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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掀開面紗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1628

數個權威消息源證實，自1987年以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歷任組長一直由時任總書記擔任，時任總理則任副組長。

2014年6月13日18時許，新華社發佈了一則消息，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主持召開了該小組第六次會議，會議主題為研究能源安全戰略。報導同時透露，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副總理張高麗分別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成員身份參加。

這是自1980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立以來，官方媒體首次對財經小組會議進行實時新聞報導，並且詳細公開財經小組組長、副組長、成員的名單。

當晚19時的《新聞聯播》播放了會議召開的畫面，圓形會議桌內圈就座的，除習近平、李克強和張高麗外，至少還有5位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汪洋、馬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此外，兩位國務委員、一位中央軍委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央行行長，以及包括國家發改委在內的11個部委的主要負責人均與會。

南方週末記者向數位權威消息源求證後發現，自1987年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歷任組長一直是由時任總書記擔當，時任總理為副組長。

《人民日報》上一次提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還是在1999年1月14日刊發的一篇名為《1998年經濟發展和改革回眸》的述評中，提及1996年8月江澤民總書記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專門聽取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工作匯報。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負責財經工作的領導機構。不過，改革開放以來，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負責具體的經濟工作，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則「隱居幕後」，少有人知。

一位接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稱中財辦）的人士稱，此番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揭開一角面紗、走向前台，「可以理解為黨對經濟工作的加強，並且，或與改革進入深水區直接相關」。

前世今生

追溯中國共產黨黨史，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類似的機構，最早出現於新中國成立前夜。

2013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張金才研究員在《北京黨史》雜誌上撰文：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中財委），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當年5月，陳云受命來到剛剛解放的北平負責籌建；7月，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併組成的中財委正式成立，陳云任主任。

當時的中財委設六局一處，包括計劃局、人事局、技術局、私營企業事務局、合作事業管理局、外資企業管理局和秘書處；再下轄包括央行、中央工業處、中央財政處等13個部門。

新中國成立後為加強對經濟工作和改進體制工作的統一領導，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通知》，明確經濟工作五人小組——陳云（任組長）、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其中中央財經小組由12人組成，依然是陳云為組長。

不過，1958年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與此前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中財委不同——張金才在上述文章中稱，它已經不再是根據中央決策統一領導國家經濟工作的機關，而是變成了一個諮詢機構。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79年3月召開會議，確定了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同時決定成立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由陳云、李先念兩同志掛帥，統一管理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和目前的調整工作」。

直到1980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才正式面世。

198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撤銷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時任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出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半年後其升任總理，小組組長身份未變。

1984年，那場事關改革的莫干山會議在形成「價格雙軌制」為主的會議成果後，就由會議主辦方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直接匯報。張同時任國務委員、國家經委主任。

1987年時任國務院總理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依然未變。

由此開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一職，一直由總書記兼任。

1989年，江澤民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除了數位權威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確認這一任職之外，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在其《西部大開發決策回顧》一書中也提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而曾培炎本人則是這個小組的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

3年之後，朱鎔基在十四大後出任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開始更具體地介入經濟改革事務，包括1994年的分稅制、1997-1999年的國企改革、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擴內需舉措、1998年的住房和社保制度建立、2001年加入WTO等。

隨著國務院常務會議制度的落實，2003年之後，國務院在經濟事務上更為頻繁地發揮作用——根據國務院組織法第四條：國務院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必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或者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決定。

《國務院工作規則》則規定，國務院常務會議「一般每週召開一次」。這一規則是在2003年3月20日，由時任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的第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的。一般經濟、社會事務，往往由國務院部署。例如，2008年11月5日，時任總理溫家寶就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措施，並部署了「4萬億」投資計劃。

而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每年常規出現兩次。一次為七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上半年經濟工作做出總結，對下半年經濟工作做出調整和部署；另一次則是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次年經濟工作做出部署，包括GDP增速、政府工作報告基調等重大命題。

一位接近中財辦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召開會議的次數大約每季度一次。

「人員精幹」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的交接，一般緊隨中央政府換屆。

曾在中財辦任重要職務的一位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胡錦濤接替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是在2003年3月——2002年黨的「十六大」閉幕後半年、新一屆政府換屆完成之時。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循慣例，亦兼任了這一職務，實際的交接完成是在2013年3月。

數屆政府以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均由時任總理兼任，小組成員還包括幾位副總理、國務院秘書長，國家發改委、國資委、財政部、央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的主要負責人。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下設一個日常辦公機構中財辦，這是一個正部級機構。

從1980年以來，先後擔任中央財辦主任的至少有6人——李智盛1981年至1985年間任中央財辦主任，此後，蔣冠莊、曾培炎、華建敏、王春正、朱之鑫先後擔任此職位。現任中央財辦主任為劉鶴，2013年3月接替朱之鑫。

從曾培炎開始，此後幾位中央財辦主任，都同時任國家發改委（國家計委）副主任一職。

「我們的人員很精幹，一共五到六個小組，每個組少的三四個人，多的也就五六個人。」前述中財辦前任官員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這些小組（局），分別是綜合組、秘書組、宏觀組、財貿組、經貿組及農村組。

辦公地點位於中南海之內的中財辦，曾與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即中央外辦）同一棟樓。

中財辦也曾與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稱中農辦）的人員「合署辦公」、交叉任職。1993年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之初，並無獨立的日常辦事機構，直到2004年，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開始單獨下設辦公室，即中農辦，由中財辦副主任陳錫文兼任中農辦主任一職。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職能，目前主要體現在參與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綱要、年度經濟計劃制訂、經濟形勢調研和分析和宏觀政策研究等方面。

這部分的職能與國家發改委較為接近。不過，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協調權限，要大大高於國家發改委。

從一些曾在中財辦任職的官員履歷方面，也可看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及中財辦的職能所在：

現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曾於2005年3月至2011年8月（2010年7月至2011年8月，掛職任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任中央財辦經濟一組（即宏觀組）組長。他亦曾以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中央宣講團成員的身份，在江西省做專題報告。彼時，江西官方對他的介紹是，韓文秀「一直負責宏觀經濟分析和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曾多次參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國發展改革工作會議的文件起草，並參與了『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規劃編制等工作，是中國宏觀經濟領域研究的著名專家，也是我國重大政策研究制定的重要參與組織者」。

小組在地方

在地方黨委，現如今，省市縣甚至鄉鎮一級，也都設置了各自的財經領導小組。

根據南方週末記者觀察整理，省一級的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均由省委書記擔任，副組長則由省長擔任。如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即兼任四川省委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四川省省長魏宏為副組長。

地級市則差異較大。有的設置與中央、省級相似，有的還沒有成立市委財經領導小組。

一位中部某省會城市市委的官員對南方週末記者稱，在他的印象裡，該市從未召開過市委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或以其名義刊發過文件。

海南省則略顯不同。《人民日報》曾報導，2009年2月17日，海南省委常委會會議，明確提出：「（海南所轄）市縣委不設財經領導小組」。

成立了財經領導小組的地方，各級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一般由各級黨委書記擔任、政府首長任副組長。

不過也有例外。2012年，廣東省茂名市電白縣成立財經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就由時任縣長擔任，相關縣領導為副組長，縣財政、稅務、國土、國資、土地儲備中心等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為成員，並下設辦公室於縣財政局。時任縣委書記沒有在電白縣財經工作領導小組中任職。

地方層面，各級黨委的財經領導小組的主要工作內容是研判當前經濟形勢。比如2013年7月22日，四川省委財經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的主題就是「研究分析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

也有更為細緻的。比如四川省綿陽市財經領導小組，在2009年成立之初公佈的《中共綿陽市委財經領導小組議事規則》中，表示重大項目投資安排方案甚至市級各部門辦公用車輛購置方案採購方案等，一旦超過一定金額，均在綿陽市委財經領導小組的議事範圍內——比如由市財政安排的辦公設備及辦公用品採購金額一次性在20萬元以上的採購方案。

《財經》稱華夏基金3名基金經理、2名交易員被抓 華夏否認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97911

《財經》雜誌報道，華夏基金3名基金經理、2名交易員被抓，4人離職，配合調查者更多。 報道稱，今年5月，華夏基金一名女性基金經理羅澤萍被調查，這位昔日的省高考狀元已於3月離職，被調查之時已跑路海外。知情人士透露，羅澤萍現已自首，所涉金額不大。她跑路之前對其國內資產已做妥善安排。 當時，另一名接受調查的基金經理是劉振華，相貌頗為俊朗，於2月末離職。劉振華自2000年9月加入華夏基金後，歷任交易員、研究員、交易總監等職位，離職前任華夏興和基金經理。 此外，市場傳聞，昔日的華夏基金明星基金經理王亞偉也可能在調查範圍之內。 但華夏基金對新浪財經回應稱，文中提到多名人員被抓，純屬虛假報道；《財經》雜誌未與我公司進行核實，文中提到的兩位員工羅澤萍、劉振華早已離職。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曾提到，監管當局嚴打“老鼠倉”的行動已令基金經理們噤若寒蟬，今年以來，已有上百位基金經理離職，已接近去年全年的離職量138位。 路透曾稱，打擊老鼠倉是當局努力重振投資者對該國表現低迷的股票市場的信心的措施之一。 詳細報道請查看《財經》文章，點擊這里。

