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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打敗對手 先跟他們多學學吧

對初入市場的創業者來說，研究你的競爭對手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看看他們的營收怎樣，他們的薪資水平怎樣，他們如何和供應商打交道，以此來判斷你的競爭優勢是什麼，你可以避免哪些錯誤。

可是很多小企業卻不做這樣的功課。「創業者們常有過於自信的傾向，總會低估他們可從競爭對手那裡學到的東西。」華盛頓大學的高級講師Clifford Holekamp說，「競爭對手讓我們有了免費學習的機會，得以看看創業想法落實到實際操作中是怎樣的。」

下面就是一些你該從競爭對手那裡做的功課：

競爭對手的銷售情況

ReverbNation.com的總經理及聯合創始人Jed Carlson說，瞭解競爭對手的收入情況非常重要，這不僅可以使你對自己的項目有更好的預估，還可使你更好地理解潛在的機會、合作夥伴、需求及威脅等。

如果找不到公開數據怎麼辦?可以從貿易集團、分析師及諮詢公司那裡瞭解到關於你所在行業的一些信息。比如，你可以從某個渠道瞭解到整個市場規模大概是10億美元，從另一個渠道知道了某個公司的市場份額是20%。你就可以計算出這個公司的收入大概是2億美元。

對手的薪資待遇水平

有些信息你可以在網上找到：比如，競爭對手付給員工的薪水。蔡斯科技公司的總經理及聯合創始人Jared Franklin 說：「薪水這塊很重要，你們的招聘條件要在行業裡有吸引力才行。如果我沒有做好這些人力資本支出的計劃和預算，我就不可能在短期內招到最優秀的人才。」

招聘網站提供了大量信息，他說，搜素某個地區的某個職位(比如曼哈頓的電器工程師)，看看競爭對手的招聘條件。

但那不僅僅是工資，Franklin說，比如說競爭對手提供額外的假期而他們沒有，他們在面試的時候就要跟應聘的人講清楚，為其提供多個選擇。

和業內人士面對面交流

你不能從電腦商得到所有信息，和熟悉行業情況的人士面對面交談很重要。盡你最大可能瞭解競爭對手的信息，不管是從他的客戶那裡、供應商那裡還是僱員那裡。

雖然他們不該和你說太多，但有人在電話裡會有很多話要說，因為他們想獲得認同。他們可能會抱怨或講閒話，比如一個供應商會不喜歡他客戶的做事方式。但要注意的一點是和他們打交道要誠懇，不要說謊。

Arch Painting的老闆Joe Giacalone經常參加行業會議和展會，和供應商們有很多接觸。他說：「如果我知道了某個產品我的對手採購了多少，我就能判斷出他們的銷售額或者是他們的長項是什麼。我可以從供應商這裡問問他們的聲譽怎樣。同樣，如果我拿到了或丟掉了某個項目，我會問問原因，看看我們哪裡做得好，競爭對手哪裡做得好。」

有些創業者說他們在面試的時候也可獲得不少信息，有的面試者曾經在競爭對手那裡工作。但他們警告說，不要為了收集信息而搞假招聘，而是好好利用這些機會來瞭解對手的銷量、收入、指標等。

直面競爭對手

當然如果你和競爭對手直接對話也能瞭解到很多信息。比如，Holekamp成立了手足科門診連鎖，他就直接到競爭對手那裡去看他們是怎樣運營的。有時他會匿名去，有時他會說想進入這個行業。令人吃驚的是效果都非常好。

Holekamp也承認有時情況很糟，比如在處方藥這行，如果你隱瞞身份想獲取一些尚未未公開的信息。

當然，如果你很友好，很多同行會樂意和你分享一些經驗什麼的。有的甚至會成為互惠的合作夥伴。

不要捨本逐末

在你做研究時，要注意一些問題。競爭對手的前員工或供應商可能會別有用心。你從貿易協會和招聘網站那得到的信息可能已經過時了。

總之，不要忘了對你最最重要的事是客戶會不會買你的產品，而不是你在市場中的競爭情況。

Headspring LP公司的創始人兼CEO Wells就曾經吃過這方面的虧。1999年時他曾成立過一家公司，通過攝像頭可以讓家長們瞭解孩子們在幼兒園的一舉一動。他之前幾乎沒做過任何研究，他只是訪問了一兩家有同樣商業模式的公司的官網。他在購買了創業所需的設備後，甚至都沒和潛在的客戶聊過。

Wells說：「我們相信對手所理解的成績，但對手失敗了，我們也是。因為做父母的和幼兒園都不想為那樣的服務掏錢。」 （Via WSJ，原作者：BARBARA HAISLIP，翻譯：匙敏）

宸鴻、大立光腰斬　他們照樣重壓

他們　用1/5人力做到好萊塢水準

他們靠一顆螺帽　卡進蘋果供應鏈

他們　做出全球最大人工造浪池

他們的聲音，儘管依然微弱，但已開始在整個體制內外激盪 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我願意

編者按: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彷彿突然之間就成為這個寒冬裡最熱的詞語。

正在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多位官員紛紛表示如果制度實行，便願意公開自己的財產狀況。

從1987年首度提出動議到現在，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的這項制度，歷時20餘年，在29地進行了試點卻始終未能在中國真正推行。

不過，2013年1月22日，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在中紀委會議上強調說，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顯示了堅定的制度反腐決心。

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觀念的進步、新技術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官員們站了出來，對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說：我願意。

他們的聲音，儘管依然微弱，但已開始在整個體制內外激盪。

而對於官員資產問題最敏感的核心——那些無人知道確切數字的存量資產，如何處置始終爭議巨大。其中最大膽但爭議也最大的方案，是「特赦」——以某一時點為準，此後官員財產公開申報，此前官員資產只要退贓甚至只要申報則既往不咎。

