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劄記160418
盛唐詩(二十八) 臥龍躍馬終黃土:杜甫5
蕭律師執筆
李白和杜甫都賦予詩歌一種重要性,這在同時代人的作品中找不到。*** 在李白看來,詩歌是使天才被世人承認的工具;在杜甫看來,詩歌關係到他在後代的聲譽和歷史地位。由於在政治世界的失敗,杜甫遂將誌向投向詩歌。
時人對六、七世紀著名詩人的抨擊,杜甫起而為他們辯護,特別是 庾信和唐初四傑。最突出的辯護是一組名為《戲為六絕句》的詩。下引詩是組詩中的首篇,是為庾信辯護的:
「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生畏後生。」
在庾信流傳諸賦中,《枯樹賦》格外深刻地觸動了杜甫。那落盡的樹葉、行將枯死的樹成為偉大和失敗的隱喻形象。盧照鄰和駱賓王曾多次處理過這題材,或許是杜甫為四傑辯護的原因。將庾信和四傑從「現代」的詆毀解放出來的同時,杜甫也為自己的成就清出了位置。
在成都期間,杜甫的律詩創作占據了更重要的地位。在《對雪》和《野望》一類沈鬱嚴肅的律詩外,杜甫還形成了另一種律詩風格,具有「古體」隱逸詩輕鬆明快的筆調。在此類詩中,經常出現快樂自得的形象。老狂士在小農舍中過著樸素的生活,周圍是優美的自然風景。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輕快的筆調加上完全的形式,使這首詩傳頌千古,幾乎沒有一位重要詩人沒有模擬過首聯。
杜甫在夔州期間成果豐碩,處於創作的高峰。一種嚴肅甚至沈鬱代替了成都詩中那嘲諷的、半幽默的自我形象。在夔州及其後的歲月中,杜甫在風格上作了最激進的試驗。夔州詩的象徵世界最神秘、最迷幻,達到了極端的複雜多樣,日益與自我相關。他早年曾詢問雄偉的泰山似什麼,在沿長江而下時他轉向「我似什麼」這問題,並反覆從大江的各種形態和生物中尋求答案。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杜甫看見自己處於籠罩一切的巨大背景中,包括天與地、乾和坤、日子及季節的晦和明,感到矜持、渺小和無力。他在山崖和江水之間的一座高閣上,這是與地、崖石和水的交接處: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
鸛鶴追飛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杜甫在以前詩篇中的許多主題重新出現在夔州詩中。著名的《古柏行》詠夔州諸葛亮廟的柏樹,其深度和複雜性,使它成為這一主題的經典處理。*** 諸葛亮這位三國蜀漢丞相,久久縈繞著杜甫的成都詩和夔州詩。這位備受崇敬的偉大失敗人物,對於他有著特殊的意義。他在成都時,已經寫了著名的律詩《蜀相》處理了諸葛亮。在夔州,他一再轉向這一主題,最著名的有《八陣圖》和《詠懐古蹟五首》中的幾首。這組詩大抵上是杜甫最成功的懷古詩。
杜甫在夔州期間所作的律詩,大部分是五言律詩。但他對七言律詩形式的完善,給後代批評家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夔州律詩中,有較多吟詠氣候和一日組成部分的詩,這些都被處理成宇宙力量的體現,融合了杜甫對陰陽象徵、宇宙要素及代表造化的大江的興趣,著名的有《宿江邊閣》、《閣夜》、《白帝城最高樓》及《返照》。《閣夜》可作為範例: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野哭幾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杜甫晚年的詩經常採用模糊多義句法,創造出一個各種可能的世界。這是一種餘味無窮的語言;在這種語言中,世界成為一種持續的預兆,可以用眾多的、經常是矛盾的方式來解釋。如上引詩的第五句,什麼是「幾家」?那可以是「幾家」正在為死於戰場上的人哭泣,也可能是他們正在聆聽戰場上的哭聲,也可能是詩人聽到了戰場上或流離漂泊家庭的哭聲。其下一句本可幫助去理解這一句,卻毫無同處,連它自己也需要前一句才能得到句法闡釋!以前在《渼陂行》和《萬丈潭》中出現的倒影世界,重新簡短地出現於第四句。穩定的銀河隨著江上波濤而動搖。這是一個秩序分崩析離的世界;理性正在分解,在濔漫擴展的黑暗和空虛寂寥的空間中,一切聲音和視境都沈寂不見了。
杜甫夔州詩的核心作品是兩組詩:《秋野五首》和《秋興八首》。在這些關於秋天世界及其意義的複雜感懐中,夔州詩的豐碩成果達到了高峰。《秋興》是中國語言運用最偉大的詩篇。在這組詩中,杜甫將夔州景象與對朝廷的憶念交織在一起,並通過這樣做,引出對於時間和詩歌藝術不朽之間的廣泛思索。
《秋興》第七首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月夜,石鯨鱗甲動秋風。
波漂菇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明池是漢代長安的人工湖;織女是星宿名,也是天上的仙女;漢宮中有織女和石鯨的石雕。仙人、漢代歷史世界、玄宗宮廷歷史,三者混合在一起,這一切都消失於往事和遙遠的距離。但通過杜甫的想像和追憶,它們又奇妙地變得可以接近:「漢時」正「在眼中」。這種想像中的往昔景象,竟是鬼魂縈繞的、荒蕪的:荒棄的雕像孤獨而不祥、織女在月下織著空幻的絲、在颯颯秋風中擺動著的人工鱗甲。想像的眼光集中於最微小事物:在波濤中漂浮的細米、從秋天的蓮花上墜落的紅花粉。連這兩微小的世界,也充滿了無助、分崩、和結束。第七句將詩人帶回夔州的現實,關塞將他和長安和過去隔絕。這世界沒有別人,只有孤單一個漁翁,就是沈思中的詩人。
資料來源:
《盛唐詩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 The High Tang》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法律160607
刑事法(四十八) 襲擊2
蕭律師執筆
即時性
受害人必須意識到「即時」將有非法個人暴力加諸其身,不是一些將來的暴力。同樣,如果受害人很明顯知道被告不可能立即施加暴力,例如受害人在行人路上,而被告在行走中的巴士內作出恐嚇受害人的手勢;又或被告在警方拘留中恐嚇受害人。
「即時性」現有增加作較廣闊詮釋的趨勢。
如在Smith v Chief Superintendent, Working Police Station,受害人在家中望出窗外,見被告站立在她的花園內望著她,法庭裁決即時性已成立。英國分區法院(類似香港的區域法院)結案:
“在此案中,被告意圖恐嚇受害人,受害人確被恐嚇…..不須為她為何驚恐找出結論,在那時大抵不能作分析,總之是一些潛在的暴力。很顯然那是一種構成恐懼情況的基礎,在受害人心中逐漸形成,因她不知道被告人下一步會怎樣做。無論被告人下一步會怎樣做,那已有足夠此罪行所需的「即時性」。我完全可以歸納,受害人腦海中不單有恐懼(她確實有),而是一些即將及其身的暴力。”
在Turberville v Savage(1669),被告人以手按劍,對受害人說:“如果不是在巡廻期間assize-time(古時英國有法官按時在城中巡迴,以聽民間伸寃。),我不會接納你的說話。”被告這些說話否定了他對受害人施用即時的暴力。
非法
在某些情況,令別人意識到會有即時人身暴力不一定構成襲擊,暴力對受害者可以是合法的(起碼不是非法),或者是合法引致此意識。***
舉例說,被告趕乘地鐵,在車門關閉中衝入車廂,近車門的乘客意識到會被撞倒;在社交中,恭賀受害人而大力拍其背,或在足球賽中的身體碰撞;目的是開玩笑,如突然從草叢中跳出嚇嚇受害人等等。所有這些情況都在日常生活中時常發生,施加於受害人的暴力並不構成襲擊。
被告也可以辯稱,暴力是受害人所同意,或暴力是在執行自衛或防止罪行時所需,或某種情況下實屬需要,或以合法手段更正受害人使其遵守紀律(像紀律部隊隊員受訓)等。要使被告有罪,控方必須證明至無合理懷疑,被告無權施加那類或那種程度的暴力(或是根本無權如此做),或是被告對受害人施加的暴力是非法的。此點在以後再詳論。
有些論者認為被告的行為必須具有「敵意」。
這種提議在Brown (Anthony)(1994)獲得若幹大法官考慮,那是有關同性戀施虐與被虐的參與者互相同意,為了性目的的行為,有沒有犯襲擊引致實際身體傷害罪。論者認為同意已否定了刑責,也否定了「非法」,那是控方需要證明的。換句話說,「敵意」是這些罪行的基本要素,而如果被告的行為得到受害人同意,這個要素就不存在。
這種論調獲得大部份大法官支持。其中一位就有如下一番說話:“……. 有人竭力主張施加暴力者的敵意是襲擊的基本元素,如果施加的傷害獲得接受者的同意,那就沒有了這種元素。對這種論調的答案,可在Wilson v Pringle上訴案中的判辭得之….. 敵意不等同惡意或狠毒….. 拿Collins v Wilcock案作例子,女警員有意觸摸一個女子,只是意圖暫時抑制這女子,但她的行為是非法的,因為她無權這樣做,由是她的行為是敵意。如果被告的行動對接受者是非法,這也就是有敵意,襲擊的基本元素就存在。”
就以上字面解讀,似乎在襲擊案就要證明敵意;但實際上,將證明「敵意」與「非法」相此較,「敵意」沒有增加新的意義,也沒獨立的意義。***
襲擊意圖
如果被告意圖使受害人驚恐有即時人身暴力,或粗心大意不理會受害人是否如此驚恐,被告就有「襲擊意圖」。這個襲擊意圖是主觀性的。如果能證明被告有Cunningham式粗心大意(即實際應能預見有關危險,前已討論過)已很充份。
此種主觀性襲擊意圖的測驗在R v Savage和R v Parmenter(1991)(下篇討論)獲上議院所肯定。
由於「個人暴力」不需要受害人蒙受任何實際傷害,所以不須證明被告有意引致傷害。但被告必須意圖、或粗心大意引致非法暴力的意識。
這種說法已得到英國上訴庭在Williams (Gladstone)(1987)案所接受,要求證明被告知悉他或她在特定環境下無權對受害人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的程度),或最少他或她能預見那種武力在當時環境是非法的。
