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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麽都不願面對面交談了？

思想潮 2017-08-21 14:38

來源 | 思想潮（ID：sixiangchao）

文丨雪莉·特克爾 

編者按：面對面交流其實是我們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但如今我們卻想方設法地避免交談。即使一部靜音手機都會阻礙我們的交談。只要看到手機，我們就會有所疏離，交談時也沒那麽投入。在屏幕上，我們總是呈現出自己想要展現給他人的一面。

我們因技術變得沈默無聲，當然這並非否定技術進步的意義，而是在提醒我們迫切追求進步的同時，別忘記了自己對新事物的責任。

本文是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著作《重拾交談》內容節選，經思想潮刪節編輯，中信出版社供稿。

同理心日記

 數字時代為什麽更需要對話？

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說話。我們會發短信，發帖子，在網上聊天。身處滿是屏幕的世界，我們甚至覺得更加輕松自在。和家人、朋友、同事或愛人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會對著自己的手機，卻不會相互交談。我們都承認，自己寧願發條信息或發封郵件，也不願意見一面或是打個電話。

這種新的媒介化生活已使我們陷入了一種困境。

面對面交流其實是我們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面對面交談是一種相互間的完整呈現，我們可以學會傾聽，培養同理心，還可以體驗被傾聽和被理解的快樂。另外，交談還能促進我們的自我反思，也就是進行自我對話，這是兒童早期發展的基石，而且會貫穿一生。

但如今我們卻想方設法地避免交談。即使我們時刻保持聯系，也還是躲著對方。因為在屏幕上，我們總是呈現出自己想要展現給他人的一面。當然，任何地方的任何會面都會有這種表演的成分，但是在網上，在我們閑暇時，我們更容易創作、編輯、修改提高。

我們總說“無聊時”會看手機。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時刻與網絡相連，不間斷地獲取信息和娛樂內容。我們總是心不在焉。上課、做禮拜或是開商務會議時，我們會註意自己感興趣的東西，覺得沒意思時就會翻翻手機找點兒好玩兒的。詞典里現在有了個新詞叫作“低頭族”（phubbing），就是指那些在手機上打字的同時還能保持眼神交流的人。我的學生告訴我，他們一直都在這麽做，其實沒那麽難。

我們開始把自己看作同一類人，並且忠於這一群體。在安靜的時刻或是覺得無法抵抗上網的誘惑時，我們會查看手機上的消息。即使是小孩子都寧可發發短信，也不願和朋友們見面聊天——或者說，他們寧願玩手機，也不願花時間遐想。遐想正是他們與思緒獨處的時刻。

這一切都導致我們遠離交談，至少是遠離那些開放式的即興談話。在這種交談中，我們彼此交流想法，呈現最真實的自己，不隱藏自己的弱點。不過，正是在這種交談中，我們增強了同理心，增進了親密感，社會行為也因此更具有力量。正是通過這樣的交談，教育和商業的創造性合作才得以繁榮。

但是，這樣的交談需要時間和空間，而我們總說自己太忙。在餐桌旁、客廳里，在商務會議上，或者走在街上時，註意力不集中的我們會發現一種新的“寂靜的春天”。這個詞是蕾切爾·卡遜發明的，那時我們隨處可以見到科技變化對環境的危害。現在，我們又意識到了一種新的情況。這次，科技對同理心造成了沖擊。我們發現，即使一部靜音手機都會阻礙我們的交談。只要看到手機，我們就會有所疏離，交談時也沒那麽投入。

盡管此刻的我們面臨嚴峻的形勢，我寫這本書時還是滿懷樂觀之情。一旦意識到問題，我們就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行為。當我們開始思考時，交談就在那里，隨時等著我們重拾。數字社會中，人與人日漸疏離，解決之道就是談話療法。

在很早之前，我就發現電腦會給人一種陪伴關系不需要友誼的錯覺。後來，隨著編程技術的提高，它會讓人誤以為友誼中不需要親密感。面對面交談時，人們會彼此詢問，但電腦從不這樣做。和人們相處時，如果你註意觀察，知道如何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事情就會朝著最好的方向發展。真正的人需要對方回應他們的感受，並非敷衍了事的隨意一個回應就能打發。

在虛擬世界待得越久，孩子們就越想沈浸其中。相反，與人共處能教會孩子們如何經營感情，起點就是與人交談的能力。這又讓我想到了霍爾布魯克中學老師的擔憂。這里的中學生把更多的時間花在發短信上，他們幾乎沒有什麽面對面的交流。這就意味著，他們失去了培育同理心的機會，失去了學習眼神交流、傾聽和關心他人的機會。交談會帶給我們親密、共享和深交的經歷。重拾交談相當於重新找回我們人類最基本的價值觀。

移動技術及其帶來的所有新奇之物已經在我們的社會中根深蒂固，但現在是時候思考這種技術會如何阻礙我們珍視的其他東西。而在認識到了這一點之後，我們又應該如何采取行動呢？我們可以重新設計技術，改變應用它的方式。

