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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富於民 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中央將痛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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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任以來多次提起的口號。類似表態也出現在2013年3月17日新總理記者會上，李克強面對數百中外記者，用俗語說明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對於走上執政前台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來說，「甩開膀子」實幹，顯然比單純喊兩嗓子的「空談」要艱難很多。和十年前相比，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面臨著迥然不同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挑戰。

今天，中國既要保持經濟增長，又要強力推進行政體制、國企、稅制、金融等各方面的改革，減小貧富差距和社會分化，真正還富於民。政府要約束住自己那隻伸進 市場的手，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新領導人還要重拳懲治貪腐，維護共產黨自身的活力，建設廉潔政府；另一方面要建設法治社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今天，中國周邊安全形勢日益複雜。在中國南海和東海，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紛爭升級；和美國、日本的關係也經歷波折；與昔日友好國家如朝鮮、緬甸的關係也愈加複雜多變。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跳出的每一個改革的舞步，都被全球目光所注視。從經濟到政治、社會，從內政到外交，決策者們的每一個動作，都將牽一髮而動全身。改革之路步步驚心，考驗新一屆執政團隊的勇氣、智慧和歷史擔當。

從十八大到兩會，經歷了中國特色的政治過渡，新一輪政治週期已經開始。尋路中國，路在何方？本期兩會特別報導中，我們繪製了新一屆內閣圖譜，並試圖用六個關鍵詞，描述接下來中國要解決的主要問題。讓我們在紙上想像未來中國，並且以最樂觀的心態，探尋中國決策者們解決上述問題的可能路徑。

如果現在不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強勢利益集團形成，到時想改變都改變不了。

大家不反對徵收遺產稅，但要考慮到出台時機和出台後的效果。在無法摸清高收入群體的財產前，空談遺產稅，很難落實。喊早了，可能會加劇中國的移民潮。

2013年3月17日上午，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他強調，改善民生離不開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我們應當敢於直面城鄉、區域兩個最大的差距。」

「提低」和「調高」

這個差距的確值得警惕。有數據表明，中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最低的10%人群階層的收入差距是23倍。醞釀八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最終難產，等來的是一個綱領性文件——國務院2月5日出台的《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下文簡稱《意見》）。如何讓大多數人享受改革成果，如何打破收入分配改革的僵局？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收入分配方案難產本身就說明收入分配改革的複雜艱巨。這些年，除了城鄉和行業之間差距略有縮小外，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呈擴大趨勢。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中國收入差距正進入轉折期、波動期，處於高位徘徊狀態。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縮小貧富差距很難，關鍵是要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擴大，不僅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內需不足，還會影響社會穩定。

如果現在不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強勢利益集團形成，到時想改都改不了。很多大的壟斷國企，現在在政府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話語權，明顯比10年前強得多。中央高層要痛下決心，有壯士斷腕的魄力。

蘇海南：可以從兩個方向和一個切入點考慮。一個方向是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可以通過多項措施來實現，包括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待遇，促進建立低工資勞動者工資增長以及增加農民收入等。

第二個方向是調節過高收入人群收入。可將國企分配製度改革作為重要突破口，打破壟斷，徵收國企資源稅，提高國有企業稅後分紅比例，《意見》中提到的到十二五期間，提高5個百分點，要儘早落實。一個切入點就是統籌設計財稅體制改革，對整個收入分配體系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極為重要。

李實：讓國企拿出更多利潤用於社會財政支出，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這個難度要大些，短期內不會有很大進展。相比之下，在財政政策上做些調整倒容易些，包括在財政支出上更多向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傾斜，在轉移支付上提高低保水平。

「少數人掌握資源發了大財」

問題是，現實中「二次分配」往往因為操作過程的不透明，存在「逆向轉移」，也就是說收入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初次分配不公亦比比皆是，幾大要素市場缺乏公平競爭，被外界認為是初次分配收入擴大的主因。如何重建要素市場？又該如何避免「逆向轉移」？

蘇海南：在行政干預下，整個價格形成機制和市場交易行為是扭曲的。「房姐」龔愛愛之所以有那麼多錢買房，無非是神木的礦產資源被她們低價拿到手。本來資源是全民的，結果讓少數人掌握發了大財。初次分配中資源配置有太多問題，要大力規範要素市場，保證要素市場各類主體地位平等，交易規範，價格形成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這是初次分配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的關鍵。

李實：如果做到沒有歧視、同工同酬、社會保障權利均等，勞動力市場就會有競爭力，收入自然就會提高。壟斷部門之所以存在高收入問題，和資本市場高度壟斷有關。怎麼破除資本市場特別是銀行業的壟斷？就得讓民間資本參與進來。這會引起連鎖效應，市場擴大了，就業就會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會提高，工資就會水漲船高。

土地市場壟斷是導致城鄉收入擴大的制度性原因。農民為什麼有土地但不能獲得收益？是因為土地補償、徵地和管理制度不合理，土地市場完全被政府控制。土地市場的這種扭曲，實際上是對農民最大的傷害。

蘇海南：二次分配要真正發揮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作用，需要抓兩方面。一方面是要明確財政支出中逐步提高用於民生的比重，比如社保保障支出佔財政支出不低於12%並逐步提高比例。另一方面是抑制逆向轉移，政府首先要把保障對象搞准，比如一些保障性住房往往被有權者撈了一大把，但真正無房者卻分不到或分得很少。其次，對保障對象的分配標準要定得恰當。就像一個生小病的人，給他特別高的醫保是浪費，一個得了大病的人，卻只能給他很少醫保，讓他家破人亡，顯然也不公平。

李實：「逆向轉移」需要政府對不同收入人群，採取不同的稅收政策。比如個人所得稅本來可以縮小收入差距，但高收入人群有各種各樣的機會逃稅，政府可能就要考慮其他補救性的政策，彌補個人所得稅的缺陷，比如對富人徵收遺產稅。這些可以消除「階層凝固」的國際通行二次分配手段，卻在中國阻力重重。阻力主要來自極高收入人群。

既要勒緊褲腰帶，也要結束待遇終身制

遺產稅在中國爭議多年，有一種觀點認為，一旦開徵遺產稅，中國的富人都跑到國外去了，經濟就垮了。未來遺產稅在中國有沒有破冰的可能？僅僅靠多征富人的稅，少征窮人的稅，就能縮小貧富差距了嗎？

蘇海南：我參加過一個高層討論，大家不反對徵收遺產稅，但要慢慢來，必須考慮到出台時機和出台後的效果。在無法摸清高收入群體的財產前，空談遺產稅，很難落實。喊早了，可能會加劇中國的移民潮。

現在要做的是摸底工作。可以先健全現代支付和收入監測體系，包括金融賬戶實名制，工資貨幣化電子化，儘可能減少現金交易，實行房產全國聯網。這樣就清楚哪些群體是要徵收遺產稅的對象，但這估計得要八到十年。

