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150513刑事法(十八) 犯罪無能2

法律150513

刑事法(十八) 犯罪無能2

蕭律師執筆

〈精神混亂Mental Disorder〉

當被告的行為是精神混亂或精神病的結果，他會是

1 不適宜答辯；

2 由於精神錯亂獲判無罪；

3 由於無意識行為獲判無罪 — 判比原來控罪較輕的罪：例如被告原本被控謀殺，由於神誌不清，減責而改判誤殺；

4 依所控被判有罪，但在量刑時，他的精神混亂因素會獲考慮。

〈不適宜答辯 Unfit to Plead〉

很少人會是不適宜答辯， 因為嚴重殘障、疾病或精神混亂者在未抵達司法程序前已被移離刑事司法體系。

由於這類案件大幅增加，是否適宜答辯的論點再被提出。 一個精神不正常的人被起訴，但在開審或審訊中似乎變得「在喪失能力中under disability」，法庭應裁決被告是否還適合答辯。

香港法庭在R v Leung Tak-choi (1955) 一案中追隨英國Richard (1836) 案例有關「在喪失能力中」的解釋，指被告「無能力理解對他的控罪、給予律師指示、質疑陪審員、理解對他指控的證據，及在辯護中給予證供。」

被告是否「在喪失能力中」須根據兩位或以上醫務人員口頭或書面的證供。如果問題發生於被告答辯前或開始答辯，此問題須由一個特別挑選的陪審團專為這一問題作出裁決。 如果問題產生於被告答辯後，法官可決定由審訊中的陪審團去裁決，或由主審法官或裁判司裁決。

如果被告是「在喪失能力中」的問題由被告提出，舉證責任落在被告方面，而陪審團或法庭以「相對可能性的衡量balance of probabilities」原則去裁決。

如這問題是由控方提出，控方須證明被告「不適宜答辮」至 無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如果這問題由法官提出，舉證責任就不大清晰了。 在香港Jimmy Johnson (1983) 案，上訴庭建議，如果神經錯亂或減責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問題由控方或法官提出，所舉的證供只能以 “相對可能性衡量”。 此原則亦應適用於不適宜答辯。無論如何，法官只能在認為被告有真正及實在 “是否適合應訊”的問題時才能提出：Keung Sai-chung (1986)。

如有需要，法官可以不裁決是否適合答辯，而容許被告接受臨時性治療。

如被告適宜答辯，審訊應繼續進行，即使不是在對被告的最佳利益情況下進行：Robertson (1968)。

在Padola (1960) 案中，被告被裁定適合答辯。答辯仍進行，即使他患有 “健忘癥hysterical amnesia”，使他記不起犯事時所發生的事，但在其他方便，他的思想卻正常。

被告如不適宜答辯，法庭須決定他有否做過被控的罪行； 如法庭滿意他確實做過，則有一個處理上的選擇，包括解送他到醫院，並附帶一個限制令或完全釋放令。

英國Grant (2001) 提供一個案例： 被告承認用刀插她的男友，他後來因傷致死。她被控謀殺。陪審團聽過三位心理專家的證供，認為她不適宜接受審訊。之後依據英國當年一條有關法例而成立的第二個陪審團認為她確做過受檢控的罪行。 法官頒下入（醫）院令連同並無時限的限制令。被告對第二陪審團的裁決上訴，理由是法官應將「缺乏意圖」的「辯護」或她是否曾受刺激受交給陪審團裁決。上訴庭認為依據當時有關法例，「缺乏意圖」的問題不能交給陪審團裁決。

直至1991年英國Criminal Procedure (Insanity and Unfitness to Plead) Act生效前，法庭對由於神經錯亂而無罪的人唯有頒發一項強制性的入院令。

