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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钱庄三大资金窟窿引发中盛10亿元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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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 錢莊 三大 資金 窟窿 引發 中盛 10 億元 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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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東愛建大案再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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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市場週刊》記者 秦穎】9月8日下午,閩東電力(000993.SZ)訴愛建信託、愛建證券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復興東路證券營業部(下稱「復興東路營業部」)、愛建證券有限 責任公司(下稱「愛建證券」)三方要求返還1億元客戶交易結算金舊案再次在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審。

早在2004年4月12日,閩東電力就向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訴訟請求,要求上述三方返還自己早年存入的1億元證券交易結算金及利息。

案件移交上海後,2005年1月20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因愛建信託原法定代表人涉嫌刑事犯罪且其涉嫌犯罪事實與本案事實有關聯,鑑於上述刑事案件的處理結果可能對本案的審理有影響,故本案應中止審理。

這 一停就是5年多,直至2010年11月11日重審該案。可此時被告方卻拋出「原告早在存入1億資金的次日,就已經提走了該筆資金,原告的訴訟請求是一場 『賊喊捉賊』的『陷阱』」論調,頓時讓案件陷入撲朔迷離。由於當時原、被告雙方都缺乏足夠證據,故法庭要求休庭,等待下次繼續開庭。

時隔10個月,在有了新的證據之時,法庭調查卻也給案件帶來了另一場「衝擊」。這次,法庭調查請來了案件的經手人之一,原上海愛建信託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總部總經理陳輝。陳輝的說法不但和原、被告之前所希望印證的事實均不相符,而且還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說法。

到底什麼才是真相?哪個說法更接近現實呢?

糊塗賬始末

閩東電力與愛建證券的訴訟糾紛起因,可追溯到10年前的一紙開戶協議。2001年12月27日,閩東電力與復興東路營業部簽訂了《開戶協議書》,並存入1億元證券交易結算資金。

2004年,因愛建證券拒絕閩東電力提取該筆保證金,閩東電力遂於當年4月12日將愛建信託、復興東路營業部、愛建證券告上法庭,要求被告返還1億元客戶交易結算資金及其利息162.8萬元。

閩東電力的問題是,要確認該開戶協議書存在,以及資金至案發前仍在賬戶中。為此,閩東電力的代理律師著重強調了兩組證據。一組是關於第三方天健會計師事務所(前身為「廈門天健華天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審計相關的證據。

2002 年7月,天健華天會計師事務所對閩東電力公司2002年會計報表進行預審時,因為閩東電力的財務上顯示有1億元在愛建證券賬上,故曾發函給愛建證券。愛建 證券經過查證後回覆事務所,並把利息都寫得一清二楚,且有蓋章確認。此外,2003年7月,根據審計的相關要求,該所審計人員還前往愛建證券進行現場查 實。現場打印出的單子,也是經過愛建證券蓋章確認的。因為回覆的對賬單和現場查實的情況是一致的,所以閩東電力認為,直至2003年7月,閩東電力賬戶中 的錢還在愛建賬上。

第二組新增的證據就是針對愛建證券的反咬。閩東電力的律師提出,在2011年8月29日,在福建省龍岩市監獄服刑的、原閩東電力董事長翁小巧做的筆錄顯示,翁小巧本人從未來愛建證券取過這筆資金,且也沒有委託任何人來取過這筆資金。

此 外,閩東電力方面還強調,天健會計師事務所人員於2004年3月再次去愛建證券進行過現場取證。3月15日,愛建證券向閩東電力出具了一份情況說明,稱: 「貴公司財務總監等同志前來我司聯繫提取客戶保證金事宜,由於上述資金已被劉順新等涉案人員挪用,而劉等已被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調查之中,根據先刑後民的 原則,該筆資金暫無法提取。待司法調查明確之後,我司將儘量與貴公司協商解決。」閩東電力認為這一點也能證明該筆資金的客觀存在。

愛建喊冤

然而,對於原告拿出的看似頗能證明該筆資金存在的證據,被告卻以原告或許是「將錯就錯」來反駁。而這裡的所謂「錯」,被告代理人解釋是「我們工作人員沒有經過嚴格的審計,忙中出錯」導致。

事實上,被告也拿出了一套證據來解釋。

2001年12月26日,被告承認原告在復興東路營業部存入了1億元的資金,但是當天並沒有簽署協議或者辦理開戶的手續。

次日,被告稱原告就派人來取走了這一筆錢。但當時因為被告作為金融機構本身的要求,需要完善手續。於是在27日,原告來取款的同時,補辦了開戶手續。於是到最後看到的結果就是:資金是27日進來的,開戶也是27日。但事實上,被告強調,取款也是27日。

被告代理律師強調,在原告取款的當天,有一份證據上次庭審時還沒有出來,即取款時所使用的印鑑,經過法庭主持的鑑定確認,和前後9份相關材料的印鑑都是同一枚。

此外,愛建證券方面也指出,錢取走後閩東電力就將錢打到了閩東持股45%的關聯公司上海東溟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上海東溟」)的賬上,最後再由東溟投資劃到閩東電力的賬上。

但閩東電力代理律師則指出,當時公司有2億元資金用於理財投資,其中1億元委託給了上海東溟,另外1億元則給了愛建證券。閩東電力方面堅稱當年12月28日接收到上海東溟的1億元是之前投資給它的,而不是愛建證券那部分。

且 第三方上海東溟為證實自己交給閩東電力的1億元不是來自愛建證券,還拉入了一家名叫上海文昌的投資公司。上海東溟表示,當年股市投資不理想,到下半年7月 份的時候,上海東溟曾將1億元委託給上海文昌做投資。而這1億元是由文昌投資後返還,跟愛建證券無關。然而當天的庭審文昌公司並未到庭。

愛建證券方面不接受這種說法。一方面,他們提供證據證明了上海東溟當年公司業績虧損1600多萬元,根本沒有償還1億元資金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們拿出了銀行方面的一些轉賬證明,發現這筆資金的金額和時間節點基本吻合。

第三種說法

控辯雙方的說法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控辯雙方所主張的事實卻相差甚遠。究竟哪個才是真相?

第一被告代理人質疑閩東電力:「會計師事務所所謂的詢證函是手寫的,誰寫的,我們不知道。」

上海東溟質疑愛建證券提供的劃款憑證,稱該憑證無日期無公章,十分隨意,很難相信是出自規範金融企業對大額資金的處理方式。

為了查明事實,法庭又傳喚了一名證人,原上海愛建信託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總部總經理陳輝。

按照陳輝的說法,閩東電力曾打給愛建2億元資金,期間又拿回去1億元,剩下的1億元要求愛建配資給他們。

「閩 東電力於2001年在愛建的營業部做股票,有1億元資金。當時閩東電力提出,希望以一比一的方式融資,即他們在愛建證券有1億元市值的股票,希望以此為質 押,讓愛建證券融1億元資金。而愛建證券拿出的這1億元資金,是屬於愛建證券自己的錢,是放在由愛建證券控制的賬戶上,由閩東電力方面操作。」陳輝表示, 「所以閩東電力的1億元是作為抵押放在我這裡。如果市值縮水,是不能拿回的。」

同時,陳輝還談道,其實當時來和陳輝簽配資協議的人叫陳光輝,是閩東電力的高層,同時也是上海東溟的負責人、法人代表。所以,當時其實是和上海東溟簽的配資協議,而沒有跟閩東電力簽。

「開 始的時候簽過一次配資協議。到2002年愛建信託的信託和證券業務分離,這些籌碼就給了愛建證券的資產清理小組,之後還重新簽了份配資協議。」陳輝談道, 「直到2004年2月我離開愛建證券,當時融資的1億元,一直都沒有出過這個賬戶,是由愛建證券控制的。而閩東質押的股票,也還在賬戶裡」。

而對於原告出具的開戶協議書和由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詢證函、對賬單等,陳輝都表示不清楚,並表示「配資歸配資,開戶歸開戶,是不同的協議。」

陳輝還強調:配資的賬號是由愛建證券控制的賬戶,上海東溟是不能把錢從這些賬戶中拿走的。這似乎又從側面反駁了愛建方咬定閩東電力把錢取走的事實。

雖然陳輝提出的說法似乎對原被告的訴辯都不具有支撐性,但是他的證詞似乎漸漸地在接近真相。

事實上,閩東電力的代理人也承認,雙方的往來不是2001年開始的。早在2000年,閩東電力就曾存入1億元在愛建信託。而這筆錢在之後是連本帶息地取了回去。這說法與陳輝稱「存入2億元取走1億元」相吻合。

而之後為什麼閩東電力一直未取走那1億元呢?按照陳輝提供的線索,只要市值縮水,不但融資的1億元賺不到錢,連保證金都拿不回去。

陳 輝印象比較深的是,因為當時上海東溟操作賬戶都要向愛建方面徵詢意見,所以當時1億元的保證金和1億元的融資資金主要都用來從二級市場購買了江蘇索普 (600746.SH)。而事實上,從2001年4月開始,江蘇索普就開始一路下跌,從最高位35元開始,一路跌至2005年五六月間的2元(除權後)左 右。雖然他們的賬戶不可能一直持有該股票,但該股的弱勢也說明,當時上海東溟的賬戶確實可能是虧損狀態。

如果閩東電力提供的說法成立——即 當時有2億元的資金委託理財,1億元委託給愛建信託,1億元委託給上海東溟,則整個事情的邏輯基本可以理順——原告閩東電力俗稱的1億元錢確實未拿回,但 卻可能與愛建的配資捆綁著,無法拿回;而被告辯稱的閩東電力早拿回了1億,則可能跟愛建融資給閩東電力1億元有關。

高管之禍

如閩東電力提供的「開戶協議書」,事實上與上海東溟和愛建簽的配資協議完全是兩回事;而愛建提供的閩東電力的取款證據,也不可能和配資的協議等同。

其實不管是閩東電力還是愛建證券,當時都存在很多問題,特別是兩家公司的原高管翁小巧、劉順新等人先後入獄,讓兩家公司的誠信度都大打折扣。

閩東電力本是家以小水電為主的地方性電力公司,2000年新股上市時,原計劃募集4億-5億元資金,卻一下子募集11個億元。「一下子多了這麼多錢,他們確實不知道錢怎麼用。」閩東電力的代理律師談道。

之後的4年,閩東電力肆意變更募集資金使用範圍,大舉投資房地產開發、火力發電、鋼鐵、公路建設、船舶製造、酒店建設經營和農產品加工等數個陌生領域;4年間,它花光上市圈來的11億元。

事實上,1億元資金到愛建證券,閩東電力的董事會是沒有通過決議的。當時擔任公司董事、副總經理的楊立功曾對媒體表示:「愛建證券的事情董事會沒有通過。錢是怎麼進去的,我目前還不清楚,但這個錢和董事會沒有關係,董事會沒有通過這項決議。」

2004 年底翁小巧被「雙規」。翁出事後不久,原閩東電力14位董事會成員有13名跟著下課。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決定書(證監罰字[2007]9號)對包括翁小巧 在內的12名高管做出了「披露的信息存在虛假記載、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遺漏」等行為的認定,其中也提及:公司將存放在上海愛建信託投資公司上海復興東路證券 營業部(後更名為愛建證券公司上海復興東路營業部)的募集資金披露為銀行存款。截至2002年12月31日、2003年6月30日,閩東電力均有募集資金 1億元存放於復興東營業部,而閩東電力在2002年年度報告、2003年半年度報告中均披露尚未使用的募集資金為銀行存款,直到2003年年度報告才披露 上述事項。

這甚至也成了被告抗辯的理由之一:原告要提起訴訟的目的就在於,他們是上市公司,信息都是要公開的。而閩東電力投資到上海東溟的1億投資是虧損的,為了彌補虧損,閩東電力設置了這樣一個「局」,就是為了年報能夠漂亮一些。

同樣地,愛建證券原董事長劉順新、愛建證券前董事陳輝等高管,也因犯違法發放貸款罪於2011年6月17日被判刑。這也成為了原告強調的把柄之一:閩東電力的資金可能跟上述高管挪用資金用於違法發放貸款有關……

事實上,不管是閩東電力還是愛建證券,反映的問題都同樣尖銳: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問題、規範治理問題、高管的監管問題,以及上市公司的誠信問題,等等,都刻不容緩。

閩東 愛建 大案 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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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之城再发大案 苏叶女案或涉及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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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网讯 “全民放贷”的鄂尔多斯,今天风雪交加,白女士的心情与今天的天气一样糟糕。

9月26日,鄂尔多斯东胜区经侦大队的铁门口贴上了一纸通告:兹因我局办理苏叶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现已经进入立案侦查阶段,限仍未到我局报案的出借人在2011年10月26日前到经侦大队报案。

白女士今天就是来经侦大队报案的。

据高利贷出借人介绍,此次苏叶女案的金额有望超过此前的石小红案,成为鄂尔多斯近年来数额最大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

涉及10亿元民间融资

 “没了,啥都没了。”在与其聊天的近半个小时里,她重复了5次这句话。

据了解,白女士此前主要从事煤炭生意,赚了不少的钱。钱有了,想着去投资。“做实业,咱也不懂啊,炒楼吧,看报纸说好像风险很大。看见大家都在放高利贷,我也就跟着放了。”

谁知道,倒霉事情让我给碰上了,稀里糊涂的借给了苏叶女,然后就被装进去了。白女士万分后悔的说。

随后,她拿出一厘米厚的借据向21世纪网展示。

借据为统一格式,分别写着白女士的名字,所贷金额,以及苏叶女的签名以及其会计吴娟的签名。在每个签名后都按着红色的手印。

白女士的第一张收条金额为50万元,她说,他这一堆有26张,总金额超过800万元。“这是我的全部家当”。她说。

与白女士一起来报案的还有她的两位邻居,他们告诉21世纪网,他们手里借据的格式与白女士一样,一位有16张,一位有15张,各自的总金额都在600万元左右。这也意味着仅此三人,加起来金额就已经超过了2000万元。

借贷给苏叶女的不仅是我们几个,我们那一片很多人都参与进去了。我所知道的就有30个人。与白女士一起来报案的一位高利贷出借人介绍说。“据我们了解,苏叶女的案子牵涉的高利贷大概有10亿元,她的资产大概2亿元。”

不知道这回能要回多少钱。白女士自言自语。当记者告诉她,祁有庆案的高利贷出借人拿到了20%的本金,她立刻从萎靡中亮出了笑颜,她对同伴说,要是能要回20%也不错。

涉及人数众多

针对苏叶女案件,鄂尔多斯东胜公安局刑侦支队专门开辟了登记室,下午两点钟开始登记。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网:我们先登记借款信息、全过程的利息收据,然后与苏叶女的信息进行核对,最后再根据苏叶女剩余资产的情况向出借人返还本金。对于什么时候能办完全部流程,该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经过了石小红案、祁有庆案后,鄂尔多斯的执法部门对相关案件已经制定了一套固定的流程。

由于今天刑侦支队开会,登记的时间也向后推到了3点。在一个小时里,又陆陆续续来了6、7位债权者,他们借给苏叶女的金额在几十到几百万之间。

对于此次牵涉的人数,白女士的同伴说五百人以上应该是有的吧。很多都不是直接借给苏叶女的,他们是从下线借了钱再借给苏叶女的。

21世纪网向债权人了解到,苏叶女给予的高利贷的价格达到了月3分,在鄂尔多斯属于月利较高的范围。这也是其能吸引高额民间贷款的原因。

对于目前登记的债权人数以及金额,东胜公安局刑侦支队大队长高旭明表示,案件在办理过程中,不方便对外透露。记者后从相关人士处获悉,目前已经登记的人数达到200多位。

白 女士的同伴告诉21世纪网,苏叶女的案子不仅涉及的金额大、涉及的人数多,而且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据我所知,目前不仅鄂尔多斯本地的人涉及,鄂尔多斯周 边,通辽乃至河南、河北、陕西都有人向苏叶女进行了贷款。甚至还有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将工资寄回国内在苏叶女处吃利息。

借貸 之城 城再 再發 大案 蘇葉 女案 案或 涉及 1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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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赌徒:“太太赌博团”与101亿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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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媪(老婆)在海南被抓了。”10月13日,在温州惠民路上陡门一所公寓里,做货运生意的当地人龙虾(化名)狠狠吸了一口烟。

他说,9月29日海南警方破获一个赌博案,有105名都是温州人,其中有30多名女性,涉案2000多万。“这个赌场是温州人开的,能给我们报销机票、吃住开支。有的赢家请客,还打电话叫温州的夜店送10多个小姐飞过去,供赌友消遣……”

这 种聚赌现象并不鲜见。今年6月,上海宝山公安分局捣毁一个“团赌”窝点,抓获涉赌人员63人,已查证赌资近亿元。该赌场由温州人邹松华开设,包租某宾馆 70多间客房,邀请众多温州富豪太太、富二代驾驶名车或包机前来豪赌。输赢以十万、百万元计,最惨的一名富商在一小时内就输了1700万元。

设赌人牟利的方式,就是从赌资中抽取5%的资金作为报酬。据邹松华交代,他一般一天只开四场,而他们每场可牟利30万至50万元,也就是说一天最多时可牟利200万元。

据介绍,太太们的“豪气”远远盖过男赌徒,常常输得精光后向赌场借贷。而赌友之间相互攀比,“输得多却不在乎”反倒成了时尚和高贵阔绰的象征。上海媒体为此惊呼,“温州太太赌博团”是继“温州太太购房团”、“温州太太理财团”之后的又一新生组合。

而温州市鹿城区江滨派出所所长陈可浩对记者说,这几年他们抓到过好几批赌博“娘子军”。例如2009年4月,温州警方在瓯江三垟河岛查获一处荒岛赌场,抓获24 名赌徒,其中19 人是女性,最年长的一位老太太已经72岁,而年龄最小的女孩只有23岁。

2009年9月4日,青岛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浙江流窜赌博团伙,20个参与赌博的浙江永康、温州籍富豪同样男女混杂。其中一名胡老板身家超过10亿,在河南开发多个楼盘。温州某集团总裁林某某输掉2000万元,并欠下高利贷赌债本息7000万元。

类似大案频发。今年4月,温州市鹿城区法院判决的一个赌博团伙,仅1年多累计赌资即达101多亿元。9月份,龙湾区打掉两个特大网络赌博团伙,抓获参赌人员798人,其中一名富婆就输掉1100多万元。

而温州另一跑路富豪、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老板黄鹤,已被证实将其所借的高利贷资金豪赌一空。

“黄鹤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今年6月,浙江省银监局和温州银监分局出具的一份《关于温州民企经营状况的调查》称,今年初黄鹤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

