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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外来品牌练内功 锦江酒店购入州际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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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酒店业尚未走出低迷的阴影,我国企业的跨国收购已经启动。

4月1日,中国酒店业最大的国际并购交易完成,上海锦江国际集团联合美 国Thayer Lodging Group(德尔集团)宣布已经完成对美国Interstate Hotels & Resorts(州际集团)的股权并购,并签订一系列合作协议。

去年锦江酒店与德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在美国特拉华州成立合营企业,该合资企 业以总价约3.07亿美元的总价收购州际集团全部股权,该笔交易完成后,锦江酒店间接获得了州际集团50%的股权。

“此次交易是锦江酒店走 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锦江酒店集团董事长俞敏亮说,“与德尔集团及州际集团的战略合作,将有助于通过境外收购、国内合资‘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打造 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平台,促进国内酒店产业投资和管理,提升锦江酒店核心竞争力,也实现州际酒店管理业务在中国得以发展。”

在国际化部署 中,俞敏亮表示,锦江酒店与德尔集团即将成立酒店业股权投资基金,下一步,锦江国际集团将酝酿启动包括欧洲市场在内的跨国并购计划。

跨 国收购潮起

公开信息显示,此次锦江酒店与德尔集团以每股2.25美元的价格,收购州际集团全数已发行并现存的普通股 股份,买方需支付金额约7530万美元,并承接州际集团的全部债务,交易总价值约3.07亿美元。

如果按照管理客房数目来衡量规模的话,州 际酒店是美国最大的独立经营的酒店管理公司。该公司有三项主营业务:酒店运营管理、自营酒店管理和商业楼宇租赁管理。该公司过去12个月营业收入4.87 亿美元,毛利率高达92.9%,但是却整体亏损4600万美元,且负有长期债务2.24亿美元。

该业绩正如州际集团的董事长兼CEO托马 斯·休伊特的一份声明,“酒店业仍处于严重衰退中。”因此,出售给中国企业被认为是该公司管理层向股东最好的交代。

经济危机对跨国酒店集团 的重创在去年的半年报就开始体现。去年上半年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入住率同比下降了12%-13%,纯利润倒退50.4%。凯悦集团去年上半年收入也下降 19%,净亏损3600万美元。万豪国际酒店去年第一季度就开始亏损2500万美元。

为了应对低迷的市场环境,雅高、洲际、万豪等欧美酒店 品牌企业皆纷纷削减资本开支,收缩扩张,清理不良资产,给跨国投资者提供了收购的机会。

3月26日,中国深圳新世界集团以6000万美元完 成对洛杉矶市中心万豪酒店的收购,并计划再投资1300万美元对该酒店进行改装完善。上述酒店建于1983年,拥有469间客房,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最 终无力偿还贷款。去年夏天,通用资本贷款人将处于该洛杉矶市中心的万豪酒店没收。

雷伊表示,深圳新世界以大概相当于2007年一半的价格购买,是与酒店行业目前的趋势一致的,因为酒店的价格也下跌了50%。

新世界 集团公开声称,该公司目前仍在继续寻求在美国的其他收购机会。“事实上,欧美国家的酒店资产确实处于低位,越来越多的亚洲投资者对美国西海岸门户城市的投 资产生兴趣。”雷伊说。

而此次锦江酒店及德尔联合对州际集团的收购价格也是与目前的市价相当(4月2日收盘价2.24美元/股),并没有溢 价。

俞敏亮透露,德尔集团是集酒店投资、管理等业务的综合实体,擅长酒店收购。锦江酒店与德尔集团即将成立酒店业股权投资基金,用于逐步收 购国内的酒店资产,实现升值后退出,使这些资产在流动中实现增值。与此同时,国际酒店业的衰退仍在继续,该投资基金将伺机进行跨国资产收购。

管 理难题

但酒店业的整体低迷并没有绕过中国市场。

去年上半年开始,中国也同样不乐观。去年上半年,上海 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仅为46.94%,同比下降9.68%,其中,五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为48.81%,同比下降14.13%,四星级为46.73%,同 比下降10.74%。

去年下半年,上海酒店业整体进入“世博会营销”期。按照中国饭店协会测算,上海世博会游客每天对星级酒店床位的需求大 概是47.6万张,2009年,上海可以供应的酒店床位就已经有54万张了,并且潜在可供床位仍在增加。

因此,激烈竞争的市场中,酒店营销 与管理仍是考验酒店企业的一大难题。

锦江酒店集团是亚洲和国内最大的酒店管理及营运企业,目前投资和管理的酒店规模超过550家。在收购州 际集团之前,锦江国际已与德尔集团合资设立了中国最大的全球旅游分销平台“HUBS1——汇通天下”,该平台作为上海世博会官方指定订房平台,今年全年订 房量可达350万间套。

锦江酒店首席执行官杨卫民表示,州际酒店集团是美国最大的独立酒店管理公司,拥有世界最庞大的酒店管理人才。此次收 购完成后,州际集团中国公司除正常开展业务外,不排除将管理锦江酒店下属酒店。

据记者了解,独立酒店管理公司不拥有自己的酒店品牌,但拥有 成熟的酒店管理人才,能为不同品牌的酒店提供管理服务。其运营模式与普通的酒店集团有所不同:酒店业主向品牌持有人支付品牌费,独立酒店管理公司依据管理 合同收取管理费。

据某外资酒店业内人士透露,外资酒店管理公司收取的管理费1%—3%,另经营利润提成、提点比例随着利润额度增加而提高, 外资酒店管理公司的总体管理成本占酒店总盈收超过10%。“如果转为企业净利润,那就是很大一笔收入。”有业内人士说。

州际酒店集团作为北美最大的独立酒店管理公司,管理的228家酒店分布在美国、印度、俄罗斯、英国和墨西哥等,使用33个酒店品牌,其中包括“希尔 顿”、“威斯汀”、“喜来登”、“万豪”等诸多国际一线酒店品牌。

因此,此次锦江国际海外并购第一单,就是为了引进州际酒店的管理团队和管 理系统,同时还能借助州际的管理经验完善“锦江”品牌管理体系,将“锦江”推向国际酒店市场。

俞敏亮介绍,锦江酒店百名中高级人才培训计划 正式启动,今年下半年首批20到30名管理人员将赴美培训,州际集团总部及其管理的酒店将成为中国酒店产业的人才培训实习基地。

此外,锦江 酒店集团与州际酒店集团将携手设立国内新的酒店管理平台,发展中国市场的独立酒店管理业务,把无品牌的单体酒店纳入品牌、连锁管理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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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生變身中國最神祕的外來富豪 身價一一八六億 王恒:你把我丟在沙漠 我也能活著走出來!

2011-6-27  TWM




「胡潤中國外來富豪榜」中名列第四的金鷹國際王恒,成長於台灣,在美國賺到第一桶金後,比大多數台商還要早進入中國市場。

他獨具的性格與國際觀,抓住中國內需崛起商機,使金鷹集團展店的動向成為中國各地景氣發展的重要指標。

撰文‧楊方儒、林宸誼

六月五日,江蘇省常州市的一家百貨公司,大張旗鼓的慶祝試營業,「金鷹商貿將引入常州首家蘋果專賣店。」語調平緩的長者,是現年六十三歲的王恒,他表示集團未來將按照每年開設五到八家新店的步伐發展。

王恒是誰?六月十六日,中國胡潤首次公布的「二○一一胡潤中國外來富豪榜」,除了眾人熟知的頂新魏家與旺旺蔡家分列第一、二,第三名為香港朱樹豪家族外,排名第四是台灣人相當陌生的名字,金鷹國際的王恒。

王恒在「胡潤中國外來富豪榜」,擁有約人民幣二五○億元(約合一一八六億元新台幣)身價;在「二○一一年富比世華人富豪榜」中,則以淨資產四十二億美元(約一二一七.四億元新台幣),排名第三十六。

出身金融世家

在美國發跡 九○年代搶進大陸市場出生於金融世家,一九四九年以前,父親是廣州銀行行長,王恒直到小學四年級,在性格謹慎的父親安排下從香港移居到台灣,而他的父親也從廣州銀行行長轉至台灣銀行任職投資管理部。

大學畢業於文化大學法律系的他,前往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他邊念書邊打工 ,從加州的房地產下手,七八年成立美國泛太平洋控股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和酒店經營;在九○年代洛杉磯房地產泡沫化之前,賣出手中八○%的房地 產,帶著三千萬美元轉戰中國市場。

能夠在中國詭譎多變的房地產與零售市場打拚而屹立不搖,王恒擁有著自創的「二、三線城市經營法」,從鄉村包圍城市,是金鷹集團董事長王恒的拿手好戲。

「王恒進入中國市場的時間比台商還要早,」曾擔任過南京台商協會會長、現任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陳武雄說。當時許多競爭者爭相投入一線城市市場,但王恒卻已勾勒出二十年後中國各行業群雄並起的版圖,於是他決定反其道而行,從二、三線城市發展。

對於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來說,金鷹絕對是個陌生的名字。歐、美、日、港、台各路百貨公司早就「跑馬圈地」,消費者心占率高得很。但在江蘇多個二、三級城市,金鷹就是shopping mall(購物中心)代名詞。上金鷹購物,就跟台北人上新光三越般平常。

「中國二、三線城市發展情景一片光明,資金都湧向了二、三線城市!」王恒大聲疾呼說,現在正是他與金鷹積極投入的時候。

江蘇、常州、宿遷、溧陽、徐州、丹陽、安徽、南通、馬鞍山、雲南、昆明,這是王恒手上的展店名單。這些地名,不要說台灣地理課本很陌生,就連土生土長的大 陸人,可能一下都說不出來這些城市是在哪一省。「即便你把我丟在沙漠,我也能好好活著走出來!」面對一個個沒人願意聞問的消費荒地,王恒自剖說,這是他最 自豪的能力。

根據高盛(Goldman Sachs)的「中產階級報告」調查,全球每年增加七千萬至九千萬名中產階級,到了二○三○年,全球會有二十億人加入中產階級的行列,中國則是開發中國家中產階級規模最大的群體。

可以想見的是,中國消費力量將由一、二線城市朝三到六級城市轉移,如何為新興城市的中產階級提供更好的服務,成了最大的商機。包括85度C等台商服務業,有點貴,又不會太貴,兼具高質感與流行性,正好抓住了這群新中產的眼球。

金鷹雄起 自有資金充沛大手筆展店 誓作中國百貨王一○年,金鷹集團營收達一○九.五億元人民幣,較○九年成長三三.七%;一一年,金鷹預計新開八家店,未來三年預計大手筆投入四百億元人民幣,拓展十七家新店,屆時全中國金鷹總店數將達五十家。

「資金我們完全不擔心!」王恒日前公開喊話,金鷹現在帳面有二十三億元人民幣,今年擴張需要二十億元,明年的帳面估計是十五億元,需要使用十三億元,自有現金流之外,還有七十億元銀行額度,由「二○一一胡潤中國外來富豪榜」排名第四,可以看得出王恒的荷包深度。

以預計在今年底開幕的溧陽金鷹來說,營業面積將達七萬○七○○平方公尺,比新光三越站前店的四萬四五○○平方公尺還要大得多。溧陽只是江蘇西南端的一座縣 級市,隸屬常州市之下,人口約為八十萬人,現在只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商城,而在王恒的規畫中,溧陽金鷹有電影院、電玩中心、高檔超市,一開幕勢必就會成為整 個溧陽的地標。

的確,長三角富裕甲天下,金鷹如今正瞄準江浙開新店!如果從蘇州開車到杭州,沿途的鄉村景色,與台灣中南部相近,但若仔細觀察,稻田中的大別墅,還有城市邊緣新建的高樓大廈,就會發現這兒的基層景氣,比台灣雲嘉南地區更暢旺。

如同台商丹尼斯百貨在河南稱王,並且輻射到鄰近省分開店,金鷹如今也成為各地政府眼中的當紅炸子雞。王恒好比鴻海郭台銘,得到最優惠的政策配合,大刀闊斧來塑造一個個新城市印象。

「金鷹在南京有絕對的優勢,就像丹尼斯在河南鄭州有絕對優勢。」丹尼斯集團總經理蔡英德,如此評價同為百貨業的金鷹。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河南王」丹尼斯集團董事長王任生,與金鷹國際集團董事長王恒,出席外貿協會所舉辦的台商高峰論壇。兩位在中國經營最成功的台灣百貨 業者,話鋒你來我往。不久之前想要參股丹尼斯不成的王恒,多次呼籲,以河南市場為主的王任生,盡快讓丹尼斯上市。不過不急著上市的王任生表示,除非丹尼斯 營業額能夠突破二百億元人民幣,不然不考慮上市。

王恒疾呼丹尼斯儘快上市的同時,早已命金鷹百貨悄悄布局中部地區。「請王恒幫幫忙不要這麼快來,先讓丹尼斯賺夠再說。」蔡英德打趣地說。

王恒本人與他的金鷹系統具有某種「混血」特質。身為美籍華人,成長於台灣的王恒在中國發光發熱,就是因為這種混血特質以及國際觀,讓他一眼就看出歐美精品名牌在中國發展的巨大潛力。

以昆明來說,目前已經有三家金鷹百貨,Gucci、Hermes等知名品牌,都是因為金鷹才首度落腳昆明。這看得出這些大品牌對金鷹的信賴與高契合度。

「混血」特質 眼光獨到獲歐美名牌青睞 大膽跟進「只要大牌能進來,跪下來都可以。」這是王恒對金鷹招商部門的要求,畢竟入駐的各路名牌,就是一個商場的靈魂。「任何一個品牌都不會放鬆細節的關 注,名牌更是細節的瘋子!」王恒一再對內強調,金鷹必須與這些歐美名牌教學相長,轉化學習成為金鷹獲得客人青睞的競爭力。

王恒在美國以房地產起家,專做公寓出租,簡單說就是「寓公」。九○年代初,他受南京市政府力邀,蓋起了一棟六十層樓高的金鷹國際商城,頓時成為南京的地標,由於進駐的都是大公司,甚至有「江蘇第一樓」美稱。

南京金鷹國際商城落成時,王恒原本想要找美國百貨公司進駐,但一直都沒有合適的合作對象,最終他不得不自己下海,硬著頭皮投入百貨業。沒想到,從住宅、酒店、辦公大樓、購物商場一路做來,金鷹現在成了全中國最有經驗開發「城市綜合體」的團隊之一。

金鷹的成功之處,就在於能把商業、辦公、居住、旅店、展覽、餐飲、會議、文化娛樂、交通等複雜因素,安安穩穩的成立在一個空間內,並且成為當地的地標。

「百貨朝向巨型化、全生活、一站式發展!」王恒在四月上旬金鷹上市五周年論壇上,如此為中國百貨業發展方向定調。

鄰近華新焦家的台灣名品城,金鷹即將在南京河西,設立全世界最大的百貨公司!預計金鷹的營業面積將達四十八萬平方公尺,相當七座台北一○一購物中心,更將超越全球目前最大、達二十九萬平方公尺的韓國釜山新世界百貨。

新加坡紅木投資集團董事總經理張永河觀察,位在上海陜西北路的金鷹國際購物廣場,離熱鬧的南京西路還有一小段距離,「雖然地段較恆隆廣場次一級,但金鷹集團很早就買下土地。」張永河訝異的說,誰也沒想到,南京路商圈會成為繁華的商業圈之一。

雖然河西目前好比當年的上海浦東,門前冷落車馬稀,但在南京政府力推、金鷹等各路人馬積極跟進的情形下,後勢確實看漲。

除了一般百貨外,王恒也不放過任何一個新商機。

剛剛開幕的「南京金鷹奧特萊斯」,字面上可能台灣人都看不懂,但如果講到「outlets」(暢貨中心),可能很多人就能會心一笑。「奧特萊斯」如今是全中國百貨的全民運動,初估已有超過兩百家以奧特萊斯命名的商場,分布在大小城市周遭。

以北京來說,就有燕莎奧特萊斯、賽特奧特萊斯、愛家奧特萊斯折扣商店、東方奧特萊斯,分布在東南西北近郊。只要到了周末,開車來掃貨的白領家庭,往往把周遭道路堵得水洩不通。

話說回來,中國二、三級城市房地產,不因打房政策下滑太多,這可以看得出潛藏其中的消費力道,有多麼驚人。王恒瞄準這一塊塊處女市場,他與金鷹展店的動向,絕對是觀察各地景氣的最佳風向球。

王恒

出生:1948年

現職:金鷹國際集團創辦人兼董事長經歷:美國泛太平洋控股總裁學歷: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文化大學法律系

2011胡潤中國外來富豪前十名

單位:人民幣

排名 姓名 國家/

地區 財富

(億元) 公司名稱 行業1 魏應交家族 台灣 400 頂新國際 飲料、食品、零售、房地產2 蔡衍明 台灣 380 旺旺控股 食品、乳制品、媒體、房地產、醫院3 朱樹豪家族 香港 260 觀瀾湖 高爾夫、房地產4 王 恒 台灣 250 金鷹集團 房地產5 林文鏡 印尼 200 融橋集團 房地產6 黃柏年 印尼 150 外灘中心 房地產7 羅康瑞 香港 125 瑞安集團 房地產8 蔡永龍家族 台灣 105 晋億實業 緊固件制造9 李思廉 香港 100 富力集團 房地產10 劉名中 巴西 100 玖龍紙業 造紙

製表:辛曉昀

金鷹國際集團

成立時間:1992年

負責人:王恒

註冊資本:1300萬美元主要業務:房地產、購物、高科技、汽車營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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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自保》外來的和尚比較會念經? 打破三迷思 別被外資報告牽著走

2013-10-14  TWM
 
 

 

外資研究報告「喊水會結凍」的功力,很多投資人都印象深刻。

但外資藉由研究報告坑殺投資人嗎?外資的研究報告到底有沒有參考價值?