特赦是否違法？是否會成為貪官的集體洗白？會不會造成反覆特赦？反對特赦者或認為這明顯有違公平法治，有損人民利益，不應實行；或認為恰恰應在反腐聲浪正高之時推行全面反腐。而贊成特赦者則認為，用一些已經難以追回的損失去換一個更好的制度安排，是值得的代價，只要能從此依法懲治。

類似的難題，曾同樣擺在1970年代的美國、香港與1990年代的日本、韓國面前。因為各國傳統沿格、政治制度與社會土壤均不一樣，每個地方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徑。而最後的結果是，240年前誕生於瑞典的這項制度，迄今已有上百個國家實施。

南方週末特製作本期專題，聚焦官員財產問題。

廳級幹部「曬家產」

「我們一家三口，目前僅有一套房改房，是1998年市紀委分的樓梯房，面積約74平方米，那個位置的二手房市場價格，約每平方米1萬多吧，我不太肯定。2003年之前，我還有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福利房，位於五羊新城，後來以四千多元／平方米賣掉了。」

2013年1月18日，在廣州市「兩會」上，這段袒露家底的陳述，讓廣州市政協副秘書長范松青「一夜成名」。

在當下，「家產」往往是一個官員最敏感的「隱私」。如此坦白道來，讓這位一口濃重湖南鄉音、留著稀疏長發的小個子官員，成為媒體蜂擁尋找、網民爭先喝彩的對象，並被冠以「財產公開第一官」等閃亮頭銜。

其實，范松青並不是真正意義的「第一人」。不過，在南方週末記者所瞭解的個案之中，范是截至目前行政級別最高的一個——副廳級。

對現年58歲、官場生涯已至尾聲的范松青而言，這個頗具英雄主義色彩的舉動，來得有點意外，但也在情理中。

2013年1月18日中午，前去報到參加廣州市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的政協委員范松青，帶上了一份當天才最終定稿的提案——《關於廣州市率先試行公職人員家庭財產申報公開的建議》。

公開官員家庭財產的做法，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兩百多年前發端於瑞典，先後已在上百個國家實施，向來被認為是政府遏制腐敗、保障公眾知情權的有效措施。但在中國，這項制度卻始終並未實行。

其實早在1995年，中央就出台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要求官員向本單位的組織人事部門申報各項個人收入，相關材料再由單位統一上報組織人事部門備案，如不實申報，由黨組織、行政部門或紀檢部門處理。之後十幾年，中央出台過多份新的政策文件，不斷擴大申報群體和事項範疇。

但這些經年累月的申報材料，都是「專人保管」，有關文件對查看這些材料的權限作了詳細規定──只有「黨委組織部門、紀檢監察機關、檢察院」等因工作需要才可調看。

就連參與申報的官員，也普遍認為這是「年復一年的走過場」。這套制度的有效性，也隨這些年腐敗現象的惡化廣受垢弊，因此外界對公開的呼籲聲漸強。

在2007年進入政協之前，范曾在廣州市紀委做了十年的政策研究工作，對此關注已久。他決定今年的提案就做這個，「一方面，十八大之後國家反腐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網上又不斷爆出『表哥』、『房叔』之類的醜聞，我感到官員財產公開已經到了不得不推的時候了。」

剛來到簽到處，這份切中時弊的提案就吸引了一堆記者。有人問，「既然你願意帶頭公佈財產，不如通過報紙做個表率，先公佈一下家庭房產情況。你有幾套房？」

儘管這個問題讓范松青覺得「好犀利」，但他沉默了一會，還是微笑著說出後來四處流傳的那番話。開了這個頭，他在後來的採訪中，索性把自己和妻子的收入等也和盤托出。

范松青不是第一個遇到這種問題的官員，絕大多數官員的回應方式都是「打太極」。但范是個「非典型」官員：他早年當過兵，退伍後從家鄉的公務員崗位上，考進了湖南師範大學政治系，畢業被分配到湖南省零陵地委黨校任教——這算是個安逸的好工作，但他申請調入《零陵報》做記者，並且一干六年，成為當地僅有的三個高級職稱記者之一。後來舉家搬至廣州，他再入仕途，但一直從事的是政策研究類工作。

「在我所從事過的四個職業——士兵、記者、教師和官員，最喜歡的是記者。」眼下，范松青正好把那段記者生涯寫過的文章整理成冊，自費出了本書。當年輕記者把錄音筆伸向他的時候，這段「憶往昔」的情結，也推著他果敢了一把。

1月19日，當范松青因此突然在媒體走紅，他所在的大學同學QQ群裡群情沸騰，大家給他奉上了各種炙烈的褒獎。其中一位現任廣州市某高中校長的同學表態說：「老范做了第一個公開財產的官員，我願意做第一個公開財產的校長。」

這些話讓范松青欣慰不已，他把留言一條條摘錄下來，保存在電腦裡。

「我是無條件的獨立公開」

就在同一天，1600多公里之外、江蘇省宿遷市某縣科技局副局長劉信禮（化名），躺在被窩裡刷微博時，在手機上看到了關於范松青的新聞。

他馬上轉發，並附言「我也願意成為江蘇省宿遷市公務員財產公示第一人」，寫完這句話，重重打上了感嘆號。

在中國的行政級別體系裡，劉處在底端，他是一位副科級幹部。

他所在的縣，本身就是一個官員財產公示的試點地區，不過公示對象只涉及「新提拔為科員級職級」的幹部，公示地點在「縣政府辦公室公示欄」——在全國目前已有的十多個試點地區中，比較普遍的做法是，只對「新任的科級幹部」作要求，而申報和公示的地點要麼就是單位大院，要麼就乾脆只是向組織申報。