在沒法征遺產稅的情況下，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做文章。如個人所得稅調節，要從以工薪勞動者為主體，朝非工薪階層轉化，起碼並重。現在個人所得稅徵稅主體還是工薪階層，真正的富人並沒交多少稅，尤其是非勞動收入。統計表明，個人所得稅中的勞動收入稅率最高達45%，非勞動收入如股票投資、房租等稅率只佔20%，應提高非勞動收入的個人所得稅率。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要減稅和增稅相結合。一是減少間接稅，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很大的負擔不是來自個稅，而是間接稅，如增值稅等。逐漸地來降低間接稅的比重，就得把直接稅培養起來，如必要的房產稅和資源稅。此外，其他措施也要配套好，如鼓勵民間創業，發揮聰明才智，鼓勵合法創業，消除分配裡邊的不公。

蘇海南：更關鍵的是要對財稅體製做全面深入的改革。一方面政府要節支。政府的錢拿多了，老百姓得到的就少了。另外要增加轉移支付對民生的投入，對於支出結構，民生部門要用法律確定下來，要隨著財政收入增加，相應提高對民生的份額。

賈康：讓政府減支，就必須實行陽光財政和預算公開。更關鍵的是，政府要精簡機構，實現扁平化，削減三公開支，結束領導幹部待遇終身制，這是硬骨頭。

中央政府造就的「跨世紀行情」（一） 「5·19行情」爆發之前和跌宕之後 陸一良心說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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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5·19」行情是指1999年5月19日，中國證券市場在沉寂了兩年多後突然開始了井噴式的上漲行情。

  5月19日，在滬深證券市場持續下挫、接近前期最低點時，上證指數從5月18日收盤的1059.87點開始急速上漲，深圳成指從2534.71點升至19日收盤的2662.28點。5月19日當日滬深證券市場分別上漲50點、127.57點，漲幅都在4%以上。之後證券市場持續放量上升，到5月31日上證指數在盤中已攻破1300點，成交額平均每日100億元以上。到6月30日，上證指數在盤中上漲到1756.18點，漲幅達65.69%。

  1999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正式實施，滬深證券市場急挫，滬市狂跌128點，下跌超過7.6%，這也就宣告了「5·19」行情的初步結束。

  一年以後，正當歐美證券市場早已回調一年有餘之時，2001年6月14日，上證指數在盤中衝到了2245.43點的歷史最高位。自此，正式宣告從1999年5月19日開始的大牛市真正終結。

  此後就是中國證券市場發展歷史上最為漫長的熊市。

  2002年1月29日，上證指數盤中跌至1339.2點；2004年9月13日，上證指數盤中跌至1259.43點；2005年6月6日，上證指數盤中跌破1000點，最低為998.22點。與2001年6月14日的2245.43點相比，總計跌去1247.21點，跌幅達到55.54%。

「5·19行情」中的政府行為

  在這一輪牛市中，有幾個現象和背景值得引起高度關注。一是，政府監管機構直接出面發動證券市場行情。對於「5·19」行情的啟動，時任證監會主席的周正慶在回憶錄①中講得很清楚：

 「1999年年初，醞釀了一份關於進一步規範和推進證券市場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請示國務院。經過方方面面的協調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國務院批准了這份包括改革股票發行體制、逐步解決證券公司合法融資渠道、允許部分具備條件的證券公司發行融資債券、擴大證券投資基金試點規模、搞活B股市場、允許部分B股H股公司進行回購股票的試點等6條主要政策建議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說的搞活市場六項政策。由此引發了著名的『5·19』行情。」
  「我在任期間曾兩次組織撰寫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復性上漲，把握了時機，推動了股市的發展。」二是，中央政府監管機構負責人和黨報破天荒地高調出面直接講話推動證券市場持續上升。6月14日發表的中國證監會副主席陳耀先講話中提到「當前股票市場的上升行情是一種恢復性的，是證券市場整頓規範以來，顯示市場成長性的一種表現」。6月15日，也就是陳耀先講話發表的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出了題為《堅定信心規範發展》的評論員文章，肯定了證券市場的作用和地位，對當前行情進行了利好評價，並公開了市場盛傳的幾大利好政策。

  6月22日中國證監會主席周正慶指出，目前我國面臨的不僅是一輪市場行情，還是中國證券市場的一次重大轉折。對這一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市場參與各方都要倍加珍惜，共同推進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這些帶有強烈宣示性和引導性的言論，是這輪行情在歷史上被冠之以「跨世紀行情」的直接因素。三是，運用政策槓桿在1999年6月底本輪行情初步結束後再次推動股指上升。1999年9月8日，中國證監會發佈《關於法人配售股票有關問題的通知》，允許「三類企業」②入市（這是在兩年前由中央政府明令禁止的）；1999年10月25日，國務院批准保險公司購買證券投資基金間接進入證券市場。這是2000年和2001年股指創新高的資金面的背景。

① 《親歷中國證券市場十年風雲，周正慶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新華網，2003年8月13日。
② 指國有企業、國有資產控股企業、上市公司。——編者注

中央政府造就的「跨世紀行情」（二） 陸一良心說股事

http://xueqiu.com/8421548463/24261397
「5·19」行情演繹的制度性格軌跡

  這些行為的背後其實反映了當時政府監管部門在1997年以來一系列舉措的體制性格軌跡。

  1997年亞洲爆發了金融危機，雖然危機被擋在了中國證券市場之外，但危牆不遠。因為儘管當時中國資本市場尚未開放，但在證券市場，全國統一的監管體制尚未建立，存在不少非法場外交易，證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證金，期貨市場突發事件頻頻發生，金融風險隨時可能爆發。

  在此期間，中國證券市場進行了自建立以來最大的一次清理整頓：

撤銷全國18個省市的41個非法股票交易場所；

撤銷29家證券交易中心及STAQ系統；

整頓全國90家證券公司，清查1000餘億元違規資金，處罰君安證券公司；

原14家期貨交易所撤並為3家，交易品種由原來的35個減至12個；

清理原有50餘只老基金，1998年開始新證券投資基金試點。

  這其中最為困難的就是清理場外交易。據統計，當時有300萬股民在這種場外市場進行交易，涉及的股票共有300億元的市值。如何做到既關閉了場外交易又保證這300萬人的利益？

  時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周正慶和副主席陳耀先一起與各地方政府研究解決辦法，除了一定要保證股民的分紅權之外，對於在關閉這些非法交易場所的過程中引起的股價下跌，採取了具有「周正慶特色」的特殊干預方式。