你最大的財經憂慮 蔡東豪Tony Tsoi

2014-08-07  NM

看到一篇外國文章，主題是有什麼關於財經的問題，令閣下晚上睡得不好。作者列出很多例子，包括擔心被裁員、金融危機重臨、退休時儲蓄不夠應付不停上升的生活開支等。我相信關於財經的憂慮，有一個世界大同版本，大家都擔心失去一些屬於自己的東西，或失去掌握自己財經命運的能力。朋友給你必勝貼士，你沒買，果真大升，你可能不忿氣一兩天，但應該不會影響睡眠。 人的憂慮隨著時勢改變，市況好的時候，我們特別充滿信心，覺得贏錢機會比輸錢機會大；相反，市況不好的時候，我們對前景感灰暗，什麼事情也憂慮一番。憂慮內容會變，但有一件東西不變，而這件東西是所有財經憂慮的根源，就是風險。風險的性質不變，永遠存在，只是我們對風險的態度不停在變。處理財經憂慮，其實是處理各種不同的風險。首先想到的風險，是市場風險，大市大跌，投資者或多或少受牽連。我們還記得2008年金融海嘯，全球股市崩潰，恆指跌四成，投資者損失慘重。海嘯這一役最令投資者印象深刻是，所有股票一同下跌，包括優質藍籌股和抗跌力較高的股票，傳統避難所功能失靈。原來有一種股災，投資者陷入極度慌張，要錢不要股票，而在亂世中，唯一有人問津的股票，是藍籌股。三、四線股成交蒸發，有價無市，藍籌股隨時跌得更厲害。市場風險影響每一個投資者，有些時候投資者以為做對了事，例如持有藍籌股，也避不過劫數。投資者遇上這種風暴，應做的事是按兵不動，等候風暴過去。在風暴中太多動作，例如跟風拋售或撈底，出錯機會甚高。風暴始終會過去，藍籌股最先反彈，這段時間睡得不好，沒辦法。另一種每一個投資者都受影響的風險，是利率風險。誰人出任聯儲局主席，主席作風是如何，全球投資者關注，原因是聯儲局政策主宰全球利率走勢。投資跟利率息息相關，是因為投資追求回報，而回報率任何時間也是跟利率掛鈎。換句話說，投資其實是一個投資回報率和利率比較的遊戲。過去幾年，聯儲局實行超低利率政策，全球實質資產價格飛昇，樓市便是例子。投資者須時刻清楚自己投資組合怎受利率走勢影響。 投資者一定知道利率情況，因為他們永遠有一個選擇，是把金錢放在一個無甚風險的銀行存款。近年銀行存款利率近零，投資者不可能不知道。此刻投資者須問自己的問題是，利率日後上升時，投資組合怎受影響。如果你的投資主要是物業，借貸程度非常進取，這時候睡得不好，是應該的。投資者最穩陣的投資是不投資，定期存款也不做，持現金，不過這種表面上保守的投資方法，卻產生另一種風險，是通脹風險。通脹上升，你的購買力其實在下降，完全不投資的風險，是財富在無聲中縮水。有一種風險很多人沒為意，其實足以令人失眠，我有一位朋友領教過。這位朋友表面上財政穩健，持有物業，甚至不只一間，入息穩定，過著舒適生活。朋友遇上突如其來事情，是親人的醫療支出，從朋友賬面資產值看，可以應付，問題是，物業是不動產，急需要的卻是現金，短期內出現周轉不靈風險。另一種風險，是「估佢唔到」的特殊風險。我有一個朋友步入退休年齡，打算一兩年內退休，財務安排穩妥，以為可輕鬆地步入人生另一階段，但遇上一件想也沒想到的事（我不能寫出來，但千真萬確），差不多一鋪清袋，退休計劃無限期押後。「估佢唔到」即是無得估，不能預知是什麼事，也不知是什麼時候出現。唯一可做的事，是做好心理準備，接受世上什麼事情也有可能發生。這張風險清單可繼續數下去，投資者不可能完全掌握風險。最重要的事，是瞭解風險的存在，接受自己控制是有限，做了應該的事，便盡力改善睡眠狀態。 蔡東豪Tony Tsoi 現任上市公司精電國際行政總裁，他曾任職投資銀行，在《信報》以筆名原復生撰寫財經專欄，對投資及求知有無限渴求，習慣早上四時起床寫作找樂趣。http://www.facebook.com/TONYTONGHOOTSOI

樓市分析(125)：金融財經界人士習慣的測市方法

來源: http://notcomment.com/wp/?p=28123

在坊間地產討論區，經常有引用一些金融財經界人士對樓市的預測，無論股市或樓市都有，當然準的少，錯到離曬譜的更多，不過從他們的學理上講，他們並沒有錯！

有一位經常登封面，又做手機代言人的金融財經界名人，耐不耐就會彈出一個「偏離值」較高的預測，比如說恆指要見四萬點，或者樓價要跌三成五成之類，事後引證當然有中有不中，不過從他們的學理上講，他們並沒有錯！

在其中的一篇業內人士的訪問中，他們透露了分析的方法，原來他們都有一個超級無敵的數據分析庫，比如用excel將所有變數(variable)輸入，然後去計算各種情境之下的數據表現，學術上稱之為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

比如，他們可以將影響樓價的因素，列出十個或以上的變數，比如利率、通脹率、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人口增長、空置率。喜愛的話，可以數到數十個出來，然後再用數學模型去計算樓價指數與這些變數的關係。

到有了數學模型之後，就將不同的變數範圍輸入，比如假設美國聯邦儲備局加息由3-9%對樓價的影響，然後得出樓價可以下跌多少的幅度。

他們會說樓價可以跌一半，假定加息會加9%，可是在實際的情況下，加息到9%的機率有幾多？各種變數均以同步最好，和同步最差同時出現的可能性，大概都是極低的，結果，這些理論上最利好或最利淡的情境，也就是同樣地出現的機率也是極低。

只是在實際的投資操作上，有沒有人會去考慮數十個因素，才去作出決定？無論在金融財經界，甚至在香港的傳媒，都是看完一大堆變數之後，將一兩個利淡的因素無限放大，而不看那些最關鍵的一兩個因素。

所以，他們所謂的跌三成五成，只是表示在最利淡的劇本之下可以跌到多少，就正如筆者說，中原指數可以跌到74點，前題是如果經濟政治一齊出現問題，再加 上不可預知的外圍不利因素。在訪問內文是寫得清清楚楚的，只不過標題就會變成「說要跌四成」。既然才子可以看過封面睇過序就當自己讀完一本書，所以網上的 標題黨連作者是誰都不睇，已經急著要發表意見。

 

同載於property.hk/

 

作者網誌：http://blog.tokuh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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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市分析(6)：樓價分析的四大要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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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南海財經智囊：6人「入海獻策」5次以上(名單)

