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還是虧損 水務呼喚成本「陽光化」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6/836296.html
平 均毛利率40%?中國水網近日發佈的年報數字,引來民間指責水務企業乃「第一暴利行業」的熱議。而為數眾多的國有、民營和外資水務企業則聲稱水務企業只是微利或虧損。是暴利還是虧損?雙方相持不下。
「整體上當然是虧損的,怎麼會盈利呢?水務又怎麼會成了『第一暴利』行業呢?」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秘書長駱建華昨日十分不解地對《第一財經日報》說。
40%高毛利率引發「第一暴利」說
近日《經濟參考報》刊發了《年報顯示18家水務上市公司2010年全部盈利》一文。文章稱:「年報顯示,2010年我國水務上市公司全部實現盈利,無一虧損,各公司平均每股收益0.58元,平均銷售毛利率40.02%。」
此間有網民評論稱,「平均40%以上的毛利率,水務業已經成了『第一暴利』行業。」甚至有評論認為:「水務企業漲價的理由都是忽悠人的。一直被蒙在鼓裡的消費者無法不憤怒!」
昨日下午,記者就中國水網提及的水務上市公司主營業務收入情況進行了查詢。結果顯示,2010年,在18家公司中,參與污水處理投資運營的上市公司 共14家,該項業務平均毛利率46.74%。涉足市政供水投資運營的公司共11家,該項業務平均毛利率34.56%。水務工程建設方面,有9家公司參與此 類業務,平均毛利率38.59%。
高毛利率不等於高利潤率
不過,記者瞭解到,「平均40%以上的毛利率」其實是一個大大的「水泡」。就在《經濟參考報》的文章出來後,中國水網5月30日發表了題為《被誤解 的水務上市公司高毛利率》的聲明。聲明稱:「由於水務公司是重資產行業,財務成本高、折舊高,僅以毛利率評判其整體利潤水平是不科學的。」
根據我國《城市供水價格管理辦法》規定,「城市供水價格中的利潤,按淨資產利潤率核定」,並明確規定了供水企業「合理盈利的平均水平是淨資產利潤率8%~10%」。經測算,2010年,18家水務上市公司平均淨資產收益率為15.78%。
環境商會秘書長助理馬輝昨日對記者分析說,以一個百萬人口的城市計算,按目前的水價,自來水公司一年的營業收入大約7000萬~8000萬元,其中毛利大概在3000萬元,如此計算自來水公司的毛利率接近50%是沒有問題的。
「但折舊、貸款利息等成本也接近4000萬元,這樣一算公司就會虧損。」馬輝說,關鍵是毛利率計算方式並沒有把財務成本和管網前期投資計算進去,而這塊卻是供水中最大的成本。供水成本中很大一部分是投資再建造的成本,包括管網老化修繕、新建廠區和設施的資金等。
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昨日在電話中告訴記者,自1998年後,城市供水行業管網等設施的投資都來自水務公司,政府的投資基本上為零。
供水成本過高
水務業整體微利或虧損
那麼,水務企業真實的盈利情況又是怎樣的呢?記者瞭解到,從1995年開始,國內自來水公司便開始全行業虧損。
中國水網的統計顯示,2009年2月,我國自來水生產行業毛利率整體為17.75%,但同期利潤率為-9.15%,淨資產收益率為-0.6373%。
而駱建華提供了一份《水價問題再探析》,這份報告的報送單位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改委等國家權威部門。報 告稱,「由於水價倒掛,不能滿足供水廠的運營需求等原因,城市供水長期以來處於虧損狀態。2008年我國三分之二的城市水廠虧損,總虧損額達25億元,供 水行業持續健康發展堪憂。」
報告稱,造成水務企業虧損的主要原因是不斷高漲的供水成本。作為供水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幾年水資源費的提高以及原材料、電價、人工等直接成本的上升是導致供水成本提升的根本原因。
水價成本公開方能對症下藥
不過,有一點也是不容迴避的,那就是出於經營、競爭的考慮,可能沒有哪一家企業願意公開自己的成本,水務企業的盈利情況並不透明。
據環境商會的一項調查,由於缺乏有效的成本約束,因管理不善造成的管網漏失、水管單位人員超編、成本分攤不合理、盲目建設等原因導致的不合理成本,在多數情況下被「摻和」到水價中。
「要搞清楚供水企業虧損的原因。」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法規司副司長徐宗威對本報記者表示,如果是因為經營不善造成的,要改善經營,或者換一家公司經營;如果是政策性虧損,就要研究應該由誰來支付,針對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措施。
中國在呼喚:野蠻人啊你來吧! 張化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c88c400101h9qf.html最近,我花了幾天時間,細細品嚐了英文版經典之作
《門口的野蠻人》 Barbarians at theGate。雖然該書有中文版,但是英文原著的奧妙絕非譯者所能全部傳達。
故事很簡單。1989年,幾家美國PE基金公司和投行用250億美元的代價競標,收購一家大型上市公司,RJRNabisco。它的主營業務是煙草和食品。幾個月的驚心動魄,勾心鬥角,和黑箱作業之後,最後,KKR獲得了勝利。收購資金主要來源於發行債券和銀行貸款。
但是,勝利者的噩夢只是剛剛開始。任何好東西都有個合適的價錢。如果你多付了錢,你就是冤大頭。競標的勝利,讓KKR出盡了風頭,不過隨之而來的煙草行業訴訟案,RJRNabisco的巨大負債,裁員之痛,競爭者的乘虛而入,導致這家現金流原本極強的公司節節敗退。幾年後,KKR在灰溜溜的情況下(政客的責罵,媒體的煎熬和生意的失利),通過與另一家公司換股退出了RJRNabisco。結局也許是微利或者微虧。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咱們中國人習慣問一個傻問題:"此書的教育意義是什麼?"。在我看來,這本書的最大價值就是娛樂,極大的娛樂。兩個例子:
(1) 有人批評RJR Nabisco的董事長花錢大手大腳,隨時給小費就是50美元。他回答,"天哪,我已經好久沒有給那麼少的小費啦!Jesus, it has beenyears since I had tipped that little!" 中國大陸的新貴喜歡說,"最不差的就是錢!"香港的小型闊佬則說,"都嗨碎銀啦!"
(2)美國企業家一邊用企業資金揮霍無度,一邊貪婪地盤算自己的股票期權和退休金。當然還有高層之間的投桃報李,慷股民之慨。他們嘴上永遠不忘,"股東利益....In the interest of shareholders, ....."中國的情況一樣,也許有過之而無不及。管理層的用語是,"做大做強, ...市值管理." 。
美國政客和媒體把這些PE基金的人們罵為"野蠻人"。我堅決反對。
我認為PE基金的自私自利和相互爭鬥才幫助實現了股東利益最大化。在KKR全面收購這家煙草加食品公司之前,RJR的股價大都在50美元盤旋,公司管理層不思進取,揮霍無度,與董事們狼狽為奸。KKR全面收購的價格是每股108美元。雖然KKR 後來被迫對RJR Nabisco大量裁員,但是,難道人浮於事就是好事嗎?