上面所說「有否做過被控的罪行」究竟是什麼意思還未有最後定論。一般的看法是它單指被告被控罪的犯罪意圖，而不須考慮其不正常精神狀態的結果。 這是香港案件Tang Yau-chi (1988) 中上訴庭的觀點。但英國上訴庭在R v Egan (1997) 案中（兩地法例所用字眼相同）認為控方須要舉證罪行全部的要素，不能多也不能少，如偷竊控罪，控方就要證明被告「不誠實地意圖永久剝奪受害人的擁有權」。

如果被告裁定不適宜答辯而又有曾做過受指控的行為， 法庭曾經頒下入院令、監護令、監管令或治療令，但被告後來情況改善而不再被視為「在喪失能力中」，又能「正常應訊」，他或她將會被帶回法庭繼續審訊。

〈被告的處理 〉入院令及其他命令

精神不正常可影響對被告的「處理」。 「處理」問題的產生不單起於被告成功提出精神錯亂（或將要討論的「精神錯亂無意識行為insane automatism」）、或被裁定「不適宜答辯」等情況。以上每種情況，法庭都必須裁決，基於被告的精神狀況，他或她是否需要被覊留於精神病院，或持續需醫療照顧和監督。

直到最近的一連串立法和修訂，才賦與法官及裁判司更廣泛權力去處理被精神困擾的犯人。舉例說，法官不單可頒發「入院令」，更可在某些情況下下令被告被監督及治療一個固定、但不超過兩年的時期，以代替將他或她收禁於一間精神病院。

根據香港《精神健康法例Medical Health Ordinance》，法官或裁判司對可監禁罪行imprisionable offence（法律定下的刑罸但謀殺除外）判刑後可向犯人發下「入院令」，但必須有兩位醫生作出口頭或書面令他們滿意的證供。所謂 “滿意”，是指「無合理懷疑」的滿意。 如果法庭頒下「入院令」，刑事程序立即終止：Tam Kit-nin (1982)。但任何受「入院令」損害者可對此令的頒發進行上訴。

說史150423冬天（五十八）南北韓的反差

說史150423

最寒冷的冬天（五十八）南北韓的反差

蕭律師執筆

進入二十一世紀，任何社會似乎都不像北韓和南韓的反差那麼大。

北韓是最早的勝利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統治國家。 那時，他們從蘇聯複製了高度集權的結構和嚴格的安全體系。*** 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年裡，蘇聯對北韓的扶助非常有效率；而美國扶植的南韓卻腐敗非常、無能至極。北韓的發展顯示出明確的目的性和強大的國家控制力。

金日成在很多方面繼承了蘇聯的領導和管理體制，他的思想也體現了北韓人某種特定思維。 蘇聯的體制對北韓政治、經濟、社會造成了深造影響。 靈活與機敏讓金日成在共產主義陣營裡遊刃有餘。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到六零年代初，當中國和蘇聯劍拔弩張時，金日成仍能在兩國之間來往自如，既深得他們歡心，又得到他們的援助。中蘇兩國陷入爭鬥，也就無暇顧及對他的限制，於是金日成得以擺脫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控制，獨立追求自己的理想。

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取得了很多成功，其中以南韓的變化最富戲劇性，其成功甚至遠超過「馬歇爾計畫」。 相較之下，南韓既沒有民主傳統，也沒有工業基礎，更談不上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 韓戰後，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在政治、經濟諸多方面呈現出新面貌的南韓。

美國人心甘情願把子弟送到韓國赴死，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反共情結。 美國人到南韓不是來做征服者，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帝國主義者。 隨著冷戰思維日漸淡化，南韓社會一直在順應建立民主制度的衝動。 這種變化大多是由到美國學習並深受美式自由影響的南韓人帶回來的。 這些赴美學習工科的南韓人學到的既有工程技術知識，也有民主思想。

正是美國在冷戰期間的庇護，才讓南韓走上現代化。 首先是軍事現代化，然後是工業現代化，唯獨不涉及政治現代化。*** 這並不是美國人最初設想的結果。但是，如果三十年後回顧那段時期，人們會驚訝地發現，南韓經歷了一段不可思議的社會民主化歷程。

