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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稅改實踐，中國逐步建立現代稅收制度

自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已過去了40年，40年間我國經濟社會飛速發展，而稅收制度也隨之發生了重大改革。一方面稅收制度的改革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也塑造了我國逐漸形成具有競爭力的稅收體系。縱觀我國稅制改革40年的歷程，與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程度密切相關，具體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兩步利改稅階段

改革開放是促進我國形成市場經濟的重要動因，市場經濟的確立打破了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其中兩步利改稅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所謂的利改稅，即將利潤上繳國家的收入分配格局改為企業向國家上繳稅收的收入分配格局。顯然，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容納更多的市場主體，用上繳利潤的方式不具有廣泛的可操作性，也不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據。而以稅收作為國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通用做法，因此，兩步利改稅在我國形成市場經濟的階段發揮了積極作用。從另一個角度看，正因為改革開放使市場經濟得以確立，原有的利潤上繳方式也無法與市場經濟相適應，因此，才會以推進利改稅的方式去順應市場經濟及改革開放的發展。

兩步利改稅的第一步主要指1983年我國通過稅收來規範國家與國營企業的利潤分配關系，即國營企業由上繳利潤改為繳納所得稅。對於盈利的國營企業征收55%的所得稅，稅後利潤的一部分采取多種形式上繳國家，余下部分企業適用。對國營小型企業，按八級超額累進稅率繳納所得稅，稅後利潤原則上歸企業使用。

第二步的利改稅是指以稅代利，即國家對於國營大中型企業實現的利潤繼續按55%的稅率征收所得稅後，對剩余較多的企業再征收國營企業調節稅，其余的全部留給企業。

兩步利改稅，最重要的意義在於確定了國家通過稅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模式，順應了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從中也可見，改革開放後，我國選擇用財稅體制改革作為經濟改革的突破口，率先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收統支模式，大大激發了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拉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這一階段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分開、放權讓利、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在國營企業管理和利潤分配上，突破了過去將國營企業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進行直接管理的模式，對國營企業先後實行了企業基金利潤留成、盈虧包幹、利改稅等制度，促進了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

稅制雙軌制階段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越來越多的外資進入到中國的市場，但是，當時的市場準入制度對於外資企業有一定的限制，因此，為了有效平衡內資與外資之間的關系，1994年我國的稅制改革對於外資企業給予了較大的稅收優惠，內外資企業采用雙軌制的稅收制度。其主要原因在於，在市場準入方面外資企業無法完全享受國民待遇，因而在稅收制度的安排上給予了超國民待遇，以鼓勵更多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並且把更多的利潤及項目留在中國。

以企業所得稅為例，在稅制雙軌制的階段，內外資企業適用不同的企業所得稅制度，其中內資企業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高達33%，而外資企業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僅為24%或15%，在此基礎上還存在著大量的區域性稅收優惠，各種名目繁多的免稅期或減半征收稅收優惠。據調查，當時的外資企業實際平均稅負在13%左右，而內資企業實際平均稅負在25%左右，差距較大。因此，在這個階段，內資企業普遍存在成本費用補償不足的問題，其稅負高達外資企業的兩倍，抑制了內資企業的發展，並且刺激一部分的國內企業搞假合資，以便通過降低稅負獲得更高的利潤。

但是，這一階段的稅制雙軌制依然存在積極的歷史意義。自1992年鄧小平同誌南方談話，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始進入到活躍期，大量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對於我國的資本輸入、技術輸入以及人才的輸入均具有積極的意義，為後來我國經濟的飛躍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而當時的稅收制度對於外資企業的傾斜，雖然造成了內資企業的不平等待遇，但是作為稅收激勵，在促進外資的流入方面取得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客觀地評判，當時實行的稅制雙軌制對於推進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是有效、正面和積極的舉措。

統一稅制階段

2001年12月，我國經過了漫長而艱難的談判，成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標誌著我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下，商品、貨物及勞動力自由流動。因此，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各種的貿易壁壘及市場壁壘必然需要消除，而外資企業也隨之享受國民待遇。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改革開放面臨著新的難題，既然內外資企業均享受了相同的國民待遇，可是在稅制的設計上，內資企業需要承受外資企業兩倍的稅收負擔顯然是不合理的，也不利於我國內資企業參與國際貿易及競爭。因此，統一內外資稅收制度成為了必然的要求。

