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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金飯碗”美國成“冷飯”：美公務員占比創新低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80229

古人早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說法。公務員是時下中國千軍萬馬競逐的“金飯碗”，而最新數據顯示，美國的公務員就業比例卻跌入了本世紀最低谷，全球兩大經濟體形成鮮明對比。 就在幾天前，也就是上周五公布今年2月美國非農報告後，《紐約時報》的首席金融記者Floyd Norris特別提到，就業遠超預期的2月報告還有個遺憾之處：美國的公務員人數僅占全國就業者總人數的15.9%，這是2001年以來最低比例。 和五年前相比，美國的公務員隊伍減少了將近100萬人。更嚴重的是，在政府用工減少的同時，美國國內還有數百萬有能力找到工作的失業在家。 不過，Norris還看到了一線希望，他預計這種公共部門就業下滑的勢頭可能要走到盡頭。今年2月，美國政府用工增長1.3萬人，比去年3月少9000人。 所以，Norris預計，可能這個月美國公務員人數就會出現同比增長。 西半球美國的專家還在為國內公務員越來越少擔心，東半球中國的公務員熱已經邁上新臺階。 今天的《中國經營報》報道稱，“中國第一考”——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已由1994年的4400人增至2014年的152萬人，20年間漲了344倍。錄取比例也由1994年的9∶1，提高至2014年的77∶1。 耐人尋味的是，今年2月，《光明日報》刊發一篇名為《關於公務員工資的10個問題》的文章，以十個問題的形式為廣大公務員“抱不平”，文章主要提出以下十個觀點： 1、過去10年公務員工資沒漲過，從2003到2013，公務員工資原地踏步。 2、公務員熱高燒不退跟公務員工資關系不大。 3、公務員沒有“隱性福利”。 4、一些外企、央企甚至私企不僅職工工資較高，而且有業績提成，年終獎幾萬元、幾十萬元。公務員則是死工資，沒有年終獎。 5、退休金高的公務員相當有限。 6、公務員的住房福利早已取消。 7、公務員從事複雜工作，工資理應比農民工高。 8、公務員是“整個社會創造經濟價值的必要保障”。 9、“很多政府部門工作任務非常繁重，公務員加班加點還沒有加班費的情況普遍存在”。 10、大多數公務員是“優秀人才甚至是拔尖人才”。

公務員加薪的方案 張化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c88c400101peea.html
現在，大家都說，公務員工資太低，應該加薪。前幾天，某報紙說，副廳級幹部夫妻倆每個月各5000元收入都不到，但是，要花3000元請保姆。云云。

鑑於現在生活費用高漲，我認為確實需要加薪。但是，老百姓已經不堪重負。而且，老百姓的收入更低。怎麼辦？天上能夠掉餡餅嗎？

鄙人有一計獻上：考慮到公務員的產出（即，對社會的貢獻）那麼低（有人說是負數，我不敢苟同），所以，現實可行的辦法是勸退大批公務員，同時大幅減少行政干預，提高公務員的勞動生產率。這樣，才能騰出空間給公務員加薪。否則，加薪的薪從何而來？

深圳樓市成交量暴跌近半 公務員拋盤佔三分之一 世德散人

http://xueqiu.com/6355936297/29634685
2014/06/11 06:46 來源：新華報業網-揚子晚報

深圳樓市「紅五月」泡湯　　傳統「紅5月」的樓市成交慘淡,以降價和大幅優惠為核心的相關廣告詞彙充斥於深圳各家樓盤。一方面地方政府陷入「救市疑雲」,一方面持幣購房的「剛需」則在冷眼觀望。

　　頭腦清醒的地產商已意識到危機正在逼近,已開始部署戰略退卻。在市場陷入低迷時,個人投資者最先感受到寒意。

　　除此深圳樓市除了烏云密佈外,有關住宅空置率至少85%傳聞喧囂之上。業內流傳的一份報告稱,深圳約有950萬套住房,但供電局統計中交電費的僅有250萬戶左右。也就是說,房屋空置率達到近四分之三。

　　深圳五月新房成交量暴跌近5成

　　「最近我一直接到房產中介的電話,不是叫你看房,就是問你有沒有興趣投資商舖。」深圳市王小姐說道,類似這種事情並不是個案。

　　深圳炒房者感受到樓市寒意的逼近,在深圳有數十套房子的鄧先生也按捺不住,開始拋售自己手上的房子,「最近市場不好,樓市一直在降溫,我不如賣了商品房買商舖,投資回報率高一些。」鄧先生表示。

　　往年被業內稱為「紅五月」的這段時期,並沒有進入旺季,樓市和土地市場表現均較為平淡。據深圳市規土委公佈統計數據顯示,5月份深圳一手住宅成交套數為2547套,同比跌48.8%,環比降13.2%,但成交均價從容,23981元/平方米,環比穩漲1.1%。因市場整體環境欠佳,除福田外,各區成交量均明顯下滑。

　　二手房市場則出現大量拋盤現象,即使有大幅降價出售成交也不理想。5月深圳市二手房成交套數為4758套,成交面積為39.8萬平方米,相比4月下跌8.4%,與去年同期相比則大跌24.99%。

　　據中原研究中心監測,全市188個樓盤樣本成交均價為29829元/平方米,相比上個月下降0.4個百分點。

　　美聯地產中介告訴21世紀網;「現在大量公務身份的業主拋盤,拋出房源大約佔到了二手樓盤的三分之一,另外企業主近期也在市場上大量拋盤。」

　　在利率方面,5月以來,房地產信貸收緊態勢在央行「喊話」後較上月並沒緩解,反而商業貸款的優惠利率逐漸減少,利率普遍走高。

　　融360最新報告顯示,深圳27家銀行中,目前最低利率是匯豐銀行的9折利率,其次是招商銀行的9.8折利率,匯豐銀行規定貸款額在150萬以上才可以享受利率9折優惠,100萬至150萬隻能拿到9.5折。同樣的情況還出現在建行、工行及農行,其利率浮動與貸款額度、貸款方式掛鉤。廣州銀行、杭州銀行、光大銀行、平安銀行和上海銀行等五家銀行暫停了房貸業務。

　　近日,萬科董秘譚華傑在機構組織的一次電話會議上表示,5月是市場接近底部的狀態,6月是市場能否復甦的關鍵時間段。

　　深圳住宅空置率至少85%?

　　房價的漲跌與房屋的空置率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而房屋空置率是衡量房地產市場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標,房地產泡沫必然伴隨高空置率。

　　近期,有人士通過深圳的實際用電戶除以存量房建築面積,推算出了深圳住宅空置率至少85%,雖然數字的準確度有待商榷,但這樣的推算結果卻是讓人大跌眼鏡。國際上通行的空置率,是指某一時刻空置房屋面積佔房屋總面積的比率,商品房空置率在5%至10%之間為合理區;空置率在10%至20%之間為空置危險區;空置率在20%以上為商品房嚴重積壓區。照這個數據來看,深圳樓市已在危險的區域內。

　　中原地產深圳公司副總經理賀曉麗告訴21世紀網:「寫字樓的空置率在20%以上就屬於危險區域。住宅則很難得出完美答案,因為居住的功能性不同,有的為了學位房、有的則為了交通便利,但一般樓盤在3年交盤後空置率低於50%就屬於危險範圍。」

　　但如何計算空置率,業界歷來存在爭議。除了計算實際用電量,也有通過用水量、看亮燈率來計算的,早在2011年,就有深圳大學的學生,歷時半年調查121個樓盤的4.1萬套住宅,通過查水表算出,深圳一手樓空置率達到43%。

　　此後,有媒體記者前往深圳各大新興住宅區以燈亮情況來判斷空置率,稱龍崗片區八成空置率,後海片區六成空置率,龍華、阪田的空置率更是高達八成。

　　北京聯大應用文理學院城市科學系主任張景秋曾表示,查兩次水表調查間隔兩個月,其間正值炎熱的夏季,如果有常住戶的話,其用電量應該較大。因此假定,如果兩個月內某住宅用電量在10度以內,就可以認定該住宅為空置。