  幾年以後，周正慶頗為自得地這樣回憶：「股票的價格跌呢，要讓它緩緩下降，不能讓它直線下跌。什麼道理呢？這都是我找一些專家研究出來的。就是要讓股票它緩緩下降，不斷地倒手。比如說這只股票你花5元錢買的，然後4.9元你賣了，你賠一毛。然後我4.9元買，賣出去4.8元。不斷地倒手，最後形成一個市場收購價——l元多錢。這時就要求這個發行股票的上市公司拿錢把這股票收回來，用1元多從你那兒收回來。股民受損失了嗎？受損失了，但是大家均攤了。這是一個高招，一般不是行家的不知道啊。」 ①

同樣，國家審計署在1998年對證券公司做了一次大範圍的審計，當時的審計結果表明，證券公司普遍存在違規吸收社會資金、挪用客戶保證金以及違規從事同業拆借活動，涉及金額達1000多億元。當時審計署審計了88家證券公司，所有的證券公司都挪用保證金，沒有一家不挪用的。

  對此，周正慶同樣採取了類似的做法：對於挪用得不是很嚴重的證券公司，大部分給了一個整改期。同時給兩個可選方案：第一，增資擴股，把挪用的客戶保證金補上；第二，在市場好轉的情況下，賺錢後通過當年的利潤把窟窿都補上。

  周正慶在多年以後很感慨地總結自己當年的做法：「你得有一個區別對待，你不能腦子一熱全部處理，那處理了以後資本市場就完了。」②

這種為了完成政府調控目標而人為干預股價、用市場增資擴股的資金和市場上升的收益彌補機構違規虧空的做法，形成了中國證券市場中較長時期持續存在的政府監管特色。

「有一天中央政府兜不起，這才是真正可怕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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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門沒有開，地方政府又有融資的需求，必然使得債務隱性化，也難以控制債務規模。

口述：魏加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

採訪整理：南方週末記者羅瓊

以企業的名義借錢干政府的事

城投債看似金融創新，實際上是現行制度安排不合理導致的，也使得地方政府債務的鏈條變得越來越長，邊界越來越模糊。

我們研究地方債務的初衷是想研究地方政府如何通過正規途徑發債。

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變通的渠道就是成立一個平台公司。

地方融資最早是由國開行貸款，國開行是政策性銀行，貸款期限比較長，成本也比較低。

到了2009年，按道理應該是政策性銀行往前衝，商業銀行往後撤。事實恰恰相反，商業銀行都變成政策性的，衝過去給平台貸款。

2009年貸款增長非常快，據我們瞭解，百分之四十流向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當年下半年，銀監會提醒商業銀行要注意平台貸款的風險，逐漸把水龍頭擰緊。

2010年以來，城投債、地方債、信託、銀行理財，轉來轉去錢其實還是給了地方政府。

正門沒有開，地方政府又有融資的需求，必然東欠西欠，無法控制債務規模，也使得債務隱性化。

現在流行的平台公司發的城投債，存在三個問題。

第一，國外都是政府發債轉貸給企業去用，因為政府的信用比企業要高，所以政府發債融資成本低，期限也比較長，然後轉貸給企業。我們的城投債是以企業的名義借錢，干政府的事兒。這是倒過來的，企業融資成本肯定比政府高，就出現價格的倒掛。

第二，城投債是地方債，但是由國家發改委審批。對投資者而言，就是中央政府背書，結果地方的風險轉移到中央，投資者完全可以找中央政府、發改委還債。

第三，城投債是發改委批，發改委不納入財政部的管理範圍，只管批，不管還。

城投債看似金融創新，實際上是現行制度安排不合理導致的，也使得地方政府債務的鏈條變得越來越長，邊界越來越模糊。

現在地方政府在大搞城鎮化，資金需求很大，又不允許他發債，如果還是靠老辦法——賣地，就會出大問題，隱性負債肯定更加無法控制，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會交叉傳染。只有改革，城