由是,如果被告誠實地,但錯誤地相信在當時環境容許他或她向受害人施加武力(如自衛,或合法糾正,或因為受害人同意等),即使被告的相信是不合理,被告仍不需為襲擊而負責。但控方可尋求反證被告實際上從不相信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敵意」極其量只是等同「非法」,已如上述,因此就不應要求證明被告對受害人有「敵意」。故此,如果被告意圖殺死一個陌生人,如果襲擊能引致這陌生人意識到即時或非法暴力將施加其身,這已可構成襲擊。另一方面,如果被告錯誤相信受害人是他的女友而她會同意,這不會構成襲擊,因為被告並無意圖或粗心大意引致受害人意識到非法暴力會施加其身。以被告的想法,他只意圖在同意下行動,亦即合法地行動。***
「低匯率、高外匯存底、再加上低利率環境,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真的有幫助嗎? 三套圖表,讓你看清台灣匯率政策的真相。 央行神操盤,外匯存底衝高」,這份國內報紙的報導,聽起來多麼令人振奮:「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運籌帷幄下,我國不畏英國脫歐風暴,外匯存底不減反增……,連五月締造歷史新高。」但是,外匯存底不斷衝高,真的值得高興嗎? 真相一: 台灣三個「超」,讓央行無痛賺錢真相,恐怕會讓你大失所望。 「在穩定匯率的政策下,短期內央行的外匯存底可能增加,也可能減少;但不應該出現長期持續累積或長期持續減少的現象。」一名學者指出:「大量且長期的外匯存底增加,主要就是因為央行不斷在外匯市場買進外匯所造成的。」「央行買了很多外匯,但是這不代表台灣人很有錢,只不過是央行發行新台幣去買進外匯。」外匯存底固然是央行的資產,但這個資產卻是央行用印鈔票的方式,「發行等額新台幣」從民間銀行換來的,而「發行新台幣」的動作是增加央行負債,因此,「國家財富沒有因此變多!而且,外匯存底通常是拿去買美國公債,等於是台灣印鈔票借給美國政府進行國家建設,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外匯存底既不值得驕傲、更不是越高越好,而是彭淮南長期以來不斷干預匯率的證據,僅僅證明了央行為了干預匯率,印了非常多鈔票去買外匯。 低匯率、高外匯存底、再加上國內寬鬆的貨幣政策,這樣的組合對台灣經濟發展有無幫助,值得討論;但是,這個「套餐」對央行賺錢獲利,則是絕對有利! 只要看看央行每年高達一千八百億元的盈餘繳庫預算目標,幾乎全達標,就知道央行在這樣的環境多麼如魚得水。 曾任央行副總裁的金融研訓院前董事長許嘉棟解釋,構成央行盈餘的主力為「利息收入」,在二○一五年達到四二八六億元,主要就是來自外匯存底投資國外資產的收益。 而央行的主要成本,則是「利息費用」,來自央行發行定存單的利息支出,也就是央行利用定存單從市場收回資金所須支付的成本。 也就是說,央行一手印新台幣鈔票買外匯來投資賺錢;另一邊則是回收鈔票,免得造成市場游資過剩。過程中,「超高」的外匯存底,讓央行形同擁有大量的「投資本金」,輕鬆賺取利息收入,而央行被動收回游資造成「超鬆」的低利率環境,加上讓台幣匯率維持在「超低」水準,則能讓央行避免利差與匯兌損失。 當這一切都串起來,央行賺錢的速度也「超快」,比較其他國家央行的繳庫占國庫比率,台灣央行更是「超重要」,幾乎每年繳庫金額達一千八百億餘元,占國家歲入預算往往都在一○%以上(見下頁圖)。 真相二: 外匯謀利,拿來補財政的洞「對政府來講,它(央行)對我們中華民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財務來源。這很可怕耶!」一名學者說:「少了它的繳庫,你看台灣會多慘,所以台灣的貨幣政策,絕對不獨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就是掛鉤了嘛!這明明白白是用貨幣政策去賺錢,去補財政的洞,這在經濟學裡是不正常的。」中研院院士朱敬一也認為,央行的任務,不應該是從外匯來謀利。「央行不應該被賦予繳庫預算的任務,根本之道是應該縮小財政赤字。如果行政院長說有困難,要你挪個幾百億元,那(央行)是很難說No的。」瑞士央行董事會主席喬登(Thomas Jordan)就曾指出,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掛鉤,當財政出了問題,對貨幣政策就是一件危險的事:「的確,央行可以用獨立性來保護自己,不被貪婪的政客利用,但我們也一次又一次見證,央行在政治壓力下屈服。」「如果貨幣政策被視為財政工具之一,最終會導致人民的購買力喪失。」所指正是如此。 而台灣的購買力,也是央行不斷灌輸民眾的觀念之一。對於台灣的名目GDP被韓國超越,央行總是以經過物價調整後的實質GDP(PPP GDP)為理由,告訴我們「台灣民眾的生活成本相對較低」。央行因此告訴民眾,台灣較日本、瑞士等國,「民眾的國內實質購買力相對較高」。 「經過PPP調整後的GDP,的確有反映生活水準,但這樣的回答有點自我安慰。」朱敬一評論:「台灣的經濟,有問題就是有問題,不是用另外一個數據看,就沒有問題。」 真相三: 低物價、低薪資形成購買力幻覺從《今周刊》在今年六月間進行的問卷調查也顯示,大部分民眾都認為,台灣雖然經PPP後的人均GDP很高,但無法反映真實的生活水準。央行苦口婆心,也喚不回台灣人對經濟的樂觀。 而低薪資、低物價,讓大陸遊客來台觀光時驚呼「好便宜」;除了商品便宜,也讓台灣的人才變成「好便宜」,進一步加劇台灣的人才外流。 「央行的說法,等於在告訴民眾:要嘛,你就永遠龜縮在台灣,不要出國;要嘛,你就不要留在台灣工作。」一名智庫主管也指出:「低物價政策,讓台灣變成『低邊際利潤國』(low margin country)。物價低,但廠商利潤也非常低,造成薪水也非常低。這也是央行阻升不阻貶,讓產業過分依賴低匯率的下場。」一名大學教授說:「我們每次去日本或瑞士旅行,都會覺得當地的東西很貴、物價很高。如果要你選的話,你會選像台灣這樣低物價、低薪資;還是像瑞士那樣高物價、高薪資的國家?」而瑞士這個高物價、高幣值的國家,看法就和台灣央行相反。 「的確,瑞士的高物價、高幣值,讓我們的某些東西顯得比其他國家貴,特別是在一些勞動密集的產業,例如剪頭髮。」瑞士央行首席經濟學家科力(Ulrich Kohli)曾在一篇名為「瑞士的成長赤字」(Switzerland's Growth Deficit)文章裡指出。 「但是我們不會每次剪頭髮,都飛去希臘或是馬來西亞。」也就是,內需產業不會受影響;相反地,瑞士購買其他國家進口的東西,因為高幣值,成本較低。「因此我們的高薪資,換來的是貨真價實的高購買力,這絕不是幻覺。」相較起來,央行口中「台灣的實質購買力較高」,不就是幻覺嗎? 我們可以把這樣的國內、國外差距,也就是「購買力幻覺」,用PPP後的GDP與名目GDP的比率來比較。在各國比較中可以看到,有貨真價實購買力的瑞士,在光譜的最左端(見右圖),而台灣則落在與中、低所得國家同列的右端。 瑞士央行在二○一五年《放棄瑞郎兌歐元匯率上限》的報告中就表示:「因為歐元大幅貶值,造成瑞郎兌美元過分貶值。因此,過去的匯率政策已經不適用。」有學者就指出,讓瑞郎放手大幅升值,就是為了維護瑞郎的對外購買力。 反觀台灣,自一九九八年彭淮南上任以來,我們的「購買力幻覺」越來越強。近幾年研究台灣匯率政策的前立委沈富雄就指出,原本台灣還在先進國家之列,但九八年之後,便一路向開發中國家靠近,和我們外匯存底增加的速度,幾乎一致,也讓我們的名目GDP占全球比重逐年下滑。 在位十八年,從一手掌控的理事會、強力壓制輿論、到不可或缺的繳庫大戶,彭淮南創造了一個央行體制:一個只有彭淮南自己能維持的體制。 這一切,都可能只是幻覺,當彭淮南卸任時,幻覺就將破滅。 特別是,當台灣被美國點名干預匯率後,日後與美國的TPP談判必然會要求台灣減少干預。當央行「無痛賺錢」獲利模式被破解,台灣恐會少了這龐大的繳庫支柱,這正是蔡英文政府不容忽視的危機。 癥結: 好的領導人,不應一肩扛「我們現在找不出第二個可以幹總裁的。怎麼可能每年再搞一千八百億元出來?恐怕誰上來都罩不住。」一名卸任的財經官員說。「誰敢當下一任央行總裁?我們不能等到彭淮南卸任後,才討論這件事。」另一名學者說。 只是,現在誰敢討論?中經院院長吳中書雖然對央行政策讚譽有加,也敬重彭淮南,但他也指出:「假設是用更開放的態度,讓大家來討論,不是央行一肩扛。民主社會,也不用反應得這麼敏感,社會自然有公道。」的確,台灣未來會面對的經濟結果,得從現在開始討論。貨幣政策中的許多制度,也得從現在開始改變。 撰文 / 楊卓翰 |
沿江、濱湖低地居民多修堤攔水,圍湖造田,統稱“圩垸”。一旦洪水來臨,圩垸首當其沖,往往成為抗洪的薄弱環節。
1998年洪水過後,政府在治水策略和思想上發生了很大改變,其中實施了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移民建鎮等工程,將湘、鄂、皖、贛4省的圩垸按照單退(退人不退田)和雙退(退人退田)分類實施平垸行洪。盡管如此,在2016年長江流域洪災中,安徽、湖北、湖南多地圩垸失守,仍是防洪的“軟肋”。
圩垸、中小河流等防汛薄弱
根據2015年發布的《長江防禦洪水方案》數據顯示,經圩垸平退和聯圩並圩後,長江中下遊幹流河道內仍有洲攤民垸406個,洲上人口約130萬人,總面積約2500平方千米;洞庭湖區及其鄱陽湖區還有萬畝以下圩垸133個,人口59.77萬人。
今年入汛以來,華南區域出現幾十次區域性暴雨過程,為歷史同期最多。入汛早、暴雨多等情況加劇了大面積的洪澇災害。
安徽官方數據顯示,今年6月18日到7月7日,安徽累計發生千畝以上圩口破圩106處,其中萬畝以上圩口5個。湖北省的數據顯示,截至7月22日,全省已累計有195個湖泊內垸實施破垸分洪,其中主動破垸69個水位,126個內垸被動潰口。
為何破圩數量如此之多?