身為小散戶的自保之道又是什麼?

本刊在八六八期曾獨家披露一位新竹的陳太太買進宏達電的血淚史:她在二○一一年六月,宏達電股價約九百元時開始買進,原因一方面是看好王雪紅的經營能力,一方面當時許多媒體披露外資券商的報告,絕大多數都是建議「買進」或「持有」,訂出的目標價則是以「重返千元」最多。陳太太認為,「這麼多專業人士都看好,應該不會有問題。」結果短短不到半年,宏達電股價竟腰斬到四五○元,從此她陷入加碼攤平、「愈攤愈貧」的窘境,至今慘賠近千萬元,身心都受到極大的傷害。

陳太太的例子,其實也發生在很多投資人身上,只看到外資研究報告的評等與目標價,卻未能深入了解背後的意義,導致虧損。而花旗前分析師張凱偉的洩密事件,又讓市場開始注意外資的研究報告。

多年來,外資挾著龐大資金與充沛資源,一篇調升或調降某檔個股目標價的研究報告,股價就很容易大幅波動。由於對個股握有「判生判死」的生殺大權,使得市場都想掌握外資最新看法,搶搭順風車,也因此外資出具的研究報告,一直是重要指標。

曾於怡富、日商日興等外資券商研究部服務多年、《巴菲特選股魔法書》作者洪瑞泰指出,外資是人不是神,提出的看法或報告不見得百分之百準確。而一般投資人最關心的總是目標價(Target Price)與投資評等(Rating),但這些是如何產生?背後的邏輯?以及用什麼方式評價,更需要了解。此外,研究報告的管控,有幾個常見的迷思也需要釐清。

迷思一:券商玩兩面手法?

客戶不認同 報告利多也可能賣超為何會有出利多報告卻賣股票的情況?洪瑞泰指出,研究報告只是外資券商提供給客戶的「參考資料」而不是「命令」,客戶沒有照單全收的義務。

而且若客戶是外資基金經理人,一天收到的報告或訊息動輒成百上千,如果不是知名分析師所寫的研究報告,恐怕根本就不會被客戶注意到。

此外,在該券商下單的除了其客戶,還有券商本身的交易部門,交易部門是否認同報告內容,或有其他考量,都不是研究部門或分析師能掌控的,所以這種出利多報告卻賣超的情況,未必是券商的兩面手法,投資人還是要以個股基本面為依歸,不用在意一、兩天的買賣狀況。

迷思二:發送對象大小眼?

做一份報告已不容易 不可能再分版本很多人質疑同一篇外資報告有「AB版」:A版給大戶、B版給散戶,兩個版本內容不同,甚至建議方向相反。洪瑞泰笑著說「這是不可能的。不僅國外的相關法令不允許,寫一篇報告已經夠辛苦了,還要改成不同版本,分析師或研究員哪有這些時間?」迷思三:獨厚某些族群?

報告不外流 但從撰寫到披露有時間差外資券商的研究報告通常只提供給該券商的客戶,不會輕易外流;除非券商主動發布,否則不是該券商的客戶,並不容易取得,且在刊出前須嚴格保密。基於服務客戶的考量,頂多是在報告刊出後,由分析師聯絡幾位重要客戶,提醒他們有重要的報告而已。這次張凱偉所犯的錯誤,就是在報告未刊出前就通知客戶,有洩密之嫌。

如果是長篇報告,分析師要寫好幾天,甚至幾個星期,寫完後還要經過主管審核,以及編排、印刷等流程,往往會有相當的時間落差。 即使是一、兩頁的報告,也必須經過公司內部審核,最快也要二、三天才會寄給客戶。而報告寄給客戶後,等到媒體輾轉取得、翻譯、披露時,股價的確可能已反映完畢,這是投資人必須了解的。

想找出真正值得參考的研究報告嗎?洪瑞泰建議,可以用「橫向」與「縱向」兩個方法。橫向是:找三份針對同一產業或公司、由不同券商與分析師撰寫的報告,比較其內容、邏輯以及準確度。縱向則找同一位分析師於不同時間點,對同一產業或公司的報告,觀察他的看法是否前後一致?投資評等會不會忽升忽降?經過幾次篩選,應該就可以找出該產業或該個股,最值得參考的分析師或報告。

最後,洪瑞泰建議,操作還是要有自己的依據,「為自己的每一筆交易負責」,外資報告只能作為參考。看報告是要從報告內容中,學習外資研究一家公司的方法與邏輯,千萬不能像陳太太一樣,只看到投資評等、目標價等簡化的數據就買進,造成令人遺憾的損失。

外資報告怎麼看?

看投資評等:

Buy未必是買進 Hold不見得續抱各家外資券商的投資評等各有不同,有的分五級、有的分三級(如右表),最複雜的就是短期評等給overweight或buy,中期評等變成hold或neutral……若沒有完整揭露,投資人很容易被迷惑。

由於評等不同,所以當看到兩家外資券商評等某檔股票同為buy時,未必就是兩家券商一致看好,可能A券商的buy只是B券商的trading buy而已。

法人指出,觀察投資評等時最須注意的,就是「連調兩級」,最大的陷阱就是從buy降成hold,看似持股續抱,但由於每個評等建議的配置金額或部位不同,隱含的意義就是「降低持股部位」,也就是「減碼賣出」,只是還沒出清而已。所以絕對不能只看字面上的意義。陳太太若能看懂外資評等的背後意義,或許就不會在900多元買進宏達電了。

看目標價:

留意產生的方式

這可說是最受市場矚目的關鍵數字了。目標價的產生,有些是透過評價模型,但有時也和該券商的內規有關,未必是分析師想坑殺投資人。據一名熟悉外資生態的法人表示,有些外資券商的規定是,若要提出buy的投資評等,目標價必須比內部設定大盤指數漲幅還要高出5至10個百分點。

例如目前指數是8200點,台積電股價105元,假設某家外資內部已設定台股未來半年上看9000點,漲幅將近10%;若要推薦台積電為buy時,目標價必須超越大盤漲幅5或10個百分點,就成為105×(1+15%)=120.75或105×(1+20%)=126元所以目標價的訂定,有時只是為了符合規範而已,除非很深入了解這家外資目標價的意義,否則真的是僅供參考,不能拿來作為投資依據。

看評價方法:

透過模型 成長性為主要考量外資券商都有評價模型,透過基本面與財務面給予個股評價。包括營收、毛利率、稅後純益、EPS(每股稅後純益)、ROE(股東權益報酬率)等絕對數字、年增率與季增率都很重要。

此外,外資還很注重「營收結構」,對該公司各項產品的營收占比、毛利,以及上下游供應鏈的供貨關係都很重視。最後綜合以上條件輸入評價模型後,給予適當本益比與目標價。

洪瑞泰表示,世上沒有永遠準的評價模型,所以若外資報告不準,其實很正常。由於外資大多以成長性為主要考量,用的評價方法也偏向大波段操作;只要公司營運維持成長,就會一直建議買進,往往愈漲愈樂觀、愈跌愈悲觀,在股價高檔時還一窩蜂叫進,給人追高殺低的印象。

撰文‧唐祖貽

投資 自保 外來 和尚 比較 會念 念經 打破 迷思 別被 外資 報告 牽著 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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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的咖啡「好唸經」,漫咖啡韓國創始人告訴你咖啡賺錢的秘密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830/145284.html
瘋狂的擴張:尋找能開」五家店「的中國人

採訪約在辛子相旗下的另一個韓式餐飲產業愛江山2號店,他本人的專屬地下辦公室裡。看到記者的突然到訪,正在午間休息的他瞬間抖擻精神,並點起一根雪茄,逐漸進入狀態。

「您最近正在忙什麼?」面對記者的第一個,圓框眼鏡背後的辛子相目光敏銳,他直切主題回答:「我在忙著開店,忙著開漫咖啡!」

辛子相在中國經營著愛江山、漫咖啡、創作餐廳三大餐飲品牌,漫咖啡無疑已經從三大產業中脫穎而出,到達了「爆發」狀態。

他自信地介紹,目前一家漫咖啡門店平均14個月就能收回初期投入,以剛開業的通州店為例,開業6天,日營業額就達到了X萬元(保密)。全國現已開業的店面有70家,正在裝修施工的店面有50家。

但他顯然對3年120家的規模並不滿意,他從文件包裡拿出兩頁正在籌備店面名單,指著說:「太慢了,還是太慢!」

他拿出數據,2007年,韓國的咖啡館數量是2800家,7年後的今年已經達到18000家。對於中國,當下無疑是咖啡館發展的黃金時期。

他的目標則是10年內將漫咖啡開到3000家。這樣的發展,光靠他北京上海的直營店是無法達到的。於是,他必須尋找北京「靠譜」的合作者。除了北京上海外,辛子相坦言,他需要的合作商需要能有實力能在一個區域或者城市開到5家店。這也就意味在在寸土寸金的中國,這個合作者絕不是普通的個體。

敏銳的觀察:滿足中國人特有的消費習慣

即便對合作方要求甚高,漫咖啡無疑已吸引了大批想要從中分一杯羹的中國商人。於是,回到最初的話題:辛子相的成功源於什麼?他想了一會回答說:「成功源於他對中國人透徹的觀察。」

在中國9年,他發現,中國人很喜歡聚集在一起,不管是聊天也好,吃飯也好,都需要一個場合,這個地點是除了公司和家之外的第三個目的地。當然餐廳是一個選擇,但餐廳分為高中低檔,有錢人可能每頓飯吃到上千,而普通人一頓飯大概僅在50元左右。「身份差距非常大。」辛子相說,但在咖啡廳裡一杯咖啡的價格只有24元,價格便宜,環境放鬆,卻讓人感覺不到身份的差距。

此外,中國每年大約有數十萬中國人從國外留學歸來,咖啡無疑已經是生活必需品。但能滿足的咖啡館卻遠遠不足。

中國人消費咖啡也有自己的特點:在韓國,人們在咖啡館一般只消費咖啡;但中國人似乎更喜歡吃點別的,尤其是甜品。

於是,漫咖啡加入了很多新鮮製作的冰淇淋奶油鬆餅,每道甜品的價格在50元左右,價格比咖啡高,成本卻比咖啡要低很多。

當然,漫咖啡也似乎更彌補了中國人對星巴克的那些個不滿足:星巴克空間狹小,侷促,漫咖啡建築寬敞明亮;星巴克鼓勵帶走,漫咖啡說,歡迎你帶著電腦待上一天;星巴克將店開在地價高昂的CBD,漫咖啡卻選擇了公園、社區等地價溫和的地腳。差異化成了辛子相的一個絕殺。

就拿吸煙這件事來說,辛子相就發現,即使掛上不能吸煙的牌子,中國的咖啡館也經常是煙霧繚繞,於是,乾脆整個二層都設計成吸煙區。人們就可以對環境進行選擇。

把咖啡廳開在大學也是因為他發現,中國的大學生喜歡在咖啡廳,而不是自習室裡溫習功課。於是,漫咖啡人大店,郵電大學店都相繼開張。

他的細心還體現在很多方面:點餐後充滿童趣、顏色各異的小熊,異域風情的燈飾,充滿年代痕跡的老榆木餐桌,以及高低不同的仿古沙發椅,都讓人們來到漫咖啡,就像來到一個老朋友的家一樣,不會因為害怕弄掉了桌角明亮的新漆而緊張。

一邊,因選址拉低了商業中成本佔比最高的土地成本,一邊拉高了消費水平,增加了單品利潤,漫咖啡成功秘密也無外乎如此吧。

合作的法則:只和中國人合作

讀懂了中國人,參透了其中的規則,從商一生的辛子相,眼下的自信也是直白的。而他做米腸成功賺取第一桶金的秘訣也就是——細分市場。

當被問及韓國商人在中國的發展有哪些困境時,他只做了簡單的回答:「沒有,完全沒有困難。」

曾有故事稱,漫咖啡的麗都一號店開業之初都很冷清,但辛子相卻鎮定的說,等等,再等等。9個月後,麗都店的客人蜂擁而來。

他告訴記者,就像現在他剛剛創立不久的韓式啤酒炸雞餐廳「創作」一樣,人們需要一個既能吃飯也能喝酒的地方。只要事情是對了,剩下的就只剩等待了。

漫咖啡不怕模仿者嗎?

辛子相回答,差異化的定位,讓漫咖啡在定位之初就贏了,等爆發點一到,後來人就是想追也追不上了。此外,漫咖啡本身也在不斷的創新和進化。他現在和巴西的農場合作,引入「farm-table」(農場到餐桌)的概念,讓喝咖啡不僅知道咖啡來自於哪,還能知道種植的人,農夫的故事。他們還會請來世界級的咖啡師,讓漫咖啡的會員來試喝。

他說,類似新奇的想法,他的腦子裡每天還會不斷的湧現,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就會付諸實踐。說到這裡,辛子相神采奕奕,激情四射,彷彿一個剛剛走出校門,要開始創業的大學生。

但老道的他也直言,自己在中國的合作者都是中國人,而非韓國人。「在中國,好的地,好的資源都在中國人手裡,我當然要和中國人合作。」

北京印象:它會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

一個畢加索的畫展,在日本的東京,展出十天,大約有3萬人觀看,在韓國也是一樣,但在北京,這個數字是10萬人。

當被問及對於北京的看法時,辛子相十分激動地舉出了上面的例子,這種興奮感甚至超過談及漫咖啡。

他說,比起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北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你來到中國出差,除了辦公,你還可以在這裡看到最好的畫展,接受很高的醫療,非常高質量的教育,它的城市資源非常的豐富。

再比如,你在北京,一個幼兒園,從5000元一個月,到18萬元一年,都有人消費,它擁有的消費人群非常的多樣。

當然霧霾這些不好的東西需要靠科技等方式去解決,但無疑,北京必然會變得越來越強大,最終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城市。

對話

翼週刊:漫咖啡為什麼不接受加盟商,只是合作商?

辛子相:不做加盟是因為這種形式不好管理。漫咖啡採用直營加合作的模式擴張。除了北京上海以外,其他的合作中,漫咖啡佔有一部分股份,這樣合作商會很尊重總部的意見。

翼週刊:對於合作夥伴有什麼要求?

辛子相:能開5家店的實力,是一個有激情的人。

翼週刊:漫咖啡主要的團隊有多少人,多少是中國人?

辛子相:團隊裡有50人左右,只有5個人是韓國人,其餘都是中國人,

翼週刊:咖啡廳成功的關鍵是什麼?

辛子相:一個好的選址。

翼週刊:您認為經商成功的關鍵是什麼?

辛子相:保持活力和鬥志。還有最關鍵的——勤奮。

翼週刊:最後一個問題,服務員怎麼認出那麼多小熊?

辛子相:(大笑),每一個小熊的顏色,穿的衣服都不一樣,服務員培訓時重點就是讓服務員認小熊。

來源:
翼週刊

外來 咖啡 唸經 韓國 創始人 創始 告訴 賺錢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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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在華撞上監管墻 外來和尚的經還好念嗎?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226/148601.html

i黑馬:近期火熱的商務租車市場突遇監管寒流,先是多地政府對美國在線叫車應用Uber進行了處罰。12月25日,上海市交通委也宣布查扣多臺滴滴專車,並給予罰款。在線叫車應用Uber突然遭遇冰火兩重天的局面。一邊是獲得中國互聯網巨頭百度的戰略投資,估值節節攀升至400億美元,成為最受矚目的科技創業公司;一邊則是在多國被監管挑戰,擴展受阻。

\從舊金山起家的Uber目前覆蓋了50國的250個城市,其在美國本土Uber的合規性卻受到質疑。在進入一年多的中國市場,Uber也正在受到來各地政府部門的挑戰,和汽車租賃公司合作的模式也令其被扣上“黑車”的帽子,由於尚未出臺有關商務租車的法律法規,能否被洗白還未可知。

此外,在中國不同城市的差異化定位讓其缺少統一的運營策略,而和國內本土的同類應用易到用車、滴滴專車相比,Uber的車輛數量也未形成氣候。

資本比拼:BAT齊聚商務租車

12月17日,Uber宣布接受百度的戰略投資,雙方達成全球範圍內的戰略合作夥伴關系,雙方將在技術創新、開拓國際化市場、拓展中國O2O服務方面展開合作。至此,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依托Uber、快的打車和滴滴打車齊聚商務租車領域,競爭愈發激烈。

不過,百度的加入並不一定能讓Uber加快本土化進程。這從之前百度與易到用車的合作中就可以看出。易到用車曾聯合百度一起推出商務租車服務“百度專車”,以百度地圖作為平臺,易到用車則作為車輛租賃合作方。

一位易到用車的內部人士表示,為了讓易到用車和百度地圖完成對接,易到用車的工程師和本地化團隊幾乎是駐紮在百度,雙方光對接就用了三個月的時間。

業內人士表示,這對技術服務系統依舊在國外的Uber而言,則是難上加難。

Uber在華撞上監管墻

作為外來巨頭,Uber的問題更加複雜。

盡管Uber亞洲運營總監Allen Penn曾經表示Uber看起來擴張飛速,在進駐每一個城市時都經過周密的規劃,他們也在試圖用這種方法避免水土不服的情況出現,然而事實卻不那麽盡如人意。

尤其是最近幾個月,接二連三的問題在Uber的全球運營中暴露出來。先是法國內政部決定從明年1月1日起禁用Uber私家車拼車服務Uber Pop,因為這個平臺允許沒有運營資質的司機在註冊Uber司機賬戶後,為其他乘客提供收費較低的拼車服務;在印度,由於Uber司機涉嫌性侵,Uber司機背景的審查流程遭到質疑和指責;在波蘭,Uber的合法性也頻頻被質疑。

