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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蟄居青年人數6年翻一番

巖井秀人是日本一名成功的劇作家，然而16歲時，他曾把自己關進房間，4年沒有出門。

15歲時，他因為嘗試自力更生遭遇失敗，對自己、對世界都失去了信心，於是便躲在家中逃避現實。他說，他就呆在自己的房間里，整日玩遊戲、看電視和體育節目。

“蟄居族”興起

近日，日本內閣府發布調查顯示，年齡在15-39歲之間、過著類似生活的人，目前在日本有54.1萬。

日本厚生勞動省將這類人稱為“蟄居族”(hikikomori)，指那些至少有六個月沒有出門上學或工作、也沒有與人交流的人。日本國立精神神經醫療研究中心則將“蟄居”定義為“由於各種因素，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減少，長期未就學或工作接觸自家以外的生活空間的狀態”。九州大學神經精神病學教授加藤隆宏表示，現在該詞既可以指完全閉門不出的人，也可以指很少出門活動的人群。

該調查開展於去年12月，涵蓋5000戶至少有一名成員在15-39歲之間的家庭。這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二次展開此類調查，上一次是在2010年。

結果顯示，在這54.1萬蟄居人群中，已經蟄居三到五年的占28.6%，蟄居五至七年的占12.2%，蟄居了七年或以上的占到34.7%。

另外，10.2%的人在35至39歲間開始蟄居，是2010年調查結果的兩倍;34.7%的人在20-24歲之間開始隱居生活，較2010年上升約13個百分點。

加藤隆宏表示，2016年的內閣府調查仍然存在缺陷，因為40歲及以上的成年人中也不乏蟄居者，但調查並沒有涵蓋這一人群。

出現原因

蟄居族的出現有其時代背景。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企業破產，員工失業，自殺人數不斷攀升。在溫室中長大的一代不再具有戰後一代人的執著、忍耐、吃苦精神。一些人一旦遇到挫折，便會選擇逃避，蝸居在自己的角落里。

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此前對中日韓三國高中生的一項研究表明，當代日本高中生的進取心相當消極，逃避社會重任的心理極為強烈。不少日本高中生對“將來成氣候”的問題持消極態度，認為那樣“責任將變得沈重”“自己的時間將會丟失”。“強烈想變得偉大”的日本高中生僅為8%，而持這一想法的中國和韓國的高中生則多達22%至34%。

日本精神病學家、蟄居現象權威專家齋藤環表示，問題主要出在家長與子女之間的關系。在日本，家長會對子女施加巨大的壓力，對男孩尤甚，父母的期待常與孩子自身願望相違背。孩子一旦遭遇挫折，往往就會失去自信和自尊，繼而走向自我封閉。他認為在後工業化社會之中，社會與家庭結構出現巨大的改變，很容易出現蟄居問題。

九州大學神經精神病學教授加藤隆宏認為，其中固然有心里因素的作用，如抑郁和焦慮等，但文化和社會的影響也不可忽略。

他表示，少與人交往者一旦被迫進入高壓工作環境，一時之間可能會難以應對。這些人承受能力較弱，漸漸會感到不堪重負。而過上蟄居生活的男性多於女性，或是因為日本社會對男性有著更高的期望。這些人只要一遭遇挫折，就會灰心喪氣，希望將自己封閉起來。

此外，動漫、遊戲、網絡等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日本開發出了高度複雜的虛擬世界和網絡交流系統。對動漫迷來說，蟄居好似一種精神標桿，他們可以在“二次元世界”里風生水起、春風得意，找到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得到的安全感和滿足感。

虛擬高中應運而生

由於面臨勞動力嚴重短缺、高齡少子化的問題，日本政府和民間組織開始采取措施，積極為蟄居人群提供幫助，以遏制當下的蟄居族增多之勢。

齋藤環認為，蟄居狀態類似酗酒，因此對於這種現象，支持網絡至關重要。

目前，神經精神病學教授加藤隆宏正在和福岡的一個支持中心合作，為各個年齡段的蟄居族提供治療，幫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