“三把椅子”的良性循環

我們因技術變得沈默無聲，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的“談話能力因此退化”。這種常常在我們的下一代面前表現出的沈默，已經引發了同理心危機，削弱了我們在家里、在公司以及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針對這一問題，我已說過，最簡單的解決之道就是談話療法。本書闡釋的就是我為什麽贊同交談。

首先，我要請出一個人，很多人都誤以為，他之所以隱居是為了逃避交談。1845年，亨利·戴維·梭羅為了學習如何更“審慎”地生活，遠離人群中那無休無止的嘮叨，搬到了馬薩諸塞州康科德的瓦爾登湖畔的一間小木屋生活。不過，他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所選的家具卻表明，這絕對不是一次簡單的“靜修”。他說，小屋里有“三把椅子，獨處時用一把，交友時用兩把，社交時用三把”。

這三把椅子仿佛良性循環鏈上的三個點，將談話與同理心以及自省能力連接了起來。獨處是我們發現自我的時刻，我們會做好與他人交談的準備，聊聊自己的真實感受。當我們建立了安全感，就能夠傾聽他人的訴求，真正聽到他們不得不說的心事。在與他人交談的過程中，我們會更善於進行內心的對話。

當然，這種良性循環是個理想模式。不過，如果我們認真對待的話，還是會起到效果的。獨處增強了自我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就會增強我們的同理心。之後，與他人的交談為自省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正如獨處時，我們會為與他人交談做好準備一樣，與人交談時，我們能夠學會如何讓獨處更有效率。

技術破壞了這種良性循環。

這種破壞從獨處開始，也就是梭羅的第一把椅子。最近的研究顯示，人們如果獨處，即使只有幾分鐘，他們都會受不了。有一項實驗要求實驗對象安靜地坐著，沒有手機可用，也沒有書可以看，就是安安靜靜地坐15分鐘。實驗開始時，研究人員詢問實驗對象，如果覺得無聊，他們是否會考慮接受電擊。他們表示堅決不會。無論如何，讓自己受不得勁電擊絕對是不可能的。不過，剛剛過了6分鐘，就有不少人願意接受電擊。

這一結果令人震驚，不過從某種程度上說，也並不奇怪。如今，當人們獨自等紅燈或是在超市排隊結賬時，我們會發現他們看上去幾近恐慌，會不自覺地伸手去拿手機。我們已經習慣了時刻與他人聯系起來，孤獨似乎是技術應該解決的問題。

上文提到的良性循環也因此土崩瓦解：因為害怕獨處，我們把註意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與此同時，我們喪失了關註他人的能力。如果找不到自我，我們就會失去施予的信心。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種角度來看這個循環：我們過於關註彼此，喪失的則是我們了解自己的能力。

我們正遠離交談，同時也在遠離自省、同理心和良師益友，也就是梭羅那三把椅子所代表的美德。不過，這種遠離並非不可避免。當良性循環被打破時，交談可發揮修補作用。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好的一面。盡管被技術的力量拉扯，但人的適應性也很強。比如，在一次禁止攜帶各種電子產品的夏令營中，僅僅5天的時間，孩子們的同理心就得到了提高。測量標準是：他們看完照片或視頻中人物的面部表情，能否正確判斷他們的情緒。為了研究，我自己也參加過一次禁止攜帶電子產品的夏令營，見證了上文所說的那種適應性。

有一天晚上，一群14歲的男孩在一間小屋中閑聊，聊的是最近一次為期三天的野外徒步旅行。我們可以想象，在不算太久之前，這種徒步旅行最令人興奮的就是“那種艱苦的體驗”，或是欣賞未遭破壞的大自然。如今，這種旅行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離開手機的日子。有一個男孩稱：“那段時間你什麽都做不了，只能靜靜思考，和朋友聊天。”還有一個男孩利用小屋里的這次閑談，思考他對安靜的新體會。“人們難道不知道有的時候你可以透過車窗，靜靜地看著時間流逝？這難道不是很美好嗎？”

線上與線下十字路口

有些人可能會問：“為什麽要寫一本關於交談的書？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說話。”有的人會說：“為什麽要提這些負面的東西？你肯定知道網上那些新式的精彩談話吧？”我確實知道。如果沒有臉譜網，我此前就無法與布魯克林216小學六年級的同學們重聚。女兒23歲時雖然在遙遠的西海岸工作，但是短信拉近了她和家的距離。

人們之間的關系大多由線上和線下的互動構成。我們可以發短信示愛，政治辯論和社會活動也可以在網上發起。為什麽不看看這些正面的效應，為什麽不慶祝我們擁有了這些新的交流方式？

因為這是我們在解釋技術帶來的進步時所舉的例子。我們喜歡聽這些正面的消息，因為它們不會阻止我們追求新事物——新的給人安慰的東西，新的令人分心的東西，新的商業形式。我們願意聽這些例子，因為如果它們是唯一重要的事，我們就不用在乎一直存在的其他情感了——我們比以前更孤獨了，孩子的同理心與實際年齡相差得更遠，而全家人吃飯聊天時要想不被打斷也幾乎不可能了。