12月24日,韓國檢察官日前指控Uber違反了韓國國內的交通運輸法。

臺灣地區的交通部門本周一表示,Uber只持有提供信息服務的許可證,而沒有提供交通運輸服務的許可證,將在臺灣對其禁用;在重慶,Uber則面臨更加尷尬的一幕,有市民舉報其發布“帶車求職”、“帶車招聘”等招聘信息,並組織前來應聘的私家車主現場配需,鼓勵私家車主從事黑車經營活動,導致交通執法大隊對培訓點進行突擊檢查,並在現場的資料中發現有內容誘導私家車主如何應對執法人員檢查和逃避法律責任。

模式之傷:尚存合法化空間

無論是Uber,還是滴滴打車和快的打車新推出的專車服務,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監管風險。此外,先期投入的一號專車、易到用車也被列入監管的名單中。

今年8月,北京市交通委下發通知,嚴禁私家車用於汽車租賃企業經營,並且禁止汽車租賃公司配備代駕司機。而這兩點都能在Uber身上看到端倪,被政府部門盯上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近期的密集行動,在上個月,南京市客運交通管理處的執法人員分別查到兩輛涉嫌非法運營的滴滴專車,並開出了首張“專車罰單”,據此,江蘇省交通廳也正在研究汽車租賃的相關法律法規問題;無獨有偶,一號專車也在上個月被開具一張非法運營的萬元罰單,理由是該車輛無租賃備案、無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

無論是北京交通委下發的“禁令”,還是南京和江蘇開具的罰單 ,都只能歸為行政處罰層面,而不是法律。因此,商務租車的合法化空間尚存。

對此,滴滴打車副總裁朱平豆對騰訊科技表示,商務租車和出租車實際上處於不一樣的領域,目前還沒有專門的商務租車法規來約束,而是采用了約束出租車的法律規章去約束租車系統,這種情況有待於法律的進一步完善。

他還表示,滴滴專車在發展過程中,會秉承“以人為本,鼓勵創新,趨利避害,規範管理”的十六字方針來去規範專車的發展,“作為公司會積極配合政府。”

車源大戰:Uber難敵本土對手

除了面臨“黑車”能否被洗白的問題,車源少也是困擾Uber中國本地化的原因之一。

從競爭對手方面看,易到用車應該算是Uber在國內遇到的最大敵手,我們不妨對比一下這兩家公司的車源數量。相關數據顯示,易到用車平臺上的司機數量已經超過5萬人,僅僅在北京的車輛就已過萬;而Uber只有幾百輛,差距懸殊。據不完全統計,Uber另一個競爭對手滴滴專車在北京也有上千輛專車。

這些數字表明,盡管Uber清晰地定位於中國的高端市場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希望通過這種差異性找到自己的市場定位,但覆蓋量依然無法在短期內與它的競爭對手們抗衡。比如在北京,Uber只能覆蓋國貿、三里屯等熱點地區,在四環以外,用戶則很難叫到Uber的服務。

另一方面是本地化的問題,Uber在中國不同城市的團隊都會根據當地特點展開特對應的服務,這樣的好處是服務更有針對性,但硬幣的另一面卻是Uber在全國的運營策略沒法完全統一。要知道,無論是易到用車、滴滴專車還是一號專車,它們在每個城市的業務拓展上都是采取統一政策、分區管理的模式。

結語

接下來,Uber這家年輕的創業公司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比如擴張車源和加大市場推廣。當然,最好的結果是其能夠作為商務租車的代表之一,孵化出針對商務租車的法律法規,使這種運營模式合法化,引領這個市場朝著更為理性的方向發展。

Uber 在華 華撞 撞上 監管 外來 和尚 的經 還好 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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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移民搶飯碗 新加坡人比伊拉克不快樂

2015-03-30  TCW  
 

 

李光耀去世後,未來的新加坡是否會劇變?我們得到的答案是:「不會。」

但有一個問題,卻是未來這個城市國家的最大變數:新加坡人越來越不快樂。不快樂的源頭又在於:外來人口正在分食工作機會。

民調機構蓋洛普在二○一二年底,公布對全球一百四十八個國家的調查結果,新加坡人的幸福感排名墊底。在被問到「每天感到很快樂」、「受到尊重對待」、「有充分休息」、「笑口常開」,以及「學到或做了什麼有趣的事」五個問題,新加坡人回答「是」而表現出正面情緒者,只有四六%,比深陷戰亂的伊拉克還低(台灣為七五%,排名第三十九)。

當台灣還在為服貿協定辯論不休,擔心中國員工來搶我們工作同時,新加坡人早就遭遇外來人口成天跟自己搶工作的衝突。

根據新加坡人力資源部統計,至去年底為止,新加坡的外來工作者人數已突破一百三十五萬,五年內增加三十萬人,已經占總人口四分之一。

出生率太低,須引進外籍人口代價:房價飛漲、社會矛盾增加

在李光耀第一年當總理的一九五九年,新加坡每年有超過六萬名嬰兒出生;如今新加坡一年嬰兒出生數不到四萬,平均生育率也從二%降到一%出頭(人口替代水準應為二‧一%)。

人口壓力下,李光耀判斷,若不引進外來工作者,新加坡中小型企業,成本立刻就要上升,他們不是倒閉就是外移。目前中小型企業提供的工作機會,占新加坡就業市場七成,若這些中小企業出走或倒閉,「我們會流失超過一半的GDP(國內生產毛額),」李光耀說。

然而,外來工作者解決了一部分新加坡的經濟問題,但代價卻是在當地造成社會矛盾。新加坡人認為,這些外人、外勞不但推高房價,造成公共交通擁擠不堪,還搶了新加坡當地人飯碗,拖累薪資成長。這些外來移民當中,有超過七成月薪低於一千四百美元(約合新台幣四萬二千元)。

不只新加坡人對外勞不滿,外勞也對新加坡當地不滿。大部分外勞往往是在較艱苦環境下工作,像新加坡建築業或港口貨櫃運輸的體力工作,多由外勞擔任。來自南亞的外勞,大多要舉債付高昂仲介費,才得以來新加坡「淘金」。他們須先努力工作還債,若工作出意外或死或傷,常碰到雇主逃避責任,甚至被找藉口遣返。

二○一三年底,新加坡發生四十多年來首次街頭暴亂。事發地點在南亞裔印度外勞假日休閒的小印度區。當時一名外勞遭巴士輾斃,不少人藉酒意發洩,他們推翻警車、毆打救護員,當局估計有四百人參與,後來有二十七人被捕。

目前的英、法、德等歐洲國家,大量穆斯林人口移入後,都逐漸和當地社會有了摩擦,這個問題遲早也將發生在新加坡。李光耀曾說:「如果要我說,哪個問題對新加坡的生存威脅最大,我會說是人口問題。」

平息眾怒,接班人端出政策措施:提高移民門檻、緊縮外勞

為了平息民怨,新加坡也開始緊縮外勞政策。二○○九年第四季,新加坡將外籍人士申請永久居留權的審核門檻提高,對領獎學金的外國留學生,也不再寄發永久居民邀請函。

二○一○年,新加坡當局又宣布將取締外勞從事非法「散工」工作。二○一二年,新加坡推出一項新政策:月收入超過四千新加坡元(約合新台幣九萬元)的外籍工作者,才能攜帶配偶與孩子到新加坡居留。

但這限縮外來移民的政策,對新加坡經濟而言是不利的。李光耀曾說,現任新加坡政府之所以緊縮外勞,是因為新加坡人對外勞人數太多而感到不自在。這麼做可不是為了經濟,「若從經濟角度看,我們是應該繼續引進外勞的。」

除了限縮外勞,新加坡也開始走「均貧富」的社會福利路線。新加坡財政部長尚達曼,在今年二月公布新一年年度預算案,將提高年收入超過三十二萬新元(約合新台幣七百萬元)者的稅率,用這些稅來照顧老人與窮人。

李光耀去世後,《經濟學人》指「『新加坡模式』將被證明可能行不通」,因出生率降低加上人口老化,使新加坡政府推出社會福利的壓力越來越大。

事實上,新加坡人已經在為社會福利付代價了。李光耀引以為傲的「居者有其屋」政策,本質就是一種社會福利。負責提供住屋的建屋發展局,最新財政年度的赤字接近二十億新元,比前一財年增加近三倍。該局表示,為新加坡人提供住屋,建屋發展局每個財年都會出現赤字,這些全由納稅人繳稅承擔。

缺乏天然資源的新加坡,唯一的財富是人,只有讓人們努力工作才能繁榮,李光耀過去曾不斷強調這一點。然而在人口壓力下,新加坡須引進外勞,引發民怨後又開始搞社會福利,這和過去該國賴以成功的「新加坡模式」是背道而馳的。

不引進外勞,經濟將遭打擊;引進外勞,又造成當地人不滿,同時還須搞社會福利來平息民怨。現任總理李顯龍在新加坡獨立四十五週年的國慶演說中,用四分之一的篇幅闡述移民問題。他是否能化解其父李光耀也無法解決的兩難問題?這將是未來新加坡能否持續繁榮的最大關鍵。

外來 移民 飯碗 新加坡 人比 伊拉克 伊拉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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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bit PK 小米,外来的和尚在中国还念得动经吗?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0710/150939.shtml


 6月初,马云高调来到美国,为阿里巴巴的平台做推广,但倒更像是给中国兴起的中产阶级做代言。他一路上各种宣讲,都是在强调中国的中产阶级给美国中小企业带来的商机。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分析,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城市人口中只有4%的人可以算作 是中产阶级。这个比例在2012年已经上升到了约三分之二。预计到了2022年,这个比例还会上涨到75%,达到6.3亿人,差不多是美国现在人口的两 倍。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形成了巨大的消费群体,代表着巨大的消费能力。而今天,即使马云不来美国宣传,美国的科技企业也早早盯上了兴起的中国中产阶级,把 这看作是自己发展的一个新机会。


当然,美国的跨国企业对中国并不陌生,但是和二三十年前不同的是,中国不再是以代工厂的乙方身份去争抢海外企业手上的订单,而是华丽转身成了美国企业争相讨好的买家。开始进军中国的这些企业,纷纷打出健康、智能和高端等一些吸引中产阶级的招牌。


比如,一直专注于美国本土市场的Fitbit去年6月来到中国,它的首席收益官 Woody Scal告诉笔者,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消费者,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健康意识越来越高,同时糖尿病等发达国家多发疾病的发病率提高,已经接近美国水平。如何保持 健康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热衷的话题,这也正好是他们想要针对的市场和人群。


除了Fitbit,还有很多包括Pebble这样的可穿戴产品的开发商开始着眼中 国。很多人分析,由于Apple Watch的上市,让这些公司开始考虑进军美国市场以外的市场——中国兴起的中产阶级带来了和美国类似的巨大消费人群,让他们认为中国可以让自己在强敌来 临之时,依然有生存,甚至是成长的机会。


但是中国市场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期待的那样,是一块轻而易举就能吃到口的肥肉?中国 本土企业也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而成长。海外公司来袭的同时,可以看到中国本土的科技公司拿出一系列产品来“捍卫疆土”。小米很早就成为中国最畅销的智能 手机生产商,还在去年推出了自己的智能手环——米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小米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可穿戴电子产品制造商,仅次于Fitbit。除了小 米,还有华为、咕咚等企业陆续推出本土手环产品,让中国市场也变得非常拥挤,竞争激烈。海外品牌还有机会吗?


相比于海外产品,现在本土品牌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相比于Fitbit 1998元人民币的标价,小米手环售价只要79元,不到前者的二十分之一。说到这个问题,Woody Scal表示,Fitbit取胜的是功能,而不是价格。他认为,可穿戴电子产品不光是硬件,更重要的是它的软件,消费者买的不是单纯的一个物件,而是一系 列功能。Fitbit三分之二的工程师都是在做软件开发,而非硬件。但是,显然小米的价格优势已经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威胁。


亚马逊产品界面设计师于佳馨曾参与过Pebble产品的中国本土化开发。她认为, 中美科技企业的设计思路非常不同,因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竞争优势。她告诉笔者,中国的品牌,比如小米,它们的设计思路就是以帮用户解决问题为主导。相比之 下,美国的品牌则更注重创造一个新的交互方式、新的需求,去引领产品设计的新方向,苹果就是一个代表。


当然,这两个方向并不矛盾,都有存在的必要。开发产品,当然要能解决客户实际遇到 的问题,但是产品设计又不能完全被客户牵着鼻子跑,否则就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在现在的中国经济生态下,小米面向的市场可能更加大众,而美国的科技 产品可能相对更加受到注重品质的高端消费人群的欢迎。


在这种种的竞争背后,最后的受益者还是中国的消费者——崛起的中产阶级们。他们将最终决定未来科技产品的竞争方向,决定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同时成为科技产业的一股新的推动力量。


 


Fitbit PK 小米 外來 和尚 中國 還念 念得 得動 動經 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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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新浪潮:拒絕外來者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8050.html

最近在日本伊勢誌摩舉行的G7峰會上,有一種明顯可感知到的不適感。當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領導人們再次會晤之時,我們無從知道其中哪一位將會是民粹主義者。唐納德·特朗普可能將以總統身份代表美國,馬麗娜·勒龐或許將以總統身份代表法國。屆時他們可能會和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意大利總理貝佩·格里洛,甚至是德國總理弗勞克·佩特里坐在一起。所有人將以某種形式鼓吹和擁護國家主義及孤立主義。

反全球化運動出現已有20多年時間。20世紀末,整個世界似乎都在朝著同質化方向發展,全球各地的人們消費的是相同的產品。麥當勞成為全球化的一個例子,砸掉這家連鎖品牌的門店,也成為了抗議全球化的一種標準程式。

然而最近,全球化的特征發生了改變,反全球化運動亦是如此。盡管整個世界的聯系依然在變得更加緊密,但有這樣一種感覺悄然浮現:我們對外國人的了解更少了。為了應對不斷變化且日益獨特的消費者喜好,各企業紛紛將生產基地搬遷至距產品目標市場更近的地點。而這削弱了國際貿易的增長。

這種“向岸”(相對於“離岸”而言——譯者註)現象並非新鮮事物。上世紀70和80年代,美國擔心日本汽車“淹沒”本國市場,於是開始在國內生產汽車;今天,在美國市場出售的大部分“日本”汽車都是“美國制造”的。而現在,產品的逆全球化比以往更加容易,這要感謝機器人工程學的進步和3D打印等技術的發展。

由此,今時今日對全球化的批評也不再過多地聚焦於貿易。然而這種轉變並不僅僅反映了貿易增速的放緩。富裕國家的消費者已經對外國產品更加習以為常,甚至產生了依賴:從經常升級換代的電子產品,到廉價的“快時尚”,都已經在發達經濟體中占據主導地位。

今天,全球化的反對者不是在拒絕外國產品,而是在拒絕外國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等貿易協議中,有關投資者保護條款的爭議焦點在於,保護外國企業利益的投資法庭或將破壞國家主權。然後還有全球難民危機,尤其是在歐洲,對於大量湧入難民的擔憂情緒,很有可能就是貧窮國家在更廣泛層面上表示拒絕的一個預兆。

發達國家民眾為何如此懼怕外來者?倒不是因為他們從未接觸過其他文化。這些國家的許多公民經常會動身前往遙遠的目的地旅行,而每年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萬遊客前往發達國家旅遊。

問題在於我們旅遊的方式。現在,我們會更多采取一種迅速而又膚淺的方式,而非沈浸在一種文化中。但正如現代理論教給我們的,一次互動和持續的接觸大不相同。如果參與者知道自己將會有一場獨特的有限體驗,他們就不會有為更深層理解或合作構建基礎的動力。培養信任是需要持續交流的。

現在這種膚淺旅行方式所造成的後果,在任何一個主要旅遊目的地都是顯而易見的。服務機構沒有多大動力去為那些肯定不會再回來的遊客提供良好的甚至是誠實的服務。服務員面無笑容地上菜的餐廳已經算是好的了。出租車司機繞遠路、酒店誇大自己的設施。

而且,旅遊業還容易成為攻擊對象。在旅遊業已經成為國外收入支柱的地方,往往也是以反西方情緒為基石構建了自己世界觀的恐怖分子偏愛的目標。在巴厘島或紅海等度假地策劃幾起襲擊,就足以造成經濟嚴重不穩定的後果。

旅遊公司對此類風險的應對是:盡量減少和本地人的接觸。現代旅遊業的一個象征就是巨無霸郵輪,遊客可以在每個目的地停留數小時,去遊覽風景如畫的加勒比海島或是古地中海港口,但晚上還是得回來睡那一張床。皇家加勒比新推出的“海洋和諧號”想要複制全球各種氣候環境,因此,一艘比埃菲爾鐵塔高度還要長上幾百英尺的輪船上出現了一個熱帶公園、一個溜冰場,還有23個遊泳池和42個酒吧。

經營巴士和火車線路的旅遊公司對自己的客戶也是同樣保護,僅讓他們在著名景點短暫停留——可能就是只夠拍幾張照片的工夫。這種旅遊方式限制了本地基礎設施的容納能力:威尼斯運河沿岸、通向雅典衛城的道路上通常沒有地方可供隨意漫步。

這種旅遊方式加深了彼此的誤解。遊客待在預先計劃好的線路範圍之內,只能和高價售賣小玩意的販子或出租車司機打打交道。本地人也很難對大批湧入他們最有價值景點的遊客產生好感。沒有人感覺到特別的參與感或信任感。

這很容易讓人懷念以前那種旅遊意味著長時間停留、和各種迥異文化深度接觸的日子。當然,對於今天的遊客來說,在古代寺廟中待上幾周甚至是幾個月時間,是不可能的。但訪客和主人以一種更個人化的方式進行互動卻是可能的。比如,Airbnb就能夠提供一種和酒店及郵輪相比更有參與度的體驗。

政界中有沒有和Airbnb類似的事物?全球各國領導人能否更“活生生”地出席G7峰會這樣的國際會議,並在國外多工作一段時間?美國加入二次世界大戰後,丘吉爾曾入住白宮24天,通過加深和羅斯福的關系夯實了英國的跨大西洋聯盟。這種親密感或許是今天反全球化民粹主義者的最大敵人。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版權:辛迪加)

全球化 全球 新浪潮 新浪 拒絕 外來者 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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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萬外來人才半數沒房,“地渴”深圳只有填海救急

“靠海吃海”,填海造地對於深圳來說毫不陌生。深圳現在很多繁華之地,如前海、後海中心區、深圳西站、深圳國際機場都曾是一片汪洋大海。

面臨用地窘境,地王頻出的深圳,未來5年將繼續填海工程,按照2016年6月出臺的《深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五年行動計劃(2016~2020年)》(下稱《計劃》),深圳將再填海50平方公里。

填海計劃的出臺並不突然。早在今年3月,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做客當地直播節目時,就“提前預告”了填海、陸地整備等決策。

填海造地似乎成為解決深圳開發強度日益增大、空間不足現狀的主要方式之一。

然而,公眾對於填海的關註,並不局限於填海是否能夠緩解高房價帶給深圳人的壓力,還包括一系列值得思考的系統性問題:比如深圳為何要持續填海造地?填海與拆遷重整相比成本如何考量?未來5年,填海工程將給土地資源稀缺的深圳城市格局帶來什麽影響?