http://www.xcf.cn/jrdd/201408/t20140829_632129.htm　　
中南海財經智囊Top榜
　　2014年已經進入中國改革的落實年，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這些已確定的路線圖既考驗高層改革決心和勇氣，也考驗高層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維，而未來政策的走向，也許就藏在這些高級智囊的言論裡
　　隨著經濟學家蔡昉升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在中南海的財經智囊中，又增添了一名副部級的人選。
　　自中國經濟改革伊始，政府財經決策的智囊們——無論身在政府直屬的研究諮詢機構，還是就職於大學或其他智庫組織——就在中南海的重大決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吳市場」(吳敬璉)、「厲股份」(厲以寧)等相比，今天的財經智囊有何新特點呢？
　　最近，《第一財經日報》諮詢了多名不同政界學界人士，以多個標準篩選出當今中國經濟智囊的Top榜單。這些標準包括：他們首先都是一流學者，有著獨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論文著作、研究成果，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崗位上依然不脫離學術研究；其次，他們在權威智庫機構中擔任要職，其所在的機構具有重要的政策諮詢性質；其三，他們經常有機會向國家領導人陳述意見建議，其研究成果能影響經濟決策，並對社會經濟進步有重要影響。
　　在重要的智囊中，我們挑選了不同界別的6名人士作為代表，試圖梳理中南海重要智囊的形成脈絡。他們分別是：劉鶴、陳錫文、林毅夫、劉世錦、李揚、蔡昉。
　　但以上遠不代表全部，易綱、潘功勝、韓俊、韓文秀、陳雨露、胡鞍鋼、王一鳴、范恆山、賈康、陳東琪等也都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專家型官員或學者智囊。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辜勝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明康、李毅中，以及陳清泰、王戰、遲福林、樊綱、劉偉、錢穎一、李稻葵、宋國青等，他們的觀點和見識也經常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享有相當高的社會聲譽。
　　此外，值得重視的是，一些政府機構的領導人本身也是「智囊」，較為著名的有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馬建堂等。儘管他們的學術研究或科研活動在慢慢減少，但他們卻是中國經濟政策最直接的制定者。
　　「副部級以上」學者
　　雖然在學術和個人風格上各有千秋，但高級智囊們有著一些共同的特點。梳理公認主流智囊人士的現任職務可發現，他們分別在中央、政府、重要官方科研機構、重點學術機構擔任主要職務，且擔任職務均等同副部長或以上級別。
　　以前述6名人士為例，劉鶴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林毅夫現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劉世錦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昉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此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等人都身居副部級高位。
　　一名政經觀察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這些部門基本囊括了國家重要經濟政策的出口，對高層決策和重要政策的出台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體來看，目前曝光率較高的智囊人物都屬於他們研究領域一線梯隊的少壯派。劉鶴等6人均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最年長的陳錫文1950年出生，最年輕的蔡昉生於1956年。一名與他們均有交集的官方研究人士昨日告訴本報，近十年以來，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都呈現逐漸年輕化的趨勢，將「舞台讓給年輕人」成為共識。
　　談及上述6人，這名人士稱他們均為中流砥柱式人物，處於各方面狀態最為巔峰的時刻。「這幾人還有個共同的特點是精力旺盛且勤奮。」這名人士稱，他們當中有人甚至因為剪頭髮浪費時間而頭疼。
　　與普通學者不同，中南海智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常常成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座上常客，能直接將自己的觀點意見提供給主要領導人。記者梳理髮現，每年年中、年末的重要經濟座談會都會邀請除有官方職務身份以外的5名左右智囊人士「入海」。例如，前述6人除劉鶴、陳錫文有職務職責外，其餘四人被邀請「入海獻策」均在5次以上。
　　今年7月，就在每年例行的中央政治局年中會議召開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聽取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劉世錦、李揚、林毅夫受邀列席。從後期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透露信息來看，內容與這次專家座談會所討論的領域重合度甚高。
　　不僅參與日常經濟政策討論，他們中的許多人更是為政治局委員上過課的「中南海講師」。上世紀90年代，林毅夫就曾進入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分析經濟形勢。林毅夫曾回憶，領導人在聽課時會把文件或電話放在一邊；2005年4月，劉世錦為政治局委員講授《關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若干問題》；從2003年3月到2012年2月的近十年間，蔡昉三次踏入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這在經濟學家中非常罕見。
　　談及中國經濟學就不能不提及一個著名組織——「中國經濟50人論壇」，這個1998年成立的獨立學術群體幾乎囊括了中國當今頂尖的學者，甚至包括很多高級官員。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論壇得出的結論常上報給中央財經辦，而論壇每年的年會主題，更是緊扣國內外經濟大勢，常被視作中國重大經濟政策的「沙盤推演」。
　　頂級智囊們都與該論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有學者戲稱，50人論壇幾乎就包含了當前所有可以成為「智囊」的人。不僅前述6人全部是論壇成員，其中一些人更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多名人士曾對本報證實，劉鶴是論壇重要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現任論壇學術委員會榮譽成員。
　　學術領域風向標
　　除去種種身份和頭銜，這些智囊從本質上來看都是頂尖的經濟學者，他們不僅有著良好的學術和科研背景，更引領著所在領域的潮流和風向，發出被認為是最新、最前衛的聲音。
　　林毅夫曾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是首位在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如此高職位的中國人，是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中國內地經濟學家。
　　從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國家的主要政策討論林毅夫都有參與。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頓，接下來的糧食問題、電信改革、銀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貨緊縮、宏觀調控、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幾乎所有的重大決策討論，都有他的聲音。
　　「一些建議直接被採納，制定成了政策法規，另外的一些建議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後的政策中有所呈現。」林毅夫曾說，「作為一個長遠的過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預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直屬國務院的政策研究和諮詢機構，主要職責是為黨中央、國務院提供政策建議和諮詢意見。作為發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劉世錦的學術功底也極受稱道，其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經濟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主要涉及企業改革、經濟制度變遷、宏觀經濟政策、產業發展與政策等。
　　發展研究中心人士昨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展研究中心近年承擔了大部分國家核心經濟改革的調研，其中重要課題劉世錦都會組織。這名人士透露，劉世錦還參與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文件的起草；是主持研究較早提出「新常態」的人；在中國經濟變革的當前，他主持的研究還較早預見並提出增長階段轉換(也就是增速換擋)的判斷。
　　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和蔡昉也都是各自研究領域的金字塔塔尖人物。李揚擅長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的研究，而蔡昉的主要研究領域涵蓋「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和中國經濟改革。
　　蔡昉曾參與了「十一五」以來中國發展規劃與重大政策的諮詢工作，並提出「劉易斯拐點」、「漸進式放開二孩」等頗具爭議的學術觀點；李揚則主持了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研究。
　　官員學術化
　　儘管幾輪調換，中央和政府財經機構的班子知識化、專業化的特點越發明顯。從中財辦、發改委、財政部、統計局、央行[微博]等主要機構領導人背景履歷可看出，他們普遍具有高學歷和本領域長期工作經驗，即使拋開官員身份，也是該領域的學術翹楚。
　　去年以來，劉鶴成為最受關注的高層智囊。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劉鶴就以經濟智囊的身份多次陪同習近平赴全國各地考察，或者會見外賓。十八大以後，幾乎習近平每次考察都有劉鶴陪同。
　　一些熟悉劉鶴的人戲稱其為「工農兵加海歸」。這樣的背景有助於像劉鶴這樣的政策制定者既對中國情況有接地氣的認知，又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
　　知情人士曾對《第一財經日報》介紹，在原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主持制定過十一部國家產業政策，其中五部由國務院正式頒佈。他還參與過「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和「十五」計劃、「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同時還是中共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的重要執筆人，為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起草過經濟講稿。
　　此外，他還是許多重要政策的「預見者」。如今的國家級重要戰略「新型城鎮化」就曾藏在他多年前發表的《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一文中。劉鶴在文中建議中國穩步推進城市化，發展服務業和非國有經濟，避免拉美化。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也是公認的高級智囊。他在國際權威學術雜誌上發表過多篇論文，學術成果常常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學者多次引用。
　　易綱研究方向為計量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和國際金融，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經濟的調查研究，特別是在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方面。在研究中國金融體制過程中，對日本的主銀行體制、德國的全能銀行和美國的分業銀行管理體製做過較全面的分析和比較。
　　陳錫文，我國最重要的「三農」問題學者之一。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後，他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就一直沒有中斷，曾先後三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和一次國家科技進步(軟科學)三等獎。
　　糧食、土地、農民工、城鎮化……近20年來，他幾乎參與了在中國發展中所有重要「三農」問題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同時也是每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起草者。
　　未來錦囊
　　2014年已經進入中國改革的落實年，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這些已確定的路線圖既考驗高層改革決心和勇氣，也考驗高層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維，而未來政策的走向，也許就藏在這些高級智囊的言論裡。
　　在「新常態」時期，不少經濟學家對我國中長期的經濟走向都作出了分析。李揚在本月25日表示，到2020年，中國經濟的主要環節的改革將基本就位，各經濟領域的體制也將定型，至少到2017年，我國的經濟體制機制就會穩定下來，為新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制度保障。
　　他認為，未來幾年，中國會重新樹立起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財政管理體制也會有重大調整，政府間的財政關係也會進行調整，金融體系會有重大變化。中國的資本市場會進一步開放，人民幣會進一步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也會有更大進展。
　　林毅夫一貫對中國經濟「樂觀」，且肯定政府的作用。他認為中國在2008年以後的20年裡仍然有每年增長8%的潛力，但要改變「窮人補貼富人」的「雙軌制」後遺症。他提出，不管國有還是民營，所有者和經營者必然分離，要避免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需要由公平競爭的市場來提供經營者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
　　蔡昉近期也明確表示「中國還沒有陷入經濟悲觀時代」，他提出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驅動型，轉向主要依靠創新和生產率提高驅動型，要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
　　相比之下，劉世錦對中國經濟較為謹慎，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速進入中高速發展時期後，這個「中高速」的底在何處，現在還沒有探明。他建議在這樣一個增長的新常態下應該力爭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就業可充分、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
　　自從2013年3月擔任中財辦主任之後，劉鶴很少發表公開言論。分析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從公開信息看來，劉鶴是反對在社會保障、醫療、養老、保障房等方面走高福利道路的，並且警惕高福利對政府債務、財政政策空間的負面影響。
　　此外，陳錫文近期還提出深化農村改革中需要破解的四大難題，並強調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搞大躍進。
　　附表部分高層智囊
　　資料來源：本報整理
　　姓名 職務 研究領域
　　劉鶴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經濟體制綜合改革
　　陳錫文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三農」問題
　　林毅夫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 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
　　劉世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經濟理論、政策問題
　　李揚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
　　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
　　陳雨露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宏觀金融理論與政策
　　王一鳴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書長 經濟體制改革
　　韓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三農」問題
　　韓文秀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 宏觀經濟

盤點中南海財經智囊Top榜：未來政策怎麽走？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7449

本文作者：王子約    來源：一財網    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隨著經濟學家蔡昉升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在中南海的財經智囊中，又增添了一名副部級的人選。

自中國經濟改革伊始，政府財經決策的智囊們——無論身在政府直屬的研究咨詢機構，還是就職於大學或其他智庫組織——就在中南海的重大決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吳市場”（吳敬璉）、“厲股份”（厲以寧）等相比，今天的財經智囊有何新特點呢？

最近，《第一財經日報》咨詢了多名不同政界學界人士，以多個標準篩選出當今中國經濟智囊的Top榜單。這些標準包括：他們首先都是一流學者，有著獨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論文著作、研究成果，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崗位上依然不脫離學術研究；其次，他們在權威智庫機構中擔任要職，其所在的機構具有重要的政策咨詢性質；其三，他們經常有機會向國家領導人陳述意見建議，其研究成果能影響經濟決策，並對社會經濟進步有重要影響。

在重要的智囊中，我們挑選了不同界別的6名人士作為代表，試圖梳理中南海重要智囊的形成脈絡。他們分別是：劉鶴、陳錫文、林毅夫、劉世錦、李揚、蔡昉。

但以上遠不代表全部，易綱、潘功勝、韓俊、韓文秀、陳雨露、胡鞍鋼、王一鳴、範恒山、賈康、陳東琪等也都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專家型官員或學者智囊。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辜勝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明康、李毅中，以及陳清泰、王戰、遲福林、樊綱、劉偉、錢穎一、李稻葵、宋國青等，他們的觀點和見識也經常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享有相當高的社會聲譽。

此外，值得重視的是，一些政府機構的領導人本身也是“智囊”，較為著名的有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馬建堂等。盡管他們的學術研究或科研活動在慢慢減少，但他們卻是中國經濟政策最直接的制定者。

“副部級以上”學者

雖然在學術和個人風格上各有千秋，但高級智囊們有著一些共同的特點。梳理公認主流智囊人士的現任職務可發現，他們分別在中央、政府、重要官方科研機構、重點學術機構擔任主要職務，且擔任職務均等同副部長或以上級別。

以前述6名人士為例，劉鶴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林毅夫現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劉世錦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昉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此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等人都身居副部級高位。

一名政經觀察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這些部門基本囊括了國家重要經濟政策的出口，對高層決策和重要政策的出臺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體來看，目前曝光率較高的智囊人物都屬於他們研究領域一線梯隊的少壯派。劉鶴等6人均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最年長的陳錫文1950年出生，最年輕的蔡昉生於1956年。一名與他們均有交集的官方研究人士昨日告訴本報，近十年以來，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都呈現逐漸年輕化的趨勢，將“舞臺讓給年輕人”成為共識。

談及上述6人，這名人士稱他們均為中流砥柱式人物，處於各方面狀態最為巔峰的時刻。“這幾人還有個共同的特點是精力旺盛且勤奮。”這名人士稱，他們當中有人甚至因為剪頭發浪費時間而頭疼。

與普通學者不同，中南海智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常常成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座上常客，能直接將自己的觀點意見提供給主要領導人。記者梳理發現，每年年中、年末的重要經濟座談會都會邀請除有官方職務身份以外的5名左右智囊人士“入海”。例如，前述6人除劉鶴、陳錫文有職務職責外，其余四人被邀請“入海獻策”均在5次以上。

今年7月，就在每年例行的中央政治局年中會議召開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聽取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劉世錦、李揚、林毅夫受邀列席。從後期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透露信息來看，內容與這次專家座談會所討論的領域重合度甚高。