這種公示劉並不滿意，他說，「他們在四樓（縣政府辦公室所在樓層）搞，我在三樓都不知道。」

劉選擇了微博作為自己表達公開財產願望的平台。1月20日，劉又在微博上重複表態了好幾次，強調要借此「為清廉幹部正名、與無恥貪官切割」，其中一條微博，被網友轉發了幾千次──這是他開通微博以來，轉發數最多的一條。

自從2011年末省城南京工作的侄子「強烈推薦」他開了微博，一向自認為「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劉信禮，到現在已累計發佈了3.3萬多條微博，平均每天「刷屏」四十多條。他在微博上給自己貼的標籤是「追求真理、拷問真相」。他說，「我開微博就是為了對社會熱點發言，不是為了玩。」他的微博內容，幾乎都是在針砭各種時弊，腐敗自然是關注重點。

讓劉信禮對公開財產如此上心的另一層原因是，他和在當地法院從事經濟審判工作的法官妻子「手腳乾淨」，但妻子的崗位「被人家認為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白白替貪腐幹部背黑鍋」。

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包括范松青在內的一些官員在表態時，都加了上級或組織出台政策之類的前置條件，但自己比之更進一步，倡導的是「無條件的獨立公開」。

不過，第二天早上，他就接到縣裡一位領導的電話，「很客氣，談起微博，提醒要遵守紀律」。劉忙解釋說，自己沒有說違反紀律的話，並請領導親自上微博查看，但對方回覆說「我從來不上微博」。

掛了電話，自覺「不能只表態，沒行動」的劉信禮考慮再三，又發了一條微博——蘇北某縣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夫妻公務員，孩子讀大二。十年前900元每平米購買了一套129.5平米公寓房，最值錢用具是15年前為孩子買的兩萬元珠江牌立式鋼琴……「他說，為了減輕當地壓力，特意隱去了自己所在縣的名稱。很快，他又接到了電話。壓力之下，儘管贏得網友的「一片喝彩」和蜂擁轉發，他最終刪除了這條微博。但連日來，他並沒有停止在微博上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呼籲。

一位體制內的朋友通過留言說了很多讓他感動的話，這個朋友之前買房時曾向他借錢，他沒錢借，後來想到這事心裡總有點彆扭，擔心對方以為他「有錢」。「這下倒也坦蕩了。」他說。

村官、副處與副廳

其實，公開曬家產的官員，最初是從最小的村官開始的——在中國，可以說沒有比村委會主任更小的「官」了，這個職位甚至都不屬於公務員編制範疇。

在南方週末記者所查到的公開資料裡，第一個公開財產的是位「村官」，名叫許坤，他原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白虎頭村的民選村委會主任。

2008年當選村委會主任之後，35歲的許坤帶領村民為土地拆遷糾紛，艱難斗爭了近兩年。正是在此期間，2009年4月，他在網絡論壇發帖說，「帶個頭吧，趁我還是『官』時公佈自己的財產」。

在這個帖子裡，他羅列了包括摩托艇、家電、存摺、戒指、家具等總計四萬元的19項家當。

許坤的用意，除了自證清白，也與當時的土地糾紛訴求有關。當時附在個人財產清單後面的，還有諸多當地的拆遷文件。

不過，此後兩天，許坤就被開除黨籍，一年多後因涉嫌非法經營的罪名被逮捕，後來獲刑四年，現仍在服刑中。他的代理律師鄭建偉稱，雖然獲刑時被指控的情節與此無關，但許坤公佈個人財產等「出格」行為，不排除對此有影響。

這時候，新疆阿勒泰地區試點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正引發全國熱議。迄今為止，阿勒泰的試點都是所有試點中「最徹底的」。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專門的網站，縣處級及以下公務員都必須在網上申報財產狀況，公眾可以隨時查看。這引起了媒體的蜂擁報導，也由此製造了近年裡關於這項制度的一輪小熱潮。

幾乎在同一時期，另一位河南村官也曬出了家當，儘管他與許坤並不相識，也從不知曉許的事情。

這位村官叫侯俊卿，是河南省許昌下轄的長葛市坡胡鎮侯莊村的村委會主任。他在博客上曬出了縣城100平米的房子、存款、電腦、電視等等。

2008年時他為瞭解網絡以幫助兒子戒除網癮時學會了寫博客，過去就喜歡舞文弄墨但罕獲發表的侯俊卿，在博客上找到了「發表」的感覺，幾年下來已寫了近兩千篇博客。

58歲的侯俊卿，不是「刺頭」，而是政府的座上賓。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國有和集體企業裡工作，2008年當選村委會主任。

這一年，由於他積極為河南省人大常委會提供立法建議，被邀去省裡參加新聞發佈會，「和幾位省裡領導坐在一排」。更早之前，他還因為許昌打造旅遊城市建言，被「市裡接去開座談會」。

侯俊卿說，自己的動因，來自「社會調研」──他把平日裡和人們對時事的交流，都視為是自己的社會調研。調研結果是，不論農民、教師、工人，普遍對官場腐敗深惡痛絕。於是，在新聞裡看到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方面的新聞後，他萌生了「帶頭公佈」的念頭。

有了想法後，他在家裡糾結了半個月，「怕領導給穿小鞋」——在小學當老師的妻子一度也不讚成，擔心對自己的考評有「負面影響」。

但決心最後戰勝了顧慮。侯俊卿對自己說，「萬馬奔騰，必有一馬當先，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沒必要斤斤計較於個人得失。」就這樣，他「心一橫」，把寫好的博客貼了出來，他給自己這個行為的價值，定義為「打響基層反腐第一槍」。