未來有幾百萬人口流入

經過30多年的開發利用,土地資源本就稀缺的深圳幾乎進入無地可用的境地。全市土地面積約為1997平方公里,相當於北京市的八分之一,上海的約三分之一,廣州的約四分之一。早在2005年,深圳就將全市陸地總面積的一半土地劃入基本生態控制線,這部分土地面積共計974.5平方公里,使得可供發展的土地僅剩1000平方公里左右。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說,深圳面積小,開發強度已經到了48%,在北上廣深四大城市中開發強度是最高的。聯合國宜居宜業城市標準為開發強度在20%左右,顯然,深圳已遠遠突破這一標準。

同時,近年來,隨著產業轉型升級的推進,深圳產業經濟發展在全國一路領先,新增人口不斷增長。曲建認為深圳的中小學生增長量值得關註——他們需要家人照顧,中小學生人口的增長成為城市人口整體增長的標誌。據深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5年,深圳在校中小學生約125萬人,其中,小學生約為86.48萬人,增長9.0%,在四大一線城市中增速最快。數年之後,深圳在校小學生人數有望突破100萬人。

曲建說,預計未來十年,深圳還將有幾百萬人口流入,相當於內地一個城市搬過來。深圳要有接納幾百萬人口的能力,首先要解決工作和居住宿問題,最直接的就是空間問題。而深圳市歷屆政府歷任領導,最頭疼的就是人口越來越多、發展空間不足的問題。

在深圳土地稀缺的背景下,近幾年呼籲深圳合並東莞、惠州並直轄“升級”的聲音越來越強。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曾對《第一財經日報》建議,深圳應當走建立深莞惠大都會區(Metropolitan Area)之路,淡化行政區劃,打破行政阻隔,建立強有力的三地協調委員會,統一協調區域內的規劃問題,包括交通、公共服務設施、環保等,促進資源均衡流動。

令深圳羨慕的是,廣東省省會廣州獲得批準,享受城市擴容帶來的土地紅利。2014年2月13日,廣州市公布行政區劃重大調整方案:原蘿崗區和原黃埔區合並為新的黃埔區,從化市、增城市“撤縣設區”,廣州區劃由原“十區二市”變為“十一區”,新廣州市轄面積由3843.43平方公里擴大到7434.4平方公里,市轄總面積超過上海。

深圳何曾不想學廣州擴容,可這條路顯然沒走通。

“人越來越多,開發強度又高。擴市又擴不了。怎麽辦?還有一個辦法是填海造地。”曲建對《第一財經日報》說。

填海還能解決工程棄土

深圳土地面積稀缺帶來的不僅是發展空間不足的問題,連余泥渣土的存放也成為棘手難題。隨著地鐵施工等大型建設項目的推進,深圳市余泥渣土產生量平均每年約3600萬立方米,但目前剩余庫容僅約為1600萬立方米,還不夠半年的容量。

去年12月,深圳光明新區余泥渣土臨時受納場因渣土堆積過多、管理不善發生重大事故,造成至少73人死亡,曾引起國務院高度重視。這場災害被國務院調查組認定為安全生產事故,是受納場渣土堆填體的滑動,不屬於自然地質災害。

隨後,各方開始拷問城市建設中產生的大量余泥渣土該如何處理?深圳官方給出的回答是,填海造地也成為解決工程棄土的重要手段。

今年2月,深圳市城管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楊雷接受媒體采訪時稱,為了解決過量淤泥渣土的存放問題,除了推進余泥渣土綜合利用,規劃建設一批受納場之外,深圳還將推進填海工程項目,積極協調國家海洋部門推進深圳用海項目,以此作為解決深圳工程棄土出路的重要手段。

綜合上述因素,深圳的填海規劃終於出臺了。按照6月新鮮出爐的《計劃》,未來5年深圳將填海50平方公里,包括由市規劃國土委、鹽田區政府、大鵬新區管委會負責的“東部海域圍填海項目”和市規劃國土委、寶安區政府“西部海域圍填海項目”。

事實上,深圳填海歷史悠久。據不完全統計,深圳建市以來,至2013年通過填海變成陸地的海域至少為69平方公里,超過6個蛇口半島面積,占全市海域面積6.5%。

根據2004年市政府常務會議通過的《深圳市海洋功能區劃規定》,2005~2010年圍海造地區包括沙井、寶安、機場、前海等填海區,用海面積相當於34.65平方公里,以上項目均已完成。

無疑,過去的填海對深圳的生態環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內伶仃福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研究員王勇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深圳灣經歷了三次填海,影響最大的是第二次。內伶仃紅樹林保護區至今已消失了一半,保護區內的紅樹林原有130~140多公頃,現在天然紅樹林不到70公頃,後來補種才達到80多公頃;其他很多地方紅樹林都已經全軍覆滅了,像福永、鹽田港等。而且填海惡果已經顯現,深圳灣陸地化非常嚴重。本來最有生態價值的是1.5米至2米高的紅樹林地段,底棲生物和鳥類都在這個層次生活覓食。以這樣陸地化的速度算起來,60年之後深圳灣陸地將會擡高1.8米,紅樹林將面臨滅頂之災。”

為了減少填海對環境的影響,《深圳海洋經濟發展十二五規劃》總結了許多措施,包括:確保生態優先,按照生態擾動最小、綜合效益最大原則,引導海洋經濟活動;對在生態敏感地區進行的重大涉海項目,實行最嚴格的排放標準,並制定生態恢複措施;對圍填海工程項目盡量采取離岸式、人工島式、棧橋式等鏈式的開發模式。這是最有實際意義、最具操作性的一點。

雖然有負面影響,但填海造地相比舊城改造釋放的城市空間更具優勢。從成本上看,填海便宜得多。

按照《計劃》,填海工程包括海域填海, 陸域形成、軟基處理工程,東西部海域填海共計投入273億元,50平方公里折合7.5萬畝,填海一畝平均成本是36.4萬元,折合546元/平方米。同時,填海造地既不會觸碰耕地紅線,也沒有拆遷賠償費用,不易引發矛盾,審批程序也便捷。

曲建表示,填海造地似乎成為深圳城市空間不足、走投無路時的選擇。大家都知道填海一定有負面影響,利弊相權取其輕,目前利用城市空間重組的辦法解決深圳發展空間的問題無望,只有填海。“我想反對填海的人,除了提出反對意見,還要提出建設性意見,如果不指出路,光反對很難解決實質問題。”曲建說。

楊雷在上述采訪中表示,為了減少填海負面影響,國家對填海的審批程序嚴格,《海域使用管理法》規定:“國家嚴格管理填海、圍海等改變海域自然屬性的用海活動”,“填海五十公頃以上的項目用海應當報國務院審批”。國家發改委和國家海洋局按照《圍填海計劃管理辦法》規定,實施圍填海年度計劃管理,調控圍填海規模。

此次深圳東、西部填海主要用途是什麽?曲建表示,西部主要是為基礎設施預留,大空港區域、第三跑道建設、T4航站樓建設,以及大展覽區等。至於東部區域,如果深圳產業向東挺近,產業升級換代都需要空間和土地。

不指望城中村拆遷

除了填海造地外,《計劃》安排,通過拆除重建實現用地供應約12.5平方公里,顯然比填海造地的面積小很多。

那麽,深圳市政府為什麽選擇填海,而不是加大拆遷的力度?

在深圳地產界的一位人士看來,拆遷老房子會推高新房出租的價格,這會導致租金對外來人才的擠壓效應愈加明顯。

按照深圳官方的統計口徑,深圳1100多萬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只有300萬左右,占常住人口不到三分之一,外來人口數量龐大。今年6月,深圳住建局房改處處長劉逸群在一場以“共享深圳”為主題的論壇上透露了他掌握的一組數據:2013年深圳常住人口的住房自有率是30%,而在珠三角,這一數字為53%。

他說,在“十三五”期間,深圳還要引進大概132萬具有本科以上學歷的人才和技能型的人才。這些新引進的人才中,至少50%的人在深圳沒有房子。

上述地產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如果連房子都無力租住的話,那麽更多的外來人才,尤其是年輕人,可能會加速離開,這一後果可能比房價上漲的危害性更大,所以必須放慢拆遷的速度。

即便是拆遷,也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此前,深圳的拆遷和舊改以住宅為主,包括法外建築和正規的商品房老舊小區。

劉逸群說,在深圳的住房結構中,手續完善的住房只占37%,歷史違法建築、法外建築比例高達63%。而在這37%里,真正能在市場上流轉的住房比例更少,只有21%,其他更多的是一些產權手續不全,甚至是一些配套不足、存在安全隱患的,或者臨時性與過渡性住房。

城中村是上述法外建築紮堆之處。城中村拆遷似乎總是塊難啃的肉骨頭。除了耗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拆遷成本之高也令外界咋舌。深圳近年來每一次舊改後重建的商品房價格基本都創下區域內的新高。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對本報記者表示,無論是從過去還是從今年幾個大的城中村拆遷改造項目來看,舊改成本都非常高。尤其是現在,在市區,舊改後的房價通常被助推到10萬元/平方米,開發商才能有利可圖。

一涉及拆遷,繞不過的總是複雜的法律糾紛和漫長的利益博弈。拖一天就有一天的成本。拖得越久,成本越高,最終都由新來的購房者接盤。

宋丁舉例說,假如開發商用1年時間拆除一個城中村,新房房價定為8萬元/平方米,那麽如果拆遷時間拖延到3年,房價可能就會飆到 12萬元/平方米。

舊小區改造舉步維艱

然而,城中村的拆遷可能還算不上是最難的。

美聯物業深圳及惠州區董事總經理江少傑告訴本報記者,和城中村建築的擁有者即原住民談判,會相對容易一點,開發商一般會找村委,由村委牽頭,統一去談。

他說,反而是那些屬於正規商品房的舊小區,業主太分散,談判起來太費精力,有些業主甚至出國了,連人都聯系不上。

在深圳市2010年第一批城市更新名單的九個住宅小區中,由於牽扯到的個體利益太多,博弈至今處於僵局。目前,成功拆遷的只有4個,還有5個小區的舊改項目未完成。舊小區改造之難由此可見一斑。

江少傑說,拆遷耗費的時間和資金成本太高,開發商如果沒有資金實力,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據他介紹,去年深圳某區準備出臺一項先試先行的政策,嘗試突破100%簽約率這一條件,規定不願參與權益轉換和簽訂搬遷安置補償協議的權利人不超過5%時,開發商可向政府申請強制征收。但是有法律界人士認為,由於與上位法《物權法》的規定相沖突,該政策可能無法執行。

他說,在國內有些地方,拆遷是由政府牽頭的,而在深圳,主要是由開發商來完成,拆遷難度很大,遇到一個釘子戶就會拖很長時間。“對於這些開發商來說,一個相當大的成本就是賠償原住民,以及比一般開發期長很多年的利息開支。”

曲建也表示,舊小區改造一般需要提高容積率,相應的,這個地方的基礎設施、道路、地下給水、電力的設計都得改變,任何一個舊改的前提條件,是開發商的成本收益要基本打平,而現在原住戶的經濟要求越來越高,實際推起來可能要經歷10年之久。

舊工業區將是舊改的重心

深圳未來的城市發展,重點在存量土地的再開發。按照深圳市政府的規劃,接下來舊改的重點是舊工業區。

據本報記者了解,深圳的不少工業區都不再或不僅僅是工業用途了。

在人力和資源成本居高不下的重壓下,不少傳統制造業工廠在逐漸搬離深圳,廠房大量閑置。

這半年來,深圳寶安區一個工業園的負責人幾乎每隔那麽幾天,就在微信朋友圈里掛上廠房和寫字樓的招商信息,目前點擊量已經達到1000多人次,但是真正來租的人數遠遠達不到他的期望值。

企業對當地新供應的工業用地,似乎也不那麽熱衷。

6月中旬,深圳市一宗物流用地和3宗工業用地在土地房產交易大廈進行拍賣,但是市場反應冷淡,與之前深圳拍賣住宅等商住用地時“地王”頻出的熱鬧形成鮮明對比。最終,3宗工業用地底價出讓,而位於坪山的物流用地宣告流拍。

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也顯示,除去上述拍出的3塊工業用地,2015年以來深圳共有52塊工業用地出讓,其中有4塊工業用地流拍,多數都是以底價拍出。

深圳中原研究中心負責人王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深圳工業和物流用地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地價漲得太高,很多買家不願意再在上面蓋工廠、修建倉庫了,之前很多工業和物流用地只能改成居住、商業等用途。

她說:“上述坪山的物流用地,樓面價6月份拍賣時已經接近3000元/平方米了,而2015年坪山物流用地和工業用地大多還是1000元/平方米以下。”

在工業用地和物流用地價格高企的背景下,不僅深圳一些傳統制造業工廠持續外遷,物流商也將目光投向了東莞惠州等周邊城市:畢竟地價便宜啊。

填海對深圳房價影響輕微

根據深圳市政府的規劃,“十三五”期間,深圳計劃供應商品住房用地590萬平方米,其中城市更新用地450萬平方米,占比近八成。這其中大部分來自工業區改造。

這些釋放出來的土地能抑制深圳居高不下的房價麽? 當地不少觀察人士稱,深圳土地供求關系緊張的局面不會改變,改造只能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

那麽,填海又會如何影響深圳樓市的走向?江少傑認為,填海的面積不大,對於房價的影響也非常輕微。但是在城市更新以外,為深圳提供了一個額外的、供應土地的方向。

他說:“填海需要時間,不是馬上就能用,短期內沒有影響。填海不會在市區,所以對於市區土地供應不會有太大的幫助。更多的是對未來土地緊張局面的舒緩。”

江少傑說:“2015年,通過招拍掛方式供應的住宅用地就幾塊。今年上半年也就供應了3塊住宅用地。其中2塊面積大一點,一塊在光明,一塊在龍華,都是在原關外。”在他看來,未來深圳房價如何走向,還是要看宏觀經濟和人口是否持續流入等基本面因素。

曲建也持相同觀點。他表示,填海50平方公里,會不會深度緩解深圳的房地產市場壓力,還需要觀察。不填一定是房價暴漲,填完之後還要看人口流入量,如果人口持續流入,深圳繼續快速增長,50平方公里還是解決不了什麽問題,最多讓房價上漲趨勢放緩。

上百 百萬 外來 人才 半數 沒房 地渴 深圳 只有 填海 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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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銀行樣本調查:產品短板讓“外來和尚”難念經

與發軔於歐洲、擁有上百年歷史的外資私人銀行相比,興起不足10年的中資私人銀行似乎“資歷尚淺”。但實際上,本報近日采訪了多家中資行私人銀行客戶經理,他們均表示,因為產品上存在很大短板,“外資行在國內開展私人銀行業務比不過中資行”。

各家中資行的成績也不盡相同,2016年上市銀行中報顯示,在披露了私人銀行資產管理規模的9家銀行中,工行和招行的數據最為“給力”,最為同行所羨慕。

儀表堂堂的Peter現就職於一家財富管理公司做客戶經理。2010年留學回來後,他先後在某家知名外資銀行私人銀行部和一家中資銀行私人銀行部工作了5年多,最近才離開。他說,“不後悔從私人銀行跳槽出來”,因為中外資都有讓人憋屈和工作難以順利開展的地方。他覺得自己工作過的兩家機構,外資行做得很“虛”,中資行的產品策略又太激進,都導致過他流失客戶——對於從事銷售工作的人來說,客戶資源是最核心的競爭力,他沒辦法看著客戶流失而不焦慮和心痛。

這種經歷並非他獨有,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現在工作的機構中,很多同事都是從外資銀行私人銀行部跳槽過來的。

外資行:產品不靈靠“走心”

近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秘書長伍旭川預計,到2020年,我國資產管理市場管理的資產總額將達到174萬億元,2015-2020年年均複合增長率可達13%。

今年6月,興業銀行私人銀行與波士頓咨詢公司聯合發布的《中國私人銀行2016:逆市增長,全球配置》報告亦指出,預計2015-2020年,高凈值人群可投資金融資產年均增速約為15%,將明顯高於同期預設的6.5%的GDP增速及整體個人可投資金融資產12%的增速。至2020年,高凈值人群可投資金融資產將占據中國整體個人財富的半壁江山,占比達51%。

無疑,高凈值人群財富管理是一片廣闊的藍海。不過,在這片藍海里面遊泳的人,不見得都能歡暢淋漓。

比如,外資銀行在境外做私人銀行業務如魚得水,而到了國內,外來的“和尚”卻不好念經,競爭不過中資行,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產品線存在很大短板。