2008年，我國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予以統一，正式頒布了《企業所得稅法》。在新法中，無論在稅率、稅基，還是稅收優惠、納稅期限等多個方面均給予了統一。其中，將區域性稅收優惠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僅保留經濟特區、民族自治地區以及西部大開發等有限的區域性稅收優惠。《企業所得稅法》的頒布在我國現代稅制改革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統一了內外資企業稅收制度，為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營造了公平的稅收環境，有利於內資企業的發展壯大及進一步的改革開放。

二是建立了稅收法定主義的宗旨。我國的稅收制度包含有十多個稅種，其中稅收總額最大、對企業影響程度最深的兩個稅種分別是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迄今為止，我國的增值稅制度尚未立法，並且絕大多數的稅種需要爭取在2020年立法。因此，2008年《企業所得稅法》的頒布對於促進我國稅收法定主義具有積極的意義，而依法納稅是一個開放經濟的必備基礎。

三是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稅收制度，為我國後期加入國際稅收合作、參與國際稅收新秩序的重塑奠定了基礎。我國《企業所得稅法》是經過了與世界各國進行廣泛對比及借鑒而形成的，因此，在稅制的設計上，諸項稅制要素的設計均考慮到了稅制的摩擦與協調問題，力求盡量實現稅制的趨同，提高我國的稅制競爭力。10年過去了，國際稅收領域有了新的發展，其中各國合作而形成的《實施稅收協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的多邊公約》（下稱“BEPS公約”）便是全球包容性增長框架中的重要內容。具體而言，BEPS有十五項行動計劃，其中第五項是有害稅收。假設一個國家簽署了BEPS公約，則根據BEPS第五項行動計劃，需要接受OECD財政事務委員會（CFA）的同行審議，如果該國的稅收優惠被認定為有害稅收，則需要進行調整。因此，假設2008年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立法沒有考慮到稅制的國際協調問題，恐怕今天我國加入國際稅收的合作需付出更高的成本。

在企業所得稅兩法合並之後，我國進行了統一內外資稅收制度的一系列的改革，例如車船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牌照稅的統一，房產稅和城市房地產稅的統一，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內外資企業的統一等。這一階段的稅制改革，主要著力點在於在開放環境下保障內外資企業公平的稅收環境。當然，這一階段改革開放已逐步進入到了開放經濟的更高階段，體現出消除壁壘、要素自由流動的特點。

現代稅制階段

改革開放40年，第四個階段是現代稅制階段。這一階段，國際經濟增長趨勢向好，全球經濟增長率回升，勞動力市場持續複蘇，投資總量增長強勁，許多國家的公共債務水平也漸趨於穩定或下降。但是，低工資增長抑制了消費增長，生產率仍處於較低水平。地區間不均衡發展的現象依然顯著，但形勢趨緩。稅收政策在支持經濟增長上發揮了更明顯的作用，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稅制改革作為發展經濟的重點，並將其作為國家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內容。因此，各國努力推進稅制改革與國際稅收合作。

同時，我國與美國、阿根廷、法國、拉脫維亞等國家相繼實施了大規模的全面稅收改革，引發全球性的稅改浪潮。一方面，對原有稅制的不合理之處進行改革以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另一方面，趨同部分稅制要素以適應國際稅制的變化。因此，這一階段稅制改革最為鮮明的特征是國際稅收秩序的重塑與合作。也就是並非孤立地看待一個國家的改革開放，也並非孤立地看待一個國家的稅制改革，而是站在全球包容性增長的框架下，去看待一個國家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度以及稅制的融合度。國與國之間的稅制相互影響、相互傳導，從而影響世界經濟的開放及發展格局。因此，現代稅制的建立具有迫切的時代意義。

當然，現代稅制的核心在於“現代”二字，關於何謂“現代”，我有以下幾點想法：

首先，現代稅制應該體現出其能夠適應於經濟與財政的可持續性發展。雖然，根據目前所了解到的情況，全球稅制具有直接稅減稅的趨勢，例如企業所得稅，從2000年至2018年，OECD國家的平均所得稅稅率由32.6%下降到23.9%，而非OECD國家的平均所得稅稅率由30.3%下降至22.8%。去年美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降低至21%。但是，由於直接稅的減少，財政可持續性問題堪憂。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減稅趨勢的帶動下，許多發展中國家也紛紛減稅，因為其擔心失去稅制競爭力，影響到外國資本的對內投資。但是，由於這些發展中國家本身的財力並不強，所以減稅會影響到其財政的可持續性，進而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性，因此，為了應對財政赤字的問題，有些國家不得不通過加強征管等手段來保障財政收入，而這會導致企業遵從成本的上升，抑制了企業的競爭力。因此，現代稅制的設計必須要考慮到本國經濟實力的客觀情況，應站在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角度去進行頂層設計。

