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法第213條:
(b) (如某人曾經(或看來是曾經)、正在或可能牽涉入第(1)(a)(i)至(v)款提述的任何事項,不論該人是否明知而牽涉入該等事項)飭令該人採取原訟法庭指示的步驟,包括使交易各方回復他們訂立交易之前的狀況的命令
香港證監上週1月19日按213條,向2012年停牌的中國森林(930),保薦人瑞銀及渣打證券,及核數師畢馬威入稟法院,要求他們向小股東作出賠償。這件事震驚整個金融,會計及投資銀行界。
香港證監在2012年在洪良事件,首次運用證監法,香港法律第571章,第213條,向洪良提出索償。當時洪良集資所得的9億元,存在香港銀行。證監成功把該款項凍結,把該款項賠償給小股東。洪良保薦人被罰四千二百萬元,及除牌。
之後證監又成功起訴老虎基金內幕交易,及罰款。老虎基金不服上訴,但上訴庭判證監勝訴,可以引用第213條要求犯法者作出賠償。證監法第213條已經成為了證監的尚方寶劍,向行為失當者作出罰款或賠償。
洪良事件因為集資款項仍在香港,保薦人幸運地避過大難。但中國森林已經停牌多年,公司在清盤中,也沒有充足現金賠償。現在證監向有錢的保薦人及核數師索償,是開了前例。
中國森林是首次證監向保薦人及核訴師索償,而金額可能是天文數字,令到金融界嘩然。中國森林是2011年12月5日上市,當時以$3.56為招股價,集資15.525億元。中國森林在2012年1月26日停牌,停牌時的收市價是$2.925。當時市值是89.5億元,大股東佔53%股權。其他投資者佔47%,當時市值是42億元。
中國森林被證監勒令停牌,是加拿大上市的嘉漢林業事件的餘波。2011年沽空機構混水發表報告,指嘉漢林業賬目造假,及有多項有問題交易。加拿大證監起訴嘉漢林業,同時香港上市的林業公司賬目,亦受到質疑。香港證監在2012年1月勒令中國森林停牌,經歷幾年的調查,2016年底向保薦人及核訴師提出索償。
根據上市資料,中國森林上市集資總額是15.525億元,淨收14.096億元,專業費用達到1.429億元。保薦人及核數師收費只是一億多元,但現在面對索償金額可能達到42億元。收費與賠償風險絕對不成正比,令到投資銀行界震盪。最令人害怕的是213條的條款提到的定罪範圍是極之廣闊,是以一個客觀條件來定罪,
只要行為失當者是涉及(i)至(v)提述的任何事項,不論該人明知而牽涉入該等事項。就可以飭令人採取原訟法庭指示的步驟,包括使交易各方回復他們訂立交易之前的狀況的命令。不止定罪條件是客觀的及非常廣闊,賠償更是無上限。
另一方面是責任問題,保薦人,核數師及專業估值師,到底那一位要負上最多責任。保薦人持有內地政府發出的森林使用權文件,但這文件是否等於擁有權,是個可以商榷,大有疑問的問題。
如果政府發出的文件對不可信,那有什麼文件可以信?另一方面是估值的問題,到底森林裏的木材值多少錢,專業估值師是否可信。如果專業估值都不可信,到底有什麼標準可以依賴?現在證監沒有起訴專業估值師,保薦人和核數師都可以把責任賴在估值師身上。
這無上限的賠償將會嚴重打擊投資銀行業務及香港的金融業,就算是最大的國際銀行,也會被這沒有上限的賠償打挎。一些中小型的公司,根本不可能找到保薦人上市。只有大型的企業才能找到保薦人,為他們負責任上市。雖然證監要保薦人及核數師為保薦上市公司的資料正確性負責任是正確的方向,但用213條要保薦人承擔無上限風險,只會令到整個行業窒息。因為沒有保薦人肯負責,而中小型公司找不到保薦人上市,恐怕對整個金融業都不利。
真理既不在你那里,也不在我這里,而在你我碰撞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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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最近是人才流動的高潮期,雖然許多小型創業公司求賢若渴,但是很多時候還是比較難招到合適的人才。於是,投投便想,創業公司到底應該持有一種怎樣的用人觀呢?
無意間,投投讀到了唐寧先生的一篇分享,讀完感覺收獲頗豐。唐寧先生在如何選人、如何用人、如何培養人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和方法,希望你讀完後有所收獲。
1 如何選人
我記得有次在哈佛商學院,哈佛商學院的老師說,中國沒有偉大企業。我就問為什麽?他說,中國企業周期都比較短,沒有活足夠長的時間。他這個回答我還是比較認同的,於是,我便跟同事講,如果有一天我們都不在了,但宜信還在,我們對普惠金融的美好願景被不斷傳承和實現,那我們這個企業和組織就是偉大的。
那麽,怎麽才能保證企業基業長青呢?我想,那就是一定要有理想、有追求,同時還要有激情,只有不斷創新才能讓金融變得更加美好。
在招攬人才方面,我有一些自己的原則和準則,其實我很少用「招人」這個詞,我覺得用「尋找潛在夥伴」這個表達更貼切。
首先,在面試地點的選擇上,我經常把人約在咖啡廳。因為我覺得這個場景有互聯網精神,講究平等、開放、坦誠,和宜信的精神非常契合。宜信的工作既緊張又輕松,同事們富有激情,非常投入,這是「緊張」;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非常簡單,大家彼此欣賞,很開心,比如說每個人都直呼我唐寧,可能這有點美式風格,但只有給予同事尊重才會讓他們放輕松,平等友好的氛圍是安心工作的前提,這是「輕松」。
所以,我不認為在咖啡廳那樣的場景是在面試,面試不是居高臨下地審視誰,而是一個大家交朋友的機會,大家互相學習,談談各自感興趣的話題,這樣的分享挺好,每次都受益匪淺。
其次,對那些有意加盟宜信的牛人,我會在與他溝通時講,如果你只是為了找一份工作而來宜信,那這里不適合你。宜信是一個需要你對我們的事業、理念、團隊和文化都高度認同的地方,我們要做的是一件能給周圍的人和事帶來一番好的、大的、不同視野的事,你必須將心註入,願意和一群有理想的人共同實現夢想,這樣你工作起來才會投入,才會有歸屬感。可能就是因為這種「善」的理想,我們感召到了一大批有理想、肯奮鬥的人。
再次,我用人的一個標準是德才兼備,有擔當。沾金融的事兒是很敏感的,而金融創新又是跨界的事,挑戰很大,做對很難,做錯卻非常容易,有各種各樣的招兒能辦到,這就需要從業者除了是高手以外,還要有極強的自律性、使命感和道德標準。沒有這樣的操守,你的創新手段再先進也是很危險的,所以我用人,一定是優中選優。
我覺得,中國的理財者和投資人應該獲得更好、更透明的服務,中國從事財務規劃、投資理財、財富管理的同仁們,應該每天都捫心自問,自己是否提供了問心無愧的產品和服務。我把這樣的理念和幾位來自銀行的資深同事溝通,很榮幸,他們認同了這一理念,並且發展了這一理念。
2 如何用人
當同事加入我們團隊以後,到底應該如何正確地「用人」呢?我覺得,大家作為朋友,有著共同的使命和共同的責任擔當,因此新加入的小夥伴過得好不好,學得好不好,常在他心,也常在我心。
作為一個管理者,不是給自己一個title就真正擁有領導力了,領導力是自己幹出來的,無論我們的團隊多大或多小,只有真正以團隊成員為本,才能在成就他們的同時,成就了自己。
1)鼓勵同事大膽嘗試創新,在一定程度上寬容錯誤。
我記得,有一次有一位從事市場推廣工作的同事在工作中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當時他很害怕,在我的辦公室里,頭低得不敢擡起來。我對他講,沒關系,吃一塹長一智,以後把事做對就好了。現在,這位同事已經成為了我們公司的骨幹。我時常覺得,如果你不讓年輕的同事大膽嘗試,不珍惜他們的信任,對他們的錯誤不夠寬容,怎麽可能使公司進行不斷地創新呢?