“以我在外資和中資兩份工作的經歷來看,外資行在私人銀行這一塊兒做的比較‘虛’。所謂‘虛’主要是指客戶非常喜歡的信托產品和陽光私募等產品,外資行很少做。外資銀行銷售的產品主要為保險、基金和結構化產品,很單一,與中資行完全不能相比。”Peter說,這導致客戶經理的業務並不好做。

另三位國有大行私人銀行內部人士亦高度同意此觀點。“外資銀行開辦業務範圍受到一些限制,但即使能發行大量信托和私募產品,也彌補不了這個短板,因為最核心的是收益高的資產池類產品,特別是債權類產品,是外資行最大的短板。包括債權類在內的資產池產品主要是將銀行的信貸資產放入其中,而外資銀行的貸款本來就少,沒有那麽多信貸資產支撐發行此類產品,而理財產品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私人銀行業務的生命線。”

“事實上,隨著對非標產品監管日趨嚴格,2014年以來,信托產品在私人銀行界並不那麽火爆了。不過即使這樣,外資行的產品還是比不上中資行,他們主要集中在基於衍生品工具的結構化產品上。”上述三位人士一致這樣認為。

中資行的產品線則相對完善很多。“我們這兩年做的比較多的一是類固定收益產品,二是權益類產品,包括風險較低的量化對沖結構化產品,還有純主動管理型的產品,比如私募、基金一對多產品、券商資管計劃等。”上述其中一位人士表示。

受訪的一位國有銀行私人銀行客戶經理則表示:“國內很多客戶就喜歡簡單點的產品,外資行那些結構化產品他們反而弄不明白。”

Peter也說:“從投資回報來說,中資銀行的確要高不少。因為客戶可選擇的產品不多,而一旦在外資行做的資產配置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很多客戶最終流失到中資行,這也是外資行這麽註重情感銷售,靠‘走心’的一個原因。”

中資行:難以擺脫“產品導向”模式

不過,外資行私人銀行也有中資行趕不上的地方。

“特別是在管理上,外資銀行基於其在境外悠久的歷史經驗,管理的更細化和瑣碎一些,對風險控制的要求更高。比如在合規上非常嚴格,合同上只要有一點瑕疵,就會影響績效考核;客戶簽名只要與以往稍微不同,合規部都要反複驗證。在服務上,外資銀行做的更周到細致,比如客戶任何一個小小的投訴都不能放過,如果客戶隨口抱怨一句空調開的太冷了,我們就要將這一條意見反饋上去,並且將處理結果電話告訴客戶。總體來講,外資銀行對服務的要求更高,註重情感銷售,在軟服務‘表面功夫’上完勝中資行,從銷售技巧、客戶需求分析和客戶維護上,外資行因為走心,更能提高客戶黏性。”Peter說。

後來Peter跳槽到一家起步晚的中資私人銀行,發現中資行目前還是以銷售產品為核心導向,“中資銀行產品沒那麽虛,若服務跟上來,虛實結合會更好。”

一位受訪人士亦表示,因前期培育不足,中資私行多數客戶經理依然未擺脫“產品導向型”的服務模式。特別是對於資產凈值處於私人銀行低區的客戶來說,似乎並未享受到全方位的專業金融服務,取而代之的是時常接收到大量理財產品推薦,如銀行理財、基金、信托等,難逃“只為賣產品”之嫌。

此外,各家銀行經營風格不一也導致同行之間差距拉大。

比如,Peter呆過的中資銀行在產品研發和業績考核方面較為激進,導致很多客戶流失。

“去年股災時,短短半年時間就有好幾位客戶因產品損失大而流失。本來股災導致客戶投資受損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其他同行那里可能受損面不會這麽大。而我們當時在產品發行時存在一些誤導和誇大之處,對風險則淡化。客戶經理首先被誤導,進而在產品銷售時傳導給客戶。此外,如果投資部和產品部對後市看的準,多做一些相對穩健的固定收益類產品,客戶損失會更小。這證明不是市場問題,而是經營風格問題。”Peter隱晦地說。

工行招行業內領先

某國有大行私人銀行部人士對本報說,財富管理講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三性,該行一直將安全性放在首位,國有四大行在這一點上風格很一致,很多私人銀行客戶正是基於此而選擇在大行做資產配置。

發行什麽產品要靠銀行的內部架構。有兩位受訪者均對工行的做法表示羨慕,因為工行私人銀行總部目前的主要功能為產品研發,為全行的私人銀行分部做產品線支持。最重要的是,“工行私人銀行有自己的單獨資產池,而我們銀行不是,產品由總行相關產品研發部門研發,為個人金融和私人銀行等各個部門提供產品,對產品研發部門來說,誰賣出產品都無所謂,只要他們完成了自己的業績考核就行。”

上述人士表示,工行私人銀行單獨資產池的優點在於可以挑選質量更高的資產入池,進而研發出種類更豐富、收益率更具有競爭力的產品,而不用去與資產管理等部門討價還價,要求他們為私人銀行客戶讓利——何況這並不是容易達成的事情。

除了工行,招行目前在私人銀行業務上的成績也讓同行羨慕。

本報根據2016年上市銀行中報統計,有9家上市銀行披露了私人銀行管理客戶資產規模,截至今年上半年,該數據為5.3萬億元。與去年底相比,大多數銀行的客戶數增長率和管理資產規模增速都超過了10%。其中尤以工行和招行的數據最為“給力”:截至今年上半年,工行私人銀行客戶數達7.62萬戶,管理資產規模達12300億元;招行私人銀行客戶數達5.4萬戶,管理資產規模達14237億元。從這兩項數據來看,招行私人銀行業務已經超越工行,占據國內首位。

“招行的優勢並不是在某一方面,而是基於多年零售業務的積累而達成的綜合優勢,在我看來,主要是因為招行機制靈活,市場化程度高,經營風格更貼近市場。”“從總量上說,工行也不錯,有比較完整的產品體系,規模也夠大,產品豐富且穩健,不過招行的產品更豐富一些。”上述兩位人士說。

私人 銀行 樣本 調查 產品 短板 板讓 外來 和尚 難念 念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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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7被曝香港首炸 三星又回應是外來熱力導致

9月20日,香港一黃姓主婦(網名Christy Wong)在Facebook上發了一段文字、8張相片以及1條影片,稱購買的三星Note 7手機爆炸。從圖片可以看出,整個手機後背被燒黑,前面的屏幕也部分燒焦。

三星香港公司發言人回應稱,9月19日傍晚收到事發Note 7手機後,立即進行了詳細分析,根據三星和新能源公司(ATL)的初步檢測結果顯示,該產品損壞的原因是因外來熱力所導致,三星已經聯絡該名身在外地的顧客,以便詳細了解事發經過。

三星香港早前曾發聲明稱,8月26日至9月1日在香港出售的Galaxy Note 7中,少於500部手機電池是由問題供應商提供。至8月17日,三星香港表示,尚有159部Note 7未回收,將於9月18日開始為其強制更新軟件,重新設置手機電池充電上限為60%,以減低潛在風險。

這一口吻與三星回應內地兩起爆炸事件一致,三星均把Note 7爆炸原因歸咎為外來熱力。此前,兩名購買國行版Note7的用戶“吉祥娃娃你”和“喵星小丸子”先後在百度貼吧發帖稱,自己在京東購買的Note 7,發生起火爆炸。

根據已經獲得的其中一部手機機主的說法,他是9月1日Note 7在中國上市的當天在京東上購買的這臺手機。“手機在星期六深夜突然開始振動並發生爆炸,然後冒出黑煙。”這位沒有透露真實姓名的機主在社交媒體上曬出爆炸的手機圖片並加以文字描述。

而另一部手機的機主則表示,他是在玩遊戲的時候手機突然發生爆炸的,不過由於無法獲得這位機主的聯系方式,這一說法的真實性不得而知。根據韓國媒體報道,“可能是有競爭對手故意在黑三星”。

三星電子的回應是:這與電池無關。三星還表示沒有必要在中國進行大規模召回,因為中國的電池供應商沒有問題。三星電池供應商新能源科技(Amperex Technology)也表示,其中一起中國的Note 7爆炸是由於手機外部溫度過熱而引起的,但是並沒有給出進一步導致事故原因的解釋。

Note7 被曝 香港 首炸 三星 回應 外來 熱力 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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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開發投資回升,熱點城市外來需求過半

2016年以來,全國商品住房銷售面積呈現一波井噴式的波動增長過程,1~4月份的同比增長率一度達到38.3%,創造了2015年初以來的峰值。1~9月份,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9.31億平方米,同比增長27.14%,比2015年全年高出20.27個百分點。一些熱點城市的外來需求超過50%,其中投機需求約占30%。

近日,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住房發展報告(2016-2017)》披露了上述數據。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助理倪鵬飛介紹,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速扭轉持續俯沖式下滑趨勢後,於2016年初後有了明顯的回升。2016年1~9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7.46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5.76%,

根據資本形成與固定資產投資比率在近年呈現的遞減趨勢,並對2016年前三個季度這一比率進行合理估值,在前三季度宏觀經濟增長6.7%的基礎上,房地產投資增長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為0.26個百分點,比2014年、2015年全年分別高出0.03個百分點和0.64個百分點。

考慮到房地產與其他有關產業關聯性高、帶動性強,本輪房地產市場回暖對宏觀經濟的綜合影響要更為明顯,貢獻為0.8個百分點。前三季度房地產成交量的上升並沒有明顯帶動相關消費的增長。前三季度房地產成交量的上升並沒有帶動投資同比例增長,所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沒有2013年以前高。

房地產 房地 開發 投資 回升 熱點 城市 外來 需求 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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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雄縣:外來客多了,居民精神面貌也變了

4月8日,河北。雄安新區雄縣城內,“禁房令”並沒有打消各方遊客的觀光熱情。在白洋澱景區里,遊船和水上人家生意不錯,當地漁民照常下水捕魚捉蝦。

一位當地人告訴記者,“新區宣布的這幾天,雄安確實有了一些變化,居民的精神面貌變了,作為新區人,對自己有了新的認識,連過馬路都不會搶紅燈了。當然,也有危機感。等待期是有些迷茫的,但相信這段時間會很快過去。”

白洋澱景區。攝影/章軻

一些外地遊客在白洋澱景區乘船遊玩。攝影/章軻

一些外地遊客在白洋澱景區乘船遊玩。攝影/章軻

在岸邊接客的遊船。攝影/章軻

雄縣當地人在垂釣。攝影/章軻

白洋澱景區內的遊船和小漁船。攝影/章軻

當地漁民在水上兜售剛捕撈上來的魚蝦。攝影/章軻

白洋澱景區內的水上人家。據說周末時生意不錯。攝影章軻

兩位老人在白洋澱里開著小漁船。攝影/章軻

位於雄縣城內的華潤(保定)白洋澱管理學院內,二月蘭開得正旺。攝影/章軻

位於雄縣城內的華潤(保定)白洋澱管理學院內,柳樹吐翠。攝影/章軻

雄縣某高檔樓盤無人問津。攝影/章軻

雄縣某高檔樓盤前彩旗依舊,但無人問津。攝影/章軻

雄縣某高檔樓盤無人問津,連遊客都不願多看一眼。攝影/章軻

河北 雄縣 外來 客多 多了 居民 精神 面貌 也變 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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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搭建縣級電商產業園 掀起返鄉創業、外來投資風潮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05-23/1109504.html

每經記者 余蕊均 每經編輯 楊  軍  

水果物流中心

5月,進入獼猴桃的“收尾”階段,在成都蒲江一家水果物流中心,只有少數工人仍在進行更換統一果袋的工作,但完整的全自動產品分選線、80間冷庫都似在證明著這里前些日子的忙碌。

作為這家物流中心的負責人,從北京來蒲江創業的張瑜華對這些設備的“待機”時間早已了然。“本地獼猴桃、柑橘的銷售期都非常長,這段時間剛好是淡季,但大家也沒閑著,好多人都在從外地進貨,大家做電商是越來越有經驗了。”

張瑜華所說的,正是蒲江農村電商的現狀。《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日前走訪蒲江發現,這里既有從北京、浙江趕來的投資人、創業者,也有以鄰里村民為核心的電商合作社,更不乏返鄉創業的大學生。

蒲江,這座位於成都西南方向的縣城,去年獲批成為國家級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範縣,正在借助電商之力突破地理限制,將特色農產品送往更遠的地方。更為重要的是,不只是蒲江,包括簡陽、金堂、新都等多個成都區(市)縣均在積極布局農業農村電商,探索城鄉統籌發展新方式。

事實上,成都作為首批國家電子商務示範城市,電商發展迅速,去年電子商務交易額超過1萬億元。今年1月,成都明確將按照“三次產業,全域成都”全面電商化的思路,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而被視為電商最後一片“藍海”的農村電商自然被寄予厚望。

成都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成都已經初步建成了現代農業農村電子商務流通服務網絡,電商在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流通中的比重明顯上升,據統計,2016年,成都全市農產品電子商務網絡零售額超過53億元。

記者註意到,不久前發布的《成都市服務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快城鄉商貿流通一體化進程,夯實農村消費市場發展基礎,暢通消費品、農資產品下鄉渠道,激發農村消費潛力”。無疑,接軌互聯網加速電商應用與普及,將為成都農業農村發展註入新的活力。

●探索產品標準化 倒逼產業轉型升級  

一直以來,農產品的“非標”問題都是困擾許多農村電商企業的痛點。

在張瑜華負責的水果物流中心,“標準化”探索已然啟動。“比如一盒里面有12個獼猴桃,它們的大小誤差不能超過多少、酸甜度必須維持在哪個區間,我們都有規定,可以通過設備檢測。”

她表示,公司希望建立產前、產中、產後的工業化標準體系,提升原產地水果的品質和價值,以帶動產業鏈各個環節增收。

記者註意到,基於這種標準化生產,一套產品溯源體系也隨之誕生。消費者通過手機掃描產品終點的二維碼,便可獲悉購買的水果在哪種植、由誰種植、產品等級等信息。

掃描二維碼,便可獲悉購買的水果信息

現場技術人員向記者表示,目前二維碼溯源體系主要應用於包裝盒上,“從後臺統計來看,一盒水果如果是通過B端銷售,掃碼率只有10%左右,如果通過電商平臺直達C端,掃碼率可以達到60%。”

盡管物流中心投入運營還不到一年,但實力已經凸顯。蒲江縣商務局提供的數據顯示,2016年,該物流中心農產品覆蓋北京新發地市場、廣州江南市場、上海輝展市場、沈陽八家子市場、浙江嘉興市場等全國多個大型水果批發市場,共計銷售蒲江獼猴桃400萬公斤、蒲江醜柑100萬公斤,實際交易額6000余萬元。

“現在只是項目1期,預計2018年底項目全部建成後,年周轉量將達到80000噸,到時候我們將成為國內最大最專業的原產地水果現代物流中心。”張瑜華說。

值得一提的是,獼猴桃、醜柑正在加速與蒲江的黏合,烙上蒲江印記。

蒲江縣商務局相關負責人介紹,目前蒲江主要集中發展三大產業——茶葉、柑橘、獼猴桃,種植面積分別達到20萬畝、20萬畝、10萬畝。同時,為了更好地規模化發展,蒲江還制定了28個地方特色農業標準,加強標準化建設,提升品種、品質和品牌。

目前,蒲江已成功申報“蒲江雀舌”“蒲江獼猴桃”“蒲江醜柑”“蒲江米花糖”4個地理標誌保護品牌,獲評國家地理標誌保護產品示範區,品牌價值合計達196.88億元。

當然,如此成績也並非輕而易舉。回憶起蒲江農村電商的成長之路,趙興麗記憶猶新。

這位蒲江縣大興鎮水口村的黨總支書記向記者表示,2000年左右她剛到水口村時,農作物品種“很雜”,西瓜、蜜桔、玉米都種過,多是自產自銷。到了2010年,村里開始“調結構”,主要種植獼猴桃和醜柑。“2013年我們成立了成都水口紅農業發展有限公司,註冊‘水口紅’商標,開始做電商,到前年可以說漸成氣候。”趙興麗說。

成都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像蒲江這樣立足特色農產品,加強電商與農業產業的良性互動,不僅有效地打通了農產品對接大市場的渠道,同時也是在倒逼農業產業轉型升級,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

●搭建產業園 重點培育基層電商人才  

電商帶來的利好,趙興麗深有感觸。“2011年,我們村是市級貧困村,那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550元,但去年這個數字是30000元。”

這背後,是電商帶動“水口紅”品牌在全國走紅,走向歐洲、東南亞市場,同時也讓水口村的日子變得紅火。截至目前,全村電商數量已達到60家,以水口紅為代表的電商企業2016年線上銷售量達300萬斤以上,年銷售額達到1500萬元。

有意思的是,去年9月,趙興麗曾在成都本地媒體上為農村發展“吆喝”——“在外打拼太累?夢想太貴?不如先定一個小目標,比如說,回屋種它一山的獼猴桃樹。”雖然這是一則廣告,“一山獼猴桃樹”卻透露了趙興麗對更多青年回鄉創業的期待。

“80後”的王卓是最早一批投身返鄉創業浪潮中的一員。從2013年秋回老家開網店做電商至今,他最大的感受是“回家創業一點兒不比在城里上班差。”去年,王卓的合作社實現電商銷售額200多萬元。

回憶起創業契機,這位蒲江縣複興鄉陳壩村土生土長的小夥表示,“之前在外地工作的時候,家里經常給寄一些獼猴桃讓我解饞,同事們吃了覺得不錯,紛紛讓我幫忙買。”同事們的青睞讓王卓萌生了開網店賣獼猴桃的念頭。

從公司辭職後,王卓回鄉成立了專業合作社,讓周圍的村民按照高標準去種植、管理,以比市場價每斤貴0.5元到1元的價格收購他們的水果,同時鼓勵村民到合作社來幫忙進行采摘、分選、打包發貨等工作,“這樣一來,不但他們的果子售賣有保障,價格也不錯,而且他們自己也能在農閑時多一份收入來源。”他說。