其次，現代稅制的設計應考慮到國際稅收的合作與協調。改革開放40年，我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的融合度在進一步提高，已成為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目前，我國對於自身國際經濟的參與度，已不能僅僅局限於參與二字，更應該增強話語權，不但要反映自身的訴求，更重要的是要積極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全球收益分配格局的改變必然需要重塑國際稅收新秩序，而新的秩序又要求各國去反思本國的稅制，使其能夠減少與國際稅制發展趨勢的摩擦，建立能夠順應國際經濟發展與合作的現代稅制。

以全球近80個國家共同達成的BEPS公約為例，其對於征稅權的界定原則為經濟行為產生及價值創造所在地，由此產生了屬地制與全球征稅原則的轉變。無疑屬地制原則更能體現出BEPS公約中所主張的征稅原則，但是，目前還有不少的國家采用全球征稅原則。隨著經濟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深入，這其中的沖突必然需要依靠稅制的改革與協調加以解決。

最後，現代稅制應該能夠順應數字經濟等全新商業模式的產生及發展。在數字經濟的背景下，國際稅收規則受到巨大的挑戰，如何對數字經濟進行常設機構的認定，避免逃稅避稅成為國際關註的焦點問題。

OECD在BEPS行動計劃方案中給出了關於數字經濟的建議方案，歐盟提出了支持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和中小企業在線業務增長的行動計劃作為其數字市場戰略的一部分，美國稅改中的BEATS條款寫入數字經濟中期報告，作為數字經濟臨時性征稅方案，預計到2020年達成一個長期解決方案。因此，現代稅制的設計必然要順應數字經濟等全新商業模式的產生及發展。隨著數字經濟、互聯網等新經濟形態的飛速發展以及各國反避稅調查的深入，跨國公司不斷研究新的避稅方式，其形式愈隱蔽、手段更豐富。因此，現代稅制的設計需要考慮到由於數字經濟的發展所帶來商業模式的調整而產生的新的征稅難度，需要與時俱進，全面覆蓋，形成開放經濟背景下更為公平有效的稅收環境。

縱觀改革開放40年，我國的稅制隨著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而不斷完善，總體而言，稅制在這40年間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未來，在建立現代稅制方面，我國還需要不懈努力，而根本的著力點必須用全球視野深化稅制改革及完善頂層設計。

（作者系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

省級國地稅料本月合並，稅收規範公平將提升

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合並即將邁出關鍵一步，這將直接影響80多萬國地稅系統在職幹部，更間接影響億萬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

第一財經記者從多位稅務人士處了解到，省（自治區、直轄市）級層面的國稅和地稅機構有望在6月份正式合並。這將是3月公布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下稱《方案》）明確省級和省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後，國地稅合並邁出的第一步，這也將宣告分設了24年的國地稅將成為歷史。

不過，多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專家和稅務人員表示，國地稅合並還面臨不少挑戰，比如機構合並帶來的人事安排難題，合並後對地方財力影響，稅務總局與地方雙重領導機制如何建立等。而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方案正在設計中，以確保改革順利推出。

6月1日，在北京召開的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對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進行動員部署。他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在改革實施中不能講條件、不能搞變通、不能打折扣，確保改革圓滿完成。

韓正出席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座談會

掛牌在即

1993年之前，省及省以下級地方政府只有一個稅務局，負責所有稅收和非稅收入征收，匯總收入後中央從中抽成。但當時地方通過多種手段導致中央獲得的收入占比持續減少。為了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分設國稅和地稅，國稅負責征收中央稅收收入，地稅則負責征收地方稅收收入。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地稅分設漸漸弊大於利，企業抱怨多頭收稅的聲音愈來愈大，而且國地稅執法尺度不一也讓不少企業困擾。隨著地方主體稅種營業稅被改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的增值稅之後，增值稅成為第一大主體稅種，共享稅成為稅收主體，這也為國地稅合並奠定基礎。

在此背景下，《方案》稱，為降低征納成本，理順職責關系，提高征管效率，為納稅人提供更加優質高效便利服務，將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具體承擔所轄區域內各項稅收、非稅收入征管等職責。

關註國地稅合並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範子英告訴第一財經，這次國地稅合並異常複雜。既涉及垂直管理的國稅系統，又涉及橫向交叉的地稅系統，這是歷史上很少見的。另外這次合並還直接關系到國地稅機構在職幹部80多萬人的工作問題，人數非常多，占整個公務員隊伍的十分之一。因此改革想要平衡各方面關系有不少挑戰。