在他看來，這和自己過去積極建言人大、政府一樣，是「為國排憂解難、為百姓造福」的一種方式。

「很多粉絲支持我，中國的、外國的都有，還有河南媒體、北京媒體、香港媒體都來找我採訪，」侯俊卿說到這些，頗為興奮。

而且，讓他放心的是，始終沒有有關部門的任何人就此找過他。而妻子的工作，也沒有受影響。

范松青被報導之後，喜歡看報的侯俊卿也第一時間看到了新聞。「心裡非常激動，也為當初的決定自豪，我的付出是值得的。」他說。

這兩位村官，都巧合地出現在當時的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小熱潮中。此後，願意公開的官員一度沉寂。

等到2012年10月時，曬家產的官員級別提升到了「副處級」。

新的主角，是湖南省漢壽縣政法委副書記張天成。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嚴格意義上，我的級別應該叫做『享受副處級待遇』」。

張天成也選擇了微博。在微博上，這位崇尚屈原的基層官員，喜歡抨擊時弊，偶也吟詩作賦。他的微博名「洞庭漁夫」，就取自屈原的《漁父》，在這首詩裡，「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2012年10月29日晚上，在回應一位網友「你敢公開收入麼？呸」的質疑時，他說自己「沒什麼不能見天的」，並承諾週末之前公佈財產，請網友審查，「也給社會吹一絲絲清風」。

第二天一早，張天成一口氣發出八條微博，用一千多字把家庭的基本情況、工資、福利、房產等作了詳細的列舉，甚至把自己受過「嚴重警告」處分的情況也寫了進去。

這是目前為止所有公開曬家產的官員裡，寫得最詳盡的一位。

曬家產的官員在副處級別上並沒有停留多久，很快，不到三個月，范松青又把級別拉高到了「副廳級」。

「守護我的寧靜」

相比較中國數百萬的公務員群體，曬家產的官員名單雖不斷增加，級別不斷上升，卻始終只是寥寥個案，其中兩位村官，甚至都不在公務員編制裡。

這個小小的群體，外在獲得的是公眾巨大的掌聲，內裡卻正承受著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

在1月21日下午的政協分組討論會上，范松青再度談起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話題時，有人揶揄道，「你不動產只有一套，但無形資產很多嘛，你的書現在賣多少錢呀？」這讓范有些尷尬，那本書不過是他二十年前作品的自費結集，明眼人不難看出，並無市場價值可言。

接著又有人問，你一個廳局級幹部，怎麼只有一套房？他只得費力解釋一遍自己這些年有關房子的故事——這些事情，在這些天裡，他已經不知道說了多少遍。

身邊的一些目光和話語，讓范松青坐立不安。「兩會」那幾天，他幾乎謝絕了所有的社交活動，有空就待在房間看媒體報導和網上的評論，有時一天就只吃一頓飯，凌晨一兩點才睡。

好不容易政協會議閉幕回到家，妻子的臉色也不好看了，「你一個局級幹部，七十多平方米的舊樓房，你還好意思曬？」

「兩會」結束後，范松青決定不再接受媒體採訪，他的理由是──「兩會」期間，政協委員的言論是受保護的，「之後再談就不合適了」。

劉信禮這些天則更難過。

在刪掉自己曬財產那條微博的晚上，英語教師出身的他，用英語發了條微博，意思是「未經允許，官員不能向公眾公佈自己的財產」。選擇英語表述的原因是「縮小知曉面」。

不到二十分鐘，妻子單位的領導打來電話，言談中就問起這條微博。這個反應速度讓劉頓時感覺到壓力。幾天之後，他仍接到電話，「老朋友」建議他不要再談論這個話題。

曾被評為「十佳法官」的妻子，也為此和他吵得天翻地覆，說他不想好好過日子了。

劉說，他和妻子的分歧，在於妻子不相信官場腐敗面前個人的力量，但喜歡《基督山伯爵》和《三個火槍手》的自己，「相信世間有俠義，而我要做那個俠義之人」。

更早之前曬了財產的張天成，事後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初時一度張揚試水意義，後來則反覆強調這是「個人行為」。

2013年1月25日，當南方週末記者聯絡張天成時，他強調「自己曬的東西本是私貨」，並不願再多談此事，只希望「守護我的寧靜」。

後有來者

後來者，正在他們的鼓舞下出現。

上海社會主義學院人事處副處長、黨總支書記徐劍鋒，就是躍躍欲試者之一。

搞政治學研究出身的徐劍鋒，十年前就從學術界的討論中開始關注官員財產公示的問題。這些年，他就這個問題，在報刊上發表過「比較尖銳」的文章。

「我也在考慮，2013年適當的時候，在微博上公佈自己的家庭財產。」這位副處級官員說，正在大學學習法律專業的女兒，也對自己很支持。

「現在的年輕人，接觸的信息多，對世界潮流看得很清楚，他們知道什麼是文明和落後。」徐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說，女兒告訴他，不僅你應該公佈，所有官員都應該如此。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人民法院副院長趙耀彤則對這些勇敢者「滿心尊重和羨慕」。他早就想公開家庭財產，尤其是「被人給氣著」的時候。

讓他氣的事情，通常是「看到一些職務比我還低的人，過的那是什麼日子」，以及「被人說，你一個法院副院長，肯定如何如何」。

趙耀彤的職位，級別不高，權力可不小。

「每天都有尋租的機會，不用尋，都是送上門的。」趙耀彤說，先前這些公開家庭財產的官員，大多生活在「清水衙門」裡，可自己不一樣，如果勇敢公佈出來，又有更深層次的價值。

他說這是「大丈夫做事」，倒不在乎自個兒的仕途得失，但妻子的情況卻讓他無比糾結。

趙耀彤的妻子在一個眾所周知的肥缺機關，福利優厚。

「作為家屬，我算是沾了媳婦單位的便宜，卻因為自個公佈家庭財產的主張，把人家單位放在火上烤，那我算什麼人呢？」趙耀彤覺得沒法過道義這一關，知道他想法的友人也因此勸他打消念頭，而妻子已經放話出來，「你公開，就離婚」。