宜信有一句話,叫「真理既不在你那里,也不在我這里,而在你我碰撞之間」。對一個組織而言,包括CEO或創始人,沒有誰擁有絕對的真理,創新型組織更不應該是這樣的,而是要通過集思廣益來碰撞出火花。作為領導者,你要敞開心扉,用非常謙遜的心態去認真傾聽,仔細了解同事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們的同事可以直接在會議上指出我的問題,有道理的我一定接受,有誤解的我會耐心回應。
現在行業格局、市場變化非常之快,你要是不能真實看待自我,總是活在過去的時間和空間之中,一定趕不上市場的變化,你的公司就很難有求真務實的文化。所以我們通過優勢互補,頭腦風暴找到解決方案,這非常具有互聯網精神,最終方案是眾包的結果,而且沒有最好,只能叫更好。
2)當團隊在某一問題遇到重大分歧時,不要過多幹預。
如果團隊在頭腦風暴的過程中,在某個問題上產生了重大的分歧,這說明戰略敲定的時機還沒到。通常在這種情況下,我不會幹預,只是建議大家再討論討論,因為戰略不是虛無縹緲、一拍腦門想出來的,你要基於市場需求做足功課,有一系列的準備,找到其中的邏輯,最終團隊對此達成共識。因此,我們應該先從小事做起,解決實際問題,別一上來就整天強調戰略。你一上來就整戰略,兩腳不著地,浮在半空中,自己很難受。
3)支持各部門遊到河對岸去,保持各部門主動、積極的溝通姿態,打破部門之間的壁壘。
2013年的時候,我們宜信提出了一個理念,叫做「支持部門遊到河對岸去」。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在宜信高速成長的過程中,有時在業務部門和支持部門之間,好像總有一層窗戶紙捅不破,好像總是有一條河把他們隔在兩岸。所以公司提出支持部門由事務性支持轉變為戰略性引領,讓支持部門堅決和業務部門站在一起,給大家以貼心的服務、關愛。
從那時起,我和支持部門的同事們一直在學「遊泳」,我還對業務部門的同事說,如果他們發覺一些衣服「濕」的、挺累的一群人走過來,還請接納他們,讓他們了解業務部門的困難和挑戰,一起解決問題,也給客戶們帶來好的服務和感受。「遊到河對岸」代表的是一種主動、積極的溝通姿態,有助於打破部門之間的壁壘,形成合力,最後形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3 如何培養人
在新同事加入我們團隊後,我們會積極認真地去帶,並且幫助他們找到最匹配的位置,因為他們的未來有相當一部分在你手里。
除此之外,我們還一直在努力打造公司內部的學習型組織。我常和同事講,身處金融行業,自身專業不夠硬怎麽行呢?一個愛學習的人,通常有文化、有品位、有追求、有精氣神;長期學習的人,身上一定具有非常謙遜的人生態度,並且其自身素質和能力也在不斷提高,進而才能創造出卓越的成績。不過,學習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靠每天一點一滴的積累養成的,只有你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你才能成為一個所謂的成功人士,成功是一種習慣。
培訓是學習的一種延展,在這方面,宜信已經和國內外最好的資源建立對接,比如連續幾年與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聯辦了高級經理人研修班,有200多名宜信中高層管理同事從這里畢業。清華的老師感慨說,在清華,很難見到一個民營企業能夠每年輸送這麽多員工來學習,非常難得。其實就是這樣,我希望我們的同事能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學習。
宜信的企業文化中還有一種,叫做「幹貨文化」。一年一度的年會便是管理層進行頭腦風暴的絕佳機會,各個部門都會展示自己的業績,我們先達成共識:首先要說幹貨,各種虛頭巴腦、不真實的東西不要說;其次,說話時要把自己想象成聽眾,聽眾不願意聽的,你就不要說了。如此一來,誰說的優誰說的劣就一目了然了。所以,如果你「說的不真實,沒有幹貨」,在宜信是沒有生存空間的,而我們宜信的事業就是這樣靠一點一滴的幹貨堆積起來的。
2017年3月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四川代表團的審議。這是習近平同代表親切交流。(新華社記者❘蘭紅光❘攝/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16日《南方周末》)
“一個手機走遍天下,總書記用手機嗎?”樊蕓事後回憶,她當時就是這麽隨便一問,沒想到習近平馬上作出回應。
習總書記離開遼寧代表團時,“大夥兒鼓掌至少鼓了十多分鐘。”陳秀艷感覺“那個掌聲就沒有頭了”。
習近平總書記形象地說當前脫貧工作,關鍵是要精準發力,向基層聚焦聚力,有的需要下一番“繡花功夫”。
在總書記看來,政治生態汙濁,就會滋生權欲熏心、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團團夥夥、拉幫結派等一系列問題,侵蝕黨的思想道德基礎。
“你提的問題,我們今天都能接得住。”2017年3月5日下午,上海代表團的全國人大代表樊蕓針對互聯網企業的壟斷現象發言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笑著接話:有網信辦的同誌在場。會後,樊蕓將她的發言稿給了中央網信辦相關負責人。
這是自2013年以來,樊蕓第五次與習近平總書記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作為上海團的人大代表,習近平每年都會在3月5日下午參加上海團的審議。
除了上海團,習總書記還分別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遼寧團、四川團、新疆團和解放軍代表團審議,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的政協委員並參加聯組討論,與代表委員們共商國是。
從本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第一次會議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先後30次參加團組審議討論,面對面聽取230多位代表委員發言。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踐行新發展理念,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
今年的“兩會”是本屆人大、政協的最後一次會議。南方周末記者梳理習近平今年下團組的講話時發現,有些事他持續關心,有些關鍵詞被他屢次提及。
在今年的兩會時間里,習總書記3月4日下午首先看望了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的民進、農工黨、九三學社委員,並參加聯組會。
聽取9位委員發言之後,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知識分子。”習總書記指出,我國廣大知識分子是社會的精英、國家的棟梁、人民的驕傲,也是國家的寶貴財富。他強調,全社會都要關心知識分子、尊重知識分子,營造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良好社會氛圍。
據現場媒體統計,習近平在講話中22次提到了知識分子,“廣大知識分子要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舍我其誰的責任感,主動擔當,積極作為。”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在代表委員中激起強烈反響。民進中央常委黃震委員說,廣大知識分子要永葆情懷、開拓進取,為經濟社會發展貢獻智慧,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貢獻力量。農工黨湖南省委專職副主委蔣秋桃代表說,我國知識分子隊伍越來越壯大,要堅持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立足崗位、不斷學習、學以致用,不斷提升我國的競爭力。
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政協工作。3月11日晚,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茶話會,與少數民族代表委員們歡聚一堂,共慶全國兩會勝利召開,共祝偉大祖國繁榮昌盛,共話中華民族美好未來。
本屆兩會以來,每次政協會議一開幕,習總書記即參加聯組討論,發言重點也因界別的不同而各有側重。2013年,他在參加科協、科技界委員聯組會時強調,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2014年參加少數民族界委員聯組會,習總書記強調堅持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定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道路之恒心。2015年,在參加民革、臺盟、臺聯委員的聯組會時,他強調兩岸攜手、共謀福祉,定了兩岸人民共同發展之決心。2016年參加民建、工商聯委員聯組會時,習總書記重申了基本經濟制度,要給民營企業更多獲得感,並對構建新型政商關系作了闡述,就是“清”“親”二字。
今年適逢各民主黨派換屆之年,各民主黨派中央及其省級組織都要進行換屆。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的聯組會講話中強調,“各民主黨派要搞好政治交接,努力換出新幹勁、換出新氣象”。
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行政服務中心企業幫辦服務專區,無償提供企業設立登記的咨詢、指導和申請材料幫核服務。(新華社/圖)
在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中,位列新發展理念之首的便是“創新”。3月5日,習總書記在上海代表團強調,解放思想,勇於擔當,敢為人先,堅定踐行新發展理念,深化改革開放,引領創新驅動,不斷增強吸引力、創造力、競爭力,加快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巧合的是,樊蕓的發言重點也落在這一關鍵詞上,她還與總書記進行了互動。樊蕓說的是“科技創新”,與網約車有關,自然會提到手機。
“一個手機走遍天下,總書記用手機嗎?”樊蕓事後回憶,她當時就是這麽隨便一問,沒想到習近平馬上作出回應。
“這一下子就拉近了和總書記的距離,非常親切。”樊蕓說,她接著講述了自己春節期間一段並不愉快的打網約車的經歷,主要是遭遇了加價。發言期間,樊蕓看到習總書記聽得很仔細,並在案頭做一些記錄。
但她沒有料到的是,次日下午,滴滴出行副總裁王欣就發來短信,大意是聽說她提出了跟網約車有關的建議,希望和她見面談一談,後來通過電話約好在上海見面。
圍繞科技創新,樊蕓將發言的重點落在人才上,她提出要改革所得稅稅率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增加科技創新的動力。“總書記後來在講話中回應了我的問題,專門提到了科技人才體制機制改革問題。他強調要推動人才政策創新突破和細化落實,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讓更多千里馬競相奔騰。”
習總書記的講話反響熱烈。上海科技大學教授朱誌遠代表說,總書記要求上海有新作為,意味著推出更多深化改革開放、推動創新發展的舉措。隨著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的進程,科研工作者作為骨幹力量,應發力改革開放、積極創新,推倒實驗室技術與產業需求應用之間的籬笆墻,帶動產業發展、助力中心建設。
其實這已不是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在“兩會”期間提及“創新”,他已連續5年在上海團強調“創新發展”。
2013年是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之後第一次參加全國“兩會”,那時我國的經濟已由較長時間的兩位數增長轉為個位數增長階段。“春江水暖鴨先知,上海是最先感受到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這個階段,要突破自身發展瓶頸、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根本出路就在於創新。”此後幾年,他都在上海團發表跟“創新”有關的講話。
今年,習總書記在上海團還將“創新”一詞用在他對上海自貿區的期待上:“力爭取得更多可複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努力把上海自貿區建成開放和創新融為一體的綜合改革試驗區。“總書記講話時總會引用一些文言文,名人名言。”樊蕓回憶總書記談到自貿區發展時就用了“取法於上,得乎其中”這句話。
上海自貿區掛牌於2013年下半年,從2014年全國“兩會”開始,就成為習近平屢次提及的重點。對於自貿區這塊試驗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過這樣的希望:“播下良種,精心耕作,精心管護。”三年多來,上海自貿區成就斐然,新增註冊企業4萬家,超過了過去20年的總和。
經過3年多的培育,上海自貿區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新增註冊企業4萬家,超過了過去20年的總和,其經驗也被推廣,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就是以上海的試點內容為主體,進行了各有側重的探索,累積了100多項制度創新成果。隨著2016年底,浙江、河南等7個自貿區獲準成立,自貿區又在更大範圍內開花結果。
由一枝獨秀到多地開花,自貿區是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結果。與“創新”一樣,“改革”也是習近平每年“兩會”期間念茲在茲的重要話題,今年也不例外。
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上海團審議時提出要“深化改革開放,引領創新驅動”。此後,他去遼寧、四川、新疆3個代表團時,都著力提到了“改革”。
離開上海團2天之後,3月7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了遼寧團的審議。這是本屆人大會期內,他第二次參加遼寧團的審議。按照過去的慣例,在每屆人大任期內,總書記除了每年要參加自己所在的代表團和解放軍代表團審議外,5年內參加其他地方代表團的審議不會超過1次。
“你都見到總書記了,你不做出點成績,都對不起這次能見到總書記。”3月7日中午,59歲的陳秀艷仍難掩內心的激動。她是營口市老邊區柳樹鎮太平山村黨總支書記,也是遼寧團今年新當選的40名代表之一。
當天上午在她發言時,大連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里景瑞作了仔細觀察。“總書記不時在插話”,里景瑞回憶,當陳秀艷講到村里的公路修好了,習總書記就問修路的錢上級撥的還是本地籌的,陳秀艷回答說是上級撥的。
里景瑞記得很清楚,上午共有7人發言,總書記插話17次,少的1次,多的7次。“總書記問得非常細。”里景瑞說,比如說遼寧的外經貿額到底有多少,其中是出口多還是進口多,遼寧省城市化率達到了多少,現在每年新增加市民占比多少等。
遼寧省文聯副主席馮玉萍在發言之前心里一直很忐忑。“我前面有6位代表發言,誰都想多說一點。”當馮玉萍介紹說自己是評劇演員時,習近平與她互動:“評劇是北方的吧?”馮玉萍告訴他是的,發源地在唐山,但在東北生根開花結果。
最後,習近平總書記發表講話,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遼寧振興必由之路,要把國企作為遼寧振興的龍頭,深入實施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下決心振興遼寧工業,再創遼寧工業輝煌。他還強調,不論經濟發展到什麽時候,實體經濟都是我國經濟發展、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的根基。
代表委員們對此非常認同。中科院院士、長春光機所王家騏代表說,國企改革是東北振興的重頭戲,應抓緊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尤其是要對“僵屍企業”動刀,拔掉輸液管、撤掉呼吸機,還要盡快剝離國企非主業,讓國企甩掉包袱增強市場競爭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吳恩遠委員暢談體會時說,東北的市場活力還沒有被充分激發出來,需要通過改革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營造良好的投資和營商環境,推動東北老工業基地再次騰飛。
從講話可以看出,習總書記是在“振興東北”的框架下提出了推進遼寧國有企業改革。不僅是今年,此前在2013年、2015年、2016年,他參加遼寧、吉林、黑龍江代表團審議時,都提出了要推進國企改革,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