安徽省防指新聞發言人蔡正中在公開回應時表示:“今年破圩數量比較多的原因,首先是安徽省部分地區遭遇了罕見暴雨。降雨強度大,高度集中;長江一些支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證、超歷史。”與此同時,中小河流和農村堤防防汛標準仍然不達標也是原因之一。“中小河流和農村堤防的防洪標準總體較低。局地出現的大暴雨,大大超過一些支流和農村地區的防禦能力。一些潰破的圩口,多數是漫坡,這些圩口多是小圩口,很多基本沒有經過治理。”
水利部部長陳雷在7月部署防汛抗洪工作時也曾表示:“兩湖眾多圩垸、長江連江支堤防洪標準低、隱患多。”
據了解,我國大江大河的整治,歷來以中央財政為投入主體,特別是從1998年之後,投資力度很大。但是對圩堤而言,根據《河道管理條例》規定,受益範圍明確的堤防、護岸、水閘、圩垸等工程設施,河道主管機關可以向受益的工商企業等單位和農戶收取河道工程修建維護管理費,其標準應當根據工程修建和維護管理費用確定。收費的具體標準和計收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制定。
按照過去的傳統,主要是靠地方政府和受益群眾承擔建設加固任務。
部分受訪學者向1℃記者表示,伴隨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防洪人力明顯不足,2003年開始在農村實施的“一事一議”政策也難以正常組織,導致維護管理費用難以收集和投入不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室主任周宏春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建議,增加小型水利工程的投入勢在必行。“應當拓展資金渠道,多途徑融集資金,如納入各級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建立中長期水利投資機制,建立專門基金,建立生態補償或財政轉移支付機制等,加大對水利工程的投資,在重視重大水利工程建設的同時,應完善水利工程的配套,疏浚農村河流,實現河流安瀾和長治久安。”
湖之進退
圩垸歷史成因複雜,其中人地之爭是原因之一。
圩垸工程可溯源於先秦,唐中葉以來發展很快,北宋以後沿長江向其中遊湖泊地區推廣。這一帶因而成為全國農業中心之一。
圩垸無計劃地過度發展,水利問題隨之顯現:隨著湖區面積的縮小,湖泊對洪水的調節作用下降,水道被逐步堵塞。
南宋以來,太湖下遊泄水不暢加劇了圩區的洪澇災害。明清時曾多次禁築新圩及廢毀不合理的圩岸,但圩田仍是有增無減。洞庭湖區情況相似,明代有圩垸一二百處,到民國時期已增加到一千多處。
解放後,由於受“以糧為綱”思想的影響,圍湖造田一度四處開花。圍墾湖泊,占用河道、洲灘,加之泥沙淤積,打破了江湖原有的平衡,違背自然規律的結果是最終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根據《中國水利報》記載,1996年至1999年,長江中下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4省62萬多戶約242萬人因潰垸受災。江西省僅在1998年大水中潰決的千畝以上圩堤就有240座之多,108.3萬畝耕地受淹,近100萬人受災。
1998年洪水之後,國務院提出了“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的政策措施。
1998年冬,湘、鄂、皖、贛4省開始對長江幹堤之間嚴重阻礙行洪的洲灘民垸、洞庭湖及鄱陽湖區部分防洪標準低的民垸進行平垸行湖、退田還湖。
長江水利委員會防汛抗旱辦公室副主任沈華中接受《新京報》采訪時介紹:“1998年後,國家出資幾十個億對長江中下遊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在1998年洪水中潰決和嚴重礙洪的洲灘民垸實施了‘平垸行洪、移民建鎮’。對影響行洪的洲灘民垸采用既退人又退耕的‘雙退’方式,徹底平毀;對其他民垸采用退人不退耕的‘單退’方式,即平時處於空垸待蓄狀態,一般洪水年份仍可進行農業生產,遇較大洪水年份,則蓄滯洪水。這樣將大大降低運用的損失。1998年來,共平退圩垸1461個,動遷人口241.64萬人,恢複調蓄容積約130億立方米。”
這一變化,被視為“實現了千百年來從圍湖造田到退田還湖的歷史性轉變”。
周宏春向1℃記者表示,總體上看,我國對洪水災害防治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策略也是逐步完善的。在對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的個案調研中了解到,地方不僅出臺了相應的政策法規,出現了退田還湖的一些成功例子,實現了“平垸行洪與行蓄洪區合理開發利用”的協調。但與此同時也,一些地方的湖泊還在被圍墾、被開發。例如,有著“千湖之省”之稱的湖北省,現在的湖泊數量與解放初相比已經大幅度減少。
給水出路,人才有活路
2016年的洪災讓地方政府有了進一步的清醒認識。
7月14日,湖北省第二大湖泊梁子湖破垸分洪。洪水危情暫時緩解,永久性退垸還湖正式啟動,1600多名群眾妥善安置,永久遷出湖區。梁子湖面積就此將增加100余平方公里(1萬余公頃),達到370平方公里。
不僅如此,湖北省政府辦公廳日前了印發《湖北省災後恢複重建總體方案》,其中明確提出要“重點實施白鷺湖等12處退垸(漁、田)還湖建設,對今年汛期分洪調蓄的部分湖泊圩垸實施永久退垸還湖。”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秦尊文對1℃記者說,“只有給水出路,人才有活路。”
湖北退湖邁出歷史性的一步。
據2015年1月出版的《湖北省湖泊誌》記載,20世紀50年代,湖北有百畝以上的天然湖泊1332個;半個多世紀過去,截至2014年僅存728個,減少45%。其中,武漢市水務局編撰的《武漢湖泊誌》統計,目前武漢城區有湖泊40個,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有127個,減少了68%。
湖北省湖泊局綜合監管處處長張笑天曾表示,當代湖北湖泊變遷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一是新中國成立後到上世紀80年代,主要表現為大量圍墾養殖,圍垸防水;二是上世紀末至今,城市建設速度加快,填湖造城現象大量出現。
秦尊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向記者表示,特別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房地產的大開發潮流中,包括武漢在內的很多城市附近的河道、濕地、湖泊被占用了。“包括洞庭湖也縮小了不少,(原本一體的洞庭湖)現在變成東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了。”
“我這里有一張圖,這是洞庭湖。”2010年,國家林業局濕地保護管理中心主任馬廣仁做客人民網環保論壇時說,“1825年的時候,洞庭湖的面積是6270平方公里,到了1835年變成了4700平方公里,到了1949年還有4250平方公里,但是到了2002年,洞庭湖就變成了2650平方公里,比建國初期整整減少了一半。”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流域經濟最大的特色是‘水’,治水是流域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說,“從歷史上看,沒有荊江大堤,就沒有富饒的江漢平原。”
“當然,經濟發展和治水兩者之間當前也存在一些矛盾,如城市沿江、沿湖地區的土地對房地產開發極具吸引力,農民希望把湖泊濕地開發利用,讓生態資源變成‘經濟收益’。”彭智敏分析認為,城區的迅速擴張侵占了大量的湖泊,導致城市蓄水能力下降和洪水下泄通道減少。建在這些低窪處的城市社區往往成為城市內澇的最大受害者。
7月11日,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通報稱,入汛以來,該省分洪內垸總數達到107個,其中主動分洪37個,被動分洪70個。分洪內垸總面積500180畝,按蓄洪深度2.5-3米計算,共計調蓄洪水8.34億-10億立方米,相當於8-10個東湖的正常蓄水量。
這些分洪調蓄內垸所屬湖泊主要有梁子湖、鴨兒湖、保安湖、大冶湖、三山湖、童家湖、龍感湖、赤東湖等;單個內垸面積大多在5000畝以下,5000畝以上的僅21處;主要涉及武漢、黃石、黃岡、鄂州、孝感、鹹寧、荊州等7市州,垸內人口210676人。這些民垸,原本是湖區,大多圍墾於1950年代至1980年代。
湖北正在反思。在7月27日召開的湖北上半年經濟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強調,要針對洪澇災害暴露出來的水利工程建設、生態保護、城市建設等方面的問題,認真深刻反思,著眼長遠科學謀劃,加強江河湖庫堤防整險加固、湖泊水系綜合治理和生態修複、城市地下綜合管廊規劃建設、交通基礎設施恢複重建,全面提升防災減災能力。
周宏春表示,行蓄洪區的規劃建設,需要在應急系統、法律程序、損失評估、利益補償等方面做出保證。實行嚴格的人口政策,合理利用土地資源,完善行蓄洪區的安全設施;在地勢較高的地基上規劃建設小城鎮,部署完善的通訊、報警系統,緊急撤離時應充分利用現有設施,使分洪的命令能迅速下達,最大限度地減少洪水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7日召開會議,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會議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於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