分析師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匯總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68023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於今日閉幕，會議提出，中國經濟運行存在下行壓力，2014年改革任務重大而艱巨，將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會議同時提出了明年六大經濟任務。 對此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宏觀研究員管清友認為： 1，本次會議歷時4天，史上最長，2011年是3天，去年僅2天。足見其份量。 2，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與12月4號政治局會議定的基調吻合。 3，保持國內生產總值合理增長，預計“合理”的含義是7.5%，與我們之前《明年經濟增長目標7.5%的五個理由》一文預測的一致，但我個人仍然建議定7%。 4，把糧食安全放在第一大任務，史無前例---切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必須實施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要依靠自己保口糧，集中國內資源保重點，做到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 5，明年去產能仍然是最值得關註的結構性機會，優勝劣汰---大力調整產業結構。要著力抓好化解產能過剩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堅定不移化解產能過剩，不折不扣執行好中央化解產能過剩的決策部署。 6，首次把控制債務風險單列，未雨綢繆---著力防控債務風險。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作為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加強源頭規範，把地方政府性債務分門別類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嚴格政府舉債程序。明確責任落實，省區市政府要對本地區地方政府性債務負責任。 7，房地產調控將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放開高端，保障低端---努力解決好住房問題，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賃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做好棚戶區改造。 8，中日韓自貿區或有突破，中美BIT談判將加快，ODI加速增長---加快推進自貿區談判，穩步推進投資協定談判。營造穩定、透明、公平的投資環境，切實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加強對走出去的宏觀指導和服務，簡化對外投資審批程序。 9，開放重點轉向中西部，中亞和東盟兩條線同時推進---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10，地方和各部委的“點”式改革加速落地，“面”式改革逐步推進--要區分情況、分類推進，對方向明、見效快的改革，屬於地方和部門可以授權操作的改革，明年和近期就可以加快推進。對涉及面廣、需要中央決策的改革，要加快研究提出改革方案，制定具體改革策略。 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表示： 2011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2年堅持調控不動搖，促使房價合理回歸。2012年召開會議提出：2013年繼續堅持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動搖。2013年召開的會議只提住房保障：努力解決好住房問題，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賃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做好棚戶區改造。沒提房地產調控，也算是一大進步！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 無論明年目標定多少，以穩為主是核心，目標、政策不會有大的調整。之前市場有擔心財政政策是否會由積極改成穩健，但結果並沒有，而且突出還是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所以還是維持我們對明年GDP增長7.5%的預測，CPI在3%，M2保持在13%左右，信貸9.5萬億。 預計明年以新型城鎮化為龍頭，推動內需。改革任務有很多，利率和匯率市場改革是首當其沖的，但也可能會帶來無風險利率上升，社會融資成本高企，不計後果的借債等問題，市場化之前首先要化解地方債務風險，此次會議把化解風險提上更重要的議事日程。 首創證券研究所副所長王劍輝： 除了中國經濟存在下行壓力和著力防範債務風險這兩點之外，其他的表述跟之前的口徑沒有明顯變化，這意味著不確定因素消除了，對市場應該是中性偏利好。 但地方債務的表述對市場有一定的利空影響。因為這意味著地方政府融資將受到限制，未來地方政府擴張投資的能力將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約。 這次特別提到了社會融資規模的合理增長，這意味著最高層強調的是各種渠道的融資，包括直接融資。我們認為這是相對偏好的表述，隨著IPO重啟，各種金融創新產品的推出，都將增加直接融資的規模。這或意味著明年將控制銀行貸款規模，但直接融資額將增長。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魯政委： 我同意中國目前的確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看不到明年經濟增長的動力在哪里。比如說三駕馬車中投資可能明年面臨下行的風險，第一你要管理地方債務，不能讓它繼續膨脹，那政府的投資就很難增加；第二個房地產，現在各地又開始限購了，也會成為一個問題；現在披露的鐵路投資也沒有比上一年增加。即便是出口消費都不變，也意味著經濟面臨下行的壓力。 明年的政策還是沿襲今年的模式，我估計明年還是區間調控，就是保證經濟增速不低於目標水平，同時通脹不高於目標水平，然後在這個基礎上來推改革。改革核心當然還是簡政放權，但還有三個具體目標需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新型城鎮化和土地確權。 （關於明年將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我想怎麽說不是重要的。今年我們也是穩健貨幣政策，但實際上是偏緊的，像現在中國債務收益率，已經和“豬”（指“歐洲四豬”國家，即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四國）差不多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嗎？今年的財政存款余額是最近四年里最大的一年，也表明我們的財政也很難是積極的。所以我認為之所以提法沒有調，是為了穩定預期。提法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麽操作。 安信證券宏觀分析師 尤宏業： 之前市場有傳言要降低過高的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但是正式文件中並沒有體現。目前看到的表述並沒有特別的亮點，還都和之前的表述差不多。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國經濟存在下行壓力 著力防控債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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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今日閉幕，會議提出，中國經濟運行存在下行壓力，2014年改革任務重大而艱巨，將堅持穩中求進的經濟總基調，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 會議提明年經濟六大任務：一、切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二、大力調整產業結構。三、著力防控債務風險。四、積極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五、著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六、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會議同時提到，中國將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並著力防範債務風險，將化解地方債務風險作為重要工作。應對工業產能過剩問題。加大保障房供應。 以下為全文： 據中國之聲《全國新聞聯播》報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舉行。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出席會議。 　　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分析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總結2013年經濟工作，提出2014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和主要任務。李克強在講話中闡述了明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對明年經濟工作作出具體部署，並做了總結講話。 　　會議指出，今年以來，在極為錯綜複雜的形勢下，我們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指導，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按照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思路，紮實做好各方面工作，經濟社會發展穩中求進、穩中求好，實現了良好開局。 　　會議強調，在肯定形勢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經濟運行存在下行壓力，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結構性就業矛盾突出，生態環境惡化、食品藥品質量堪憂、社會治安狀況不佳等突出問題仍沒有緩解。 　　會議認為，明年世界經濟仍將延續緩慢複蘇態勢，但也存在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新的增長動力源尚不明朗，大國貨幣政策、貿易投資格局、大宗商品價格的變化方向都存在不確定性。 　　會議強調，2014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改革任務重大而艱巨。明年進入到“十二五”規劃第四年，對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至關重要。做好明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把改革創新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各個環節，保持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著力激發市場活力，加快轉方式調結構，加強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著力改善民生，切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和諧穩定。 　　會議指出，做好明年經濟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堅持穩中求進、改革創新。要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鞏固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促進經濟社穩定，為全面深化改革創造條件。同時，要積極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問題導向，勇於突破創新，以改革促發展、促轉方式調結構、促民生改善。 　　會議強調，做好明年經濟工作，要全面認識持續健康發展和生產總值增長的關系，抓住機遇保持國內生產總值合理增長、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努力實現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會帶來後遺癥的速度。 　　會議指出，做好明年經濟工作，必須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完善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厲行節約，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擴大營改增試點行業。保持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改善和優化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用改革的精神、思路、辦法來改善宏觀調控，寓改革於調控之中。努力釋放有效需求，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投資的關鍵作用、出口的支撐作用。 　　會議提出了明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 　　一、切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必須實施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要依靠自己保口糧，集中國內資源保重點，做到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更加註重農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抓好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設。 　　二、大力調整產業結構。要著力抓好化解產能過剩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堅定不移化解產能過剩，不折不扣執行好中央化解產能過剩的決策部署。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各類服務業，推進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創造環境，使企業真正成為創新主體。政府要做好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促進企業創新的稅收政策等工作。 　　三、著力防控債務風險。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作為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加強源頭規範，把地方政府性債務分門別類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嚴格政府舉債程序。明確責任落實，省區市政府要對本地區地方政府性債務負責任。強化教育和考核，從思想上糾正不正確的政績導向。 　　四、積極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要繼續深入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完善並創新區域政策，重視跨區域、次區域規劃。堅定不移實施主體功能區制度，紮紮實實打好扶貧攻堅戰。 　　五、著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要繼續按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思路，切實做好改善民生各項工作。把做好就業工作擺到突出位置，重點抓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和化解產能過剩中出現的下崗再就業工作。努力解決好住房問題，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賃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做好棚戶區改造。加大環境治理和保護生態的工作力度、投資力度、政策力度。 　　六、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要保持傳統出口優勢，創造新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擴大國內轉方式調結構所需設備和技術等進口。加快推進自貿區談判，穩步推進投資協定談判。營造穩定、透明、公平的投資環境，切實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加強對走出去的宏觀指導和服務，簡化對外投資審批程序。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會議強調，必須加強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決定，是我們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部署、總動員，完成決定確定的改革任務時間緊迫。要加強學習、吃透精神，推動全黨全社會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全會精神和中央要求上來。要把握大局、紮實推進，堅持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要註重實效、取信於民，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讓老百姓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讓全社會感受到市場環境、創業條件、幹部作風在一天天好轉。要區分情況、分類推進，對方向明、見效快的改革，屬於地方和部門可以授權操作的改革，明年和近期就可以加快推進；對涉及面廣、需要中央決策的改革，要加快研究提出改革方案，制定具體改革策略；對認識還不深入、但又必須推進的改革，要大膽探索、試點先行；對全會提出的一些需要推進的制度性建設，需要修改完善法律的也要加快研究、盡快啟動。黨中央已決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工作。各地區各部門都要指定一個機構負責改革工作，主要領導同誌要親自抓。 　　會議要求，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團結一心、紮實工作，認真落實這次會議的各項部署，為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而共同奮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出席會議。