他強調，面對選擇閉門不出的子女，父母的態度尤其需要轉變，另外，團體治療也有助於他們重新融入社會。

在巖井秀人年輕時，日本還沒有提供此類支持的機構。到20歲時，他意識到走出這一局面只能靠自己，於是漸漸聯系起昔日的朋友，開始在人比較少的晚間時段出去踢球。

日本的虛擬高中也為那些尚不準備踏出家門的人提供了另一條出路。日本第一所網絡高中“明聖網絡學習國”於去年4月開學，學生可通過網絡，在自己的房間里完成高中學習，修滿學分即可取得高中畢業資格。

從調查中可以看出，這些學校以及支持中心對蟄居問題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相對於2010年，日本蟄居族的人數已經下降15.5萬人。

加藤隆宏表示，虛擬學校使人們不必完全與世隔絕，不過要讓蟄居人群重新融入社會，面對面的溝通是必不可少的過程。

目前，社會對蟄居族仍抱有排斥心理，但如果要幫助這一群體，就需要對人們選擇蟄居的原因，以及蟄居的不同類型分別加以評估。

總量三年翻兩倍 進口牛奶低價搶灘中國市場

當行業內還在討論進口工業奶粉(大包粉)和嬰幼兒成品奶粉沖擊國內市場之時，300多個品牌的進口牛奶正成為一支獨立軍團已經悄然“入侵”中國市場。

最新海關數據顯示，今年1-8月，我國進口液奶總量42萬噸，已接近去年全年的進口量。而以往標榜高端的進口牛奶此輪“自降身價”，低價與國產常溫奶爭奪市場空間。

進口牛奶低價入侵

原本非主流的進口牛奶如今正在大量湧入。

根據海關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8月，國內累計進口鮮奶42.3萬噸，同比增長63.4%，這也已經幾乎追平了去年的進口總量。行業內預計，今年進口鮮奶總量或將超過70萬噸，而這一數字是2014年進口總量的的2倍還要多。

乳業專家王丁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進口牛奶總量由2008年的幾千噸到去年的46萬噸，而今年前8個月便追平上年，按此速度，進口牛奶的增速快得驚人。而這也意味著，進口乳制品已不滿足光大包粉和嬰幼兒奶粉大量進入中國市場，液態奶也作為一支獨立軍團一並進攻中國市場。

事實上，這並不是第一次進口牛奶嘗試搶占國內市場。在十幾年前，以帕瑪拉特、卡夫等國際乳業巨頭為代表的進口牛奶品牌，曾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但由於產品定位和價格水土不服，連續虧損，最終帕瑪拉特等紛紛退出。

但國內巨大的市場空間依然讓進口牛奶眼紅，從2012年開始，進口牛奶開始了新一輪嘗試，此輪進口牛奶來勢洶洶，利用低價戰略在國內攻城略地，迅速搶占了電商市場的主要份額，還逐步在商超和國內牛奶分庭抗禮。

海關數據顯示，2014年進口牛奶平均價格為1300美元/噸，較2010年的1800美元/噸下降了近3成，2016年8月份進口牛奶的平均價格為968美元/噸，相比2014年又下降了25%。

2014年開始，國內牧場倒奶殺牛，乳品企業經營放緩，但也沒有影響到進口牛奶的高速增長，奶業協會數據顯示，2014年進口鮮奶總量已達30萬噸，而2015年這一數字又增長到46萬噸。

而在終端市場，部分進口牛奶則和國產牛奶展開低價競爭。

在主要的電商平臺上，第一財經記者看到，部分德國和法國產的1升裝全脂牛奶的價格僅有6.9元，大部分1升裝進口牛奶的價格也多在8-10元，而伊利等國產1升裝牛奶價格則在11元左右。而在小包裝牛奶上，除了部分知名品牌，進口牛奶的價格已經和國產牛奶整體接近，丹麥某知名品牌的一款牛奶折算下來只有2元一盒。而國內主要品牌常溫奶就算以促銷價格計算，也在3元/盒以上。