"野蠻人"的存在是社會的進步。他們到處尋找獵物,迫使管理層挖掘企業價值,否則,就要滾蛋!
我感到,中國特別需要這樣的"野蠻人"。我們大量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特別是國有企業)比美國的惡劣企業更惡劣。很遺憾,我們的制度不允許"野蠻人"的存在。這是中國企業沒有競爭力的原因之一。我們的制度是最落後的。它保護壞人和笨人,這就是對股民的殘酷!
由此,我想到對沖基金。在歐美國家,也有很多人罵對沖基金是野蠻人。我堅決反對。對沖基金(和做空機制)的存在讓資本市場更加健康。當然,他們是逐利的,但是,這有什麼錯呢?渾水基金也是合法的營利機構。他們的活動應該得到鼓勵。如果你覺得他們的指控有錯誤,你可以起訴他們啊!
這本書的缺點:太長(英文本556頁),太多歷史背景。但是作者很公道,有很多求證。書中只有兩種人: 一種是愛賺錢的,另一種是很愛賺錢的。不像中國記者和作者,喜歡講英雄人物,革命理念,廢話多,不愛求證, 愛用偉大企業家之類的頭銜。
【方舟評論】錢荒事件呼喚更深刻的市場平權
http://www.infzm.com/content/918452013年6月24日,上證指數創近四年單日最大跌幅,載入中國資本市場史冊。這場跳水表演的直接原因,就是震驚世界的中國「錢荒」事件。
跳水前,上海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暴漲至13.44%,各商業銀行流動性紛紛告急。在正常市場經濟國家,央行在商業銀行流動性告急時,有責任向市場釋放流動性,以維持金融市場穩定。中國往常也是如此,但這次央行卻一反常態,不僅在6月23日正常發行央票回收流動性,而且明確要求各商業銀行「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這場「錢荒」發端於2007年中國重要的一項金融創新:銀行同業拆借資金市場。允許各商業銀行間以市場化方式相互拆借資金,為市場提供真實利率基準,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不過,以商業銀行、券商為代表的中國各金融機構很快發現了同業拆借資金的另類用途:通過同業拆借方式獲取成本極低的資金,轉而在其他市場獲取更高收益。和民間動輒高達10%到30%的利率相比,同業拆借的融資成本極其低廉,利用其與真實利率的利差放「高利貸」,成為各金融機構心照不宣的盈利模式。
在金融界人士看來,只要對方能付本償息,就是一場皆大歡喜的雙贏遊戲,何樂而不為?但是,這種金融創新的前提,是各金融機構必須遵紀守法和審慎自律。《人民銀行同業拆借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為了控制風險,同業拆借資金「禁止發放固定資產貸款及投資」。
但各銀行機構顯然有足夠聰明的辦法繞過去。隨便翻看任何一家銀行的理財產品目錄都可以發現,這些資金,拐彎抹角進入了地產業、信託和外匯市場等進行風險投機,並未進入能帶來增加就業和真實增長的實體行業。每年高達10萬億的理財產品項目,絕大多數建立在人民幣升值和房地產保值的假定上。
可惜,房價畸高,房地產銷售日益困難,隨著房地產資本平台(含地方政府城市開發建設項目)現金流日益下降,對商業銀行貸款償付普遍出現各種困難,鄂爾多斯和溫州的困局就是這種困難的真實反映。根據費雪公式,市場流動性等於貨幣總量乘以流動速率,它不僅取決於央行的貨幣總量,更取決於流通速度。中國資本市場的資金周轉率已經越來越低,經濟體的真實流動性已惡化到了無法繼續維繫的程度。
雪上加霜的是,2013年6月美國宣佈逐步退出量化寬鬆QE3,境外熱錢對人民幣升值預期減弱,熱錢回流以及各種應付款項的到期,許多商業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和金融機構出現了短期流動性危機,乃至上演了震撼中國資本市場的驚魂一幕。
對這場錢荒危機,央行和中央政府的表現非常耐人尋味,不僅沒第一時間釋放流動性,相反對各商業銀行提出了「控制增量、盤活存量」的政策指導。
為什麼不進行干預?直接原因在於,從投放量看,商業銀行不存在流動性危機。事實上,更深刻的原因和考量,是管理層希望借這次危機促進中國經濟轉型。
當下,政府將「城鎮化」視作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但可持續的城鎮化,顯然不是人口的簡單聚集,強大的實體經濟而非房地產,才是城鎮化的前提。
中國這十年的實體經濟狀況,用「國進民退」或「中小企業困難」來描述並不準確,在一些領域,是根據與公權力關係遠近形成的差序格局:企業與作為公權力佔有者的個體關係越近,市場處境往往會越好。那些被權力不恰當地「眷顧」的中小企業,要遠遠比無靠山的大型國企的日子要過得舒服。
在一些領域,形成了「有權-無權者」這種二元經濟的結構,大量寶貴資金被關係戶們佔用,他們優先獲得了大量信貸資金和扶持政策,獨佔了稀缺的經濟機遇,卻將通貨膨脹的後果轉移給全社會。他們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卻不承擔任何成本,在這次「錢荒」遊戲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一些金融機構,就是其中重要的食利環節。
中國金融機構極其龐大的表外資金空轉問題已經暴露出來,央行拒絕繼續輸血自然也可以理解。銀行、地產等權重股就此劇烈下跌,股民脫身不及,一些儲戶也慌了神。
從國家財政的角度看,「錢荒」已經表明中國的財政安排出現了極大隱患。各項「與國力相符合」的支出急劇增加,各項社會、政治乃至軍事支出都大大增加,而作為基石的製造業收入卻停滯不前,這種財政缺口,對高度依賴經濟增長維繫穩定的國家來說幾乎是致命的。
「錢荒」的背後,是一些強勢者在市場名義下對實體經濟的掠奪,更是「權力-非權力」二元經濟的病症。當社會再也支付不起權力差序格局帶來的索取,製造業會越來越蕭條,「錢荒」也可能會一次次重複發生。這次「錢荒」事件,其實是由管理層主動引爆的,意圖儘早排雷,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接下來,還需要更堅定地改革。如果這類危機再現,將首先衝擊商業銀行,接著將衝擊整個金融體系,最後蔓延到整個實體經濟。對於這種總體危機,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全力避免。
惟有改革體制,實現真正的市場平等,才有望延續較高經濟增長。
看亮點》聯想集團千金:每人心中都有戰神 只是等你呼喚