　　但深圳大量的農民房給空置率的計算帶來困難,深圳樓市在全國來說非常獨特,在已有的住宅存量中,只有大約25%是真正意義上的商品房。剩下的75%,絕大多數是違法建築(小產權房),此外還有部分安居房、單位集資房、軍產房和村子建設的統建樓,這部分的面積每年都在變化,不利於監測與計算。

　　另外,深圳一些違法建築(小產權房)則會出現一戶電表後面有十幾戶同時用電的現象,所以以電表判斷空置率有一定侷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空置率達到60%以上的信息,得到了眾多業內人士在微博、微信上的競相轉載,他們認為,這或表明,深圳也開始進入消化存量房的階段,也就是說,「一線城市」房價相對堅挺的說法或許站不住腳。

公務員手機的“保密”難題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405

“因為工作崗位的保密要求高，我的加密手機配得比別的部門早。在別的職能部門，一般只有局級幹部才能配手機。”

在涉密部門和人員的範圍沒有嚴格限定的當下，哪些公務員的工作真正涉密、公務員手機里的哪些信息需要用加密服務來保護，都需要認真甄別。

在中國，目前的保密通信更多地依托於傳統的安全通信渠道，而不是借助於開放的公共手機網絡。

四千滬官換加密手機

酷派集團上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員最近兩個月以來，一直忙著給上海一些黨政系統的幹部進行手機的培訓和技術咨詢。

培訓內容，與“加密手機”有關。酷派集團上海分公司總經理項飛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他們最近向上海的黨政軍系統售出了4000臺加密手機。

2014年8月13日，上海媒體《新聞晨報》報道稱，“因近期蘋果手機頻頻曝出的信息漏洞，上海不少機關公務員開始更換國產加密手機來規避信息泄露的風險。”

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一些部門官員已經換上了加密手機。不過，副處級幹部秦翔（化名）還沒輪到，他至今還用著自己的舊手機。“上海人大是在用加密手機，但決策跟人大無關，是市里相關部門同意的。”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一名7月份更換加密手機的上海公務員對媒體表示，因工作原因，他經常會接觸到一些政府內部文件，以及經濟領域的敏感數據，“如果我的手機被竊聽，或者是內存數據能通過後臺被盜取，一旦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可能就會泄密，對方甚至可以窺探政府內部人士變動和政策走向，從而制定應對措施。”

這些加密手機的網絡運營商是中國電信。上海電信政企客戶部首席經理虞琦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稱，三大運營商中，目前只有中國電信提供加密通信服務。

項飛介紹，2014年5月28日，中國電信、酷派手機會同上海黨政軍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召開了一個主題為“加強手機加密”的溝通會。

“我們進行了宣講，讓這些官員進一步了解到在新環境下洋手機品牌的安全隱患，以及國內新的加密技術。”項飛說，在那次會議之後，上海一些黨政部門表現出明顯興趣，批量的訂單開始湧向電信運營商和手機廠商。

7月，蘋果公司承認，該公司員工可以通過一項未公開的技術獲取iPhone用戶的短信、通訊錄和照片等個人數據，此事加重iPhone用戶對手機泄密的擔憂，多位信息安全專家呼籲黨政機關、重要行業企業人士不應用iPhone手機。

當月，加密手機在上海的黨政軍系統火了。項飛說，“最近這兩個月，我們的工作人員每周都要跑上海的黨政部門。加密手機培訓一周一次，技術顧問一周三次。”

出現在媒體報道中的加密手機，外觀和普通手機無異，只有撥打電話時才顯示出與眾不同——打電話時，屏幕上除綠色撥號鍵外，還有一個紅色加密鍵，點擊就可進入加密通話模式。當有加密電話打來時，手機屏幕上也會彈出一個紅色提示按鍵，里面有“加密”二字，點擊後就可進入加密通話模式。“兩個電話撥打時有密匙，來保證兩個相互撥打的電話沒辦法被監聽。”

酷派通過電郵發給南方周末記者的信息稱，該品牌加密手機具備三大功能：防個人位置跟蹤，防微信短信等被竊取，可阻止微信讀取手機聯系人名單、短信記錄以及通話記錄、位置信息等；防電話竊聽；溝通國家保密局保密認證，啟動保密通信後，全網杜絕被竊聽可能性。

在國家商用密碼管理辦公室的官方網站上，國家密碼管理局商用密碼檢測中心2013年11月8日發布了《通過密碼檢測的中國電信SJT1001加密手機系統語音加密終端產品目錄》。該目錄顯示，有酷派、華為、海信等品牌的22款手機通過了相關密碼檢測。

南方周末記者註意到，已有10款品牌的加密手機的證書過期。

誰該用加密手機

“我個人認為，加密手機在公務員系統的大批量的推廣會是一個趨勢。”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這些年中國經濟、科技領域的信息泄露比較多，對國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早就該推行加密手機了。

公務員用加密手機，無疑是為了保密，哪些部門公務員會接觸到涉密信息呢？

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官方資料發現，從公安、組織、紀檢到水利、電力、勞動、環保、國土部門，再到海洋、石油、檔案、民航、教育、民政、審計、稅務、衛生等部門，幾乎所有黨政部門都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密法》，印發了相關文件，認定各自領域工作中都有屬於國家秘密的工作內容並確定了密級。

例如，在民政部和國家保密局下發的《民政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範圍的規定》中，“民政部門掌握的國家或軍事主管部門尚未公開的建國以來歷次戰爭中傷、殘、亡的總人數”和“有關部門為犧牲的特殊人員申請批準烈士的情況”等信息，都屬於機密級的國家秘密。

此外，各部門除了國家秘密外，還有一些不能對外公開的“工作秘密和內部事項”，例如《紀檢監察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範圍的規定》就規定，“領導的住址、電話號碼、車號”都屬於要保密的內容。

檢視現行各部門保密文件可以發現，完全不“涉密”的部門基本沒有。在涉密部門和人員的範圍沒有嚴格限定的當下，哪些公務員的工作真正涉密、公務員手機里的哪些信息需要用公款購買的加密服務來保護，都需要認真甄別。

現實操作中，公務員所在的部門和級別，往往是重要考慮因素。上海市政府中，已有約10個職能部門用上了加密手機，特別是一些對保密工作要求較高的部門如國資委，很早就開辦了加密業務。

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認為，有保密需要的部門一定級別的領導應該換，因為涉密會議經常開，確實有必要配加密手機，“像組織部門研究人事、發改委研究規劃等，都有較高的保密需要。”

“因為工作崗位的保密要求高，我的加密手機配得比別的部門早。在別的職能部門，一般只有局級幹部才能配手機。”上海市委一名副處級官員透露。

上海電信政企客戶部首席經理虞琦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中國電信的加密通訊業務主要是針對一些政企單位、軍隊，包括比較敏感的航空航天或者軍工企業。目前，上海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和市政協四大班子的大部分公務員都已經在用加密手機。

項飛認為，加密手機的配備，“和官員級別的關系不大，主要是根據崗位的性質，有些崗位涉密的工作比較多，會更加註意保密。”

他介紹，現在上海公務員使用的酷派加密手機，在研發過程中未和政府部門合作。一名接近國家保密局的人則透露，該加密手機並未使用更高級別的軍用加密技術，也不屬於軍用保密無線通信網絡內的通信終端，主要用於商業，批量投產、公開售賣。

保密通信較少借助手機網絡

手機加密的話題引起了很多公務員的興趣，也令一些官員感受複雜。

“有的官員本來已經準備買蘋果和三星手機的，現在也不敢買了，萬一以後不能用，買了也是白買。現在，我也在猶豫，如果現在的手機壞了，或者說國家有這樣的政策出來，我肯定也會選擇一個國產加密手機。”葉青說。

事實上，在保密手機成為熱點話題之前，地方普通公務員在手機選擇上，和公眾並無差異。

“我現在有一個蘋果，有一個三星。”湖北一名地級市紀委書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葉青也用的是三星手機。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買手機時國外品牌手機的安全問題並未暴露，身邊的官員目前大多還是用蘋果和三星手機。