一位稅務系統資深人士告訴第一財經，6月下旬各省份的國地稅將正式合並掛牌。另外三名地方稅務人士也證實，自己所在省國地稅局將在6月正式合並。此外，多個省份地稅局的牌匾也正在被修改。

韓正在5月10日調研北京市國稅局和地稅局後，6月1日在上述座談會上部署國地稅征管體制改革，這也被外界視為國地稅合並正式啟動的重要信號。

韓正調研北京市國稅、地稅局

人員安置挑戰大

跟其他機構合並碰到的最直接問題相同，合並後的80多萬稅務幹部的工作和職位如何安排，實現平穩過渡？上述多位稅務人士告訴第一財經，目前上面已經明確了不讓一個人下崗。

韓正在北京市國稅、地稅局調研時強調，要充分考慮幹部職工的切身利益，給他們吃下“定心丸”。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合並之後兩個稅務機構職能重組，人員必然會大量溢出，而且也很難分流到其他部門。為了確保改革平穩過渡，一般都會用幾年時間內部慢慢消化，靠老人退休和少招新人來解決。

範子英認為，在人員安置中，國地稅機構合並後領導幹部如何安排是一大難點，幹部任免和升遷都是難題。

比如，某省份國稅局領導專欄中共有10人，該省地稅局領導一欄中共有6人，國地稅合並後不可能有16名領導編制，如何解決這一難題？

“如果不能擔任實職，一般來說會保留相應的待遇，這個問題不算特別嚴重。”馮俏彬說。

為了化解國地稅合並領導幹部安置難題，部分省份主動作為，將地稅局領導調到其他部門。不過，也有部分地方相反。“我去地方發現，有些地稅部門突擊提了一批幹部，因為這些幹部在合並以後可能享受高一級別的待遇。”範子英說，對於這種情況，應該采取人事凍結。

由於國地稅待遇不一，合並後如何平穩過渡也是需要考慮的。範子英表示，在人員待遇方面不應該“一刀切”，需要用最大的包容性解決這個問題，通過時間來換取改革空間，逐步統一待遇。

在前述座談會上，韓正表示，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時間緊、任務重。要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圍繞實現目標明確解決問題的政策措施。要加強組織領導和協調配合，各級稅務部門要積極承擔主體責任，各級黨委政府要履行好共同責任，各相關部門要履行好支持責任。要嚴守紀律規矩，加強對紀律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嚴肅查處改革中的違紀行為。

“國家對機構合並、幹部安排上有經驗，可以妥善處理人員安置問題。而且國地稅人員合並，稅收征管力量整合後效率將會提高。”山東財經大學財稅研究中心主任潘明星對第一財經說。

央地關系需要協調

為了加強非稅收入和社會保險資金征管效率，《方案》明確，合並後的稅務機關將統一征收非稅收入和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等各項社會保險費。韓正在上述座談會上表示，按照成熟一批、劃轉一批的原則，穩妥有序開展社會保險費和非稅收入征管職責劃轉。

另外，《方案》還明確，國稅地稅機構合並後，實行以國稅總局為主與省級政府雙重領導管理體制。韓正強調，要認真落實雙重領導管理體制，建立健全職責清晰、運行順暢、保障有力的制度機制。

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國地稅合並存在的一大問題是地方擔心財政收入能否得到保障。因為以前地稅局征收的收入歸地方，而現在國地稅合並後，這一收入中央與地方如何做好分賬？另外分賬後，財政資金劃轉到地方的賬上也存在時間差。地方政府不能像以前那樣掌控稅務局，這也讓地方政府心里感覺沒底。

她認為，目前國地稅合並對地方財政收入的影響，需要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地方稅體系構建等改革協同起來，最怕改革脫節造成地方為了籌集收入使勁兒賣地。

範子英認為，此次國地稅合並看上去僅僅是稅務系統改革，實際上會對未來中國的地方經濟和地方政府行為產生深遠影響。國地稅合並意味著收緊地方政府的稅收征管權，地方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也就少了一個抓手，料難再采用以前的稅收優惠來招商引資。由於收入端的手段失效，地方政府難免會增加支出端的手段，也就是用財政補貼的方式替代給企業的稅收優惠。雖然不能排除這樣的地方行為，但是相比隱性的稅收優惠，違規的財政補貼更容易被監管。

“另外稅務部門征管範圍的擴大，也會消除之前部門間的信息壁壘，強化一些非稅收入的征繳，可以預期的是社保基金繳費收入將會明顯增加，這有利於建立可持續性的社保基金制度。但也要警惕這可能帶來企業稅負上升。”範子英告訴第一財經。