「也許有一天，我會豪氣衝天地上微博捅出來。」趙耀彤並沒有放棄。

像這樣的想法，這樣的議論，越來越多地出現官員們的飯局上。2013年1月25日，廣州一家偏僻餐廳的包房裡，七位多年好友正對此熱烈討論。他們大多都不到40歲，其中有兩位處長，三位副處，一位科級，另外的一位則在2011年離開政府下海經商。

「我們過得太累了，連兄弟吃飯都躲在這裡。誰不想陽光生活？」其中一位副處長說。他們全都願意公開財產，但有趣的是，誰也不願意像那些公開曬家產的人一樣主動站出來——「都怕槍打出頭鳥，但我們都在等那聲號令槍」。

不只是在飯桌上，在各地陸續舉行的「兩會」會場上，也有越來越多的官員不再迴避這個問題。

珠海萬山鎮副鎮長王勝就是其中之一。在比廣州「兩會」稍遲的珠海「兩會」現場，他向現場記者公佈了自己「兩套房、一部車」。

當時，現場記者提出這個問題，同在一個會場的多位官員都以「還沒出台政策」等理由拒絕回答，而王勝選擇了實話實說。

這個水產養殖專業畢業、42歲的書生樣幹部，長期來專心於鑽研自己分管的「漁業」領域，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這個議題並未關心。

他並不認為自己的作答具有「宏大意義」，只是被問起來，就實話實說，無需隱瞞，也不怕查證。在接受採訪時，他也不憚於主動提及過去被紀委約談的經歷──在一次處理漁業糾紛時，一方懷疑他收了好處而舉報，紀委查了自己半個月，沒有發現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王勝幸運地得到了自己領導的寬慰──「不要有思想負擔」，而妻子也沒在意，只是提醒他「注意保護自己」。

王勝遇到的場景，也出現在安徽省「兩會」上，儘管很多官員也是在強調要「等組織統一行動」，但銅陵職業技術學院院長劉晶璘、滁州市琅琊區委書記高懷忠、滁州市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劉茂松、全椒縣委書記盛必龍、懷寧縣教育局副局長陳新等人，都大方地對記者詳細道出收入和家產情況。

毫無疑問，這樣的星星之火，將越來越多。

「這是一個體制內自覺推動政策的行為，」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說，「如果越來越多的官員主動公開了財產，我們離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出台就不遠了。」

「讓他們感覺手裡有了權力」 專訪《美國偶像》創始人西蒙·富勒

觀眾感覺手裡有了權力，熱衷於推介新的明星，樂於成為造星流程裡的一分子，這會給節目帶來更多的激情。

每個歌手拿出最好的表現，每週都有贏家和輸家，整個國家都坐下來，收看，參與，關心，這才是「賽事節目」的典範。

——西蒙·富勒

「我有很多理由感謝西蒙·富勒，其中一個特別的理由我一直記在心中。他介紹我認識了一個年輕的女士，她叫維多利亞·亞當斯，她後來變成了貝克漢姆太太。」2007年，美國《時代》週刊評選「100位影響世界的人」，西蒙·富勒名列其中。大衛·貝克漢姆為他撰寫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西蒙·富勒》。

富勒是曼聯的超級粉絲，貝克漢姆曾是這支球隊的「超級明星」，兩人在1990年代一場曼聯球賽中相識。「你能很直接地感受到他是一位真正的足球迷。我認為足球促使他具備了競爭精神。」貝克漢姆寫道。從那時起，富勒就一直是貝克漢姆的經紀人。在富勒的包裝下，貝克漢姆逐漸從體育跨界到娛樂和時尚圈，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時尚巨星。

富勒擁有電視製作人和明星經紀人雙重身份，他被西方媒體稱為「造星高手」。他有過很多首創，包括一系列「偶像」節目，最知名的是第一個全民投票的歌唱選秀節目《美國偶像》。他也是另一檔舞蹈類「偶像」真人秀《舞林爭霸（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的聯合創始人。

維多利亞所在的「辣妹」組合，也是富勒的造星成果。1996年，富勒碰到了詞曲作者艾略特·肯尼迪，肯尼迪正受音樂製作人赫伯特父子邀請，為一個五人女子演唱組合創作歌曲。這支組合當時還沒有名字，是赫伯特父子1994年在報紙上發佈廣告，從四百多報名者中「海選」來的——這是《美國偶像》「海選」形式最初的靈感來源。

肯尼迪牽線，富勒與女孩們簽約，擔任她們的經紀人。富勒需要給這個組合起個聳動的名字，後來她們就叫「辣妹」。「辣妹」成為富勒創辦的音樂經紀公司「19娛樂」旗下藝人，首支單曲很快由維京唱片發行，第一週便挺進英國唱片排行榜第三位，隨後連續7周保持冠軍，辣妹組合迅速躥紅。

隨後，富勒還為辣妹組合策劃了全球巡演，將她們推向國際樂壇。然而，他的「鐵腕」讓走紅的女孩們一時接受不了，1997年，她們與富勒解約。離開富勒的辣妹組合發展並不順利，很快，維多利亞就回來，找到富勒，與他單獨簽約。在富勒安排之下，維多利亞與貝克漢姆「一見鍾情」。

2001年，富勒在英國創辦了歌唱真人秀節目《流行偶像》，隨後移植美國，成為《美國偶像》，「19娛樂」公司擁有《美國偶像》的版權。2005年，《美國偶像》如日中天，富勒卻以現金加股票的形式，以2億美元將「19娛樂」整體賣給了CKX公司。

「賣出『19娛樂』並不是我頭腦發熱，我仍然有充足的資金。同時，我還能脫手一部分公司業務，可以多出時間想新的創意，做一些我想做的新事情。」富勒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出售公司之後，富勒仍然擔任19娛樂的CEO，坐享股票利潤分成，並同時兼任CKX的創意顧問。在此期間，他參與了對貓王和拳王阿里資產的收購和代理經營。