上述兩名廳官雖然都在敏感部門，但並未發現手機信息被竊取或出現泄密的情況。大多數時候，他們在使用手機時的煩惱主要來自各種抽獎、廣告等垃圾信息。

南方周末記者接觸到的一些省部級官員，普遍對手機的安全問題比較重視。一名接近中央高層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國家領導人一般不用手機。

事實上，在中國，目前的保密通信更多地依托於傳統的安全通信渠道，而不是借助於開放的公共手機網絡。

葉青所在的湖北省統計局，平時工作中非常註意保密，“審計部門在開會時，規定參會者要把手機放在會議室外面”。葉青說，一是能保密，審計部門的會議經常會涉及一些關鍵數據；二是可以讓官員不玩手機。

葉青所在的審計部門，有專門的保密電腦用來處理重要的文字和文件，重要的處室都會配備這種電腦，“所有上網的電腦都可能被破解，電腦不上網是最簡單的保密方法”。

上述地市級紀委書記介紹，紀檢部門平時是外網和內網分開。內網用於處理紀檢部門的公務，與互聯網隔絕，外網可以上互聯網，為了防止泄密，嚴禁一臺電腦兩網同時用。山西省紀委辦公廳一名官員也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該委也有同樣的規定。

廣州市公安局一名警員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也稱，公安系統的保密措施做得很好，手機泄密的情況不太可能發生。這些保密措施包括，辦公室的電腦不能插U盤和數據線、禁用路由器、上外網要用專門的辦公網線等等。

南方周末記者查閱大量官方資料，並未找到公務員手機泄密案件。不過，公安部門一名警員提醒，手機泄密案件肯定有，“可能案件本身也涉密，一般不對社會公開”。

上海、廣東、河南、湖北、重慶等地均有警方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目前公安系統在處理公務時，較為普遍使用的是具有保密功能的警務通。

誰為“保密”埋單

在上海，被加密手機生產和銷售廠家認定為潛在用戶的黨政部門公務員人數在15萬左右。

酷派上海分公司總經理項飛介紹，上海公務員所使用的酷派加密手機目前市場價為1990元。今年年底，上海可能會有5萬黨政幹部成為加密手機用戶。據此估算，銷售商今年將有近億元的銷售額。

上海公務員使用的加密手機由誰埋單？項飛說，“雖然是單位統一預定，但錢還得公務員自己出。”

葉青也認為，“采用單位團購方式，廠商相應降點價，我想公務員應該也可以接受。”

不過，上海媒體《新聞晨報》曾報道稱，“吉先生是機關工作人員，上周，他剛領到一部單位發放的加密手機。”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市委一名副處級官員稱其使用的加密手機是單位集中購買、統一下發的。

在上述接近國家保密局的人士看來，即使由政府埋單，也無可厚非。“政府部門要求員工保密，就應該給予相應的保密經費，涉密人員本來就有保密費。因此，政府采購保密設備應該由政府支出。”

一旦手機列入保密設備，由政府經費支持，另一些問題隨之出現：保密手機應該如何使用，哪些秘密信息能通過手機傳播，以及如何避免工作手機保密功能用於個人私密目的。

一位觀察人士認為，一些官員對手機保密的興趣高，也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嫌疑。官員的手機里，除了可能存在的涉密信息外，包括領導電話、社會關系資源和個人短信郵件等個人隱私信息，一些腐敗官員甚至還有一些公款吃喝、行賄受賄及與情人的曖昧短信等信息不希望被發現。

7月28日，中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處長方文碧透露，在中央紀委宣布對安徽省政協副主席韓先聰立案調查的當天，“他的手機信息顯示，當天他有兩場飯局，中午晚上各一次”。

竹立家認為，“加密手機除了能把工作領域的機密加密，還會把一些公務員貪腐甚至出軌的證據也加密，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如果要真正推廣加密手機，政策還需要進一步細化。什麽人用加密手機什麽人不用，要區分；什麽信息需要加密什麽信息不加密，也要區分。

在5月28日上海電信、酷派和黨政部門舉辦的溝通會上，一位參會人士註意到，參會的官員在現場沒有就手機安全的技術提出疑問。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加密手機的外觀和使用是否流暢，另外，“對加密手機的支付功能需求也比較強烈”。

60年來，中國公務員怎樣發工資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619

新中國成立以來，公務員工資管理的權限經歷了高度集權到有限分權，再到分權的過程，2006年工資改革再度將工資管理權限集中在中央政府。

公務員工資改革陷入央地關系的怪圈：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

該不該給公務員漲工資？這個話題始終處在公共輿論熱點，又始終說不清楚。在停滯八年之後，最新一輪的公務員薪酬改革也已經箭在弦上，但新的爭議也再次出現。

另一邊廂，2013年國家公務員考試中，仍有138萬人爭奪12901個職位（競爭比例約為107∶1），其中最熱門職位競爭比例高達9411∶1。也就是說，即便最近的“八項規定”等擠出了一部分公務員的額外收入，可它依然還是個誘人的金飯碗。

中國的公務員工資制度正在陷入一個各方不滿的怪圈：合理的公務員漲薪也可能引起民眾的“拍磚”，人事部門長期壓制工資增長又會引發公務員的不滿，還會導致地方政府變相給員工漲工資。

筆者過去六年的跟蹤研究發現，公務員工資管理一大癥結在於中央地方關系。新中國成立以來，公務員工資管理的權限經歷了高度集權到有限分權，再到分權的過程，而2006年工資改革再度將工資管理權限集中在中央政府。

集權的1956年工資制度

1956年工資制度是最集權的。全國幹部適用同一張工資表，分為三十個工資等級，同一級別的幹部收入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全國一共分為十一個工資區。當時的幹部平均工資高於全社會平均工資。

第一個工資制度的出臺是在1956年。

之前，為了鞏固政權，中央政府集中精力處理解放戰爭後的一些相關事宜，經濟建設的權限就交給地方政府。問題隨之而來，人才流失問題在當時非常突出。許多又紅又專的幹部選擇留在地方政府工作，有些為了照顧家庭從中央政府轉到地方政府，有些因為地方政府可以讓幹部們創新地開展工作。不過，新中國成立後幾年，中央政府開始有意識地逐步收權，提高中央權威，1956年的工資制度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此時的工資制度是最集權的。當時全國的幹部適用同一張工資表。這張工資表中，政府的雇員被分為三十個工資等級，工資一至三級是給最高級的領導幹部（比如主席、總理、副總理等）。同一工資級別的幹部的收入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全國一共分為十一個工資區。新疆等地的幹部收入就比其他地方高。

一張工資表，對人事幹部來說是再省事不過了。不過，負面效應也層出不窮，人事管理官員無法應付不同的情況。地方上想出不少方法補償，比如提供房屋、托兒所、理發室和食堂等。諸如此類的方法變相地侵蝕了正式工資制度的效力。看起來中央政府對工資管理事項有絕對的權威，事實上地方的執行卻脫離正常的軌道。

值得註意的是，工資管理與財政管理的關系極為緊密。如果地方政府對財政支出擁有極大的支配權，可能會將一部分公共資源用於改善職工的福利。1956年之後30年的工資制度雖然是集中管理機制，但伴隨著財政管理權限多次的變遷——分權和集權交替進行，工資制度的實際執行也出現多次的波動。

總的來說，當時的幹部平均工資高於全社會平均工資，而幹部實際收入與自己的努力和承擔的責任關系不大，與所在機構、所在地區的財政汲取能力卻有很大的關系。盡管在一張工資表下，這一時期的地方幹部工資分配已經出現差異，當然，嚴重程度上還是遠遠趕不上後來。

有限分權的1985年工資制

雖然有限分權，當時社會上的平均主義還是占上風，因此地方政府在工資管理方面的創新也極其少，“下海”和人才流失問題逐步凸顯。

1980年代的旋律主要是放權。

就工資的分權管理而言，這個階段國家領導人提出的政府機構改革起到了重要鋪墊作用。當時一些領導人認為，中國政府要減員三分之一，地方政府要減員更多，認為在減員基礎上建立一個有效的幹部工資制度對吸納人才極為重要。這些說法現在是常識，當時剛經歷“文革”，還是很受抵制。因此，一些開明領導人對幹部體制改革及工資改革的支持的重要性不能低估。