温州富豪聚赌现象已成风潮。龙虾说,有两个温州“码仔”去澳门包赌场挣到钱了,经常回来推广“免费游澳门”项目——出发前,先将赌资打到“码仔”在内地指定的账户,到澳门直达赌场酒店,吃喝玩乐赌一条龙服务。

更多的国际性赌场也将目标瞄向了温州赌客。最近,韩国济州、拉斯维加斯、西班牙等地的赌场也纷纷前来温州揽客。

官员涉赌,局部失控

在老板跑路最严重的龙湾区,赌博现象一度处于失控状态。

龙湾区公安分局局长李伟向记者坦陈,这个本地常住人口不过20万、外来人口却高达42万的辖区,“不仅一般群众参赌,一些党员干部甚至带头组织赌博,导致家破人亡、继而引发刑事案件。”

龙湾区永中街道下辖龙华村曾是一个声名远扬的赌博村。早在2004年,就曾发生一起多名富婆驾宝马豪赌的特大赌博案,当时被警方打掉的以李铭君、李宗权为首的赌博团伙,涉案金额近4000万,参赌人员上百人。

2008年5月17日,龙华村赌徒胡保强为报复寻仇,驾驶装有一只煤气瓶和爆炸物品的拖拉机,强行冲向当地赌场,造成19人死亡、45人受伤的重大恶性事件。

而官员涉赌现象也屡禁不绝。今年6月,龙湾警方捣毁了一个全村皆赌的窝点,赌场由村长翁碎校、村委员翁士字联合开设,该村65人涉赌。

记者根据警方提供的一份账单统计,今年5月9日至6月15日,村民翁学等在赌场发放高利贷56笔,金额多在10万至20万元。而利息少则七八分,多的高达一毛五分。

如此高暴利、低成本和相对低风险,导致日益猖獗的地下赌场实现了企业化运营。赌博团伙一般设“总经理”负责赌场经营,承担重要角色的团伙成员担任“股东”,参与赌场管理并按股分红。在“董事会”的授权下,甚至设立了“猎头”,专门寻找、引诱赌博人员。

记者了解到,一些与赌交织在一起的黑恶势力逐渐渗入到当地的征地、拆迁、工程项目中,霸居一方制造事端。而在浙江一些地区,一些赌徒形成势力后甚至通过借高利贷、贷款以贿选的方式竞选村干部而后侵吞集体资产。

本报获得的独家数据显示,2007年温州查处赌博案件3166起,拘留4865人,打掉赌博团伙128个。2009年,全市查处赌博案件1440起、涉案6213人。2011年1至8月份,全市查处赌博案件1300多起、涉案4000多人,打掉赌博团伙34个。

而在地下赌场的刺激下,高利贷纠纷呈逐步增加的趋势。据温州市中级法院统计,截至8月底,全市民间借贷案件数同比增加25.73%。1~8月份,该市公安部门立案的涉嫌非法集资案件17起,比去年同期增加3起,涉案金额5.5亿多元。

“因赌博输钱的,让他们跳搂吧”

据媒体披露的信息,温州已有90多个老板负债出走,有3人已返回国内。目前温州等地正在采取措施,避免当地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在“十一”长假期间赴温州进行了调研。

但对于是否救、如何救温州,各界意见并不一致。

据多个部委的最新调查,温州出现老板逃跑的企业往往存在从事非主业,并参与了高利贷的情况,而这并未影响到区域经济的整体安全。

“那些企业主因赌博输了钱导致要跳楼的,就让他们跳吧。”一位中央某部委人士在这个报告会上大声说。

“我们一分钱都不会给,这个口子不能开。如果我们在温州开了这个先例,那别的地方怎么办?”10月11日,温州市金融办要求各商业银行向跑路老板信泰集团胡福林续贷时,某商业银行负责人指出,以行政命令放贷款救这些“老高”,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银行也是企业,多了坏账要自己承担后果。”某股份制银行信贷处处长直言,除非财政部表态,假如温州出现坏账的话,税收给银行优惠点,少交点,但这牵扯太多,也不现实。

浙江省经信委政研室主任周必健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正视,但不可过分放大。从全省看,现在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现象,尚未出现系统性风险。

“一些人炒作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话题,呼吁紧缩政策转向,是在为房地产商和证券商代言。”周必健称,货币紧缩政策对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影响最大,其资金压力也最大。

“温州不缺钱。”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秘书长蔡骅说,2011年一季度末,温州市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3399.73亿元,已经超过2010年度温州市的GDP(2952亿元)。而在地下流动的万亿民间游资,尚未纳入金融部门的监管。

蔡骅认为,正因为本地产业无法消化如此巨量的民间资金,而实体产业利润日益稀薄,才导致民资大量外溢为游资和赌资。

“没有高利贷就没有今天的温州模式。遗憾的是,十年前地下钱庄是草根经济的水源地,今天变成投机者的金融工具。”蔡骅说。

拯救温州之前,官方需明确真正需要钱的究竟是中小企业,还是“老高”以及与高利贷绑在一起的泡沫投机资金?如果以拯救中小企业为名,替地下钱庄解套,救的是房地产商、高利贷业者及赌徒,过去几年宏观调控将功亏一篑。

蔡骅说,温州“救火”,或许会向全国的高利贷庄主们释放一个信号,央行的流动性又将开闸了,而隐藏在老高身后的官银及特权阶层或将发出“黑暗中的笑声”。


溫州 賭徒 太太 賭博 101 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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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票商再現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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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市場週刊》記者 秦穎】震驚上海灘的23億元票據大案剛剛落下帷幕,又一位溫嶺女商人捲入一起特大票據案。

涉及此次事件的「票商」叫胡敏莉,為上海媛婷服飾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目前在派出所申報的掛失票據達6000多萬元,還有不少債權人沒有報案的,加起來可能牽涉上億元的資金。」相關知情人士告訴本刊記者。

12月7日,記者從相關渠道證實,胡敏莉票據案正由上海市閔行公安分局經偵支隊偵辦。

虧本的票據生意

據悉,胡敏莉是浙江溫嶺人,以「媛婷服飾」的名義在上海從事一些票據生意,進入圈子的時間並不長。

「胡敏莉是由上海本地一位王老闆介紹進這個圈子的。我跟胡第一次接觸是在今年的7、8月份。」一位拿著被掛失票據的鋼材老闆萬峰(化名)告訴記者,「胡敏莉大約四五十歲,外表看起來精明幹練,似乎是個做事業的人,沒想到這麼不可靠。」

工商資料顯示,媛婷服飾的註冊地在浦東新區宣橋鎮。該公司的註冊資金為100萬元,經營範圍包括針紡織品、絲綢製品、服裝服飾、鞋帽、襪等。

資 料顯示,該公司自2008年開始經營。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媛婷服飾確實是一家在運作的公司,但是生意規模並不大。自從從事票據生意後,胡敏莉是利用低息買 入貼高息賣出,也就是說,一般胡向企業收取票據後,承諾一個月或20天左右,可以不用貼息或貼3%左右的利息給企業。而胡拿到票據後,又以6%-7%的高 息將票據轉給下家獲得現金支票,因此很多手裡有票據的客戶都願意去胡那裡兌現。

但對於胡來說,則看起來是在經營虧本的票據買賣。「除非她在做其他高利潤買賣,需要大量的現金周轉,否則這本身就是虧本生意。如果本著虧本的初衷去套取大量現金,那這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詐騙。」萬峰認為。

然 而,現在錢不見了,胡敏莉卻認為跟自己無關。「她現在說有1.6億元錢給她妹妹拿去填補銀行的窟窿了,因此她認為要找責任人應該去找她妹妹,跟她無關。」 萬峰告訴記者,事實上,這個胡敏莉口中的「妹妹」,很多人都不知道她的存在,總之根本找不到人影。記者也未曾找到這個「妹妹」。

事情發生後,一群已經將票據交給胡敏莉而未收到錢的受害者,目前已經在各地紛紛掛失這些票據。

那些從胡敏莉手中用現金換得票據的中間人,也已經將這些票據在不斷地支付給下游供貨商,萬峰就是這中間人之一。

「問 題是這些票據具有支付功能,我們給了供貨商,供貨商可能又會將票據支付給他的下家,或者再轉入票據市場。這樣一來,下游的企業會十分混亂。目前這些票大多 是今年9月份左右的票據,因此粗略估計到明年3月份之前,票據市場都將是一片亂象。」萬峰介紹,他所知道涉案的票據已經達到40-50張左右,牽涉面之廣 難以估計。

「目前是年底了,很多小企業一年的利潤都很難賺到上百萬,現在手裡突然拿著一張價值百萬的廢紙,即使到事情處理後票據解凍了,那也得耽誤近一年的時間。小企業根本扛不起。」此事的另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

記者向上海市閔行公安分局經偵支隊求證,經偵支隊以該案正在經辦為由,拒絕向記者披露詳細內情。

受害人鷸蚌相爭

問題是,目前以胡敏莉為分界線,上下游已經在開始一場博弈。

博弈的關鍵是上游票據是否認可為掛失。很多票據不是在同一個城市或地區流通,這就在管理上和處理上造成了一些差異。

「胡敏莉的票據大量是從江蘇邳州和徐州收來的,當地的法院往往會受理他們的掛失要求,將這些票據定為掛失票。但對於我們下游來說,我們已經將錢給了胡敏莉獲得這些票據,而且我們流入下游的程序也是合法的,這個責任不應該由下游承擔。」萬峰表示。

一方面,流出票據的上游企業因為沒有收到錢,可以直接向公安機關報案,同時,又企圖通過法院的認定將責任轉嫁到下游企業;而另一方面,下游企業則顯 得頗為混亂。像萬峰一類的使用過票據的中間人,他們不希望下游的企業票據到期後無法兌現,於是在輾轉聯絡通知相關票據持有人,讓他們及時申報權利以對抗上 游的掛失;對於持有人來說,則更是要首先承擔票據被掛失或凍結的風險,不管哪種,必須要承受近一年的時間風險是可以肯定的。

「在胡敏莉被警方控制後,他們不是問胡敏莉去要錢,而是想辦法把責任轉移到我們下游,這對雙方都沒有好處。」萬峰談道。

據悉,上游企業包括東方航運、海天化工等,都損失數千萬元票據。

「據我們的接觸,胡敏莉名下擁有兩套房子都在徐匯區繁華地帶,價值均在3000萬元以上,加上她名下運作的公司,還值一點錢。」萬峰說。

事 實上,經記者調查發現,胡名下的產業並非「媛婷服飾」一家公司,至少還包括一家名為「上海傑尼服飾實業有限公司」和一家名為「上海猶森實業投資有限公司」 的企業,其工商註冊資料中的法人代表均為胡敏莉,兩家公司的註冊資金分別為2000萬元和3000萬元,註冊地點均為浦東新區六灶鎮。

相關知情人士證實,事實上,包括媛婷服飾在內的多家公司,其辦公地點其實都設在了閔行。

記者致電上述公司時,上海傑尼服飾實業有限公司的一位張姓負責人表示:傑尼服飾目前仍在經營,並承認票據相關業務是由胡敏莉名下的另一家公司具體操作,且票據往來的業務一般由胡敏莉親自接洽。

而當記者致電「媛婷服飾」時,對方以撥錯電話為由拒絕回應。

票據商地下鏈條

「目前這些票據主要流通的行業就是鋼鐵行業,其他行業很少會有這麼大量大數額的承兌。」萬峰告訴記者,由於鋼鐵業利潤不高,很多中間商往往從承兌匯票中套取一點利潤,這讓鋼鐵行業的票據流通十分盛行。

舉例來說,如果供貨商不能提供發票給中間商,則中間商不但可以以承兌匯票支付貨款,而且在價格上還能享受約10%左右的優惠空間。對於供貨商來說,雖然拿到的是承兌匯票,且價格低了10%,但是相對於要付出17%的稅收,則還是有一定的避稅空間。

「民間這種通過接受承兌匯票避稅的做法非常普遍。增值稅是以進項稅抵扣銷項稅的,如果兩者的差額越小,則交的稅也越少。」一位從事票據生意的人士告訴記者。

事實上,推動票據盛行的除了有市場需求外,還有其他因素。

「銀行職員參與民間票據市場的事並不鮮見。很多民間票商的生意都是銀行職員介紹的,具體如何利益分成要看怎麼談。」上述人士稱。

「胡敏莉的事件中,聽說也牽涉進了銀行、稅務的相關人員,主要是在江蘇那邊,有一位已經退休的銀行行長,可能是想搞點副業,結果現在江蘇警方那邊正在查這件事。前段時間也來上海調查過。」萬峰告訴記者。

但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產業鏈末端企業在收到承兌匯票後,迫於自身資金的壓力,往往選擇將尚未到期的銀行承兌匯票貼現。當銀行沒有辦法滿足其貼現需要時,這些票據便流入民間票據市場。

民間票據市場的存在,不僅比銀行的貼現率低,而且不需要對持票人進行嚴格的材料審核,這使得大部分票據自然流入到民間票據市場,持票人也更多地依賴地下票據市場貼現。

有數據顯示,由於中國票據市場融資類票據——商業本票尚未推出,銀行承兌匯票仍佔據商業匯票市場95%左右的份額。

從民間票商以套利販票攪渾市場,到正規金融機構職員掩護參與,隨著銀行承兌匯票市場的監管失控加劇,和以逐利為目的的地下票據融資的「虛假」繁榮加深,因此而受害的中小企業數量也可能在增加。

截至記者發稿時,上海市閔行公安分局經偵支隊還在偵辦此案,本刊記者將做後續追蹤。

上海 票商 再現 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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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借殼上市吸金大案真相

http://www.capitalweek.com.cn/article_16302.html

【《證券市場週刊》記者 秦穎】2月7日早上9時許,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外,聚集了數百名群眾,他們均為涉嫌一起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及非法集資詐騙案的受害人。

當天,由於前去參加旁聽的群眾實在太多,法院除保留原法庭審理外,還臨時增加開放了兩個法庭,給沒能進入現場的其餘當事人觀看視頻旁聽。

據瞭解,此次案件的涉案金額達1.57億元,涉案範圍極廣,共計有11個省市、892名群眾被害。一位受害群眾告訴記者,這僅是登記在冊的數字,加上有些掛名的或遺漏登記的,估計受害者超千人。

庭審從上午9點半持續到晚上7點半,控辯雙方就涉案的兩位當事人是否應該承擔刑事責任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包括兩位當事人本身,也是互相推諉責任、互相指責。法庭上,一場歐洲借殼上市陷阱背後,長達數年的吸金大案真相浮出水面。

新加坡導師出場

空殼公司開啟夢想

一個吸金故事從2006年1月在北京註冊成立中林聯合資源開發有限公司(下稱「中林聯合」)開始,這一切就顯得不同尋常。

據檢察機關的指控,中林聯合的註冊資金是5000萬元,而通過驗資發現,這5000萬元為借入款,驗資完畢後,已全額歸還,故其實收資本並未到位。

中林聯合的實際投資方為北京世融達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世融達」),據工商部門2005年的驗資報告表明,2005年年底該公司僅「值」50萬元,又哪裡能拿出5000萬元成立中林聯合呢?

世 融達的實際控制人是寧威,其簡歷顯示,父親為北京某檢察院退休幹部。寧威於1991年高中畢業後即進入社會工作,1998年開始在經濟日報社策劃中心擔任 副主任,之後至2001年又調往《人民日報》海外版信息中心擔任副主任。直到2004年,和幾個朋友籌建了世融達,主要從事文化教育、節電器材開發與銷售 等業務。

寧威的經歷原本並不複雜,然而,2004年他遇到了Edwin(新加坡人,中文名戴榮貴),一名在新加坡破產後來到北京找工作的律師。

剛開始,寧威將Edwin介紹給了自己的朋友白峰。因為白峰當時在山西一家叫菲菲森旺的林權銷售公司負責銷售工作,Edwin便被介紹去菲菲森旺擔任培訓講師的工作。

2005年上半年,Edwin和寧威聊天時說起菲菲森旺銷售模式比較好,建議其將此作為投資項目,並通過資本運作最終實現海外上市。

對融資上市情況不甚瞭解的寧威,一直以來把從新加坡過來的Edwin看成是自己在資本市場的導師。雖然之前兩人也談起過一些關於融資的話題,但是一直沒有具體的項目好談。此時Edwin提出這個想法,兩人一拍即合。

於是,寧威開始緊鑼密鼓地註冊跟林業有關的公司。

2006年2月,號稱註冊資金有800萬元的上海中林聯合資源開發有限公司(下稱「上海中林」)成立。2006年6月,號稱註冊資金有500萬元的湖北中林聯合林木開發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湖北中林」)在湖北石首成立。

檢察機關對上述公司的調查顯示,均為墊資註冊的企業。

3家林業公司的分工卻很明晰:中林聯合購買林地,上海中林進行銷售,湖北中林進行管護。

事實上,成立這麼多公司,兩人是想通過銷售林地使用權及代管林地等方式吸收資金。

在湖北石首購買的林地價格,一般在1000-2000元一畝,最後銷售給客戶的價格從3000-6000元不等,中間的差價由公司賺取;而之後在湖南澧縣購買的林地更加便宜,僅100元每畝,也是通過賺取數倍差價銷售給客戶。

問題是,之所以能吸引客戶購買林地,上海中林需要給出優惠的條件,即承諾客戶年均10%-13%的回報。

公司跟客戶共簽訂三份合同,即:《林木轉讓合同》、《林木管護合同》和《林木銷售合同》,而合同中關於立木材積量的「權威數據」都是由請來的中國林科研院資深研究員、原湖北省石首市楊樹研究所所長等人做的評估。

但事實是,承諾給客戶的每畝到期立木材積量為13-15立方米,結果卻只有6-7立方米材積量。按照合同,不足部分由公司想辦法給客戶補足。

雪上加霜的是,隨著市場價格的變化,到期後每立方米的木材價格在逐年走低。這就意味著,當初跟客戶簽訂的合同,很可能做一單虧一單。

歐洲借殼資本秀

上市上演「黃雀在後」

公訴人在舉證時指出,上海中林跟客戶之間的銷售已經出現了重重問題:如有的向客戶宣傳的林地林權證還沒有辦下來,或者根本還未付錢,就已經拿來賣給客戶;更有甚者,將之前買過的林地重複賣給客戶。

在瘋狂吸金同時,向客戶兌現的壓力也時時壓迫著寧威和Edwin等高管。

2007年底,「偏好」在資本市場掘金的Edwin又看到了機會。他發現菲菲森旺的模式就很成功——即將客戶手中的林權轉換成股權,這樣以後便沒有向客戶兌付之前投資林權的現金壓力,於是他想到了效仿。