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東三省的傳統產業比重過高,國企數量龐大。有統計顯示,東三省中,遼寧國有經濟占比超過了30%,吉林超過40%,黑龍江則超過50%,這樣的比例使得東三省經濟結構調整艱難。
2016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在國有經濟占比最多的黑龍江代表團說,對國有企業發展,政府的作用更多的是體現在支持、扶持、杠桿作用,但沒有現存的“金娃娃”擺在那里。當場有名基層黨支部書記邀請總書記到黑龍江考察,兩個月之後,習近平如約而至。
“他還多次提到年輕時到遼寧的一些事情。”大連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里景瑞回憶3月7日習總書記參加審議的情景時說,他提到第一次到遼寧時是13歲,去的哪個城市、看到了什麽、那個地方縣委書記叫什麽名字都能記得。
習總書記離開遼寧代表團時,“大夥兒鼓掌至少鼓了十多分鐘。”陳秀艷感覺“那個掌聲就沒有頭了”。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參加審議的第三個代表團是四川代表團。當天正值“三八”婦女節,習總書記向女同胞們致以節日祝賀。走進會場時,代表團里藏族和羌族的代表分別向習近平獻上了潔白的哈達和鮮艷的羌紅。
第一次跟總書記近距離接觸,好醫生醫藥集團董事長耿福能覺得有點緊張。但因為習總書記的一番話,氣氛很快就緩和了。
據耿福能回憶,習近平總書記走進會場與大家握手時,有位代表準備了幾張習近平去四川時的照片。習總書記看過照片後,說他第一次去四川時跑到腿都“短”了,準備去峨眉山的那天遇上大雪封山,仍然堅持上山。
習總書記還提到他去過朱德的老家儀隴,在那里聽到一個說法“儀隴可以沒有錢,但不能沒有‘德’”,因為當地除了有朱德,還有一個張思德。他開玩笑說,自己在延安梁家河當村支書時,還學習四川的做法回去後挖了個沼氣池。“幾句話之後大家就不緊張了。”耿福能說。
進入代表發言環節後,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首先發言,接著就是來自基層的駱雲蓮,她是雅安市漢源縣永利彜族鄉古路村支部書記。聽說總書記要到四川團參加審議,她立即打電話回四川,要了幾張2013年雅安地震後重建的照片。
發言時,駱雲蓮問習近平“可不可以給你看照片”,習近平點頭。有張照片是習近平總書記災後在蘆山縣體育館安置點親一個小男孩,孩子名叫駱俊誠。習近平看到後立即回憶起當時的場景:“剛進去時小孩還被嚇了一跳”。
作為來自貧困地區的代表,駱雲蓮接下去的發言跟脫貧攻堅有關,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關心的話題。
聽說駱雲蓮所在山村的道路已由“天梯”變成觀光索道後,習近平立即插話,問修索道所需經費是不是政府安排的,駱雲蓮回答說兩百多萬都是政府出的,習近平點頭表示高興。
6名代表發言結束後,習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他說四川是農業大省,也是脫貧攻堅任務最艱巨的地區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形象地說當前脫貧工作,關鍵是要精準發力,向基層聚焦聚力,有的需要下一番“繡花功夫”。
確保到2020年所有農村貧困人口如期實現脫貧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莊嚴承諾。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之後反複就脫貧攻堅工作作出指示。2013年11月,他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提出的“精準扶貧”,成為此後扶貧工作的重要指導。
2014年開始,習近平總書記每年在“兩會”期間都會談及扶貧工作。當年是在貴州代表團提的,2015年在廣西代表團、2016年在湖南代表團,每次都有針對性地提及了脫貧攻堅工作。在湖南代表團時,習總書記還打趣地問湘西州州長:“去年有多少人娶媳婦?”代表們聽了都開心地笑了。
現在離2020年還剩3年,脫貧攻堅時間緊、任務重。今年“兩會”期間,除了在上海團,習總書記在另外幾個團都強調了扶貧。3月10日,他在新疆團表示要全面落實精準扶貧、精準脫貧。3月7日在遼寧代表團,聽完省委書記陳希介紹遼寧過去存在經濟數據造假的惡劣風氣後,習總書記強調脫貧不能“摻水”,“不要脫離實際隨意提前,這樣的提前就容易摻水”。
不僅在“兩會”期間多次強調脫貧,會場之外,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之後已將國內主要的貧困地區都走了一遍,河北阜平、甘肅定西、湖南湘西、貴州遵義、安徽金寨、寧夏固原、青海海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為確保扶貧工作的連續性,去年地方換屆時,中辦、國辦聯合發出《脫貧攻堅責任制實施辦法》,要求貧困縣黨政正職不脫貧不調整、不摘帽不調離。
今年3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四川代表團再次強調這一原則。他說要選派好駐村幹部,保持基層扶貧幹部相對穩定,現在所有扶貧地區的領導幹部不要動,要堅守崗位,保持工作連續性和有效性。
2017年3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新疆代表團審議,同代表們親切交談。(新華社/圖)
3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到新疆代表團。他每年參加一次少數民族聚居省份的代表團審議已成慣例,前4年分別去了西藏、貴州、廣西和青海代表團。
“當天激動得睡不著覺。”兩天之後,新疆代表團的穆合塔拜·沙迪克回憶起跟習總書記共同審議的情形時說。
她記得最清的是,習總書記用自己小時候的故事來闡釋“民族團結一家親”。總書記說他那時住在黨校宿舍大院內,那里有各少數民族的鄰居,小孩子們在一起玩。他特別提出當時黨校也有維吾爾族的老師,有了牛羊肉還相互請客。習總書記希望大家“像珍視自己的生命一樣珍視民族團結,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
作為國家西部屏障,新疆地位重要。在新疆代表團,習近平總書記就強調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培育壯大特色優勢產業。
這是習總書記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第四次在代表團審議時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去新疆團之前,三次下團也都提到這一點。
參加上海團審議時,習總書記說“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我們堅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隨後他到四川代表團又指出必須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遼寧團時,他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遼寧振興必由之路。
與在其他團稍有區別的是,習總書記在新疆團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後,馬上就強調了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努力建設天藍地綠水清的美麗新疆”。
生態保護是習近平在地方、在中央工作期間都極力強調的,他不止一次表達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態度。2013年7月,他到湖北調研經濟情況和改革情況,在湖北省領導幹部座談會上講了改革的五大關系之後,就又特別對生態文明進行了闡述。
在各種建設中,習總書記認為,“生態不能建設,生態文明可以建設,生態是保護的問題,是順應的問題,怎麽建設它呢?搞一個假生態,那不行。”
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新一輪改革六大主題之一後,中央深改組至少有5次會議討論過生態、環保的議題,審議通過了十多份跟生態環保有關的文件,包括《黨政領導幹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關於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等,以及《關於劃定並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若幹意見》等。
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習近平每年“兩會”期間都不忘對生態和環境的重視。2013年他在江蘇代表團時說要紮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施“碧水藍天”工程,讓生態環境越來越好。次年在貴州代表團提出了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絕不是對立的看法,認為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2015年,習總書記來到江西代表團,打了個比方說“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2016年,習總書記在青海代表團明確要求保護好三江源,當年8月,他還飛抵青海,親自察看了三江源。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參加審議的4個代表團中,遼寧團比較特殊。遼寧省駐京辦主任劉鳳海認為,去年以來遼寧最大的問題就是恢複政治生態。
對於遼寧今後的工作,習總書記強調要以推進幹部作風轉變為抓手,全面推進幹部隊伍建設。一個地方要實現政通人和、安定有序,必須要有良好的政治生態。在總書記看來,政治生態汙濁,就會滋生權欲熏心、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團團夥夥、拉幫結派等一系列問題,侵蝕黨的思想道德基礎。
本次“兩會”期間,習總書記不止一次提到“政治生態”,他在四川代表團時將政治生態看成“是檢驗我們管黨治黨是否有力的重要標尺”。
實際上,自2015年全國“兩會”開始,“政治生態”“從嚴治黨”就成為他在代表團發言時的高頻詞匯。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參加江西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自然生態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態也要山清水秀。黨內如果有腐敗分子藏身之地,政治生態必然會受到汙染。因此,必須做到有腐必反、除惡務盡。
同年3月9日,習總書記參加吉林代表團審議時再次強調:“政治生態汙濁,從政環境就惡劣;政治生態清明,從政環境就優良。政治生態和自然生態一樣,稍不註意,就很容易受到汙染,一旦出現問題,再想恢複就要付出很大代價。”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理論構架搭建完成後,2015年還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習總書記當年3月5日在上海代表團還留下了一句後來被廣為傳頌的話:從嚴治黨,關鍵是要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
黨的十八大之後,中共中央將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政治局會議至少有19次涉及治黨的議題。2016年,習總書記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又指出,政治生態好,人心就順,政治生態不好人心就會渙散。
但凈化政治生態並非一朝一夕之功,今年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代表團審議時還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
2017年的手機大戰,各方的供應鏈備足彈藥,營銷火力全開,公關打好了各種腹稿,只是這次,選擇權在小城市的殺馬特和洗剪吹們手里。
本文由二說(微信ID:chongershuo)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蟲二。
2006年段永平豪擲62.1萬美元與巴菲特共進午餐時,大多數媒體是當成財經趣聞來報導的,彼時的段永平因為VCD和DVD的沒落,已經淡出曾經紅火的步步高,成了隱居於舊金山彎區帕洛阿爾托的一名神秘富豪,公開的身分則是蘋果股東,誰也沒想到今天的他會作為OPPO和VIVO的幕後掌門而變身科技新貴。
2016年的業績飄紅讓蜇伏多年的段永平終於有資格撂下幾句狠話:“蘋果不可能在中國市場擊敗我們,因為即便是蘋果也是有缺陷的,它做了很多偉大事情,比如說它的操作系統,但蘋果有時候太固執了,因此我們可以在其他一些領域超過他們。”
OV的不明覺厲至少有三點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是反互聯網化的魄力。
在窮鄉僻壤開出20萬家專賣店銷售智能手機,這個模式本身就是奇跡,與電商下鄉到處刷墻不同,OV這是在薄弱品牌支撐下的冒險一搏,以那時的銷量來說,僅僅考慮到被攤薄的單店銷售額,壓力就可想而知。
蘋果專賣店有高利潤支撐,在所有零售業態中,單個員工的創收能力僅次於Tiffany,曼哈頓上西區的蘋果店員工錄取率甚至還低於哈佛大學。在這種狀況下,OPPO線下門店能創造每部手機渠道提成200-500元的神話,已經足夠震撼,OV對極度分散的終端市場的高滲透是深度分銷的終極形態,仰賴的是超強的執行力。
其次是創造爆款的能力。
OV始終奉行“產品找人”策略,OPPO在錘子之前就堅持擬物化的ColorOS,從Find7到R7再到R9,狠打閃充和美顏兩個痛點,從仿效三星的機海戰術轉而向高端產品收縮,主力產品在2000-3000元市場占穩腳跟,爆款手機的集中度還高於華為。
最後是設備覆蓋率的大幅飆升。
2016年Q1和talkingdata終端指數上,OPPO和VIVO還分別以4.79%和4.65%列在第五和第六位,到今年1月就分別攀升到8.46%和7.42%,合計覆蓋率超過華為的11.71%,排名也上升到第四和第五位。
具體到機型,去年Q1前10名中還根本沒有OPPO和VIVO的產品,但今年1月在前10名中已占據4款機型,分別是第1名的OPPO R9,第4名的OPPO A33,第6名的VIVO X7,第10名的OPPO Y51,壓倒小米的3款和華為的2款。
但對OV的強勢,小米和華為卻有不同認知。
在雷軍看來,OV的成功只在於兩點:
一是抓住了四五線城市的換機潮;
二是把信息不對稱發揮到了極致,換句話說,OV“蒙蔽”和“欺騙”了小城市里善良的、知識面不夠豐富的殺馬特和洗剪吹。
雷軍未能說出口的潛臺詞則是,OV這種依靠傳統營銷拉動的高毛利銷售模式能夠擊敗小米的性價比模式簡直是互聯網時代的悲哀。
至於小米的拆招,可能會從兩個方面入手:
首先是業態。
按GFK的預測,2017年線下智能手機市場8.3%增幅將高於線上的3.6%,雷軍也承認在電商只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20%的大背景下,小米未能有效觸達那80%客戶是一個瓶頸,但他並不認同OV模式而是要把自己的新零售玩到底。
三年之內小米之家要開到1000家的規模,這與OV相比仍是九牛一毛,但雷軍真正要拼的是坪效。按他的算法,標準的小米之家有效營業面積250平方米,要做到20個左右的品類,才能把忠實粉絲的到店頻率提升到每月1次,以便把坪效做到每平米26萬元。
這是什麽概念?簡單的說就是250平米的小米之家要做到杭州西湖銀泰3000平米蘋果亞洲旗艦店的營收水平,那家店人均每年銷售400萬元的產品與服務,坪效正好是26萬左右,這也相當於一家5000平米的蘇寧或國美大專場。
可見雷軍的新零售除了拿中間商開刀的小米直供模式之外,最核心的還是通過強化單體店的粉絲附集效應來促成效益和效率的最大化,正好VIVO上月也“英雄所見略同”的在上海徐家匯開出了奢華的體驗中心。
小米下鄉,OV進城,雙方在路上碰面時有否會心一笑,相顧欣然呢。
其次是定位。
雷軍給出的2017年關鍵詞是技術、管理和交付。
他意識到小米手機拓展到11款產品後管理的複雜性成倍增加,更遑論手機之外品類的無休止擴張了。所以在新零售的業態之外,他著手重新鞏固小米為發燒而生的定位。
在外界看來,2016年OV的風光和小米的落寞,是前者成功影響了追求時尚和品質的年輕用戶,而小米更習慣於與有一定知識儲備的用戶交流。
雷軍指望以全面屏、全陶瓷和松果芯片之類自主創新鞏固既有用戶之後,再通過小米之家進行新一輪的灌輸和強化。
至於對交付的強調,說明小米從今年開始再不會玩什麽摩爾定律的饑餓營銷了,而是要火力全開的銷售,雷軍讓周光平從供應鏈轉崗首席科學家,就是要赤膊上陣。
雷軍的目標“幹掉山寨店!”嘴炮的到底是誰,不言而喻!