改革開放初期，中央政府還批準了數次幹部提薪。盡管這些計劃有很多阻力、政府的財政赤字也因此擴大，工資改革的思路卻已奠定下來。

1985年的工資制度與1956年的截然不同，采納的是結構工資制（沿用至今）。也就是，我們無法簡單根據一個幹部的工資級別來判斷其工資收入水平。工資分為多個單元，每個單元承擔不同的功能。比如1985年的工資分為基礎工資、職務工資、工齡津貼、獎勵工資。基礎工資是希望能大體維持工作人員的基本生活費用，而工齡津貼則是反映一個幹部參加工作的年限。

1985年也明確了工資分級管理權限。當時的工資改革文件稱，“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機關行政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職務工資標準，由國家統一規定。省轄市、行署、縣、鄉國家機關行政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職務工資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在不超過本方案附發的省轄市、行署、縣、鄉國家機關行政人員職務工資標準和國家安排的工資增長指標範圍內制定”。

之所以稱之有限分權就在於中央政府對於工資、獎金、津貼等有原則性的規定。而工資管理（包括確定職務工資），各部門和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權。

盡管是有限分權，但當時社會上平均主義還是占上風。因此，地方政府在工資管理方面的創新也極其少，“下海”和人才流失問題逐步凸顯。

逐步發育壯大的私營部門實施靈活的工資政策，工資水平與市場基本相匹配。當時民間有說法是“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這種所謂的“腦體倒掛”與公共部門工資制度僵化有關。1980年代中，鄧小平在深圳河畔的一個小漁村問當地一戶農民收入，女兒鄧榕怕他聽不見，就大聲講：“老爺子，比你工資還高呢。”

1993年工資制：繼續分權，地區津貼出世

地區附加津貼成為地方工資分權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也讓公務員工資管理陷入各種批評。比如“自肥”，一些重要部門有各種額外收入，成為公務員津貼的來源。

八年之後，進一步分權的1993年工資制度在國家推行《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的背景下出臺了。“腦體倒掛”現象因為新增的“地區津貼制度”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但也誘發了更大的負面效應，為之後長達十余年工資管理混亂埋下伏筆。

1991年，時任人事部部長趙東宛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國光聯合主持“工資改革理論研究研討組”，這個課題組的調研意見影響了1993年工資改革。小組的研究報告提出，適當的工資分權管理將會提高公務員隊伍的工作效率，有利於人才的吸納以及公務員隊伍的精簡。

課題組還提出一個工資指數，這個指數與當地的通貨膨脹率、財政收入的增長率以及國有企業的增長率相掛鉤，讓地方政府在調整當地公務員薪酬時有所依據。這個思路與當前許多發達經濟體所做的薪酬調查是相當接近的。遺憾的是，這個工資指數沒有被采納。

1993年工資改革的序言提到“防止高定級別、高套職務工資等現象發生”。這是此前工資制度集權或有限分權的遺留問題——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工資標準與當地的生活水平若有極大的脫節，地方政府就想方設法通過高定級別、高套職務工資來滿足當地公務員一些合理（也包括不合理）的要求。

地方的訴求在1993年工資改革中得到了回應，出臺了地區津貼制度。

地區津貼又分為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和地區附加津貼。艱苦邊遠地區津貼主要適用於一些特殊地區，實施過程中爭議不大。而地區附加津貼是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費用支出等因素來定，同時還要考慮公務員工資水平與企業職工工資水平的差距，一開始就被賦予極重的任務。要試圖彌補中央所定工資與地方實際生活水平的差距，還要彌補當地公務員工資水平與其他企業工資水平的差距。

功能繁重的地區附加津貼成為地方工資分權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也讓公務員工資管理陷入各種批評。1993年工資改革的文件明確寫明，地區附加津貼的細則在1994年適當時候出臺。迄今為止，這個諾言沒有實現。當時的人事部部長宋德福曾經在多個場合解釋細則未出臺的原因，歸結起來主要是經驗和人力不足。

工資分權管理後，地方政府及用人單位可以靈活運用地區附加津貼來調整本地區和本單位的工資，也可以在人事管理方面有所創新，比如深圳政府就曾在人事管理方面有一定的創新，不過，工資“雙重不平衡”的問題依然難以解決，高級人才的薪水遠低於企業同類員工的水平，低技能公務員收入卻高於企業同類員工。

與此同時，地區附加津貼展現了巨大的負面效應，成為“自肥”工具。一些重要部門有各種額外收入，其中一部分就成為津貼的來源。地區津貼與當地生活成本、工資差距關系不大，完全取決於政府部門的汲取能力。

重新集權的2006年工資制

各種批評下，2006年工資改革進行全面的中央收權。財政部的綜合司還加掛了一塊牌子，“清理規範津貼補貼辦公室”。

結果，2006年工資改革的重要目標就定在了“規範津補貼”上。2006年工資改革文件開宗明義提出：“努力解決當前公務員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突出矛盾，逐步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促進公務員隊伍建設，促進黨風廉政建設。”

各地公務員工資收入差別很大。即使是省內，公務員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很大，2001年廣東有關部門做了官方的工資水平調查，發現深圳市的科員或者東莞市的科長的工資水平比大多數其他地方的處長還高。

亂發津補貼則與腐敗有很大的關系。許多部門以權謀私，盡管最終不是部門首長獨占私利，而是全局員工一起分享“收入”。政府的掠奪行為與公共服務背道而馳。

各種批評下，2006年工資改革進行全面的中央收權。財政部的綜合司還加掛了一塊牌子，“清理規範津貼補貼辦公室”。許多與此相關的工作中，紀委和監察部門也參與其中，他們的目標是像抓廉政建設一樣治理工資和收入分配問題。在此過程中，工資管理出現了一些關鍵詞。比如“陽光工資”“同城同待遇”和“限高、穩中、托低”等。

“陽光工資”意味著所有公務員的工資都是公開透明的，但這個“陽光”主要還是對內。

“同城同待遇”是要求在一個城市工作的公務員，如果職位資歷相同，不論是在財政局工作還是在文化局工作，都應拿到相同的工資。

“限高、穩中、托低”是公務員工資管理中的新詞。限高是封頂一些油水部門的額外收入；“托低”就是增加基層和“清水衙門”公務員的工資；“穩中”則是保持原來分配較合理的部門的工資水平。

規範津補貼的目標在於實現工資管理內部透明化、部門之間和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不能過大。不過，中央政府至今並沒有明確列出相應的標準。

至於中央政府的收權，則主要是通過工資審批權限進行的。按照現行的做法，地方的津補貼標準要根據“下管一級”的辦法報請上級政府審批。也就是縣里的津補貼標準要由市級政府進行審批。

再度集權之後，“雙重不平衡”依舊

各級地方政府需要轉變職能和改善公共服務，而當前的公務員工資集權管理卻是一個重大的障礙。

工資管理權限變遷的背後是財政管理權限的變化。198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逐步獲得財政管理的重要權限，這些權限對地方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好處。許多西方學者認為，將權責和激勵機制解決得很好的中國式財政分權對中國經濟騰飛有重要貢獻。

1994年分稅制實施後，政府的財政收入端趨向集權，支出端則高度分權。地方政府因此有余地設置各類支出的優先順序。在此基礎上，有些地方政府及部門利用津補貼制度變相給公務員漲工資，引發中央政府於2006年重新界定工資管理的權限。

問題在於，再度集權管理後，問題是否得到了解決？

過去六年間，筆者在中部和東部地區做過多輪公務員工資管理調研。總的發現是津貼和補貼的規範程度確實上升了，許多“清水衙門”與“油水部門”的公務員工資已經比較接近甚至拉平。

但是，2008年，筆者卻在某省黨報看到這樣一份有趣的來信，作者是當地地稅部門官員，他認為，陽光工資後收入沒有差別，稅務人員變得懶惰、懈怠，當地政府為了激勵，在完成一定的稅收任務後給予額外的報酬（不一定是貨幣形式）。換句話說，地方政府在用更巧妙的方法增加公務員實際收入。