如此低的價格，並不代表進口牛奶虧本賣。

王丁棉告訴記者，進口牛奶如果走電商渠道，就算2元多一盒，應該還有一定的利潤。

乳業分析師宋亮告訴記者，由於國際奶價較低，國外主要乳制品出口國的奶價多在2元/斤左右，因此進口牛奶的生產成本並不高，加上進口關稅為15%，增值稅為17%，以及運費和報關費等費用，1升裝進口牛奶到中國的成本約在6-7元，成本再低一些可能只有4-5元。由於目前大部分進口牛奶依靠線上渠道銷售，線上的流通成本也較傳統渠道更低，這也讓進口牛奶的價格空間更大。

相比之下，國產牛奶成本更高，一方面國內原奶收購價格多在4元/斤左右，較進口奶的價格高出近一倍。而且國內乳制品競爭激烈，營銷費用居高不下，以國內兩大乳業巨頭伊利股份和蒙牛乳業為例，今年上半年，伊利的廣告宣傳費為40.7億元，而蒙牛的廣告宣傳費為26.5億元，占到其公司總收入的10%到14%;而消費者的盲目追求，讓進口牛奶在這一方面投入很少。

宋亮認為，就算加上各種費用，目前國內牛奶的綜合成本還要比進口牛奶高出30%到50%，正常銷售的情況下，別看進口牛奶價格賣的更低，利潤反而還比國產牛奶高。

進口牛奶品牌亂象初現

近期包括德國、澳大利亞產進口牛奶先後爆出食品安全問題，也讓進口牛奶成為公眾關註的焦點，但記者發現，除了德國知名品牌“好沃德”之外，其他出問題的“諾科”、“喬尼牧場”等品牌卻聞所未聞。

事實上，隨著進口牛奶的熱賣，以及嬰兒配方奶粉領域監管的收緊，越來越多的貿易商看好進口牛奶，進口牛奶品牌數量增長迅速，大有成為下一個嬰兒配方奶粉的趨勢。

“目前進口牛奶品牌數也有明顯的增長，在國內銷售的進口牛奶品牌已有200-300個。”乳業分析師宋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而行業內另有一種未經證實的說法稱，目前我國進口牛奶來自30多個國家，大小品牌已有的700-800個品牌之多。

第一財經記者從國內多家電商網站上看到，進口牛奶的品牌繁多，1號店、京東進口牛奶品牌均超過90個。而部分進口牛奶價格雖然便宜，蛋白質等指標低於國內牛奶水平，而部分保質期1年的常溫牛奶甚至違反應該避光儲存的常規采用透光玻璃瓶包裝。

而這樣的局面或與牛奶進口難度較低有關。記者采訪獲悉，目前國內對於進口牛奶沒有特殊的監管，以包裝食品的形式進口，備案完整、手續齊全的話，只要3-5個工作日就可清關，檢驗檢疫方面則需要15到30個工作日，通過即可上架銷售。

大量的進口品牌湧現，讓行業人士表示擔憂。

王丁棉告訴記者，本來牛奶是我國乳制品企業固守和占優勢的市場，現在也開始守不住了，進口牛奶正在瓜分我們的市場。我國的常溫奶(純奶)、巴氏奶總量不到2000萬噸，現在目前進口雖不到百萬噸，嚴重沖擊還談不上，但這樣高的增長率再過幾年便開始逐步形成一定的市場壓力。

值得註意的是，國內主要的乳品企業中，液奶的收入往往也占到比較高的份額，上半年伊利和蒙牛液態奶的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例高達78%和87%。

在宋亮看來，由於成本更低，而且國內消費者對進口產品有偏好，進口牛奶大量湧入的趨勢已成定局。從長期來說，未來國內牧業滿足國內牛奶需求有一定的難度，進口牛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降低國內發展牧業在環境、環保方面的影響，進口牛奶依然有存在的必要性。但目前進口牛奶對國產牛奶產生了沖擊和替代應引起重視。

對此，宋亮建議進口牛奶的中國市場話語權應該由本國企業掌握，同時有關部門應當采取措施，修改並提高牛奶的進口標準，讓進口牛奶優質優價，從而和國產牛奶在市場上錯位競爭，避免未來對國內牛奶產業產生沖擊。

賽事一年翻一番，保障依然不設防 “危險”馬拉松

2015年全國馬拉松賽事數量比上一年翻了一倍以上。（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他教給別人的也是錯誤的，你說能不受傷嗎？”