不同於小米咄咄逼人,華為的態度耐人尋味。
在華為語境中一向只有蘋果、三星,近來才肯為OV側目,但也內外有別!
華為內部論壇上號召向OV學習,據說討論得很熱烈,任正非最終定調:“終端太偉大了。向一切優秀的人學習,真正敢批評自己,已經是偉大的人了。
不管你真謙虛,假謙虛,我真心的說你們偉大,你們是我們的希望,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世界一定是你們的。”這種告誡加鼓勵的潛臺詞是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
但在公眾層面,華為絲毫沒有展示出這種胸襟和自醒。
不少媒體以及GfK、Counterpoint這樣的調研公司,一直在給廣大受眾科普sell-in(從廠商到渠道商)和sell-out(從廠商到消費者)的數據差異。
言下之意,華為手機真正激活的數量要遠高於友商的出貨量遊戲,其他開列出來的罪名包括經銷商私下竄貨,刻意隱瞞銷量,不上報串碼虛增庫存,壓貨騙價保等等。在內部學習OV的氛圍中,余承東對媒體的表態卻是:
“我們根本不擔心OPPO和vivo,幾年前小米也不可一世,今天到哪里去了?現在的OV不代表將來,堅持到最後才是勝利,我看的是長遠。有些公司膨脹很快,死的也很快。”
但華為在戰術上又是極度重視OV的。
去年華為手機定價成功突破5000元大關,按余承東的說法下一步要打開8000元關口與蘋果直接競爭,在這個過程中,華為必須避免OV偷走利潤最豐腴的國內中端市場。
在渠道方面,華為終端中國區總裁朱平透露,華為的地級市體驗店已有500家,縣級店920家,覆蓋800個地區,華為的服務專營店在地級市也達到近600家,合作夥伴的服務受理點3000家,合作的專區、專櫃數量已經達到12500個。
可見2015年定下的千縣計劃已經初現端倪。
在組織保障層面,華為通過各種手段下放專家和技術人員到聽得見炮響的第一線,此前的誓師大會上就把15-20年研發經驗的2000人分派到了海外,其真實用意一如任正非所說是要“反對無價值的盲目創新”。
華為的研發費用一直居高不下,在國際上也名列前茅,總是第一時間量產最新的前沿技術,但在與OV的競爭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誰也無法準確評估。
余承東此前頗為自豪的表示“我們一家在終端上的研發投入大於中國所有同行的研發總和”,按華為終端每年占比11%的研發投入計算,2015年就有22億美元之巨,華為要壓縮的就是這其中沒有實質意義的那部分。
在產品策略上,華為讓海外發布的nova回歸國內,收編已經了無生趣的G系列,再註入關曉彤、張藝興這樣的代言人,冠名浙江衛視的綜藝節目《聲音的戰爭》,就是要鎖定年輕時尚定位,強化對T3以下城市的人群覆蓋。
從nova系列的定價、營銷手段和鋪貨方式來看,挖角OV的企圖非常明顯,數據顯示,去年上半年,2000-3000元價位的智能手機銷量上漲了111%,遠高於22%的整體增幅,Nova大幅強化了討好女性用戶的細節設置,除了十級美膚,還加入了美妝相機,早早就定下了1000萬臺的銷售目標,華為顯然希望在這個最重要市場對OV釜底抽薪。
2017年的手機大戰,各方的供應鏈備足彈藥,營銷火力全開,公關打好了各種腹稿,只是這次,選擇權在小城市的殺馬特和洗剪吹們手里。
為什麽社交網絡的設計這麽複雜?
來源 | (ID:shouxifayanzhe)
文 | 首席發言者
1
最近接二連三的發現,在好多朋友的個人主頁下面都顯示了這麽一句經典的話。
“ — 朋友僅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 — ”
在其個人資料欄里面,微信還展示了其“個人相冊”的小圖截屏,似乎在告訴你,你朋友沒有屏蔽你哦,但是一點進去則發現,只能看到最近三天,有種赤裸裸被騙的感覺。
難道大家都開始關閉朋友圈,關註內心了嗎?
2
我認為不是。
微信推出這樣的功能,這是基於現實用戶的操作數據的考慮。例如我朋友圈就有這麽一類人,每次發完的內容,過一段時間就不見了,要麽是刪了,要麽隱藏為僅自己可見。
發一條,刪一條,其實挺累,手指操作不一定會累,但心一定非常累。
而“三天朋友圈可見”,則是把他們的需求用功能實現了而已,不用每次再刪了,還能順便光明正大的告訴別人,我沒有屏蔽你哦。
該功能本質上是一種閱後即焚,如果說Snapchat的短視頻閱後即焚是一種獵奇,那麽微信的朋友圈閱後即焚屬於哪一類?
3
為什麽要把你的朋友圈設置為最近三天可見?
這樣的問題其實非常敏感,這種問題不太好問,但是如果去問的話,估計得到的也一基本都是正面,或者中立的回答,諸如:
“保護自己隱私嘛,你看現在微信里陌生人這麽多,沒必要讓所有人看到啊。”
“我既往不咎,安住當下嘛。過去的已經過去啦,何必糾結呢?”
“大爺我境界高唄,才不需要別人關註。”
......
但實際上,真正的答案我認為一定隱藏在背後,是一些不願意啟齒的東西,一種負面的情緒,諸如:
“每天看著那個投資人,這個創業者這麽牛逼,感覺自己發的東西好lOW啊,他們看到我的朋友圈會怎麽想,哎呀好難受,我自己都不想看”
“我感覺我以前發的東西太沒價值了,你們不要看啊”
“我發的內容毫無營養,那些牛逼的人一定是不會關註我的”
......
4
是的,社交網絡中,只是單純發出求關註的聲音是沒多少人看的,但是如果表現出某種優越,並且你們愛關註不關註的姿態,才更容易獲得關註。
本質上,每個人都希望UGC的社交網絡,可以成為自己PGC的社交媒體。
而事實上並不是所有人擁有PGC的能力,擁有PGC能力的人,在微博、陌陌、快手等等平臺都是紅人,獲得的關註也足夠,反而不是那麽需要熟人圈的關註。
但絕大多數人,獲得關註的渠道就這麽被束縛在熟人中了,所以各種需求也就來了。
5
從微信的朋友圈來講,這些需求包括。
陌生人不可見:所有沒有加好友的人最多只能看見十條朋友圈,或者一條都不能看到。
屏蔽看其朋友圈:對某些不停獲得關註的人特別討厭,愛秀愛曬,內容毫無營養,但是又不好意思刪,所以有屏蔽其朋友圈需求。
不讓其看自己朋友圈:對某些無法刪除的陌生人,但又不需要進入自己社交圈的不讓其看到朋友圈。
單獨發指定可見:對閨蜜、大學同學、同事進行分組,每次小心翼翼的發送,誰能看,誰不能看。(光分組就夠累的)
單獨發指定不可見:雖然對對方開放了朋友圈,但有些內容是不想讓其看到的,於是每次發朋友圈還可以把指定的人一個個,小心翼翼的排除在外。
閱後即焚:以前大家靠手動完成,一條條發完之後刪掉或者設為私密,這樣可以不讓別人看到。現在有了朋友圈半年內容可見,三天可見的選項,則直接滿足了這樣的需求。
你看,咱們的朋友圈真實夠複雜的,不能夠體會到足夠的人性黑暗的產品經理,也一定是做不出好產品的。
把社交搞得這麽複雜不能怪微信,對面的Facebook也有同樣類似複雜的功能,這個世界上的人性都一樣,文化層面有所差異,但是所有人性底層並無區別。
所以我們需要反思的一個問題是,這樣的好產品,對你來說真意味著好嗎?
6
在《象與騎象人》這本經典的心理學通俗書籍中,作者將人腦系統分為控制系統以及自動化系統,我們絕大多數行為都來自於自動化系統,例如騎自行車,開車,打字等等,而控制系統一般用於需要作出複雜決策的事情。
因此,我們每天的生活都依靠無意識的自動化系統進行,毫無察覺,而控制系統只是偶爾出現,如果發現自己拖延,無所事事,想要啟動控制系統去對抗自動化系統,則註定失敗,因為控制系統每天有其註意力上限,而自動化系統永不疲倦,如同永動機一般。
作者把控制系統比作騎象人,自動化系統比作大象,真正決定我們行為的是大象,而非騎象人。
所以社交網絡、信息流這些產品都是為你心中那頭大象設計,而不是為騎象人設計。
但同時作者指出,要控制大象並非不可能,需要耐心,需要技巧。
說個中國的古典故事,曹沖稱象,當時曹沖為了把大象帶到船上去稱重,本來大象怎麽都不肯動,但是曹沖最後在大象面前擺了一串香蕉,大象終於聽話的動了。
是的,我們需要的就是自己制作香蕉,引導大象去做對的事情。
7
要把“象與騎象人”搞懂,需要閱讀大量心理學書籍,以及進行各種實際體驗,這不是我這篇文章能解決的事情,各位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書。
我這里能夠聊的還是微信,談一談我自己如何不焦慮面對微信,與大象和平共處的經驗,各位也可以試試。
1)保持朋友圈關閉,發內容再開啟的狀態,有需要發朋友圈的時候再打開朋友圈發送內容,發完後順便可以再看一下朋友圈,然後再關閉。
而這樣表面看起來比較麻煩,每次都需要去設置中開關,但相比於動不動就打開朋友圈刷一刷,看到有誰給自己點贊就回去刷一刷的行為,實際上能幫你節省大量時間,並且也並沒有完全關閉朋友圈,只不過能夠大幅度的降低刷屏次數。
2)標星好友,主動關註。對於自己真正關註的那些朋友標星,將被動刷朋友圈,變成主動關註,這樣你也會與朋友建立起更加點對點的關註,你跟朋友的關系會變得更為緊密。
3)取關所有公眾號,再重建關註。錯過任何公眾號都不至於讓你損失幾個億,10萬閱讀的營銷號絕大多數內容都是為了哄你的大象買買買,毫無意義。
我此前就清空了一次公眾號,在第二天開始隨緣關註各種公眾號,並且盡量會去點開,而半年之後,可以再做一次清空,再重複一遍。
4)屏蔽一切即時通訊之外的被動通知,關掉各個APP的消息通知,減少今日頭條類內容的打開時間。我不反對碎片化閱讀,我反對的是被動閱讀。被動閱讀的主動權是在大象那邊,而不是騎象人這邊,我們需要把註意力爭奪回來。這與關閉朋友圈,標星好友的邏輯是一樣的。
大象是需要引導的,你作為騎象人不引導它,它就只能被其他誘惑所引導。
5)重建主動閱讀行為,看那些你重新關註的公眾號,聽喜馬拉雅上下載的音頻,或者訂閱的各種知識文化類的付費內容,以及看一些kindle電子書,系統化的知識,小說,好的壞的都可以看,不管怎麽樣,這些內容都必須是你經過主動決策過的選擇。
以上,我在做的事情,都是規避被動,強調建立主動的過程,這是對大象引導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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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開始的話題,為什麽社交網絡的設計這麽複雜?