南韓所發生的故事，是激進與漸進的奇妙混合體，一切都發生得非常迅速。 它源自韓戰期間的基本需求，亦即打造一支優秀的南韓軍，而前提就是必須有更出色、更專業的軍官。 1952年，一所新的軍事學院在美國壓力下正式落成。這是一所高度模仿西點軍校的軍事學院，最初很多教員都是美國軍官，教學課程也和西點軍校相若，以工程技術為主。 這個國家眾多的優秀子弟被送到這裡—-它成為南韓人材的搖籃。

這是現代化社會的萌芽，或許是創造南韓新興階層的第一步。 這所軍校的影響，以及它在國家建設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也許遠比創辦人預見的更為深遠：軍事技術與國民經濟的現代化程度越高，人們就越會認識到舊體制的陳腐落後，李承晚及其繼任者對這個國家的控制也就愈弱。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學生和美國教官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因為美國教官代表了新的意識和觀念，他們的言行反映了兩種矛盾的概念：尊重軍中的階級，以及此一階級對個人自由的高度尊重。

南韓在1960-70年代的社會發展是項奇蹟，是壞事變好事的範例。 李承晚在三十年間從未放棄狹隘的獨裁意識，他多次鎮壓學生運動。 但人們追求理想生活的浪潮從未停止過，反而在鎮壓下愈演愈烈。 經濟成功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樂觀情緒和自信心，民主獨立意誌暗潮洶湧，首先在學生之間迸發出來。 人民迫切需要變革已是整個國家的歷史大勢。1960年四月，當李承晚下臺時，南韓陸軍參謀長說：「我個人尊敬李承晚博士，但歷史拒絕了他而不再信任他。」

這一切的背後都隱藏著美國深刻的影響。冷戰初期，美國高層人士始終支持南韓實行威權體制，但美國也為南韓帶來了反向的影響。 很多到美國學習的南韓青年發現，人既可以是忠於國家的公民，也可以追求自由的個人，二者並不矛盾。忠於國家隱含著一種內在的複雜性；反對政府同時仍可以愛國，兩者同樣不衝突。於是，南韓社會開始以一種很少人理解而又沒有計畫或預期的方式，以緩慢、踉蹌的腳步，走向更自由的社會。七十年代末期，這個循序漸進的民主化進程起步了。 越來越多南韓青年對自己的能力和生活越來越有信心。 同時他們也需要越來越多的自由，享受越來越真實的繁榮。勤奮工作的精神，良好的教育，使他們成為主宰者，這也是一個國家走向繁榮的根本動力。

有一段時間，政府試圖鎮壓這種新興的社會力量，但都在反抗面前敗陣：經濟越成功，南韓公民就越有信心，就越想分享成功帶來的經濟和政治成果。 政治自由化的壓力最初主要來自大學生和工會組織，中產階級隨後加入。八十年代末負責遠東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西格德說：「到了1987年，南韓已經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中產階級成為權力階層。政府對付的不再是左翼學生力量。左翼學生可能衝在前面，但背後支持者是強大的中產階級。」南韓轉眼間搖身一變，化為一個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極為成功的民主國家。南韓第一位民選總統 盧泰愚曾說：「我很難想到，近代史上還有那一個國家能像南韓一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依靠自身力量，從一個集權國家轉變為民主國家。」

在南韓，經濟成功不僅是政府推動的結果，也是順應中低階層民眾需要和期望的結果。也許政府不大情願這種順應，但它對社會進步的促進作用無法否認。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寧、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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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50915刑事法(二十八) 無罪辯護12 體罸

