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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鄭永年：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倒退呼喚新的國際秩序

從金融危機到希臘債務危機，從歐洲難民潮到恐怖主義肆虐，從英國脫歐公投到特朗普的驚人之語，越來越多的人感知到，世界秩序和全球經濟一樣，正在經歷一輪新的調整和自我修複。與此同時，二戰後不斷加速的全球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制度安排使全球主要經濟體變得愈發密不可分。因此，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斷言將避開新一輪國際秩序調整的裹挾。相反，一些有能力影響國際秩序的國家，紛紛努力讓國際秩序的變化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

在包括難民潮和脫歐等多種新問題出現的過程中，以往的一些秩序遭到了重大挑戰。例如：通過觀察可以發現，英國在宣布將舉行脫歐公投和公投結果出爐之後，很多聲音對歐盟、甚至歐洲文明的存續提出質疑，為脫歐歡呼的英國獨立黨正在獲得民意支持，歐洲的左翼政黨同樣歡欣鼓舞，這些以往很容易被忽略的聲音漸漸清晰了起來。

再比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過去的7年執政期間里，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推進北約東擴，在中東實行戰略收縮，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國際秩序的變化。而多年來美國產業轉移的結果導致了制造業的流失，產業失衡的危機已然顯現，這就對其主動參與秩序調整提出了現實需求。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特朗普重拾貿易保護主義。

《第一財經日報》就近來一些國際秩序的變化和輿論對全球化倒退的擔憂采訪了國際關系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

鄭永年       圖/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

國際秩序永遠在變化

“國際秩序並沒有所謂的歷史的終結，它永遠會有變化，從歷史上看，這樣的變化是必然的。”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早期一些地方性的政體演變成帝國，帝國解體後又變成民族國家，美國逐漸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以國際組織的形式包裝出了國際秩序。

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民主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即西方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

“現在國際上面臨著很多的情況，一方面全球化造就了國際秩序，但也因此出現了很多新的因素。以前會有人說只有商業流動、物的流動，而思想不流動，現在思想在流動，甚至連恐怖主義等各個方面都在流動。”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所以只能說，以前以西方為主體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現在無法對付這些由秩序本身產生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又處於秩序變動之中，那麽不光是恐怖主義的問題，越是地緣政治的變化就越重要。”

鄭永年認為，建立秩序要有能力，不是想書寫規則就能建立秩序，書寫規則容易，但是當各方規則不一時就要求國家要有力量去執行。“現在美國硬要書寫規則，但已經沒有這樣的力量去執行這個規則，甚至沒有力量去維持它以前建立的秩序。”

TPP擱淺不代表全球化終結

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奧巴馬政府對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仍抱希望，但目前多數聲音認為該協定在國會獲批的希望渺茫。民主和共和兩黨總統候選人均明確表示不支持TPP，被高度政治化的TPP更加堪憂。民意方面，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調查顯示47%的民眾不支持自由貿易，超過支持者（45%）。共和黨人對自由貿易尤其不感興趣。

“像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樣的國際組織中，美國和歐洲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國出於與國際接軌的政策加入這個體系以後，在體系中慢慢往上走，美國開始覺得這個體系給了中國很多好處，無法用這個體系制衡中國了，所以美國試圖脫離這些體系去書寫其他的規則，要建立另外的體系，TPP、TTI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系協定》）就是這樣。”鄭永年稱，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希拉里都反對TPP，但TPP夭折並不見得全球化會終結。

“美國和歐洲的內部秩序出了問題，最後導致國際秩序出問題。比如2008年以後世界經濟失衡。所以，並不存在一個抽象的世界經濟，世界經濟失衡主要是每個國家經濟失衡的疊加，現在的國際秩序問題也是由每個國家內部秩序的問題疊加起來的，包括一戰、二戰都是這樣，所以說外交就是內政的延續。”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1989年的華盛頓共識為新自由主義鋪設了路徑，從此，一套倡導貿易自由，釋放市場力量，放松政府管制，打破國家邊界，商品、技術、人員自由流動的社會思潮主導著西方主要經濟體。但是，在移民潮湧現、經濟複蘇乏力等背景下，人們對開放邊界和自由貿易的擔憂開始增加。諾貝爾獎得主、曾擔任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約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近日也發聲，直言對新自由主義的共識已至終結。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在其《紐約時報》專欄中也寫道，不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將會陷入一種暫停和調整當中，他也同意，在過去幾十年里，全球化給美國的工人帶來不小壓力，但全球化給美國帶來的壞處很多是政治選擇，而非必然結果。

中國可以重建規則

“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可能出現崩塌，但是會出現新的全球化，像中國所倡導的‘一帶一路’，可以讓其他很多國家因此成長起來。近代的全球化是英法德在推動，後來是美國。”鄭永年表示，“全球化本身不會消失，另外一種類型全球化的出現要求規則重建，以前的全球化是美國為主導的西方資本推動的一套秩序，以後也許會有不同的規則會出現，現在的問題是，這個新的規則是完全兩套不同的系統，還是說中國來接手過去的那一套系統？”

鄭永年認為，以美國和歐洲為代表的西方秩序的主體正在出現問題，西方輸出的秩序更是在解體，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機會。“以前的管家不行了就換一個管家”，從自由貿易的角度出發，中國完全是可以接手，但針對新情況，在老規則基礎上加一部分新規則，“一種新的秩序形成並不是幾年的事情，包括西方的法治（Rule of Law），都是幾百年的事情，以世紀來算，50年太短。”

鄭永年也同意，西方主導的秩序沒落也為東亞秩序和上世紀80年代由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其他亞洲政治家提出的“亞洲價值觀”提供了更多發展空間。

“東亞的秩序確實跟西方不一樣。像新加坡，中國也是這樣，他們不完全排斥西方的秩序，把西方的有些東西合理地吸收消化進來，但主體就是賢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結合，會有很大的機會。西方的近代崛起也是吸收了很多亞洲價值觀，所以亞洲經過這樣一波全球化，又把西方的東西學來了，把自己的東西整合進去，我覺得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視亞洲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