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常態下提拔的幹部,更加意識到必須要幹凈,同時,問責愈加嚴格,必須要擔起責任。 (CFP/圖)
編者按:剛剛過去的2015年,在官方話語中被稱為改革“關鍵之年”。改革的深入推進,反腐的力度持續增強,意味著官場秩序的打破與重建。身在官場的公務員群體,無疑體會最為深刻。
猴年新春時節,我們約請幾位《南方周末》的公務員老讀者,寫一寫他們在2015年里,值得記憶的細節和思考。作為官員,他們承受著國家政策變化的直接影響;而作為普通人,他們同樣對薪酬的升降、升職和辭職,以及如何和領導相處等等,有著和其他行業人士一樣的酸甜苦辣。
有網友說,兩個蘋果這事,顯然矯枉過正,但不矯枉過正,如何能打破過去的歪風邪氣?
不少研究反腐敗的學者曾經對“治標”和“治本”爭論得喋喋不休。十八大後,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這個問題上並不糾結,治標和治本是統一的。2013年-2015年中段,應該是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通過治標積累經驗、完善治本的過程。一個比較鮮明的進度標誌,就是黨內兩部重要法規——《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的修訂完成。
2015,就是這樣一個有著轉折意味的年份。王岐山曾經推薦過一本書《舊制度與大革命》,以史為鑒,舊的秩序在打破的同時,新秩序的重塑尤為重要。對許多黨政幹部來說,剛剛過去的2015年比以往任何一年經受的心靈震動都要大一些。
在這一年中,有幾件頗為有意思的事:
第一件事,一位基層紀委幹部在電話中困惑不解,為什麽中央紀委現在通知下發得少了,全國性的會議也少了,
見不到通知,聽不到會議要求,這工作可怎麽幹?
也難怪,長期以來,一些地方開展工作,要麽單純依靠上級推,推一下動一下,不推就不動,要麽以會議落實會議,通知貫徹通知。中央的思路、中央紀委的工作部署早就掛在網上,寫在報紙上,幾個金牌欄目反複解讀,特別是“學思踐悟”,依葫蘆畫瓢,也該知道怎樣跟上節奏。
第二件事,各地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典型問題,點名道姓、通報曝光,為的是震懾和警示,不過在各地的通報中,也能看出些問題。就拿山東省巨野縣紀委通報的一個案例來說,鎮幹部了解蘋果價格時拿了兩個蘋果就被誡勉談話,不可避免地引發爭議。
中國太大了,十里不同風,兩個蘋果算不算事,可能各地紀委執紀情況也未必一致。過去,標準尺度不一,辦也就辦了,可能互相都不了解。現在的信息傳播速度,足不出戶,天下皆知。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整體的協調和平衡,考驗智慧和水平。有網友說,兩個蘋果這事,顯然矯枉過正,但不矯枉過正,如何能打破過去的歪風邪氣?
路子是對的,在打破過去官場“潛規則”、重塑新秩序的過程中,很難保證全國各地的尺度分寸都拿捏得恰到好處,總會有些粗糙的疏漏,但這並不影響整個秩序重塑進程不斷推進的大勢。
第三個是在反腐輿情上有標誌意義的事件。2015年3月,媒體曾報道被組織調查的南京市建鄴區人民政府原副區長、黨組成員王德寶在女兒婚禮上被帶走,引起輿論熱議,南京市紀委辟謠後,又產生了第二輪輿情。這是一個公眾應該怎麽看待紀委辦案、辟謠的典型案例。一些聲音,不但沒有對南京市紀委不到四小時就作出回應的態度給予肯定,反而指責“沒有公開具體情況”。然而,正在調查的問題,怎能輕易公之於眾?