這樣的情況並非個案。“雙重不平衡”問題，在集權管理之下，並未得到解決。高級和低級的公務員之間的薪酬差距較小，因此高級幹部或者有著居高不下的工資外福利，或者選擇跳槽下海，或者幹脆用各種方法“自肥”。另一方面，低級公務員的實際薪酬仍然有著極大吸引力，公務員考試熱度依然不減即是佐證。

從全球範圍來看，公務員工資管理的權限出現下放的趨勢，重要原因便是“雙重不平衡”——低級別公務員職位的工資比私有部門同類職位高，高技能、高級別職位則比私有部門同類職位低。從公共部門的發展趨勢來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是增加的，而一些技術含量很低的工作可以外包給一些私有部門。一套由中央制定、幾乎不重視當地勞動力市場現狀的工資管理模式是很難處理“雙重不平衡”問題的。因此，許多發達國家要求給基層政府的人事部門放權，各種工資管理創新也在公共部門展開。

為了應對市場經濟的需求，各級地方政府需要轉變職能和改善公共服務。而當前的公務員工資集權管理對政府轉變職能卻是一個重大的障礙。

在分權框架下解決合法性問題

公務員工資陷入中國央地關系的怪圈：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

近年來西方國家政府改革的經驗表明，三項政府改革至關重要。一是財政管理和預算改革；二是官員隊伍內部的組織改造；三是公務員薪酬體系改革。因為公務員薪酬改革極富爭議性，多數國家先著手的是前兩項，不過，一旦薪酬改革失敗，前面改革的成效會大打折扣。

對中國來說，公務員工資改革的重要性，無需贅言。最新的消息是，新一輪公務員薪酬改革正在準備當中，總的目標是“調整工資結構，擴展晉升空間，建立比較機制，實施配套改革”。

從歷史來看，中國公務員工資改革陷入央地關系的怪圈：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

要走出當前的困境，中央地方關系的重塑是必不可少。一些研究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學者早已指出，集權和分權不是一種零和遊戲。分權並不等於削弱中央的權威，在一些操作層面上的分權反而有利於中央政府對全局的控制。

在公務員工資管理事項中，中央政府可以制定工資結構和工資指導原則。更直接的，中央政府可以制定全國和分省的工資總額，地方政府在此約束下再自主決定工資管理具體執行方案。

更重要的是，工資制定的合法性基礎應該在分權的框架下進行解決。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要想民眾對公務員薪酬有一定的認同度，立法機關對工資方案的事前公開的審查是極為重要的，此外還需要進入民意機關的辯論和審核。這樣，公務員獲得相應的薪酬（哪怕是高薪），也有了民意基礎和程序上的公正性。這也是此前工資改革沒有抓住的要害。

（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本版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我考了八次公務員才上。你有故事嗎？”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616

大學四年，向博考過心理咨詢師、秘書、導遊。大四上學期開始，他跑遍湘、黔、川、渝四個省市，考了一整年公務員：兩次國考、三次省考，還有選調生、法院檢察院、司法幹警考試。

2013年上半年的四次考試中，只有第一次國考，向博考進了面試，但最終也失利了。臨近畢業，向博找了份宣傳工作。幹了幾個月，家里人覺得沒前途，於是向博打了辭職報告，拒絕一切人際交往，埋頭繼續考公務員。

“知道”（微信號：nz_zhidao)帶你走近這位考了八次公務員的《我知道》選手向博。

《我知道》八進六的這場淘汰賽，向博成了最忙、壓力最大的選手。一共7盤比賽，他打了4盤。兩盤圍棋，兩盤點球之後，向博最終還是落敗，沒能進入六強，但他沒什麽遺憾，他想的是：“這次大家總算能記住這個名字了吧”。

除了想贏，向博也很在意能不能被人“記住”。初賽時，向博答出了“暖男”，但他普通話不標準，讀成了“luanlan”，全場大笑。節目播出剪掉了這段，他覺得有點遺憾：“剪進去大家可能就記住我了”。

看完電視直播，向博又在網上找視頻重看，特別留意了評論區：沒有人罵，但也沒人誇。他稍有些不滿意，覺得和他第一次考公務員時一樣：緊張、拘束，卻假裝淡定。

參加益智答題節目，秀一下自己，是向博一直以來的夢想。他過去老看別人在電視里答題，發現別人會的題目，他都會。朋友慫恿他上節目，他也一直在找機會。

不過，向博也發現，電視里的選手，不僅能答題，還得有故事可講。他只能對著自己搖頭：太平凡了，沒什麽可以拿出來說的經歷。考了八次公務員後，他終於覺得自己有點與眾不同了：“考公務員的人多，但是一年內考了八次的人，全國也就我一個了吧。”

看完向博的比賽，一個學弟跑來問他：怎麽報名參加第二季《我知道》？向博拿出自己的經驗，反問他：我考了八次公務員才上。你有故事嗎？

中國的考試就是喜歡摳字眼

如果不是同場冠軍肖揚選擇了郭敬明做導師，向博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可能也會選擇郭敬明。上節目之前，朋友們建議他，如果想出名就選郭敬明，郭敬明微博上的三千多萬粉絲會一下記住他，而崔永元只有七百二十萬粉絲。

這個推測，在蘇哲倫一桿清臺的那場比賽得到了應驗。向博註意到，蘇哲倫的微博那個晚上漲了一千多粉絲。

另一方面，崔永元並不擅長“導師提示”，有時候讓選手白白錯失機會。一道答案為“伏尼契手稿”的題目，崔永元給出提示：“第二個字是美國跟中國建交的那個總統，他的第一個字。”選手高磊眼睜睜看著時間耗盡，沒有答對。

郭敬明在一旁著急：“尼，和尚的反義詞，第一個字！”

“崔老師確實很有內涵，郭老師就是直截了當，提示得很有技巧。到了我們這個層次不是說我不知道，只是我沒想起來，你只要把這個字告訴我，我就知道了。”向博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

為了在《我知道》有好成績，向博在比賽前半個月就開始準備，他專門去南方周末官網上做過去的小強填字，每天兩套。但大部分的知識來自過去的積累。

八進六淘汰賽，向博和陳文仕打到點球大戰：每人依次任選3題作答，正確率高者獲勝。前三題，向博和陳文仕各答對兩題，輪到陳文仕劃開一道題：中國最大的一部類書，《大英百科全書》稱之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這是關鍵的一題，誰答對誰就能勝出。

“當時特別希望對手答不出來”，事後向博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陳文仕果然沒有答出，機會交給了向博。“永樂大典。”向博不假思索說出答案。

“最大的叢書是《四庫全書》，最大的類書是《永樂大典》，類書和叢書有區別，這個細節很少有人註意。”向博對這道題印象深刻，跟高考有關，“我當時歷史很厲害，這道題考試的時候錯過。”

另一方面，向博也從這道題看出“中國一切考試的特點”，“就喜歡摳字眼、考倒你、難為人”。

在考試這方面，向博顯然經驗十足，光公務員，他就考了八次。

一年考了八次公務員

向博曾經把所有的的筆試、面試準考證攤開來，拍了張照片放在網上，看過的人都嚇了一跳。公務員面試，主考官也常常以此發問：你為什麽熱衷於考公務員？

向博從沒覺得這是個問題，“如果考進（比如說）地稅局，對女生來說，一輩子可以很安穩、很舒服。對男生來說，成家立業不用愁了。”

想考稅務系統的向博，高中時數學成績卻特別不好。他上數學課總忍不住看課外書。有一次他看王蒙的《蘇聯祭》，數學老師走過來問，王蒙是誰？向博回答，王蒙當過文化部的部長。老師當即訓話：你現在看這個書有用嗎？對你考試有幫助嗎？”

2009年向博高考，數學拖了後腿，高考也考得不怎麽樣。這讓當時的他覺得，毀了。“為什麽會看得那麽重？因為老師說，考上大學就改變命運了，沒有好大學。就沒有好的人生。