記者在蒲江走訪發現,像王卓這樣的個體電商不在少數,同時,政府搭建的電商產業園也逐具規模。據介紹,2015年底才投入使用的蒲江縣電子商務產業園,目前已有113家電商主體入駐,2016年園區農產品線上銷售額達3億元。

多位創業者表示,在這里做農產品電商,“什麽都不用愁,只需要把產品賣出去就行了”“蒲江幾乎能滿足電商發展的一切需求”……

盡管備受肯定,但蒲江的電商之路仍有瓶頸需要突破。此前,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巡視員聶林海曾公開表示,蒲江的農產品電子商務在全國來看都做得很好,“它的品牌、商品、網絡、物流都解決了,現在就是人才沒有解決。”

為此,產業園也在積極增強人才培訓功能,加大對大學生村官、農村新型經營主體培訓電商營銷、產品包裝設計等知識的力度,以壯大農村基層電商使用人才。

事實上,人才是成都農業農村電商發展共同面臨的難題,成都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表示,“我們希望通過試點示範,在各區(市)縣建成10個以上縣級電子商務產業園(孵化基地),依托創新創業載體建設和服務體系完善,加大人才培訓培養,內育外引,吸附大批專業人才和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投身到互聯網創業。”

●互聯網應用深入 促進農村服務提檔  

盡管真正推動“工業品下鄉、農產品進城”,並非用一臺電腦或一部手機接入互聯網這麽簡單,但不可否認,借助電商之力,農業發展方式在轉變、農民收入在增加、農村與城市的時空距離也在縮短。

記者在走訪中發現,電商的應用與普及有效推動了成都農村服務的提檔升級。

在邛崍市桑園鎮黑虎村,村民們通過電子商務便民服務站就能完成水、電繳費,車票代購,手機充值,代繳交通違法罰款等服務,實現了小區農戶日常生活基本消費網絡化;在蒲江縣大興鎮水口村,“一站式”綜合服務站點整合了“電子商務服務站、日用品超市(含疊加服務)、農資超市、金融服務”,通過疊加這些便民功能實現惠民目的。

趙興麗告訴記者,水口村引進了成都本地的一家銀行,在綜合服務站點安裝了“農貸通”金融設備,可以進行提款、轉賬、小額貸款、便民繳費等。“以前外面的人來村里面買水果,總要帶幾大袋現金,數錢不僅費事還要擔心假鈔,現在在這個服務站點,一張卡就搞定了,對大家來說都方便了很多。”

成都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透露,早在2015年,成都在進行農村電子商務服務站點建設之初,就定位在功能標準化、運營連鎖化、服務多元化上,並制定了36項疊加服務功能指導標準,引導農業農村電商龍頭企業服務農村市場,推動建立可持續、高粘性、服務高效的線下服務平臺。

據了解,目前成都已建成集商務服務、代理服務、政務服務為一體的農業農村電商綜合服務站點近1000個、示範服務站點100余個,“形成了縱向服務與橫向覆蓋一體的多元化農業農村電子商務服務體系,極大地方便了農村居民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農業農村電商的迅速發展也推動了農村物流體系的進一步完善。“針對農村流通傳導環節多、效率低、成本高的問題,我們利用社會快遞資源,加速構建縣、鄉、村三級農村物流共同配送體系,積極推進社區和農村末端物流服務網點建設,把農業農村電商發展的基礎支撐打得更牢,讓農村享受與城市一致的流通順暢、服務便捷的發展成果。”上述負責人說。

記者註意到,日前發布的《成都市服務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快城鄉商貿流通一體化進程,夯實農村消費市場發展基礎,暢通消費品、農資產品下鄉渠道,激發農村消費潛力。”

可以預見,隨著互聯網應用的普及與深入,不只流通領域,城鄉一體化進程將全方位提速,農業農村發展將邁入全新階段。

成都 搭建 縣級 電商 產業園 產業 掀起 返鄉 創業 外來 投資 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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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商品房銷售額首破萬億 本土房企不懼“外來大鱷”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3-08/1197424.html

每經記者 程成 每經編輯 梁秋月

剛剛過去的2017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額再創新高,達到13.37萬億元,但增速已回落20個百分點至13.7%,市場整體呈平穩態勢。不過,一個值得註意的現象是,浙江的商品房銷售額則在2017年創歷史新高,並首次突破萬億大關,達到1.23萬億元,同比增長28.5%,浙江市場的表現格外引人關註。

易居研究院研究總監嚴躍進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浙江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跟其較強的經濟實力、發達的民營經濟密切相關。像杭州、寧波、溫州等這些城市,經濟始終保持著活力,以及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也可以看到不少本土房企在這一波周期中迅速崛起。”

數據顯示,2017年全年浙江省典型房企銷售業績TOP10中,浙系房企占據6位,其中綠城中國、濱江集團、中梁地產位居前3位,祥生地產、華鴻嘉業、德信地產分別位居第5、6、10位,全國性龍頭房企融創中國、碧桂園、萬科地產也僅位列第4、7、9位。浙系本土房企業績表現亮眼。

區域市場發展均衡

2017年,浙江省商品房銷售額達到1.23萬億元,創歷史新高,同比增速也達到28.5%,為近8年來第2高,僅次於2016年。而在2016年,浙江商品房銷售額為9605億元,增速也達到52.5%。

“一系列國際重大活動在杭州舉辦,不僅能提升杭州的城市形象,對杭州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的完善也具有積極作用,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又能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嚴躍進分析認為。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杭州在2016年成功舉行了G20峰會,而第19屆亞運會也將於2022年在杭州舉辦。同時,近日杭州官方發布的最新地鐵規劃信息顯示,未來5年,杭州擬新增地鐵規劃里程68公里至264公里。此外,“最多跑一次”政策無疑也對營商環境進一步改善起到積極意義。而在上市公司方面,至2017年底,浙江省擁有境內上市公司高達415家。

硬件、軟件的完善,顯然有益於提升城市活力和吸引力,而這又直接關乎一個城市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潛力。

除此之外,2017年,嘉興市房地產開發投資724億元,躍升至全省第4位,同比增速51.3%,位居全省第1位。而去年5月,425家房企“血拼”嘉興土拍還歷歷在目,彼時嘉興樓市的火熱可見一斑。

CFP圖

“嘉興樓市的火熱,更多是因其處於環滬都市圈,承接部分外溢需求的結果。”中房數據研究院院長陳晟認為。“除了杭州、寧波、溫州這些傳統熱點城市外,像環上海都市圈的嘉興、湖州也承接了外溢需求,而高鐵的建設也將持續為這類城市帶來吸引力。”

在陳晟看來,浙江各地房地產市場並不像某些區域出現“一家獨大”的現象,各地房地產市場發展相對均衡、協調。

本土房企在競爭中崛起

根據中國指數研究院數據,2017年,全國百億房企同比增加13家至144家,百億房企的市占率超過60%。全國龍頭性房企碧桂園、萬科、恒大合約銷售額均突破5000億元,3家房企的市占率達到12%。“碧萬恒”也因強大的人力、資金等資源優勢,在全國多地的房地產市場對當地房企呈碾壓之勢。

但在浙江市場,浙系本土房企卻能在全國性龍頭房企的競爭中迅速崛起。

億翰智庫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年浙江省典型房企銷售業績TOP10中,浙系房企占據6位,其中綠城中國、濱江集團、中梁地產位居前3位,祥生地產、華鴻嘉業、德信地產分別位居第5610位,全國性龍頭房企融創中國、碧桂園、萬科地產也僅位列第479位,而另一家龍頭房企恒大中國卻沒能進入前十。顯然,在浙江市場,浙系本土房企表現亮眼,絲毫不懼“外來大鱷”。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不完全梳理上述幾家浙系房企2017年投資布局數據發現,在浙江市場,祥生地產拿地36宗、德信26宗、中梁23宗、華鴻嘉信19宗、綠城12宗,投資金額分別達到272億元、171億元、108億元、113億元、181億元。從上述5家房企布局城市來看,綠城的重心在杭州和寧波,分別拿地5宗、3宗,而其余4家房企的重心則多在溫州、湖州、臺州、紹興、麗水、金華等三線城市,甚至在四線城市的瑞安、諸暨。

“與大多數全國性龍頭房企布局杭州、寧波熱點城市不同,一批浙系房企的投資更多下沈到省內的三線,甚至四線城市,既有效地避開了與龍頭房企的直接競爭,也很好地享受到了三四線去庫存、熱點城市需求外溢的紅利。”嚴躍進分析認為。

浙江 商品房 商品 銷售額 銷售 首破 萬億 本土 房企 企不 不懼 外來 大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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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浙江外來人口增量為何居前?人口流動呈由北向南趨勢

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人口流動、人口自然增長率持續放緩,人口流動方向也逐漸由過去的“由西到東”向“由北到南”轉變。

截止目前,中國內地31個省市區中,除雲南外,30個省市區先後公布了2017年末常住人口的數據。其中有24個省市區常住人口增加。其中廣東、浙江、安徽三省的增量位居前三位。

常住人口的增減,是自身自然增長人口和流動人口(流入或遷出)共同作用的結果,從發展態勢來看,南方的廣東、浙江等地不光出生率較高,而且人口流入較多。而東北等地不光出生率地,人口還面臨著外流。有別於過去的由西向東,人口由北向南流動的態勢十分明顯。

廣東增加170萬人

數據顯示,去年增量超過30萬的省份共有11個,其中,除了山東、河北和新疆三個北方省份以外,其余8省均來自南方。

廣東省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廣東常住人口總量繼續位居全國之首,占全國人口的8.03%,比上年提高0.08個百分點。 2017年末,廣東常住人口11169萬人,比上年增加170萬人,增長1.55%,增幅同比提高0.17個百分點。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622人,為全國的4.29倍。

值得註意的是,去年廣東170萬的人口增量,比增量第二名的浙江67萬的增量高出了103萬;是第二經濟大省江蘇的近5倍多;是第三經濟大省山東的3倍左右。

其中,2017年,廣東全省出生人數151.63萬人,出生率為13.68‰;自然增長人口101.53萬人。在自然增長之外,機械增長,也就是流入人口達到近70萬人,在全國繼續領跑。可見廣東對外來人口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廣東之後,位居第二位的是浙江,其常住人口增量達到67萬人,其中自然增加人口為35.7萬人,外來流入人口為31.3萬人,外來人口流入僅次於廣東。

如果從增長率來看,在2017年5個增長率超過1%的省份中,除了新疆、西藏和寧夏三個西部自治區外,另外兩個省份就是廣東和浙江,這兩個省份的自然增長人口和流入人口都比較多。

為何廣東和浙江的人口增量尤其是外來人口增量位居前兩名?一大原因在於,廣東和浙江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最為集中、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就受到很大的沖擊,當時廣東、浙江積極進行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比如推進機器換人等計劃。經過幾年的努力,轉型升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近幾年,人口也在不斷流入。

以浙江為例,近幾年浙江新經濟表現亮眼,尤其是以阿里巴巴、螞蟻金服等為代表的新實體經濟、戰略新興產業對浙江省經濟轉型升級帶動效應十分明顯。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新一輪發展過程中,工業4.0、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在廣東尤其是珠三角的發展空間很大。除了產業基礎之外,珠三角地區還擁有良好的氣候、生活環境、便捷的軌道交通,珠三角形成的一小時生活圈,有利於吸引高端制造業所需的高素質人才,因此,高端制造業在珠三角擁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在快速增長的同時,兩省的人口都表現出向大都市圈集聚的特征。在廣東,去年廣東常住人口進一步向珠三角中心城市集聚。2017年,珠三角人口數量比上年增加152.05萬人,增幅同比提高0.42個百分點,比同期全省常住人口增幅高出0.98個百分點。廣州、深圳兩個超級大城市的人口分別比上年凈增45.49萬人和61.99萬人,兩市常住人口增幅占同期全省以及珠三角常住人口增量的63.22%和89.44%。

浙江省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末,全省常住人口為5657萬人,與2016年末常住人口5590萬人相比,增加67萬人。其中,杭州和寧波兩大城市的增量占比就超過了六成。省會杭州增加28萬人,占全省增量比重達四成,增幅達3.05%。

表1:2017年各省份人口增量(單位:萬)

數據來源:各地統計局,雲南數據未公布

6省份負增長 山東人口凈流出

在榜尾端,有六個省份出現了常住人口負增長。其中京津滬三大直轄市處於人口控制和疏解而出現下降外,另外三個省份吉林、黑龍江和遼寧三個省份全部來自東北地區,延續了近幾年的態勢,即既有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低的因素,也有經濟增速下降人口外流的原因。

實際上,即便如山東、河北、河南等常住人口增量較多的省份,其常住人口增長也主要是依靠人口的自然增長,在自然增長的背後,像山東和河南這兩個人口在1億左右的人口大省,甚至還面臨著人口凈流出。

例如,在第三經濟大省山東,山東省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出生人口174.98萬人,約占全國總數的1/10,年末常住人口、戶籍人口首次雙雙突破1億人。去年山東出生人口甚至比廣東還多了20多萬。其中一孩生育登記47.8萬人,二孩生育登記116.9萬人。

不過,以中小城市為主的城市發展格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山東人口的機械增長。數據顯示,扣除掉死亡人口之外,去年山東自然增長約101.2萬人,而2017年山東省常住人口僅增長約59.2萬人,也就說去年山東流出人口超過了40萬。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認為,山東處於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長三角城市群的中間,西部則面臨鄭州、武漢、西安等國家中心城市的強勢崛起,對人才、資金、技術的爭奪已經趨於白熱化,都可能對山東和蘇北地區產生“虹吸”。而反觀山東省內,濟南、青島對人口吸引的力度相較周邊省會城市明顯偏弱。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的2016年各城市城區人口數據顯示,盡管身為第三經濟大省,但目前山東尚無一個城市進入到城區人口超過500萬的特大城市行列(目前全國已有12個城市城區人口超過500萬),目前山東第一大城市青島的城區人口僅位居全國第14位,省會濟南的城區人口位居第22位。

根據《山東省人口發展“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濟南、青島兩市城區常住人口規模均達到500萬人以上,邁入特大城市行列。

人口由北向南流動

根據李迅雷的研究,去年凈遷移人口較多的省份集中在南方,排名靠前的包括廣東、浙江、重慶、江蘇、安徽、四川,這些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長,是自然增長和遷徙流動共同作用的結果。

除廣東、浙江、江蘇這些沿海省份外,安徽、四川、重慶等來自南方的中西部省份也是人口凈流入地區,流入的人口主要來自人口的回流。

安徽省統計局發布的文章稱,2017年全省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顯示,2017年全省常住人口達6254.8萬人,突破6200萬關口,比上年增加59.3萬人,增長0.96%。

數據顯示,2013年,安徽省首次出現外出人口回流現象,今年已連續第五年持續回流,安徽省人口遷移已步入“外出人口持續回流”的新時期。2017年全省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顯示,安徽省外出人口1057.5萬人,外出人口回流8.5萬人,較上一年年基本持平,占當年常住人口增量的14%。

四川2017年的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年末該省常住人口8302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0萬。第一財經記者梳理四川近幾年的統計公報後發現,從2011年以來,四川常住人口每年都保持增長。最近7年間四川增加了260萬人。而在此前十年,四川常住人口共減少了288萬人。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由於東部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很多產業和人口轉移到中西部地區。尤其是長江中上遊地區,的水資源豐富,氣候適宜,勞動力充足,近幾年承接了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大量產業轉移,很多原先在沿海地區務工的人也選擇就近就業。

在4月初舉行的“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2018年會”上,國務院參事、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杜鷹介紹, 2013年以來,我國南方與北方之間的經濟增速開始拉開,增速的差距由2013年的0.6個百分點擴大到2017年的1.4個百分點,2017年南方實現GDP為52.5萬億元,占全國總量的61%,是1980年以來占比最高的時期。相應的北方的占比下降到39%左右,呈現出全國經濟增長“南快北慢”和經濟總量占比“南升北降”的格局。

出生率:西部、山東高 東北墊底

從常住人口的增長率來看,前10名的省份中,除了西藏、新疆和寧夏這三個西部省份位居前列外,其他省份均來自南方。其中廣東和浙江超過了1%,廣西、安徽、福建和海南也都超過了0.9%。

表2:2017年各省份人口增長率

數據來源:各地統計局,雲南數據未公布

從出生率來看,有16個省份超過了12.43‰的全國平均水平。有8個省份超過了14‰。其中山東以17.54‰高居榜首。

從地域分布來看,出生率高的地區一部分集中在西藏、新疆、青海、廣西等西部邊疆省份;另一部分則是東部的山東、福建、海南和安徽。

不過,隨著經濟的發展、城鎮化率的提高,一些原本生育意願較高的地方,出生率也會隨之降低。比如過去廣東的生育率一直比較高,其中潮汕地區一直都是我國生育率最高的地區之一,但是隨著廣東城鎮化的加快,大量的人口向珠三角尤其是廣深兩個一線城市集聚,生育率也隨之降低。數據顯示,去年廣東的生育率位13.68‰,位居第11位。

對各地區來說,如果出生率高,即便吸引不了外來人口,當地的常住人口也能保持平穩增長,比如福建、山東等地;如果出生率不高,但經濟發達,能吸引外來人口進入,常住人口也保持平穩增長,如江蘇等地。但是如果出生率低,也吸引不了外來人口甚至自身的人口還在外流,那麽當地的常住人口就很可能出現負增長。

數據顯示,有8個省份的出生率低於10‰,主要來自東北三省、京津滬三大直轄市以及內蒙古和江蘇兩個省份。這些地方的一大特點是城鎮化率都比較高,較高的城鎮化率之下是較低的生育率。