法律150915

刑事法(二十八) 無罪辯護12 體罸

蕭律師執筆

普通法容許 父母或 位同父母者 in loco parentis使用合理和溫和的體罸作為紀律措施，但此種辯護的尺度一向不大清晣。

A v United Kingdom (1998) ： 這是一宗歐洲人權法庭審訊有關英國人權狀況的案件。 A，九歲，被後父鞭笞。後父被控毆打引致A遭受實際身體損害，傷痕幾天後仍然可見。 歐洲人權法庭裁定英國政府必須對後父違反人權負責，由於英國刑事法給與陪審團太大自由以致其脫罪。*** 合理體罰辯護的寬度 “不足以提供足夠保護予兒童，法例須予修改。”

R v H (2001)： 是一宗上訴案，尋求指引。當被告提出合法體罰作為辯護時，法官對陪審團應說甚麼？上訴庭說明合法體罰的辯護仍然存在， 而陪審團應被引導怎樣才算合理體罰：被告行為的本質、兒童的年齡和性格、兒童身體與內心的後果、被告對他自己行為的解釋理由，所有都有關係。

教師並無體罰的權利。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Williamson)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 (2005)：

W和其他上訴人是首席教師、教師和若幹基督教學校裡的學生家長，這些學校維持體罰作為部份的宗教信仰，而認為這些信仰在1988年《人權法Human Rights Act》下應受到國家保護。 他們上訴反對撤銷他們提出的 司法覆核judicial review申請，依據若幹法例，如《教育法Education Act》等，對於若幹獨立學校並未完全取消體罸權利。原審法庭裁定《教育法》應依照一般解釋，已完全移除施用合理的體罰。“對施行體罰的堅定信念（源於申請人對基督教的堅定信念）不能被視為（憑自身的權利）一種對宗教的堅定信念。”

上議院撒銷上訴。教師對施行體罰的堅定信念雖獲得家長支持，並不能彰顯歐盟人權法的第九章所指的“相信”。“《教育法》並沒有侵犯家長使孩子們因破壞學校紀律為使之服從而施行體罰的權利；相反，只是將施體罰的權利從教師的手中移除，結果是使家長不能將此權利交付給教師。”

英國甚至在2004年通過新兒童法，將父母施行體罰的權利大大限制。***

它列明以下情況是一種罪行（即教師並無特權）：

1. 有意傷害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或非法傷害，或施加嚴重身體傷害；
2. 毆打引致實際身體傷害；
3. 對十六歲以下人士虐待，

不能以合理懲罰為由毆打兒童。 再者，在任何民事訴訟中，引致兒童身體實際傷害也不能解構成為合理懲罰。 由於此等條文，在刑事與民事法中，如果體罰引致實際身體傷害就不能使合理懲罸成為正當；但如果傷害只是短暫或微不足道，如因掌擱而成，那仍可作為一種辯護。

教師或其他學校的教職員再不能倚仗其地位以體罸作為紀律的措施。 禁止教師體罰並不影響學校教職員使用合理武力去制止一個學生：

a犯罪或繼續去犯；

b引致或繼續做成個人傷害或損毀物業；

c其行為損害學校及同學間良好的秩序及紀律。

（「無罪辯護」全部完結。）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公布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公布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

一財網 王羚 2015-10-29 18:57:00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發布，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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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151217盛唐詩(十八) 別有天地非人間

讀書劄記151217

盛唐詩(十八) 別有天地非人間：李白4

蕭律師執筆

李白以「古風」為題寫了五十九首組詩。

「古風」大致指「古代的風格」，即建安、魏、晉風格寫成的復古詩。

這一組詩大抵上沒有題目。除了第一首，或許加上最後一首，「古風」的編排並沒有明確的次序。第一首是復古陳套，用詩歌表達對文學衰頹的感嘆，體現了復古文學史式敍述，最後讚美唐代復興了古代的價值觀。最後一首則哀悼「道」的墮落。

古風組詩雜亂無統，當非同時之作。然而要證明這一組詩作於不同時期，亦無令人信服的解說。

李白的「古風」明顯沿襲了陳子昂《感遇》的傳統，是《感遇》的仿製品，在這裡李白表現了出色的模仿力。 「古風」所涉及的主題範圍與《感遇》十分相似，包括了賢人失誌、遊仙、詠史、邊塞及詠物寓言。這些主題的處理，採用的是從《感遇》發展而成盛唐古風體格。陳子昂和張九齡的《感遇》及李白的《古風》是初唐和盛唐最著名的三組復古詩，而這三位作者都來自邊遠地區，是頗有意味的現象。***