我認為原因有很多,但是最大原因在於,所有的設計都是為了取悅大象而設計,爭奪騎象人的位置,大象嚷嚷著要什麽,就為其設計出什麽。
但問題是,這種註意力的被動式爭奪最後都是不負責任的,是商業化的,我們不能從中獲得某種更深刻的體驗與成長,更多的都是被膚淺的表面吸引,所以我們在社交網絡、社交媒體中收獲的往往都是無聊與失落。
真正能夠陪伴大象成長的,是騎象人的角色,其必須擔當起引導者的角色,對一切信息一切誘惑,盡可能的建立起更多的主動權,負起責任來。
以上,希望能對你有幫助。
風口是等來的,而不是追來的。
來源 | 騰訊創業(ID:qqchuangye)
作者 |
轉眼之間,共享單車大戰已經持續了一年多,伴隨著2017年第一個雨季的到來,單車大戰也到了開始洗牌的下半場。
ofo,摩拜逐漸向二線城市瘋狂擴張,而在這些城市里,不乏有一些追逐風口的單車品牌,他們在面對ofo和摩拜兩大巨頭時,能否抗住壓力,順利生存下來?
本篇文章,騰訊創業和項目已經停止運營的悟空單車創始人雷厚義聊了聊,希望能從他的複盤中,了解小玩家們在應對ofo和摩拜的大舉進攻時,有哪些經驗教訓。
2016年6月的一個傍晚,正在金融領域創業的雷厚義瀏覽著創投圈資訊,不想放過每個新的熱點。雖然遠在重慶,但這位90後創業者依然對北上廣的“創業核心領域”保持著密切關註。
此刻,一篇有關ofo的報道引起了他的註意。
這篇報道描述了共享單車的美好未來,文中提到的的巨額融資和可預期的高利潤,讓這位來自農村的創業者對共享單車產生了強烈興趣。
2016年12月時,共享單車市場持續發酵,ofo、摩拜再次拿到過億元的巨額投資。同時,共享單車在一線城市已經逐漸鋪開,數據也變得更加誘人。
而這樣一個被各大VC看好的項目,卻在重慶沒有絲毫動靜。
“這會是一個機會嗎?”雷厚義思考。
在風口已經逐漸形成的領域中,以尚未開發的重慶為大本營加入共享單車大戰,從億萬級市場中分一杯羹,然後實現財富自由。
早已產生濃厚興趣的雷厚義決定暫時停止手里已經開始盈利的金融項目,轉而進軍共享單車領域。
而此時,距離ofo對外所宣布的進入重慶市場的時間,還剩短短1個月。
時間緊迫。為了能在重慶占領先機,從APP開發到上線,雷厚義只用了不到30天時間。
此外,為了加快投放速度,他決定直接購買成品自行車,加裝機械鎖後立即投入市場。
2017年1月7日,成本200元左右的第一代悟空單車在重慶大學城正式落地,數量不多,僅有幾百輛。
數小時後,隨著第一輛悟空單車被用戶騎走,忐忑的雷厚義終於悄悄松了口氣。
三天後,ofo與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政府簽訂戰略合作協議,隨著沙坪壩區代區長為ofo的第一輛單車掛牌,ofo正式宣布登錄重慶,ofo表示將在2017年5月之前投入2萬輛單車。
看到這則消息的雷厚義,內心並不慌張。他已經準備好“合夥人計劃”,來面對ofo在重慶市場的大動作。
但他不知道的是,此時距離悟空單車停止運營僅剩三個月。
原以為即使不能將“外來者驅逐出境”,至少能藉由本土優勢制衡對方,共同長大。但雷厚義發現,失敗的中國“合夥人計劃”和資本的冷酷,最後讓他倒在了追逐風口的路上。
缺乏資金:
失敗的“合夥人計劃”和困難的融資路
時間撥回2016年,在打算進軍共享單車後,雷厚義開始思考一個問題:
像自己這樣的小型公司,如果早期沒有拿到投資,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這幾年創業攢下來的資金。
作為一個缺錢的後發者,如何才能與ofo進行競爭?
“90年代國家修高速公路的模式給了我啟發。”雷厚義對騰訊創業(ID:qqchuangye)說,“國家九幾年的時候沒有錢修高速路,便一段一段承包出去,讓商人來修高速,修好了之後讓他們收費,收30年,30年以後這條高速路重歸國家,這個方法給了我靈感。”
雷厚義認為,在面對ofo等平臺時,采取平臺合夥人的方式進行運營可以減少平臺壓力。
而所謂的“合夥人計劃”,就是以招募個人或小商家,以眾籌單車的方式,解決資金和區域運營的問題,以更輕量的方式,借助別人的投資和資源,實現快速擴張。
以悟空單車二代產品為例,一輛自行車起投,每輛單車投資標價1100元,個人或商家投資1100元,便可以獲得單車運營收益的70%。
這個看似美好的商業模式並沒有得到市場認可。
合夥人計劃的本質,類似招商加盟。現實告訴他,這樣的加盟模式顯然走不通:小商家們在面對合夥人模式時非常謹慎,他們更加在意這個模式之前是否賺到過錢,而並沒有真正的“創業”者所謂的冒險精神。
同時,小商家們和個人投資者也會擔心公司倒閉。
“中國小商家的安全意識很重,這是最大的缺點。”雷厚義說。
招募合夥人受挫的同時,資本的態度也讓雷厚義感受到了危機。其中雷厚義最大的感慨便是,“風投實際上是認圈子的,你能不能進這個圈子是最大的困難。”
雷厚義認為,中國整個風投界對內部非常開放,但對外封閉。一個風投可以把項目介紹給另外一個風投,但前提是你要進這個圈子。如果不能進入圈子,那融資太難了。
而另外一個原因是,“項目本身不具有太強的說服力。”缺少說服力,難以進入風投圈,讓“悟空單車”尋求外部輸血的道路變得愈發困難。
“合夥人計劃”受挫,又拿不到融資,面對困境的雷厚義並沒有放棄。為了能保持公司運轉,他把自己創業積累的幾百萬資金全部投了上去。
而這幾百萬僅僅是支撐悟空單車度過了艱難的兩個月,難以掌控的供應鏈和資源的缺失,在第三個月成了壓死“小悟空”的五指山。
運營問題:
效率低,損耗成本高,供應鏈把控能力弱
實際上,在悟空單車投放初期,效果還不錯。
據雷厚義介紹,悟空單車的初期日活比較高,一輛車平均每天有6個人騎,雖然車輛基數不多,但是日活在三月份最高的時候依然達到了三到五千,但隨後便開始急速下降。
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兩個:
1、許多用戶抱著嘗鮮的心態騎單車,他們只是想看一看悟空單車和ofo的區別。
2、運轉效率低。第一代單車沒有安裝智能鎖,幾百輛投放後,根本找不到車在哪里。
“一個區域找了一上午,就找到了三輛車。”使用效率低下,單車的損耗成本,維護成本卻直線上升。
此時,重慶的雨季來臨,第一批悟空單車開始生銹,平均一輛車的維護成本高達十幾到二十元。
除了前端的單車維護,在供應鏈管控上,悟空單車也完全不是ofo的對手。
ofo和摩拜對於供應鏈的高度控制,讓雷厚義感覺窒息,“ofo和摩拜在最瘋狂的時候基本上控制了行業大部分的供應鏈,而控制了供應鏈就控制了供應能力。”
在這樣的控制下,中小企業基本不可能做大做強,供應能力跟不上,企業根本不可能進行規模制造,如果不能規模制造,在單車數量上就會完全處於劣勢,最後便只能被淹末在兩大公司的車海里。
(生銹的悟空單車,拍攝:楊雨林)
資源缺失:
本土並無優勢,缺乏各方資源
“本土優勢”,是悟空單車面對ofo時最大的籌碼。
但在運營過程中,雷厚義逐漸發現一個問題:對於共享單車來說,其實全國一盤棋,並不存在區域間的差異。
“用戶的需求和單車功能都不會改變,在區域都開放的情況下,比的就是誰投放的車子數量多,誰的效率更好。”
顯然,共享單車的遊戲並不考驗是否具有本地氣質,甚至連政府、媒體等資源,也並不會向小玩家傾斜。
他認為,政府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關心的是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如說交通安全,顯然一家實力強和一家實力不強的公司,政府一定會相信實力強、有能力解決問題的公司。
“所有的資源都會向頭部集中,ofo和摩拜兩家幾乎占用了市面上95%以上的資源。”雷厚義感慨地說道。
面對種種困境,誌在拿下全國市場的雷厚義發現,悟空單車難以形成規模,在持續燒個人資金,且賬上余額所剩不多的情況下,終於在2017年4月上旬停止運營。
“悟空”終未成為“齊天大聖”,在歷時三個月的悟空單車項目結束後,雷厚義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思考,重新複盤整個項目,明白了幾個小企業生存的道理。
死亡反思:小企業不能追風口
“對於小企業來說,風口不是追出來的,是等出來的。”雷厚義在複盤整個項目後,向騰訊創業(ID:qqchuangye)說。
第一,實力永遠都是第一位。在實力不足時,不能盲目追逐風口。同時,風口一般都具有壟斷性且時間窗口很短,如果不具備先發優勢,當風口起來時再追逐,時間窗口都已經關閉,最後的結果就只是自取滅亡。
第二,小企業應該踏踏實實地從一個小口切入,慢慢成長的同時,等待風口的來臨。而選擇切入口時,從一開始就要規劃好商業模型,做到沒有投資也能生存下去。當風口真正來臨時,用融資的錢擴大規模,完成清場。
第三,在單車領域,小企業能做的就是避開大眾市場,專門針對企業做高端市場。以重慶為例,重慶某萬達城,希望在萬達城里保持車子的密度,小企業便可以針對萬達城的特殊需求進行服務。為企業定制需求,這樣的做法在ofo面前,也許可以保持一定的競爭力。
雖然“悟空單車”讓雷厚義損失不小,但他總結完經驗,仍興致勃勃地想要動手下個項目:“成功和失敗是很正常的,就像打仗一樣,不能因為一次創業失敗虧了幾百萬就一蹶不振。人生的路還很長,要在一個更大的尺度上來看待人生。”
風口是等來的,而不是追來的。
來源 | 騰訊創業(ID:qqchuangye)
作者 |
轉眼之間,共享單車大戰已經持續了一年多,伴隨著2017年第一個雨季的到來,單車大戰也到了開始洗牌的下半場。
ofo,摩拜逐漸向二線城市瘋狂擴張,而在這些城市里,不乏有一些追逐風口的單車品牌,他們在面對ofo和摩拜兩大巨頭時,能否抗住壓力,順利生存下來?