解讀中央農村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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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華泰首席策略 徐彪作者按：對於這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相信很多人都看到其中的不同尋常：7常委無一例外全部到場。熟悉中國政治運行架構的都知道，常委一起參加會議不是新聞，常委一起參加按照慣例來看規格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低一級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才是新聞。讓我們問一個為什麽？然後牢牢抓住這個問題，將我們對三農問題的理解系統做個闡述。每到年底，中央層面有幾個會是例牌大菜，終歸都會上來的：一個是政治局全體會議分析討論來年經濟工作，一個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布置來年經濟工作。還有一個就是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布置來年農村工作。為了表示對農村工作的重視，一般來說，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確定的東西會成為第二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過去十年時間里，都是這個路子。對農業問題的重視不僅體現在文件上，同時也體現在中共中央的其他各種尤其是經濟領域的大會上，如果你有興趣去翻一下歷史文件話，就會驚訝地發現幾乎每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會把三農問題排在前三的位置。用習總的話說：中國這樣的大國必須把糧食安全的飯碗端在自己手上。這輩領導人都是吃過苦經歷過短缺經濟過來的，他們深切知道民以食為天的確切含義。在他們眼中：中國人如果自己養活不了自己，這麽大一個國家和砧板上的魚沒有兩樣。糧食安全捏在別人手上的時候，國際糧食市場的小小波動都有可能擊穿中國社會的穩定線。這就是紅線，紅線不是不可逾越的，因為糧食安全=穩定，而穩定，向來壓倒一切。所以，才會有如下兩件看上去很不正常的事情：第一件，18屆三中全會上，對於土地改革，出現了這麽一個用詞“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目標直指宅基地流轉。稍作文字比對，我們發現加在這句話前面的“探索”或者“逐步”不見了。按照慣例，當八股文用詞中把限定詞拿掉的時候，通常意味著結束試點，開始準備全面推進。但有趣的是，短短一個月後，全國城鎮化大會召開，對於土地改革提出這麽一個設想“按照守住底線、試點先行的原則穩步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很顯然，這是顯著低於預期的提法。這意味著對於宅基地流轉，又回到了此前試點為主的“探索”或者“逐步”階段。很顯然，一定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導致發令槍響，選手們卻依然還在起跑線徘徊。第二件，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居然7個常委一起到場，這著實不多見。按照慣例，大概有兩種形勢開這個會。一種辦法是政治局常委會、國務院常務會以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一起開會，定好調子填好細節，然後由國務院副總理主持召開會議。還有一種辦法是總理直接主持並召開會議，這種形式相對少一些。無論哪種形式，相較7常委齊上場，幾乎沒有可比性。要想給以上兩個問題找到答案，你首先得想明白一個問題，就是農村問題，到底是個什麽問題？搞清楚邊界，結合當前的現狀，答案自然會浮出水面。在我眼里，農村問題是本屆領導集體能否完成18大GDP翻番任務的最關鍵落子。您的看的沒錯，我的用詞很準確“最關鍵落子”，沒有之一。過去三年，有一個詞匯隔三差五出現在媒體：民工荒。伴隨民工荒，低端勞動力價格持續上升。由於各地采樣數據偏差較大，也不一定有全局說服力，我們姑且采納相對比較權威的統計局數據。2009年農民工月均收入1417元，10年上漲20%，11年上漲20%，12年上漲12%，13年全年數據沒出來，但是今年9月同比去年上漲13%。工業增速在回落，2012年和2013年，我們經濟增長的速度已經低於以往8%的紅線（還記得那個保8的口號麽？），潛在增速從2009年見頂以來連續四年向下走。但是，低端勞動力的價格上行趨勢沒有受到影響，除了曲線不再那麽陡峭。經濟學家們很奇怪，跑去農村一看，恍然大悟：農村剩余勞動力這個水池幹涸了。能出來願意出來打工的都已離家，農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殘孕，或者深深眷戀著那片土地不肯輕易背井離鄉的壯年。等用大家所熟知的術語來描述，就是中國已經進入了劉易斯拐點。這是一個大麻煩！如果把中國比作一個人的話，現在心情與諸葛亮流著淚說出師未捷身先死別無二致。中國剛剛跨入中等收入水平，希望在未來十年里大展拳腳的時候，忽然發現勞動力這個變量無法支撐未來的經濟增長，而我們都知道，經典的經濟學框架中，全世界都認為增長來源於資本、勞動力、土地和技術進步。你沒有人，談什麽增長？勞動總人口進入拐點，談什麽中高速增長？如果您以為這就是困難的全貌，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您：您錯了。還有一個更麻煩的問題，剛剛浮現。確切的說，剛剛結束的第二次農地普查給這一屆領導集體敲響了警鐘：十八億畝紅線堪憂。好端端的，怎麽會突然間堪憂呢？兩個原因：原因之一，實地調研的時候，村官們告訴我們，過去的十八億畝和現在的十八億畝是不一樣的，差別就在“畝”字上。以往的一畝大概可以抵得上現在的1.2畝，各地方通過落實精準化的“畝”，淘出了大片可供擴張的土地。原因之二，過去這些年，各地方大搞城市化建設，但在現行土地控制體制下，城市建設用地指標永遠都處於短缺狀態。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家就琢磨出一整套“增減平衡”的太極拳。核心就在一句話上：用複墾出來生地置換城市周邊的熟地，用這種辦法“創造”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結果導致你看上去18億畝還在，但農地質量大幅下降。當發展問題遭遇糧食安全這根紅線的時候，何以解憂？唯有土改！土改是個很寬泛的詞匯，你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個筐，所有與土地改革相關東西都往里裝。你也可以往簡單里想，把所有不重要的東西丟出去後，筐里只剩下兩個東西：土地經營權流轉+宅基地流轉。了解和跟蹤政策的都知道，前些天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起召開的全國城鎮化大會對土地改革語焉不詳。但是我們都知道，土地改革才是所有環節中最核心的一環，這也恰恰是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要解決的主要任務：第一，你要解決工業化所需勞動力來源的問題，有人會問：這不是扯淡麽。既然剩余勞動力池子已經接近幹涸，我們又沒說搞大規模的移民，難不曾天上還能掉勞動力下來？天上自然不能，但是，農村可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用一句話來概括，叫“土地承包經營權主體同經營權主體發生分離”，就是農田還是農民的，但是種田的人不必繼續是農民。如果農民不種田，田讓誰來種呢？答案依然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給出的答案是：“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產業化龍頭企業”，反正總結起來就一句話：農地集中起來耕種。至於誰來集中，都歡迎。農民自己搞可以，工商業資本來搞，也可以。毫無疑問，工商業資本一旦大規模進入農村，農地集中的速度將會幾何級數提高。當你把農民從田間地頭解放出來的時候，工業化所需的勞動力自然也就有了著落。而農地集中，恰恰對應著土改的第一部分內容。第二，你要解決農民收入增加的問題，提高收入不是目的，提高收入後讓農民可以大規模進城，才是目的。農民的收入分幾塊：財產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通過農地流轉、宅基地流轉來實現，工資性收入通過兩種方式：一種你就別種田了，從第一產業轉移至第二產業，收入自然上升。還有一種就是繼續種田，但是搞規模化種植。種一畝地不賺錢，種1000畝的時候自然能賺錢。無論第一種還是第二種，土改都能幫上忙。第三，你要解決糧食產出的問題，“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我們去安徽調研的時候，有一個細節給我們很深的印象，至今難以忘懷：在大家的印象中，精耕細作一定比大規模耕種有效率。所以呢，如果你把土地分給1000個人，一定比分給10個人的產出更高。從道理上也很能講通，但在實踐中，由於農業產出效率過低，導致農民根本沒有種糧積極性。村官們反映，農民通常就把種子種下去，然後半年都不去看，等著去收割，所以產出大概只有規模化運營的一半。農地集中後，人家自然有足夠的興趣去種糧，也沒有出現大規模種植經濟作物不種糧的局面。因為經濟作物風險高，既要擔心銷路還要擔心價格。種糧就沒這個問題，反正國家出來收，每年收購價還往上走。說來說去，糧食安全也要依靠農地集中。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在於農民，農民問題的核心在於二元結構下收入、社會保障待遇離城市居民越來越大。農民最廣泛擁有的資源是土地使用權，因而解決農民收入、待遇的落腳點很好的落在土地上。安徽、重慶、江浙等地已經做了有益的嘗試，其他地方也在積極摸索。改革開放後的土地改革遵循的是自下而上的路徑，本輪改革也有類似的跡象，即各地先百花齊放、積累經驗，爾後再總結推廣。本輪改革的一致預期是單位土地升值，所以擁有土地地標的受益，集約化生產也會帶動農機、化肥、種子銷量。好了，回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只要牢牢抓住“農地集中”四個字，我們就能將整個農村工作會議的牛鼻子給牽起來。會議官方新聞稿一共談及了以下幾塊內容：農民富起來的問題；糧食安全的問題；承包權和承包經營權分離的問題；食品安全的問題；誰來種地的問題；加強農村管理的問題；農業現代化的問題；掐手指頭算算，除去第四和第六條，都可以和農地集中拉上關系，而且是大關系。啰嗦這麽多，照例需要落到投資上，2014年農業領域投資，只需也必須牢牢抓住一個關鍵詞：農地集中。農地集中受益的標的，才是最大的贏家。包括但不限於：農業機械、育種、農藥以及農業現代服務業。 附註《華泰策略“我們思考”系列之一：關門+倒債，驢象你們是要鬧哪般？》《華泰策略“我們思考”系列之二：啰里八嗦看宏觀數據》《華泰策略“我們思考”系列之三：管窺地產調控》《華泰策略“我們思考”系列之四：三中全會前瞻之土改篇，上集》《華泰策略“我們思考”系列之四：三中全會前瞻之土改篇，下集》《華泰策略“我們思考”系列之五：三中全會公告解讀》《華泰策略“我們思考”系列之六：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背後：釣魚島，誰在釣魚？，上集》《華泰策略“我們思考”系列之六：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背後：釣魚島，誰在釣魚？，下集》《華泰策略“我們思考”系列之七：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華泰策略“我們思考”系列之八：解讀城鎮化大會，附安徽土改調研劄記》《華泰策略“我們思考”系列之九：解讀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特別提示：公眾微信號“huataicelue”華泰策略團隊成員介紹徐   彪        複旦大學國民經濟專業碩士、吉林大學載運工具運用工程學士，曾在招商銀行負責財富管理條線宏觀與策略研究，擅長自上而下研究市場。後在光大證券研究所任策略部負責人，現為華泰證券首席策略兼策略研究部總監。新浪專欄作家、FT中文獨立撰稿人、CFA特聘講師謝誌才         廈門大學碩士、中山大學學士，現為資產配置組組長江金鳳         廈門大學金融工程碩士，FRM，現為資產配置組研究員錢  凱         上海財經大學碩士，現為資產配置組研究員姚衛巍        CFA，上海交通大學碩士，現為行業配置組組長劉名斌         中國科技大學碩士、學士，現為行業配置組研究員楊  茜         廈門大學數量經濟學碩士，現為行業配置組研究員馮  偉         東北財經大學碩士，現為主題研究組組長程  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碩士，現為主題研究組研究員華泰策略所有成熟或者不成熟思想的統一發布平臺：公眾微信！（微信號：huataicelu所謂思考，更多是把個人怎麽想的過程記錄下來，供大家參考。邏輯推演、數據支持不嚴密之處，見諒之余歡迎來信探討。謝謝！