有些學員的跑量，甚至接近專業運動員比賽調整期的跑量。

東京馬拉松主辦方常設醫療委員會，國內大多賽前一個月才開始準備。

真正的高手，跑步都是不戴耳機的，都在留意自己身體的聲音。

一年前的那場比賽，倪震楚能記得的已經不多。心臟驟停後，大腦的短暫缺氧，對他的記憶力造成了損傷。

心率記錄顯示，開賽才跑了兩三公里，他的心率已直逼170，正常的話，這個心率應該在三個小時後出現。而此時，他開跑才二十多分鐘。

當時，所有人都在往前跑，倪震楚也被這種氛圍感染著，並沒有慢下來的打算。

在堅持了三十多公里後，他的心率飆升至190，接近人體的極限，遠超180的紅線。

沒等他意識到危險，心臟已停止了跳動，倪震楚休克倒地。

“第一反應”的急救兔首先發現了他，“第一反應”是一家急救組織，為上海馬拉松提供急救保障服務。賽場上，參賽的急救員也被稱為急救兔。

急救兔馬上呼叫更專業的急救員，心臟除顫配合著心肺複蘇，把倪震楚搶救活了。

事後檢查發現，倪震楚的心臟沒有任何毛病，罪魁禍首還是跑得太快了，這也不是倪震楚第一次參加馬拉松比賽，他應該算得上資深選手了。

經歷了這一遭，已過不惑之年的倪震楚，突然意識到奔跑的危險。

然而，跑者們依然在前赴後繼。中國的馬拉松賽事，數量正呈現井噴式增長。

中國田徑協會官方網站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舉辦的馬拉松賽事尚只有22場，2014年51場；到了2015，全國的馬拉松賽事竟達到134場，比前一年翻了一倍以上。而根據“中國馬拉松”網站統計顯示，2016年，中國馬拉松的註冊賽事高達282場。

熱鬧背後，卻是日益放大的風險。報名人員篩選的隨意性、專業訓練方法和團隊的短缺、不到位的健康防護，乃至最關鍵的急救措施和經驗的缺位，正威脅著馬拉松跑者的安全。

今年的上海馬拉松，報名人數15萬人再次刷新紀錄，比去年多出了三萬人。

沒有人知道，今年賽場上，會不會出現第二個倪震楚。

毫無經驗的新人

中國馬拉松人數的壯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在這些新加入的跑者中，有些人其實並不適合這項運動。

這也是讓賽事組織者最為擔心的環節——毫無經驗的新人們。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運動醫學專科主任李衛平教授曾統計分析過近兩年來的猝死數據。他發現，中國大陸發生的8起馬拉松跑者猝死事件，全部發生在“半馬”賽程。

如果將“全馬”比作專業競技組的話，“半馬”其實就是業余組。

一個需要註意的現象就是，所謂的“半馬”常常被視為跑進“全馬”的臺階，是許多新手的首個項目。

“標準馬拉松運動是長距離、不間歇跑動大於42公里，而所謂的‘半馬’行距也在20公里以上。”李衛平分析，“30-35公里是身體代謝的一個極限點。超過這個極限點，很多跑者就可能產生代謝紊亂、氧化應激等反應，訓練基礎越不紮實、比賽配速越快，反應越劇烈。”而“半馬”對無氧要求更高，無氧代謝產生的乳酸量是“全馬”的兩倍，這對耐乳酸能力和速度耐力提出更高要求。

一個基本要求是——長距離競賽前，需經過全面檢查，且需有長距離跑步的系統訓練。

“如果平時有胸部疼痛或心絞痛、心律失常、心臟有結構性病變、高血壓、血糖異常、過於肥胖以及缺乏長期較高強度運動的人均不宜參與該運動。”

不過，馬拉松賽事並非都設有報名門檻，無論是國際上的六大大滿貫賽事，抑或是國內三大金牌馬拉松賽事，都有部分賽事並不設報名門檻。

其實，猝死前都是有征兆的。“在參賽過程中出現頭暈、嘔吐或者四肢發冷、發麻、胸痛、胸悶、心慌、心悸等，就必須停止比賽，不可勉強。”李衛平表示，這些都是危險信號。

“真正的高手，跑步都是不戴耳機的。”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骨科醫生趙京濤也是一名馬拉松跑者，他觀察過許多有經驗的跑者，發現他們跑步時，都在留意自己身體的聲音。