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稿在黨內外一定範圍征求意見的情況報告,決定根據這次會議討論的意見進行修改後將文件稿提請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
會議認為,黨中央就全會兩個文件稿在黨內一定範圍征求意見,目的是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全黨智慧、凝聚全黨共識把文件稿修改好。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
這些意見和建議,反映了全黨同誌對全面從嚴治黨、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的認識和思考,是修改好文件的重要依據。要全面梳理、逐條研究、盡量吸收,把文件制定好,為加強和規範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提供正確指導。
會議強調,歷史經驗表明,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嚴肅認真開展黨內政治生活。
新形勢下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必須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著力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鬥性,著力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著力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著力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黨的團結統一、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努力在全黨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會議認為,黨內監督要尊崇黨章,依規治黨,堅持黨內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相結合,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黨內監督的任務是確保黨章黨規黨紀在全黨有效執行,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重點解決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管黨治黨寬松軟問題,保證黨的組織充分履行職能、發揮核心作用,保證全體黨員發揮先鋒模範作用,保證黨的領導幹部忠誠幹凈擔當。
黨內監督要貫徹民主集中制,依規依紀進行,強化自上而下的組織監督,改進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發揮同級相互監督作用。
黨內監督沒有禁區、沒有例外。各級黨組織要把信任激勵同嚴格監督結合起來,促使黨的領導幹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用權受監督、失責必追究。
會議強調,這兩個文件稿經全會審議通過後,要抓好貫徹落實。中央政治局的同誌要帶頭深入學習、深刻領會,帶頭按照文件規定嚴格要求自己。
要一條一條學習,一條一條領會,牢記在心中,落實在行動上,特別是要在堅定理想信念、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嚴明黨的政治紀律、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保持清正廉潔政治本色、自覺接受黨內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要通過貫徹準則和條例的實際行動,為全黨作出表率,為自己分管的部門和領域、為自己所在的地方廣大幹部作出表率。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相關閱讀】
7次六中全會核心議題都關註了什麽?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領導體制回歸常態,中央全會定期召開,研究黨和國家層面的重大問題。
從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到2011年十七屆六中全會,總共召開了7次六中全會。這7次六中全會都會有一個研究主題,最後通過一個決議(決定),並均有時代背景。
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地評價了建國32年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分清了功過是非,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決議》在改革開放初期做出,對於統一黨內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起到了關鍵作用。
1986年9月召開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闡明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根本任務和基本指導方針,是新時期加強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這次《決議》的一個大背景是,當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有所擡頭,意識形態鬥爭形勢比較突出。《決議》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鞏固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共同思想基礎具有重要作用。
1990年3月召開的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決定》認為人民群眾是我們黨的力量源泉和勝利之本。能否始終保持和發展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直接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盛衰興亡。這個決定對於改革開放新時期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鞏固黨的群眾基礎和政治基礎,具有重要意義。
1996年10月召開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幹重要問題的決議》。《決議》分析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面臨的形勢,總結了經驗和教訓。這次《決議》是10年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發展一段時期的背景下,中央全會再度聚焦精神文明建設,並強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這對於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具有重要作用。
2001年9月召開的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決定》強調了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提出了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指導思想和主要任務,闡述了在黨的作風建設方面的“八個堅持、八個反對”。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黨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和黨的隊伍狀況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決定》聚焦黨的作風建設,對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增強人民群眾的信任基礎、築牢黨的執政基礎具有關鍵作用。
2006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明確提出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工作原則和重大部署,為中國描繪了一幅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路線圖。這個《決定》在改革開放近三十年後聚焦社會問題,是基於對當時中國面臨的轉型矛盾的深刻洞察,是對保護社會和諧、發展社會主義的一次戰略謀劃,對維護中國社會的和諧正義,對保持經濟發展的穩定環境意義重大。