第二經濟大省江蘇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近年來一直不高,比同為沿海經濟大省的廣東和浙江低了不少,再加上外來人口流入不如粵浙,因此常住人口的增量也比粵浙要少很多。

表3:2017年各省份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

數據來源:各地統計局。雲南人口數據未公布,寧夏出生率數據未公布

廣東 浙江 外來 人口 增量 為何 居前 流動 呈由 北向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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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喬內:最會賺錢的汽車圈“外來者” | 人物

“他不會再回來了,他是你可以想到的最好的CEO。”菲亞特-克萊斯勒汽車(下稱“FCA”)董事長約翰·艾爾坎(JohnElkann)說,他口中的CEO就是汽車行業的傳奇人物塞爾吉奧·馬爾喬內(SergioMarchionne)。他去世的那一天,全球汽車行業的大佬都在發文為他哀悼,意大利政客集團為他緬懷,美國總統特朗普也發來悼詞。

在馬爾喬內執掌FCA14年的時間里,他做出了很多貢獻,他曾被譽為菲亞特集團的救世主,實現了汽車行業歷史上最不可思議的合並案,還對法拉利的複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馬爾喬內的想法大膽且有前瞻性,高瞻遠矚的戰略目光令人欽佩。

7月25日,66歲的馬爾喬內因為肩部惡性腫瘤擴散,在瑞士蘇黎世大學醫院的重癥監護室去世了。在生命最後的歲月里,馬爾喬內在醫院靠著呼吸機延續生命,沒有及時告訴公司其病情的嚴重性,並且忍受著病痛的折磨在7月順利完成了交接工作。馬爾喬內逝世的消息公布後,菲亞特股票接連大跌。

馬爾喬內是出了名的工作狂。自從2004年接管菲亞特集團以來,他幾乎全天候地工作,和他共事的人說:“半夜你也能收到他的郵件,而且必須及時回複。”他常年喝意式濃縮咖啡,煙癮也很大,去年才戒掉。經過漫長的職業生涯,馬爾喬內在汽車行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他以詼諧的評論、無所畏懼的決策,黑色毛衣以及對領帶的厭惡而聞名。“如果哪一天我系領帶了,那一定是非常棒的一天”,馬爾喬內曾說。西裝革履從來都不是他的風格,無論在何種場合,馬爾喬內總是穿著皺巴巴的黑毛衣。他喜歡說真話,即便在媒體面前也口無遮攔,並且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

今年6月26日是馬爾喬內最後一次公開露面,那天他參加了Jeep牧馬人與意大利國家憲兵隊的交車儀式,他說自己的父親就是一名軍官,而父親從小教育他要誠實、嚴肅、有責任感和奉獻精神,這讓他終身受用。他疲憊不堪,雙手合十放在胸前,說起話來氣喘籲籲。

汽車行業的“局外人”

馬爾喬內1952年出生在意大利阿布魯佐大區基耶蒂省,14歲時跟隨家人一起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具有意大利和加拿大雙重國籍。他的父親是一名意大利警察,母親是克羅地亞人。馬爾喬內的學習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非常強,從小酷愛紙牌遊戲的他十分講究學習方法,在學校的成績也一直名列前茅。

馬爾喬內擁有多個學位,在哲學、財務、法律等方面都有所建樹,這也對他日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先在多倫多大學獲得哲學學士學位,隨後獲得溫莎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和加拿大約克大學奧斯古德大廈法學院的法律學位。

1983年從約克大學畢業後,馬爾喬內進入德勤會計師事務所任會計師兼稅務專員,此後的職業生涯也多在各大公司擔任財務官,他在財務方面的能力非常強,懂得如何以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去換取一家公司漂亮的財務數據。他曾擔任Alusuisse的首席執行官,在三年內就將利潤增加了兩倍。

2002年,馬爾喬內開始擔任瑞士通用公證行(SGS)CEO,該集團由阿涅利家族控制,意大利汽車公司菲亞特集團就是由阿涅利家族創辦。在職期間,馬爾喬內裁減了公司850個辦事處的大部分員工以及一半以上的管理層,SGS在其上任一年後就恢複了盈利,這也讓馬爾喬內吸引了阿涅利家族的註意。他們喜歡他的做事風格,並於2003年任命馬爾喬內為菲亞特董事會成員。自此之後,沒有任何汽車行業背景的馬爾喬內開始了14年的汽車生涯。馬爾喬內做事非常果斷,比如FCA旗下的道奇曾經推出過一款新的緊湊型車Dart,但由於銷量不佳,馬爾喬內就將其停產。兩年前,他還果斷放棄了在美國市場的小型車和中型車。

“在當時的情形下,我們能夠快速改正錯誤。重要的不是如何避免出錯,而是如何嘗試修複。在那些年里,這就是我們所做的。在組織上最重要的決策就是人——我們幸運地任命了塞爾吉奧·馬爾喬內,他隨後成功地對企業進行了深度改造。我們最大的經驗就是正確地選人,而不是快速地選人。”艾爾坎在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他與馬爾喬內也被稱為黃金搭檔。曾關照艾爾坎多年的LVMH集團董事長伯納德·阿爾諾說:“兩人之間存在著一種互補的默契模式,約翰管理戰略,並不插手集團的日常運營。”

重振菲亞特

自2000年陷入發展停滯狀態後,菲亞特集團的虧損不斷擴大,是一個亟待扭虧為盈的爛攤子,2003年虧損額達到了70億美元。當時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師稱,“重新啟動菲亞特是如今世界上最難的工作之一”。

對於沒有任何汽車行業經驗的馬爾喬內來說,接管這樣一家公司並不被看好。“四年前,我是很多人嘲笑的對象。”2008年,馬爾喬內在寫給《哈佛商業評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那段時間,無論你在哪一天翻開意大利的哪一份報紙,上面都有各種令人尷尬的話題——菲亞特的虧損又增加了,剛推出的新車無人問津、工人罷工等等。更令人不安的是,在我上任前,菲亞特曾經在三年內換了四任CEO,因此,在我上任的時候,既有人希望我能力挽狂瀾,扶大廈之將傾,也又不少人等著看我的笑話。”但馬爾喬內對自己很有信心,他曾經發誓,如果到了2007年菲亞特汽車公司無法盈利,公司就應解雇他。

2004年3月,馬爾喬內來到都靈,開始了菲亞特的改革之路。當時,通用汽車占有菲亞特20%的股份,但不再願意提供財務支持,在公司發展戰略上也與菲亞特發生了分歧。2005年馬爾喬內通過強硬談判迫使通用汽車向菲亞特支付了20億美元作為“分手費”,正是這筆金額不大的救命錢在馬爾喬內的運籌帷幄下,使菲亞特起死回生。

對於菲亞特的改革,馬爾喬內采取了嚴厲的措施,精簡冗余機構,關閉效率低下的工廠,解雇數千名員工,並大幅縮短了新車上市的時間。他還投資100億歐元擴大了菲亞特的生產線,在4年內開發了20款新車型。他還對外尋求合作,與福特合作生產新型菲亞特500和福特Ka;與印度塔塔合作,鞏固菲亞特在印度和東南亞的地位。“他的管理風格很像美國人,對他來說唯一重要的就是結果。如果你達不到,那就走人。”意大利投資銀行Mediobanca的金融分析師馬西莫·維奇奧(MassimoVecchio)評論道。

在馬爾喬內執掌菲亞特集團的第二年,公司實現盈利。即使是受到金融風暴影響的2008年,菲亞特的利潤仍達17億歐元,成為少數幾家實現盈利的汽車制造商之一。馬爾喬內在任期間,菲亞特的市值增加了十倍以上。“馬爾喬內的確是一個傳奇人物,在汽車行業能有這麽會算的人,簡直是鳳毛麟角。他做什麽都可以,因為他對財務運營了如指掌:在哪里開拓新市場,什麽地方可以賺錢。他是做投資出身的,這一點很特別,其他很多CEO是從運營和管理出來的。”J.D.POWER中國區副總裁梅松林對第一財經表示。

“塞爾吉奧·馬爾喬內擔任菲亞特首席執行官的日子早已成為傳奇。”伯恩斯坦公司分析師馬克斯·沃伯頓今年早些時候表示,他的精明和手段吸引著投資者的目光,並為他贏得來自朋友甚至競爭對手的贊譽。馬爾喬內的一位合作者如此評價道:“你可以說馬爾喬內脾氣很壞。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壞父親,因為他從不和孩子在一起,但你不能質疑他作為管理者的領導能力,他在菲亞特創造了奇跡。”

並購狂人

對於馬爾喬內來說,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實現了菲亞特和克萊斯勒兩家公司的合並。2009年美國第三大車企克萊斯勒宣布破產,馬爾喬內獲得了克萊斯勒資產的所有權,隨後開啟了歐洲中等車企收購底特律三巨頭的先河。

獲得克萊斯勒控股權是第一步,馬爾喬內在組織架構上完成對克萊斯勒的改革後,為了避免公司破產,他又以保護美國汽車工業之名,從美國各界獲得66億美元的資金支持。再後來,馬爾喬內想辦法打開克萊斯勒的生產線,他將菲亞特的產品技術甚至是工廠與其進行共享,從而開發新產品。他還開放了全球銷售體系,使克萊斯勒的產品快速導入全球市場。

在完成了對克萊斯勒公司的改造計劃後,2011年第一季度,克萊斯勒就實現了盈利。同年,菲亞特將工業資產剝離,將其汽車業務與克萊斯勒進行合並。2014年,菲亞特股份公司宣布完成對克萊斯勒集團所有股份的收購,克萊斯勒成為菲亞特旗下的全資子公司,這也被視為汽車行業最成功的兼並之一。同時,菲亞特克萊斯勒汽車(FCA)宣布成立,成為全球第七大汽車制造商,其旗下擁有菲亞特、瑪莎拉蒂等意大利汽車品牌,以及克萊斯勒、道奇、Jeep及Ram等以美國市場為主的汽車品牌。

FCA於2014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2015年通過剝離法拉利這個優質資產讓其獨立上市,馬爾喬內進一步改善了FCA的財務狀況。2017年,FCA在美國銷售了200萬輛汽車,是2009年黑暗時期銷量的兩倍以上。在全球範圍內,FCA去年銷售了470萬輛汽車。

“我當時看到的是一家長時間由外國控股並運作的公司,但從技術上和產品上來說,已經成了空殼,我們只能從頭做起。”馬爾喬內2014年在布魯金斯學會上說道。“這是一筆很了不起的收購,馬爾喬內很有遠見。一是他看到了市場的規律性,美國市場未來的發展方向;二是他看重不同市場的互補性;三是他看到了SUV和皮卡的成長空間。那個階段能看到這麽遠很了不起,比如現在SUV就很熱,他收購了克萊斯勒,其旗下Jeep品牌現在也成為FCA利潤貢獻最多的。”梅松林對記者表示。

2015年,馬爾喬內發表了著名的“資本癮君子的自白”演講,他批評汽車行業資本投資的回報率過低,認為各大汽車制造商在統一技術上進行投資是一種浪費,汽車行業必然要走向一體化。其煽動性言論,被《紐約時報》稱為“汽車界無人理睬的先知”。馬爾喬內後來說:“讓廢物繼續不受控制,從根本上講是不道德的。”

實際上,FCA曾多次尋找包括通用、大眾等在內的車企主動聯姻,但由於FCA在全球的銷量表現不佳而屢遭拒絕。去年,FCA還曾先後被傳將被長城汽車、現代汽車收購,但FCA在隨後發布的聲明中對其給予否認。

對於馬爾喬內的“兼並論”,梅松林認為:“這個說法是按照投入產出比的方式,如果把汽車看成一體運營的話,很有道理。因為規模化的效益很明顯,細分市場的頭部公司都是通過規模化實現的效益。比如,豐田由於體量大,利潤也很高,這個方向對的。但是實際操作很難,需要相應的戰略。規模效益可以帶來技術和采購體系等方面的共享,菲亞特和克萊斯勒也有進一步的整合空間,它們合並後在歐美市場占據了一定的規模。現在FCA在亞洲規模很小,任何一個頭部品牌沒有在亞洲占據市場份額,未來發展都有問題,尤其是中國市場。”

此外,隨著汽車產業革命的到來,許多汽車公司已經在電動汽車和自動駕駛技術等方面展開了布局,但FCA在這些領域遠遠落後於競爭對手。

留下的未來

盡管他在14年的職業生涯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面臨馬爾喬內的離開,一些投資者對FCA未來的發展充滿擔憂,他們不知道沒有了馬爾喬內的FCA會走向何方?

上個月月初,馬爾喬內舉行了他退休前的最後一場投資者大會,這次他戴了領帶,同時宣布了公司未來五年的規劃。未來五年內,FCA會重點打造Jeep、Ram、阿爾法·羅密歐和瑪莎拉蒂四個品牌。除了發展新車型,還給每個品牌規劃了獨特的電氣化和自動駕駛戰略。重心放在高端品牌上,控制價格溢價。同時縮小菲亞特和克萊斯勒兩大汽車品牌的生產規模。由於銷量慘淡,菲亞特將停止面向北美和中國的銷售計劃,終止生產阿爾法·羅密歐Mito和菲亞特Punto兩款小型車,把菲亞特Panda的裝配轉移到成本更低的波蘭。馬爾喬內設定了新的目標,到2022年FCA集團預計調整後息稅前利潤將翻一番至160億歐元。

由於FCA長期押寶北美市場,因而錯過了在華發展的黃金時期。馬爾喬內上任後,菲亞特於2009年與廣汽合資進入中國市場,但在華銷售車型僅有菲翔和致悅兩款,由於車型較少加上設計不符合中國消費者口味,菲亞特在華銷量慘淡,最終使馬爾喬內做出了退出中國市場的決定。不過,Jeep品牌已成為廣汽菲克銷售主力。官方數據顯示,2017年,廣汽菲克銷量為22.2萬輛,同比增長23.6%,其中,Jeep品牌銷量超20萬輛,同比增長57%。馬爾喬內已經意識到中國市場的重要性,按照規劃,Jeep將會在2022年前在國內推出8款全新改款,其中2款為中國特有車型,另外還有4款純電動交給中國生產,可見其對中國市場的重視程度。

“FCA在美國市場的表現總體來說不錯,尤其是皮卡表現很強勁,歐洲市場還在複興之中。但在美國市場的好日子太久了,已經達到了峰值,接下來,大家對美國市場會有點擔心。就中國市場來說,這是FCA需要重點打造的市場。從目前業務調整情況來看,表現不佳的轎車徹底退出了,Jeep品牌是未來打造的重點。對於任何汽車品牌來說,都要經歷一個緩沖期。FCA在中國也要走其他合資品牌走過的路,從以進口為導向走向本土化生產,需要一定的時間。”梅松林對記者表示。而接替FCA首席執行官職務的是此前擔任Jeep品牌首席執行官的麥明愷(MikeManley)。“他的上任對中國市場的發展是有利的,一直執掌Jeep,會在中國投入更多的資源,加大本土化的研發。現在正處於轉型期,可能會在營銷上作些改變。但中國市場能否發展起來仍然是個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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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胡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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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 美欲加強對美投資審查,外來投資者或如履薄冰

經過美國財政部與美國國會的共同推進,美國總統特朗普預計將於美國時間8月13日簽署一份包含針對外資收購美國公司新規定的法案,將加強國家安全審查,並賦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更多的權力。

作為《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NDAA)的一部分,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相繼於今年7月26日和8月1日通過了《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法案”),而FIRRMA是被列在NDAA的第17章(從第1701條到第1733條),是近十多年來,對CFIUS程序作出的最重大修訂。

在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諸多美國政策專家、前官員及跨境投資界人士看來,這個法案在國會兩院的通過比之前預期的要更早更快,又疊加了休會期,特朗普將在13日的截止期前簽署。一個普遍的看法是,盡管可能還需要假以時日才可能明確新法律的所帶來的影響,但是,該法案將對於一些來自於特定國家的投資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資深貿易專家加里·胡弗博(Gary Hufbauer)早在今年1月末就參加了關於FIRRMA法案的聽證會。他一直反對該項法案,因為這會讓美國產生一個更加深度介入美國及世界經濟的總統。彼時,他預計該法案將在今年10月通過,但如今,法案已經提前兩個月就將走向生效。

“我確定特朗普會簽署法案,這會給予他極大的自由裁量權來限制外國對美投資,也包括跨境並購。”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說,“特朗普已經運用這種自由裁量權在實施1962年貿易法案項下的232條款,他非常有可能對從中國進入的外資進行全面限制。但我不認為這種情況會發生,除非在貿易摩擦升級的大背景下,中國對在華運營的美國跨國公司實施新的限制。”

好消息是,經過多輪博弈,一些非常嚴厲的條款已在最終法案中消失。例如,一位紐約融資套利機構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此前國會有一個阻止特朗普取消美國商務部對中興公司的出口禁令的修正案,已經被移除了。

特朗普決定加強對外資審查

經過近5個月的博弈,特朗普最終選擇通過國會立法而非更極端的行政令,來加強對外資審查。

由於眾議院和參議院的FIRRMA法案版本稍有不同,最終由兩院各自推派代表組成的一個臨時協商委員會(conference committee)統一了原本內容不盡相同的文字後,成為最後的版本,然後再分別由參、眾兩院於8月1日表決通過。

對此,美國亞太法學研究院執行院長、北京大學訪問教授孫遠釗對第一財經記者評論說:“這次出奇的快,居然此時就通過了預算”。

一位白宮官員向記者透露,美國當地時間13日,特朗普將會從周末位於新澤西州的度假地點到隔壁紐約州上州(Upper State,指的是該州北邊)的鼓堡(Fort Drum)軍事基地,並在那里舉行對這個價值7170億美元法案的簽字儀式。而前一周,該行程便已有端倪,負責該區域的眾議院議員斯泰芬妮克(Elise Stefanik)在一個公開聲明中說,特朗普已經接受其3月份的邀請,13日將在鼓堡簽署該法案。

孫遠釗解釋稱,通常總統在國會開議期間應該在兩周內簽字,休會時則是十天。在國會休會期間,依據《聯邦憲法》第一條第七款的規定,總統必須於十天內將國會兩院通過的法律案簽署擲回。因此如果總統在這期間沒簽字,就等同於動用了否決權。

時間追溯到北京時間3月23日。當天淩晨,特朗普簽署備忘錄,以知識產權為由,依據“301調查”結果,宣布了三項措施,其中一項措施即為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並購。特朗普還授權美國財政部在60天內就此出臺方案。彼時,美國財政部除了考慮推動FIRRMA法案,來對中國企業對美投資設立更為嚴格的條件,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團隊也在權衡使用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of 1977)(下稱《緊急權力法案》。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前任貿易官員、喬治城大學貿易和商業外交副教授羅伯特·羅高斯基(Robert A. Rogowsky)曾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中美經貿摩擦升級的最壞狀況,就是使用《緊急權力法案》。

除了在並購領域的限制性措施外,《緊急權力法案》最讓人生畏之處在於,規定了在美國國家安全保障和經濟利益遭受重大威脅時,美國政府可凍結、沒收外國持有的美國資產。

隨後,中美雙方開始多輪隔空博弈。特朗普政府方案出臺時間一度定在了6月30日,但這個嚴厲的方案並沒有如期出臺。6月27日特朗普在白宮發表書面聲明稱,與其他部門提供的方案相比,國會正在推進的FIRRMA將會為保護美國核心技術不被外國收購方面提供現代化工具,同時也讓美國保持相對開放的投資環境。

FIRRMA法案影響有多大

到底該如何看待這個法案對美國吸引外資的整體影響,尤其是對中國的影響?