寧威同意了Edwin的想法,在資金上全力支持Edwin,讓他具體負責操作將中林聯合帶上市。

Edwin先是在一次大型的論壇上結識了克里斯托弗和羅伯特兩位投行人士,經過他們的介紹,Edwin找到一家在德國上市的荷蘭公司UFC Holding NV(股票代碼:NL0000817005),準備借殼上市。

首 先,中林聯合收購了由美國森林資源私人有限公司(環球)(UFR)全資控股的UFC,持有98%股權(其餘2%為公眾股)。之後,Edwin僅用8000 元人民幣在新加坡買下了一家號稱「擁有12家子公司,四大森林基地,為國際資源供應商」的「新加坡聯合國際森林資源控股集團」,讓該公司和世融達「共同出 資」建立一家離岸公司——「中林聯合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林聯國際」)。

事實上,因為中國居民無法直接持有境外公司股權,Edwin又花 了極少的手續費在上海找了家代辦公司註冊了兩家離岸公司:林聯國際為其中之一,林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林業投資」)為另一家。兩公司的法人代表均為孫長 佳,法庭證據顯示,孫長佳只是代持,實際控制人仍為寧威。至此,UFC的股權又調整為:北京世融達持股67%、林聯國際持股23.1%、林業投資持股 9.9%。

而林聯國際和林業投資的股份則是轉化為客戶持股的部分。

為了讓客戶持股顯得更加正規,中林聯合還搞了股權證。寧威在一份筆錄材料中坦承:由於成本較高,我們從代理公司處要來了股權證的模板,由公司自己打印出來。

這 些都是小錢。公訴人的材料指出,歐洲的這家殼公司本身只值10萬歐元,但是Edwin卻問寧威要了45萬歐元用於支付投行費用,且這45萬歐元也沒有全部 的發票。加上10萬歐元「股票經紀費」、10萬歐元作為賬戶保證金仍存在德國銀行,Edwin承認共計花費了65萬歐元用於購買價值10萬元的殼公司。

但公訴人仍指出,Edwin用於歐洲借殼UFC上市的費用遠不止這些,僅有記錄的就已經超過1000多萬人民幣。可Edwin卻在法庭上說不出這些錢的去向。

其中有個小細節,也一度成為庭審現場爭論是否屬於欺騙客戶的焦點之一。

Edwin 當初買下殼公司UFC時,該公司的股價僅0.01歐元。Edwin和寧威在克里斯托弗、羅伯特的介紹下,在慕尼黑的一間酒吧,認識了股票經紀馬特。在 Edwin和寧威之前的供述中,兩人均承認見過馬特並給他10萬歐元「股票經紀費」,拜託其將股票從0.01歐元炒至0.5歐元以上,但在庭審中兩人卻矢 口否認這件事,只是承認見過。

不管承認與否,當時的股價確實從0.01歐元漲到了0.51歐元。在這樣的背景下,2007年11月至 2008年6月,之前的192名購林客戶以每股人民幣6.5-9.5元不等的價格將價值人民幣6797萬餘元的林地使用權折換為在薩摩亞註冊的林聯國際有 限公司和林業投資有限公司股權。

其中,1股離岸公司股權等同於1股UFC股票。但問題是,當初花費人民幣6.5-9.5元購買的股票,目前每股僅剩0.03歐元。

一張發票吹泡泡

林地估價子虛烏有

當然,除了上市後將一部分林權轉成股權,中林聯合還需要不斷地有新資金的進入,因為在UFC的官網上,其宣傳的戰略目標是要到2011年成為中國的十大林業公司之一。

其官網的財報顯示,2006年、2007年、2008年在中國的收入均達幾十億元,利潤均有近千萬元。且每年還能保持20%的增長。

如此巨額的銷售額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據公訴人的材料證實,2007年9月3日的一份評估報告,就是完全偽造。

該評估資料是由西門(遠東)有限公司提供,是對江西九江一塊1萬多畝林地的估值報告。做估值報告的目的是,中林聯合想借此機會,以資產注入為由頭,在資本市場募集更多的資金。

但事實是,中林聯合從始至終都沒有購買過該塊林地。

一 份來自九江新園農林開發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繆澤榮的筆錄證實,湖北中林的負責人寧勇(寧威的姐姐)曾多次去過林地考察,也曾許諾欲購買該林地,甚至還提出讓 繆先開發票再付款。繆為了能做成生意,還真的去當地國稅局開具了805萬元的發票給了寧勇,但是寧勇這邊卻遲遲未支付任何費用,卻拿著這張發票宣稱對九江 林地付過定金。

2007年底,這份意味著宣告「中林聯合對九江林地主權」的報告出來以後,投資客戶對中林聯合更有信心了。在一些宣講會上,主持人甚至把這點結合進股票中,暢談未來股票會漲至25歐元以上,並讓大家把握好機會。

一方面,這些資料被堂而皇之地放在了網上,九江新園農林開發有限公司有關人員看到後打電話給寧勇,要求撤銷不實的收購林地信息,但是中林聯合竟不予理睬。

另一方面,中林聯合也早有準備,在還沒撕破臉皮之前,就已經向繆要了一間九江新園農林開發有限公司的辦公室,付了10萬元租金,在外面掛了塊中林聯合的牌子,請了幾名工作人員專門接聽來自上海等地客戶的諮詢電話。

甚至在繆澤榮於2011年4月27日被派出所找去做筆錄的當天,寧勇還打電話給繆,關照他如果公安局找到他,要他承認中林聯合購買林苗支付的800餘萬元情況是屬實的,還希望繼續合作等。

即使是一份假報告本身,中林聯合甚至對數據不滿還要加以干涉。

為此,公訴人提出的大量證據證實,報告其實是做了兩次。第一次是估價8000萬元人民幣,第二次是1.13億元人民幣,而之所以是這樣的結果,雖然現場不能承認,但極可能是寧威的意思所致。

此外,包括UFC官網上一些關於業務的介紹等,全都是誇大不實、甚至不存在的。

如關於蘑菇的培養。該公司網站介紹,2007年1月,該公司已開始種植蘑菇和自由放養鵝等,但這些業務,據寧勇在筆錄中反映,其實早就因為不賺錢結束了。

此外,其官網上還刊登了2010年7月1日,該公司的註冊資本將從50萬歐元增加到150萬歐元。但據寧威自己在筆錄中反映,自公司買殼後,從來沒有注入過資金。

主角囊中空空

高消費背後巨款何在?

那麼,高達1.57億元的集資款到底被用到哪裡去了呢?

跟「龐氏騙局」不同的是,寧威等人所募集的錢並沒有太多是用後款補前款的。除了在2007年曾返還過278萬元外,再無所出。

本刊記者在一份2007年3月25日的《中林聯闔第二屆第二次董事會決議》中看到,該公司2006年的利潤約為680萬元,被黃舒、白峰、寧勇三人按比例分掉。

而其餘包括庭審現場公訴人羅列的一些數據:上海徐家匯國際大廈的房租5000萬元、員工工資3000萬元、湖北公司的運營費用、廣州公司、宜興公司、上市費用等等。

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作為公司老總,寧威目前名下基本沒有什麼資產,既沒有股票、房產,又沒有存款。就是過去有過一輛轎車,也已經賣給別人。而其在北京居住的房子,據說是其母親買了給他住的。

有幾個受害人曾在檢察院看到過寧威消費的記錄,其中有一筆吃飯費用竟然消費了5萬元。另外還有一些消費,只有記錄沒有發票,根本說不清是用掉了還是被放進了個人腰包。

此外,本案的另一被告Edwin也被被害人質疑為高消費、賬目不清。特別是其在德國多次出差的幾筆費用,很多都沒有發票。

本刊記者獲得的一份資料顯示,Edwin在中林聯合的時候即領取了高工資,僅2006-2008年三年,共計獲得工資報酬達198萬元。

庭審現場,寧威表示能夠接受懲罰,希望求得諒解。但Edwin卻表示不接受任何罪名的指控。

歐洲 借殼 上市 吸金 大案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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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涼皮引發的烏龍大案 ——麵粉巨頭誤陷漩渦,食品安全草木皆兵

http://www.infzm.com/content/81425

南方週末記者追訪涉事各方,還原「硼砂門」真相

中國最大的麵粉生產企業突陷「硼砂門」,讓河北這個曾經被三聚氰胺陰影籠罩的省份震驚不已,從重拳查處,到低調處理,一起食品安全大事件,卻因為事實源頭認定的問題,而演變成了一樁烏龍大案。

第二個「三鹿」?

72歲的五得利集團創始人丹宏剛學會了一句網絡用語:「躺著中槍」,沒想到這就派上了用場。

就在一週前,2012年9月20日,有媒體曝出,五得利集團因涉嫌在麵粉中非法添加致癌物硼砂,被工商部門查封了問題產品,其位於河北衡水深州和保定雄縣的工廠也被勒令停工。

短短幾天,五得利集團,這家中國最大的麵粉生產企業迅速被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來自五得利集團的信息顯示,該公司是全國麵粉行業唯一一家入選中國製造業500強榜單的企業,僅北京市場就佔有四成的份額,北大清華等大專院校乃至部委機關,大多食用該公司的產品。

正因如此,五得利涉嫌添加硼砂的消息一出,北京、武漢、西安、南昌、瀋陽等地紛紛查看自家「面袋子」。

產品下架還是小事,由於事發河北,4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陰影未消,加之五得利又是一家在全國市場佔有率接近10%的大企業,更有麵粉加工業內人士擔心五得利會成為「第二個三鹿」。

「五得利不是三鹿,不存在非法添加的問題。」五得利集團創始人丹宏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表示。

為自證清白,9月23日,五得利甚至懸賞百萬徵集證據——凡是在供貨商、物流運輸、採購、生產、銷售等環節找到能證明五得利廠家添加硼砂證據的,五得利將給予100萬元的獎勵。

驚天非法添加大案還是一出烏龍事件?

9月26日,河北省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以下簡稱食安辦)給出了最終答案。2012年9月26日上午10時,河北省食安辦召開新聞發佈會,會上, 相關負責人表示,根據省內外權威檢驗機構的檢測結果,經過分析研判,河北省有關監管部門一致認定,五得利集團深州、雄縣公司在麵粉生產過程中不存在非法添 加硼砂問題。這是目前唯一公開的官方結論。

案發滄州,送檢北京

這樁轟動全國的公案事發源頭在河北滄州。

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資料顯示,2012年8月28日,滄州市運河區公安分局接到運河區工商分局移交的線索:在轄區內個體商販夏某和李某銷售的涼皮內,分別檢測出國家明令禁止的有毒添加劑硼砂。

硼砂是一種無色半透明晶體或白色結晶粉末,連續攝取會在體內蓄積,引起食慾減退、消化不良,成人服用1-3克劑量即會中毒。由於食品中加入硼砂具有 防腐、增加彈性和改善口感等作用,因此麵食、肉類中添加硼砂的行為屢禁不止。中國早在1979年就將硼酸和硼砂作為禁用的食品防腐劑。2008年衛生部將 其列入《可能違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質名單》後,更被執法部門列為嚴打的對象。

然而,被刑事拘留的夏某和李某均稱加工涼皮過程中未添加硼砂等物質,可能是製作涼皮的麵粉存在問題。公安部門遂對兩人所用的麵粉抽樣送檢,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檢驗檢疫技術中心的檢測報告顯示檢出硼砂。

隨之,滄州市運河區民警對提供麵粉的五得利麵粉經銷商展開調查,對涉案麵粉進行封存並抽樣送檢,經檢驗,取樣的麵粉硼砂含量為4.33-4.66mg/kg之間。

9月13日,滄州市公安局將三份檢測報告和相關情況移交給滄州市工商局,並建議該局根據工商部門的職責,對該市流通環節和生產地的「五得利」麵粉,依法迅速採取相關措施,防止造成危害。

不過,這一執法取證過程,當事一方五得利公司似乎並不知情。五得利公司後來發給媒體的聲明中強調,該公司始終沒有接到任何部門發來的關於產品不合格的通知。

從「非法添加」到「涉嫌非法添加」

接報後的滄州市工商局不敢怠慢,9月14日,就將情況上報河北省工商局,在這份《關於對五得利麵粉進行清查的情況報告》中,滄州市工商局稱「以上三型號麵粉存在非法添加行為」。

這一定性的說法成為日後爭議的焦點。「如何認定非法添加,依據何在?」五得利公司一位高管至今不解。

同樣是9月14日當天,河北省工商局將情況上報河北省食安辦,而這次的報告謹慎地表述為,「涉嫌向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質」。

當天,一份《關於對五得利麵粉市場清查的緊急通知》開始在河北省工商系統內層層轉發。政府應對的高效率,也足見茲事體大。

「我當時就覺得有些蹊蹺。」河北雄縣一位從事食品安全工作的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發現在市局發來的文件中同時存在「非法添加」和「涉嫌非法添加」兩種表述。

按照五得利集團的說法,「9月14日這天全亂套了」。工商部門勒令涉及批次的麵粉禁止銷售、下架封存,質監部門會同公安部門突擊檢查了該集團衡水深州、保定雄縣兩家分廠,抽取麵粉17種、小麥23種,送檢測機構化驗。

雄縣質監局局長張為民證實,省、市兩級有關部門當天連夜派出負責人趕到五得利雄縣公司現場辦公,責令其停產並停止對外銷售。

此後幾天,包括監管部門和企業都在等待複檢結果,下架、停產也僅限於河北省內,但媒體很快將這一事件公之於眾。

9月20日中午,財新網刊登了《五得利麵粉涉嫌添加硼砂被查》的消息。報導的主要依據是,一天前邯鄲市政府網刊登的「武安市工商局迅速清查不合格麵粉問題」消息,文章直指當地清查「五得利」涉案麵粉。

「(媒體)報導發出不到一小時,我就看見了。」上述雄縣從事食品安全工作的人士稱,自從五得利被查以來,他每天都在關注媒體的動向,該消息上網後不久,該縣輿情監控就監測到上千條關於此事的消息。

硼含量從何而來?

一般,檢測報告是工商質監執法的最有力依據,不過此次企業質疑的恰恰是僅以檢測報告作為執法依據。

此次涉及硼砂檢測改採用的都是國家標準《食品中的硼酸測定》(GB/T21918-2008),根據檢測方法不同,該標準中設定了不同的檢出值。

樣本值高於檢出值,能否說明非法添加了硼砂?北京市海淀區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所技術負責人曹紅予以否認,她是上述標準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曹紅向南方週末記者指出,檢出值只是根據不同儀器和方法得出的「檢測數據值」,並不是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值。此外,此次麵粉檢測所用的方法是以硼元素作為檢測對象,檢測機構出具硼酸或硼砂的數值,都是用轉化係數計算所得,並不能直接證明其中含有硼砂。

2010年,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研究員嚴衛星等人曾在全國12省市做過硼本底含量調查,結論顯示,硼在小麥等植物中天然存在。當時該調查結果 對小麥粉硼本底含量建議值為1.65mg/kg,該數據換算成硼砂,本底值為14.6mg/kg。五得利涉案麵粉在此本底值之內,屬於「正常」。

值得注意的是,在後續的抽檢中,河北雄縣質監局在該縣五得利分廠的原糧中發現,18號原糧庫的小麥硼酸含量為2.6mg/kg,而檢出限為2.5mg/kg。

對此,科學松鼠會成員、食品工程學博士云無心指出,原料小麥硼含量較高,有可能導致麵粉也富集硼元素。為了確定是否人為添加,監管部門可以把該批小麥按照同樣工藝生產麵粉,再檢測麵粉中的含量是否與此前的檢測結果相近。

云無心同時強調,硼的安全攝入上限國際標準是每公斤體重0.16毫克,對於一個成年人,大致相當於每天10毫克。以硼砂計,大致是100毫克。五得利涉案麵粉中的硼砂含量在正常食物的硼含量本底含量範圍內,不至於對公眾健康造成影響。

「如果某些元素食物中天然含有,就不能因為『檢出』而輕易下結論是人為添加,也不能認為對健康有害。」嚴衛星說。

進退失據

檢測機構出具檢測數據,監管部門迅捷處理,這本是政府應對食品安全事故高效率的體現,但其間因為缺失了對檢出數據的科學分析和風險評估,最終卻使重拳遭遇了事實認定層面的「烏龍」。而媒體的意外曝光引發了公眾的強烈關注,讓涉事各方進退失據。

南方週末記者獲悉,9月21日下午4點,也即媒體公開報導的第二天,河北省質監局即召開食品安全視頻會議,會上傳達了多部門對五得利麵粉的檢測結果,基本認定五得利公司不存在非法添加行為。

當天晚上,河北省工商部門就用密電的形式下發了類似的文件。但是,這一切都在非公開的形式下傳達,未能及時回應公眾的疑慮。

南方週末記者曾多次追問事發地滄州市工商局負責人,但其堅稱:「一切事項向公安局求證。」該市公安局則多次以領導開會為由拒絕接受採訪。此外,河北衡水深州、保定雄縣等多地工商部門,均拒絕接受採訪。

有意思的是,邯鄲政府門戶網也迅速刪除了此前發佈的《武安市工商局迅速清查不合格麵粉問題》一文。武安市工商局一位負責人對南方週末記者稱:「不知道該通知是誰寫的,也沒接到什麼查處五得利的通知。只是『兩節』臨近,進行常規市場巡查,沒有發現什麼問題。」

而最初承擔檢測的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檢驗檢疫技術中心也婉拒了南方週末的採訪要求。

與政府「秘密傳達,低調應對」相對應的是,五得利集團在最初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刻意迴避事發源頭,只強調產品檢測報告合格,並堅稱未接到停產停止銷售的通知,其公佈信息頗多自相矛盾之處。

9月22日,五得利公司曾舉行了一個新聞發佈會,會上當著本地記者的面,該公司負責人用方言念了一遍稿子,並且拒絕了記者提問,一場公眾高度關注的發布會不到4分鐘就結束了。

「那場新聞發佈會是失敗的。」五得利一位高管坦言,但是他認為,作為民營企業,雖然受到了傷害,但又必須「顧全大局」。

「速報事實,慎報原因,再報跟進」,上海市一位多年從事食品安全工作的負責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幾條應當成為政府部門和企業處理公共事件的準則,以充分滿足公眾對食品安全事件的知情權。