李白對允許他馳騁想像的題材比刻板的正規諷喻更得心應手。 詠史詩和遊仙詩使他的天賦得到格外出色的發揮；這兩種題材都涉及看不見的世界。

《古風》第四十八首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滄津。

徵卒空九宇，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農扈春。

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

最後一句可能含有某些時事意義。由於古代的一些弊病重現於今，故而引起悲鳴。但在這裡更重要的是，李白對秦始皇神奇形象的描繪，更勝過任何時事解釋。

如同樂府一樣，古風為李白提供了虛構想像的機會。李白描繪遇仙或遨遊天空的情景比描繪社交情景更使人心折，這是李白才賦的特徵。

在《古風》第十九首中，李白從高空俯瞰，看見在遠處密集的安祿山軍隊：

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

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

恍恍與之去，駕鴻淩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李白詩集的最後部分還有其他的《古風》，但未收入五十九首組詩之內。詩題是較常見的，如《效古》、《擬古》、《感興》、《感遇》及《寓言》。這些可能是偽作，或是後來才發現的詩篇，又或是李白古風詩原本有過的題目。

李白詩集其餘部分，包括了一般的個人詩和應景詩，也反映出他不大喜歡律詩，唐玄宗亦知道李白「薄聲律，非其所長。」李白的個人詩比應景詩為多。有不少應景詩是率意而為，或被粗劣字句破壞了好詩。李白自由放任，故他所喜愛的意象和詞語一再重複出現，變成濫調，率真自然與率意而為之間往往難以劃清界線。

李白在寫正規修飾的詩時缺乏雅緻，所用辭彙相對地簡樸，避免迂迴，句法直截了當，有時更充滿口語或口頭成語的辭彙。

同時代的貴族會覺得李白的詩缺乏技巧，但李白流暢簡樸的風格使其作品有著持久的魅力。 他的風格最重要的特徵或許是簡化和限制詩句之間和聯句之間的聯繫。同時代詩人一般將一聯詩看成基本的構思單位，而李白常常以單句作為基本語法單位（雖然他也用跨句法），使詩中的單句與聯句間的縫隙自如地連續起來。讀者之所以能感受到他詩中的活力和直率，和他將聯句之間的障礙減弱有關。京城詩人盡可能能設法使詩篇的一句之間、一聯之間和各聯之間的聯繫複雜化，李白則設法使這些聯繫簡單化，使它們直接可以理解。

李白在突出氣勢和不受制約方面，可見於他在詩中所扮演的各種角色— 仙人、俠客、酒客及狂士，全部都是士大夫和隱士之外的類型。*** 李白拒絕扮演「普通」詩人角色；他要表明他「有別於」其他詩人，而「有別於」意味著「高於」。作為一位京城詩壇圍外的人，他以其獨立性形成一種新價值：他不僅是與眾不同，而且是由於超越眾人而與眾不同。

由於他缺乏合法的社會背景，他不得不成為一個「創造自己」的詩人，這不僅見之於他那些自誇的書信，他的詩也主要與創造和解釋自己有關。通過這種自我關註，他將自己從詩歌傳統中一些最嚴格限制──包括觀察事物的被動性、人生慾望的壓抑、外部世界的專制──中解放了出來。

殷蟠在《河嶽英靈集》中選擇了李白下引這首詩，表明李白所創造的自我形象在天寶時是受到賞識的：

《山中問答》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問而不答，李白已然與世俗隔斷。李白扮演了高適詩中不回答的漁父角色。