不得不說,在中央強力反腐下,紀委遭遇到的“對抗組織調查”和“特殊輿情”並不少見。面對嘈雜多變的輿論環境,面對媒體對反腐新聞居高不下的報道熱度,面對反腐敗“嚴峻、複雜”的形勢、鬥爭的“膠著狀態”,處於聚光燈下的紀委更要“有定力、有靜氣”。對失實的報道、紛雜的質疑,既要給予及時的澄清和回應,又要堅守可以公開的“底線”。這便是打破了以往“神秘莫測”的舊秩序,重塑起來的開放、理性的新秩序。
在過去的一年,還應該放眼關註官場中那些“勇敢”的人。不僅僅是“世界那麽大,我想去看看”,還有那些率性的“辭職微博”和“詩一般的辭職信”。湖北恩施州紀委研究法規室主任孫湧的辭職報告一度非常吸引眼球。
有人離開,也有人堅守。在嚴懲貪官汙吏的當下,官場的另一種生態,也需要被關註。有多少公務員,憑著自己的執著和責任而默默忙碌著。他們並沒有高官厚祿,錦衣玉食,更不會魚肉鄉里,恣意橫行,而是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工作在平凡的崗位上,做著一顆顆螺絲釘,維持著整個國家機器的運轉。
可有些群眾依然覺得“蒼蠅撲面”,身邊的腐敗問題和不正之風似乎還沒有整治到位,獲得感不夠。但被破壞的政治生態的修複,就像自然生態的修複一樣,需要一個過程,中國的事情,往往自上而下推動更順暢,解決了“老虎”的問題,上面的風氣和生態好了,才能解決選人用人的問題,選拔的幹部好了,政治生態才得以修複。
2015,就是這樣一個開始重塑官場新秩序的年份。2016年1月12日,十八屆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召開,總結過去一年的工作,部署新一年的任務。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講話中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立“明規矩”、破“潛規則”,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和制度創新促進政治生態不斷改善。
立“明規矩”、破“潛規則”,這應該是新的官場秩序,也是新年更艱巨的任務。
我們也不互相串門,同事之間見面就是講些客套話。 (東方IC/圖)
在我們這里,有些東西也不能問,比如不能問別人結婚了沒有,小孩多大也別問。
我是去年轉業去政協工作的,之所以選擇去政協,是因為不想去街道工作,街道會直接面對老百姓,很瑣碎,我本身學歷高,擔心去了之後挨罵,所以我就來了政協。
我在政協主要從事程序性、事務性的工作,大多數工作難度不大。但從普通地方大學招考來的人很努力,他們年輕,基本上只要願意幹,像我這個年紀都是處長了,但我才是個科級幹部。
政協的工作基本上以文字、協調、視察、會務等工作居多。稍微有難度的是協調,要靠人脈,比如你跟教育局、環保局的人都很熟就好辦。當然你可以官方發函協調,但很多情況下不如私下協調快,雖然兩個方法最後都會成功,但關鍵是效率問題。我們委員會每年都有視察調研報告,我最拿手寫這個,他們覺得難度很大,我覺得很容易。
從人事關系角度看,在政協工作比較好處理。不過在我們這里,有些東西也不要多問,比如不能問別人結婚了沒有,小孩多大也別問。我們這邊有個領導一直沒結婚,你就不能問,哎,你孩子多大了。這就是機關里的文化,前輩告訴我,一不要問人家結婚沒有,二也不要問他老婆幹啥工作。除非有領導問你,你必須如實回答。有的領導就沒結婚,有的領導已經離婚了,他周圍的人都知道。你如果傻乎乎的,像在部隊那樣問:嫂子在哪工作?那肯定壞事兒。
我們也不互相串門,見面就是講些客套話。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群體,你要是成為他們自己人之後,掌握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我的工作本質上就是服務委員,他們都是社會精英,素質很高。我們跟環保信訪街道等單位相比,工作壓力小一些,沒有指標,沒有GDP壓力,還沒有追責問題,也沒有說一年要拜訪多少委員,出多少報告。
我們單位級別高,但人不多,我就是幹活的命,一個處就四個人,你不幹誰幹?政協基本不加班,八項規定出臺後,忙的人跟閑的人一樣,都是拿同樣的陽光工資。
市級兩會開完之後,我們開始等著過年放假了。市工會統一規定,每個單位一年以工會的名義發1000塊錢的福利,中秋節單位發了點米和油,今年春節也應該發點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