大學向博選了會計專業，這是聽從了媽媽的建議，方便以後考公務員。從小到大，他習慣被安排。

大學四年，向博考過心理咨詢師、秘書、導遊。大四上學期開始，他跑遍湘、黔、川、渝四個省市，考了一整年公務員：兩次國考、三次省考，還有選調生、法院檢察院、司法幹警考試。

2013年上半年的四次考試中，只有第一次國考，向博考進了面試，但最終也失利了。臨近畢業，向博在湖南省環境保護廳找了份宣傳方面的工作。幹了幾個月，家里人還是覺得，這沒前途。每天定時定點，向博都會收到爸爸的短信：快回來吧，我再養你一年，考個公務員。

一個月後，向博打了辭職報告，拒絕一切人際交往，埋頭繼續考公務員。

第五次公務員考試是最大的一次打擊。抱著“遊考”的心態，向博報考了重慶大足區地稅局。成績很不錯：筆試第三，面試第三，總分第三。

一共招四個人，向博原本以為是鐵板釘釘的事，沒想到最後栽在了體檢上。體檢他被測出了血壓偏高。從來沒得過高血壓，也沒有家族高血壓病史，24歲的向博有點想不通。他用盡一切辦法補救：去報考的單位當面申訴、給國家公務員考錄司寫信、向重慶市委舉報，求助媒體記者、化名登報。重慶方面最終承認錯誤，但錄取時間已經結束。他只能接著考。

“盡最大的可能利用規則，為我服務”

向博最後考上的是“司法助理”，還沒來得及搞清楚這到底是幹嘛的，反正“有警服穿、又沒有公安辛苦，還是公務員”，他就上了。

向博還在培訓期，沒有正式上崗，他漸漸知道這份工作是幹什麽的了，不僅心理輔導、普法宣傳，還要搞一些人民調解，社區矯正。社區矯正就是那些快刑滿釋放，但是在監獄里面表現得好，可以申請減刑、監外執行，假釋的，保外就醫的，都要在司法局報到，相當於就是監獄的外延。

考上了公務員，“好為人師”的向博開始給人上公考培訓課。他常用自己的經歷鼓勵學生：那都不是事兒。但他從來都沒跟學生講過自己在重慶的遭遇，“不想動搖學生的信心”。

公務員面試有一種題型叫“情景模擬”。向博常常考學生這樣一道題，如果你是城管隊員，現在有一個小販在你的轄區內擺攤設點，違章了，讓你去勸他離開，你怎麽做？

大多數學生會要求對方：必須要這樣做，不然就沒收了。

向博覺得這不對，思想工作不等於說教，不應該把自己當作權威，懂規則的方式是“心理輔導，好好說話，把別人的心靈給打開了，讓他自己把這個事給想通。”

有學生直接問他，公務員考試到底黑不黑？

向博喜歡跟學生打比方，“考公務員和玩打飛機的遊戲一樣”：“一開始有人打一兩百萬都打不過，打到一兩千萬的時候，你就知道遊戲規則了，還會知道利用遊戲規則。”

他要求學生把公務員考試當做一場遊戲，“不要去想黑不黑，遊戲規則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每個人都要學會最大利用規則，為自己服務”。

鐵腕整治公務員的雅加達新市長

2014-12-08  TCW

論種族與宗教，華人與基督教在印尼是少數。但印尼首都雅加達，卻將由一位華人基督徒來統治。他就是剛被印尼總統佐科威，任命為雅加達特區首長的鍾萬學。 今年四十八歲的鍾萬學是客家人，輿論都以客家話「阿學」稱呼他。二○一二年「阿學」和現任總統佐科威，搭檔參選雅加達特區正副首長。佐科威今年當選總統後，遺留的特區首長空缺，就由鍾萬學扶正。 雖然是少數族群，鍾萬學在政壇卻不廣結善緣，而是以強硬聞名。他在雅加達副首長任內，每次上新聞的內容都是「阿學痛斥財務局長」、「阿學打臉公共工程部」。印尼《雅加達郵報》形容鍾萬學「喜怒無常」。和他的搭檔佐科威相比，鍾萬學自稱佐科威是「煞車」，可以控制他的脾氣。 事實上鍾萬學二○一二年擔任雅加達副首長後，就將他和公務員開會實況上傳視頻網站，這是印尼政府的創舉。而這些視頻內容，多是鍾萬學斥責下屬未達績效，揚言再做不好就開除。在一些民眾看來，印尼公務體系腐敗老朽，正需要像鍾萬學這樣的鐵腕來整治，這也讓他人氣因此扶搖直上。 此外，雅加達當地有一家著名夜總會Stadium，歷任首長都沒敢動它。但今年五月鍾萬學卻以該夜總會涉及毒品為由，勒令其關閉。此外他還以妨礙交通為由，逮捕雅加達數千名街頭攤販。他的解釋是：「你想要住得舒服，就得讓一切有秩序。」 雖然鍾萬學以鐵腕出名，但他也不是沒有爭議。二○○四年他進入政壇，是加入「新印尼黨」，當選東勿里洞縣長。二○○九年，他又代表「專業集團黨」當選國會議員。二○一二年他又成為「鬥爭民主黨」雅加達副首長候選人。十年來換了三個黨，被批評者指為缺乏原則。 「不要因為某人的種族或宗教就投票，要看他的成就及清白紀錄。」今年七月，鍾萬學對一群印尼小孩講述民主理念時，曾如此表示。以「治世之能臣」形象聞名的鍾萬學，能讓印尼民眾拋開種族與宗教的偏見，成為雅加達史上第一個華人基督徒首長，這也可算是他的幸運了。

縣以下公務員工資“雙軌制”不升職也加薪

來源: http://www.eeo.com.cn/2014/1228/270817.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降蘊彰 由中組部、人社部等方面推動的新一輪公務員工資改革正在提速。

12月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審議了《關於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的意見》。會議明確，在總結試點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將在全國縣以下機關推行職務與職級並行的公務員晉升制度。

按照中國現行的公務員管理體制，公務員的職務高，相應的級別就高，所享受的工資待遇也高。下一步推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之後，公務員即使得不到職務上的晉升，只要工作突出，也能通過其它途徑提升職級。換句話說，就是在職務晉升之外，基層公務員也可以通過提升職級，來提高自己的工資待遇。

目前中國公務員總數是717.1萬人，其中有60%是在縣級以下政府機關，核算下來，大約有430多萬名基層公務員將從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中獲益。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預計，到明年底，公務員職務職級並行制度有望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他擔憂，如果僅僅提升基層公務員的待遇，將會使學校老師、公立醫院醫生等事業單位一線人員產生不滿情緒，由此帶來一些負面效應。

一名不願署名的人社部專家則表示，在推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之前，必須先完成公務員分類，目前，除了在深圳、上海等少數地區，中國公務員管理基本都采取的是“大一統”模式，沒有什麽類別劃分。下一步，除了要加快公務員分類改革，還需要對《公務員法》進行修訂，並出臺與公務員分類改革相配套的其它政策措施。

“雙軌制”

中國公務員工資由基本工資、津貼補貼組成。官方的說法是，中國公務員基本工資從2006年以來就一直沒有上漲，這已經影響到公務員隊伍、尤其是基層公務員隊伍的工作積極性。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對於公務員漲工資，時任國家公務員局黨組書記的楊士秋就明確表示，現在只是部分公務員擁有灰色收入，存在腐敗現象，不能把限制公務員的灰色收入，與給公務員漲工資混為一談。

前述人社部專家表示，按照職務對應級別來看，現在縣（市）一級的縣（市）委書記、縣（市）長、人大主任、政協主席，都屬於處長級別，縣（市）發改委主任、縣（市）教育局局長等是屬於正科級，再往下，依次為主任科員、副主任科員、科員、辦事員。由於受職務限制，這部分公務員的基本工資偏低，享受的津貼補貼也很有限，而且絕大多數沒有晉升空間。

先在縣（市）級以下機關中推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實際上采取的是較為穩妥的改革，下一步從中獲益最多的，將是在基層工作的科員級別以下的公務員群體。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早在十多年前，就曾提出“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建議。他認為，實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就相當於給公務員增加了一條晉升通道“。這意味著基層公務員晉升機制將由“單軌制”轉變為“雙軌制”，具體來說，就是由過去的職務決定級別，職務決定工資待遇，轉變為由職務、職級兩種途徑，來決定公務員的工資待遇。

