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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可辛:企業家為他們經歷的年代而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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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合夥人》講的是大陸草根的創業故事,你對這個階層其實並不瞭解,劇本究竟在什麼地方打動了你?

陳可辛:我一直在尋找機會拍一個中國過去這幾十年的企業家的故事,而且要拍得比較好看,但都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找不到故事,找不到能變為電影的戲劇性的東西。畢竟商界的事兒對普通觀眾來講太複雜了,上市、商戰是老百姓看不懂的。韓三平來得正是時候。

除了想拍企業家,我更想拍這幾十年(的歷史),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國最有趣的時候,很多事物都是從無到有,以後再怎麼變化也不會比這二三十年有趣。我的電影一向都會反映一個時間跨度,以前人說沒有發展十年的故事拍不了電影。有跨度可以寫物是人非,可以寫出時代感和懷舊的感覺,更重要的是能寫成長。成長意味著改變,事物的發展往往會改變人的初衷和個性,就像張愛玲說的那樣:我們回不去了。這也是我拍戲最喜歡的東西,這部戲充滿了這種東西。雖然我沒有在北京生活過,但成長的情懷在哪裡都一樣。

我在美國工作過,對美國有愛有恨,劇本講的是一個為去美國的人教英語的故事,充滿喜感,這就非常吸引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這來自於個人的經歷、基因等等。我生長在華僑家庭,我這一輩往上兩三代人都去了遠方,我後來是一個香港人,香港不是一個讓人有家的感覺的地方,我們本來就是走來走去的,漂泊感是我與生俱來的,所以劇本裡呈現的漂泊感我很容易感受到。

從《雙城故事》到《風塵三俠》,最後到《投名狀》,我一路都只拍與男人之間的情義有關的故事。男人的情義總是通過幫會義氣、江湖俠客的方式來體現,但這其實只與小部分人有關,這個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男人間的情義很多時候其實跟女人也沒有那麼大的分別,有很多男人的情義其實不是那麼陽剛的。朋友之間有時也鬧矛盾,但不是誰在其中耍陰謀,只是大家的立場不同而已,尤其是朋友在一起創業的時候會碰到一些矛盾,但這不是什麼大問題。這次我真的想寫朋友之間其實沒有那麼多爾虞我詐,有時只是好人做了壞事,沒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情義是永遠都還在的。

你的編劇林愛華說過,你骨子裡是一個悲觀主義的人,但這部片子的結局與你大多數作品都不太一樣,比較快樂、光明,為什麼?

陳可辛:觀眾還是喜歡選擇快樂結局的,導演不能完全說是被動的,但主動跟被動之間總是存在妥協,有點糾結,永遠都是這樣。導演沒有個人的追求拍不好電影,但你也得明白觀眾追求什麼,觀眾一定是喜歡feel-good movie(令人愉悅的電影),很舒服,很開心,這在美國已經被證明了幾十年。現實生活可能並不是那麼溫暖,feel-good movie純粹是程式化的,但是呈現的要自然,故事裡沒有很大的陰暗面觀眾是不會相信的,你自己也不會相信。所以我覺得好的商業電影應該是兩面都具備,應該給觀眾他希望得到的一種心理治療,但要是這個治療過程沒有經過非常多的困難,甚至是一些難以面對的陰暗面,觀眾就會覺得假,覺得你根本是騙我的。人一定要認自己的缺點,否則就很假,假就沒有說服力。但是你在承認自己的缺點之後還能創造一個好的結局,觀眾就會買賬。觀眾會想,我自己也有缺點,我的缺點跟主角的缺點很像,他有好的結局,我也會有好的結局。為什麼主旋律電影都不成功,因為它從頭到尾都講好的方面。要達到主旋律希望達到的效果,必須不能用主旋律的方法去拍。

這個片名似乎不是很吸引人。

陳可辛:最早片名就叫「中國合夥人」,這個名字有一個商業的概念,而且還帶點諷刺,很多名詞在前面加「中國」兩個字就很諷刺,讓人感覺你在強調中國特色。永遠說中國特色,好像中國總是能找到很多藉口,很多事情做錯了也沒關係。網上很多人跟我說,這個戲題材很好,就是名字不好。因為在中國,「中國」兩個字意味著主旋律。我之所以把它叫「中國合夥人」,本來的意思是「拆夥人」,等於是說中國人其實是非常難合夥的,朋友之間更難合夥,因為我們是理性跟感性分不清楚的。所以這個片名本身有一個反諷的意思。

這畢竟是我(在內地)做的第一部現實題材電影。我也一路擔心,提醒自己不能太主觀,因為我畢竟不是本地人,所以我就必須得多聽一點意見。其實我們原來琢磨的名字裡面我最喜歡「中國先生」,我覺得大氣。「先生」就是老師。海外的觀眾,特別是知識分子會明白「中國先生」的含義是什麼,這等於說中國受尊重了,中國像是先生了。這個戲英文名字就叫「American dream in China」。做美國夢不是崇拜美國,美國夢不是屬於美國的,在哪裡都可以做,它指的是每個人都可以有公平致富的機會。恰恰是這幾十年來,美國人已經做不了美國夢了,因為美國飽和了,它的社會已經定下來了,這反倒給了發展中國家做美國夢的機會,現在每天都做成美國夢的地方是中國。

以前中國人太把近代100多年的國運當包袱了,很多時候人家未必歧視我們,但是我們都特別敏感,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弱,人家都在歧視我們。「中國先生」希望讓中國人找到點抬起頭來的感覺。

但之前已經有人登記了這個電影名字,而且人家已經拍完了戲,我們宣傳時也沒有人告訴我們,到後來才發現名字重了,所以必須得改回別的名字。想了一大堆名字,再想就沒完沒了了,最後就用回了先前的名字。