2015-06-01 T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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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快的」柳青 讓Uber在中國吃癟中國每十位使用App叫計程車的人,九位使用她領導的叫車軟體「滴滴快的」,她也是聯想集團創辦人柳傳志的掌上明珠,一位你不能忽視的科技業新星,她是柳青。 撰文•周品均、周岐原 「當你遇到競爭,會馬上興奮,當你遇到挫折以後,你會被激勵。每個人心裡都有戰神,只是等著你去呼喚它。」她,身著藍色連身裙,白色西裝外套,站在阿里巴巴第一屆女性創業者大會的舞台上,說起話來自信、沉穩。她,是當今中國創業者最關注的女性。 她是柳青。今年三十七歲的柳青,曾是高盛(Goldman Sachs)歷來最年輕的董事總經理之一,現在,她是中國最大叫車服務App、滴滴快的總裁。 全球最具規模的叫車App,是Uber,但在中國市場,Uber的市占率僅約二%,比起滴滴快的市占率高達九八%,簡直有天壤之別;全中國超過一億五千萬名消費者,已經養成以App叫車的習慣,而幾乎每一個人,都是柳青的客戶。 滴滴打車和快的打車,這兩家廝殺最激烈的死對頭,今年二月十四日才宣布合併,震撼互聯網業界。這款號稱「不用就叫不到車」的熱門App,究竟值多少錢?市場給的估值很驚人:一百億美元(約新台幣三千一百億元)。這個數字,已經高過全球筆電代工龍頭廣達的股票市值。 聯想集團創辦人之女 沒到老爸公司上班,自己拚其實,柳青有另一個身分,一個她抗拒卻永遠拿不掉的標籤,她是聯想集團創辦人柳傳志的女兒。
除了是柳傳志之女,柳青還有什麼本領,足以掌管百億美元級的新創企業?從她在高盛的升遷經歷,可以略知一二。在超過三萬二千位高盛員工裡,每年只有一、二
百人獲得此職,有資格參與配股計畫,比率少於一%;其次是年齡,表現優異的高盛員工,有機會在八至十年資歷時,成為董事總經理,但像柳青在三十二歲就取得
此頭銜,仍舊很少見。 高盛最年輕董事總經理
每周工作一百小時,不喊累「升到董事總經理,需要經過滿長的審核過程,」高盛台北分公司前總經理、風傳媒創辦人張果軍解釋:「高盛的文化是『合夥人制』,
哪些人才能被提名?其中誰能通過審核?公司會詢問非常多人,總公司還會從美國派員專程訪談當事人,做最後決定。」原來,自北京大學畢業後,柳青順利考上哈
佛大學碩士班。這段日子,柳青沒日沒夜地讀書,主修資工的她,因此獲得在高盛實習、任職的機會。
身為柳傳志之女,「憑家世進高盛」是外界想當然耳的質疑;但對柳青來說,靠自己拚搏取得高盛入場券的經驗,也是貨真價實的。二○○二年,美國經濟正走出破
滅的網路泡沫,因為不景氣,高盛招聘的初級研究員名額,從十二位減至六位。柳青為了準備多達十八位面試官的考驗,「我幾乎熬了整個通宵,天文地理,把能準
備的都準備了。」就在她面試到了最後一關,回答所有問題後,柳青在履歷裡填的「歌唱」這一項,冷不防成了主考官的考題,她被要求現場唱一首歌。「當老闆面
無表情地聽完我唱的《My Heart Will Go On》,我的heart也go
down(沉)了。」柳青直到獲知錄取才明白,老闆其實在考驗她的臨場反應和心理素質。
柳青回憶,進入高盛的第一年,每周工作超過一百小時,最高紀錄甚至到一百四十小時。「迅速發胖,臉上全是痘痘」。面對超長工時與主管嚴厲要求,柳青也曾度
過一段大半夜與女同事在廁所抱頭痛哭的日子;甚至有好一陣子,每天坐上計程車,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去公司還是回家。
頂尖投資銀行的刻苦磨練,沒有嚇退好強的柳青。○四年,柳青轉到高盛直接投資部,開始升遷之路。她從高級經理晉升成為最年輕的董事總經理。她任職高盛十二
年,每一年要審核近五百件投資案,這種大量比較商業模式的經驗,後來也成為她轉戰互聯網創業界的契機。「我在高盛長大,我就是外界所稱的高盛女孩
(Goldman
Girl)。」其實,柳青這種拚勁,與柳傳志十分神似。女兒出生時,柳傳志三十四歲,還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擔任小職員。他回憶,自己是「一邊洗女兒尿布、
一邊抓緊時間學習」,直到柳青六歲那年,柳傳志才正式創辦聯想。 然而,柳傳志的事業起飛,並沒有給柳青帶來太多方便。他曾嚴令聯想高層子女都不能在公司任職,就連實習都必須經過三位主管同意,主修資工的柳青只有加倍努力,選擇進入聯想當時最大敵人康柏電腦(COMPAQ)實習,以此向父親證明自己的能力。 三十年過去,父親柳傳志即將退休,他一手建立的聯想控股,如今市值約新台幣五五○○億元,女兒柳青掌管的滴滴快的,創立不到四年(滴滴打車、快的打車於一二年中成立),市值已經超過聯想一半,正好象徵數位經濟與電子業「新舊交替」的世代轉折。 讓騰訊、阿里巴巴服氣
沒老闆架子,和員工零距離不過,柳青一再強調:「不要只把我當成柳傳志的女兒。」這兩年,柳青很少在公開場合提及父親與聯想集團,因為好強的她,從不甘於
被當成富二代。「就兩個詞,犀利、隨和。」滴滴快的員工薛帥,如此形容柳青。他指出,柳青作風犀利,帶有高盛做事明快簡潔的傳統;但另一方面,柳青為人也
很隨和,經常和員工打成一片,感覺不出富二代的驕氣。 結束「順風順水」的外資生涯,眼前柳青的挑戰是,如何帶領滴滴快的,鞏固從線上到線下(O2O)的經營版圖。對行動支付很有興趣的柳青,去年毅然離開高盛,轉戰滴滴打車擔任營運長,但因雙方大打補貼戰燒錢,讓她備感壓力。 「第一個月我的壓力很大,找不到創業的感覺。」柳青坦言,轉行當下,自己備感茫然。在「滴滴」與「快的」合併之前,兩家公司競相以資金拉攏用戶、司機,曾經創下一天燒掉三千萬美元(約新台幣十億元)紀錄。 柳青說,周遭朋友都很擔心,再這麼燒錢下去,公司資金很快會「燒乾」。直到第七個月,雙方協議停止補貼競爭,公司與快的打車言和,進而合併,柳青躍居新公司總裁,這場見骨的廝殺才告一段落,成為第一家同時擁有騰訊與阿里巴巴資金的中國網路公司。 在柳青領導下,滴滴快的提出了明確的經營目標,就是要解決「中國人出行的困難」。因此合併公司成立後,業務推展腳步加速。「我們原來叫作打車軟體,現在不只叫計程車,我們還推出專車業務,接下來還有叫公車服務,我們現在還能叫直升機。」柳青說。
「這(跳槽滴滴快的)只是她的第一步,我相信她會塑造自己的品牌」,與柳青同為哈佛校友的愛康國賓董事長張黎剛說。三年前,張黎剛因為企業融資認識柳青,
他原以為,高盛是國際一流投資銀行,來者姿態可能較高傲;想不到來洽談的柳青,十分隨和又有熱忱,加上張黎剛自己一直將柳傳志當成經營典範,所以決定和高
盛合作。
張黎剛指出,柳青本身的「品牌價值」已在滴滴快的發酵。張黎剛分析,因為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正是柳傳志好友,新公司合併後,阿里巴巴與騰訊都能接受的新領
導人,除了柳青沒第二人選。「而且,有柳青豐沛的投資經驗加持,滴滴快的估值,至少提高二○%!」由此可見柳青的影響力。 滴滴和快的,這兩家原本各據半壁江山的中量級選手,透過合併,一夕間成為重量級選手,享有破天荒的高市場估值,因此,柳青臉上流露出的神情,不是志得意滿的氣息,而是比過往更小心謹慎的態度。「現在是我危機感最強烈的時刻。」柳青說。 掌聲、歡呼聲和豔羨的眼光,都沒讓她迷失自己,就像父親柳傳志,打造中國本土的電子業巨頭,被外界貼上柳傳志女兒標籤、也是三個孩子母親的柳青,將帶領滴滴快的走上哪條道路,答案即將揭曉。 柳青 出生:1978年 現職:滴滴快的總裁 經歷:高盛銀行直接投資部董事總經理學歷:哈佛大學計算機碩士、北京大學計算機系家庭:已婚,育有三子「滴滴快的」市值已超過聯想一半 滴滴快的 聯想集團 創辦人 柳青 柳傳志