趙京濤組織了一個服務於馬拉松賽事的公益組織——醫生跑者，他們給受傷的選手提供醫療幫助，並且盯防有猝死危險的選手。

“有時候運動過多了，人都麻木了，神經就會變遲鈍，在大強度的運動下，機體組織的潛能被完全調動出來，身體已經顧不上去反應一些其他問題。這個情況下，可能就會造成受傷之後，卻感覺不明顯。”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運動醫學研究所副主任醫師楊渝平分析說，這也是馬拉松容易出現猝死的原因。

實際上，即使聽到了身體發來的危險信號，停下有時候比堅持更困難。

樂瘋跑團創始人梁健在一次馬拉松比賽中，看到一位紅衣男選手狀態有些不對，沒多久就倒地不起。梁健立即上前查看，當時他的眼睛可以睜開，有呼吸，但是說不出話來。

醫療人員趕到後，梁健就離開了，中途排隊上廁所。但過了一公里，又看到有人倒地，上前一看，居然是同一個人。“氣得我真想給他一巴掌。”梁健比賽後談起這件事十分不解，“我就跟誌願者和醫療人員說，一定要按住他，做好檢查，別管他說什麽，千萬千萬不要讓他再跑了。”

專業指導缺乏

“跑步這項運動看起來門檻很低，穿雙跑鞋誰都能跑，但實際上有很多技術技巧在里面。”馬拉松名將孫英傑說，現在跑步熱興起，很多人都想分得一杯羹，結果整個跑步培訓市場魚目混珠。

“就拿壓腿動作來說，市場上的培訓機構教出五花八門的壓腿動作，有的把手放在腿上，有的要伸到腳底下，挺好看，也很稀奇，但這完全是錯誤的。”孫英傑說，自己有學員就因為這個錯誤的壓腿動作，傷到了後臀肌。

曾有跑團團長和孫英傑抱怨，整個跑團沒有不受傷的。結果她發現，這個團長自己的姿勢就是錯誤的。

“看到有些人腳在空中都在畫圈。”更讓孫英傑擔心的是，現在許多人根本沒有掌握科學的跑步姿勢，跑得越多傷害越大。

針對跑步教練的標準也很畸形，跑者們都崇拜跑得快的人、跑得多的人，完成馬拉松數量多就被稱為“跑步專家”，導致有些人一味追求“100個馬拉松”“10天10個馬拉松”。孫英傑很唏噓：“無非是叫你一哥，你自己得的是傷痛”。

“從受傷的幾率來說，馬拉松是一個受傷幾率不低的項目。”楊渝平醫生列舉了一系列跑步可能造成的傷害，例如很常見的膝關節髕骨軟骨病、摩擦綜合征，也就是常說的“跑步膝”。對腳部的傷害更多，例如拇囊炎疼、拇外翻等。

趙京濤用骨科醫生的水準去分析市面上的跑步類文章，發現很多都是錯誤的，甚至包括一些權威媒體。例如，很多人都強調要前腳掌著地，但實際上這種著地方式會給小腿帶來很大的壓力，而所謂優秀運動員的前腳掌著地，實際上是步頻加快後的假象。

2013年，倪震楚開始跑步的時候，還沒有那麽多培訓機構，在他的跑友中，不受傷的也就是一兩個人。為了避免傷病，倪震楚買了很多書，又去找訓練營，“免費的效果不好，花了很大功夫才找到第一個收費的訓練營”。

2015年上海馬拉松，有選手終點線前倒下。毫無經驗的新人們，這也是讓賽事組織者最為擔心的環節。（東方IC/圖）

不被註意的風險

比起猝死，運動損傷是一種更為普遍的危險，卻罕為人知。

孫英傑在退役後，辦了一個跑步俱樂部，為普通跑者提供跑步培訓。

孫英傑說，當運動員時，她總被催促著多訓練，如今當了教練，她做的卻是，想辦法把學員們的跑量，控制在合理範圍內。

“大家不是跑得太少了，而是跑得太多了。”孫英傑說，有些學員的跑量甚至接近專業運動員比賽調整期的跑量,“以前我在運動隊，最累的賽前調整期，平均每月才跑500公里到600公里，但一些業余跑者，他們一個月的跑量已經超過這個數字。”