FIRRMA雖並未明確提及中國,但該法案的主要提出者、參議院共和黨黨鞭約翰·科寧在多個公開場合明確表示,該法案提出的背景,是基於中國在美國大幅投資人工智能、自動駕駛汽車和互聯網領域等新興行業的趨勢,以及美國企業在中國長期“以技術換市場”的情況。

自8月1日國會通過最終版本公開,涉及該業務的機構也開始加快分析細節及影響。雖然各家美國高校法學院、律所、投資機構所處的立場和角度不同,導致對影響的評估也有所不同。

前述紐約投資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最大的改變是法案拓寬了覆蓋交易的範圍。新的FIRRMA法案事實上是將CFIUS過去1年半實際運作的方式法律化了。看起來,並不會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有很大影響,目前這個法案,只是更明白地描述了目前的政策和規定是什麽。

在他看來,之前的草案中有一些影響更大的條款已經被移除了。其中,最受關註的是,CFIUS可以審查合資企業的對外技術轉讓,但這些條款已經通過之後科技行業的遊說,而被移除了,這類合約將繼續遵守出口管制的法律管轄範圍。

Sara是一位資深律師,擁有超過20年美股上市公司的並購經驗,TMT領域的科技並購占據她所涉中資赴美業務的1/3。她也認為,從法律層面看,影響並沒有想象中的大,因為這是過去2年左右、從奧巴馬時期就開始延續的一些做法。只是現在固定下來了。“最重要的影響是在心理層面。”她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事實上,早在特朗普上臺前,Sara就開始經歷這種大環境的變化。例如,最近一兩年,她就已經發現在一些並購案中,CFIUS對PE基金投資收購美國科技公司采取穿透式監管,要求PE基金列出全部出資人包括詳細的有限合夥人(LP)名單。“主要針對那些成立時間不長的私募股權基金(PE),他們(CFIUS)不會明確說,但是你不給足夠的信息就拖很久。” 以往,在她的中國投資業務中,大部分交易並不需要提交CFIUS審查,但現在交易各方尤其是中方,都覺得不報(CFIUS)風險太大。

在所有人中,在紐約精品投行從事並購交易的布萊恩(Brian)大概是最悲觀的了。他結合自身的經歷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決不能小看FIRRMA法案對交易參與方的心理影響。“這個變化出來後,美國交易方會嚴重歧視中國買家,除非有非常明顯的中國要素,否則大多數會回避與中資的交易。”

由於每天和美國的賣方打交道,他之前正在談的一筆業務已經受到影響。布萊恩舉例說:“最近我們在賣一家生物制藥投行,老板原來對亞洲很感興趣,最近貿易摩擦開始後他也不上心了。” 最新的一則消息,也讓他嗅出了一些引發焦慮的信號。8月8日,美國媒體報道,特朗普正準備以具體國家安全為理由采取行動,讓海航集團轉讓一個地產大樓多數股權,這將是8月1日為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擴權、增加審查外國房地產投資權限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首次行動,據稱,原因是紐約市警察局第17警區設在這棟大樓南部一層,該警區負責協助特朗普大廈的安全保衛。

外資會對美國望而卻步?

FIRRMA法案賦予了CFIUS巨大的自由量裁權,這將大幅增加外資對美投資的不確定性。與此同時,特朗普經濟政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正日益顯現。

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反複比對不同版本的分析,FIRRMA法案依然有很多尚待明確的模糊定義需要澄清,一些具體操作的規範也需時日出臺。例如,關於“生效日”,FIRRMA法案通過前完成的交易將不受新法律的約束。但是,FIRRMA法案一般適用於CFIUS尚未開展調查或審查的任何涵蓋交易,重要的是這意味著若幹重要規定(例如關於符合“關鍵技術”定義的修改)將即時適用。而其他規定,包括強制申報要求及關於房地產的新規定,則將於以下較早之日生效:(i) 在頒布後滿18個月之日,或 (ii) 美國財政部長認證新規定並且法案所要求的組織資源已就位後30天。

FIRRMA法案引進的重大改革包括,擴大CFIUS關於對美國的“關鍵技術公司”或“關鍵基礎設施公司”進行任何非被動外國投資的管轄權(很多以前屬於CFIUS的管轄權範圍以外的對關鍵技術或基礎設施公司的投資將須經CFIUS審查);擴展“關鍵技術”的定義以包括新興技術 (emerging technologies)。對於什麽構成“新興和基礎技術”將通過美國商務部﹑國防部﹑國務院,以及其他聯邦機構牽頭的機構之間的新程序確定。這個新程序有可能通過加強出口管制或其他限制,更多限制海外技術轉讓,包括合資或許可的安排;就CFIUS對取得美國公民的個人識別信息(“個人信息”)的關註制定規則。

此外,還包括使若幹房地產交易須受審查;澄清權利變更可構成涵蓋交易;若幹關於破產的交易須經審查;澄清若幹間接投資基金投資的處理方法;若幹申報須強制進行;延長大部分投資人的審查程序;收取申報費;豁免知識產權許可及相關支持性交易;澄清對已審查過的交易的重新審查;處理嘗試規避或回避CFIUS審查的情況,FIRRMA法案擴展了“涵蓋交易”的定義以包括任何“設計或目的為回避或規避‘CFIUS審查’的交易﹑轉讓﹑協議或安排……”。這個標準將是主觀的,而且如果廣義地詮釋,可能會大幅擴大CFIUS的管轄權。

最近,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主席保森(Adam S. Posen)從2018年美國的投資數據得出“特朗普的經濟民族主義正自食其果”的結論:無論是外國還是美國本土的跨國公司對美國的凈投資基本下降至0。長此以往,美國收入增長、工作機會都將受負面影響,並將削弱美國作為全球商業中心的地位。

他分析稱,依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2018年第一季度美國外商直接投資數量跌落至513億美元。但在2016年的同一時間段,該數字為1465億美元,而在2017年則為897億美元。而這一數字的下降主要原因並不在中國。來自中國的投資始終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在2016年,來自中國的凈投資為45億,而在2018年同一時期美國對中國的投資超過了中國對美投資,但投資凈外流的數量也只在3億美元。因此,中國的投資對美國的影響實際並不大。

“目前美國國會正通過削減企業稅、實行免稅代碼來刺激美國增長。然而目前看來,這些舉措並沒有挽救美國的外商投資。鑒於美國發起的投資審查,外商投資的減少似乎情有可原。但美國本土企業的投資也在減少。這說明他們很有可能也在經歷類似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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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吳將

深度 美欲 加強 對美 投資 審查 外來 投資者 或如 如履 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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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錢追豪宅 BSD增一倍 上月辣稅金額10億 運房局:密切留意市况

1 : GS(14)@2016-11-11 08:02:39

【明報專訊】港府將非首次置業人士的印花稅劃一調升至15%,惟針對境外買家的買家印花稅(BSD)維持在15%。事實上,加辣前「外來錢」湧入本港樓市勢頭的確熾熱,稅務局最新數據顯示,10月的BSD稅款逾10億元(圖1),除比9月5.06億元按月勁升逾一倍外,亦是近2年來新高。運輸及房屋局回應稱,相關數字明顯上升,政府將繼續密切留意市場變化。

明報記者 林可為

近月市場上多個豪宅新盤,包括會德豐(0020)何文田ONE HOMANTIN、同區嘉里(0683)皓畋、長實(1113)紅磡維港‧星岸,以及中海外(0688)鴨脷洲南區‧左岸等,以內地客為主的境外買家,比例均在兩成左右、個別甚至達三成,即使「加辣」後,多個豪宅新盤仍錄不少成交(見表),反映資金湧入本港豪宅勢頭強勁。由於10月數據反映9月樓市表現,而10月樓市尤其豪宅新盤續獲內地客追捧,故市場預期,12月公布的11月辣稅數字仍達高位水平。

按月BSD稅款升幅 近兩年最大

據稅務局數據,10月BSD稅款逾10億元,除按月急增逾一倍外,按月升幅亦是去年1月錄得按月升幅2.6倍以來,21個月、即近兩年來最勁。可留意的是,去年1月BSD稅款錄得14.46億元,是由於山頂何東花園以51億元易手的特別成交所致。另上月涉BSD的物業成交個案共330宗,比9月的250宗上升80宗或32%,亦是自2014年9月錄得340宗後,逾2年來最大單月數字。

分析:「加辣」或令年底數字下跌

美聯首席分析師劉嘉輝認為,過去兩個月來,市場有數個分層豪宅推出,吸引以內地客為主的境外買家入市,估計除主要由於人民幣持續貶值,令內地具經濟能力人士來港置業保值外,一些長期在香港工作甚至讀書的內地人,亦有在港買樓需要,因而令這些「外來錢」流入樓市。不過,劉估計上周加辣後,境外買家最多需要繳付30%辣稅,此舉除令發展商放慢推盤步伐外,預料年底前整體一二手成交量勢將下挫,相信年底的BSD按月成交宗數或會下跌。

雙倍稅逾23億 再創兩年按月新高

另稅務局數字顯示,10月涉DSD雙倍印花稅成交涉3916宗,比9月錄得的4317宗,按月減401宗或9.3%(圖2);上月涉DSD稅款則達23.21億元,按月雖僅增逾3300萬元或1.4%,但仍再創自2014年10月錄23.86億元後,兩年來最高按月數字。至於10月涉SSD額外印花稅的物業成交,有60宗,涉2260萬元,分別按月升17%和12%。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9613&issue=20161111
外來 錢追 豪宅 BSD 增一 一倍 上月 辣稅 金額 10 運房 房局 密切 留意 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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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房策應「港人優先」 空置稅遏外來投資

1 : GS(14)@2017-02-09 12:30:56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4569&issue=20170209
【明報專訊】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客座教授林超英,約10年前已買入海逸豪園豪宅單位自住,屬樓價2003年以來大漲小回累升逾3倍的贏家之一。不過,這位曾在公務員崗位服務香港市民逾30年的天文台前台長指出,本港住宅樓價現已升至脫離市民可負擔的水平(編按:根據Demographia數據,去年第三季香港樓價中位除家庭收入中位數的比率高達18.1倍,在全球406個城市中最難負擔),令「香港人好慘」,故他建議房屋政策應該改弦易轍,以「港人住屋優先」為主要方向,例如推出物業空置稅,令樓價回落至合理水平。

明報記者 葉創成

在本周一陽光燦爛的清早,記者到紅磡海逸豪園商場麥當勞訪問林超英。2009年退休後,他一直入住該屋苑,由於他早於退休前幾年已買入該單位,至今估計至少升值1倍。惟林超英強調,樓價升跌對本港社會整體福祉的影響,遠較他個人財富得失重要,而他相信,「為香港人提供自住房屋,是政府對市民的基本承擔及應有責任」。

他回憶說,在1953年石峽尾木屋區大火後,殖民地港英政府即拍板興建公屋;而1967年暴動發生後,公屋興建步伐更加快,「任何房屋政策都是有歷史背景的,暴動後政府要爭取民間支持」。上世紀60及70年代,逾百萬內地人走難來港,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而港英政府上述到位的房屋政策亦適時提供數以十萬計的公屋單位,令這些新移民安居樂業,為香港經濟在上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起飛奠定基礎。

特朗普發明加價加推 托高樓價

據林超英憶述,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元朗錦繡花園獨立屋連地皮售價僅10多萬元,作為比較目前一個市區細單位售價也達數百萬元,樓價之高,對一般港人來說屬「高不可攀」,他指該問題的始作佣者,是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國發展房地產項目時與同業發明「加價加推」的銷售招數,「以前某一屋苑的全部單位是在一日內悉數發售,但特朗普這些美國發展商,當時發明限量發售首批住宅單位,等首批單位售罄後,再加價加推次批單位,擬置業者留意到『第一批平過第二批』,覺得物業會升值,於是便爭相入市;隨着第二批單位售罄,發展商又加價賣第三批,如此類推直至所有單位售罄為止。這證明特朗普真的好叻『玩心理』,之後本港發展商亦仿效此銷售方式,改變了住宅市場的生態。因為當市民發現將資金投放於住宅會升值後,大家漸漸視住宅為投資工具。以前住宅只是用來住的,只有自住需要的人才會買樓;但當市場出現一大批投資者,住宅便成為商品,帶來新增需求,令樓價升勢加快。」

在上世紀80及90年代,港人收入增幅理想,與樓價同步向上,故即使樓價大漲小回,社會各界亦可接受。惟林超英指出,2008年金融海嘯後,全球各大央行先後將利率降至極低水平,加上量寬大印銀紙,令世界各地的黑錢湧入本港,火上加油推高樓價至目前極不合理的水平,期內港人收入增長亦有限,令買樓難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港人需要應先於外國人投資

本港實施聯繫匯率制度,港息長遠將跟隨美息走勢,而外界普遍估計利息未來一段時間將續處低位。既然外圍大環境如此,林超英建議,港府應出招減低投資需求,尤其是針對外國人來港置業成風對症下藥,這樣才可避免本港住宅樓價續升至更不合理的水平,「過去8年全世界的資金來港炒高住宅樓價,令我們香港人好慘;如果不是全球化的話,便不會出現這麼大的問題。我們香港人住屋的需要,應該在港府制定房策時列為很高的優先次序,無理由海外的投資及投機的權益,比我們香港人住屋的需要更重要!新加坡早於1973年已推出住宅物業法例,表明要讓新加坡人以合理價格擁有住宅單位,因為居民有一間屋,才算是社會上的持份者;近年全球不少國家亦各師各法,阻止外國人炒高本土樓價,目標都是保障自己的居民有屋住,這些措施均值得港府借鏡」。

就實際情况而言,林超英認為,港府房屋政策的撥亂反正,可由徵收物業空置稅開始,「過去幾年世界各地有很多來路不明的黑錢,其資金成本很低,來港買樓後不自住也不出租,打算等樓價上升後再將物業出售套現;他們不介意無租收,因為無收到的租金可視為保險費。我覺得他們購買住宅後讓其長期空置,即是浪費了我們香港的土地,故此建議若住宅空置逾半年不租不賣,港府應該向有關業主徵收物業空置業,這樣可以增加投資及投機的成本,將有關需求降低,促使住宅樓價回落至港人所能負擔的水平」。

[名人樓市論壇]
2 : GS(14)@2017-02-09 12:33:55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6019&issue=20170209
【明報專訊】運輸房屋局於去年底公布《長遠房屋策略》周年進度報告,未來10年的總住宅供應量維持在46萬個單位,惟現有土地供應不足以應付上述建屋目標,林超英在是次訪問中,批評有關言論「引起集體恐懼」。他解釋,港府過去多年一直高估人口增長,未來10年新增住宅需求是否如此殷切已屬疑問;供應方面,根據差估署的數據,2015年本港空置住宅單位逾4.2萬個,空置率達3.7%,林超英相信,假如港府根據他的建議推出物業空置稅,業主便會將空置單位在市場出售或放租,令供應即時增加。

公務員體制能有序提供足夠土地

林超英又帶記者到紅磡碼頭,介紹港府在黃埔花園1985年後以10年時間於紅磡灣填海,再將土地分批向市場供應,過去20年先後落成半島豪庭、海濱南岸(由紅灣半島居屋改建而成的私人住宅)等樓盤:「當年地政總署規劃得很好,由最入面的土地一路興建出來,最後批出來的土地才是臨海地,故此大部分向海的單位都會有海景。

其實自從1841年本港開埠以來,政府高層及地政總署一直放眼未來20年的需求,有秩序地穩定地提供土地,土地供應從來不是問題。」

他批評,特區政府於2000年推出勾地表制度取代定期賣地,「喪權辱國」地將土地供應權轉送予發展商,令地政總署也失去積極搵地的動力,造成過去十多年的供應斷層;但他相信,隨着特首梁振英於2013年撥亂反正地取消勾地機制,政府高層及地政總署正積極增加土地供應,料供不應求的局面將會逆轉:「屯門、元朗、粉嶺及上水等新市鎮基建完善,新增土地一路由此生長出去,最符合城市規劃及成本效益。」

[名人樓市論壇]
天文 臺前 前臺 長林 超英 策應 港人 優先 空置 稅遏 外來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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