2011年10月召開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總結了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豐富實踐和寶貴經驗,研究部署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這次《決定》對增強社會主義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具有深遠意義。
六中全會現場
明日(2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將刊發社論《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全文如下:
丙申金秋,碩果累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勝利閉幕。這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的歷史節點,在全面深化改革、決勝全面小康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全會充分肯定了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高度評價全面從嚴治黨取得的成就。全會全面分析黨的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系統總結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和實踐,就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作出新的重大部署,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堅強決心和歷史擔當,體現了全黨的共同心聲,對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力量,對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更好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全面從嚴治黨,是這次全會的鮮明主題。作為一個有8800多萬名黨員的大黨,作為一個在有著13億多人口的大國長期執政的黨,黨的建設關系重大、牽動全局。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先後召開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了部署,這次全會專題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這是黨中央著眼於“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出的整體設計,是黨中央治國理政方略的漸次展開、深度推進。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是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課題,也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基礎,黨要管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黨內監督是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保證,黨的執政地位,決定了黨內監督在黨和國家各種監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黨中央決定這次全會制定準則、修訂條例,正是著眼於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結合的一個重大安排。兩個文件最鮮明的特點就是繼承和創新的有機統一,既深入總結了我們黨在加強自身建設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繼承了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制度規定、發揚了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又全面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生動實踐,對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進行了集納,並深入分析新形勢下黨的建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直面當前黨內政治生活和黨內監督存在的突出問題,聚焦黨員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這個“關鍵少數”,形成了新的制度安排,實現了黨內政治生活和黨內監督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為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要凝聚全黨、團結人民、戰勝挑戰、破浪前進,保證我們黨始終成為堅強有力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力量,黨中央、全黨必須有一個核心。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新局面,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成就,實現了黨和國家事業的繼往開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的偉大鬥爭實踐中已經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這次全會,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願,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根本保證,是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迫切需要。這對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領導,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更好凝聚力量抓住機遇、戰勝挑戰,對全黨團結一心、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對保證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歷史使命越光榮,前進道路越寬廣,就越需要我們黨謀劃全局、引領方向。全會決定,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這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黨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堅定信心,奮發進取,進一步做好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特別是要切實做好思想理論準備工作、組織準備工作、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意識形態工作,切實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召開。
夢想照亮前方,奮進正當其時。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全面深入貫徹本次全會精神,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不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繼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更加紮實地把黨中央的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處,萬眾一心、眾誌成城,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
(2016年10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於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