“這些跑者還要上班、帶孩子，而專業運動員每天就跑步、吃飯、睡覺三件事。”孫英傑搞不懂，“他們哪來那麽多時間跑步？”

而且專業運動還有營養師保障營養，按摩師每天按摩，兩者的身體負擔完全不同。

“像我現在跑個二十公里，第二天身體都會難受。”但有些人為了在朋友圈曬跑量，為了得到點贊，就瘋狂刷跑量，在她看來，這樣的做法最終得不償失。

她經常得讓學員們把速度降下來。“我們在奧森公園訓練跑步，我帶著大家慢慢跑，但很多人瞬間跑過去，一個比一個快，而且都是些上了年紀的人，我當時就很奇怪，跑這麽快，是想幹什麽？”

在她看來，運動的習慣才是跑步真正的目的，“堅持比跑得快難得多”。

但許多跑者只要跑起來，就很難停下來，並且在傷病的溝通上，他們與專業醫生的分歧嚴重。

楊渝平身邊就有朋友因為跑馬拉松出現了髕骨軟化，他建議要停訓休息，結果對方覺得這簡直“晴天霹靂”。

“他把重要的快樂來源和個人價值的實現，建立在了長跑或者說馬拉松上。這些人賦予了馬拉松更多的意義，加入了很多人為因素和感情，超越了運動本身。”楊渝平沮喪地說。

有待完善的最後防線

從2012年參與籌辦第一屆廣州馬拉松，智美體育集團大路跑公司副總經理任俊燊已見證了這三年的發展。作為國內最大的馬拉松賽事組織方，智美體育至今已經舉辦了二十多場馬拉松。

這三年，正是中國馬拉松賽事發展最快的三年。“與其他國家的賽事組織方不一樣，我們不但要組織比賽，而且還要做教育”。

任俊燊坦言目前最讓人擔心的就是新選手，這部分人“安全意識不夠強，對安全問題不太重視”。

每次賽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確保各種告知和提醒能傳達到每一個選手。“廣馬比賽，我們要求領參賽包的時候，人一定要到現場，不能代領，這一直被廣受詬病，但實際上我們的目的就是確保參賽須知能到達每一個參賽者手里。”

當選手們走到賽場上，賽事的組織方就成了保護他們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

已經成功舉辦9屆的東京馬拉松，在國際上被視為典範，原因就在於它保持了辦賽至今零死亡人數以及心臟驟停百分之百救活的紀錄。 遺憾的是，中國最早的第一例在賽場上心臟驟停救活的案例，還是發生在2013年的無錫馬拉松上，當時負責救援的是賽事醫療保障組織“第一反應”。從2013年至今，“第一反應”已從中國的馬拉松賽場上救活了10個人。

“其實心臟驟停是概率事件，但決定結果不同的是每個賽事救援團隊的反應速度。”第一反應的負責人陸樂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心臟驟停發生後有一個黃金四分鐘的原理，必須在選手倒地的四分鐘之內進行援救。”

陸樂考察過東京馬拉松賽事組織，發現東京馬拉松能夠保證百分之百救活率的核心在於，它有一個常設的應急醫療工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從上一屆比賽結束之後就開始準備，用一整年去完善整個救援系統。

但國內很多馬拉松賽事都是從賽前一個月才開始準備搭建醫療保障團隊。

陸樂進一步分析，國內的比賽在救援保障人數上具有絕對優勢，但是救援工作並不能靠人海戰術，救援者的素質很關鍵。“有些二三線城市賽場的救護車里，甚至沒有一些必要的急救設備，像心電監護、心臟除顫設備。”被派去參與醫療保障的誌願者，有很多是衛校的學生，“甚至沒見過AED（體外自動除顫器）”。

實際上，這並不僅僅是馬拉松賽事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社會急救力量薄弱的體現。“在東京，無論是便利店還是一些小型的公共場所，幾乎都配備了AED，而且大部分人都會使用AED”。