本篇文章,騰訊創業和項目已經停止運營的悟空單車創始人雷厚義聊了聊,希望能從他的複盤中,了解小玩家們在應對ofo和摩拜的大舉進攻時,有哪些經驗教訓。
2016年6月的一個傍晚,正在金融領域創業的雷厚義瀏覽著創投圈資訊,不想放過每個新的熱點。雖然遠在重慶,但這位90後創業者依然對北上廣的“創業核心領域”保持著密切關註。
此刻,一篇有關ofo的報道引起了他的註意。
這篇報道描述了共享單車的美好未來,文中提到的的巨額融資和可預期的高利潤,讓這位來自農村的創業者對共享單車產生了強烈興趣。
2016年12月時,共享單車市場持續發酵,ofo、摩拜再次拿到過億元的巨額投資。同時,共享單車在一線城市已經逐漸鋪開,數據也變得更加誘人。
而這樣一個被各大VC看好的項目,卻在重慶沒有絲毫動靜。
“這會是一個機會嗎?”雷厚義思考。
在風口已經逐漸形成的領域中,以尚未開發的重慶為大本營加入共享單車大戰,從億萬級市場中分一杯羹,然後實現財富自由。
早已產生濃厚興趣的雷厚義決定暫時停止手里已經開始盈利的金融項目,轉而進軍共享單車領域。
而此時,距離ofo對外所宣布的進入重慶市場的時間,還剩短短1個月。
時間緊迫。為了能在重慶占領先機,從APP開發到上線,雷厚義只用了不到30天時間。
此外,為了加快投放速度,他決定直接購買成品自行車,加裝機械鎖後立即投入市場。
2017年1月7日,成本200元左右的第一代悟空單車在重慶大學城正式落地,數量不多,僅有幾百輛。
數小時後,隨著第一輛悟空單車被用戶騎走,忐忑的雷厚義終於悄悄松了口氣。
三天後,ofo與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政府簽訂戰略合作協議,隨著沙坪壩區代區長為ofo的第一輛單車掛牌,ofo正式宣布登錄重慶,ofo表示將在2017年5月之前投入2萬輛單車。
看到這則消息的雷厚義,內心並不慌張。他已經準備好“合夥人計劃”,來面對ofo在重慶市場的大動作。
但他不知道的是,此時距離悟空單車停止運營僅剩三個月。
原以為即使不能將“外來者驅逐出境”,至少能藉由本土優勢制衡對方,共同長大。但雷厚義發現,失敗的中國“合夥人計劃”和資本的冷酷,最後讓他倒在了追逐風口的路上。
缺乏資金:
失敗的“合夥人計劃”和困難的融資路
時間撥回2016年,在打算進軍共享單車後,雷厚義開始思考一個問題:
像自己這樣的小型公司,如果早期沒有拿到投資,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這幾年創業攢下來的資金。
作為一個缺錢的後發者,如何才能與ofo進行競爭?
“90年代國家修高速公路的模式給了我啟發。”雷厚義對騰訊創業(ID:qqchuangye)說,“國家九幾年的時候沒有錢修高速路,便一段一段承包出去,讓商人來修高速,修好了之後讓他們收費,收30年,30年以後這條高速路重歸國家,這個方法給了我靈感。”
雷厚義認為,在面對ofo等平臺時,采取平臺合夥人的方式進行運營可以減少平臺壓力。
而所謂的“合夥人計劃”,就是以招募個人或小商家,以眾籌單車的方式,解決資金和區域運營的問題,以更輕量的方式,借助別人的投資和資源,實現快速擴張。
以悟空單車二代產品為例,一輛自行車起投,每輛單車投資標價1100元,個人或商家投資1100元,便可以獲得單車運營收益的70%。
這個看似美好的商業模式並沒有得到市場認可。
合夥人計劃的本質,類似招商加盟。現實告訴他,這樣的加盟模式顯然走不通:小商家們在面對合夥人模式時非常謹慎,他們更加在意這個模式之前是否賺到過錢,而並沒有真正的“創業”者所謂的冒險精神。
同時,小商家們和個人投資者也會擔心公司倒閉。
“中國小商家的安全意識很重,這是最大的缺點。”雷厚義說。
招募合夥人受挫的同時,資本的態度也讓雷厚義感受到了危機。其中雷厚義最大的感慨便是,“風投實際上是認圈子的,你能不能進這個圈子是最大的困難。”
雷厚義認為,中國整個風投界對內部非常開放,但對外封閉。一個風投可以把項目介紹給另外一個風投,但前提是你要進這個圈子。如果不能進入圈子,那融資太難了。
而另外一個原因是,“項目本身不具有太強的說服力。”缺少說服力,難以進入風投圈,讓“悟空單車”尋求外部輸血的道路變得愈發困難。
“合夥人計劃”受挫,又拿不到融資,面對困境的雷厚義並沒有放棄。為了能保持公司運轉,他把自己創業積累的幾百萬資金全部投了上去。
而這幾百萬僅僅是支撐悟空單車度過了艱難的兩個月,難以掌控的供應鏈和資源的缺失,在第三個月成了壓死“小悟空”的五指山。
運營問題:
效率低,損耗成本高,供應鏈把控能力弱
實際上,在悟空單車投放初期,效果還不錯。
據雷厚義介紹,悟空單車的初期日活比較高,一輛車平均每天有6個人騎,雖然車輛基數不多,但是日活在三月份最高的時候依然達到了三到五千,但隨後便開始急速下降。
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兩個:
1、許多用戶抱著嘗鮮的心態騎單車,他們只是想看一看悟空單車和ofo的區別。
2、運轉效率低。第一代單車沒有安裝智能鎖,幾百輛投放後,根本找不到車在哪里。
“一個區域找了一上午,就找到了三輛車。”使用效率低下,單車的損耗成本,維護成本卻直線上升。
此時,重慶的雨季來臨,第一批悟空單車開始生銹,平均一輛車的維護成本高達十幾到二十元。
除了前端的單車維護,在供應鏈管控上,悟空單車也完全不是ofo的對手。
ofo和摩拜對於供應鏈的高度控制,讓雷厚義感覺窒息,“ofo和摩拜在最瘋狂的時候基本上控制了行業大部分的供應鏈,而控制了供應鏈就控制了供應能力。”
在這樣的控制下,中小企業基本不可能做大做強,供應能力跟不上,企業根本不可能進行規模制造,如果不能規模制造,在單車數量上就會完全處於劣勢,最後便只能被淹末在兩大公司的車海里。
(生銹的悟空單車,拍攝:楊雨林)
資源缺失:
本土並無優勢,缺乏各方資源
“本土優勢”,是悟空單車面對ofo時最大的籌碼。
但在運營過程中,雷厚義逐漸發現一個問題:對於共享單車來說,其實全國一盤棋,並不存在區域間的差異。
“用戶的需求和單車功能都不會改變,在區域都開放的情況下,比的就是誰投放的車子數量多,誰的效率更好。”
顯然,共享單車的遊戲並不考驗是否具有本地氣質,甚至連政府、媒體等資源,也並不會向小玩家傾斜。
他認為,政府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關心的是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如說交通安全,顯然一家實力強和一家實力不強的公司,政府一定會相信實力強、有能力解決問題的公司。
“所有的資源都會向頭部集中,ofo和摩拜兩家幾乎占用了市面上95%以上的資源。”雷厚義感慨地說道。
面對種種困境,誌在拿下全國市場的雷厚義發現,悟空單車難以形成規模,在持續燒個人資金,且賬上余額所剩不多的情況下,終於在2017年4月上旬停止運營。
“悟空”終未成為“齊天大聖”,在歷時三個月的悟空單車項目結束後,雷厚義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思考,重新複盤整個項目,明白了幾個小企業生存的道理。
死亡反思:小企業不能追風口
“對於小企業來說,風口不是追出來的,是等出來的。”雷厚義在複盤整個項目後,向騰訊創業(ID:qqchuangye)說。
第一,實力永遠都是第一位。在實力不足時,不能盲目追逐風口。同時,風口一般都具有壟斷性且時間窗口很短,如果不具備先發優勢,當風口起來時再追逐,時間窗口都已經關閉,最後的結果就只是自取滅亡。
第二,小企業應該踏踏實實地從一個小口切入,慢慢成長的同時,等待風口的來臨。而選擇切入口時,從一開始就要規劃好商業模型,做到沒有投資也能生存下去。當風口真正來臨時,用融資的錢擴大規模,完成清場。
第三,在單車領域,小企業能做的就是避開大眾市場,專門針對企業做高端市場。以重慶為例,重慶某萬達城,希望在萬達城里保持車子的密度,小企業便可以針對萬達城的特殊需求進行服務。為企業定制需求,這樣的做法在ofo面前,也許可以保持一定的競爭力。
雖然“悟空單車”讓雷厚義損失不小,但他總結完經驗,仍興致勃勃地想要動手下個項目:“成功和失敗是很正常的,就像打仗一樣,不能因為一次創業失敗虧了幾百萬就一蹶不振。人生的路還很長,要在一個更大的尺度上來看待人生。”
面對面交流其實是我們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
來源 | 思想潮(ID:sixiangchao)
文丨雪莉·特克爾
編者按:面對面交流其實是我們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但如今我們卻想方設法地避免交談。即使一部靜音手機都會阻礙我們的交談。只要看到手機,我們就會有所疏離,交談時也沒那麽投入。在屏幕上,我們總是呈現出自己想要展現給他人的一面。
我們因技術變得沈默無聲,當然這並非否定技術進步的意義,而是在提醒我們迫切追求進步的同時,別忘記了自己對新事物的責任。
本文是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著作《重拾交談》內容節選,經思想潮刪節編輯,中信出版社供稿。
同理心日記
數字時代為什麽更需要對話?