一碗 涼皮 引發 烏龍 大案 麵粉 巨頭 誤陷 漩渦 食品 安全 草木 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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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指數 一單大案 一本好書 朱泙漫屠龍記

http://johnchrysostom.blogspot.hk/2013/09/blog-post_19.html
2013年9月20日,BDIY升38.00點(2.09%)收1,860.00點。回顧以往六個月走勢,BDIY由2013年6月5日低位801.00點開始上升,那時正是Shibor風暴刮得最烈之際。之後中國進出口持續性上升,中國PMI回穩。到了由2013年8月12日完成調整後由低位996.00點開始爆升。
同期中國政局只有一件大事,便是平西王不厚哥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大案開審。2013年7月25日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宣佈會就不厚哥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案提起公訴。2013年8月22日,薄熙來大案開審,直至2013年9月22日宣判。值得留意的是2013年7月9日滬深300低見2,162.67後回升,2013年9月20日收2,427.32點,升12.24%。
近日有資深金融圈內人向筆者推介一本關於中國影子銀行的書,便是《Inside China's Shadow Banking: The Next Subprime Crisis》。關於這本書,筆者沒有看過故不敢胡亂評論。筆者只希望眾博友留意其出版日期是2013年5月14日!
一個指數,一單大案,一本好書,三者之間可有關係麼?猶記得筆者2012年11月30日拙文《南橘北枳論中國信託業》亦曾分析中國影子銀行,當中曾指出「⋯以2012年9月計,信託公司以投向劃分的三大範圍分別是工商業、基建和地產,三者比例分別是25.06%、23.34%和11.34%,其中工商業範圍內的礦產項目和基建更是增長熱點。⋯現時中國信託業資金有三大來源,包括「非銀信理財合作單一資金信託」(指國內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s))、「銀信理財合作單一資金信託」(有點上似當年盛極一時的雷曼迷債)和「集合資金信託」(即國內大款(High-Net-worth Individual (HNWI)))。根據2012年9月數據,三者比例分別是38.34%、29.13%和26.89%。⋯」

追本求源,當今中國經濟政策還脫不了當年鐵面朱的兩稅制和三頭馬車。且讓筆者改天再談這一段源於8964的一段近年中國宏觀經濟史。
一個 指數 一單 大案 一本 好書 朱泙 泙漫 屠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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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父母賣掉的孩子一起公安部督辦販嬰大案偵破之後的故事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246

2014年11月13日下午,浙江海鹽。60多歲的福根(化名)抱著買來的孩子接受警方訊問,默默流淚。他的妻子和兒子都是智力殘疾,有著對孩子強烈的期待。但是,他忘記了觸犯法律需要承擔的代價。 (CFP/圖)

他們被“解救”出來了,卻失去了家。

他們的照片和個人信息,早就通過媒體公布到互聯網。幾年過去,沒有任何親人現身,要與他們團聚。

賣掉他們的,是他們的親生父母。

在各地社會福利機構,都存在許多這樣的孩子。卻少有人問津,他們被“解救”後的人生。

雲敏(化名)喜歡反鎖上門,將自己關在房間里。

對她而言,雖然門外是一群沒有任何殺傷力的孩子,其中還有一名智障兒童,但她還是不喜歡聽到保育員每天扯著脖子催促她學習的聲音。

在福利院工作人員眼里,這個女孩顯得過分安靜。

從不多話,也不會像另外一些孩子一樣經常惹人生氣。當然,有時候難免“挨板子”。這種時候,她從不哭鬧,一句話也不說,頂多是眼里噙著淚水。

她寧願一個人在門內。

在這里,她和他們不一樣。她有過家庭,有過爸爸、媽媽,還有一個哥哥。

開了門,她又和他們一樣,都是無父無母的孩子,甚或是刑事犯罪的受害人——在三年前公安部督辦的一起打擊拐賣兒童大案中,被從人販子、買家手中解救出來,又找不到親生父母的孩子。

公安部督辦的大案

她是被從一個叫梁正芬的中年婦女手中解救出來的。

那年,雲南省文山州人梁正芬46歲。當然這只是個估計,因為她從來沒有辦過身份證。自小沒讀書,19歲時由家里人包辦婚姻嫁了,生了兩男一女,也沒辦過結婚證。

大概30歲時,她被老鄉帶到千里之外的福建華安打工,就在當地又結了一次婚,同樣沒辦結婚證,生了個男孩。2011年初,她在幹活的山上遇到一個雲南口音的男人,稱他有兩個女兒,想把小女兒賣了;她剛好想收養一個女孩回家,就花了5000塊買了。回家後才發現:女孩說話不流利,眼睛有些斜視。

2012年,在公安部督辦“2011.12.29”特大拐賣兒童專案全國統一行動中,華安縣公安局逮捕了一批買賣兒童團夥,並從中解救出12名被拐兒童。雲敏就屬於其中之一。

警方迅速查清了她的來歷,把她從“新家”帶走,送到漳州社會福利院。一年後,福利院把她送到一戶城里人家寄養,但是因為無法融入新的家庭,一個學期結束後,她又被送回到福利院。

目前,雲敏所居住的這套房子,是漳州社會福利院院長謝俊波為他們特別組建的“模擬家庭”,一共有8個孩子,兩個保育員。年齡最大的雲敏得以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小屋。

在謝俊波看來,早前那戶寄養家庭各方面都很適合雲敏。領養人本身也是孤兒,被養母撫養長大。成家後,夫妻二人都算白領階層,養母家又緊鄰雲敏就讀的小學,方便照看孩子。

家里有一個智障的弟弟,因此那對夫婦希望能領養一個健康聰明的小孩。但也許,雲敏在這一點上有些讓他們失望。

因為沒上過學前班就讀一年級,雲敏的學習成績總是跟不上。除此之外,雲敏在前一個“養母”梁正芬家養成的一些習氣——如看到什麽零食就一口氣全部吃光,也讓他們看不慣,又難以糾正。雙方僵持到雲敏一年級第一學期結束,她就被接回福利院撫養了。如今,這對夫妻再也沒有來過福利院。

自那以後,雲敏變得愈發沈默了。謝俊波正打算送她去省會福州的另一戶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寄養。還不知會如何。

福利院的“臥底”

對雲敏更有感情的,反而是先前買下她的梁正芬夫婦。

不知哪兒泄露出去的消息,他們得知雲敏已回到福利院,今年又從一百多公里外的山里來看她。他們摟著她的肩膀,帶些吃的穿的給她,詢問她的學習狀況。

不過,畢竟隔了這麽久,孩子的記憶也淡了。她從不在別人面前提起他們。問起以前的事,以前的名字,以前的住所,都被她一句簡單的“不知道”所掩蓋了。

這也是在“2011.12.29”專案中,絕大部分被解救的孩子所面臨的困境。

一下子增加了12個孩子,本來以養老為主業的福利院立即面臨人手不夠的窘境,不得不面向社會招聘了幾位護工。孰料,其中一個被解救的孩子,與護工見面時,竟然抱著其中一個護工喊“媽媽”,福利院這才發現不對。一查,發現這個護工竟然是此前買下這個孩子的買主。她是特地來“臥底”的,只為了看孩子一眼。

一位辦案民警對南方周末記者講述:當時在公安局審訊,“真的像骨肉分離”。這些買下孩子的養父母舍不得,大哭大鬧,有人當場昏倒。

孩子到達福利院後,買家們也多次找來,希望能把孩子帶回去。其中一個孩子,甚至已經托關系上了當地的戶口,成為收養家庭的合法成員。

“很多事就是合情不合法,合法不一定合理啊。”謝俊波很無奈。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選擇收養家庭時,他們刻意避開了原先的買主們。“不能讓警察把孩子從買家那里帶走,交到福利院手上,我們又把孩子還回去吧。”

閩南人傳宗接代的觀念重。華安縣毗鄰安溪縣,同為鐵觀音產地,也都是全國重點產茶縣,在這里,由於氣候原因,茶葉生長周期相對較短,一年可產五季。

不乏雲南人來華安縣打工,也不乏安溪茶商來此采購茶葉。徐秋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只有一個女兒,一直想買個男孩,來華安縣購茶時碰上了一個雲南籍的中間人,便順理成章地買下了一個嬰兒。他連名字都已經替孩子取好,名叫“徐世穎”,視若掌上明珠;甚至找當地關系,為這個繈褓中的孩子上了戶口。

看到徐秋明高興地抱上了兒子,鄰居楊金鐵也想買個嬰兒,長大後給他有點癡呆的二兒子養老。後來通過互相介紹,買下了一個男嬰;還有更多的買主,或是無法生育,或是失獨家庭……他們都成了罪犯。

但對於這些買主,司法機關並沒有過度追究責任。他們並未阻撓辦案,也沒有虐待孩子。在辦案過程中也主動投案,所以均以從輕情節,判為緩刑。徐秋明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緩刑18個月,並罰款5000元。

當然,人財兩空是最終的結局。“徐世穎”被註銷戶口,送到福利院。

在孩子被送到福利院一段時間後,徐秋明還找過辦案民警。他說,去福利院看到孩子孤零零的,想接回來。警察們雖然動容,卻也沒有辦法。否則,豈不等於默許了買賣人口的事實?

“說是解救了這些孩子,可又好像不是。”一名參與辦案的民警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賣掉孩子的父母

其實,在2011年7月之前,當地政策上是允許被拐兒童在未找到親生父母的情況下,交由買方繼續撫養的。但為了打擊“買方市場”,在此之後,公安部規定,打拐解救又沒有找到親生父母的孩子,不得再送回買方家庭撫養,而應放在福利院中撫養。

按照規定,被拐賣的孩子在公安部門錄入DNA後,與丟失孩子的父母DNA進行比對後,就能相互配對,確定親子關系。但實際上,通過DNA數據庫被找回的孩子並不多。

此前,公安部和民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在2009年到2011年全國開展的打拐專項行動中,共解救被拐兒童13284名。通過全國打拐DNA數據比對後,其中未找到親生父母的孩子約12100名。也就是說,只有不到10%找到了父母。

根據華安縣公安局刑偵大隊民警林炎福的經驗,一般丟失孩子的父母都會來報案,如果是正常被拐賣的,那很快就能在DNA數據庫中找到。反之,“如果是父母親手賣掉孩子的,怎麽會來報案呢?那不是自投羅網?”

一種不忍面對的現實是:大多數被拐兒童,實際上是經父母同意被賣出的。

當年的媒體報道也已有統計:漳州市福利院累計接收的17名被拐兒童,有14個是被父母親手賣掉的。

在“2011.12.29”專案中,“貨源地”主要來自雲南廣南縣。這個縣位於滇、桂、黔三省交界地帶,是國家級貧困縣。林炎福記得,自己審訊過兩名親手賣掉孩子的父母:原因都源於一個字——窮。

2010年7月,廣南縣女子李仕芳在華安縣仙都鎮招山村的出租房誕下一名男嬰。而她的丈夫因為搶劫,早已鋃鐺入獄。在雲南老家已有兩個孩子的李仕芳,沒有能力一邊打工,一邊再撫養一個孩子。因此孩子一出生,她就委托弟弟聯系買家。

通過中間人介紹,最後這名剛出生二十多天的男嬰,被徐秋明以三萬五千元的價格買走,成了“徐世穎”。

幾個月後,李仕芳的老鄉、1988年出生的李富春有了一個身體不太健康的孩子。由於實在沒有能力為其繼續治療,李富春輾轉聯系上徐秋明,請求其幫忙將這個出生十多天的男嬰賣出。賣主就是徐秋明的老鄉楊金鐵。

被警方逮捕後,親手賣掉子女的李仕芳和李富春沒有一點悔過意識。審訊過程中,他們一直在強調,在雲南老家,誰家不要孩子就“送”出去、收點錢,是很常見的事。

“他們都蒙蒙的,不知道怎麽回事。”林炎福回憶,“在他們心里,完全沒有買賣孩子是違法的這種意識。”

當年,檢方共起訴了11名參與拐賣兒童的人員,包括李仕芳姐弟以及李富春。華安縣人民法院判決,認為李仕芳屬主犯,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但因當時她又有了身孕,而不得不緩刑處理。李富春也被判緩刑。而他們之後是否還會重蹈覆轍,無人能夠肯定。

被判得最重的,是那些應他們請求,也想賺點兒中間好處費的老鄉。這些沒有什麽文化的農民,自以為沒拐沒騙,結果成了“拐賣兒童團夥主犯”。其中一人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而賣掉雲敏的父母並未被警方認定為“以買賣為目的”,未被列入起訴的範圍。

而“買賣同罪”“人販子一律死刑”一類的呼聲,在這起現實的販嬰大案中,都顯得無所適從。

無論是警方還是民政部門,都完全不認可這兩個近日在網上走紅一時的概念。“根本起不到震懾作用,反而只會增大我們的工作難度。”一位民警說,只要有買孩子的需求,有賣孩子的需求,這種情況就無法杜絕。

按照過去慣常的做法,同雲敏情況類似的孩子們都可以返回到收買家庭繼續生活。但因為當時全國統一專案的打拐力度加大,他們只能被送往福利院。

而此一別,他們再也回不去了。他們是被“解救”出來了,也從此失去了家庭。

華安縣距離漳州市福利院大約1個多小時的車程。接他們的工作人員回憶,一路上氣氛很壓抑。雲敏沒有說話,偶爾有年紀小的孩子低聲抽泣。

他們的照片和個人信息,早就通過媒體公布到互聯網。如今3年過去,沒有任何親人現身,要與他們團聚。

世界的複雜性

目前,雲敏和正常孩子一樣在當地最好的小學讀書。

沒有人會知道,每天她聽到同學們談起父母時的感受。但也許,她已經從“閑言碎語”中明白,自己是被親生父母賣掉的。她曾堅定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想找他們。”

她對“保育員阿姨”笑,對福利院的“弟弟妹妹”笑,對“院長伯伯”笑,卻也會低著頭沈下聲音說:“不喜歡這里,不想留下來了。”

就連院長謝俊波也覺得,“原先的買主肯定是孩子們最合適的收養家庭”。一是原先已經生活了好多年彼此已經熟悉,二是對方本來也願意撫養,有條件撫養這個孩子。

但讓很多福利院更頭痛的是,不僅原先買方家庭不得收養被拐兒童,其他正常家庭也無法收養他們。依據收養法,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且喪失父母的孤兒、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棄嬰和兒童,或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才可以被收養。

而打拐解救回來的兒童並未在其中。因為他們既不屬於孤兒,也不屬於棄兒,因此陷入不能被領養的困境。甚至嚴格地講,那些被父母賣掉的孩子們,並非被“拐”兒童。

而在福利院生活的缺陷,顯而易見。這里,很難配置專業心理教師,而這又是他們最為需要的。

廣東省惠州市旅遊局長、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是,修訂收養法。在第四條前三項收養規定的後面,增加第(四)項:“被拐賣兒童被解救一年後仍找不到親生父母的,經公示後可通過合法手續,在國內辦理收養。收養後找到親生父母,親生父母要求解除收養關系的,應當解除收養關系”的規定。

為此,她在惠州做出的嘗試是,讓民政局、計生委、公安局、福利院一起參與進來,為孩子甄選收養家庭。

起初,幾個部門也互相推諉。“民政部門說公安沒結案,不是棄嬰;公安說已經到民政部了,應該由民政來負責。後來由幾個部門一起解決,就不會出現誰主要擔責的情況了。”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深圳市社會福利中心,一些同樣被解救出來的孩子已經待了十幾年,有些已經超過了14歲這一收養法規定的最低被收養年齡。目前,社會福利中心也開始了對這些孩子的寄養、收養工作。

為何這一政策遲遲不能出臺?或許,也在於世界的複雜性。

“如果家長找到了孩子,他們可能更希望孩子是在社會機構中代養,而不願意被領養,因為孩子與收養家庭更容易產生感情,與親生父母會存在一定隔閡。”深圳市民政局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處一位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言,“民政部對此沒有認可但也沒有否定。收養對孩子的成長有好處,但也會有一定風險。”

畢竟,還是有一些孩子,是從幸福的家庭中被拐走、騙掉的。

現在,雲敏每天放學後回到的是福利院那間房間,沒有特別的裝飾,只有一張床,一個衣櫃,書櫃里淩亂地丟著一些書,還有一張小寫字臺,和一把坐久了會覺得硌的塑料椅子。

坐累了,她有時會像小孩子一樣認真地趴在地上寫作業。

自動鉛筆沒芯了,只能暫時借別人的木質鉛筆,寫一會兒用卷筆刀削一下鉛筆,動作稍顯笨拙。“筆頭尖點比較好寫”,偶爾,她也會這樣突然轉過頭,沖著你呵呵地笑。

那些 父母 賣掉 孩子 一起 公安部 公安 督辦 販嬰 大案 偵破 之後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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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票制:一樁疫苗大案引發的票稅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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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票制:一樁疫苗大案引發的票稅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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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票制:一樁疫苗大案引發的票稅巨變

2016年,醫藥企業突然要同時面對這樣一些問題:兩票制、藥品一致性評價、醫保調整、招標GPO。

這些問題均來自於幾個月內形成的政策,在無任何先兆的情況下發布。 真正了解醫藥行業的人士都知道,這幾個問題每一個都很重要,而且實質地影響著市場,更重要的是明示:國家對醫療領域的改革正在加大力度,加快節奏。

兩票制:一樁疫苗大案引發的票稅巨變

2016年的5.7億元疫苗大案,實際去年已開始調查,到今年媒體曝光,引發全國性震驚和恐慌,民眾對藥品監管體系的嚴重質疑,進而得到國家高層重視。在4月6日、13日連續兩次國務院常務工作會議上李克強總理通過疫苗案提出要整頓藥品流通秩序,用“兩票制”來壓縮藥品流通環節,使之扁平化甚至提出了疫苗的“一票制”,取消藥品經營企業經營範圍中二類疫苗一項。一二類疫苗全部歸並到省級公共資源管理局的交易平臺進行交易,實際就是“一票制”。

“兩票制”的實施還有不少配套工程。例如94號文,打擊十大藥品經營違法行為,其中一至五項全部劍指掛靠和走票。界定為情節嚴重的,可以吊銷藥品經營企業的經營許可證和GSP證書。同時,該文提出要求全國藥品經營企業在5月31日前對自身可能存在的十大違法行為進行自查,如實上報。指出具體的掛靠人員和掛靠公司,限期整改,可從輕發落。如果心存僥幸隱瞞不報甚至對抗,政府部門采取的措施將會比較嚴厲。6-9月,各省的藥監局將就自查報告進行檢查,開展藥品流通秩序的專項整治行動。

CFDA和稅務總局簽訂了《信用互動合作框架協議》。如此一來,藥品監管和稅務在一定程度上捆綁在一起。如果二者其一在日常監管工作中發現藥品生產經營企業有不誠信的行為,如經營過程違法,出現藥品質量問題等,均可能進入不誠信名單,稅務和藥監都可以加大檢查頻次和力度。這樣的檢查力度,試問哪個企業能招架得住?