壬維的一首名詩也運用了阻攔式的問答，但與上引李白詩有所不同，其不同處典型地代表了兩位詩人的區別。

《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

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在王維詩中確實出現對話部分，但這一部分掩蓋了處境的基本情況，因為細節是不重要的。這樣一來，對話與不對話涉及不同的性情和感覺。李白之不答帶來無法跨越的裂縫，他將自己與其他人分離開來。李白與王維不同，李白對如何感受外界沒有多大興趣；與王昌齡不同，李白對情調也無首要的興趣—他只寫一個巨大的「我」。

資料來源：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盛唐詩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 The High Tang》

比亞迪全力拓展新能源汽車業務（十八）

法律160209刑事法(三十八) 誤殺 6

法律160209

刑事法(三十八) 誤殺 6

蕭律師執筆

在Luc Thiet Thuan（1997），英國樞密院（由香港上訴庭上訴）拒絕接納精神病特性或缺陷納入「合理人測試」中。

被告L殺死前女友。L聲稱他失控或「癲咗」，當和他曾有親密關係的死者對他作了低貶他的性技藝的評語時，他刀插及扼殺死者。他以被激怒作減責辯護。雖有醫學證供證明被告大腦的損害令他很難控制衝動，最後主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時並無提及被告的腦損害，被告被判謀殺罪成。樞密院以大多數支持判刑，認為被告精神不穩而使他減低自控能力不是有關連的特性。一位大法官不同意，認為應依據上述Ahluwalia和Thornton的裁決。

另一位大法官Ashworth（並非前案法官之一）如此爭論：“正確的區分是：與被告被激怒的「嚴重性」有關的個人特性應作考慮；與被告能「自控的程度」的相關個人特性不應作考慮。”所以，被告必須證明激怒是和獨特性格有關，才能取得成功的辯護。 這無可避免要陪審團去區分，例如一個「產後憂鬱post-natal depression」或「性格障礙personality disorder」婦女，如果是主觀性的就要理會，如果是客觀性的測試就不要理會。

Smith（2000）：

被告有嚴重的抑鬱。他與朋友爭吵，聲稱朋友盜取了他的工具。在爭吵中，被告以刀狂插朋友至死。他被判謀殺。上議院以三對二的大多數支持上訴庭的裁決：抑鬱是相關的特性，因為它簡單影響被告的自制能力，激怒的辯護成功，法官不須論及合理人，但要考慮“能影響被告自控能力的特別性格，而這自控能力是否是社會合理的期待？這種自控能力如不計算在內就不公平。”但不同意的大法官則認為：提供減責的辯護時，激怒的客觀因素不應被侵蝕，道德的基礎不應受到壓制。

但後來的A-G for Jersey v Holley（2005）：

被告患慢性酒精中毒，認在爭吵中，因酒精影響以斧頭殺死他的長年女朋友。被告有診斷上的抑鬱和腦損害，致令他不正常地比平常人難以抑制。他在2002被判謀殺，但上訴庭改判誤殺，理由是原審法官錯誤引導陪審團。A-G（Attorney-General即我們現在稱的律政司）上訴至樞密院，由九位大法官所組成。樞密院以六比三大多數判上訴得直，但維持誤殺罪名，指出一個難以抗拒及壓倒一切的理由，就是為什麼上議院在Smith案中的法律陳述不能視為準確的法律陳述：它牽涉到將英國國會所採納的《殺人罪行法例》第三章（即香港同名法例的第四章）中的劃一、客觀的標準放鬆。

〈相稱性 Proportionality〉

合理人測試需要陪審團考慮不單只一個年齡與性別與被告相若的合理人是否會同樣失控，還要考慮一個如此的合理人是否可如同被告一樣作出同樣的反擊。這須要考慮被告所作出的實際反應模式，是否與受激怒程度合理地相稱。****