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197人,候補中央委員151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和有關方面負責同誌列席會議。黨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層同誌和專家學者也列席會議。
全會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作了重要講話。
全會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審議通過了《關於召開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習近平就《準則(討論稿)》和《條例(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
全會充分肯定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認為,面對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央政治局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把握時代大勢,回應實踐要求,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協力、苦幹實幹,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邁出重大步伐,黨和國家各項工作取得新的重大進展。
全會高度評價全面從嚴治黨取得的成就,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堅定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集中整飭黨風,嚴厲懲治腐敗,凈化黨內政治生態,黨內政治生活展現新氣象,贏得了黨心民心,為開創黨和國家事業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證。
全會總結了我們黨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歷史經驗,分析了全面從嚴治黨面臨的形勢和任務,認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黨要管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為更好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經受“四大考驗”、克服“四種危險”,有必要制定一部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準則。
全會強調,新形勢下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必須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著力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鬥性,著力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著力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著力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黨的團結統一、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努力在全黨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全會強調,新形勢下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重點是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關鍵是高級幹部特別是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高級幹部特別是中央領導層組成人員必須以身作則,模範遵守黨章黨規,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堅持率先垂範、以上率下,為全黨全社會作出示範。
全會提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必須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務。全黨同誌必須把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作為畢生追求,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以實際行動讓黨員和群眾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強大力量。全黨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黨的各級組織必須堅持不懈抓好理論武裝,廣大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自覺抓好學習、增強黨性修養。
全會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也是黨內政治生活正常開展的根本保證。必須全面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任何時候都不能有絲毫偏離和動搖。全黨必須聚精會神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根本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必須勇於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堅定不移實施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必須把堅持黨的思想路線貫穿於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全過程,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考察識別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首先看是否堅定不移貫徹黨的基本路線。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態度曖昧,不能動搖基本政治立場,不能被錯誤言論所左右。
全會提出,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全黨令行禁止,是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所系,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全黨必須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黨的各級組織、全體黨員特別是高級幹部都要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向黨中央決策部署看齊,做到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
全會提出,紀律嚴明是全黨統一意誌、統一行動、步調一致前進的重要保障,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必須嚴明黨的紀律,把紀律挺在前面,用鐵的紀律從嚴治黨。堅持紀律面前一律平等,遵守紀律沒有特權,執行紀律沒有例外,黨內決不允許存在不受紀律約束的特殊組織和特殊黨員。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對黨忠誠老實、光明磊落,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如實向黨反映和報告情況,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反對弄虛作假、虛報浮誇,反對隱瞞實情、報喜不報憂。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不準以任何理由和名義縱容、唆使、暗示或強迫下級說假話。黨內不準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諛奉承。對領導人的宣傳要實事求是,禁止吹捧。黨的各級組織必須擔負起執行和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責任,堅決防止和糾正執行紀律寬松軟的問題。
