、講座教授經歷：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所長學歷：哈佛大學建築設計博士、麻省理工學院共同博士研究

透視安藤忠雄

你不能錯過的線條之美

安藤忠雄美術館的關鍵密碼建坪1244坪，工程總額逾5億元，單位造價比台北101還高。

2011年1月24日動工，2013年7月31日完工，施工期長達919天。

十年苦鬥─

安藤忠雄的美術館

作者︰劉育東

採訪整理：楊麗玲

出版：天下文化

2013.10.21上市

美術館之眼

三樓展廳的大片玻璃試燒一次要100萬元，燒到第三次才成功；透過一覽無遺的大片玻璃，參觀人群也成為被注視的主體。

層次豐富的安藤講堂

階梯式的講堂可容納106人，對外出租一次2萬元；講堂壁面全由木材拼接，由淺至深、由深至淺，拼出富層次感的空間。

鎮館之寶《沉思者》

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為提高美術館層次，花費105萬歐元買下羅丹的大型《沉思者》，為全球編號第18件作品。

地板也是工藝

安藤忠雄評為「比日本還要精準」的石材工藝，由一塊塊梯形石材拼出一樓大廳的三角形地板。

撰文‧鄧 寧 攝影‧陳俊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