藥監的打擊不外乎吊銷生產或經營許可證,而稅務的打擊就嚴重了,增值稅發票相關違法行為是跟刑事犯罪掛鉤的,並非簡單吊銷證書可解決。

“營改增”自5月開始實施,藥品生產企業和代理商面臨非常大的沖擊。“兩票制”就福建來說已執行多年,並非新鮮事物。對企業而言,加強自身管理和財務處理能力,解決高開雖說是件難事,但並非邁不過去的坎。但“兩票制”加上“營改增”,事情就變得非常棘手。營改增是全行業從營業稅轉成增值稅。以前很多企業的銷售發票可以通過一些營業性發票沖抵,處理起來問題不大。但如今涉及到增值稅的虛開,這個罪名就大了。玩票就等於是在玩命。

所以說“兩票制”+“營改增”,關鍵在“營改增”,對企業形成了致命的威脅。很多企業在此輪政策要求下,如果財務處理有問題,極有可能過不了這個坎。一定有不少企業在此期間關門大吉,以過票為生的藥品經營企業,無票可過,還要面對94號文的針對性打擊,舉步維艱。

曾經有官員表示,13000多家藥品批發企業總要死10000家,最後剩下3000多家,這不是危言聳聽。“兩票制”+“營改增”使藥品生產經營企業調整經營體系成為迫在眉睫的的事情,必須要進行外科手術式的調整,進行大換血。

當然,如要界定“兩票制”+“營改增”影響,也就是藥品生產經營企業的陣痛。在解決好這個問題之後,藥企的經營方式和營銷模式將會升級,這倒不失為一件好事。但要是邁不過去的話,會逐漸被這個行業淘汰,或者在監管打擊下直接離開這個市場。

藥品一致性評價:中長期的行業之痛

陣痛的克服相對輕松,面對中長期的痛就不那麽容易了。而藥品的一致性評價就屬於這個行業中長期,至少是中期的痛。

CFDA剛剛公布了需要進行一致性評價的289個基藥品種,必須在2018年底之前通過評價,否則這些藥品批文將被吊銷。此批藥品涉及近2萬個批件,2千家左右的藥企,波及面影響力巨大。除此之外,化學藥品新註冊分類實施前批準上市的仿制藥,包括國產仿制藥、進口仿制藥和原研藥品地產化品種,均須開展一致性評價。

同品種一家通過,其他生產企業也需要在3年內通過評價,否則同樣會吊銷批件。另外,在招標過程中,同產品有三家通過一致性評價,未通過的藥品將喪失投標資格,連入場券都沒有了,何談比賽?這對仿制藥提出了非常嚴厲的要求。通過一致性評價的藥品除了在招標過程中獲得政策傾斜,在醫保方面也有一定優勢。

醫保調整:錯綜複雜的膠著

去年國家的醫改重點工作安排中要求當年9月要出臺醫保支付標準相關文件。但迄今為止,這個文件仍未出臺,原因錯綜複雜。首先,我們的醫保體系存在三類醫保——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前兩類由人社部掌管,後一類由衛計委掌管。

對於三保合一的呼籲和要求至少從2013年就開始了,但到現在也未明確。今年兩會時傳出過消息,現階段三保合一如有困難,可先進行兩保合一,也就是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的合並。國務院的政策有相關要求,人社部也曾發文要求各省在6月底前出臺城鄉醫保,即兩保合一的方案,在年底前完成兩保合一。

醫保作為三醫聯動的一環,在醫改進程中各種調整動作持續進行,但現階段似乎進入了膠著階段。醫保支付保準遲遲無法推出,與兩部門間的博弈是分不開的。

就在20天前左右,衛計委官網掛出文件,說明新農合藥品的支付標準以通用名為標準。在國務院宣布兩保合一的情況下,衛計委單方面確定新農合藥品支付標準確實令人詫異。尤其兩保合一後,新農合的名稱是否保留還不可知。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保合並後極有可能另行命名,例如“城鄉居民醫保”之類。目錄也有可能面臨調整。衛計委此時發出通知,更像一種宣示,表明自己對新農合仍有話語權,同時也在挑釁人社部對支付標準的討論結果。

人社部經過多輪的討論,確定了基本思路:先期按藥品商品名制定支付標準,後逐漸過渡到按通用名制定支付標準。此思路符合藥品市場現階段實際情況——在仿制藥未通過一致性評價前,原研藥和仿制藥之間,通過一致性評價和未通過一致性評價的藥品之間存在質量上的差別。藥品一致性評價作為國家戰略寫入《十二五藥品安全規劃》,最早一批289個基藥品種完成評價時間節點是2018年,後續品種也需要時間陸續完成。未來一致性評價完成後,同種藥品在質量和療效上一致,以通用名為支付保準完全可行;但在一致性評價未完成前,就以通用名為支付標準不現實。

人社部先以商品名,後以通用名為標準的思路是承認現階段藥品質量存在差異,質量療效更好的藥品采用較高的報銷標準,其他藥品采用稍低的報銷標準。衛計委發布新農合支付標準後不久,人社部在官網有個動態發布:十個省份+新疆建設兵團完成三保合一,且運行良好,由人社部門進行管理。此消息似乎在傳遞人社部對未來三保合一進行管理的能力和信心。

從以上兩個小小的事例,對兩部門醫保博弈可窺一斑。醫保支付標政策準遲遲未出臺也就不難理解。個人認為,醫保調整這個事情有個先後順序。首先,是城鄉醫保的合並歸屬權的確定,歸屬權確定,才會出現制定支付標準的部門;制定部門確定之後,標準制定工作才能啟動。

有傳言醫保目錄今年調整,從慣例來看合理,距上一版醫保目錄出臺執行已過去7年了,國家目錄調整及省目錄調整進入窗口期。但從今年形勢看,個人認為未必會如此操作。醫保支付標準實際能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目錄問題,二是報銷標準問題。目錄解決了哪個通用名或者商品名在醫保的問題,報銷標準解決了以什麽價格報銷的問題。故醫保支付標準可一次性完成兩項工作,並不需要按以往習慣調整目錄。

再看基藥目錄,2012版基藥目錄2013年執行,已經過去三年有余,也進入調整周期。基藥目錄由衛計委制定和調整,但基藥屬於醫保甲類報銷品種,目錄的調整也涉及與醫保部門工作的銜接問題。在兩保未合一的情況下,基藥目錄調整同樣存在困難。

我們以近期藥品國家談判為例,佐證以上觀點。前不久,國家衛計委與幾個外企和貝達藥業進行藥品價格談判,最後三個品種砍價50%以上,最大降幅的是GSK的一個品種,達到67%。

幾部門聯合發文,談判成功的品種要和醫保銜接。但實際上並不意味著這幾個品種已獲人社部門認可,立即進入醫保,按照談判結果進行報銷。圈內流傳著人社部一個未發出的文,人社部對這些品種的信任和報銷存疑。

由此可見,無論醫保目錄還是基藥目錄,在兩保合一確定,醫保支付標準政策出臺之前,都很難調整。所以醫保支付標準是今年最大的懸案。招標完成後,藥品醫院銷售價格確定,人社部門將支付標準的決定權下放到地級市政府醫保部門。這個價格如何確定決定了大多數藥企的未來。

招標GPO:兇狠的砍價模式

藥品的二元定價模式中,除了醫保就是招標。去年2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藥品采購政策7號文發出後,衛計委要求各地在去年11月集中開標。直到今天,還有三分之二的省份沒有開標,有的省份還在觀望。即使開標,大多也是碎片化的非主流項目,主流藥品招標還未正式開始。在今年招標中出現兩個熱點,一個是三明模式,一個是GPO。

三明模式獲得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認可,大力推廣,影響力越來越大,聯合采購的城市不斷增加,烏海、寧波、珠海、玉溪等城市都加入聯合采購隊伍。後續聯采城市越來越多,國家200個醫改試點城市理論上都有進入的可能。不同經濟情況地區會出現不同執行方式:醫保資金吃緊地區,支付能力有限,直接複制三明,走較極端的路線成為可能;醫保資金充裕的地區,會采取更為溫和的方式。

另一個熱點GPO,藥品集團采購。上海2014年已經開始3個基藥品種的帶量采購,今年專門成立一個藥品GPO的組織進行部分抗生素的采購。追溯到更早,1998年閔行模式進行供應鏈成本分攤,成為上海GPO的雛形。醫院和生產企業在中標價基礎上進行二次議價,降價後的差額通過供應鏈成本分攤的名義進行分配。我們可以理解為概念技術性更換。

除了上海,深圳的GPO也獲得了廣泛的關註。全藥網作為海王旗下的一個機構向深圳市政府承諾,在原有省級中標價基礎上,將藥品價格下降30%以上。首批納入156個品種進行議價談判,不同產品采用不同的談判策略。

進口、專利、原研、合資產品議價能力高,壓價幅度小;獨家中成藥尤其中藥註射劑、輔助用藥砍價的力度會很大;用藥量大,競爭廠家多的品種降價幅度可能超過30%。

深圳、汕尾是全藥網在廣東操作的第一批城市,後續第二批將增加東莞和惠州。國家7號文明確試點城市可制定單獨的集采方案,但必須堅持省級平臺的操作。全藥網自建平臺的方式與7號文形成沖突,著實出人意料。其完全與廣東藥交平臺脫鉤,即使數據有可能共享,但交易完全不在省平臺進行。

除了廣東四市,全藥網在湖北也在推進相關工作,年初湖北省委書記接見了海王董事長,其表示可為湖北節省100億元-200億元的藥品開支。個人估計,湖北的藥品盤子應該不超過500億元,按此計算降級幅度達到20%-40%。可見全藥網推開的地區藥品降價幅度相當大,甚至超過上海GPO。與上海GPO技術性外衣不同,全藥網砍價方式更為粗暴,目標就是替政府把藥價砍下來。

藥品招標更加複雜化,出現了三明模式的推開,上海gpo,深圳全藥網等。在7號文和70文基礎上各地有了自己的套路。藥品價格是廠家的生命線,一降再降後,企業生存將成為問題。

綜上所述,兩票制是藥企的陣痛,一致性評價是中期的痛,醫保是一個要命的癥結,藥品招標GPO帶來的價格下降是一個長期的痛。國家要求2017年底前將藥占比壓縮至30%以內,而目前普遍在40%的基礎上完成任務,這就需要把藥品支出減少25%,也就是說四分之一的藥品銷售額要蒸發。蒸發來自哪里,一是藥品價格的下行,二是藥品使用量的減少,出現量價齊跌。

在此過程中,如果政府財政補償不到位,醫院經營會出現問題,從而聯動其他環節受阻。在醫保醫藥醫療三醫聯動改革過程中,就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會有各種各樣的補丁政策。我們要密切關註政策動向,找出解決辦法。

兩票制 醫保 藥品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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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制 一樁 疫苗 大案 引發 的票 票稅 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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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大案背後的元兇

被稱之為安全系數最高的業務之一的票據業務,風險卻在集中暴露。

繼農業銀行、中信銀行、天津銀行、寧波銀行之後,近日,廣發銀行也被卷入票據風險漩渦中,據了解,廣發銀行是由於外部同業機構在票據交易中的不規範行為導致出現9.3億元的風險敞口,截至7月22日,其已收回約5 .2億元,但其余4億元目前仍在繼續追收中。

事實上,票據風險幾乎每年都會發生,而今年則集中出現在轉貼現的環節,尤其是出現了“丟票丟錢”的現象。

“票據業務的風險點無外乎操作風險和信用風險,對於銀行承兌匯票來說,信用風險較小,主要是操作風險。而在操作風險中,同業戶是一個關鍵所在。所以,可以看到,今年以來包括銀監會和央行連續下發的多個監管文件,意在截堵規範同業戶。”一位票據行業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票據風險每年有 只是今年大不同

“廣發銀行這筆票據的事情我們很早之前就聽說了,事情發生比較久了,他們也一直在追這筆款項。”一位銀行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稱。

根據廣發銀行去年年報,截至2015年末,公司貸款余額4377.63億元,較上年下降158.78億元,降幅3.50%;個人貸款余額4019.58億元,較上年增加746.38億元,增幅22.80%;票據貼現余額271.30億元,較上年增加171.53億元,增幅171.94%。

今年,票據風險集中爆發,年初1月22日,農業銀行公告稱,北京分行票據買入返售業務發生重大風險事件,涉及風險金額為39.15億元。隨後,1月28日,中信銀行公告,蘭州分行發生票據業務風險事件,涉及風險金額9.69億元。4月8日,天津銀行又公告,上海分行票據買入返售業務發生風險事件,涉及風險金額7.86億元。7月7日,寧波銀行公告在開展票據業務檢查過程中,發現深圳分行原員工違規辦理票據業務,3筆業務金額合計32億元。

事實上,票據風險幾乎每年都有,但本報記者整理2016年之前的案例發現,銀行票據業務的風險主要發生在開票或貼現環節,包括虛假貿易背景開票或持假票到銀行申請貼現。

比如,2015年曾經發生一筆犯罪嫌疑人夥同公司員工前後三次以虛假質押擔保方式在銀行辦理1.2億元的銀行承兌匯票,此後全部貼現,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

包括中信銀行蘭州分行發生的票據業務風險事件,問題同樣出在開票環節,據公開資料稱,有犯罪嫌疑人與中信銀行工作人員夥同,利用偽造的銀行存款單等文件,以虛假的質押擔保方式在銀行辦理存單質押銀行承兌匯票業務,並在獲取銀行承兌匯票後進行貼現。

所謂開票-貼現,其過程簡單來說:假設A公司要向B公司購買10萬元的原料,但A只有5萬元現金,於是找到銀行A,以公司做抵押或交付一定比例的保證金,開出5萬元匯票,半年後兌現。於是,B拿到5萬元現金和銀行A開具的5萬元匯票後,將10萬元的原料賣給A。

由於B急需現金,於是找到銀行A提前兌付匯票,前提是由銀行扣留部分利息,假設扣留的利息為2000元,結果是B拿到48000元,把匯票給了銀行A,這個過程就叫做貼現,銀行A賺取的就是利差。

失控的同業戶

而除了中信銀行以外,農業銀行、天津銀行和此次的廣發銀行票據風險集中出在轉貼現的環節,尤其是出現了“丟票丟錢”的現象。

所謂轉貼現,舉例說,即銀行A也如客戶B一樣,急需資金,所以以損失部分利息為條件,把未到期的匯票賣給銀行B,以取得資金融通,銀行B出資買票,同時賺取銀行A損失的那部分利息,這個過程叫轉貼現,是銀行與銀行之間的交易。

按理,銀行間的交易具有較高的信用背書,理應更安全,然而現實卻是“當頭一棒”。

年初的1月22日,農業銀行公告北京分行票據買入返售業務發生重大風險事件,由此拉開了今年票據系列案件的序幕。

據媒體報道,該案件涉及買入返售項下的票據業務,農行與某銀行開展銀行承兌匯票轉貼現業務,在回購到期前,銀票應存放在農行的保險櫃里,但實際情況是,在回購到期前,票據就被一家重慶票據中介提前取出,與另外一家銀行進行了回購貼現交易,資金並未回到農行的賬上,而是進入了股市。

這與天津銀行的案例極為相似,即在買入環節出了資金,返售環節票不見了,資金無法回到出資行的賬上。

“我認為這幾個案例都涉及員工違規操作,業務本身存在監管漏洞;資金幾乎都被挪用,流入股市並受股市波動影響而資金鏈斷裂。”融360理財分析師馬郢對本報記者說。

“按照我的理解,這幾筆風險事情普遍存在操作風險,涉及的都是紙票,大部分問題出在同業戶身上,涉及銀行內控的問題。”上述票據行業人士分析說。

他稱,部分銀行的一二級分行在其他銀行開立同業賬戶從事表外業務,行內可能並不知道,銀行的資金就這樣通過同業戶劃轉到企業里,內控環節沒有觸達同業賬戶,甚至票據被提前挪用都不知曉。

據了解,也有部分村鎮銀行被票據中介“包養”,票據中介在大銀行開立可以控制的村鎮銀行的同業戶,其賬戶的劃款權甚至都在中介手中,這種現象在票據圈內被稱為“代行”,即代理村鎮銀行,“代行”的存在,使得同業戶失控。

“賣斷+逆回購”的魔術

根據商業銀行的票據業務品種,大致包括貼現、轉貼現買斷/賣斷、賣出回購/買入返售業務。

按照會計準則,貼現納入信貸規模;買斷進入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占用銀行的信貸規模,而賣斷之後,該筆票據可以從“票據融資”科目中扣除,進而“出表”;而賣出回購(正回購)和買入返售(逆回購)業務,對資金融入方是票據回購,只占資產規模,不占信貸規模,對於資金融出方是票據買入返售,不納入信貸規模統計。

2015年之前,商業銀行轉貼現業務的交易對手包括農信社、信托和券商,其中,信托模式於2012年下半年被叫停,農信社模式一直存在。

“因為部分地區的農信社依舊沿用舊的會計處理方法,票據賣斷和票據回購業務在會計處理上混為一談,將票據‘賣斷’變為‘回購’出去,都可以在‘票據融資’科目下扣除。”上述票據行業人士說。

典型的“商業銀行+農信社”模式是:賣斷+逆回購+遠期買斷。即,當銀行信貸規模超標時,商業銀行先將票據賣斷給農信社,再從農信社逆回購買入票據,該筆交易計入“買入返售”科目,不再“進表”,而信用社也不願到期來辦理“托收”,所以在回購到期後,商業銀行再從農信社買入票據托收,於是,這筆票據對應的信貸規模就憑空消失了,在業內,票據業務有信貸規模調節器之稱。

據票據行業人士透露,由於銀行間的轉貼現有著嚴格限制,例如,股份制銀行不可以為村鎮銀行開出的匯票貼現。但是,城市商業銀行可以為村鎮銀行開出的匯票貼現。所以,城市商業銀行會被找來用作“過橋行”,即通道行,在村鎮銀行和股份制銀行之間充當通道並收取通道費,最終導致原本不符合股份制銀行貼現要求的匯票流入股份制銀行,帶來風險。

票據資管接替買入返售

今年,在票據風險集中爆發的背景下,監管層接連出手,年初,銀監會發布《關於票據業務風險提示的通知》;今年5月份,央行和銀監會聯合下發《關於加強票據業務監督促進票據市場健康發展的通知》(126號文);近日,銀監會城商行部向地方銀監局下發《關於對城商行票據業務風險進行排查的通知》【城市銀行部(2016)52號文】。