普通法要求被告對忿怒的反應應該合理地相稱，否則法官可以將激怒的辯護撤回。這概括以前了“以拳回應拳”的意義，換了一枝殺人武器代替拳頭是不行的。這條死硬的原則被《殺人罪行條例》第四章廢除了，但仍保留相稱性的重要。這相稱性成為陪審團考慮的因素：究竟有關的激怒是否促使一個合理人會作出如同被告所做的反應。為了使陪審團能夠作出合理評估，主審法官須引導陪審團去考慮被告所受激怒的嚴重性。

〈自致激怒Self-induced provocation〉

如果D引誘另一人，V，去做一些事，這些事可預見會激怒D，使D失去控制而殺死V，D仍能提出受激怒的辯護嗎？

在一宗由香港上訴到英國樞密院的案件，Edwards v R，樞密院裁決認為不可以。它的意見是只有死者向被告的激怒超出預期的結果，被告才可提出。如果死者的行為只是被告預期的行為的結果，那是「自致」而不能構成激怒。***

但上段最後的結論不為英國上訴庭在Johnson(Christopher)(1989) 案中所接納，認為Edwards案不應解釋為「自致激怒」不是《殺人罪行法例》第三章（即香港同名法例的第四章）中所指的激怒。法官Watkins認為從第三章明顯的用字看來，是不可能接受一個被告只是對其他人作一些反應、其他人使他失去自控，那激怒就不能交給陪審團考慮。 任何其他結論，他續說，都會是違反法定條文所要求：只要有被告受激怒而失去自控的證據，激怒問題必須交給陪審團考慮— 第三章寫得很清楚。

Johnson(Christopher)案後來被香港上訴庭在R v Leung Ka-fai所跟隨，指引香港法官在自致激怒案件中向陪審團引導時應依照Johnson案的指引而非Edwards案的指引。

〈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落在控方。即是說，當被告或其他證人提出足夠自我失控證據的辯護，控方必須否証這些辯護至無合理疑點。「足夠」意指陪審團在正確引導下，以主審法官的意見，認定那辯護可以適用。

讀書劄記160418盛唐詩(二十八) 臥龍躍馬終黃土：杜甫5

讀書劄記160418
盛唐詩(二十八) 臥龍躍馬終黃土：杜甫5
蕭律師執筆

李白和杜甫都賦予詩歌一種重要性，這在同時代人的作品中找不到。*** 在李白看來，詩歌是使天才被世人承認的工具；在杜甫看來，詩歌關係到他在後代的聲譽和歷史地位。由於在政治世界的失敗，杜甫遂將誌向投向詩歌。

時人對六、七世紀著名詩人的抨擊，杜甫起而為他們辯護，特別是 庾信和唐初四傑。最突出的辯護是一組名為《戲為六絕句》的詩。下引詩是組詩中的首篇，是為庾信辯護的：
「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生畏後生。」

在庾信流傳諸賦中，《枯樹賦》格外深刻地觸動了杜甫。那落盡的樹葉、行將枯死的樹成為偉大和失敗的隱喻形象。盧照鄰和駱賓王曾多次處理過這題材，或許是杜甫為四傑辯護的原因。將庾信和四傑從「現代」的詆毀解放出來的同時，杜甫也為自己的成就清出了位置。

在成都期間，杜甫的律詩創作占據了更重要的地位。在《對雪》和《野望》一類沈鬱嚴肅的律詩外，杜甫還形成了另一種律詩風格，具有「古體」隱逸詩輕鬆明快的筆調。在此類詩中，經常出現快樂自得的形象。老狂士在小農舍中過著樸素的生活，周圍是優美的自然風景。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輕快的筆調加上完全的形式，使這首詩傳頌千古，幾乎沒有一位重要詩人沒有模擬過首聯。