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說話。我們會發短信,發帖子,在網上聊天。身處滿是屏幕的世界,我們甚至覺得更加輕松自在。和家人、朋友、同事或愛人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會對著自己的手機,卻不會相互交談。我們都承認,自己寧願發條信息或發封郵件,也不願意見一面或是打個電話。
這種新的媒介化生活已使我們陷入了一種困境。
面對面交流其實是我們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面對面交談是一種相互間的完整呈現,我們可以學會傾聽,培養同理心,還可以體驗被傾聽和被理解的快樂。另外,交談還能促進我們的自我反思,也就是進行自我對話,這是兒童早期發展的基石,而且會貫穿一生。
但如今我們卻想方設法地避免交談。即使我們時刻保持聯系,也還是躲著對方。因為在屏幕上,我們總是呈現出自己想要展現給他人的一面。當然,任何地方的任何會面都會有這種表演的成分,但是在網上,在我們閑暇時,我們更容易創作、編輯、修改提高。
我們總說“無聊時”會看手機。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時刻與網絡相連,不間斷地獲取信息和娛樂內容。我們總是心不在焉。上課、做禮拜或是開商務會議時,我們會註意自己感興趣的東西,覺得沒意思時就會翻翻手機找點兒好玩兒的。詞典里現在有了個新詞叫作“低頭族”(phubbing),就是指那些在手機上打字的同時還能保持眼神交流的人。我的學生告訴我,他們一直都在這麽做,其實沒那麽難。
我們開始把自己看作同一類人,並且忠於這一群體。在安靜的時刻或是覺得無法抵抗上網的誘惑時,我們會查看手機上的消息。即使是小孩子都寧可發發短信,也不願和朋友們見面聊天——或者說,他們寧願玩手機,也不願花時間遐想。遐想正是他們與思緒獨處的時刻。
這一切都導致我們遠離交談,至少是遠離那些開放式的即興談話。在這種交談中,我們彼此交流想法,呈現最真實的自己,不隱藏自己的弱點。不過,正是在這種交談中,我們增強了同理心,增進了親密感,社會行為也因此更具有力量。正是通過這樣的交談,教育和商業的創造性合作才得以繁榮。
但是,這樣的交談需要時間和空間,而我們總說自己太忙。在餐桌旁、客廳里,在商務會議上,或者走在街上時,註意力不集中的我們會發現一種新的“寂靜的春天”。這個詞是蕾切爾·卡遜發明的,那時我們隨處可以見到科技變化對環境的危害。現在,我們又意識到了一種新的情況。這次,科技對同理心造成了沖擊。我們發現,即使一部靜音手機都會阻礙我們的交談。只要看到手機,我們就會有所疏離,交談時也沒那麽投入。
盡管此刻的我們面臨嚴峻的形勢,我寫這本書時還是滿懷樂觀之情。一旦意識到問題,我們就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行為。當我們開始思考時,交談就在那里,隨時等著我們重拾。數字社會中,人與人日漸疏離,解決之道就是談話療法。
在很早之前,我就發現電腦會給人一種陪伴關系不需要友誼的錯覺。後來,隨著編程技術的提高,它會讓人誤以為友誼中不需要親密感。面對面交談時,人們會彼此詢問,但電腦從不這樣做。和人們相處時,如果你註意觀察,知道如何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事情就會朝著最好的方向發展。真正的人需要對方回應他們的感受,並非敷衍了事的隨意一個回應就能打發。
在虛擬世界待得越久,孩子們就越想沈浸其中。相反,與人共處能教會孩子們如何經營感情,起點就是與人交談的能力。這又讓我想到了霍爾布魯克中學老師的擔憂。這里的中學生把更多的時間花在發短信上,他們幾乎沒有什麽面對面的交流。這就意味著,他們失去了培育同理心的機會,失去了學習眼神交流、傾聽和關心他人的機會。交談會帶給我們親密、共享和深交的經歷。重拾交談相當於重新找回我們人類最基本的價值觀。
移動技術及其帶來的所有新奇之物已經在我們的社會中根深蒂固,但現在是時候思考這種技術會如何阻礙我們珍視的其他東西。而在認識到了這一點之後,我們又應該如何采取行動呢?我們可以重新設計技術,改變應用它的方式。
“三把椅子”的良性循環
我們因技術變得沈默無聲,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的“談話能力因此退化”。這種常常在我們的下一代面前表現出的沈默,已經引發了同理心危機,削弱了我們在家里、在公司以及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針對這一問題,我已說過,最簡單的解決之道就是談話療法。本書闡釋的就是我為什麽贊同交談。
首先,我要請出一個人,很多人都誤以為,他之所以隱居是為了逃避交談。1845年,亨利·戴維·梭羅為了學習如何更“審慎”地生活,遠離人群中那無休無止的嘮叨,搬到了馬薩諸塞州康科德的瓦爾登湖畔的一間小木屋生活。不過,他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所選的家具卻表明,這絕對不是一次簡單的“靜修”。他說,小屋里有“三把椅子,獨處時用一把,交友時用兩把,社交時用三把”。
這三把椅子仿佛良性循環鏈上的三個點,將談話與同理心以及自省能力連接了起來。獨處是我們發現自我的時刻,我們會做好與他人交談的準備,聊聊自己的真實感受。當我們建立了安全感,就能夠傾聽他人的訴求,真正聽到他們不得不說的心事。在與他人交談的過程中,我們會更善於進行內心的對話。
當然,這種良性循環是個理想模式。不過,如果我們認真對待的話,還是會起到效果的。獨處增強了自我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就會增強我們的同理心。之後,與他人的交談為自省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正如獨處時,我們會為與他人交談做好準備一樣,與人交談時,我們能夠學會如何讓獨處更有效率。
技術破壞了這種良性循環。
這種破壞從獨處開始,也就是梭羅的第一把椅子。最近的研究顯示,人們如果獨處,即使只有幾分鐘,他們都會受不了。有一項實驗要求實驗對象安靜地坐著,沒有手機可用,也沒有書可以看,就是安安靜靜地坐15分鐘。實驗開始時,研究人員詢問實驗對象,如果覺得無聊,他們是否會考慮接受電擊。他們表示堅決不會。無論如何,讓自己受不得勁電擊絕對是不可能的。不過,剛剛過了6分鐘,就有不少人願意接受電擊。
這一結果令人震驚,不過從某種程度上說,也並不奇怪。如今,當人們獨自等紅燈或是在超市排隊結賬時,我們會發現他們看上去幾近恐慌,會不自覺地伸手去拿手機。我們已經習慣了時刻與他人聯系起來,孤獨似乎是技術應該解決的問題。
上文提到的良性循環也因此土崩瓦解:因為害怕獨處,我們把註意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與此同時,我們喪失了關註他人的能力。如果找不到自我,我們就會失去施予的信心。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種角度來看這個循環:我們過於關註彼此,喪失的則是我們了解自己的能力。
我們正遠離交談,同時也在遠離自省、同理心和良師益友,也就是梭羅那三把椅子所代表的美德。不過,這種遠離並非不可避免。當良性循環被打破時,交談可發揮修補作用。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好的一面。盡管被技術的力量拉扯,但人的適應性也很強。比如,在一次禁止攜帶各種電子產品的夏令營中,僅僅5天的時間,孩子們的同理心就得到了提高。測量標準是:他們看完照片或視頻中人物的面部表情,能否正確判斷他們的情緒。為了研究,我自己也參加過一次禁止攜帶電子產品的夏令營,見證了上文所說的那種適應性。
有一天晚上,一群14歲的男孩在一間小屋中閑聊,聊的是最近一次為期三天的野外徒步旅行。我們可以想象,在不算太久之前,這種徒步旅行最令人興奮的就是“那種艱苦的體驗”,或是欣賞未遭破壞的大自然。如今,這種旅行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離開手機的日子。有一個男孩稱:“那段時間你什麽都做不了,只能靜靜思考,和朋友聊天。”還有一個男孩利用小屋里的這次閑談,思考他對安靜的新體會。“人們難道不知道有的時候你可以透過車窗,靜靜地看著時間流逝?這難道不是很美好嗎?”
線上與線下十字路口
有些人可能會問:“為什麽要寫一本關於交談的書?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說話。”有的人會說:“為什麽要提這些負面的東西?你肯定知道網上那些新式的精彩談話吧?”我確實知道。如果沒有臉譜網,我此前就無法與布魯克林216小學六年級的同學們重聚。女兒23歲時雖然在遙遠的西海岸工作,但是短信拉近了她和家的距離。
人們之間的關系大多由線上和線下的互動構成。我們可以發短信示愛,政治辯論和社會活動也可以在網上發起。為什麽不看看這些正面的效應,為什麽不慶祝我們擁有了這些新的交流方式?
因為這是我們在解釋技術帶來的進步時所舉的例子。我們喜歡聽這些正面的消息,因為它們不會阻止我們追求新事物——新的給人安慰的東西,新的令人分心的東西,新的商業形式。我們願意聽這些例子,因為如果它們是唯一重要的事,我們就不用在乎一直存在的其他情感了——我們比以前更孤獨了,孩子的同理心與實際年齡相差得更遠,而全家人吃飯聊天時要想不被打斷也幾乎不可能了。
我們發現自己為了多登錄幾次郵箱,放棄了凝視孩子的眼睛或是花時間和他們交談的機會。如果10年後我們的孩子因此付出了代價,他們害怕孤獨而又對彼此間的依戀關系擔心,我們那時就會集中精力嗎?將這種令人不安的可能性與在臉譜網上建立的友誼或是在推特網上與他人的精彩互動進行比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並不是一個我們可以雙手合十祈禱利大於弊的遊戲。我們要獲得益處,同時要做出必要的改變,這樣我們才不會付出代價,因為任何技術都不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
交談的“價值主張”
我記得人們第一次接觸聯網的個人計算機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時,當人們要打遊戲、寫東西、做電子表格,或是發電子郵件時,才會“來到”電腦旁。電腦提高了人們的工作效率,同時帶來了很多新的樂趣。但是,這一切並沒有表明,發短信可能會代替交談。
僅僅幾年後,孩子們就玩起了智能手機、社交媒體和聊天工具。如今,那些孩子已經長大,成為教師、商人、醫生,並已為人父母。
當新一代的人聽到“遠離交談”這個問題時,他們往往會問:“這真的是個問題嗎?發短信或在網上聊天,就不算‘交談’嗎?此外,這種方式傳達的信息也是‘準確無誤’的,這有什麽問題呢?”當我和他們談起開放式交談,有人讓我詳細說明這種交談的“價值主張”。有人告訴我,交談似乎是件“苦差事”,不僅要發出很多邀請,往往還存在著欺騙、瑕疵、失控和無聊。這有什麽值得爭取的嗎?