市 值 估值100億美元 約180億美元業 務 叫車軟體(計程車、專車、公車、直升機) PC、NB、手機購併史
中國兩大叫車軟體滴滴打車與快的打車2015年2月宣布合併 聯想購併IBM PC、 Motorola 移動、IBM x86 伺服器業務成 績
市占率高達98% 全球最大電腦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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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錢法則④ 20歲買不起的,全在呼喚「買我」 江蕙封麥、哈雷機車 火爆熱賣「想當年」
2015-09-21 T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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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養兒育女責任告一段落,或長年職場打拚終於有一片天,年輕時壓抑的夢想,此時就會燃起火花,如同電影《練習曲》男主角的一句話:「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這種補償武心理,會產生兩種消費行為:圓夢型消費,二是懷舊型消費。 圓夢型:買奢侈品一償宿願日本銀髮商務權威村田裕之認為,圓夢是指過去因時間或金錢無法完成夢想,現在終於有機會一償宿願,希望做自己以前做不了的事、買以前買不起的東西。 在日本,這類消費者的興趣包括買高級音響、樂器、傳統唱盤、跑車、遙控車、模型,或是潛水、進修、環遊世界等。 「年輕時沒辦法做自己,」博上廣告董事長許益謙說,圓夢消費的目的,在重拾自我,彌補年輕時的想望。他認為年過五十,通常是中高階主管,有些人依然忙碌,但會有支配自己時間的能力,這時就會去追求年輕時的夢想。 「我五十歲,一定要有哈雷,」這是騎士團前團長、資深攝影師陸大湧,年輕時許下的願望,如今,五十二歲的他,已擁有兩輛超過百萬元的哈雷。 「年紀越大,荷爾蒙越來越少,」曾為哈雷代理商做廣告的許益謙說,哈雷特殊的引擎聲,「可以喚醒沉睡的青春」,一輛哈雷入門款約五十萬元,不是二十二K年輕人買得起,因此不少年輕人會把「哈雷」列入人生清單,等有能力時再彌補「想要,卻要不到」的夢想。 台灣二00二年開放重機執照,如今全台重機約五萬輛,玩家買下哈雷,通常會再改裝,符合個人品味,改裝費甚至和車價相當;其他如T恤、帽子、戒指、袖扣等周邊商品,消費額也很驚人,保守估計全台重機商機每年數十億元。 「薩克斯風也很熱門,」《熟年誌》總編輯王郁燕觀察,像台中薩克斯風工廠開班授課,來上課的人以黃金世代為主,為什麼他們特別愛薩克斯風?因為「年輕時聽西洋音樂,薩克斯風迷人的聲音,讓他們難忘。」她說,伹那時通常買不起數萬元的薩克斯風。 他們也熱愛旅遊,但行程必須有主題,看以前沒看過、沒吃過,一輩子必遊一次的,例如極光之旅、阿拉斯加遊輪、品嘗世界米其林餐廳等。 學習商機也是。日本某雜誌社辦的「波士頓三十天自由行」,一趟約新台幣三十二萬元,含語言學校學費等,推出不到兩週,三十個名額搶購一空,顧客多是五、六十歲的家庭主婦,她們是為了一圓海外遊學夢。 懷舊型:聽演唱會喚回美好過去第二種補償武商機,來自「記憶」。 「這種消費,是屬於世代成長經驗,」村田裕之認為,懷舊型消費是指從童年到二十歲左右的文化經驗,從懷念親身的歷經,而衍生出來的消費形態。 「這是喚回體內的事,買回不再有的青春記憶,」許益謙說,因此,江蕙封麥演唱會,全台大瘋狂,一張票要價數干元,搶票搶到全武行;民歌四十演唱會,場場爆滿,觀眾如癡如醉,跟著台上的黃金世代民歌手,唱著記憶裡的歌。 義大利偉士牌機車,去年復刻一九四六年的「九四六」經典機車,今年引進台灣,一輛要價新台幣五十五萬元,限量五十輛,迅速被搶光。 懷舊消費,會有「月暈效應」,意即,小時候覺得只有三分好,長大會變成五分好,這是因為「青春無價」,黃金世代會為了重回美好的過去,願意付出更高代價,這就是產品的「復刻價值」。 「如果能知道黃金世代,二十歲以前的文化背景或社會樣貌,必定有助於理解他們的消費行為。」村田裕之強調:「這就是商機。」 文 賴寧寧 更多懷舊好生意 那些年, 我們一起跳的迪斯可 快找出壓在箱底的高腰喇叭褲,戴上琥珀色超大墨鏡,和2,000人一起熱舞吧!日本最大的迪斯可舞會Prince Disco,每年夏天在東京新高輪格蘭王子大飯店開跳,是通吃紳士、淑女、年輕人的跨世代聚會。 難忘類比音感, 錄音帶逆勢熱賣 還記得B面第5首的那條歌嗎?繼黑膠唱片回溫流行,堅持繼續生產錄音帶的美國國家音訊公司,終於等到錄音帶復甦,去年銷售逾千萬盒,其中7成由音樂公司做成卡帶販售。 (文 吳和懋) |
專訪鄭永年: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倒退呼喚新的國際秩序
從金融危機到希臘債務危機,從歐洲難民潮到恐怖主義肆虐,從英國脫歐公投到特朗普的驚人之語,越來越多的人感知到,世界秩序和全球經濟一樣,正在經歷一輪新的調整和自我修複。與此同時,二戰後不斷加速的全球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制度安排使全球主要經濟體變得愈發密不可分。因此,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斷言將避開新一輪國際秩序調整的裹挾。相反,一些有能力影響國際秩序的國家,紛紛努力讓國際秩序的變化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
在包括難民潮和脫歐等多種新問題出現的過程中,以往的一些秩序遭到了重大挑戰。例如:通過觀察可以發現,英國在宣布將舉行脫歐公投和公投結果出爐之後,很多聲音對歐盟、甚至歐洲文明的存續提出質疑,為脫歐歡呼的英國獨立黨正在獲得民意支持,歐洲的左翼政黨同樣歡欣鼓舞,這些以往很容易被忽略的聲音漸漸清晰了起來。
再比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過去的7年執政期間里,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推進北約東擴,在中東實行戰略收縮,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國際秩序的變化。而多年來美國產業轉移的結果導致了制造業的流失,產業失衡的危機已然顯現,這就對其主動參與秩序調整提出了現實需求。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特朗普重拾貿易保護主義。
《第一財經日報》就近來一些國際秩序的變化和輿論對全球化倒退的擔憂采訪了國際關系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