2010年，在CKX的5年任職到期，富勒組建了新公司「XIX娛樂」。公司的核心業務依舊與造星有關。除了貝克漢姆與維多利亞，與XIX簽約的明星名單不斷擴大，包括F1賽車手路易斯·漢密爾頓、網球運動員安迪·穆雷以及《美國偶像》選出的許多歌手——比如「《美國偶像》歷史上最賺錢的兩名歌手」凱莉·克拉克森、凱莉·安德伍德。「辣妹」也重回富勒門下，成為XIX的簽約藝人。

富勒的新業務還有很多，包括與蘋果iTunes合作，在線銷售簽約歌手的作品。至今，他旗下歌手的作品已經通過了iTunes獲得了1.8億次的付費下載量。

2011年5月，好萊塢星光大道為他舉辦了一場隆重的摘星儀式，西蒙·富勒成為星光大道上第2441位留名者。

在富勒眼裡，《美國偶像》是他職業生涯最常青的成就。「創辦一檔能影響世界的娛樂節目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而它早在12年前就已經實現了。再多的金錢也不能打敗我那個時候經歷的喜悅時刻。」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中國市場對於富勒而言，是下一個「不可預知的挑戰」。「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國家，我喜歡走到娛樂工業的前沿，在這裡，機會是無限的。」富勒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每個人唱歌都是為了要贏」

南方週末：《美國偶像》已經做了12季，為什麼現在才做中國版？

富勒：過去十年，《美國偶像》從世界各地的電視公司接到了太多好生意，但我們一直覺得進入中國時機未到，直到現在。我很興奮，因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偶像」是美國電視上最成功的娛樂節目，當我瞭解中國的文化與人才，我感覺中國人一定會喜歡像「偶像」這種節目裡呈現的所有積極的價值觀。

南方週末：你做《流行偶像》的時候，認為競賽性和競技特性是「偶像」最重要的特點，這個判斷是怎麼形成的？

富勒：我絕對是受到了體育比賽那種激動人心和競技性的影響，我一直都想將這種感覺帶進現場真人秀表演中，每個人唱歌都是為了要贏。我當時想做一台電視節目，能有那種重大賽事的氛圍。

南方週末：如今電視上選秀節目很多，你覺得《美國偶像》與其它選秀節目有什麼不同？

富勒：《美國偶像》是唯一專注於有才華的表演者的選秀節目。《美國偶像》的誠實和正直是其他節目所不具備的。它是這類節目中最老牌的，必須想辦法做出新鮮感，但我們一直非常小心，是為了避免丟掉它的精髓，那就是讓夢想成真，以及製造新一代明星。這一點我們做得比世界上別的節目都要成功。

我們是真正讓夢想成真的節目，有各種類型的歌手賣出多倍白金唱片。我們在音樂、電影、電視和戲劇領域都造出了大明星。

我們把獲勝選手當作真正的藝人，而不只是比賽的贏家，他們與世界上最傑出的藝人一起，由同樣的營銷團隊進行營銷推廣。節目的產業完整性和跟蹤記錄首屈一指。在節目中獲勝非同小可。我們最近的冠軍菲利普·菲利普斯在美國已成為巨星，他首發的兩支單曲銷售量已超過500萬，他的專輯已經賣出一百多萬張。我們的資產還在繼續積累。

南方週末：為什麼《流行偶像》的影響力似乎不及《美國偶像》？

富勒：《流行偶像》在英國非常火。但要做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娛樂節目，一做那麼多年，是很少有人能辦到的。《美國偶像》獲得的好評和全球認可遠遠超過了我在英國做《流行偶像》能得到的，於是我把精力完全轉移到美國，力求全球性的成功。

南方週末：是什麼使《美國偶像》獲得全球範圍突破性的成功？

富勒：很多年前我開創「偶像」節目的時候，還很少有節目能讓觀眾以這樣的互動參與進來。這個節目全在於觀眾與選手的感情牽繫，這種魔力產生了強大的吸引，使節目令人上癮。觀眾關心選手，跟歌手有了感情。他們感覺手裡有了權力，熱衷於推介新的明星，樂於成為造星流程裡的一分子，這給節目帶來更多的激情。我想翻新老氣的選秀節目格式，使它競爭更激烈，更有感染力，更意味深長。現場表演節目，每個歌手如此努力去拿出最好的表現，去贏得比賽，每週都有贏家和輸家，這帶來類似體育競賽的緊張感。這太令人興奮、讓人入迷了，這才是「賽事節目」的典範。整個國家都坐下來，收看，參與，關心。

「她們有權做任何她們想做的決定」

南方週末：你創建了「辣妹」組合，你看中了她們身上的什麼特質？你怎樣策劃、放大那些特質？

富勒：像「辣妹」這樣的組合有她們自身獨特的魅力。她們目標明確、躍躍欲試、志在必得，我所做的就是激勵她們，用我的創意、營銷和眼界，幫助她們夢想成真。我講求真實，會根據她們不同的個性設計不同的造型，有時甚至故意展示她們的缺點，讓她們更真實。

南方週末：有人說你是個獨裁者，你認同這個評價嗎？1997年，「辣妹組合」正值黃金時期，卻宣告與你解約，解約的原因是什麼？

富勒：我不是。那時候組合內部關係緊張，她們想獨立出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脫離我的控制和影響。那時她們都是年輕女孩，也是這個世界上最有名的明星，她們有能力有資格做任何決定。所以我決定，最好是沒有我，讓她們接著走自己的路。