不僅參與日常經濟政策討論，他們中的許多人更是為政治局委員上過課的“中南海講師”。上世紀90年代，林毅夫就曾進入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分析經濟形勢。林毅夫曾回憶，領導人在聽課時會把文件或電話放在一邊；2005年4月，劉世錦為政治局委員講授《關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若幹問題》；從2003年3月到2012年2月的近十年間，蔡昉三次踏入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這在經濟學家中非常罕見。

談及中國經濟學就不能不提及一個著名組織——“中國經濟50人論壇”，這個1998年成立的獨立學術群體幾乎囊括了中國當今頂尖的學者，甚至包括很多高級官員。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論壇得出的結論常上報給中央財經辦，而論壇每年的年會主題，更是緊扣國內外經濟大勢，常被視作中國重大經濟政策的“沙盤推演”。

頂級智囊們都與該論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學者戲稱，50人論壇幾乎就包含了當前所有可以成為“智囊”的人。不僅前述6人全部是論壇成員，其中一些人更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多名人士曾對本報證實，劉鶴是論壇重要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現任論壇學術委員會榮譽成員。

學術領域風向標

除去種種身份和頭銜，這些智囊從本質上來看都是頂尖的經濟學者，他們不僅有著良好的學術和科研背景，更引領著所在領域的潮流和風向，發出被認為是最新、最前衛的聲音。

林毅夫曾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是首位在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如此高職位的中國人，是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中國內地經濟學家。

從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國家的主要政策討論林毅夫都有參與。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頓，接下來的糧食問題、電信改革、銀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貨緊縮、宏觀調控、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幾乎所有的重大決策討論，都有他的聲音。

“一些建議直接被采納，制定成了政策法規，另外的一些建議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後的政策中有所呈現。”林毅夫曾說，“作為一個長遠的過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預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直屬國務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主要職責是為黨中央、國務院提供政策建議和咨詢意見。作為發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劉世錦的學術功底也極受稱道，其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經濟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主要涉及企業改革、經濟制度變遷、宏觀經濟政策、產業發展與政策等。

發展研究中心人士昨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展研究中心近年承擔了大部分國家核心經濟改革的調研，其中重要課題劉世錦都會組織。這名人士透露，劉世錦還參與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文件的起草；是主持研究較早提出“新常態”的人；在中國經濟變革的當前，他主持的研究還較早預見並提出增長階段轉換（也就是增速換擋）的判斷。

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和蔡昉也都是各自研究領域的金字塔塔尖人物。李揚擅長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的研究，而蔡昉的主要研究領域涵蓋“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和中國經濟改革。

蔡昉曾參與了“十一五”以來中國發展規劃與重大政策的咨詢工作，並提出“劉易斯拐點”、“漸進式放開二孩”等頗具爭議的學術觀點；李揚則主持了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研究。

官員學術化

盡管幾輪調換，中央和政府財經機構的班子知識化、專業化的特點越發明顯。從中財辦、發改委、財政部、統計局、央行等主要機構領導人背景履歷可看出，他們普遍具有高學歷和本領域長期工作經驗，即使拋開官員身份，也是該領域的學術翹楚。

去年以來，劉鶴成為最受關註的高層智囊。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劉鶴就以經濟智囊的身份多次陪同習近平赴全國各地考察，或者會見外賓。十八大以後，幾乎習近平每次考察都有劉鶴陪同。

一些熟悉劉鶴的人戲稱其為“工農兵加海歸”。這樣的背景有助於像劉鶴這樣的政策制定者既對中國情況有接地氣的認知，又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

知情人士曾對《第一財經日報》介紹，在原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主持制定過十一部國家產業政策，其中五部由國務院正式頒布。他還參與過“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和“十五”計劃、“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同時還是中共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的重要執筆人，為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起草過經濟講稿。

此外，他還是許多重要政策的“預見者”。如今的國家級重要戰略“新型城鎮化”就曾藏在他多年前發表的《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一文中。劉鶴在文中建議中國穩步推進城市化，發展服務業和非國有經濟，避免拉美化。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也是公認的高級智囊。他在國際權威學術雜誌上發表過多篇論文，學術成果常常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學者多次引用。

易綱研究方向為計量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和國際金融，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經濟的調查研究，特別是在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方面。在研究中國金融體制過程中，對日本的主銀行體制、德國的全能銀行和美國的分業銀行管理體制做過較全面的分析和比較。

陳錫文，我國最重要的“三農”問題學者之一。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後，他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就一直沒有中斷，曾先後三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和一次國家科技進步（軟科學）三等獎。

糧食、土地、農民工、城鎮化……近20年來，他幾乎參與了在中國發展中所有重要“三農”問題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同時也是每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起草者。

未來錦囊

2014年已經進入中國改革的落實年，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這些已確定的路線圖既考驗高層改革決心和勇氣，也考驗高層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維，而未來政策的走向，也許就藏在這些高級智囊的言論里。

在“新常態”時期，不少經濟學家對我國中長期的經濟走向都作出了分析。李揚在本月25日表示，到2020年，中國經濟的主要環節的改革將基本就位，各經濟領域的體制也將定型，至少到2017年，我國的經濟體制機制就會穩定下來，為新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制度保障。

他認為，未來幾年，中國會重新樹立起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財政管理體制也會有重大調整，政府間的財政關系也會進行調整，金融體系會有重大變化。中國的資本市場會進一步開放，人民幣會進一步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也會有更大進展。

林毅夫一貫對中國經濟“樂觀”，且肯定政府的作用。他認為中國在2008年以後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長8%的潛力，但要改變“窮人補貼富人”的“雙軌制”後遺癥。他提出，不管國有還是民營，所有者和經營者必然分離，要避免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需要由公平競爭的市場來提供經營者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

蔡昉近期也明確表示“中國還沒有陷入經濟悲觀時代”，他提出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驅動型，轉向主要依靠創新和生產率提高驅動型，要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

相比之下，劉世錦對中國經濟較為謹慎，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速進入中高速發展時期後，這個“中高速”的底在何處，現在還沒有探明。他建議在這樣一個增長的新常態下應該力爭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就業可充分、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

自從2013年3月擔任中財辦主任之後，劉鶴很少發表公開言論。分析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從公開信息看來，劉鶴是反對在社會保障、醫療、養老、保障房等方面走高福利道路的，並且警惕高福利對政府債務、財政政策空間的負面影響。

此外，陳錫文近期還提出深化農村改革中需要破解的四大難題，並強調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搞大躍進。

 

附表 部分高層智囊（資料來源：本報整理）

姓名	職務	研究領域
劉鶴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經濟體制綜合改革
陳錫文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三農”問題
林毅夫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	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
劉世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經濟理論、政策問題
李揚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
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
陳雨露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宏觀金融理論與政策
王一鳴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	書長 經濟體制改革
韓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三農”問題
韓文秀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	宏觀經濟

樓市分析(127)：金融財經界人士習慣的測市方法

來源: http://notcomment.com/wp/?p=28123

在坊間地產討論區，經常有引用一些金融財經界人士對樓市的預測，無論股市或樓市都有，當然準的少，錯到離曬譜的更多，不過從他們的學理上講，他們並沒有錯！

有一位經常登封面，又做手機代言人的金融財經界名人，耐不耐就會彈出一個「偏離值」較高的預測，比如說恆指要見四萬點，或者樓價要跌三成五成之類，事後引證當然有中有不中，不過從他們的學理上講，他們並沒有錯！

在其中的一篇業內人士的訪問中，他們透露了分析的方法，原來他們都有一個超級無敵的數據分析庫，比如用excel將所有變數(variable)輸入，然後去計算各種情境之下的數據表現，學術上稱之為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

比如，他們可以將影響樓價的因素，列出十個或以上的變數，比如利率、通脹率、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人口增長、空置率。喜愛的話，可以數到數十個出來，然後再用數學模型去計算樓價指數與這些變數的關係。

到有了數學模型之後，就將不同的變數範圍輸入，比如假設美國聯邦儲備局加息由3-9%對樓價的影響，然後得出樓價可以下跌多少的幅度。

他們會說樓價可以跌一半，假定加息會加9%，可是在實際的情況下，加息到9%的機率有幾多？各種變數均以同步最好，和同步最差同時出現的可能性，大概都是極低的，結果，這些理論上最利好或最利淡的情境，也就是同樣地出現的機率也是極低。

只是在實際的投資操作上，有沒有人會去考慮數十個因素，才去作出決定？無論在金融財經界，甚至在香港的傳媒，都是看完一大堆變數之後，將一兩個利淡的因素無限放大，而不看那些最關鍵的一兩個因素。

所以，他們所謂的跌三成五成，只是表示在最利淡的劇本之下可以跌到多少，就正如筆者說，中原指數可以跌到74點，前題是如果經濟政治一齊出現問題，再加 上不可預知的外圍不利因素。在訪問內文是寫得清清楚楚的，只不過標題就會變成「說要跌四成」。既然才子可以看過封面睇過序就當自己讀完一本書，所以網上的 標題黨連作者是誰都不睇，已經急著要發表意見。

 

同載於property.hk/

 

作者網誌：http://blog.tokuh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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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實的界面：註冊資金約1億，聚焦“泛財經”

來源: http://news.iheima.com/html/2014/0922/145959.html

上海報業集團的界面今天正式上線，據了解，界面公司註冊資金近1億，投資方包括上海報業集團、海通證券、國泰君安證券、卓爾、小米、弘毅以及團隊。目前界面團隊人數已達100余人。

那麽真實的界面到底是什麽樣的?看一下來自魏武揮的這篇文章。

 · 美國

1、美聯儲FOMC會議聲明及美聯儲主席耶倫新聞發布會

FOMC聲明確認會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保持超低利率，這正是會議聲明發布前市場的關註點。此前有美聯儲會刪除或修改這種說辭的猜測，若出現那樣的情形，就會被視為美聯儲可能提前結束超常規寬松的信號。

雖然此前一些數據顯示了好轉趨勢，但耶倫在FOMC會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就業市場還未全面複蘇”，多種指標預示著勞動力資源利用率明顯不足。FOMC的聲明也說，會繼續密切研究就業市場環境。