鄭永年 圖/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
國際秩序永遠在變化
“國際秩序並沒有所謂的歷史的終結,它永遠會有變化,從歷史上看,這樣的變化是必然的。”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早期一些地方性的政體演變成帝國,帝國解體後又變成民族國家,美國逐漸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以國際組織的形式包裝出了國際秩序。
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民主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即西方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
“現在國際上面臨著很多的情況,一方面全球化造就了國際秩序,但也因此出現了很多新的因素。以前會有人說只有商業流動、物的流動,而思想不流動,現在思想在流動,甚至連恐怖主義等各個方面都在流動。”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所以只能說,以前以西方為主體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現在無法對付這些由秩序本身產生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又處於秩序變動之中,那麽不光是恐怖主義的問題,越是地緣政治的變化就越重要。”
鄭永年認為,建立秩序要有能力,不是想書寫規則就能建立秩序,書寫規則容易,但是當各方規則不一時就要求國家要有力量去執行。“現在美國硬要書寫規則,但已經沒有這樣的力量去執行這個規則,甚至沒有力量去維持它以前建立的秩序。”

TPP擱淺不代表全球化終結
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奧巴馬政府對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仍抱希望,但目前多數聲音認為該協定在國會獲批的希望渺茫。民主和共和兩黨總統候選人均明確表示不支持TPP,被高度政治化的TPP更加堪憂。民意方面,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調查顯示47%的民眾不支持自由貿易,超過支持者(45%)。共和黨人對自由貿易尤其不感興趣。
“像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樣的國際組織中,美國和歐洲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國出於與國際接軌的政策加入這個體系以後,在體系中慢慢往上走,美國開始覺得這個體系給了中國很多好處,無法用這個體系制衡中國了,所以美國試圖脫離這些體系去書寫其他的規則,要建立另外的體系,TPP、TTI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系協定》)就是這樣。”鄭永年稱,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希拉里都反對TPP,但TPP夭折並不見得全球化會終結。
“美國和歐洲的內部秩序出了問題,最後導致國際秩序出問題。比如2008年以後世界經濟失衡。所以,並不存在一個抽象的世界經濟,世界經濟失衡主要是每個國家經濟失衡的疊加,現在的國際秩序問題也是由每個國家內部秩序的問題疊加起來的,包括一戰、二戰都是這樣,所以說外交就是內政的延續。”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1989年的華盛頓共識為新自由主義鋪設了路徑,從此,一套倡導貿易自由,釋放市場力量,放松政府管制,打破國家邊界,商品、技術、人員自由流動的社會思潮主導著西方主要經濟體。但是,在移民潮湧現、經濟複蘇乏力等背景下,人們對開放邊界和自由貿易的擔憂開始增加。諾貝爾獎得主、曾擔任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約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近日也發聲,直言對新自由主義的共識已至終結。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在其《紐約時報》專欄中也寫道,不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將會陷入一種暫停和調整當中,他也同意,在過去幾十年里,全球化給美國的工人帶來不小壓力,但全球化給美國帶來的壞處很多是政治選擇,而非必然結果。

中國可以重建規則
“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可能出現崩塌,但是會出現新的全球化,像中國所倡導的‘一帶一路’,可以讓其他很多國家因此成長起來。近代的全球化是英法德在推動,後來是美國。”鄭永年表示,“全球化本身不會消失,另外一種類型全球化的出現要求規則重建,以前的全球化是美國為主導的西方資本推動的一套秩序,以後也許會有不同的規則會出現,現在的問題是,這個新的規則是完全兩套不同的系統,還是說中國來接手過去的那一套系統?”
鄭永年認為,以美國和歐洲為代表的西方秩序的主體正在出現問題,西方輸出的秩序更是在解體,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機會。“以前的管家不行了就換一個管家”,從自由貿易的角度出發,中國完全是可以接手,但針對新情況,在老規則基礎上加一部分新規則,“一種新的秩序形成並不是幾年的事情,包括西方的法治(Rule of Law),都是幾百年的事情,以世紀來算,50年太短。”
鄭永年也同意,西方主導的秩序沒落也為東亞秩序和上世紀80年代由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其他亞洲政治家提出的“亞洲價值觀”提供了更多發展空間。
“東亞的秩序確實跟西方不一樣。像新加坡,中國也是這樣,他們不完全排斥西方的秩序,把西方的有些東西合理地吸收消化進來,但主體就是賢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結合,會有很大的機會。西方的近代崛起也是吸收了很多亞洲價值觀,所以亞洲經過這樣一波全球化,又把西方的東西學來了,把自己的東西整合進去,我覺得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視亞洲價值觀。”
清華大學教授公益扶貧卻被當騙子 呼籲用公益呼喚人心再生
“哎,你們不是騙子吧?”