杜甫在夔州期間成果豐碩，處於創作的高峰。一種嚴肅甚至沈鬱代替了成都詩中那嘲諷的、半幽默的自我形象。在夔州及其後的歲月中，杜甫在風格上作了最激進的試驗。夔州詩的象徵世界最神秘、最迷幻，達到了極端的複雜多樣，日益與自我相關。他早年曾詢問雄偉的泰山似什麼，在沿長江而下時他轉向「我似什麼」這問題，並反覆從大江的各種形態和生物中尋求答案。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杜甫看見自己處於籠罩一切的巨大背景中，包括天與地、乾和坤、日子及季節的晦和明，感到矜持、渺小和無力。他在山崖和江水之間的一座高閣上，這是與地、崖石和水的交接處：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
鸛鶴追飛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杜甫在以前詩篇中的許多主題重新出現在夔州詩中。著名的《古柏行》詠夔州諸葛亮廟的柏樹，其深度和複雜性，使它成為這一主題的經典處理。*** 諸葛亮這位三國蜀漢丞相，久久縈繞著杜甫的成都詩和夔州詩。這位備受崇敬的偉大失敗人物，對於他有著特殊的意義。他在成都時，已經寫了著名的律詩《蜀相》處理了諸葛亮。在夔州，他一再轉向這一主題，最著名的有《八陣圖》和《詠懐古蹟五首》中的幾首。這組詩大抵上是杜甫最成功的懷古詩。

杜甫在夔州期間所作的律詩，大部分是五言律詩。但他對七言律詩形式的完善，給後代批評家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夔州律詩中，有較多吟詠氣候和一日組成部分的詩，這些都被處理成宇宙力量的體現，融合了杜甫對陰陽象徵、宇宙要素及代表造化的大江的興趣，著名的有《宿江邊閣》、《閣夜》、《白帝城最高樓》及《返照》。《閣夜》可作為範例：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野哭幾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杜甫晚年的詩經常採用模糊多義句法，創造出一個各種可能的世界。這是一種餘味無窮的語言；在這種語言中，世界成為一種持續的預兆，可以用眾多的、經常是矛盾的方式來解釋。如上引詩的第五句，什麼是「幾家」？那可以是「幾家」正在為死於戰場上的人哭泣，也可能是他們正在聆聽戰場上的哭聲，也可能是詩人聽到了戰場上或流離漂泊家庭的哭聲。其下一句本可幫助去理解這一句，卻毫無同處，連它自己也需要前一句才能得到句法闡釋！以前在《渼陂行》和《萬丈潭》中出現的倒影世界，重新簡短地出現於第四句。穩定的銀河隨著江上波濤而動搖。這是一個秩序分崩析離的世界；理性正在分解，在濔漫擴展的黑暗和空虛寂寥的空間中，一切聲音和視境都沈寂不見了。

杜甫夔州詩的核心作品是兩組詩：《秋野五首》和《秋興八首》。在這些關於秋天世界及其意義的複雜感懐中，夔州詩的豐碩成果達到了高峰。《秋興》是中國語言運用最偉大的詩篇。在這組詩中，杜甫將夔州景象與對朝廷的憶念交織在一起，並通過這樣做，引出對於時間和詩歌藝術不朽之間的廣泛思索。

《秋興》第七首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月夜，石鯨鱗甲動秋風。
波漂菇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明池是漢代長安的人工湖；織女是星宿名，也是天上的仙女；漢宮中有織女和石鯨的石雕。仙人、漢代歷史世界、玄宗宮廷歷史，三者混合在一起，這一切都消失於往事和遙遠的距離。但通過杜甫的想像和追憶，它們又奇妙地變得可以接近：「漢時」正「在眼中」。這種想像中的往昔景象，竟是鬼魂縈繞的、荒蕪的：荒棄的雕像孤獨而不祥、織女在月下織著空幻的絲、在颯颯秋風中擺動著的人工鱗甲。想像的眼光集中於最微小事物：在波濤中漂浮的細米、從秋天的蓮花上墜落的紅花粉。連這兩微小的世界，也充滿了無助、分崩、和結束。第七句將詩人帶回夔州的現實，關塞將他和長安和過去隔絕。這世界沒有別人，只有孤單一個漁翁，就是沈思中的詩人。

資料來源：
《盛唐詩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 The High Tang》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