對於何時才能實施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前述人社部專家對經濟觀察報的答複是，中央早兩年已經批準在江西省九江市、甘肅省禮縣、廣東佛山南海區等地，開展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試點，但目前取得的經驗還很有限。預計在下一個五年規劃期內，中央將在總結、完善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將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不過，汪玉凱、竹立家等專家均否認了這將是公務員加薪的前奏。前述人社部專家也表示，人社部等方面對整個公務員工資改革基本上還是處於調研階段，短期內主要是提高基層公務員的工資待遇，還有限制公務員工資中名目繁多的各種津貼補貼。

低調試點

據悉，除了中央批準的九江市、禮縣等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試點，在安徽、福建、山東、江蘇、河北、遼寧、上海、深圳等省（市），近些年也都開展了推行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的試點工作，但從整體上看，只有深圳、上海取得的改革經驗和成效較為突出。

經濟觀察報采訪山東、安徽、福建等多省人社部門了解到，現在只是啟動了對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雙軌制“的前期調研，還沒有制定出具體的實施方案。在九江市、禮縣等官方指定的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試點地區，主管部門的官員則刻意保持低調。至於其中緣由，九江縣人事局局長吳文麗認為，“這是一個政策性太強、太敏感的事情”。

前述人社部專家表示，之所以試點進展不多，一方面緣於中組部、人社部等方面沒有出臺具體的政策制度；另一方面，公務員漲工資的話題本身太敏感，怕招致外界強烈的反彈。

竹立家認為，工資改革還涉及到《公務員法》的修改等一系列問題，此外目前在中西部地區的部分縣（市），連正常的公務員工資發放都有難度，實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後，必然會增加支出，由此造成更大的財政負擔。

前述人社部專家分析表示，目前，《公務員法》僅針對綜合管理類公務員的職務進行了明確劃分，並未對行政執法類、專業技術類的公務員職務劃分作出具體規定。深圳、上海兩地之所以在探索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方面走在前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率先開展了公務員分類改革。

早在2010年，經國家公務員局批準，深圳啟動公務員分類改革，將公務員劃分為綜合管理、行政執法、專業技術三大類別。在此基礎上，又對各個類別進行更為細致的劃分。比如，現在深圳的行政執法類公務員共分7個職級，絕大部分在退休前都可以享受到副處以上的工資待遇水平。

上海在2011年開始實施公務員分類改革。目前多數公安機關執法人員在退休時都可享正科級待遇，有的甚至能享受到副處級甚至正處級待遇。

 

拆違建、不跑紅白帖、強制公務員戴識別證??柯Ｐ拋新政 五都市長忙接招

2015-01-12  TCW

懷著改革的雄心壯志入主台北市政府，柯文哲上任才剛滿一周，就迫不及待地拋出種種「新政」。這把改革的大火，能否在全國各地延燒，徹底顛覆台灣固有的政治文化？ 撰文‧鄭閔聲 「如果違建屋主不開門，市政府公務人員不能強制入內檢查怎麼辦？」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北市長柯文哲視察南港區一處發生火警、導致一人喪生的頂樓加蓋違建現場，被媒體問起該如何處理棘手的違建問題時，用一貫不囉唆的語氣回應：「這就是政府太丟臉，該執行公權力時就要執行，如果屋主不給你檢查，一年後卻燒死人，誰要負責？」台北市政府當然不能讓柯文哲丟臉，隔天立即展現效率，在網路上公告二二六戶影響公共安全的違建地址，要求屋主在今年三月二十日前自行處理。柯文哲本人更強調，若違建無法在期限內改善，市府就要動用公權力強制拆除，不管誰來關說都沒有用。 支持》改變台灣政治文化 柯文哲這記鐵腕，不僅獲台北市民高度支持，外縣市民眾與媒體也同樣關注，立即詢問其他地方首長的違建解方。感受壓力的新北市長朱立倫連忙發布數據，強調拆除違建是他每天都在做的事，執行件數也是全國最多；原本沒有列管資料的高雄市，隔天立即公布二四一處頂樓違建出租套房；台中市長林佳龍要求清查歷年違建舉報狀況，並優先拆除危及公安違建；新竹市政府也在一月三日公布二七二處超大違建。 就連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也在隔天的治安會報上提出臨時動議，報告違章建築處理情形，行政院院長毛治國當場責成內政部督導各地方政府拆除違建，並定期公布改善成果。 顯然，柯文哲旋風在選後依舊延續著；他就任後的一舉一動，不僅是關注焦點，更可能在全台各地引發連鎖效應。 「台北市長的媒體效應與曝光度本來就相當可觀，柯文哲對施政效率的要求，必然會對其他地方首長，特別是直轄市長產生壓力。若他能將以人民為尊的價值引進公務體系，很可能為台灣政治文化帶來劇烈改變。」台北大學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陳耀祥這麼觀察。 爭議》像公婆監視媳婦 除了在拆除違建上展現魄力，柯文哲為建立「企業文化」，也對公務體系有一番調整。例如他強制規定市府職員上班時間必須佩掛識別證，以便洽公民眾辨識；也宣布婉拒應酬式的紅白帖聚會，不當跑攤「藝人」，還要一級局處首長除了與家人吃飯，所有應酬行程都須登錄備查；未來還打算對加班費與交通補貼「動刀」，希望提高公務員工作效率。 事實上，柯文哲推出的種種「新政」，有些地方政府早有規範，只是過去未被注意。例如識別證問題，其他五都接受《今周刊》調查時即異口同聲表示，市府當然有規定員工上班時間必須全程配戴識別證，以防民眾遭「假公僕」詐騙。 但相對配戴識別證這種顯而易見的便民措施，柯文哲婉拒出席紅白帖，甚至要求局處首長登錄所有行程，對於台灣既有的政治文化，不啻為一大衝擊。台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就基於「討論」態度對媒體表示，這項作法像是公婆在監視媳婦，如果市長和政務首長沒有信任關係，到最後彼此可能連真話都不能說。 彈性》須兼顧人情義理 其他直轄市長對於「婉拒紅白帖」態度更是相當保留，皆強調絕不容許個人與部屬出席不當飲宴，但認為應適度給予個人空間。 台中市長林佳龍直言，他已要求市府團隊簽署廉能公約，絕不縱容任何不法情事；但紅白帖問題，各縣市有不同情況。高雄市政府也回應，對於「生死大事」，會盡可能兼顧人情義理；登錄局處首長行程可以思考，但哪些屬於合理個人生活範疇，仍待釐清。新北市新聞局長林芥佑表示，市府本就嚴禁不當應酬，但首長個人生活必須尊重。 「民選首長本來就有權在法規允許範圍內，對公務體系採取適當的管理方式；民意，則是首長施政成敗的最終判準。」澄社前社長、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教授周志宏認為，各地方首長對於「政治文化」可能有不同想像，不必然得學習柯文哲作法，一切還是得以民意支持與否為依歸。 「柯文哲目前為止推出的改革措施，大致能符合年輕世代的期待，問題在於該如何落實。」陳耀祥認為，柯文哲能當選，憑的就是人民對「改變」的渴望，只要聽取民意並適度調整，可望有效化解阻力。 無論這場「新文化運動」能否在各地掀起漣漪，進而改變政治在台灣人民心中的負面形象，柯文哲為改變公務體系所做的嘗試，仍值得正面看待。 柯Ｐ拋改革風向球，五都有壓力！—各直轄市政府針對北市新政回應如何處理違建？ 不跑紅白帖、局處首長登錄行程 公務員戴識別證新北市違建拆除是延續性的政策，有重大公安危險的一定立即拆除。2011年即成立「公安聯合稽查小組」，４年內拆除266件影響公安的違建，全國最多本就嚴禁不當應酬，並謹守利益迴避。有利益關係的餐敘往來都必須申報；首長個人生活則必須尊重 已規範桃園市分類、分區、分階段拆除。興建中違建即報即拆，涉及公共安全、影響公眾利益的違建，優先拆除市府團隊成員須以市政及公務優先，避免不必要應酬。要求建立「有公事到辦公室談」的規範 已規範台中市影響公安嚴重者先拆，以新違章建築及100年4月20日後興建的既存違建為主。先限定一個月內自行拆除；未改善裁罰；仍未改善公告封閉使用；最後予以強制拆除 要求市府團隊簽署「廉能公約」，要求不貪不取、不涉足不妥當場所，並要利益迴避，一切依公約與法規辦理，若有發現關說，就依法處置 已規範台南市過去4年均在規範下拆除，最近針對轄內263件「屋頂增建逾1層以上或3.6公尺新違建」發出自行拆除通知，若未於2月24日前改善，將強制拆除要求市府團隊應厲行簡約生活，不浪費公帑、不接受關說，更不能收受賄賂，不必要的應酬當然應避免 已規範高雄市全面檢查有高風險的屋頂套房違建241件，若有頂樓加蓋成三個使用單元以上的違建套房，3月17日起優先拆除要求市府成員避免不必要餐會應酬，更不得前往不適宜場所。然而生死大事，若在不影響公務行程的情況下，會盡可能兼顧人情義理已規範資料來源：各直轄市政府 整理：鄭閔聲