9月5日,在“2016世界公益慈善論壇•精準扶貧分論壇”上,清華大學教育扶貧協會秘書長、教育扶貧辦公室主任黃麗說,這是她十年前到貴州一個貧困縣去做扶貧工作,當她們介紹到清華大學會免費贈送設備、免費通過衛星網絡的方式傳遞教育資源的時候,當地校長問的第一句話。
清華大學由於有其特殊性,是全國唯一一個可以上星的高等院校。於是,清華大學從2002年就開始思考如何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將學校的教育資源傳播出去,讓老少邊窮地區的基層幹部、中小學師生、醫藥衛生員及農民能夠分享到教育資源。
在這個過程中,清華大學會通過衛星的方式,在地方建立清華大學教育扶貧現代遠程教學站,而這一網絡的建立由清華大學免費贈送設備和教育資源,但要求當地能夠根據教育資源組織幹部、師生和醫藥衛生員來學習。目前,這一網絡通過遠程和面授相結合的模式,已經培訓了基層幹部達到數百萬人次。
考慮到遠程教育有其局限性,畢竟教育更多的需要面對面的眼神交流,心與心的溝通。黃麗提到,清華大學團委、工會共同組織起來將清華大學的師生送到這些貧困地區,在暑假期間義務支教。2006年以後,美國、英國、港澳臺的學生也紛紛加入進來。
多年來的公益扶貧行動,讓黃麗有一些體會。她說,比如,做任何公益事情一定要符合國家的發展戰略,各機構組織要用各自的資源、優勢去做。還有就是,做任何事情一定要符合當地的需求,是人家真心想要的,希望通過合作能夠達到目標。
此外,對於教育機構如何籌集資金做公益的疑問,黃麗回應說,其實不是清華有錢,是清華的師生有心、有愛,這是重要的。當然,15年來的教育扶貧工作也離不開港澳臺、境外慈善家的支持,這開啟了清華和企業攜手做扶貧事業的先河。
至於做公益的原因,黃麗說她清楚的記得,在去青海參加的一次公益活動中,當介紹到清華大學進行教育扶貧,會免費贈送設備、免費通過衛星的方式做培訓的時候,當地青海省的幹部瞪著眼睛反問,為什麽要做這件事情?他們很奇怪,想知道有什麽目的。
黃麗認為,清華大學作為教育機構,承載著培養人的非常重要的任務,真正要做的是如何將知識、資源回饋給社會,共同成長、共同發展。公益本質的背後是誠信,社會需要通過公益呼喚人心的再生。
四家惡性騙補企業被罰:新政呼喚堵漏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12-23/1064233.html
(原標題:四家惡性騙補企業被罰: 新政呼喚堵漏+產業升級)
“這個的處罰還是比較公正客觀的。” 12月20日,工信部在門戶網站公布了對蘇州金龍等四家企業的行政處罰決定後,記者采訪數位車企新能源高管,普遍得到這樣的回應。
12月20日,工信部裝備工業司發布了4家新能源汽車騙補企業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責令其停止生產和銷售問題車型;暫停申報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推薦車型資質,並將問題車型從《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推薦車型目錄》中剔除;責成公司進行為期6個月整改,整改完成後,工信部將對整改情況進行驗收。這四家企業分別是深圳市五洲龍汽車有限公司、金龍聯合汽車工業(蘇州)有限公司、河南少林客車股份有限公司、奇瑞萬達貴州客車股份有限公司。此次處罰共涉及車型11款,共計2616輛。
今年9月份,隨著新能源騙補事件調查的深入,業內流傳的一份《國內新能源汽車制造企業騙補和違規謀補匯總表》(下稱《匯總表》)引爆了汽車圈。財政部等四部委共調查了93家企業,這份名單顯示72家涉騙補,其中上汽集團、北汽集團、一汽、東風、比亞迪、奇瑞、吉利等國內主流車企幾乎全部涉及。
此後,如何處理我國新能源汽車“騙補”事件,成為業內外關註的重點。
12月20日工信部裝備工業司還發布了《嚴懲新能源汽車騙補行為 規範產業發展秩序》的公告。公告指出,在對我國新能源汽車進行整頓的同時,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等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主管部門調整補貼政策,加強監督,進一步完善產業發展政策環境。調整財政補貼政策。
“新能源補貼政策,真正做到公正客觀,在填補騙補漏洞的同時,促進產業升級,還有待於新的新能源補貼政策的出臺。”一位車企負責人表示。
“有牌無車”全部被罰
此次被懲罰的車企主要是涉及“有牌無車”的4家企業。其中對騙補情節最為嚴重的蘇州吉姆西給予“取消整車生產資質”的處罰。這是國家自實施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管理制度以來,第一家被取消生產資質的企業。
“有牌無車”是最明顯的騙補行為。之前,在《匯總表》中,金龍聯合汽車工業(蘇州)有限公司,涉及車輛1683輛,金額51921萬元;蘇州吉姆西客車制造有限公司,涉及金額26156萬元;河南少林客車股份有限公司,涉及252輛,金額7560萬元;深圳市五洲龍汽車有限公司,涉及154輛,金額5574萬元;奇瑞萬達貴州客車股份有限公司,涉及327輛9810萬元等。
而此次處罰,上述五家企業中有四家企業再次涉及。
客車企業之所以有機可乘,大都利用上牌過程中的“潛規則”。
很多地區的客車特別是公交上牌,都形成這樣一個慣例。比如,某公交公司買了100輛公交車,但100輛公交車不可能全部開到車管所上牌,所以,一般僅需要象征性開幾輛過去,而這就很容易讓企業找到漏洞,車尚未生產出來,但牌照已經上好了,再憑借上牌的數量,去申報補貼。
從上述幾家騙補“巨頭”的騙補車輛數量和金額可以算出,平均一輛客車僅國家補貼部分就高達30萬到50萬。實際上,之前國家的補貼標準是8米以下補30萬,8米以上補50萬,另外地方配套再與國家按照1:1進行補貼,一輛超過8米的車,到手100萬元補貼是行業普遍標準。
“客車企業補貼金融巨大,這也是客車企業為獲得補貼不惜鋌而走險的主要原因。”某企業高管認為。
中間地帶未罰但啟動堵漏
除了有牌無車,之前《匯總表》還涉及了有車缺電、標示不符、關聯方及經銷商閑置等請款,不過,此次處罰對象中並不涉及。
“新能源汽車還在成長的過程中,也不能因為騙補,而不給企業模式探索的空間。”某新能源汽車企業高管認為,這也是為什麽之前大家爭議比較大的幾種騙補行為,並不在此次的名單中。
如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匯總表》中康迪汽車涉及14353輛有車缺電,這也將吉利汽車騙補頂到了風口浪尖。
不過,這實際上是由康迪的運營模式決定的。因為康迪采用的是電池租賃模式,一輛車要配備雙份電池,所以在向國家申報時申報的是雙份電池的容量,但實際使用中,只需要一份,而另一份則主要放置在充/放電站及租賃場站等。
之後,財政部駐寧波專員已經向財政部遞交了《關於對浙江吉利汽車有限公司14353輛電動汽車“有車缺電”情況的說明》(下稱《說明》)。
還有關聯交易閑置問題。在采訪中,有企業相關人員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一些企業關聯交易是迫不得已的行為,為了推動新能源汽車的運營模式探究,不得不成立關聯公司去推廣運營。”如吉利旗下就有“曹操專車”,而上汽集團旗下有evcard和e享天開,都是分時租賃公司,之前,奇瑞也與易道合作,成立子公司進行分時租賃模式的探索,而廣汽、北汽等,也在醞釀分時租賃。
堵漏與產業升級同樣重要
“調查騙補的根本目的是要防止企業 作弊 ,而此次罰款也給新能源行業的不當競爭者以警告。”某車企新能源相關負責人認為。