至於利率政策，耶倫稱，大多數FOMC決策者預計，到2017年年底，聯邦基金利率會接近於長期正常水平。不過，FOMC委員對該利率的預期取決於經濟前景。如果經濟比他們預計的更強勁，利率也可能比目前預測的更快上升。

2、美國經濟數據總體仍呈向好趨向。

8月CPI同比增長1.7%，仍低於2%這一美聯儲通脹目標；
8月工業生產與制造業產出均下滑，降幅分別為0.1%和0.4%；
上周美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降至28萬人，為十四年來第二低水平；
9月NAHB房價指數創2005年11月以來新高，體現出房產建築商信心更足；
繼7月環比大增逾15%後，8月美國新屋開工年化戶數又環比大減14%以上，降幅創16個月新高。

 · 中國

1、繼上周末公布工業生產增長創68個月新低等疲弱數據後，本周中國政府釋放定向寬松信號：

本周四，中國央行開展的100億元14天期正回購操作中標利率為3.50%，環比上期下調20個基點，這是今年7月底以來首次下調中標利率。

分析人士認為，此次央行下調中標利率釋放了引導市場利率下行、降低融資成本的政策信號，近期降息降準的概率下降。

同日市場傳言稱此次中國央行期限為3個月。這類合計5000億元的短期貸款效力相當於全面降準0.5個百分點。次日建行董事長王洪章證實了這一傳言。

2、本周五，中國最大電商阿里巴巴赴美上市首日市場買盤需求強勁，經過十輪公開競價，才在將近午時確定較IPO定價高36%的開盤價，收盤價更較IPO定價高出38%。

阿里巴巴IPO融資規模創美股最高紀錄，若4800萬股超額認購權行使完畢，其融資規模將晉升全球第一。

  · 歐洲

1、蘇格蘭公投落幕，獨立陣營未能贏得多數支持，英國金融市場和其他歐洲地區公投動蕩的壓力減輕。

英國首相卡梅倫此前表示，將就蘇格蘭議會獲得更大權力進行談判。市場仍保持關註，不過已經沒有公投結果出爐前那麽擔心。

2、8月歐盟調和消費者物價指數（HICP）年率跌至0.5%，創五年新低。

8月歐元區HICP通脹年率為0.4%。8月六個歐元區成員國和八個歐盟國家的HICP均已連跌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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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封面：還原阿里巴巴！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481

來源：財經網  作者：《財經》記者 宋瑋 賀樹龍 陳慶春發自北京、杭州 《財經》雜誌特派記者金焱發自紐約。 授權華爾街見聞轉載。

馬雲締造了萬億交易額的電商平臺，也面臨千頭萬緒的整合挑戰。他已經創造了歷史，並有可能像改變零售與金融業一樣，繼續改變農業、娛樂、體育等行業

紐約當地時間9月19日上午7點，風很大，身著墨綠色條絨西裝的馬雲出現在華爾街。

他看上去精心打扮過，頭發上抹著發油，越發顯得瘦弱，也越發顯得精幹。從下車地點步行至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路上，他像超級明星一樣被媒體記者和投資人所簇擁，他不斷揮舞右手，盡量顯得親和力十足，從而壓制滿面春風。

步入交易所大門時，一名警衛對馬雲說，恭喜。馬雲稍楞了一下，立刻大步走過去和他握手。

幾個月來，馬雲和他的團隊將公司上市變成了一場商業帝國的加冕慶典，此刻，這一切達到了頂峰。

當日，阿里巴巴集團（股票代碼：BABA）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其IPO（首次公開募股）定價為68美元/股，以此價格，這次IPO籌資額將達到217.7億美元；如果承銷商行使超額配售權，籌資額則將有望達到250億美元。阿里巴巴成為了迄今為止全球IPO融資額最高的公司。

9月19日上午11時53分，經過十年未見的漫長詢價之後，阿里巴巴的股票開盤價定格在92.70美元，按其25.71億股的總盤子，市值2383.32億美元。

在中國向世界最大經濟體邁進的同時，阿里巴巴的上市也成了中國最大的成功故事之一：受益於中國經濟增長和人口紅利，在一個國有企業通常占據經濟制高點的國家里，這家民營企業在電子商務這個新興的、國企稀薄的領域里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功。

出人意料的是，馬雲並未在紐交所敲響開市鐘。他把這個本屬新上市公司老總的殊榮讓給了阿里集團的八位客戶——從一位華盛頓州的櫻桃種植者到一位來自中國的手鐲賣家。在稍後的電視采訪中，英語嫻熟的馬雲對CNBC記者說，他心中的英雄是阿甘。他看了電影《阿甘正傳》不止十遍，這次來紐約前又看了一遍，邊看邊告訴自己“無論什麽變化，我還是我自己。我還是15年前那個每月掙20美元的人”。

阿里巴巴成立於1999年，由英語教師馬雲和他的17個夥伴在杭州湖濱花園一處小公寓中創辦，如今已是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集團，涵蓋淘寶網、天貓商城、阿里B2B、阿里雲等業務。

招股書顯示，2014財年 (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其平臺上完成的商品成交總額達1.68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全球第二和第三大電商平臺亞馬遜和eBay之和，活躍買家人數為2.55億，實現525.04億元人民幣收入和234億元人民幣利潤，凈利潤率高達44.57％。

2013年，阿里巴巴創始人兼董事局主席馬雲接連被三任中國總理接見，他和他的公司一起，被政府稱為中國民營經濟的代表。

不止在中國，9月19日也成為紐交所歷史上值得記住的日子。在經歷發行價、開盤價的狂熱之後，當日阿里巴巴股價最高漲至99.70美元，最終收盤價為93.89美元，市值高達2314億美元，超越騰訊的1487億美元市值，成為中國第一大互聯網公司，亦超過電商巨頭亞馬遜，是僅次於蘋果、谷歌、微軟的全球大型互聯網公司。而持有阿里8.9％股份的馬雲，身價也隨之上升到206億美元，取代萬達董事長王健林成為新一代中國首富。

投資人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以及對其商業模式的青睞是阿里獲得高估值的原因之一。阿里巴巴是所有互聯網巨頭中與中國經濟捆綁最緊密的，馬雲抓住了21世紀後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每一個高增長點：外貿轉型、零售業變革、信用缺失以及中國基礎物流落後等，並將其變為公司轉型的方向。投資者更願意將其視為根植於中國獨特政治和經濟環境中的商業帝國，抑或商業生態，而不僅僅是一家公司。和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不同，後者在物流建設上大手筆投入，而阿里只是網絡世界的一個“中間人”。

佛羅里達大學金融學教授傑·里特（Jay Ritter）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投資者願意給阿里超過20倍PS（總市值除以銷售額）的估值，是因為它被看作是一家特殊的公司——這些互聯網巨頭可以主導市場，因為顧客都喜歡用“最好的”。

阿里上市給國內互聯網格局、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一位美元投資機構的管理合夥人告訴《財經》記者，阿里上市為中概股創下了新高峰，整個行業都將迎來高潮。但盛極而衰，今年底二級市場可能率先感受到市場低潮。而擁有順暢的融資渠道後，阿里將更為深入地對已入股公司及行業進行整合，強勢與騰訊對抗，同時其作為民營公司代表，與傳統行業的合作或是顛覆都會更為深入、激進。

美國和歐洲市場都在等待阿里巴巴的到來。馬雲稱，上市後將大力拓展海外市場。此前阿里旗下的速賣通已成為俄羅斯頭號的購物網站。今年6月，阿里在美國推出了購物網站11Main。

《華爾街日報》在近日發表評論稱，盡管矽谷公司統治著全球互聯網，但阿里巴巴上市後，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互聯網公司中將有4家來自亞洲，互聯網格局的天平開始向亞洲傾斜。

2007年阿里曾在香港上市B2B業務，同樣被包裝成中國新經濟代表，一度創下了港股當年新股首日漲幅之最，此後股價便一路下跌，直至2012年以發行價退市。投資者的夢魘仍歷歷在目。

當年的阿里與今日盛世自不可同日而語，但同樣值得投資者和公眾關註的是——無論擁有怎樣的光環，阿里巴巴本質上依然還是一家互聯網企業。聚光燈之下更應回到原點，剔除掉國家、經濟和社會的意義，將其當作一家普通公眾公司仔細審視。

作為一家歷史和公司架構頗為特殊的公眾公司，阿里巴巴擁有交易板塊、雲計算板塊共計30個左右的事業部、202家附屬實體，是中國互聯網公司中業務最龐雜、關聯交易最複雜的一家。阿里巴巴的三位合夥人，在最近一次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坦言：阿里的發展速度太快，有些布局連內部人一時也看得不是十分清楚。但他們仍然深信他們能建立一個生存102年的偉大公司。至於為什麽是有零有整的102年，馬雲曾解釋說，就是打造百年公司，跨越三個世紀，從1999年到2101年。

試圖延續102年的公司，不可能只有馬雲一個領導者。阿里上市後所采用的合夥人制度本質上仍是為了保證管理層的權力和控制力，它更適用於強勢且戰略意圖明確的領導人。這為未來的公司治理埋下了隱患，人們將無法想象失去了馬雲的阿里巴巴。同樣，如何整合旗下公司的複雜業務、發展移動入口、厘清關聯交易、處理投資者關系，都將成為阿里日後必須面對的挑戰。

此次IPO可說是阿里巴巴電商集團的一個高點，這也是馬雲和阿里集團的一個新起點。阿里巴巴因其龐大而無所不能，給了投資者無限想象力，它所隱含的挑戰也正在於此。

世紀IPO

阿里一直在克制賺錢的欲望，現在正相反。販賣流量的平臺模式並非阿里首創，但馬雲成功將其運用於各個領域。它囊括了投資者對中概股的所有幻想——馬雲有可能像過去改變零售與金融業一樣，持續顛覆農業、娛樂、體育等行業

多年來，馬雲拒絕將阿里巴巴稱為一家電子商務公司，其在2013年的一次演講中稱，亞馬遜擁有520億美元銷售額，但規模只是上世紀的故事，而阿里——從來不是一家電子商務公司。馬雲在今年9月6日發表的上市公開信中稱，他的願望是在中國建立一個全新的商業生態系統。