我們發現自己為了多登錄幾次郵箱，放棄了凝視孩子的眼睛或是花時間和他們交談的機會。如果10年後我們的孩子因此付出了代價，他們害怕孤獨而又對彼此間的依戀關系擔心，我們那時就會集中精力嗎？將這種令人不安的可能性與在臉譜網上建立的友誼或是在推特網上與他人的精彩互動進行比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並不是一個我們可以雙手合十祈禱利大於弊的遊戲。我們要獲得益處，同時要做出必要的改變，這樣我們才不會付出代價，因為任何技術都不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

交談的“價值主張”

我記得人們第一次接觸聯網的個人計算機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時，當人們要打遊戲、寫東西、做電子表格，或是發電子郵件時，才會“來到”電腦旁。電腦提高了人們的工作效率，同時帶來了很多新的樂趣。但是，這一切並沒有表明，發短信可能會代替交談。

僅僅幾年後，孩子們就玩起了智能手機、社交媒體和聊天工具。如今，那些孩子已經長大，成為教師、商人、醫生，並已為人父母。

當新一代的人聽到“遠離交談”這個問題時，他們往往會問：“這真的是個問題嗎？發短信或在網上聊天，就不算‘交談’嗎？此外，這種方式傳達的信息也是‘準確無誤’的，這有什麽問題呢？”當我和他們談起開放式交談，有人讓我詳細說明這種交談的“價值主張”。有人告訴我，交談似乎是件“苦差事”，不僅要發出很多邀請，往往還存在著欺騙、瑕疵、失控和無聊。這有什麽值得爭取的嗎？

其實，我們在愛情和工作當中碰到的很多問題都可以通過交談解決。研究顯示，沒有交談，我們的同理心、創造力和滿足感都會減弱，我們與他人的關系也不會那麽緊密。我們正在退化。但是，對於那些伴隨著手機長大的一代人，他們習慣於用手機發短信，研究結果中的那種退化，他們似乎並沒有感受到。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面對面的交談並不多。

當然，不管哪一代中，都有人明確了解交談的價值，不用他人提醒。但是，即使是這些贊成交談的人往往也會讓我大吃一驚。他們中的很多人似乎都敗下陣來，他們說未來已經超越了他們。一位2009年大學畢業的電影導演告訴我，在他畢業的那年，交談就已經進了墳墓。有些家長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他們說希望自己的孩子吃飯時不要發短信，但在孩子們拿出手機時，他們卻覺得無法反對。他們擔心現在提出忠告為時已晚，還擔心如果自己不接納新事物，就會落後於時代。

我所描述的不僅僅是遠離交談，這種遠離還代表著逃避自己作為良師益友的責任。技術仿佛會施魔法，讓我們忘記了生活的本質。我們將新事物——任何已經過時的新事物——與進步混為一談。不過，在我們迫切追求進步的同時，我們忘記了自己對新事物的責任，對後代子孫的責任。我們應該將自己知道的最珍貴的事情傳遞給下一代：我們應該告訴他們我們的經歷、我們的歷史，和他們分享我們曾經的對與錯。

我們不僅要讓孩子們收起手機，我們自己也要以身作則，收起我們的手機。如果孩子們不學會傾聽，不學會為自己勇敢發聲，不學會如何在課堂或家庭聚餐時與他人交流，那麽他們什麽時候才能學會施與受呢？這是建立友好關系所必需的元素，也是民主社會公民辯論的基礎。要重拾交談，首先要承認用心說話和傾聽是一種技能，是可以學會的。交談需要練習，而這種練習現在就可以開始，在家中、教室里或是公司中都可以開始。

重拾交談的時刻到了

2011年，我的著作《群體性孤獨》（AloneTogether）出版，這本書主要講述了在時刻相連的生活中，我們對彼此的漠視。我知道，我所描述的癥狀大多數人都不想看到。我們為技術著了迷，這種文化氛圍已經形成。像年輕的戀人一樣，我們擔心說太多的話會破壞浪漫的感覺。但現在才過了幾年，氛圍就發生了變化。我們做好了交談的準備。當我們有了手機以後，我們發現自己離孩子、愛人和同事越來越遠。我們要重新考慮“連接得越緊密，就越幸福”這一過於簡單的信仰。

現在，我們可以估量一下溝通之道都逼我們做了些什麽。我們知道處於這樣一個時刻相連的世界，我們的神經處於高度興奮狀態。我們意識到自己渴望那種“永遠在線”的感覺，但這卻成為我們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的絆腳石。所以，我們應該認清楚技術所帶來的一切。

我們意識到，我們需要社交媒體所禁止的那些東西。我在之前那本書中提出了一個正不斷演變的問題，而這本書則是要呼籲大家行動起來。現在是修正航線的時候了。此刻，已經萬事俱備。我們擁有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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