在公布對騙補企業懲罰的同時,工信部裝備工業司發布《嚴懲新能源汽車騙補行為 規範產業發展秩序》的公告,表示將進一步加強監督管理,並通過進一步完善機制,規範產業發展秩序。針對專項核查中暴露出的部分車型補貼標準過高、企業過度依賴補貼政策、享受補貼的新能源汽車產品技術性能偏低、部分車輛實際使用率偏低等問題,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四部委在征求相關企業和第三方機構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了調整完善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的方案。
一是在保持2016-2020年補貼政策總體穩定的前提下,適當調整客車和專用車補貼方法,提高技術門檻,鼓勵技術進步,設置中央和地方補貼上限,防止出現地方配套補貼標準過高現象。二是改進補貼資金撥付方式,從2016年起,新能源汽車購置補貼資金由事前撥付改為事後清算,加強對各地資金申請報告審核和推廣情況核查。三是結合產業發展和技術進步情況,適當提高推薦目錄車型要求,建立動態調整機制,充分發揮補貼政策扶優扶強的導向作用。
實際上,針對騙補,國家也推出了相應的措施來堵漏。如與去年先申報拿補貼,年底再根據實際銷量多退少補不同,2016年開始,企業先賣車,車上牌後,還要將運營數據上報,然後再根據上報數據核對,核對好以後再發放補貼。
“流程改變後, 騙補 肯定會有所減少;同時也可以規避 騙補 五大類別 一刀切 ,對處於騙補邊界地帶的認定更準確。”上述車企新能源相關負責人認為。
但流程的改變,並不可能做到完全沒有空間,而從根本上治理騙補,是個系統工程。
也有車企高管認為,補貼發放的目的是支持產業進步,所以,除了根據續航里程來補貼,還要對新能源汽車的品質有所限定,比如對車輛安全性、可靠性等,都要有所要求,從而使沒有能力造車而打著新能源幌子騙補的企業,主動淘汰。
而乘用車市場,正在醞釀“補貼+積分制”的補貼政策,車企平均油耗越低,新能源汽車賣得越多,積分越高,積分可以變現成為車企的利潤,而真正市場化以後,低水平的新能源汽車,是得不到消費者認可的,騙補也就無從下手。
樓市呼喚長效機制,房地產稅有望加快落地
冷清—火爆—冷卻,僅僅兩年多時間,樓市就經歷了如此“打擺子”周期,擺脫這樣的反複,建立房地產發展的長效機制再度提上議程。
告別“打擺子”,呼喚長效機制
2016年12月16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表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分析,過去的房地產調控更多是短期政策,所以經常因為經濟走勢不同而出現波動,長效機制意味著房地產市場發展不能只靠一時的應急調控政策,關鍵是需要完善長期制度建設,房地產稅等長效政策有望加快落地。
“‘剎車’不能踩太久,光靠需求側調控也遠遠不夠。”萬科總裁郁亮近期在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說,房地產業要實現長期健康發展,關鍵在於利用踩“剎車”後的寶貴時機,建立長效機制、增加有效供給。

房地產調控關鍵還是要治本,也就是要建立起制度框架,包括土地、投融資、住房以及稅收制度等 第一財經記者高育文攝
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也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就是“打擺子”式的,“之前大家還擔心冰火兩重天,冰這邊的壓力太大,好多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去庫存壓力那麽大,沒想到才幾個月迅速火熱起來,一線城市和二線熱點城市房價快速上漲,各地政府迫不得已,不斷推出各種限購限貸措施,這種‘打擺子’式的表現,再次說明我們前幾年說的多輪調控主要是治標,而非有效治本。”
他認為,過去的調控都是簡單的調節,光講政策的話,放寬就是取消限購限貸,收緊就是恢複限購限貸。“這種治標的方式根本不夠用,關鍵還是要治本,也就是要建立起制度框架,包括土地、投融資、住房以及稅收制度等。”
這其中,房地產稅討論多年,關註度一直很高。雖然早在上海和重慶展開局部試點,但房地產稅推進過程一直“雷聲大雨點小”。有專家認為,房地產稅推廣在技術方面不存在問題,主要障礙在於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
“放眼看去,世界上稍微現代的經濟體,都建立起了住房保有環節的稅收制度,中國這個坎遲早要過的,那麽早一點考慮,爭取不那麽滯後,這也是一個應有的選擇。”賈康說,房地產稅不是“定海神針”,一招決定全局,但它是制度建設中的一個必選項。
不過,房地產的長效機制並不僅僅只有房地產稅,尤其是如果沒有其他相應的制度改革做配套,那麽房地產稅所起到的作用將十分有限。
張大偉說,房地產稅如果稅率過低,很可能難以覆蓋征稅成本。稅率過高,將影響房地產行業的發展。房地產稅未來是用來取代地方土地出讓金減少後的地方稅源,在房地產依然是經濟重要支撐的情況下,如何推進更需綜合考量。
他認為,房地產稅是新增實際收稅的稅種,在實際交易中並不能促進增加新供應。雖然短期可能影響部分投資者拋出房源,但如果不解決投資只能依賴房產、新建住宅供應少於需求的話,房地產稅依然會被轉嫁給買房者支付。此外,征收房地產稅帶來的持有環節的成本提高,也極有可能通過轉嫁給租房者、或者其他途徑規避掉。
賈康也認為,加快房地產稅立法推進改革,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房地產稅應該把房地產有關所有的稅費放在一起做一個系統的優化。而且必須得到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投融資制度改革的呼應。
增加有效供給
這其中,土地供應制度改革亦十分關鍵。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落實人地掛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閑置和低效用地。
當前,由於土地在地區之間的供需錯配,導致部分一二線城市土地供應不足,房價高速上漲。而大部分三四線城市土地供應過剩,庫存高企,即使現在不再增加土地供應,多年都不能消化完,存在土地浪費、效率低下等問題。

全國房地產商會主席顧雲昌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目前我國房地產存在的問題是供給側的問題,也就是供給側方面的土地供需錯位。2008年以來,在我國的城鎮化建設中,土地的城鎮化和人口的城鎮化出現了扭曲,土地城鎮化使大量中小城市周圍的農田變成了城市建設用地,而人口城鎮化使大量的人口從農村來到中小城市,走向現代化大城市,也就是土地的供應和人口的流向是相反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沒有更多的土地供應甚至是無地供應,但人還在流入。
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建立起人地掛鉤的制度。廈門市房地產中介行業協會副會長王崎對第一財經表示,未來在土地供應方面,一二線熱點城市的土地紅線應當適當放寬,把周圍的三四線城市的土地指標轉移到一二線熱點城市。這樣在滿足一二線城市發展需要的同時,也能促進三四線城市的集約化發展。