南方週末：你跟藝人打交道有哪些原則？作為經紀人，你最看重藝人身上的什麼？

富勒：我尊重每一個共事的藝人，我欣賞他們的才華和熱情。尊重和信任是每一段融洽關係的關鍵，不管是在生意上還是在個人生活上。

南方週末：在你與「辣妹」解約之前一年，維多利亞和貝克漢姆認識了。傳說是你介紹的，是嗎？

富勒：是我介紹維多利亞給大衛認識的。維多利亞和大衛是一對完美的夫妻，他們都很年輕，也都有名，彼此能理解對方承受的壓力——這讓他們成為知己。

南方週末：解約後你和維多利亞的關係如何？後來你們恢復合作，是出於什麼考慮？

富勒：維多利亞和我一直都有特別好的交情，我們再次合作特別自然，也很完美。我們從來沒翻過舊賬。

南方週末：據說上海申花將會和貝克漢姆達成某種合作？

富勒：我們討論過大衛在全球的許多合作機會，中國方面有強烈的興趣，但目前我們還沒有與任何球隊討論過具體的條款。

陳可辛：企業家為他們經歷的年代而激動

他們的畢業禮 人在中環

耐克中國:讓他們動起來

逢中國傳統端午節假期，耐克大中華區市場部的高層陸續來到上海。在外灘羅斯福公館，一家建於上世紀初期的密閉會所，一場會議正在召開。主持者是耐克大中華區市場副總裁司馬裴(Simon　Pestridge)，討論的議題是「Move　China」。為耐克中國區緊迫的變革定了基調。

如果問這家體育用品行業巨頭目前最糾結的問題在哪裡，答案是如何讓中國人運動起來。中國年輕一代喜歡時尚卻不運動，這太傷腦筋了。突然冒出來的競爭對手ZARA、H&M這些快時尚品牌，一夕之間成了中國商業地產物業的寵兒。

耐克大中華區負責直營店的副總裁Aaron　Heiser在中國已經三年。他相信中國的零售業在2009年到2010年間發生了一次深度變革，國際品牌的洶湧而來和理念的灌輸，以及數字時代的變化，使得中國的消費轉型比其他國家都要快。如果只作為外國人，Aaron　Heiser覺得這個市場太有意思了，可是他要參與到中國的生意中去，「必須要想在前，做在前，否則很快會被其他商家甩下去。」

現今，中國體育用品產業集體邁上了變革的生死線，包括耐克。2008年之後的一段時間，運動品牌是招商的爭奪對象，幾乎所有的運動品牌都在瘋狂開店。但從2011年開始，這種「品牌+批發」的擴張方式開始出現拐點，到2011年至少在市場層面已經飽和。業績表現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了下滑，至2012財年全行業業績一片慘淡。2012年，也是整個中國零售業極度寒冷的一年。

2013財年，耐克大中華地區收入同比下降5%，北美地區收入則增長了18%。在被公佈數據的銷售區域中，只有大中華地區出現下滑。

耐克很快地調整了策略。

Move　China

耐克 CEO馬克·帕克(Mark　Parker)在投資者會議中稱，耐克之所以會在中國市場上受挫，是因為中國經濟的整體增長速度有所放緩。耐克首席財務官Don　Blair警告大中華區的收入在接下來的半個財年還將同比下滑。

大船掉頭難。耐克所創造出的歷史太過輝煌，6月11日在上海，記者問大中華區市場副總裁司馬裴，「保持做一個很酷的公司是不是很難?」司馬裴回答，「如果你堅持做自己的話就不難。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消費者自然會回應。」

中國的年輕消費者，會回應嗎?他們曾經為耐克公司貢獻了大中華區連續數年的雙位數增長，但現在，他們給ZARA創造了中國零售業最高門店坪效。

耐克對中國消費者做了諸多的分類，其中一種有意思的分法是：10%　Core　athlete(核心運動者)他們熱愛運動同時積極參與運動;另外90%　consumer　on　the　edge(邊緣消費者)他們因各種原因不常運動，但如果給機會，他們也會喜歡去運動。對於前10%，他們需要的是更好的服務，讓他們運動得更好。而對於最大多數的90%，他們需要的是「激勵」，激勵他們更多地運動。

只有讓他們「動」起來，體育市場的需求才能繼續。一個嚴肅的話題是，在做調研的過程中，耐克公司發現了一份驚人的學術報告，數據顯示現在10歲的小朋友未來的壽命將同比減少5年，因為「不動」。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在中國。

以讓青少年動起來為出發點，耐克公司將在中國掀起前所未有的浪潮。為扭轉中國市場態勢，巨大的投入被發放到大中華區。今年夏天，耐克將以上海、北京、廣州為核心向全國放射，選取社區附近的運動場所，打造成城市運動熱點地帶，把城市變成運動場，鼓勵青少年在晚上離開電視電腦去運動，讓他們喜歡上「晚上八點後出門運動」這個想法。

號召通過什麼方式傳播出去?社交網絡。司馬裴的一句常用語是，今天最好的品牌都明白一點：消費者講的故事比品牌自己講的故事要有力量得多。「科技創新」被是耐克視為融在血液裡的東西。為了保持「酷」公司地位，耐克早就投入了巨大精力和資金研發革命性運動科技，如Nike　Air,　Nike　Free,　Nike　Flyknit等。2012年全面啟動的NIKE+平台，正是聚集目標消費群體的有利武器，被稱為「鞋子的社區」。

今天的消費品巨頭，都把消費者參與視為零售業變革的重點方向。5月30日，在北京三里屯，Aaron　Heiser感慨說，當說到運動產品的參與感時，大家都會首先考慮到北美市場和歐洲市場，但是我們希望這種策略也可以同樣運用在中國市場。在北美，如果你有一雙籃球鞋，你可能會對它的高科技很痴迷，在這裡(北京)，我們也想談論科技，但是又希望消費者可以自發地對它產生興趣。