根據126號文,監管層已經想到一系列辦法堵住可能造成風險的做法。例如,開戶銀行必須通過大額支付系統向存款銀行一級法人進行核實;不得出租、出借賬戶,嚴禁將本銀行同業賬戶委托他人代為管理;不得利用貼現資金借新還舊,調節信貸質量指標;不得發放貸款償還銀行承兌匯票墊款,掩蓋不良資產;禁止離行離櫃辦理紙質票據業務;嚴禁銀行與非法票據中介、資金掮客開展業務合作;禁止無背書買賣票據等。

“通過央行的大額支付系統的確認,可以保證同業戶的開戶行為是銀行行為,而不是銀行里面某個人的行為,等於說從源頭上控制同業戶的風險。”上述票據行業人士說。

“銀行票據業務一直存在不規範現象,監管收緊後,業務趨向規範化,當然,也使曾在短期內迅速壯大的票據業務迅速收緊,尤其國有大行的紙質票據交易大規模縮減,發售額度變小,票據業務核查從嚴,紙質票據轉貼市場對於為多次轉手的票據背書非常謹慎,目前部分銀行只允許在該行系統內部進行票據期限錯配,部分銀行暫停對鋼鐵、煤炭等行業的票據貼現業務。”馬郢說。

如今,在信托模式早被叫停、農信社模式也難以為繼的背景下,商業銀行轉貼現模式開始轉向券商模式。

“事實上,銀證合作下的票據資管計劃目前已經成為主流,2015年,農信社模式的比例就在不斷下降。”上述票據行業人士對本報記者說。

“兩種模式都使得銀行間的票據業務達成非正規的資產出表,實現資金向表外轉移,不占用信貸規模。”馬郢說,票據資管對票據買入返售有替代作用,因為在銀行間加入了證券公司作為第三方,使資金流向更透明,業務更合規。可以說,票據資管對票據買入返售會造成一定的擠壓,這種擠壓將長期存在。

【相關】

銀行承兌匯票轉貼現,是指金融機構為取得資金,將未到期的已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以貼現方式向另一金融機構轉讓的票據行為。

轉貼現,包括轉貼現買入業務和轉貼現賣出業務,轉貼現買入業務包括轉貼現買斷業務和買入返售業務,轉貼現賣出業務包括轉貼現賣斷業務和賣出回購業務。

轉貼現買斷業務是指,轉貼現行買入經持票人背書轉讓的已貼現尚未到期銀行承兌匯票的業務。

買入返售業務是指,轉貼現行對持票人持有的已貼現尚未到期的銀行承兌匯票實施限時購買,並按約定的時間、價格和方式將銀行承兌匯票返售給持票人的業務。

轉貼現賣斷業務是指,轉貼現行向其他金融機構背書轉讓已貼現尚未到期銀行承兌匯票的業務。

賣出回購業務是指,轉貼現行將持有的已貼現尚未到期的銀行承兌匯票依約定方式和價格向其他金融機構限時轉讓,並按約定時間以約定的價格和方式將銀行承兌匯票贖回的業務。

票據 大案 背後 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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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發行卷入10億票據漩渦!扒一扒票據大案都是咋整的?

票據案接二連三:廣發銀行卷入10億元票據風險旋渦在銀行業,被稱之為安全系數最高的業務之一的票據業務,風險卻在集中暴露。

年初的1月22日,農業銀行公告稱,北京分行票據買入返售業務發生重大風險事件,涉及風險金額為39.15億元。隨後,1月28日,中信銀行公告蘭州分行發生票據業務風險事件,涉及風險金額為人民幣9.69億元。4月8日,天津銀行又公告上海分行票據買入返售業務發生風險事件,涉及風險金額7.86億元。7月7日,寧波銀行公告在開展票據業務檢查過程中,發現深圳分行原員工違規辦理票據業務,3筆業務金額合計32億元。

但這並沒有結束,近日,廣發銀行也被卷入票據風險漩渦中,但與前幾家不同的是,廣發銀行是由於外部同業機構在票據交易中的不規範行為導致出現9.3億元的風險敞口。據廣發銀行透露,截至7月22日,其已收回約5 .2億元,但其余4億元目前仍在繼續追收中。

“票據業務的風險點無外乎操作風險和信用風險,對於銀行承兌匯票來說,信用風險較小,主要是操作風險。而在操作風險中,同業戶是一個關鍵所在。所以,可以看到,今年以來包括銀監和央行連續下發的多個監管文件,意在截堵規範同業戶。”一位票據行業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還有4億沒追回

據了解,2015年8月18日,廣發銀行佛山分行與中原信陽分行起息了一筆期限為兩個月的買入返售業務,金額為9.275716158億元,到期日為2015年10月19日,涉及票據98張。在起息日,廣發銀行佛山分行從光大銀行取得票據,並將款項9 .21億元經中原銀行信陽分行、廊坊銀行、庫車國民村鎮銀行、恒豐銀行至光大銀行。返售到期,該筆票據由晉商銀行買斷托收,返售環節由廣發銀行佛山分行市場部員工於2015年10月19日將該批票據送給晉商銀行,晉商銀行在收取該行送達的票據後將款項9.23億元劃撥給通化農商行,通化農商行在收到款項後,劃撥給庫車國民村鎮銀行,但款項劃至庫車國民銀行後,庫車國民村鎮銀行只將4.63億元劃付給廊坊銀行,廊坊銀行收到款項後,並沒有劃付給中原銀行信陽分行,最終導致廣發銀行佛山分行該筆票據業務回購逾期。

另外,據稱主導廣發此筆票據業務的是一家票據行業較大的中介公司——豐聯金融其中進行撮合,包括中原信陽分行,以及其中涉及的多家過橋方。

對於此次票據風險,廣發銀行回應稱:廣發銀行始終堅持依法合規經營,本次事件是由於外部同業在票據交易中的不規範行為所導致,我行發現風險情況後第一時間啟動緊急追收機制,全方位抓緊清收,目前已回收大部分款項,並在持續做好回收工作,剩余款項在進一步回款中。

“廣發銀行這筆票據的事情我們很早之前就聽說了,事情發生比較久了,他們也一直在追這筆款項。”一位銀行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稱。

根據廣發銀行去年的年報顯示,截至2015年末,公司貸款余額4377.63億元,較上年下降158.78億元,降幅3.50%;個人貸款余額4019.58億元,較上年增加746.38億元,增幅22.80%;票據貼現余額271.30億元,較上年增加171.53億元,增幅171.94%。

“同業戶”之禍

今年以來,多家銀行爆發票據風險事件。其中,農業銀行、天津銀行的風險點主要出在票據轉貼現過程中的“丟票丟錢”,即兩家通過買入返售業務得到票據,然而在票據到期之前卻被挪作。

寧波銀行則是在開展票據業務檢查過程中,發現深圳分行原員工違規辦理票據業務,共涉及3筆業務,此次商票為某上市公司旗下企業,由於金額巨大且發生逾期,所以寧波銀行選擇了報案。報案後,企業將錢兌付,銀行沒有損失。

而中信銀行的票據風險出在開票環節,據公開資料稱:有犯罪嫌疑人與中信銀行工作人員同夥,利用偽造的銀行存款單等文件,以虛假的質押擔保方式在銀行辦理存單質押銀行承兌匯票業務,並在獲取銀行承兌匯票後進行貼現。

與其相似的是,今年4月,銀監會通報了一起不法分子冒用龍江銀行辦理商業承兌匯票貼現、轉貼現風險事件。該假票案目前已知涉及商業承兌匯票9張,金額合計6億元。

“按照我的理解,這幾筆風險事情普遍存在操作風險,涉及的都是紙票,大部分問題出在同業戶身上,涉及銀行內控的問題。”上述票據行業人士分析說。他稱,部分銀行的一二級分行在其他銀行開立同業賬戶從事表外業務,行內可能並不知道,銀行的資金就這樣通過同業戶劃轉到企業里,內控環節沒有觸達到同業賬戶,甚至票據被提前挪用都不知曉。

“賣斷+逆回購”的魔術

2014年以來,銀行在信貸擴張的沖動下,為規避信貸規模監管而發明了各種票據轉貼現玩法,從而導致銀行間票據業務量迅速飆升。

所謂的轉貼現是指商業銀行在資金臨時不足時,將已經貼現但仍未到期的票據,轉賣給其他商業銀行或機構,以取得資金融通,如果這種轉貼現的業務發生在商業銀行和央行之間,則稱為再貼現。

2015年之前,商業銀行轉貼現業務的交易對手主要是農信社。因為按照新的會計準則,銀行票據買斷、賣斷和回購業務分別記錄在不同的會計科目下,雖然不同銀行具體的處理方式不同,但大致的思路是回購只占資產規模,不占信貸規模,買斷進入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占用銀行的信貸規模,而賣斷之後,該筆票據可以從“票據融資”科目中扣除,進而“出表”。

“部分地區的農信社依舊沿用舊的會計處理方法,票據賣斷和票據回購業務在會計處理上混為一談,將票據‘賣斷’變為‘回購’出去,都可以在‘票據融資’科目下扣除。”上述票據行業人士說。

典型的“商業銀行+農信社”模式是:賣斷+逆回購+遠期買斷。即,當銀行信貸規模超標時,商業銀行先將票據賣斷給農信社,再從農信社逆回購買入票據,該筆交易計入“買入返售”科目,不再“進表”,而信用社也不願到期來辦理“托收”,所以在回購到期後,商業銀行再從農信社買入票據托收,於是,這筆票據對應的信貸規模就憑空消失了。

在業內,票據業務有信貸規模調節器之稱。當信貸規模過多時就賣出票據,當信貸規模不足時就買入票據,如果結合銀行的流動性資金和自身的票據持有量,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情況:當銀行有規模無資金時可以做賣出回購;無規模有資金的可以買入返售;有規模有資金的可以做轉貼現買入票據;無規模無資金有票的可以做轉貼現賣出票據騰出信貸空間。

今年,在票據風險集中爆發的背景下,監管層接連出手,今年年初,銀監會發布《關於票據業務風險提示通知》;今年5月份央行和銀監會聯合下發《關於加強票據業務監督促進票據市場健康發展的通知》126號文;近日,銀監會城商行部已經對地方銀監局發放《關於對城商行票據業務風險進行排查的通知》(城市銀行部(2016)52號)文。

根據126號文件,其實已經想到一系列的辦法去堵可能造成風險的做法。比如:開戶銀行必須通過大額支付系統向存款銀行一級法人進行核實;不得出租、出借賬戶,嚴禁將本銀行同業賬戶委托他人代為管理;不得利用貼現資金借新還舊,調節信貸質量指標;不得發放貸款償還銀行承兌匯票墊款,掩蓋不良資產;禁止離行離櫃辦理紙質票據業務;嚴禁銀行與非法票據中介、資金掮客開展業務合作;禁止無背書買賣票據等。

“通過人行的大額支付系統的確認,可以保證同業戶的開戶行為是銀行行為,而不是銀行里面某個人的行為,等於說從源頭上控制同業戶的風險。”上述票據行業人士說。

廣發行 廣發 卷入 10 票據 漩渦 扒一 一扒 大案 都是 是咋 咋整 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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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電子票據也出了大案!涉案某大行電票代理接入系統已暫停

票據行業又出麻煩了。一度被認為是票據行業安全城池的電子票據,近期也爆出了巨額風險事件,涉案金額超過10億元。

近日,第一財經記者從票據業內人士處獲得消息,本次爆發的電子票據案是焦作某城商行離職員工冒充該行工作人員身份,疑偽造該城商行相關資料及印鑒,在某國有大行廊坊分行開辦電票代理承兌業務,開立該行承兌的虛假電銀。該人員貼現後,通過山東某股份制銀行青島分行過橋賣出,虛假承兌總量30億,已貼金額20億。另有消息稱開出13億銀行承兌電票。上述山東某股份制銀行已經報案。

記者從上述國有大行多位內部人士處獲悉,近期該行確實涉及電子票據風險事件且案件正在調查中,該行電票接入系統已經暫停整頓,而貼現業務照舊。一位內部人士指出,“行里交代此事不能對外說。”另一位消息人士則透露:“確有其事,但上述涉案金額及涉事方可能不完全準確。”

自從年初農行北京分行爆出39.15億票據窩案後,先後有中信銀行蘭州分行(涉案金額9.69億),天津銀行上海分行(涉案金額7.86億),龍江銀行(涉案金額6億),寧波銀行(涉案金額32億)等先後爆發票據風險事件,從已有的公開數據看,涉案金額已經超過100億。而此次電票風波爆發後,無疑將再次刷新紀錄。

同業戶亂象仍未根除

記者梳理此前案件發現,無論是農行上演的“票據換報紙”,還是此次電子票據案,出現問題的風險點大多不是票據本身,而是操作管理環節。業內人士指出,一味強調電票安全性高於紙票,只停留在票據真假層面,如果操作管理沒有改進,紙票就算全部換成電票,風險一樣發生。

記者采訪了解到,由於上半年票據行業上述紙票風險事件不斷,多家銀行都按照銀監會的23號文要求嚴格控制紙票業務,導致紙票大量萎縮。而在此背景下,電票被銀行和監管層寄予眾望。

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司長謝眾5月份在一場論壇上指出:“目前紙質票據交易的真實性和票據的真實性都容易發生問題。紙票克隆、複制等票據案件非常多。但電票系統截至目前尚未發生一筆案件或欺詐。電票從‘出生’一直到‘死亡’,每個點所在的位置都非常清晰。“

但此次爆發的電子票據案無疑給銀行和監管層敲響了警鐘,電子票和紙票一樣有問題,且手法還有相似之處,就是被監管部門多次警示的“同業戶”亂象。上述某國有大行票據內部人士對記者指出,同業賬戶問題是本次電子票據案的風險爆發點,目前該大行電票接入系統已經暫停整頓。

記者此前采訪某國有大行分行票據業內人士,她分析稱,所謂同業戶,一般是指戶名和賬戶所在地不是同一個,村鎮銀行往往被票據中介”包養“,票據中介給同業戶一年開很高的報酬。票據中介跑到大銀行開一個村鎮銀行的同業戶,村鎮銀行對賬戶是不監管的,中介隨時可以劃款。

同樣的手法被用到了此次的電子票據案中。雖然電子票中沒有假票的說法,但是如果開具票據的賬戶是假的,電票就無所謂真假的問題了。

對於同業戶的規範,今年5月,央行與銀監會已經聯合發布了《關於加強票據業務監管促進票據市場健康發展的通知》(銀發[2016]126號文),其中一條便是直擊票據業務中的“同業戶”亂象。

126號文重申,“需嚴格規範異地同業賬戶的開立和使用管理,加強預留印鑒管理,不得出租、出借賬戶,嚴禁將本銀行同業賬戶委托他人代為管理”。此外要求,開戶銀行和存款銀行應按月對賬,對賬發現同業賬戶屬於虛假開立或者資金流水異常的,應立即排查原因,對存在可疑情形的應在2個工作日內向監管部門報告。“每月對賬,意味著同業戶將退出歷史舞臺。”上述大行分行票據業內人士稱。

但同業戶亂象收斂未能如願。此次電子票據案“東窗事發”,還是通過同業賬戶,利用代理接入系統對同業戶無門檻接納,使風險發生。

電票系統代理接入有漏洞

此外,業內人士指出,電子票據風險事件從爆發到報案經過了長時間間隔,為何能夠長時間不被承兌行發現?這說明電票系統代理接入也有漏洞。

票據網介紹稱,所謂電票代理接入,即村鎮、三農接入大行電票系統。出票人是大行,但是承兌人卻是村鎮、三農。有時候會出現一張電子銀行承兌匯票開出比村鎮銀行自身凈資產高出十倍以上的票。

電票與紙票不同,根據央行《電子商業匯票業務管理辦法》規定,銀行機構(含信用社、財務公司)接入電子商業匯票系統(ECDS)的途徑有兩種:一是銀行機構直接接入ECDS,二是銀行機構通過接入機構代理。

根據銀監會2015年報告,目前有395家機構直連了ECDS系統,這相對全國4000家存款機構是非常少的。可見這些年很多行是通過代理接入方式連接ECDS系統。

在本案中,便是通過偽造的相關資料及印鑒,在某國有大行廊坊分行開辦電票代理承兌業務,開立該行承兌的虛假電銀。由於代理模式中需要接入行承擔的責任少,所以如果出現問題,有代理行幫助解決和承擔。

但事實運行中,有了同業戶,電票代理接入審核就是虛化的。多家銀行為競爭接入業務,各分行在材料審核等方面必然會有走樣的情況發生。業內人士指出,如承兌行在其代理接入系統中能較好地預警下屬行通過代理接入系統的出票問題,以及對出票的審核程序進行控制,將會很好地限制問題電票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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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日本旅遊要當心了!銀行卡盜刷大案頻發 中國遊客受害

銀行卡境外盜刷雖已不是新鮮事,但日本近日曝出的盜刷金額仍令人震驚。《讀賣新聞》17日報道,自今年春季後,不法分子使用偽造或他人名義的銀聯卡在日本各大銀行的自動取款機(ATM)上前後共取出超過10億日元(約合6300萬人民幣)現金。截至17日,日本警方已逮捕4名涉案的中國臺灣籍犯罪嫌疑人。

據新華社報道,隨著赴日中國遊客增多,日本添置了許多接受銀聯卡的支付終端(POS機)和ATM機,但安全支付對策的滯後卻使盜刷犯罪在日本頻發。日本警方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對策,日本可能成為全球銀行卡犯罪天堂。

盜刷“大案”頻發

日本警方和銀行等金融機構在調查使用境外卡進行ATM交易情況中發現,從今春起,至少有10億日元被人用偽造或他人名義的銀聯卡取出,而這些被盜刷的錢,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賬戶。

日本警方以盜竊嫌疑逮捕了4名犯罪嫌疑人,他們涉嫌在日本三井住友銀行、三菱東京UFJ銀行、瑞穗銀行等三大主要銀行的ATM機上非法取出大額現金。日本警方認為其背後可能存在海外犯罪組織,目前正繼續就此展開調查。隨著調查的深入,犯罪金額可能進一步增大。

日本警方稱,被盜刷的主要是中國大陸借記卡賬戶,其中部分賬戶據稱被專門用於存儲詐騙贓款。日本警視廳認為,犯罪集團為躲避中國國內有關部門搜查故意選擇在日本取出贓款。

今年5月,日本發生過另一起大額盜刷案件。一張南非銀行的偽造卡在短時間內從日本全國各地的1700臺便利店ATM機中取走了18億日元(約合1.14億人民幣)現金。這起案件被查明與日本黑社會有關,日本警方逮捕了100多名負責取錢的日本人和涉案黑社會成員,相關調查仍在繼續。