2012年廣州馬拉松上，曾發生過猝死事件，任俊燊說，那一年智美體育幾乎把所有能犯的錯誤都犯了一次，這些痛苦的經歷最終都成了寶貴的經驗。“如果再成立一家新的公司，他們依舊會不可避免地要把我們的錯再犯一次。”

這個行業，需要更多的經驗和時間。

省級財政透明8年翻一倍，僅寧夏湖南“剛及格”

2016年中國省級財政透明度得分約42分，不及格。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財政透明度得分中，僅寧夏、湖南兩地及格。

這是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近日公布的《2016中國財政透明度報告》(下稱《報告》)透露的信息。《報告》項目組發現，省級財政透明度在逐步改善，從2009年的21.71分增長至2016年的42.25分，幾乎翻了一倍，不過仍未及格。

相比此前沒有一個省份及格的現狀，今年寧夏(65.53分)和湖南(65.18分)“異軍突起”，比去年增加了40多分，從去年排名靠後躥升到今年前兩名。財政大省江蘇以23.71得分墊底。

《報告》判斷財政透明度主要依據9個信息要素，按權重大小分別是一般公共預算、社會保險基金預算、部門預算、國有企業、政府資產負債、政府性基金、財政專戶管理資金預算等。從這些信息要素得分看，政府資產負債和財政專戶管理資金預算信息公開情況最差，平均得分不到13分。

《報告》項目組組長、上海財經大學公管學院院長劉小兵對第一財經分析，目前中國財政透明度整體較低。

《報告》項目組副組長、上海財大教授鄧淑蓮指出，現行預算法沒有明確規定公開政府資產負債信息，一些地方以法律沒規定就不公開。

在劉小兵看來，現在政府主動公開意識還不夠，財政透明度得分高的省份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項目組發函申請後才公開相關信息，如果把依申請公開得到信息剔除，可能中國財政透明度得分只有現有的一半。

首先，公開意味著責任。再次，公開並不意味著透明。目前部分財政信息公開的核算科目設計不合理不科學，即使公開了也並不知道這筆錢花在哪里。比如教育支出，只能看到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等分別花了多少錢，但給北大、清華等各個學校多少，看不出來。

一個好消息是，財政部11月發布《地方預決算公開操作規程》等文件，強化地方公布更廣、更詳細的財政信息。針對2016年地方預決算專項檢查工作也於近日啟動。

滴滴收購一九付？炒房不如炒支付牌照：一年翻十倍

今日有媒體曝出，滴滴將收購一九付，從而曲線獲得支付牌照。據該媒體引述，全資收購這張支付牌照的價格是4.3億元。

這個高價，還是個不要團隊和支付業務的“裸價”。據引述，滴滴是“只要牌照不要業務”的，而一九付目前正在進行業務的逐步關停，商戶也在清退。

第一財經記者聯系了一九付就此交易事項進行確認，但尚未得到對方明確回複。

而滴滴方面對此傳聞則表態稱，“一直和支付行業合作夥伴保持廣泛探討和交流”，“並無進入支付行業計劃”。字里行間並未正面回應是否將收購支付牌照。據第一財經記者從多名支付業內人士處了解，滴滴的確在尋求收購支付牌照的可能性。

“捂照”和“惜售”

除了收購傳聞本身，傳聞中“4.3億元”的支付牌照價格，在外人聽來或為“天價”。不過，多名支付行業人士今日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對此價格卻毫不驚訝。

“現在是一照難求。”一名介入過支付牌照買賣中介生意的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行業觀察到央行已經基本暫停新支付牌照發放之後，支付牌照的價格水漲船高，一些想出手牌照的機構，也有了“捂照”和“惜售”的心理。

所謂“支付牌照”，即央行發給第三方支付公司的《支付業務許可證》。央行一共發了270張支付牌照，其中有三家機構因為備付金管理出現嚴重問題而被吊銷牌照，因此現在市面上還剩下267張第三方支付牌照。

某大型支付公司總裁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一方面，一些小型支付機構，由於受到“96費改”、備付金管理、分類評級等新政策的影響，本身的支付業務已經萎縮;另一方面，非銀支付市場機構準入的供過於求和行業亂象，已讓監管停止發放新照，這些業務萎縮的機構就有了一條上好的出路：賣牌照。