這比較難。要知道，這裡跑馬拉松的人口比例遠遠小於北美。所以在美國店舖裡運用的策略不適用於這裡。

細分品類

跑步愛好者王維佳曾經是專業運動員，2012年11月她加入了Nike　Run　Club　Beijing，從此每週二前往三里屯集合。夏天跟她一起從三里屯耐克店出發的跑者有30-40人，冬天少一些。

這個run　club已經組織了三年，這家店有意識地被打造成了一個跑步愛好者的聚集地。就是這家店，為耐克現在的變革提供了實驗基地。

經過24個月的時間尋找方向，6個月的時間設計裝修，三里屯耐克店被改造成為跑步體驗店，店內一切只與跑步相關。

這是個大膽的決定。有多少人會對一家跑步店感興趣?僅靠跑步愛好者能否支撐這家店的銷售?非跑步消費者是否會就此流失?更可怕的是，那是在商業鬧區三里屯，適合跑步嗎?

大中華區負責直營店的副總裁Aaron　Heiser　曾經參與了這家店的選址。耐克大中華區資深傳播總監黃湘燕說，「他每次都從地圖上選擇一個地方，說我要這裡!」

Aaron　Heiser　連忙擺手闢謠，「其實我們準備了24個月的時間，大部分品類店舖都會選在新地址，三里屯店是個例外，保留了原址重新裝修店面，原因在於，這裡已經被培育成跑步愛好者的聚集體。」

從這家跑步專業店起跑，聚集到一起的跑者們沿著優衣庫大樓，一路經過周生生等大型旗艦店，這一段路不長，卻是三里屯最繁華的區域，車水馬龍。王維佳覺得，這一段路人真的太多了，作為跑步用地也就剛達到及格線的樣子。所幸當右拐進入使館區，周圍逐漸安靜下來。

圍著使館區和三里屯Village外圍，王維佳每次跑步的路程是接近3公里。

在北京這樣交通不便的城市，想要消費者長期堅持對品牌活動保持忠誠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王維佳的住址和上班地點都在朝陽區四惠區域，每週二她來到三里屯需要從擁擠的地鐵1號線換乘10號線，如果是週末，她會選擇在家附近河邊跑步。

她喜歡這裡，不是因為這裡有適合跑步的環境。她喜歡這裡的兩個理由一是從澳洲回國後來到北京工作，起初她沒有朋友，在微博上看到了耐克的號召，從線上到線下，是nike　run　club的社交讓她開始有了交往的朋友。此外，相比普通門店，通過跑步專業店裡新增的儀器，她可以檢測出自己跑步時腳上的「問題」，教練會教你怎麼選擇更能保護你的腳的跑鞋。

這就是社交功能和專業細分化對精準消費者的吸引力。到今天，所有B2C的領先公司都把這兩項視為重點方向。耐克卻早在多年前就開始做準備。

現在是中國體育產業最差的時候，卻被Aaron　Heiser　認為是「再好不過的時候」，他的理由是，當你想要提升一個品牌的時候，你需要一個火花，我相信這個(細分品類)就是火花。

北京第二個被選中的地方是中關村。與三里屯店同期，耐克在中關村開設了一家籃球品類店。中關村是大學集中的地方，有籃球愛好者群體。黃湘燕說，雖然現在也許他們不一定會進商場買運動產品，但是這會成為他們進入商場的一個動力。

被快時尚取代?

2007年8月北京奧運前一年，耐克在北京王府井開設了大型旗艦店。今年4月，有媒體報導稱，這家位於北京APM購物中心的耐克店舖在租約到期之後就會撤出，一家快時尚品牌(意指H&M)將入駐。

2008年之後的一段時間，運動品牌是招商的爭奪對象，幾乎所有的運動品牌都在瘋狂地開店。但從2011年開始，這種「品牌+批發」的擴張方式開始出現拐點，到2011年，至少在市場層面已經飽和。業績表現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了下滑，至2012年業績一片慘淡。

北京APM租務經理王彥丹在接受採訪時說，耐克也想續租，但是「我們不願意了」。這家香港新鴻基地產旗下的商場自從數年前確定年輕、時尚的定位之後，主動對招商的品牌做出了一系列調整。

相對應地，2002年，快時尚剛剛開始在中國萌芽，日本品牌Uniqlo率先搶灘上海。2006年，西班牙時尚大鱷ZARA於上海開設了中國第一家分店。一年後，瑞典快時尚品牌H&M緊跟而來。正是Zara在上海南京西路的這家中國首店，到同年年底春節時期，創下了單店單日銷售額80萬元的驚人業績，相當於80個同類中國服裝品牌日銷售額的總和。此後，快時尚品牌成為全國的商業地產項目的寵兒，迅速在全國擴張開來。

Aaron　Heiser不想把快時尚品牌視為競爭對手。他說，市場上的錢就那麼多，當其他的零售業強勢進入這裡後，或許他們會搶佔一部分消費者的錢，「但我們的任務是專注做自己的事情，並不在同一個競爭平台裡面，耐克不會和他們打價格戰」。

同樣的問題，日本的優衣庫是這樣回答的，「就連蘋果也是我們的競爭者，因為消費者手頭就那麼些錢，不是麼?」

美國市場也曾經歷過這樣的時代。當時迅速崛起的快時尚品牌GAP打破了傳統市場，改變了市場的價格規律，甚至改變了整個美國百貨市場的格局。一些行業被從競爭中淘汰出局。「但是我想說的是，」Aaron　Heiser說，「你回頭看，耐克仍在商場的中央，在最好的位置。」

大家理所當然認為奢侈品、快時尚是流行趨勢，黃湘燕說，耐克現在需要花很大力氣做的事情就是，讓消費者認為運動是生活裡一件很酷的事情。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這個產業也許被看成一個流行的產業。

記者：王芳 閆威 王小丹 張藝凡 鮑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