中央微刺激穩經濟 楓葉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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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二季初，面對中國經濟明顯放緩之勢，中央終於「出招」穩定增長。國務院期望，透過加快鐵路建設和棚戶區改造、向經營困難的小微企業提供稅收減免，這「三管齊下」的「微刺激」組合，可以一定程度把首季度經濟加速下行之勢穩定下來。

據業內估計，棚戶區改造和鐵路建設，可分別拉動合共約1.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的投資，但投資者應留意，這次加快棚戶改造和鐵路建設的資金來源。例如由國家開發銀行牽頭，採取市場化發行住宅金融專項債券，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參與，把所籌集的資金用於支持棚戶及城市基建等工程；與此同時，國務院亦落實鐵路投資融資體制改革，以確保資金能夠源源投入，進行金融「輸血」，加快投資。

很顯然，棚戶區改造和增加鐵路基建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曾多番討論，並非政策創舉，但今次確切定出了融資途徑，充分展示了政府對經濟減速的危機意識升溫，並當機立斷拉開了新一輪刺激政策的序幕。

事實上，以棚戶區改造為例，既穩增長又改善民生，早被視為中國新一屆政府此輪經濟政策的重要舉措之一。國務院總理李克強4月初就要求，進一步發揮開發性金融對棚戶區改造的支持作用，讓億萬居民早日「出棚進樓」，除可改善民生，也助拉動投資、促進消費。按住建部部署，今年中國計劃投入於改造棚戶區的金額就達1萬億元。

 

留意今年以來，國開行密集赴多個地方調研棚戶區改造，首季度新增承諾棚改等保障安居工程貸款達1401億元，是去年同期的10.2倍，發放貸款312億元，按年增長12%。進入第二季，基於國務院要求要加快棚戶區改造，國家開發銀行為配合政府穩增長措施，近月密集式發放貸款。內地媒體報道，單在4月份，國開行用以保障各地棚改工程的貸款發放額接近1000億元。