其實,我們在愛情和工作當中碰到的很多問題都可以通過交談解決。研究顯示,沒有交談,我們的同理心、創造力和滿足感都會減弱,我們與他人的關系也不會那麽緊密。我們正在退化。但是,對於那些伴隨著手機長大的一代人,他們習慣於用手機發短信,研究結果中的那種退化,他們似乎並沒有感受到。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面對面的交談並不多。
當然,不管哪一代中,都有人明確了解交談的價值,不用他人提醒。但是,即使是這些贊成交談的人往往也會讓我大吃一驚。他們中的很多人似乎都敗下陣來,他們說未來已經超越了他們。一位2009年大學畢業的電影導演告訴我,在他畢業的那年,交談就已經進了墳墓。有些家長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他們說希望自己的孩子吃飯時不要發短信,但在孩子們拿出手機時,他們卻覺得無法反對。他們擔心現在提出忠告為時已晚,還擔心如果自己不接納新事物,就會落後於時代。
我所描述的不僅僅是遠離交談,這種遠離還代表著逃避自己作為良師益友的責任。技術仿佛會施魔法,讓我們忘記了生活的本質。我們將新事物——任何已經過時的新事物——與進步混為一談。不過,在我們迫切追求進步的同時,我們忘記了自己對新事物的責任,對後代子孫的責任。我們應該將自己知道的最珍貴的事情傳遞給下一代:我們應該告訴他們我們的經歷、我們的歷史,和他們分享我們曾經的對與錯。
我們不僅要讓孩子們收起手機,我們自己也要以身作則,收起我們的手機。如果孩子們不學會傾聽,不學會為自己勇敢發聲,不學會如何在課堂或家庭聚餐時與他人交流,那麽他們什麽時候才能學會施與受呢?這是建立友好關系所必需的元素,也是民主社會公民辯論的基礎。要重拾交談,首先要承認用心說話和傾聽是一種技能,是可以學會的。交談需要練習,而這種練習現在就可以開始,在家中、教室里或是公司中都可以開始。
重拾交談的時刻到了
2011年,我的著作《群體性孤獨》(AloneTogether)出版,這本書主要講述了在時刻相連的生活中,我們對彼此的漠視。我知道,我所描述的癥狀大多數人都不想看到。我們為技術著了迷,這種文化氛圍已經形成。像年輕的戀人一樣,我們擔心說太多的話會破壞浪漫的感覺。但現在才過了幾年,氛圍就發生了變化。我們做好了交談的準備。當我們有了手機以後,我們發現自己離孩子、愛人和同事越來越遠。我們要重新考慮“連接得越緊密,就越幸福”這一過於簡單的信仰。
現在,我們可以估量一下溝通之道都逼我們做了些什麽。我們知道處於這樣一個時刻相連的世界,我們的神經處於高度興奮狀態。我們意識到自己渴望那種“永遠在線”的感覺,但這卻成為我們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的絆腳石。所以,我們應該認清楚技術所帶來的一切。
我們意識到,我們需要社交媒體所禁止的那些東西。我在之前那本書中提出了一個正不斷演變的問題,而這本書則是要呼籲大家行動起來。現在是修正航線的時候了。此刻,已經萬事俱備。我們擁有彼此。
幾乎被微博影響力壟斷的娛樂圈,開始向今日頭條傾斜。
來源 | 歪道道(ID:wddtalk)
作者 | 歪道道
12月17日,“我是頭條·2017今日頭條年度盛典”於北京舉辦,出席的明星幾乎占據了娛樂圈半壁江山,陣容包括黃渤、何炅、郭德綱、馮小剛、黃曉明夫婦等人。
12月17日,“我是頭條·2017今日頭條年度盛典”於北京舉辦,出席的明星幾乎占據了娛樂圈半壁江山,陣容包括黃渤、何炅、郭德綱、馮小剛、黃曉明夫婦等人。而除了娛樂圈,包括商界和科技圈眾多名人的身影也都出現在這場盛典中。
科技、體育、公益與娛樂領域的風雲人物集聚一堂,使得這次盛典備受矚目。而當娛樂明星、年度盛典及互聯網公司組合在一起,這些標簽未免不令人想起微博的年度盛典。更耐人尋味的是,也就是在這次盛典啟動的同時,火山小視頻一紙訴狀將新浪告上了法庭。
且不說誰是誰非,從光鮮亮麗的盛典到暗地較勁的對峙,這背後其實都是頭條和微博的戰爭。就比如這次的年度盛典,便暴露出了頭條在慢慢削弱微博在娛樂行業獨有地位的企圖心。
年度盛典印證了頭條正成為娛樂行業的又一陣地
2016年頭條還處於悶聲發大財的狀態,前三季度收入高達60億元,已然超越新浪2015年全年廣告收入,同時融資和估值也是不斷利好。雖然幾大新聞客戶端相繼開始“頭條化”,但今日頭條依然按部就班地前行。不過到了今年,情況大為反轉,率先挑起多線戰爭的反而是後來者,隨著其中的利益博弈日益曝光,很多人才意識到頭條已經成了“行業公敵”。
其實回過頭看看張一鳴的產品邏輯和布局就會了解。頭條的內容並非傳統的新聞資訊,既不需要嚴格的及時性和真實性,也沒有深度要求。與其被認為是其它客戶端的直接競爭對手,不如說是超越傳統互聯網內容平臺的一個新媒體,甚至也可以說是一個泛娛樂平臺。
為什麽一夕之間今日頭條會被巨頭警惕甚至聯手圍剿?因為今日頭條從一開始想做的就不是新聞聚合分發平臺那麽簡單。
當頭條的媒體屬性愈加明顯,首當其沖的自然就是微博。尤其是其根深蒂固的娛樂行業,可能一定程度上將要受到不小的沖擊。
在娛樂事件發酵上,傳統媒體或互聯網平臺中沒有哪個比得了微博。但今日頭條龐大流量支撐下的“微頭條”,隨著不斷增加的入駐明星,也開始承擔了營銷互動和平臺發聲的作用,尤其是在微博喪失可信度,用戶情緒日益不滿的情況下,微頭條可謂是趁勢崛起。
比如近期鬧得沸沸揚揚的袁立事件,微博限制袁立發博以及刪除其微博某些評論的做法,被網友戲稱為“欺軟怕硬”、“拿錢消災”。在此之前此類的狀況也是接連不斷,導致微博的品牌形象大打折扣。
雖然愛奇藝、優酷、騰訊等都會舉辦明星盛典,但微博在這一領域實屬佼佼者,而且作為明星粉絲的最大聚集地,各界明星自然趨之如騖。雖然面對的是新浪微博深耕的娛樂行業,但今日頭條的年度盛典手握1億日活用戶,以及恐怖的用戶閱讀時長,也的確有足夠的底氣叫板微博。所以,頭條年度盛典雖然沒有在微博上著力,但是僅憑借自有平臺和傳統網絡媒體,依然能夠迅速引爆娛樂圈,成為網民關註的焦點。
可以說,此次年度盛典印證了今日頭條正在成為娛樂行業的又一陣地,已經開始與微博形成抗爭之勢。
今日頭條步步緊逼,新浪微博一退再退
一直以來,業內普遍認為,隨著今日頭條的發展,和微博將來必有一戰。
但事實是,兩者的戰爭早已經在悄無聲息中展開了。
騰訊、優酷等平臺舉行明星盛典是常事,但對於微博來說,最警惕的只有今日頭條。不僅是因為今日頭條正在奪取微博對於娛樂行業的獨特影響力,更深層的原因是,頭條的社交方向與其泛娛樂化的本質,所形成的競爭力無疑正對著微博的核心。
雖說用微博的打法難以打敗微博,但頭條從內容切入社交、背靠巨大流量,如今又花大力氣為娛樂行業提供新平臺,這些帶來的市場想象力卻依舊值得期待。
其實微博一直都知道今日頭條會給自身帶來威脅。在14年的時候,微博曾經作為投資方出現在頭條的C輪融資中,然而時間不久,微博卻開始與頭條的對手一點資訊互動頻繁。直到2016年底,頭條D輪融資時微博選擇了退出。這意味著深入頭條內部的策略宣告失敗。
不過這有引出一個新的問題,為什麽微博很早就知道與今日頭條會成為競爭對手,為何還是在與其競爭的過程中屢屢陷於被動呢?
比如產品上,短視頻一直是兩家相互爭搶的領域,但現在頭條三位一體的矩陣早已將目標瞄準了快手,一度火爆的秒拍已經在這場角力中被頭條無視。又比如問答方面,急於變現的微博問答的活躍度並不理想,已經遠遠低於孵化不久的悟空問答。據QuestMobile最新數據顯示,在月均使用時長、月均使用次數上,悟空問答已經僅次於知乎。微博再次又失一城。
除了產品,微博和頭條的焦點還在於內容。但令人驚奇的是,在今日頭條崛起於內容領域的過程中,微博卻因為過度模仿頭條,陷入了爭議之中。甚至微博在不斷更改信息排布、推薦方式,以及推出AI算法等模仿今日頭條的舉措,一度被詬病為“綁架”了用戶的選擇權。
因為很多網友吐槽,在微博首頁看到的不是自己想接收到的信息,而他們最關註的信息卻被“個性化推薦”所湮沒。這或許就是微博“頭條化”所帶來的副作用。而頭條推出微頭條之後,卻獲得了良好的口碑。
由於微博一直坐大,很久沒有遇到有威脅的競爭對手,導致競爭能力減弱的同時對用戶卻越發強勢。比如微博弱化訂閱邏輯、強推付費內容社交關系,這種為商業變現而有損用戶體驗的做法,遭到了用戶的普遍排斥,卻仍舊一意孤行。而與之相反,今日頭條在競爭上強勢,但是卻更在意用戶的體驗。其推出的訂閱服務很明顯也在為以後的內容付費做準備,但因為相對循序漸進,並沒有給用戶造成太大的不適。
眾所周知,由於今日頭條的個性化推薦的成功,包擴微博在內的眾多平臺紛紛開始了個性化推薦之路,結果,在資訊分發和“讓信息找到人”初步達成後,今日頭條突然開始了社交化策略,無異於一記漂亮的回馬槍。
而伴隨著社交化策略的推進,眾多社會名人和明星紛紛開始入駐今日頭條。這也徹底加劇了微博和頭條的競爭。如今,今日頭條年度盛典的快速崛起,意味著微博深耕的娛樂陣地正在被蠶食。可以說,在兩者的較量中,今日頭條一直步步緊逼,而新浪微博卻一退再退。
微博需要對此進行反思了。
抄底微博,社交媒體的影響力正在向今日頭條傾斜
今年4月,今日頭條旗下社交媒體產品微頭條正式上線,由於主打同樣的明星入駐,同樣的短內容發布,同樣的關註點贊轉發評論,業內人士通常把微頭條看做頭條的“微博產品”。而兩者的戰火從線上的內容一直燃燒到了線下的年度盛典,這已經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
年度盛典是一場商家與明星共贏的營銷活動,此次諸多娛樂明星和社會名人捧場今日頭條年度盛典,印證了頭條娛樂影響力的提升。而盛典過後,各榜單的獲獎者也紛紛在微頭條上發聲,與粉絲進行高度互動,這無疑構成了平臺內部一次相對成功的閉環營銷。
對微博而言,娛樂影響力曾是其最穩固的一條護城河,但現在越來越多的明星、品牌甚至是商業人物,開始在頭條內部進行營銷互動。這更意味著,幾乎被微博影響力壟斷的娛樂圈,開始向今日頭條傾斜。
這種傾斜的趨勢不僅僅只有娛樂領域,而是正在向各個領域蔓延。
舉個例子來講,“支付寶互懟事件”曾引起微博和頭條號的一場辦公室戰爭。事件始末無非就是,支付寶微博小編和頭條號小編相互比拼留言數據,但這次對抗直接證明了頭條在巨大流量支撐下的營銷效應。
有媒體統計了與事件相關的數據。12月8日,因為“支付寶互懟事件”,當時微頭條獲得578萬次曝光,支付寶頭條號獲得新增粉絲8萬,並伴有持續增長,截止16日前,支付寶的頭條號已經擁有82萬粉絲。由此可見,智能社交方向下的今日頭條,可能會給更多企業和品牌的傳播與內容營銷帶來新的契機。這種契機,也正在迅速提升今日頭條的影響力。
今日頭條是目前國內最大的自媒體平臺,對於頭條來說,它並不需要取代微博,但不論是在娛樂行業重新構造一個新的陣地,還是在其他領域獲取更高的影響力,都必然會觸及到微博曾經獨一無二的地位。
因此兩者的競爭就像是一場逃不開的宿命。現在它們的競爭依舊難言勝負,但從這段時間大大小小的沖突看,微博似乎經常處於被動局面,形勢也正發生著一些值得註意的變化。
當然,兵無常勢,水無常形,這個變化是微博的危機還是今日頭條的契機,也許都還未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