“就因為新牌照暫時不批了，而支付又是互聯網金融的一個‘入口’，對獲取流量、獲得數據都有意義，所以現在想收支付牌照的互聯網企業很多。”他稱。

還有傳言稱，此前有某知名互聯網公司與一九付高層有過頻繁接觸，或也有收購之意，只是此後價格沒有談攏。

一年多價格翻10倍

上述介入過支付牌照買賣中介生意的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由於被外界統稱為“支付牌照”的這張許可證，事實上還可以被細分為銀行卡收單、互聯網支付、移動支付等業務許可，因此價格不能一概而論。就銀行卡收單而言，目前全國收單牌照報價已經達5億元，地區收單牌照也叫價到2億~3億元;互聯網支付牌照，叫價可達3億元；而一張包含各項業務許可的“全牌照”，甚至報價可上10億元。

“裸牌是一個價格，如果這個支付公司還連實際業務一起出手，有數據、有流量、有團隊，那還可以在裸牌的基礎上再上浮20%左右。”上述人士表示。

此前，美團點評全資收購第三方支付公司錢袋寶，出價就上了10億元大關。

第一財經記者就上述報價向某知名支付機構總裁求證，後者也表示，“全牌照加上業務，的確可以上10億元了。”

這是個什麽概念?“2015年初，我自己的公司打算去收一張地區收單牌照，對方報價5000萬元，我想談到3000萬元，對方當時還是很猶豫的。”上述浸淫行業多年的支付牌照買賣中介提及了他的“懊惱事”：“誰知道談著談著就‘變天’了，一年多後市場都預期央行不再新批牌照時，我看中的這張牌照已經賣3億元了。”

他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提了兩遍，“要早知道，當時就應該5000萬元一口價收下來再說”。

據他稱，這樣一年多里牌照價格翻6倍的，還不是極端案例。從2015年到2016年底，互聯網支付牌照的價格，高的已經翻了10倍。

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薛洪言也提示，支付牌照5年續展一次，對中小平臺而言，若打算將牌照賣出，最好在續展期限前1~2年內操作，越接近續展期，面臨的續展能否通過的風險也就越會引起關註，牌照價值反而有貶值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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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跨境電商占進出口比重6年翻17倍，這些產品是出口熱門

深圳官方發布報告稱，6年來深圳跨境電商交易額增長勢頭迅猛，占當地外貿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的0.69%增至2017年的11.86%，且該占比提升空間仍然巨大。

5月25日，深圳市經貿信息委副主任喬海燕發布《2017年深圳電子商務發展白皮書》。作為全國首個國家電子商務示範城市以及第二批跨境電商綜試區，深圳電子商務發展走在全國前列。

2017年，深圳電子商務依然保持高速增長，發展規模持續攀升，區域布局更趨平衡，助推經濟發展的作用愈發凸顯。

數據顯示，2017年深圳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23429.71億元，占全國電子商務交易額的比重為8.0%。從網絡零售額來看：2017年深圳市網絡零售額達3101.75億元，同比增長35.18%，占全市電子商務交易總額的13.2%。網絡零售增速高於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增速，網絡零售對社會消費的拉動作用持續增強。

從跨境電商來看，2017年深圳跨境電商交易額達491.66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319.6 億元），同比增長21.84%，占深圳全市電子商務交易總額的14.17%。

報告稱，深圳跨境電商交易額占外貿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的0.69%增至2017年的11.86%，且該占比提升空間仍然巨大。這意味著，2017年深圳跨境電商交易額占外貿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約是2011年的17倍。跨境電商日漸成為深圳外貿進出口的重要增長引擎。

深圳跨境電商總體上仍保持出口為主、進口為輔的市場結構。在出口上，深圳企業主要以科技含量高、單位體積小、盈利能力強的優質單品打開市場，出口產品科技含量不斷提升。

出口產品中具有“三高”（高新技術、高附加值和高效益）和“三自”（自主品牌、自主營銷渠道和自主知識產權）屬性的產品占比高達85%，其中以手機、平板電腦、無人機、智能家居等3C數碼產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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