國開行副行長王用生更表示，棚戶區改造是當前「微刺激」的重點。業內人士亦指出，鑑於中央強調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推進棚戶區改造視為穩增長措施之一，此類以再貸款方式進行的定向投放，將成為今年常用的貨幣政策工具，不排除此後每月都有千億元左右的投放。

然而，申銀萬國表示，再貸款若指定投向政策銀行的棚戶區改造，雖有利經濟「托底」，但市場短期不宜對再貸款等政策放鬆過度樂觀解讀。方正證券亦認為，人行微調直接以擴大部分金融機構特定領域的放貸，不會帶來流動性寬鬆；且人行的定向微調動作表明，人行進行大規模政策放鬆的意願較低，全面降RRR的機會更不會大。

因此，基於新一輪政策刺激只屬「微調」程度，而且從政策投入到產生影響往往存在時滯，故難以於第二季便收立竿見影之效。不過，當前啟動結合調結構與促增長的刺激措施，可望對下半年經濟起一定程度的穩定作用。

中央鐵路投資全開 楓葉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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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早前公布今年第一季GDP增速，雖然略高於市場預期的7.3%，惟季度增長只有7.4%，創出一年半以來最低水平。在內地經濟呈現下行壓力之下，中央政府惟有再次出招，棚戶區改造之外，亦以加快推進鐵路建設，作為力保經濟增長的手段。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4月2日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提出加快鐵路建設尤其是中西部鐵路建設，確定深化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籌措和落實建設資金的五項措施。五項具體措施確保了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措施包括：

一，設立鐵路發展基金，拓寬建設資金來源，吸引社會資本投入，基金總規模達到每年2000億至3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二，創新鐵路建設債券發行品種和方式，今年向社會發行1500億元，實施鐵路債券投資的所得稅優惠政策。

三，引導銀行等金融機構積極支援鐵路建設，擴大社會資本投資規模。

四，對鐵路承擔的公益性、政策性運輸任務，中央財政在一定期限內給予補貼，逐步建立規範的補貼制度。

五，加強統籌協調，保證在建項目順利實施，抓緊推動已批復專案全面開工，盡快開展後續專案前期工作，確保鐵路投資穩定增長和鐵路建設加快推進。

國金證券指出，這次會議明確了投融資改革，推進鐵路建設改革的方向，並且隨着城鎮化建設的推進，中西部鐵路、城際鐵路和都市圈鐵路將成為鐵路建設新增點，維持行業領先大市評級。

事實上，應國務院要求，鐵路投資在短短4個月已「加碼」三次，屬歷來罕見。內地媒體報道，中鐵總公司在4月底召開電話會議，再度調高今年鐵路固定資產投資，全年總額增加至8000億元以上。中鐵總公司在年初原計劃今年投資6300億元，其後兩度上調，最近一次是在4月初增至7200億元；三次追加合共新增1700億元。接近中鐵總公司人士透露，不排除再調整計劃，而今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有望超過2010年的8426億元，創歷史新高。

除追加投資外，開工項目亦再度加碼，今年開工項目由早前44項增至48項基礎上，再大幅增至64項；新論證項目在條件成熟時，年內也可開工；另外，今年新投入運營的線路要確保達到7000公里以上；同時今年設備投資額亦由1200億元，增至1430億元以上。

中鐵總公司的鐵路投資目標年內三度加碼，不僅反映鐵路行業在穩增長中的重要性，也顯示鐵路基金的發展優於預期。國金證券指出，會議提出2014年全國鐵路預計投產新線6600公里以上，比去年增加1000多公里。2013年中國高鐵突破1萬公里，在建規模1.2萬公里，2014、2015兩年建成並投產的24條高鐵總里程約8887公里，根據測算2014動車組採購量預計將達到350列；由於未來兩年鐵路投產新線進入高峰，車輛需求快速增加。

市場人士預期，中鐵總公司的高速動車組更多的訂單，將會於今年第三季出現。摩根士丹利發表報告表示，內地今年鐵路設備投資目標上調了19%，至1430億元，較2013年1040億元按年增35%；設備佔鐵路投資的比例，將由2013年的15.6%，提升至2014年的17.5%。設備投資增速顯著，可吼鐵路設備股中國南車（1766）。

另一方面，國金證券指出，為符合鐵路改革的方向要求，高鐵佔比的逐步提升，資訊化在鐵路投資的比重將逐步加大，使鐵路營運更加智慧化和公開透明。訊號、安全等IT設備佔鐵路投資比重，日本、德法等分別為10%和15%，而中國只有4%左右。因此未來預計訊號監測、防災安全、通訊調度等IT設備投資佔比將提升到10%左右。

由於鐵路及軌道交通IT設備實施周期相對較長的特點，國金證券認為可以從上市公司的手頭訂單情況來判斷行業景氣度。而該行看到，部分公司在2013年拿到的訂單額達到了歷史最高，這為公司14至15年的業績打下良好基礎。

至於鐵路基建商之中，中鐵建（1186）2013年鐵路業務分部溢利錄得24%增長，但中鐵（390）增長只有16%，中交建（1800）更錄得虧損。由於中鐵建鐵路業務頁貢獻較高，加上其負債水平較低，前景可以看高一線。

總結券商分析，未來兩年隨着高鐵新線投運步入高峰，鐵路設備需求增長明確，貨運提價增強行業盈利能力，後續市場化改革細則陸續出台開啟行業發展新驅動力，海外出口訂單加速增長，鐵路建設投資存在繼續上調的預期，因此維持行業股份領先大市投資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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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掀開面紗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1628

數個權威消息源證實，自1987年以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歷任組長一直由時任總書記擔任，時任總理則任副組長。

2014年6月13日18時許，新華社發佈了一則消息，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主持召開了該小組第六次會議，會議主題為研究能源安全戰略。報導同時透露，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副總理張高麗分別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成員身份參加。

這是自1980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立以來，官方媒體首次對財經小組會議進行實時新聞報導，並且詳細公開財經小組組長、副組長、成員的名單。

當晚19時的《新聞聯播》播放了會議召開的畫面，圓形會議桌內圈就座的，除習近平、李克強和張高麗外，至少還有5位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汪洋、馬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此外，兩位國務委員、一位中央軍委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央行行長，以及包括國家發改委在內的11個部委的主要負責人均與會。

南方週末記者向數位權威消息源求證後發現，自1987年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歷任組長一直是由時任總書記擔當，時任總理為副組長。

《人民日報》上一次提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還是在1999年1月14日刊發的一篇名為《1998年經濟發展和改革回眸》的述評中，提及1996年8月江澤民總書記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專門聽取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工作匯報。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負責財經工作的領導機構。不過，改革開放以來，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負責具體的經濟工作，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則「隱居幕後」，少有人知。