這名頗具野心的草根創業者，在1999年創辦阿里巴巴之始，就不滿足只是做“一個網站”，而是為當時只有幾十人的公司提出使命——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馬雲很早就和核心層分享過，國家是最好的盈利模式。阿里要想成為偉大的公司，必須抓住三大機會：創造就業、擴大內需、改變中國的環境。

事實上也是如此。阿里在中國中小企業最需要外貿資源的時候做了B2B。溝通買家和賣家的信息平臺這個定位，使得它從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第一次浪潮中獲益。但受制於中國出口的起伏，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B2B陷入頹勢。2012年，阿里B2B業務在香港上市五年後退市。

對於馬雲而言，相比於資本市場中的美譽，他更在意戰略上的成功——B2B退市為其剝離支付寶、實現整體上市埋下關鍵伏筆。集團早於2003年之後便將重心轉向淘寶，在中國從外貿轉內貿的經濟轉型背景下，馬雲開始倡導“新商業文明”。2004年，支付寶誕生，擁有了支付和信用工具，阿里電商業務得以形成閉環。2008年，B2C平臺淘寶商城（後更名“天貓商城”）上線，阿里完成了B2B、C2C、B2C業務的全面覆蓋。

即便如此，2012年之前，在中國這一波互聯網創業浪潮中，阿里巴巴也只是一家行業領先但並非無可取代的公司。它與騰訊、百度一起並稱為“BAT”。

相比於騰訊在移動端的想象空間和百度在營收上的能力，阿里巴巴是一家增速很快的電子商務公司，它的對手一度被認為是在網上賣電器的京東商城和網上賣衣服的凡客誠品。2011年騰訊市值超過600億美元，阿里估值為350億美元。

關鍵轉折發生在2012年“雙11”。那天淘寶和天貓交易總額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阿里成為繼沃爾瑪之後的第二大獨立零售體。1萬億是一個標識，它意味著新經濟已經大到足以驅動傳統企業進行技術和營銷改革。

馬雲和他的戰略官們意識到了這一點，此後這家公司開始了一系列變革，包括分拆為25個事業部、推出C2B、提出“平臺、金融、數據”十年戰略和三波上市計劃，從組織架構到戰略再到業務都在發生質變。

阿里巴巴首席戰略官曾鳴在當年首次提出，阿里不再是電商平臺，而是作為電子商務協同平臺，退為“提供服務”的平臺。這使得阿里從電商公司的定義中跳出來，升級為可孵化多種業務的生態系統。2012年底《財經》曾發表文章“馬雲重構阿里巴巴”，文章中表示，從工業化生產轉變為新經濟的協作方式，阿里將開始改變商業規則，顛覆傳統商業與供應鏈。“雙11”之後，阿里的膨脹只是時間問題。

阿里商業帝國奠基於此，全新的上市計劃也從此開始。

從2012年到2014年，在營收和利潤上阿里大力發展天貓，獨立大客戶部，調高傭金，同時大量增加在淘寶首頁的廣告位。通過向平臺上的商家提供服務，收取交易傭金和在線服務費用，以及通過會員費、增值服務和雲計算服務獲取收益。過去兩年間，阿里的營收增長2.1倍，利潤增長了7倍。

2014財年，阿里集團總收入525.04億元人民幣，利潤234.02億元人民幣，凈利潤率高達44.57％，同期亞馬遜和eBay的總收入同比增長分別為22％和13％。

一位曾在天貓擔任總監職位的內部人士稱，阿里過去一直在克制賺錢的欲望，現在正相反。

在商業模式上，馬雲將阿里打造為“谷歌＋亞馬遜”的結合體。彭博高級研究分析師Praveen Menon認為：對比亞馬遜，阿里巴巴真正的經營優勢在於——這是一個真正的廣告公司。前者因為需要負責采購、倉儲、物流等環節，費用率居高不下，所以盈利空間狹小。平臺業務依托巨額流量賺取營銷、傭金等服務收入，所以阿里巴巴無需擔心業務風險。

販賣流量的平臺模式並非阿里首創，但馬雲成功將其運用於各個領域。典型如互聯網金融，通過阿里金融平臺連接消費者與商戶,連接用戶、小微企業主與傳統金融機構。再如數據和雲平臺，通過阿里雲連接傳統企業與互聯網。自始至終，阿里巴巴扮演著一個“服務提供者”的角色。

這種模式的優勢顯而易見——擴張易、速度快、觸角長。馬雲在美國路演時曾這樣回答投資者提問：“我們去年進行了10次並購交易，投資了70億美元。”2014年6月5日，阿里宣布12億元收購恒大俱樂部半數股份。在此之前，阿里已連續收購或參股了看起來與主營業務不相關的中信21世紀、華數傳媒、文化中國等等。

線下商業與互聯網不同，後者能帶來足夠高的估值倍數，卻往往缺乏穩定、規模化的現金流，這正是前者的優勢所在。在上市前對線下商業的突擊收購，有利於穩定股價，讓這個超級大盤不至於在近期科技股的低潮中被風吹草動所影響。一個誇張而又不失真實的說法是：為了不斷提升自身的市值和吸引力，阿里幾乎買下了半個中國互聯網和半個中國商業，它囊括了投資者對中概股的所有幻想——馬雲有可能像過去改變零售與金融業一樣，持續改變農業、娛樂、體育等行業。

小微金服總裁樊治銘告訴《財經》記者，圍繞著電商和娛樂，他們的玩法之一是——做眾籌、預售、廣告植入和商品植入、增值服務，即通過渠道打通，實現流量的互換和變現。這些新產品會將阿里生態的鏈條延長，帶來更好的轉化率。

投資者的另一個期望是，阿里對四五線城市以及海外市場的擴展。美國前助理貿易代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 資深顧問傅瑞偉告訴《財經》記者，阿里巴巴決定走出中國，真正讓人心動。

阿里巴巴集團在IPO文件中提到，其86％的營收來自中國國內業務，而速賣通是其國際擴張的工具。在上一財年，速賣通的營收幾乎增長了2倍，達到1.5億美元，成為阿里巴巴集團增長最快的業務線。而速賣通的增長主要來自其在俄羅斯、巴西及美國的銷售。

根據TNS市場研究公司報告，去年，速賣通在俄羅斯的月均訪問量同比增長超過3倍，達到1590萬，大大超過了俄羅斯本土最大電商Ozon（月均訪問量85萬）和國際電商平臺eBay（82萬），成為俄羅斯頭號購物網站。通過提供價格低廉的中國產品，阿里巴巴在俄羅斯這個擁有1.43億人口的國家獲得了成功。

紀源資本管理合夥人童士豪告訴《財經》記者，在美國的二三線城市並沒有太多沃爾瑪實體店，而沃爾瑪一家線下店不過18萬SKU（最小商品品類），對比淘寶800萬商戶實在是微不足道。國外電商競爭並不激烈，同時用戶的付費程度很高，所以將中國模式輸出海外是未來三年的大機會之一。

同樣，在中國的城鎮鄉村，阿里巴巴希望將人口紅利延續下去。根據Wind資訊數據顯示，2013年，以零售額計算，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網絡零售大國，達1.84萬億元人民幣，未來五年的年均複合增長率仍將維持在30％以上。但從網絡滲透率看，2012年中國的網絡滲透率是43％，遠低於經濟發達國家的70％，意味著還有很大空間。同時我國縣域市場網購消費額增速比城市高出13.6％，已成為網購消費新的增長點。

馬雲亦表示，在一些小城市，消費者的購買能力已經超越了當地的商場所能提供的貨品。未來阿里發展重點將集中在四五線城市，所以其在2013年5月聯合多家公司投資3000億元人民幣成立菜鳥物流，七個月之後又對海爾日日順物流投資28億港元。

一位阿里原高層人士告訴《財經》記者，阿里在電商領域霸主地位已無可動搖，以亞馬遜和京東為代表的自營模式是有邊界的，但平臺模式無邊界，只會愈來愈大。

“投資者更關心增長。”一位美元投資基金董事告訴《財經》記者，對於阿里這樣的科技公司，在達到一定規模後，投資者更關心企業是否還能繼續有增長空間。從這個角度來看，阿里太令人放心了。多數機構認為，阿里2年－3年內仍然可以保持高利潤增長。

擁有良好的增長空間只是成功的必要條件之一，一家企業要想穩健而快速地發展，還需考量戰略設計、管理架構、運營機制等多種因素。

微妙合夥人制

阿里合夥人制度考究而隱蔽，實質仍是將公司的核心控制權集中在馬雲、蔡崇信等創始合夥人手中。作為一個中國公司，阿里巴巴每一個不透明的舉動都可能招致誤解甚至做空者的攻擊

“如果不是投資者對公司治理問題有憂慮，阿里巴巴可能會獲得更高的估值。”佛羅里達大學金融學教授傑·里特告訴《財經》記者。

私人公司通過上市變成公眾公司之前，都會在內部做大量調整，使其權力和利益分配達到符合公眾公司的標準，如股權清晰、權責分明，梳理關聯公司，在股東和董事會之間兼顧多方利益。在公司的治理中，遵循公司法的基本原則“資本多數決”，即決議以股東大會股東表決權的多數通過才能生效，多數公司會采取同股同權的形式。

2004年谷歌上市之後，一種特殊的AB股開始在美股流行，典型如創始人獲B股，其他公眾股東獲A股，B股的投票權為A股的10倍，以確保創始人能以較少的持股擁有過半投票權，從而控制大局。

馬雲在此次阿里上市中，采用了一種更為特殊的合夥人制，這是其奧妙所在，亦是其爭議焦點。

股份公司制和合夥人制是當代公司的兩種主流類別，前者股權清晰，充分保證和尊重股東利益，而後者沒有明顯層級，管理者的利益得到了充分保證，多適用於咨詢、審計、投資等專業第三方公司。

阿里巴巴合夥人制的特殊之處在於：其一，它是股份公司，卻采用了合夥人制的管理方式。其二，其合夥人制並非法律和常規意義上的“普通合夥人”，其對於公司運營並沒有直接的管理、決策、執行權，只有看似“神聖”的選舉權。