全會提出,我們黨來自人民,失去人民擁護和支持,黨就會失去根基。必須把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作為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全黨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為群眾辦實事、解難事,當好人民公僕。堅持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決不允許在群眾面前自以為是、盛氣淩人,決不允許當官做老爺、漠視群眾疾苦,更不允許欺壓群眾、損害和侵占群眾利益。必須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多到條件艱苦、情況複雜、矛盾突出的地方解決問題,千方百計為群眾排憂解難。對一切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的行為,要嚴肅問責追責,依紀依法處理。
全會提出,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黨內政治生活正常開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堅持集體領導制度,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始終堅持,任何組織和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以任何理由違反這項制度。各級黨委(黨組)必須堅持集體領導制度,領導班子成員必須增強全局觀念和責任意識,黨委(黨組)主要負責同誌必須發揚民主、善於集中、敢於擔責,領導班子成員必須堅決執行黨組織決定。
全會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是黨內政治生活積極健康的重要基礎。黨內決策、執行、監督等工作必須執行黨章黨規確定的民主原則和程序,任何黨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壓制黨內民主、破壞黨內民主。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黨的各級委員會作出重大決策部署,必須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和建議。必須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保障黨員民主權利,落實黨員知情權、參與權、選舉權、監督權,保障全體黨員平等享有黨章規定的黨員權利、履行黨章規定的黨員義務,堅持黨內民主平等的同誌關系,任何黨組織和黨員不得侵害黨員民主權利。暢通黨員參與討論黨內事務的途徑,拓寬黨員表達意見渠道,營造黨內民主討論的政治氛圍。黨員有權向黨負責地揭發、檢舉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黨員違紀違法的事實,提倡實名舉報。
全會提出,堅持正確選人用人導向,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組織保證。選拔任用幹部必須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持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幹部標準。黨的各級組織必須自覺防範和糾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種種偏向。黨的各級組織要旗幟鮮明為敢於擔當的幹部擔當,為敢於負責的幹部負責。堅決禁止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等行為,堅決禁止向黨伸手要職務、要名譽、要待遇行為,堅決禁止向黨組織討價還價、不服從組織決定的行為。任何人都不準把黨的幹部當作私有財產,黨內不準搞人身依附關系。規範和純潔黨內同誌交往,領導幹部對黨員不能頤指氣使,黨員對領導幹部不能阿諛奉承。建立容錯糾錯機制,寬容幹部在工作中特別是改革創新中的失誤。
全會提出,黨的組織生活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和載體,是黨組織對黨員進行教育管理監督的重要形式。必須堅持黨的組織生活各項制度,創新方式方法,增強黨的組織生活活力。全體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增強黨的意識,時刻牢記自己第一身份是黨員。要堅持“三會一課”制度,堅持民主生活會和組織生活會制度,堅持談心談話制度,堅持對黨員進行民主評議。領導幹部必須強化組織觀念,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和個人有關事項必須按規定按程序向組織請示報告。
全會提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強身治病、保持肌體健康的銳利武器,也是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必須堅持不懈把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必須堅持實事求是,講黨性不講私情、講真理不講面子。黨員、幹部必須嚴於自我解剖,對發現的問題要深入剖析原因,認真整改。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對各種不同意見都必須聽取,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帶頭從諫如流、敢於直言。
全會提出,監督是權力正確運行的根本保證,是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舉措。必須加強對領導幹部的監督,黨內不允許有不受制約的權力,也不允許有不受監督的特殊黨員。要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形成有權必有責、用權必擔責、濫權必追責的制度安排。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幹部必須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決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對涉及違紀違法行為的舉報,對黨員反映的問題,任何黨組織和領導幹部都不準隱瞞不報、拖延不辦。涉及所反映問題的領導幹部應該回避,不準幹預或插手組織調查。
全會提出,建設廉潔政治,堅決反對腐敗,是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務。必須築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和制度防線,著力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修養、講道德、講誠信、講廉恥。各級領導幹部是人民公僕,沒有搞特殊化的權利,要帶頭執行廉潔自律準則,自覺同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作鬥爭,註重家庭、家教、家風,教育管理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禁止利用職權或影響力為家屬親友謀求特殊照顧,禁止領導幹部家屬親友插手領導幹部職權範圍內的工作、插手人事安排。要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黨內決不允許有腐敗分子藏身之地。
全會強調,黨內監督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尊崇黨章,依規治黨,堅持黨內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相結合,增強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全會指出,黨內監督沒有禁區、沒有例外。各級黨組織應當把信任激勵同嚴格監督結合起來,促使黨的領導幹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用權受監督、失責必追究。黨內監督要貫徹民主集中制,依規依紀進行,強化自上而下的組織監督,改進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發揮同級相互監督作用。
全會強調,黨內監督的任務是確保黨章黨規黨紀在全黨有效執行,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重點解決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管黨治黨寬松軟問題,保證黨的組織充分履行職能、發揮核心作用,保證全體黨員發揮先鋒模範作用,保證黨的領導幹部忠誠幹凈擔當。黨內監督的主要內容是遵守黨章黨規和國家憲法法律,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堅持民主集中制,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責任,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堅持黨的幹部標準,廉潔自律、秉公用權,完成黨中央和上級黨組織部署的任務等情況。
全會指出,黨內監督的重點對象是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要建立健全黨中央統一領導,黨委(黨組)全面監督,紀律檢查機關專責監督,黨的工作部門職能監督,黨的基層組織日常監督,黨員民主監督的黨內監督體系。