“我們不得不承認,日本已經成為ATM犯罪的目標,”日本警方一名官員坦言。

安全措施滯後

在大量中國遊客赴日消費的刺激下,越來越多的日本賣場、商店以及ATM機開始接受中國銀聯卡交易,在很多商場使用銀聯卡消費還可獲得5%的優惠。不過,銀聯卡消費的普及並未帶動付款設備的升級,境外交易安全措施滯後、隱患重重。

目前市面上流通的銀行卡主要分為IC卡(芯片卡)、磁條卡以及芯片磁條複合卡。IC卡安全性高、難以偽造,但IC卡讀取器在日本很多商店並未普及,也因此,安全性差的磁條卡在日本擁有廣闊空間。據警方調查,犯罪嫌疑人非法取款時使用的都是偽造了磁條的銀聯卡。《讀賣新聞》援引經濟產業省數據稱,使用芯片卡交易的比例歐洲為98%,亞洲各國為56%,而日本只有17%。

今年5月後,日本各家銀行開始限制境外銀行卡單次消費額,希望以此減少盜刷案件。但是辦案的日本警方一名官員指出,商家POS機和銀行ATM一天不淘汰磁條卡、改用芯片卡,盜刷現象就不會根絕。

“如果不采取根本性對策,日本可能會成為全球銀行卡犯罪的天堂,”他說。

日本 旅遊 當心 銀行 卡盜 盜刷 大案 頻發 中國 遊客 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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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交所未接入中介業務 構築票據大案防火墻

2016年由於票據大案頻發,曾經在銀行內部都算冷門的票據轉貼現業務,一下子成了大眾耳熟能詳的高風險代名詞。不過,隨著上海票據交易所上線運營,一個透明而去中介化、高效電子化、統一而市場化、參與主體多元的票據交易所將極大程度顛覆票據市場的原有面貌。

回顧今年票據市場不難看出,發生在銀行間轉貼現市場的紙質票據大案是票據業務風險重災區。農行、中信、天津、寧波、廣發、工商銀行先後爆發的6起票據大案,累計風險金額高達108.7億。

在此背景下,上海票據交易所應運而生。這個由央行牽頭,專門為銀行間票據轉貼現市場搭建的交易場所第一步將瞄準紙票電子化交易,解決票據市場存量巨大的紙票風險。而作為票交所本身,將逐步取代票據中介的作用,為銀行同業提供更加透明的報價和交易信息。業內普遍認為,央行搭建的票交所一系列制度安排將有效防範票據風險。

票據大案背後的元兇

如果將銀行開承兌匯票理解為“票據發行的一級市場”,那麽當企業持票到一家銀行貼現後,票據便到了銀行手中,銀行通過賣斷、賣出回購等方式,票據開始在銀行間市場流轉。這個市場可以看作票據的“二級市場”。

前述票據大案便多發生在這個票據轉貼現的“二級市場”。2016年上半年爆發的6起票據大案中,有4起票據窩案都發生在票據轉貼現市場。除工行票據案外,其余5起全部是紙票風險。由於這個市場並不透明,區域之間信息也不對稱。於是催生出為銀行撮合交易的票據中介,他們利用自身信息優勢,幫助銀行牽線搭橋。作為信息中介,本來也無可厚非。

“其實,目前一些票據業務做的比較好的大型商業銀行所成立的票據運營中心,本質上也有部分票據中介功能,他們是銀行重要的盈利部門。”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

但問題在於,當票據中介不滿足於信息撮合服務,而是動了“期限錯配”賺利差的心思。本應在央行清算系統內流動的票據交易資金,便在票據中介的主導下輕易流出央行清算體系之外而不受監控。

中介直接操作“期限錯配”非常危險。某商業銀行票據內部人士指出,一些中介通過期限錯配,將應付未付留在賬戶中的利息投到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配資中,後逢股災爆倉後,即便利率倒掛也要“期限錯配”套出資金彌補窟窿。

但是窟窿越來越大,最終票據中介為了彌補股災中的巨大損失,利用空殼公司開出商業承兌匯票,經過農信社、村鎮銀行或某些商業銀行背書後,從銀行間套出資金,金額達百億級。

於是便有了2016年票據大案中“票據變報紙”,或到期找不到交易對手行的離奇案件。“正常的票據交易融通資金,賺取利差,本來是風險極低的銀行間業務,但因“中介”為了套取銀行資金,采取內外勾結一票多賣的手段,最終出現重大案件。”上述商業銀行票據業務人士對記者指出。

票交所不對接票據中介

“此次央行對於票據中介並不認可,均沒有接入票交所系統中。”某國有大行票據中心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該大行參與了票交所的籌建工作。

根據央行此前下發的《關於做好票據交易平臺接入準備工作的通知》,首批試點接入的商業銀行共35家,財務公司2家,證券公司3家以及基金管理公司3家,共計43家機構,並沒有出現票據中介。票據中介無法接入交易平臺,杜絕了票據中介 “期限錯配”賺利差,甚至“一票兩賣”將錢騙出銀行間市場。

“票交所上線後,即便票據中介收買一家小銀行,利用小銀行的同業戶在票交所上買賣票據,但錢也套不出銀行間市場,可以在票交所上走賬,但是資產拿不走了。票交所對票據的登記、托管使得一票兩賣無法實現。”某資深票據市場人士對記者表示。

不過對於一個承兌總量約20萬億,交易量百萬億級別的交易市場,正規做信息撮合的票據中介十分渴望接入這個市場。某票據中介人士對記者表示,未來央行對於票據中介的定位將是信息中介。但這個身份在票交所上線後,信息更加透明,票據中介在“二級市場”的信息服務功能也將被弱化。

不過有票據市場資深人士對記者表示,票交所上線後,僅對接票據二級市場,即對銀行間轉貼現的部分產生影響,對票據中介在一級市場中的業務影響不大。

某上海票據中介人士看來,即便票交所成立,信息也不能做到完全對稱。正規的票據中介依然可以提供信息撮合服務。就像債券市場一樣,場外撮合,場內交易確認一樣,票交所能夠記錄票據全周期的軌跡,也有交易的功能,但信息的匹配依然有市場空間。他表示,票交所明確不允許出借銀行賬戶,未來如何杜絕中小銀行出借賬戶給票據中介的違規行為,將成為票交所需要重點防範的風險。但他表示,票交所成立上線後,之前遊離於監管之外的同業戶亂象將被有效杜絕,違法票據中介無法再利用不受監管的同業戶將錢套出銀行間市場。

票交 交所 所未 接入 中介 業務 構築 票據 大案 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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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層批示嚴查,土煉油牽出硫酸大案山西驚現“酸湖”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2053

酸坑現場黏稠狀物質在陽光下泛著油光,這個被當地人稱為“黑湖”的地方影射著山西土煉油曾經的繁榮昌盛。(南方周末記者 曹海東/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月5日《南方周末》

山西第一起使用禁毒大隊查處的土煉油案件,第一個被環保部督辦的巨型“酸湖”,揭開了山西土煉油長期隱匿的地下硫酸黑市內幕。

隨著國際油價上漲,山西土煉油不僅卷土重來,且有蔓延之勢。這些企業工藝“換湯不換藥”,正呈現隱蔽化、擴散化、“漂白”化以及關系化等新特點。

地下硫酸黑市

2016年11月底,山西省呂梁市交城、文水兩縣禁毒大隊破獲一起非法買賣制毒物品案,蹊蹺的是,查獲的大批量濃硫酸被用於交城縣土煉油企業。

這是山西省第一起使用禁毒部門查處的土煉油案件。硫酸屬第三類易制毒化學品。

土法煉制柴油,往往用濃硫酸“洗”出廢機油中的膠質瀝青質,故名“洗油”。該工藝已采用數十年,由此產生的酸液、酸渣往往被傾倒至山溝、河流或挖坑掩埋,沒有進行任何無害化處理,對環境產生不可逆轉的影響。

2016年7月,南方周末即刊文指出,山西土煉油企業呈現企業化、大型化、規模化特點,酸液、酸渣不容忽視(參見2016年7月7日南方周末《山西怪象:遍地都是“土煉油”》)。

山西省省委書記駱惠寧、原省長李小鵬、副省長王一新為此專門做出批示,山西省打擊侵權假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山西省“雙打”辦)與八個部門,聯合開展打擊土煉油督查行動,其中一項即防範“土煉油”企業對土壤和水環境造成的汙染。

土煉油環境汙染問題甚至引起中央高層註意。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2016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做出重要批示,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副部長翟青指示環監局對山西省呂梁市交城縣存在的納汙土坑問題進行查處。

所謂“納汙土坑”,當地人又稱“黑湖”或“酸湖”,由呂梁市交城縣、文水縣土煉油企業長期傾倒酸液、酸渣所致。

土法煉制柴油工藝中,濃硫酸使用量一般為3%左右,一噸濃硫酸“洗油”大約產生2噸酸渣。

目前,山西本地廢機油產生量大致30萬噸,80%-90%流入當地土煉油企業。據此,土煉油企業每年使用濃硫酸8000多噸,產生酸渣1.6萬噸。若算上四川、山東、內蒙古、甘肅、河北等地調入用於煉油的廢機油,濃硫酸使用量以及酸渣產生量更驚人。

“保守估計,山西每年土煉油濃硫酸使用量上萬噸,產生酸渣二萬多噸。”山西一位熟悉廢機油行業的人士說。

這意味著,山西存在一個巨大的服務於土煉油的地下硫酸黑市。

和毒品、“黑口子”一樣

形象來說,土法煉油好比農村柴火竈臺——竈臺架口鍋,鍋即蒸餾釜,下面燒柴加熱。當達到350度後,廢機油蒸餾成毛油,毛油打入酸洗罐,加入濃硫酸“洗油”,酸渣通過錐形罐閥門排出,再進行堿中和以及沈澱、排渣,最後用矽膠砂過濾,即可得“柴油”。

上述工藝可見,濃硫酸是不可或缺一環。

以往,環保局負責查土煉油,一般不追究濃硫酸來源,公安局負責配合,禁毒部門更不可能參與打擊土煉油。

“環保局認為夠治安案件標準,移交公安局,如果比較輕,環保罰點款,把設施摧毀就行了。”山西公安系統一位官員說,“辦治安案件簡單,辦成刑事案件就比較難。”這也導致土煉油打擊往往“以罰代管”。

以土煉油重災區——呂梁文水縣為例,2013年統計數據顯示,土煉油遍布該縣10個鄉鎮、29個村、106戶,110余罐(釜),僅南莊鎮就占到該縣土煉油戶數和罐(釜)一半以上。此前,當地警方甚至專門成立刑偵二隊,配合環保部門查處土煉油。然而,土煉油和毒品、“黑口子”(沒有任何手續私挖濫采礦井)一樣,“因為有暴利,一有空,就起來和政府捉迷藏”。

“四周幾十畝果樹,中間包一兩畝地(搞土煉油)。”呂梁市環保局副局長薛雨珍說。他剛剛陪同環保部應急中心官員考察過文水、交城土煉油取締現場。

受國際油價上漲影響,山西土煉油不僅卷土重來,且有蔓延之勢。目前,山西土煉油正呈現新的特點——土煉油“戰場”從田間地頭轉移到工礦企業、焦化企業以及洗煤廠,更具隱蔽性;從土煉油重災區向非重災區擴散——如晉中太谷、祁縣、平遙、靈石、介休以及呂梁孝義、汾陽等地,並向當地輸出技術;大型土煉油企業正欲辦理《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漂白”自我;地方保護背景更強,呈現關系化特點,“爐子(蒸餾釜)大關系大,爐子小關系小”。

“禁毒就能拿下土煉油”

“抓硫酸目的是,即便環保局不參與,禁毒就能拿下土煉油。”山西公安系統一位官員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毒品犯罪案件量刑規定,非法生產、買賣100公斤硫酸即為起刑點。

最先付諸實踐的是被土煉油攪得雞犬不寧的呂梁市交城縣。2016年11月14日,該縣第一次動用禁毒部門查處土煉油。

當日排查中,交城縣公安局禁毒大隊查處的最大一批濃硫酸來自土煉油企業——交城凱源物資再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交城凱源)。

警方除在現場搜出279公斤濃硫酸,還從公司辦公室搜出三十多張硫酸過磅單,每張單子量為4-5噸,時間橫跨2013年-2016年。

若上述證據最終均能確認,意味著該企業過去三年濃硫酸使用量至少有120-150噸。至於酸渣流向,目前尚不清楚。

和當地很多企業一樣,交城凱源同樣不掛牌,外人很難知曉其真面目。南方周末記者從高處觀望廠區,除殘存油桶外,最醒目的當屬院中埋藏的巨型油罐,廠房一角隱蔽處矗立多個用於“洗油”的錐形罐。

環境影響報告書顯示,該公司項目為廢機油再生利用制取電廠燃料油。號稱年產電廠燃料油2萬噸,項目總投資1697.98萬元。

工商資料顯示,交城凱源法定代表人為張永虎,成立於2014年12月18日,註冊資本500萬元,其中張永虎占60%,溫輝輝占40%。

不可思議的是,該公司已在交城縣發展和改革局予以備案(交發改審字[2014]46號)。2015年11月5日,呂梁市環保局也以呂環行審〔2015〕38號批複了其環境影響報告書。

據業內人士介紹,交城凱源是典型的土煉油企業,而且生產燃料油也是掛羊頭賣狗肉,實為生產柴油。

交城縣公安局禁毒大隊查實,交城凱源濃硫酸來源指向另一土煉油重災區——呂梁市文水縣。供濃硫酸的為文水劉胡蘭鎮雲周西村趙文生,目前在逃。

該案已於2016年11月24日移交給文水縣禁毒大隊。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在趙文生處查封兩個大硫酸罐,一個小硫酸罐,濃硫酸至少四十多噸。當地警方已向山西省公安廳禁毒總隊求教如何處置該批濃硫酸。

目前,當地派出所幹警已面見家屬,敦促趙投案自首,同時封存硫酸罐,要求村治保主任守著硫酸罐,“不能動,不能丟”。

和當地很多企業一樣,交城凱源同樣不掛牌,外人很難知曉其真面目。南方周末記者從高處觀望廠區,除殘存油桶外,最醒目的當屬院中埋藏的巨型油罐,廠房一角隱蔽處矗立多個用於“洗油”的錐形罐。(南方周末記者 曹海東/圖)

一場大雨沖出巨型“酸湖”

就在警方發愁如何處理該批濃硫酸之時,山西驚現的“酸湖”更讓當地感到棘手。

這個被當地人稱為“黑湖”或“酸湖”的大坑,位於呂梁交城縣夏家營鎮大辛、小辛村與文水縣南莊鎮橫溝村交界處,曾為山西土煉油最猖獗之處。

當地村民介紹,酸坑約在2000年開始形成,目測三至四米深,占地20-30畝。過去文水、交城兩地土煉油的酸渣、酸堿液幾乎都傾倒此地。

層層黃土覆蓋的酸坑終見天日,巧合中有著必然。2016年7月,交城遭遇一場特大暴雨,“酸渣全部溢出來,味道散了出來”。呂梁市環保局副局長薛雨珍透露,有人舉報,領導有批示,“人家(環保部應急中心)下來處理的”。

2016年10月底,環保部環境應急與事故調查中心(以下簡稱環保部應急中心)、山西省環保廳監察總隊專程派人前往呂梁市交城縣現場督辦,要求按照土坑汙染處置和生態恢複方案,妥善處置土坑內汙染物,及時開展地下水和周邊土壤監測,避免發生二次汙染。這是山西省第一起引起官方關註的土煉油酸渣傾倒事件。

薛雨珍透露,環保部應急中心官員前往現場時,一直在下雨。環保部應急中心提出,必須按有資質單位編制方案處置:酸水放在焦化廠的汙水池處理,酸渣放在水泥廠焚燒爐焚燒。

交城縣連夜調了幾十輛車,將酸水送至當地焦化廠。環保部應急中心官員要求當地必須挖到黃土上,再用石子處置,“執行主體是交城縣人民政府”。為此,交城縣委托山西環境汙染損害司法鑒定中心編制了《山西省交城縣辛南村土坑水汙染處置和生態恢複方案》。

2016年11月8日,酸坑現場黏稠狀物質在陽光下泛著油光,挖掘機、渣土車忙於作業,酸坑旁是一條農業灌溉渠以及果樹林。駐足一會,刺鼻、惡臭味就會直沖腦際,出現惡心癥狀。

半個月後,當南方周末記者再次赴酸坑之時,挖掘現場已被黃土覆蓋,可見清晰履帶車轍,不過周圍味道依舊刺鼻。交城縣一位官員說,他們打算請有資質的單位處置這些酸渣。

環保部應急中心提供給南方周末記者的信息顯示,截至2016年11月底,當地已將土坑內積水、固體廢物、生活和建築垃圾分別運至該縣焦化生產企業汙水處理廠、水泥熟料廠、垃圾處理廠妥善處置完畢。土坑及周邊已完成覆土(厚度約1米)和場地平整,土坑整體處置工作基本結束。

交城縣環保局的監測數據顯示,土坑底部土壤重金屬、石油烴、揮發性有機物、多環芳烴等指標,除部分樣品中汞含量略微超標(最高超標0.2倍),其他均未檢出或達到《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二級標準限值;周邊土壤總石油烴含量均小於100mg/kg(《土壤環境質量標準》未規定相關限值);土坑周邊地下水4個點位監測結果顯示,pH、重金屬、硝酸鹽、亞硝酸鹽、硫酸鹽、氯化物、高錳酸鹽指數、氨氮等項目均未檢出或達到《地下水質量標準》Ⅳ類水質標準。

當地老百姓印象中,類似“黑湖”“酸湖”不止一處。南方周末記者即發現兩處:一處位於交城青山河化工有限公司儲存場,一處位於交城小辛村太中銀鐵路旁。此前,交城青山河化工有限公司曾打廣告轉讓土煉油技術。

山西省環保廳一位官員承認,最近山西省“雙打”辦召集各個部門研究建立部門聯動機制查處土煉油,但“還沒有專門針對硫酸專項治理”。

大型土煉油欲“漂白”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濃硫酸酸洗工藝已從田間地頭的小土煉油企業,被堂而皇之搬到一些具有部分資質的大企業中。