阿里的三位合夥人兼高管曾向《財經》記者介紹，只有在阿里（或密切關聯公司）工作五年以上才有資格候選合夥人。新合夥人的選舉一年一次，候選合夥人由現合夥人向合夥人委員會提名，任何被提名的候選合夥人必須經過合夥人委員會的確認才能成為正式的候選人。最後還需經過現場投票（電話連線不算），現有合夥人一人一票，需要75％以上的合夥人通過，候選人才能被選為新合夥人。合夥人委員會共有五名成員，包括馬雲、蔡崇信、陸兆禧、彭蕾和曾鳴，他們擁有更大權限，可提議阿里高管年度獎金池分配。

上述阿里高管稱，在提名新合夥人時，必須要有三個合夥人同時提名，選舉時也是一人一票，馬雲也只有一票提名權，並不能拉票。

阿里稱，合夥人制度是對馬雲權力的制約，它的出現“不同於AB股結構中用高投票權的股份來集中公司控制權在幾位創始人手中，我們的治理結構，旨在體現一大群合夥管理人的願景”。從人員的選擇上，他們選擇的是價值觀高度吻合的管理層，而不是重要的權力擁有者。

也有業內人士認為，阿里采用的只是一種看起來民主、創新、開放的方式，最終確保的依然是以馬雲為主的公司管理層對於這家公司的控制權。

按照常理，上市後將由股份多少來決定董事會席位。阿里巴巴招股說明書顯示，日本軟銀（Softbank）持有34.4％股份、雅虎持有22.6％、馬雲持有8.9％、蔡崇信持有3.6％。按照AB股制度，京東以1票抵20票的投票權已是罕見，劉強東個人還持有公司23％股份，由此保證劉對公司的絕對控制。換成阿里，如以1票抵10票計算，管理層並不能實現絕對控制權。最重要的是，京東的投資方多為VC和PE，票權也分散，而阿里的大股東中，軟銀和雅虎持股數大且非常強勢。

但阿里的合夥人制度可以保證管理層的控制權，因為上市後合夥人有權提名半數以上董事。當董事會成員人數少於阿里合夥人所提名的簡單多數，阿里合夥人有權指定不足的董事會成員，以保證董事會成員中簡單多數是由合夥人提名。實質上，阿里合夥人通過上述程序，已控制了公司半數以上的董事。

阿里最終放棄香港選擇美國上市，不僅僅是因為美國有AB股制度，而是因為SEC（美國證監會）接受其合夥人制度而港交所不接受。

上市前阿里巴巴董事會有9名成員：其中4名是包括馬雲在內的阿里高管，另外5名是阿里的大股東或外部獨立董事。IPO之後，阿里的合夥人將再提名2人進入董事會。這意味著，上市後的董事會人數將增加到11人，其中阿里巴巴合夥人提名的董事人數將增加至6人。同時，阿里巴巴已經和軟銀及雅虎達成投票協議，軟銀和雅虎將在股東大會上為阿里巴巴所提名的董事投贊成票（前提是軟銀至少持有15％的已發行的普通股）。

上海星瀚律師事務所衛新律師撰文稱，阿里合夥人實質還是將公司的核心控制權集中在馬雲、蔡崇信等創始合夥人手中，只是更加隱蔽和考究。

阿里目前共有30名合夥人，他們有獨立投票權，但他們均是阿里的員工，投票時難免不會受馬雲影響。阿里巴巴CMO王帥曾說，“我們內部把這些人聚到一起，來保證價值觀始終統一，來保證紅旗不變顏色。”至於阿里的價值觀究竟是什麽？各種總結和分析，最終殊途同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馬雲的價值觀。因此，深入觀察阿里的分析人士相信，其管理制度與上市前相比並不會有本質變化。

合夥人制對於阿里好處在於，可以保證其決策的高效，同時對公司員工和管理層有持續的激勵作用。但在阿里成為一家公眾公司後，公眾股東有可能缺乏對管理層和大股東的有效制衡機制。而要想更改關於合夥人的提名權和相關條款，必須在股東大會上得到95％的到場股東或委托投票股東的同意。從現在的股權結構來看，這幾無可能。

一些投資者和分析師還表示，在阿里提交的超過2000頁的IPO申請文件里，有許多重要問題沒有得到充分解答。這些問題包括：支付寶的具體業務是什麽？近期高價收購的一系列資產的經營策略是什麽？

阿里巴巴持有菜鳥網絡48％的股權，但招股書中並未提到阿里與這些物流公司合作的詳細財務條款。美國對沖基金Dalton Investments的一名投資經理Tony Hsu對媒體表示，對一個如此規模的公司而言，沒有提供更具體的數據有些令人意外。

美國麥楷博平會計事務所合夥人Drew Bernstein認為，信息“不透明”會在未來給公司帶來風險。其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稱，作為一個中國公司，阿里巴巴的每一個不透明的舉動都可能招致誤解，跟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商業環境本來就不太透明，做空者將會抓住你的弱點拼命進攻。這種分析並非危言聳聽，此前多家中國概念公司在美國股市先後碰到類似麻煩，導致股價劇烈波動。

Drew Bernstein稱，在公司治理方面，馬雲與股東、董事會的關系也有令人擔心的地方，在過去他們之間並沒有足夠充分的互相信任和支持關系，反而因為控制權問題不時暴露一些分歧。

美國前助理貿易代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資深顧問傅瑞偉(Charles Freeman)告訴《財經》記者，市場通常會把風險消化到股價之中，但阿里巴巴IPO的估值還是令他有些意外，特別是考慮到公司治理和其他結構性的問題，比如整合。

多重整合挑戰

投資者希望阿里能將其一連串的跨界收購整合出商業價值。目前阿里的整合方向，一是以高德和UC為基礎建造移動商業生態，二是嘗試在娛樂影視業務中將各業務端打通，這兩個方向的整合仍在進行中

多元業務的整合問題，的確是除了公司治理問題之外，投資者們關註阿里巴巴的另一個焦點。

在去年一年中，阿里花費70億美元，連續收購或參股了看起來與主營業務很“跨界”的優酷土豆（視頻）、中信21世紀(醫藥)、銀泰百貨（零售）、華數傳媒（數字電視）和文化中國（影視制作），甚至還入股了恒大足球隊的半數股份。

這些大手筆的收購，是阿里巴巴在資本市場獲得高估值的原因之一。但除了對交易本身有所描述之外，阿里巴巴幾乎未在招股書中解釋公司打算如何整合這些新投資的項目。投資者對此並不滿意。

自2011年以來，阿里巴巴收購和入股了30家公司，其收購可以分成兩大塊：在線上，主要圍繞著視頻、社交、O2O相關，收的主要是“入口”，如美團、新浪微博、優酷土豆、高德地圖；在線下，阿里的興趣更加廣泛，除了物流（菜鳥物流、日日順物流、百世物流）和零售可以看作是電商業務的直接延伸，剩余的主要可以分為娛樂、體育、醫藥、農業幾部分。

這些業務彼此之間看起來沒有太緊密的商業關聯，比如體育和醫藥。其次，同一領域之間關聯性有多強，也令外界好奇，比如阿里布局的視頻和文化領域，文化中國和華數目前仍然各自保持獨立，文化中國主要做原創影視劇的策劃和制造，華數則是有線數字電視的網絡運營商，也是全國最大的互動電視內容提供商，阿里目前也還沒有完全控制一家視頻網站，只持有視頻網站優酷16.5％的股份。

外界看得比較清楚的是，至少在短期內，上述收購直接帶來的資本和“關系”獲利是比較明顯的。中信21世紀在接受阿里入股後，股價從0.5港元漲到6港元。文化中國的股價過去長期在0.3港元－0.4港元上下徘徊，阿里入股後，文化中國股價暴漲，經過一段時間盤整，現在1.6港元左右，阿里巴巴獲得的新股認購價格是0.5港元/股。目前，文化中國市值已超過330億元，比停牌前擴大了約10倍。

美國麥楷博平會計事務所合夥人Drew Bernstein稱，如何使這些交易與投資者的利益和公司戰略結合起來，仍然是個難題。他向《財經》記者表示：“作為一個公眾公司，你不應該購買一支足球隊，也許你應該用自己的私人公司去做你想做的事。”

一些海外投資者對阿里巴巴以1.7億美元收購中信21世紀表示不理解。中信21世紀沒有可以訪問的網站，自2006年以來沒有報告過盈利，其藥品業務部門規模也不大，在截至3月31日的財政年度中，該公司營業收入740萬美元。據悉，其董事局執行主席和一位董事局前成員關系特殊，家庭背景亦較獨特。

對此，阿里巴巴的回應是——其所有收購都是商業行為。馬雲在紐約路演時稱，這些收購是很正常的，阿里更註重的不是財務上的回報，而是策略上的協同。

阿里巴巴一位高管向《財經》記者表示，“我們是高度理想主義和極度現實主義的結合，我們從來沒有沖動型的投資。”他說，阿里還在農業、生物科技中布局，有些他們也看不清楚，但關聯性在於——阿里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改造這些行業，於是便選擇進入這個行業。

一位互聯網行業的分析師告訴《財經》記者，早年間誕生了一批像中國網（china.com）這類的中概股，它們依靠並購一些不相幹資源和資本運作而上市，短期內往往能獲得較高的估值，但難以持續。“阿里巴巴顯然和它們不一樣，但如果阿里巴巴不滿足於做一家‘Holding’公司，其未來一定需要深度整合。”

阿里的整合方向之一是建立生態，以幫助阿里轉型移動化。2014年6月11日，UC並入阿里成為阿里移動事業群，整合了阿里的原搜索團隊和部分移動團隊，一個月之後，高德退市並入阿里，陸兆禧擔任CEO。阿里移動事業群總裁俞永福在6月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稱，UC來負責阿里的移動創新，突破口是神馬搜索。

高德未來將成為連接阿里移動生態圈的底層基礎設施，提供地理服務和支付場景等。但事實上，高德並非如外界傳言的那樣完全被並入移動事業群，而是拆成了兩塊，其中包括地圖、O2O在內的移動業務由俞永福來帶隊，而包括企業端服務在內的非移動業務則由原高德CFO張勤負責。