全會強調,黨的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全面領導黨內監督工作。黨委(黨組)在黨內監督中負主體責任,書記是第一責任人,黨委常委會委員(黨組成員)和黨委委員在職責範圍內履行監督職責。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要履行監督執紀問責職責。黨的工作部門要加強職責範圍內黨內監督工作。黨的基層組織要監督黨員切實履行義務,維護和執行黨的紀律。黨員要積極行使黨員權利,加強對黨的領導幹部的民主監督。
全會強調,各級黨委應當支持和保證同級人大、政府、監察機關、司法機關等對國家機關及公職人員依法進行監督,人民政協依章程進行民主監督,審計機關依法進行審計監督。要支持民主黨派履行監督職能,重視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提出的意見、批評、建議。要認真對待、自覺接受社會監督。
全會強調,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是全黨的共同任務,必須全黨一起動手。各級黨委(黨組)要全面履行領導責任,著力解決突出問題,把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各項任務落到實處。
全會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召開黨的十九大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黨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堅定信心,奮發進取,進一步做好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特別是要切實做好思想理論準備工作、組織準備工作、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意識形態工作,切實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召開。
全會按照黨章規定,決定遞補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趙憲庚、鹹輝為中央委員會委員。
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王瑉、呂錫文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範長秘、牛誌忠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王瑉、呂錫文、範長秘、牛誌忠開除黨籍的處分。
全會號召,全黨同誌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全面深入貫徹本次全會精神,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不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繼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確保黨團結帶領人民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11月9日,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許昆林在發改委新聞發布會上表示,8日上午,神華集團、中煤能源集團已和華電集團、國家電投集團簽訂了中長期合同。
煤炭龍頭企業帶頭降價和帶頭簽訂長協協議的舉動已經影響到了市場變化,政府調控煤價已有越來越強的主動權。9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報收於606元/噸,環比下行1元/噸,結束了此前連續十八期上漲的局面。
535元/噸是基礎價 價格機制隨市場波動
許昆林透露,與以往定量不定價的合同不同的是,中長期合同定了一個較長的周期。
“第一是有明確的定價機制,此次合同確定5500大卡動力煤的基礎價為535元/噸,在這個基礎上參照市場的變化做相應的調整。第二是有履約保障,增加了一些履約監管和違約責任的相關內容。第三是國家有關方面會給予相應的支持,鼓勵供需雙方簽訂年度中長期合同,將會在安全高效先進產能釋放中,優先支持簽訂中長期合同的企業,比如在期限上暫時不做限定。鐵路總公司也會在運力上給予優先保障,為這個合同履約創造良好的條件。”許昆林說。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合同確定5500大卡動力煤的基礎價為535元/噸,與市場目前700元左右的價格差距較大,主要源於市場上的投機因素較大。
“簽約能夠穩定價格,逐漸形成中長期協議。煤電和運輸應該建立長期協議,不應該全部變成現貨。因為全部現貨有很大的風險,資本的力量很大,加上中間商投機都會有一定影響”,韓曉平說。
集成期貨煤炭研究員鄧舜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基礎價格雖與現行價格有價差,但535元/噸不是一口價,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需要市場來調整。
“這一價格比之前預期要低,業內普遍認為不看好明年長協的走勢。如果基礎價格能夠與市場波動有效連接,煤電雙方在535元/噸的價格下都有一定利潤,雙方都能接受。”鄧舜說。
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運行調節局副巡視員魯俊嶺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基礎價格顯示出雙方對市場走勢的判斷是理智的,沒有受到近期煤炭價格非理性過快上漲的幹擾。一定程度上看出我國煤炭價格的合理區間。如果實際價格過高或者過低,偏離了市場能接受的價格,都不可持續,市場也不能接受。
央企帶頭示範作用
此次參與簽約的神華集團、中煤能源集團、華電集團和國家電投集團均為煤炭和電力企業體量較大的央企。鄧舜認為,四大央企帶頭簽約,本身也是一種政治表態,相信其他企業會逐漸跟進。
韓曉平也認為,四個企業簽訂協議,會相應帶動其他企業。運輸保障上,四個已簽訂協議的企業享有鐵路、港口等方面的優先權,會加大其他企業的經營困難,這樣越來越多的企業會和大型國企簽協議,形成良性循環。
對於合同的執行力度,多位業內專家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需要繼續觀察。
韓曉平認為,長協的價格比較難固定,需要國家通過政策來長期穩定價格,電價也相應作出調整。難度在於目前電力改革也處在不成熟階段,電力價格始終沒有長期協議的機制,電網公司也不願承擔這樣的責任,這使得協議鏈條無法穩定建立。
華北電力大學教授曾鳴此前表示,要充分發揮合同的法規約束效應,供需雙方必須嚴格執行,政府也要加大力度嚴格監管,尤其要加大違反合同的懲罰力度。“特別是電煤合同,因為電力的公共事業屬性很強,保證電煤供應,除了市場合同,政府還要幹預。”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希望龍頭企業能夠帶頭承擔穩定市場的責任,並給予一定的政策鼓勵企業履責。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在昨日的簽約現場表示,國家鼓勵支持煤電供求雙方簽訂中長期合同,在安全高效先進產能釋放中,將優先支持簽訂中長期合同的企業,並將加強相關市場主體信用建設和信用監管,營造合同執行的良好社會環境,做好監督服務協調保障工作。
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孟建民表示,希望其他中央煤炭企業和發電企業從大局出發,高度重視、統一認識、積極協商、共同研究,努力克服困難,加快推進中長期協議簽訂工作,全力保障能源供給安全,為國民經濟健康運行做出積極貢獻。
15日從中紀委網站獲悉,經中央批準,十八屆中央第十一輪巡視將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央黨校、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編譯局、中國外文局、光明日報社、中國日報社、經濟日報社、中國浦東幹部學院、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中國延安幹部學院、中國工程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行政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中國作家協會、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中國法學會、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中國紅十字會、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等27個單位黨組織開展專項巡視,同時對北京、重慶、廣西、甘肅等4個省區市進行“回頭看”。
截至目前,中央巡視組已全部進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