但是這個故事裡的美國還是顯得充滿歧視,並不像現在企業家理解的美國,他們普遍會認為美國是一個相對講規則的國家。

陳可辛:戲裡面有一些對白因為片長原因剪了,那些對白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是針鋒相對的。中國人永遠覺得被歧視,其實歧視很多時候不是針對中國人的,美國人就是財大氣粗,中國人的文化習慣剛剛完全相反。

我剛才沒講到,其中一個使得我最想拍這個戲的原因是徐小平的劇本使我產生同感。比如,他講到了簽證的事。要到美國去,我們面對的第一個美國人就是簽證官。我也曾經早上5點去簽證,我去簽證的時候也知道那天是我最重要的一天,好像我一輩子的命運就在簽證官手上。中國人簽證失敗率是最高的,因為我們是最沒有自信的民族。100多年來的歷史使得我們沒有自信,而且父母從小會教我們中國人要講中庸之道,什麼都要讓,我們的自信從小就被壓了下來。中國人以前把自己的小孩叫犬子,把妻子叫賤內,跟美國人完全相反。徐小平辦過簽證諮詢班,這是最牛的,他教你怎樣面對簽證官,教你怎樣才能有自信,他根本就是向中國人教美國的價值觀。當一個從文化到政治封閉了那麼多年的國家在80年代突然開放了,應該怎樣面對世界?簽證官如果問你為什麼要去美國,徐小平教你的回答是:因為在美國讀書環境最好,去了美國就不回來了,美國工資比中國高。後來我為什麼要回來?按徐小平的話說,因為未來最大的市場在中國,當然我學完了要回中國來賺錢。

中國企業家現在講的話,其實都是在中國傳統的基礎上加上了美國的價值觀,這其實是中國現在成功的王道。

按你的這個說法,以前好像沒有這樣的類型片。在這種情況下,你對目標受眾的定位是什麼?

陳可辛:以前真沒有這個類型,所以我們在營銷和發行上是非常困難的。觀眾習慣了你給他一個類型片,這樣他可以比較,知道你想講什麼,他是否感興趣。但是,你看了這部片子後會覺得它是有類型的,這就是懷舊,情感的東西誰看都會感動。

因為它不夠類型化,所以我們做了很多場試映,也做了很多問卷調查,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做過的。這部片子老闆也是我,導演也是我,我做試映和問卷調查不是為了對付人,而是想得到對這部片子比較真實的意見反饋。我們試映了四場,都不是找業內人士來看,而是找不認識的、真正喜歡看電影的、一個月起碼看兩部以上電影的觀眾。這四個廳坐的是不同年齡層的觀眾,有75前的,我們覺得應該是最核心的觀眾,有75到80的,有80到85的,還有一場是85後的。四場我都進去看了,其實反應是沒有分別的。我們發現觀眾把這部片子當喜劇去看。它確實是喜劇,但不是《泰囧》那樣的喜劇。不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他們看完後,填的調查問卷顯示,89%的人都是非常喜歡的,感覺普通與不喜歡的只有2%-3%,這就讓我們吃下了定心丸。

有商界人士看過這部片子嗎?他們的反饋是什麼?他們跟你的視角有什麼不一樣嗎?

陳可辛:很多商界人士看過,他們都特別激動。當然他們不只是因為這部片子寫的是商業而激動,他們也為自己經歷的年代而激動,這就是他們的年代。他們的視角也沒有什麼不一樣,說到底是因為情懷沒有什麼不一樣,大家都是人。看到初戀,看到朋友打架都能喚起當年的回憶。最震撼我的是一位在試映場裡看片的女士,她也是一個創業者,也去過美國,回來後也是跟好朋友合夥開公司。她沒有講太多自己的故事,但她哭了,她說這個戲多好,他們(幾個合夥人)還能做朋友,我連朋友都沒有了,我很想打個電話給以前合夥開公司的好朋友。

從你內心來講,作為一個香港人來講解讀中國內地的商業生態是否必然存在隔膜?

陳可辛:我沒有完全拍商業世界,我只是借了一個商業世界的背景拍友情、拍成長。我不敢肯定,我真的是要拍特別專業的商業世界的話,觀眾會看得懂嗎?如果我自己都看不懂,就別說觀眾能看得懂還是看不懂了。觀眾看拍與企業家有關的電影,也是為了看他這個人,還是一個傳記片,而不是看他怎樣去收購公司。別人拍美國總統也不是拍政治,而是拍傳記。

【延伸閱讀】亞布力論壇上陳可辛與企業家的對談

場景鏡頭

成冬青與王陽在新夢想賺到了第一筆錢,成冬青將錢分了一半給王陽。王陽拿著錢,嘴裡大喊著:「有錢囉。」一興起,將錢撒向天上,那個簡陋的辦公間裡滿是鈔票在飛舞。

馮侖:中國人即使是突然有錢,表達的方式也挺含蓄的

我的一個朋友跟我描述他第一次掙了一筆錢的時候。那時候日子很窮,突然掙了一筆錢,他跟太太在家裡把門上了槓子頂住,兩個人坐在床上數錢。數了一晚上,那時候錢不是一百一百的,都是十塊的,他跟老婆兩個人數,老怕數錯。他跟我說,那個時候真快樂。

陳可辛:存在文化差異,但這確實是一個很有用的鏡頭

我出身也不怎麼富裕,但畢竟在香港,不至於完全沒錢,所以很難理解他們怎麼會扔錢。劇本就這麼寫了。年輕人都說:我幹過這種事。結果也拍了。預告片裡剪了一個鏡頭進去,給中影看的時候,對方說這個很好,再加兩秒,這個鏡頭肯定是最能賣的一個鏡頭。所以,確實存在一定的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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