整合方向明確，但難度很大。兩個月過去，高德內部人士和UC內部人士告訴《財經》記者，還沒有看到更具體的整合措施。另有阿里內部人士稱，阿里上市後高德可能面臨較大幅度的裁員。另一位知情人透露，高德的地圖已經穩定，只要保證份額不跌就行。而原來高德做的O2O，UC並不擅長。

高德2010年在納斯達克上市，曾以5.78億美元市值排名中國上市軟件企業第二，如今公司一拆為二，早年員工離職，原創始人成從武如今只掛名CEO特別顧問。

阿里的另一個整合方向，是打通業務端鏈條，實現商業價值的放大，這主要被應用在娛樂影視業中。小微金服集團CEO彭蕾曾向《財經》記者舉例稱，電影中可以植入廣告，帶動商品銷售，反之電商又可帶動娛樂經濟，變現粉絲經濟。此外，阿里影業還可以做電影制片、發行和預售。

7月16日，阿里公布了一個數字家庭娛樂生態合作計劃。未來，用戶可以在電視上看到阿里及其小夥伴提供的影視、音樂、遊戲、電商、通訊等內容，這是阿里第一筆把旗下多種業務橫向打包在一起呈現，也被業內不少人看作是阿里整合旗下業務的開始，前景令人期待。

統一界面（入口）意義下的整合價值有多大，目前仍需要觀察。理論上視頻和音樂業務可以打通，但優酷和蝦米這兩家公司看起來很難打通。電商和視頻業務理論上也可以打通，但是優酷和淘寶也很難迅速打通。如何讓用戶在看電影時摁下暫停鍵，返回桌面進入淘寶客戶端，都是不輕松的挑戰。

《財經》記者接觸的多位業內人士認為，目前用數字家庭的方式將阿里旗下資源打包在一起略顯生硬，視頻和電商之間還缺乏有機的、有商業價值的整合。另有評論認為，數字家庭計劃作為未來整合方向的嘗試值得點贊。如果阿里的整合止步於此，顯然低於投資者預期。

分拆金融得失

阿里集團和小微金服互不進入的協議，既幫助了阿里集團成功上市，也部分限制了阿里集團的想象空間。但等到小微金服上市那一天，人們或許可以看到一個更少爭議、更為透明和公開的巨型中國公司的世紀IPO

對於阿里而言，無論是治理問題，還是整合挑戰，都是其必須面對的內部問題。與其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小微金服集團，究竟是外部問題還是內部問題卻難講清。

此次，它並未打包到阿里上市資產中，但因其與阿里事實上存在的業務聯系，以及與馬雲等創始人的緊密關系，未來依然會對上市的阿里巴巴產生影響。

以支付寶為核心的小微金服集團，曾被廣泛認為是阿里最有價值的資產之一，其囊括了小額貸款、擔保、支付業務、金融零售業務(在線保險＋理財)在內的四大核心業務，是目前中國國內第一家大型互聯網金融服務集團。

由於金融行業的管制特性，小微金服集團對於傳統金融的改造程度，尚遠不及阿里集團對於零售行業的改造，但已爆發出了巨大的能量——2013年底，支付寶擁有3億實名用戶，據小微金服推測，其日交易額超過300億元，其中來自非阿里的交易額已遠遠超過來自阿里的交易額。從支付寶中生長出的余額寶，上線一年已成為國內最大、全球第四大貨幣基金，規模突破5500億元人民幣。

小微金服能有今日規模和發展速度，原因之一是其借助了阿里電商平臺，但又完全獨立於阿里上市集團之外——這也成了馬雲背負的最大爭議之一。

2011年6月，馬雲將支付寶從阿里集團轉移到其個人控股的浙江阿里巴巴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引發支付寶事件。2013年2月，又將阿里小貸業務從集團組織架構中脫離，並入小微金服。2014年6月，浙江阿里巴巴更名為浙江螞蟻小微金融服務集團有限公司，從名字上徹底與“阿里”擺脫幹系。

在最新公布的招股書中，阿里巴巴集團和小微金融服務集團的邊界被進一步明確：新協議中，阿里將分享小微金服的稅前利潤不再局限於支付寶一家公司。與之相應，阿里集團獲得的稅前利潤分享，也從上一版協議規定的支付寶公司的49.9％，調整到小微金服集團的37.5％。當小微金服或支付寶IPO時，阿里有權在監管允許的情況下繼續獲得每年的利潤分享，也可以選擇獲得相當於小微金服IPO總市值37.5％的一次性現金回報。

招股書還顯示，雙方做出不競爭承諾，小微金服不能從事阿里所經營的任何業務及其邏輯外延覆蓋的業務，阿里則被限制從事銀行、支付處理等與小微金服有關的業務。

選擇IPO時刻，於阿里巴巴集團和小微金服之間做出涇渭分明的格局和利益劃分，對於阿里和馬雲或是必須作出的選擇——如果不明確業務範圍和利益關聯，將面臨美國SEC的監管追問，也許會導致阿里無法順利上市，或是公司上市後來自股東們的密集訴訟。

凱威萊德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朱文紅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稱，支付寶和阿里巴巴之前存在密切的數據經營往來，並與阿里現有業務高度相關，都屬於持續性關聯交易（根據阿里招股書，2013財年阿里向支付寶支付了17億元），美國證監會上市公司對關聯交易披露的要求十分嚴格。

但朱文紅稱，如果關聯人交易中一方對另一方的持股在10％以下，就不算是有重大利益。

馬雲一方面明確劃分兩個集團的業務範圍和利益關聯，另一方面為小微金服設立了一個全新的股權架構，將40％股份贈予員工，並引入外部投資者。

工商資料顯示，2011年的浙江阿里巴巴電子商務有限公司，馬雲持股80％，另一阿里高管謝世煌持股20％。2013年1月，馬雲引入杭州君澳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浙江阿里巴巴股權結構變更為：君澳持股41.14％，謝世煌持11.57％，馬雲持46.29％。杭州君澳的股東則由彭蕾、陸兆禧、邵曉峰、曾鳴、王帥、姜鵬等阿里巴巴20位高管組成。

2014年6月11日，浙江阿里巴巴更名浙江螞蟻小微金融服務集團有限公司的同時，馬雲和謝世煌將股份全部贈予杭州君涵股權投資合夥企業，因此最新股本變更為杭州君澳持股41.14％，杭州君涵持股57.86％。

在外界觀察者看來，嚴格對兩個集團進行區隔可降低監管和訴訟風險，同時增加利益回報，可從心理和實質上給軟銀、雅虎等老股東帶來一定補償。

不確定性在於，多數互聯網公司在上市時都因後續可想象業務而獲得高市值，如Facebook、亞馬遜，前者是大數據、金融、移動產品等，後者是大數據、金融、物流、硬件產品等。但對阿里巴巴集團來說，金融、物流等業務生於其中、長於其上，但並不擁有，僅分享部分利益，想象空間有限。

手機淘寶、支付寶錢包、來往這三個移動應用，曾是阿里移動端超級入口的三大選手，目前來看，手機淘寶像是電商的移動化，來往已被邊緣化，阿里內部認為做來往的更大作用，是讓其獲得做強支付寶錢包的時間窗口，看起來，阿里最有希望的移動創新是支付寶錢包。

支付寶錢包擁有上億實名制、強粘性及網上支付習慣的用戶，是實現線上和線下應用場景連接的天然載體，目前每日產生4000萬筆移動支付。不過，支付寶錢包不屬於阿里集團，兩者數據尚未完全打通，使用仍需付費，只能合作共生，而無法承接整個阿里從PC到無線端遷徙的重任。

對小微金服的影響亦是如此——目前，支付寶錢包服務窗提供的信用卡還款、交水電煤費等由支付寶自己來做，一旦涉及實物電商就成了阿里的業務。這種內部業務割裂的狀態，使得支付寶團隊把目光聚焦到了移動支付和移動金融上，而移動電商這一業務近來徘徊不前。

一位小微金服高管兼合夥人向《財經》記者透露，阿里上市前幾個月，小微金融服務集團的電影票團隊合並進入阿里巴巴集團的電影票團隊。“團隊都是有沖動的，如果在我這里賣，我幹嗎不做？但是我們不做，因為我們跟集團一定要有這樣的區隔。”這位高管說，支付寶雖然承擔了O2O的重任，但更多是在生活服務類和虛擬商品類，實物電商業務不能碰。

對比騰訊，微信支付誕生於財付通團隊，騰訊高層隨後發現支付和微信是融合最默契的產品，於是將支付團隊剝離，並入微信。微信支付總經理吳毅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稱，微信支付始終為微信服務，才有機會推出微信紅包、掃碼等與微信強結合度的創新產品。

上述小微金服高管兼合夥人說，未來的小微金服會專註在支付和金融平臺建設上，一個新的戰略是——以支付寶為核心，利用資金流、物流、數據流建立一個服務各類交易的金融生態系統，吸納傳統的金融服務機構使其成為阿里金融平臺的一部分。類似於阿里電商，聚集買家和賣家，打造一個金融集市平臺。今年5月9日小微金服的年會上，彭蕾也曾做出如此表述。

正如阿里巴巴用電商顛覆了傳統零售和制造業市場，如果小微金服的平臺夢實現，其聚眾人之力撬動傳統金融市場未必沒有可能。分析人士因此認為，阿里巴巴集團上市代表著阿里現在和過去的榮耀，小微金服則蘊含著阿里巴巴和馬雲及合夥人們更大的未來。

相比於阿里集團，小微金服也許是更符合馬雲理想的公司——沒有外資介入，擁有絕對的控制力，股權和關聯業務明晰，因此可以更慷慨地將股票分給高管和員工。其挑戰的不再是底層的零售商們，而是在經濟社會中占據壟斷地位的金融機構，這種巨大的使命感和影響力將是電商所無法比擬的。

馬雲在2012年9月曾提出構想，阿里集團上市之後，將迎來金融的第二波上市。等到小微金服上市那一天，人們或許可以看到一個更少爭議、更為透明和公開的巨型中國公司的世紀I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