王崎說,像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和廈門、南京這些二線熱點城市,他們發展農業的附加值本來就不高,還不如在城市之間進行合理分工,讓這些地方努力發展好城市經濟,讓以農業為主的地方努力發展好農業。
“現在大中城市蓋樓,最大問題是土地供應量不足。表面上看,這些城市能用於開發建設的土地確實很少了,但往深里分析,也與土地供應制度有關。”郁亮說。
現行《土地管理法》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因此,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在出讓、租賃時是受到限制的,不能與國有建設用地同等入市。於是,就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土地制度。改革這種土地制度的呼聲早已有之。
郁亮分析,過去城市發展起步階段,土地強制收儲、政府“一個口子”供地的方式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在目前,存量土地漸成主流,征收拆遷成本大幅提高,“地拆不動,就供不出來”。他建議,我國可以探索建立土地市場多元化供應制度,允許讓有土地一方根據規則跟買地的人談、讓市場主體自行談判交易,從而提高存量土地流轉效率、快速增加有效供給。
據新華社報道,土地管理法修改已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全國人大環資委指出,現行土地管理制度特別是農村土地管理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問題日益顯現,表現為土地征收制度不完善,宅基地用益物權難落實,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不健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不能與國有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同價同權等。為此,多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議案,建議修改土地管理法。目前,國土資源部已形成了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初稿。
此外,房地產的長效機制還應包括城市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未來必須促進房地產投資盈利模式轉變,由短線投機的方向引導到長線投資的合理方向,使經營模式由單一的“只售不租”變為“租售並舉”,這也是長效機制的一個重要方向。
郁亮認為,在商品房市場外,應大力發展租賃市場,為新市民提供更多可承受的住房;借助軌道交通,加快建設既有產業功能又有居住功能、既宜居又宜業的衛星城和城市群,從而疏散核心城區人口,並為大量新市民家庭提供符合其收入水平的購房定居機會。
綜藝市場呼喚“差異化” 肯訊發力體育綜藝獲數億融資
隨著娛樂綜藝同質化日益嚴重,給一些選擇做差異化綜藝內容的公司留出發展空間。
近日,肯訊傳媒宣布,已經完成數億元A輪融資。處在風口的娛樂內容產業獲得融資並不稀奇,但這家公司發力體育綜藝卻在同質化嚴重的綜藝市場異軍突起,迅速獲得市場青睞並獲得融資,事實上,除了肯訊,去年年底,在軍旅題材綜藝、影視劇等差異化內容上有較好表現的上象娛樂也獲得了上億元A輪融資。
近年來,隨著資本日趨理性,即便是在娛樂產業也出現了不少融資難的公司,但是如果能夠以差異化優質內容切入市場,成功獲得資本市場青睞往往是大概率事件,足見整個娛樂內容日益龐大的今天,對優質差異化內容渴求依舊強烈。

綜藝產業同質化、過度依賴娛樂明星
綜藝市場正在快速發展,大有追趕影視劇市場的發展步伐。2016年我國綜藝節目產量再創新高,數量預計超過400檔。目前綜藝節目在主要衛視的編排占比已有超過電視劇的趨勢。除此之外,視頻網站自制內容的火爆也推動了網絡綜藝市場的發展,中投顧問產業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指出,網絡綜藝2020年市場規模有望超過57億元,而在2015年僅有10億元左右。足見綜藝市場的火爆程度。
然而,火爆背後卻也暗藏危機,同質化嚴重,對娛樂明星的過度依賴成為綜藝節目市場目前兩大困境。
雖然去年市場上有400檔綜藝節目,數量比前年翻了一倍,但是題材卻依舊匱乏。近兩年來,在繼全民選秀、明星競賽類等多番綜藝潮流之後,電視綜藝節目又迎來了其以明星真人秀為特征的綜藝“娛樂化”時代。SMG東方衛視中心獨立制片人曲清向記者感嘆,身為綜藝節目制片人,幾乎每天都會一些綜藝方案,但基本上都是要靠娛樂明星來火的,內容大都是讓娛樂明星做飯、跑步、唱歌之類的。
內容同質化就帶來另一個問題,過度依賴明星,導致明星的出場費水漲創高,大量制作費要花在明星身上,從而又導致真正用於制作的費用很少,節目制作水平偏低。業內流傳這樣的報價單,《奔跑吧兄弟》中隊長鄧超的出場費不低於1000萬,蔡依林擔任《中國正在聽》評委的酬勞高達4600萬,50億影帝黃渤在《極限挑戰》中的綜藝首秀價為4800萬,而功夫巨星李連傑則曾收到某綜藝節目約6000萬的片酬邀請。
健康的明星片酬跟制作費的比例是五比五,而現在一般是七比三,甚至高達八比二。也就是說,一檔綜藝節目制作費中八成給了明星。這種狀況長此以往必將阻礙我國綜藝節目制作水平的提升,因此業內開始渴望綜藝節目能夠有更多創新、並且可以不用依賴明星,甚至可以啟用素人。
體育綜藝異軍突起
正是在這個情況下,張迅投入到了與主流綜藝內容形成差異的體育綜藝中,由於多年在體育節目中摸爬滾打,積累了大量體育資源,對體育內容的本質也格外了解。張迅向記者表示,體育與綜藝結合不僅僅是一種差異化,其本身具有兩大特點足以吸引觀眾,首先,體育本身的競技性很具有看點,目前市場上大量綜藝節目不管是歌唱秀還是戶外撕名牌,其傳遞出的信息除了情感就是競技,競技是很吸引人的,而體育天生就存在很強的競技性,體育綜藝可以將競技進一步強化。
其次,體育綜藝傳達出的情感更真實,甚至就是真實的情感。張迅認為,體育賽場上更容易表達出人的真實情感,因此體育只要能夠和綜藝模式適當結合,就會產出受歡迎的綜藝內容。
張迅的想法也獲得了初期實踐的證明,肯訊傳媒作為體育類綜藝節目《來吧冠軍》的聯合出品方,該節目由賈乃亮、Ella(she成員)、麥迪、李娜、卡卡、孫楊、林丹等文體明星聯袂獻演,自2016年4月份開播後,平均收視率高達1.4%,成為市場上唯一一檔收視率超過1.0%的體育綜藝節目。張迅表示,此次融資完成後,下一步的計劃是推出《來吧冠軍》第二季,2/3的項目會更換,並且加入舉重、射箭這些有奧運金牌的項目。此外,還將不斷創造新的頂端體育綜藝節目IP,籌備另一檔大型的體育綜藝節目,具體細節仍在落實中。
張迅表示:“過去沒有節目能夠把體育和綜藝那麽好地融合在一塊,要麽太過體育,要麽太過綜藝、太過娛樂,從這個角度看,《來吧冠軍》開辟了國內體育綜藝的一個先河,說它是這個領域的頭部IP並不為過。”
除了肯訊傳媒發力的體育綜藝外,上象娛樂通過發力軍旅題材的綜藝內容也獲得市場認可,其制作的軍旅題材綜藝《真正男子漢2》連續多周蟬聯全國周五收視率第一名。上象娛樂也在去年年底獲得了約1億元的A輪融資,此外,上象娛樂方面透露,將在年內啟動B輪融資,預計今年集團將實現盈利近億元。足見差異化的文娛內容正在異軍突起,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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