一位接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稱中財辦）的人士稱，此番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揭開一角面紗、走向前台，「可以理解為黨對經濟工作的加強，並且，或與改革進入深水區直接相關」。

前世今生

追溯中國共產黨黨史，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類似的機構，最早出現於新中國成立前夜。

2013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張金才研究員在《北京黨史》雜誌上撰文：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中財委），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當年5月，陳云受命來到剛剛解放的北平負責籌建；7月，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併組成的中財委正式成立，陳云任主任。

當時的中財委設六局一處，包括計劃局、人事局、技術局、私營企業事務局、合作事業管理局、外資企業管理局和秘書處；再下轄包括央行、中央工業處、中央財政處等13個部門。

新中國成立後為加強對經濟工作和改進體制工作的統一領導，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通知》，明確經濟工作五人小組——陳云（任組長）、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其中中央財經小組由12人組成，依然是陳云為組長。

不過，1958年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與此前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中財委不同——張金才在上述文章中稱，它已經不再是根據中央決策統一領導國家經濟工作的機關，而是變成了一個諮詢機構。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79年3月召開會議，確定了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同時決定成立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由陳云、李先念兩同志掛帥，統一管理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和目前的調整工作」。

直到1980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才正式面世。

198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撤銷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時任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出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半年後其升任總理，小組組長身份未變。

1984年，那場事關改革的莫干山會議在形成「價格雙軌制」為主的會議成果後，就由會議主辦方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直接匯報。張同時任國務委員、國家經委主任。

1987年時任國務院總理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依然未變。

由此開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一職，一直由總書記兼任。

1989年，江澤民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除了數位權威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確認這一任職之外，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在其《西部大開發決策回顧》一書中也提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而曾培炎本人則是這個小組的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

3年之後，朱鎔基在十四大後出任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開始更具體地介入經濟改革事務，包括1994年的分稅制、1997-1999年的國企改革、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擴內需舉措、1998年的住房和社保制度建立、2001年加入WTO等。

隨著國務院常務會議制度的落實，2003年之後，國務院在經濟事務上更為頻繁地發揮作用——根據國務院組織法第四條：國務院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必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或者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決定。

《國務院工作規則》則規定，國務院常務會議「一般每週召開一次」。這一規則是在2003年3月20日，由時任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的第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的。一般經濟、社會事務，往往由國務院部署。例如，2008年11月5日，時任總理溫家寶就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措施，並部署了「4萬億」投資計劃。

而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每年常規出現兩次。一次為七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上半年經濟工作做出總結，對下半年經濟工作做出調整和部署；另一次則是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次年經濟工作做出部署，包括GDP增速、政府工作報告基調等重大命題。

一位接近中財辦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召開會議的次數大約每季度一次。

「人員精幹」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的交接，一般緊隨中央政府換屆。

曾在中財辦任重要職務的一位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胡錦濤接替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是在2003年3月——2002年黨的「十六大」閉幕後半年、新一屆政府換屆完成之時。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循慣例，亦兼任了這一職務，實際的交接完成是在2013年3月。

數屆政府以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均由時任總理兼任，小組成員還包括幾位副總理、國務院秘書長，國家發改委、國資委、財政部、央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的主要負責人。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下設一個日常辦公機構中財辦，這是一個正部級機構。

從1980年以來，先後擔任中央財辦主任的至少有6人——李智盛1981年至1985年間任中央財辦主任，此後，蔣冠莊、曾培炎、華建敏、王春正、朱之鑫先後擔任此職位。現任中央財辦主任為劉鶴，2013年3月接替朱之鑫。

從曾培炎開始，此後幾位中央財辦主任，都同時任國家發改委（國家計委）副主任一職。

「我們的人員很精幹，一共五到六個小組，每個組少的三四個人，多的也就五六個人。」前述中財辦前任官員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這些小組（局），分別是綜合組、秘書組、宏觀組、財貿組、經貿組及農村組。

辦公地點位於中南海之內的中財辦，曾與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即中央外辦）同一棟樓。

中財辦也曾與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稱中農辦）的人員「合署辦公」、交叉任職。1993年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之初，並無獨立的日常辦事機構，直到2004年，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開始單獨下設辦公室，即中農辦，由中財辦副主任陳錫文兼任中農辦主任一職。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職能，目前主要體現在參與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綱要、年度經濟計劃制訂、經濟形勢調研和分析和宏觀政策研究等方面。

這部分的職能與國家發改委較為接近。不過，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協調權限，要大大高於國家發改委。

從一些曾在中財辦任職的官員履歷方面，也可看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及中財辦的職能所在：

現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曾於2005年3月至2011年8月（2010年7月至2011年8月，掛職任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任中央財辦經濟一組（即宏觀組）組長。他亦曾以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中央宣講團成員的身份，在江西省做專題報告。彼時，江西官方對他的介紹是，韓文秀「一直負責宏觀經濟分析和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曾多次參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國發展改革工作會議的文件起草，並參與了『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規劃編制等工作，是中國宏觀經濟領域研究的著名專家，也是我國重大政策研究制定的重要參與組織者」。

小組在地方

在地方黨委，現如今，省市縣甚至鄉鎮一級，也都設置了各自的財經領導小組。

根據南方週末記者觀察整理，省一級的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均由省委書記擔任，副組長則由省長擔任。如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即兼任四川省委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四川省省長魏宏為副組長。

地級市則差異較大。有的設置與中央、省級相似，有的還沒有成立市委財經領導小組。

一位中部某省會城市市委的官員對南方週末記者稱，在他的印象裡，該市從未召開過市委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或以其名義刊發過文件。

海南省則略顯不同。《人民日報》曾報導，2009年2月17日，海南省委常委會會議，明確提出：「（海南所轄）市縣委不設財經領導小組」。

成立了財經領導小組的地方，各級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一般由各級黨委書記擔任、政府首長任副組長。

不過也有例外。2012年，廣東省茂名市電白縣成立財經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就由時任縣長擔任，相關縣領導為副組長，縣財政、稅務、國土、國資、土地儲備中心等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為成員，並下設辦公室於縣財政局。時任縣委書記沒有在電白縣財經工作領導小組中任職。

地方層面，各級黨委的財經領導小組的主要工作內容是研判當前經濟形勢。比如2013年7月22日，四川省委財經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的主題就是「研究分析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

也有更為細緻的。比如四川省綿陽市財經領導小組，在2009年成立之初公佈的《中共綿陽市委財經領導小組議事規則》中，表示重大項目投資安排方案甚至市級各部門辦公用車輛購置方案採購方案等，一旦超過一定金額，均在綿陽市委財經領導小組的議事範圍內——比如由市財政安排的辦公設備及辦公用品採購金額一次性在20萬元以上的採購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