七年級公務員自爆：我那浪費青春的工作

2015-03-23 TCW

曾幾何時，「考公務員」變成年輕人的熱門選項，眾多國立大學畢業生、碩博士生都加入報考行列，讓窄門越來越擠。 據考選部統計，二○○八年金融風暴後，公職報考人數急升，二○一二年甚至逼近八十萬人報考，創歷史新高，其後僅小幅下修；全考科綜合錄取率則在二○一三年創下新低，去年統計尚未出爐。好不容易搶到鐵飯碗，這群年輕人卻並未「從此王子與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本刊採訪十位一九八○年後出生的新世代公務員，他們分布於中央、地方、各部會局處和國營事業等處，從他們眼中，公部門的諸多荒謬，正考驗他們有限的青春，並邀請擅長人事行政與績效管理、曾任台北市府市政顧問的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黃一?，針對亂象提出解方。 亂象1新人做到死，考績就是注定拿乙！解方：考績應依職等高低做分層評比 採訪過程中，許多年輕公務員對新人考績總拿乙一事，感到憤恨不平。 一位在地方政府社會局服務的公務員表示：「現在的公務體系，上面的長官，都是以前大家印象中的公務員，很多陋習無法改過來。反而新人能力比較好，但一開始考績就是乙，大部分都是這樣，雖然新人業務最重，但不管你做得多好，考績都是乙。很多比你老的，明明能力更差，卻拿甲。」 亂象2不適任公務員，免做事照領薪，也拿他沒轍！解方：仿效不適任教師退場制度，研擬公務員退場機制 一位已離開行政院轄下附屬委員會的前公務員認為，現行缺乏不適任公務員退場機制，讓勞逸不均更嚴重。他回憶：「之前有個三十幾歲的人，寒窗苦讀終於考上，但從職前訓練就跟大家互動不好，後來發現他精神狀況異常，會突然到同仁背後大吼或潑水，或尾隨女同仁。」「主管怕如果處分，會被報復或申訴，想說反正他的薪水也不是我出的，就算了。正常來說，那只是職前訓練，可以不要用這個人，結果他們想說，不然調單位，果然，後來他也會騷擾其他人，業務能力也不正常，變成不用做事。他可能一輩子不會升官，但照領錢。」 亂象3長官有交代，聽婉君（網軍）就對了！解方：訂定施政績效計畫與行動方案，並規畫政務官養成體系 一位在中央部會的公務員認為，政府怕挨罵，竟直接明示聽網友意見行政就好， 實在很「瞎」：「之前參加訓練，一個高層顧問，在簡報上寫『現在政府做什麼都會有人罵，所以什麼事都不要想：『我們要做什麼？』而是跟隨有影響力的人，例如柯P或網路名人，他們覺得什麼事情是對的，我們就去做。』你不覺得這樣很瞎嗎？你今天長長久久做好一件事，網友自然看得到，你越是去盲目追隨他們的腳步，越會被罵說你們在搞什麼。」 亂象4新進人員訓練，老鳥教菜鳥作弊取巧！解方：訓練時加強品行、精神狀態等訓練與篩選，減少專業科目，降低分數思維 公務員考上高考後要進行五週基礎訓練，一名在五院服務的公務員認為，訓練已變相為「陋習養成班」。 「我覺得那很像公務員陋習養成班。每一組結訓時，要上台報告，接受其他組提問，結果各小組瞞著考官，先讓要報告的小組知道，其他組會問什麼問題，讓他們去找答案，變成照劇本走，Q&A從頭到尾都是假的。輔導員會教我們這樣做，他們可能是退休的公務員，就我所知幾乎全國都是這樣。（訓練時）我們都在上創意思考課程，結果實際上這麼僵化。」 亂象5工作年復一年，做完也不會有鼓勵！解方：考選時加強性向測驗，選適才而非天才 年輕人低薪，公務員成為大家搶破頭的鐵飯碗，卻有一位曾在新北市政府服務的公務員，因不想「浪費青春」，毅然辭職。 他認為自己的工作可有可無：「工作實在太無聊了，缺乏成就感，事情做完，長官會覺得這是你該做的，不會有鼓勵。我會感覺這件事，是不是我來做都沒差。而且每個活動都辦過了，業務都差不多，年復一年，我覺得天啊！我要在那環境一直待下去，青春就浪費在這裡。趁我還年輕，二十幾歲還可以去看看別的領域。」 亂象6業務很忙，研習淪為打發時間或免費旅遊！解方：研習課程針對單位「客製化」切合需求 目前法令規定，公務人員每年至少需有四十小時以上的研習時數，雖然立意良善，但看在基層人員的眼中，執行卻大有問題。 一位在國立大學服務的公務員透露：「當然學習時數很重要，但大家都有業務要忙，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去累積時數。有人會在網路上數位研習，變成一邊工作，一邊讓課程在螢幕上跑，有點好笑。或例如有些單位會辦兩天一夜研習，就會有一批人每次都會參加，因為那等於旅遊，是不用繳費的。」 亂象7老鳥拗新人做事，倚老賣老說「這是你的事」！解方：遇缺不補，主管積極運用現有工友與技工 一位曾在不同地方政府工作過的公務員觀察，無論在哪，勞逸不均的情況總是很明顯。「新進人員進去，就是撿別人最不想要的工作，其他人相對資深，就可以找輕鬆的工作。通常公務員還好，但老工友或職工，他們通常年資十幾、二十年，知道如何偷懶、刁難新人，會拗說『你幫我做，這是你的業務』，但那根本是他的業務，你把報表交給他，他也只是轉手交給別人，他只須交代別人做事、欺負新人或替代役。」 亂象8民代拚服務，開心到你、苦到公務員！解方：建立與民代聯絡的單一窗口，降低干擾 在十位接受採訪的公務員中，有不只一位受訪者提到民代關切，會影響工作節奏，並產生莫大的壓力。 一位在直轄市社會局工作的公務員認為：「議員都要做選民服務，但他們只是從表象上看到這個人有困難，就會pass到他覺得應該要負責的地方，不管實際狀況如何，我們就會有要回覆的壓力。特別是社工科，他們本來就有要服務的個案，又要應付這種臨時性的交辦事項，非常耗費工作能量。」 診斷》終結勞逸不均，三招打開考績法的結針 對這些亂象，黃一?認為，許多公部門勞逸不均，是「公務人員考績法」這個「結」打住了，要改善可從三方面著手：一，在現行甲、乙、丙等第外，增加優等，讓認真公務員能有被看見、獎勵的機會，否則再努力，頂多和七五％的人一樣拿甲，缺乏向上動力。 二，打考績時，應以職等劃分，做為比較依據，讓資深的公務員與同職等的人相比，新進公務員則與新進公務員相比，打破新進人員拿乙的亂象。 三，應改革數十年來不變、全國一體適用的考績評比項目，讓各機關能針對不能職務，制定評比項目，使項目跟該員工的職能相符，發揮評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