呂梁市環保局披露數據顯示,該市總計16家廢礦物油再生利用項目,除1家外,其余均未拿到《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以下簡稱危廢證)。生產工藝中,5戶為連續蒸餾工藝,11戶為蒸餾釜——裂解工藝。按規定,廢機油收集、貯存、利用企業必須辦理危廢證。

無危廢證卻可生產,甚至擴產,呂梁市環保局一位官員透露,最早環保局也不肯給這些企業批環評手續,但是當地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按照廢舊資源利用給他們立了項。

2002年,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認定“簡陋設備土法煉制質量不符合國家標準要求的劣質燃料油”企業為“土煉油”。2005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對土煉油工藝的認定是“生產過程不是在密閉系統的煉油裝置中或屬於釜式蒸餾的煉油企業”。

正因如此,呂梁環保局固廢中心主任侯淑平表示,呂梁環保局曾召集交城、文水、汾陽環保局局長和相關無危廢證企業負責人,和山西省環保廳溝通此事,“在經貿委立項,有環評手續的,與其他的土煉油有區別”。

一位熟悉內情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土煉油認定不應該從規模上,而應從工藝上。目前這些土煉油企業工藝“換湯不換藥”,無非是“由小變大了,不好看的變好看了,從田間跑到了工廠”。

據悉,山西大型土煉油企業核心工藝都未改變,比如一些企業將工藝冠之以“釜式蒸餾”,其實“釜式蒸餾”實為土法強酸強堿蒸餾工藝。而一些企業盡管標明連續蒸餾工藝,實質是多加了幾個“釜”,只是簡單的“釜式蒸餾”的組合與疊加。

更有甚者,由於前期投入金額較大,這些大型企業正謀求“漂白”——向山西省環保廳申領危廢證。

呂梁市環保局透露,汾陽市奧嘉佳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祥德隆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永聯環保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三家企業已向山西省環保廳上報材料,欲申領危廢證。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三家企業環境影響評價報告顯示,均稱生產燃料油。然而,一個難以成立的經濟邏輯是,燃料油市場售價每噸2000多元,廢機油市場售價每噸3000多元,算上各種成本,用廢機油生產燃料油完全成本倒掛。

新華社最近播出《禁不了的土煉油,打不掉的黑加油點》節目中,清晰可見汾陽市永聯環保資源再生有限公司院中矗立多個巨型錐形罐,熟悉土煉油工藝的人士說,該公司即用硫酸酸洗工藝生產柴油。

山西省環保廳固廢處處長賀中偉表示,上述三家企業環評批了後,企業申報危廢證,如果受理,還有技術審查過程。固廢中心把關論證,可能借鑒外省的情況。

成本最低,環境影響最大,卻最被青睞

事實上,濃硫酸酸洗工藝一直為國家明令禁止。

2011年,環保部實施的《廢礦物油回收利用汙染控制技術規範-HJ 607-2011》,明確指出不應使用硫酸/白土法再生廢礦物油。此法會產生大量酸渣,分離出的酸渣及白土會釋放出具有強烈刺激性的二氧化硫氣體及有機廢氣,對環境造成嚴重汙染。

2016年1月1日,工信部公布實施的《廢礦物油綜合利用行業規範條件》,同樣明確指出,嚴禁使用國家明令淘汰的硫酸精制等強酸精制工藝。

目前,比較流行的工藝包括白土精制、溶劑精制、加氫精制以及硫酸精制工藝。其中,白土精制成本不太高,但對前期減壓蒸餾工藝要求很高;溶劑精制工藝,投入大,工藝複雜,但產品質量比白土精制要好;加氫精制投資最大,為國外主流技術,產品質量最好。

相比其他成熟工藝,濃硫酸酸洗是成本最低、對環境影響最大,但卻最為企業青睞的工藝,地方官員甚至將此稱為當地“傳統工藝”。

山西土煉油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模式是“煉油、洗油一條龍”,一種模式是只煉油不洗油或只洗油不煉油。

就利潤而言,廢機油煉毛油收率為84%至85%,煤電人工費100元/噸,以當下廢機油收購價3250元/噸,毛油售價4200元/噸至4250元/噸推算,利潤262.5元/噸;如果毛油洗成柴油,濃硫酸、液堿、過濾砂再加損耗和人工成本約200元/噸,以目前汾陽市土法煉制柴油售價4580元-4600元/噸推算,利潤150元。

如果在“煉油、洗油一條龍”模式下,目前土煉油利潤可達412元/噸。自2016年10月以來,土煉油利潤非常可觀,特別在廢機油價格2600元/噸之時。為爭搶原料,各家土煉油紛紛擡高廢機油收購價。

過去三個月,山西廢機油價格暴漲1000元/噸,12月16日收購價已達3200元/噸。更誇張的是,原本山西經常調入河北、山東廢機油,價格便宜300-500元/噸,最近兩個月基本與山西持平。

“幾乎一天漲一百元,還收不到貨。”正規持有危廢證的廢機油綜合利用企業——山西投資集團九洲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營銷部一位經理抱怨道。

2016年12月28日,國家發改委宣布國內汽、柴油價格每噸再次提高100元和95元。“土煉油的利潤空間更大了。”中石化呂梁分公司的一位人士說。

一個個“定時炸彈”

土煉油的興盛,對村民來說是一大噩耗。

僅以交城縣夏家營鎮為例,據村民統計,至今已知的事故中有8人因土煉油而喪命。其中不僅有普通工人,且有土煉油老板以及親屬等。

最近一起發生在2016年10月24日。當日,夏家營鎮賈家寨村發生一起土煉油致硫化氫泄漏事故,致兩死一傷,土煉油老板正是該村村委會主任,已在事故中死亡。

據知情人士透露,該事故已引起環保部以及山西省“雙打”辦註意。

中毒死亡事件頻發,源於土煉油生產過程中會產生大量高濃度的有毒氣體,不僅對工人而且對周邊村民產生身心危害。

這些“濃硫酸洗油”過程中產生的酸氣,對呼吸道和眼睛有強烈的刺激性,如果貼地順風而下,下風向兩公里都可以聞到非常刺鼻的氣味。

以呂梁市汾陽冀村工業園區為例,可以發現很多可疑不掛牌的企業。熟悉汾陽油品來源的人士介紹,一到晚上土煉油味道就出來了,“大車加油時就能聞到惡臭味”。

同樣,油品質量與霧霾天氣有很大相關性。廢機油煉制的柴油屬非標柴油,使用中會冒黑煙,這些流入市場的柴油成為一個被忽略的霧霾源頭。

相比酸氣、土煉油燃燒不充分帶來的危害,若按山西土煉油發展歷史、規模以及分布區域,酸液、酸渣正在變成一個個“定時炸彈”。

按前述統計,山西每年酸渣產生量保守預估約為二萬多噸,且全部沒有經過無害化處理。要知道山西省太原危險廢物處置中心是山西省唯一危險廢物綜合處置場,年危險廢物處置規模僅為3.8萬噸。

汾陽冀村工業園不遠就是著名的汾酒集團,當地的酸渣傾倒地至今是個秘密。一位山西籍媒體人憂心忡忡地說,若不打擊土煉油濃硫酸洗油工藝,任由“酸湖”滲漏,再過十年,當地將無地下水可用,“汾酒集團只好使用雨水釀酒了”。

這並非危言聳聽,幾年前交城縣夏家營鎮小辛村就已經發現地下水無法飲用。

由於土煉油長期汙染地下水,小辛村為解決飲水問題,專門從八公里外的西營鎮西營村引來自來水。村委會圍墻外甚至設立一個自來水閥門,每天中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定點供水。

2016年12月15日,環保部再次約談呂梁市人民政府。環保部發現,當地土煉油作坊環境汙染問題仍較突出,多處土煉油作坊取締不徹底或違法在建。“如果整改工作仍不到位,整改目標沒有實現,將暫停其新增大氣和水汙染物排放項目的環評審批”。

山西省環保廳固廢處處長賀中偉透露,目前呂梁市開始安排區縣汙染場地區域調查,包括酸渣傾倒調查。現在山西省還沒有單獨針對酸渣普查計劃,但下一步土壤調查重點是土煉油生產區域的前期摸底。

中央 高層 批示 嚴查 煉油 牽出 硫酸 大案 山西 驚現 酸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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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破百億地下錢莊大案 外匯監管執法力度加碼

2月27日,外匯局發布消息稱,近期查處了一批外匯違法違規案件,深圳6 家企業在外匯收支中涉嫌違法,經過警方進一步偵查,破獲一起涉案近500億元的地下錢莊案件。

無獨有偶,2月26日,媒體從公安部獲悉,2016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破獲地下錢莊重大案件380 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800余名,打掉作案窩點500余個,涉案交易總金額逾9000億元人民幣。

目前,地下錢莊已經成為資金非法外流的重要渠道之一,地下錢莊違法犯罪活動愈發猖獗,各地地下錢莊相互勾結加劇,涉案地區蔓延擴散,隱蔽性越來越強,主要集中分布在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在人民幣貶值、外儲下降,資本流出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地下錢莊等違法犯罪行為被高度重視。

“對於地下錢莊、套匯以及騙購外匯等違法犯罪活動,我們保持了高壓的打擊態勢。2016 年以來,外匯局聯手公安部門破獲的地下錢莊案件81 起,查處外匯案件1900余起,罰款4億多元人民幣。”此前中國外匯局局長潘功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下一步執法力度還應該繼續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必須依法嚴懲。

去年地下錢莊案件案值9000億

“我們在對外投資並購的日常監管中,確實也發現了一些異常情況,例如大額非主業投資、有限合夥企業對外投資、‘母小子大’、‘快設快出’等。這些類型的對外投資中存在不少風險隱患。”潘功勝接受專訪時指出。

2月27日,外匯局在其官網表示,除了500億元的地下錢莊案件,此外還查明多家企業采用虛假單據、虛構貿易等手段逃匯;多名個人采用“螞蟻搬家”的手段,涉嫌洗錢、非法轉移資產等行為。

在公安部2月26日公布的破獲特大系列地下錢莊案消息中,黑龍江七臺河市公安局破獲的系列案件中,一口氣打掉了8個地下錢莊,查處騙取出口退稅、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違法犯罪企業15家,抓獲犯罪嫌疑人80余人,已查實涉案流轉資金達數千億元。

“地下錢莊存在最大的動力,來自灰色資金和犯罪資金的需求。”公安部經偵局反洗錢部門負責人束劍平說,很多犯罪資金是通過地下錢莊進行轉移。公安機關表示,將積極會同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等部門,保持對地下錢莊犯罪活動的嚴打高壓態勢,切實維護國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國家經濟安全。

此外,今年初,河北省唐山市公安局跨省作業成功告破一起涉案金額達400億元的特大地下錢莊案。廣東省公安廳也於去年11 月公布該省於2016 年總計破獲地下錢莊案件140余件,總涉案金額超過2300億人民幣,深圳、東莞、廣州、佛山等城市較為突出。

第一財經記者還從“中國裁判文書網”獲悉,各類涉及地下錢莊案情的案件,近期受審判決的也不在少數。據粗略統計,今年以來就有2起,分別是山東省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周楚強、賴某非法經營的一審刑事判決,以及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朱建偉等走私普通貨物的二審刑事裁定書。而2016年全年則多達158起。

涉案2000 萬被認定情節嚴重

2月9日,記者從中國裁判文書網獲悉,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連發三道一審刑事判決書,判決冼某、曾某等五人非法經營外匯,擾亂市場秩序,五人皆因將人民幣非法兌換成港幣遭判處,涉案金額逾2000萬人民幣。

從2010年開始,五名被告人在未經國家相關部門批準或允許的情況下,私自從事非法買賣、非法兌換外幣的活動,多次將上百萬元人民幣非法兌換成港幣,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被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以非法經營罪依法判處,視犯罪情節輕重,被判有期徒刑十至十一個月並處以罰金。

事實上,近來被公安機關嚴打的非法經營外匯的案件比比皆是,有些涉案金額甚至高達上百億之多,社會影響之惡劣可見一斑。相比之下,上述三起案件的涉案金額並不大,但卻已被認定為情節嚴重的犯罪行為,可見當前監管和執法部門對非法經營外匯打擊甚為嚴厲。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下稱《決定》)第3條規定,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違反國家規定,擅自將

外匯存放境外,或者將境內的外匯非法轉移到境外,數額較大的,對單位判處逃匯數額5%以上30%以下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決定》指出,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對單位判處逃匯數額5%以上30%以下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連破 破百 百億 地下 錢莊 大案 外匯 監管 執法 力度 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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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來圍觀,私募“老鼠倉”大案曝光!41只股豪取500萬!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05-10/11041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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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記者 劉海軍 每經編輯 吳永久

導語:令人意想不到啊,以前聽過很多公募的“老鼠倉”,沒想到現在私募居然也出“老鼠倉”了,那私募的“老鼠倉”又是啥樣的呢?

“老鼠倉”一直為市場所不齒。不過此前監管層查處的“老鼠倉”多為公募和券商從業人員,最典型的為基金經理,私募做“老鼠倉”的處罰較少。但近日,火山君獲悉,一家叫深圳市恒健遠誌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的法定代表人胡誌平因為“老鼠倉”遭到了證監會的處罰。

根據證監會福建局的公告稱,經查明,當事人胡誌平存在以下違法事實:2015年2月,“招商證券-海通證券-招商匯智之恒健遠誌計劃” 成立,該計劃系以非公開方式向投資者募集資金設立的私募投資基金,由招商證券擔任管理人,海通證券擔任托管人,投資顧問為深圳市恒健遠誌投資合夥企業 。其間,胡誌平擔任恒健遠誌總經理、投資總監,負責制定“招商匯智之恒健遠誌計劃”具體投資決策,知悉相關交易信息。2015年3月2日至12月23日,胡誌平操作其嶽母彭某某開立於浙商證券深圳福華一路營業部的證券賬戶,先於(1-5個交易日)、同期或稍晚於(1-2個交易日)“招商匯智之恒健遠誌計劃”買入東北電氣等41支股票(具體股票名稱見下表),獲利538.66萬元。 涉案股票包括特發信息、東旭光電、東北電氣、天茂集團、中航動控、一汽轎車、四川九洲、銀河投資等等。

福建證監局認為,胡誌平上述行為違反了中國證監會《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證監會令第105號,以下簡稱《暫行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五)項的規定,構成第三十八條所述情形。於是決定:責令胡誌平改正,給予警告,並處以3萬元罰款。

火山君(微信號:huoshan5188)查閱資料得知,上述《暫行辦法》的第二十三條中的第(五)規定為: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私募基金銷售機構及其他私募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從事私募基金業務,不得有以下行為: 泄露因職務便利獲取的未公開信息,利用該信息從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從事相關的交易活動。

第三十八條為: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私募基金銷售機構及其他私募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違反本辦法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六條規定的,以及有本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七項和第九項所列行為之一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並處三萬元以下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警告並處三萬元以下罰款;有本辦法第二十三條第八項行為的,按照《證券法》和《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老鼠倉”具體是指機構在用公有資金拉升股價之前,先用自己個人(機構負責人,操盤手及其親屬,關系戶)的資金在低位建倉,待用公有資金拉升到高位後個人倉位率先賣出獲利。因此“老鼠倉”很為市場所不齒。

那麽涉案的私募和胡誌平究竟是誰呢?

根據中國基金業協會信息,該私募成立於2014年11月25日,目前旗下有3只產品。胡誌平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投資總監。而從工商註冊資料來看, 該私募的合夥人中並沒有胡誌平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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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紫 南海宗 查大案有框框

1 : GS(14)@2013-12-09 22:50:20

http://www.metrohk.com.hk/index.php?cmd=detail&id=224614&search=1

關於強國辦案方式,蔣紫嘅北京老友仲有嘢講。一件大案出嚟,中紀委固然要定期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上面則可能有批示,對調查範圍可能會有界線。以薄熙來案為例,查案期間曾傳出佢偷聽中央領導人電話嘅傳聞,但黨內通報同埋新華社公稿都冇提到呢件事。大家所知嘅薄熙來案,就係佢唔管好屋企人,畀屋企人殺人,貪錢,但就唔會有話佢想謀朝篡位啲嘢。北京嘅老友記話,如果周永康被查,可能都差不多,最後公報可能話周永康「貪咗好多錢」,但至於其他「政治黑幕」,可能就冇大家想像咁精采喇!大家不可不知,周永康比薄熙來更高級,權力更大好多,馬仔亦多過薄熙來,強國1978年後未試過有咁高級嘅官員被查,所以周永康案一定仲複雜好多倍!(周永康案之二)






蔣紫
蔣紫 南海 大案 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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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劇跨語言界限改寫大案講囚犯人權

1 : GS(14)@2016-03-14 01:43:47

大寮監獄六囚犯脅持獄長案登上紐約舞台!舞台劇《放逐-放卒5.42》中一群來自台灣的演員無懼語言隔閡,透過中文、台語和肢體語言傳達一個概念:「受刑人(囚犯)也有人權,監獄對受刑人人權的不尊重,只會造成更大的問題,無法幫助受刑人改過自新。」駐紐約記者:陳郁仁舞台劇演繹去年2月台灣高雄大寮監獄發生史上首宗囚犯脅持獄長,獄長等人被當作人質,最後六名肇事囚犯自殺身亡,人質則平安獲救。劇中飾演囚犯的四名台灣演員:李阡綸(Chien-Lun Lee)、廖志恒(Chih-Heng Liao)、任萬寧(Wanning Jen)及卓香君(Chun Cho)用國語、台語夾雜粗口,訴說在獄中吃不飽、睡不暖、被放棄、得不到應有尊重的慘況,最後「壓力爆煲」,脅持獄長。導演李岳燁憶述事件發生後,社會主流意見多數指摘囚犯,所以寫出此劇,希望透過舞台劇讓觀眾反思囚犯也跟一般人一樣擁有人權,「死刑犯不是罪該萬死,也需要被尊重」。他特地安排全劇以國語、台語演繹,僅有小部份重要對白會用英文,解釋他想要挑戰觀眾在聽不懂的語言下,僅藉演員表現,了解自己想表達的意思。劇中唯一非台籍演員Leah Bachar覺得,用她完全聽不懂的語言演出的確是很大挑戰,但正因為聽不懂其他演員說甚麼,才更要注意他們的動作,感覺他們想表達的意思;又認為監獄與囚犯的矛盾舉世皆見,即使語言不通也不難理解。紐約觀眾Matt亦表示了解該劇想表述監獄對人的影響,影響是全球共有的,所以即使聽不懂台語或國語也能理解。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60313/19527918
舞臺 臺劇 劇跨 語言 界限 改寫 大案 囚犯 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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