潘明星表示，國地稅合並統一了監管尺度，這是公平稅負的必要措施，也有利於國家治理現代化。

範子英稱，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說，國地稅合並有利於形成一個規範、高效的稅制。地稅系統的征收率過低，表面上造成了法定稅率和實際稅率的脫節，實質上也對稅法的權威性產生沖擊，沒有做到應征就征。企業在納稅過程中與地方政府討價還價，對納稅的程度缺乏準確的預期。

“國地稅合並之後，垂直管理的體制將在很大程度上規避這種問題，征收率的提升會縮小法定稅率和實際稅率的差異。但從企業角度來說，實際稅負或許會有增加。考慮到近期的減稅政策，特別是增值稅稅率三檔並兩檔，這些法定稅率的下降，將在很大程度上對沖實際稅率上升的負面影響。”範子英說。

資本偏愛“土豪”項目 社區養老院急需土地、稅收政策扶持

經過多次反複考察之後，王大爺把80歲的老伴送到社區養老院照顧。由於子女在國外，老伴生活不能自理後，一直都是由他來親自照顧。隨著年事漸高，王大爺感到已經力不從心了。

好在這家名叫寸草春暉學知園的養老院就在他家小區附近。白天，王大爺會溜達到養老院，陪著老伴聊聊天、讀讀報，晚上再回家休息。這樣，不僅他身上的擔子輕松了許多，而且老伴也能得到更加專業的照顧。

當少子化與老齡化共同浮現，一旦家中出現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對整個家庭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當居家養老難以為繼之時，嵌入式、社區化的小型養老院成為老年人的首選。

雖然有龐大的潛在客戶群，但社區養老院發展並沒有想象中那麽蓬勃，各路資本最青睞的仍然是高端養老社區和養老地產等“土豪”項目。

第一財經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社區養老機構的主力民辦養老院普遍面臨著融資難、留人難和老年人支付能力不足等問題。與這些相比，最讓社區養老院經營者“吃不消”的還是快速上漲的房租地租。

寸草春暉養老護理院董事長王小龍對第一財經記者直言不諱地說，房地產方面的快速上漲，使像養老這樣的民生行業面臨著巨大的成本壓力；國家出臺的一系列優惠政策，也難以抵消房租上漲對養老行業的不利影響。

社區養老院對接剛需

全國老齡委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41億人，已占全國總人口的17.3%——而國際標準占比為7%。僅2017年，新增加的老年人口就超過1000萬人。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齡化程度全國領先。以北京為例，截至2016年底，全市60歲及以上戶籍老年人口約329.2萬人，占戶籍總人口的24.1%，其中，16.49萬確定為失能老年人。

從統計數據來看，雖然我國老齡人口總數不小，但低齡活力老人占到主體；80歲以上高齡老人有2600萬，只占11%。對於絕大部分低齡活力老人來說，居家養老是最好的選擇。

然而，正如美國外科醫生阿圖·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別》一書中說，老年是一系列連續不斷的喪失，所有的喪失最終會積累到一個點。到這個點時，老人們的身體和精神就沒有能力獨自應付生活的日常要求。

王小龍表示，一旦老人不幸成為失能半失能者，居家養老就會變得不太現實，當老人身體需要護理而家庭難以承擔時，入住養老機構就會成為剛需。社區養老機構的定位就是家里沒法照顧的老人得到及時救治，並輻射居家養老。

7年前，社會保障科班出身的王小龍和5位清華同學共同投資1000萬元，在北京成立了一家社區型養老機構。王小龍的博士論文關註的便是“融合式養老”，他認為不能簡單把居家、社區和機構養老分割，而是要把它們有機融合，寸草春暉就是“機構-社區-居家一體化養老模式”的實踐。

從2011年至今，寸草春暉已經在北京連開了六家連鎖養老院。在僅靠口碑相傳之下，每家新開的養老院在半年之內就會滿員，幾家老院早已出現了排隊的情況。

這就是剛需的力量。雖然每月7000~13000元的費用（根據護理等級不同費用不同）對於老人來說不能算是便宜，他們的養老金並不足以支付這個價格，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們本人和家屬仍然會籌資入住養老院。

第一財經記者走訪的北京另一家社區養老機構——優護萬家養老照料中心也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住滿了80%的床位。

優護萬家養老服務有限公司創始人兼CEO段萱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社區嵌入式、護理型的小微養老機構應該是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這些小微機構應該獲得政府更多的支持，而各地在政策上不應再鼓勵資本投資養老地產，當前，在養老地產上已經有了極大的浪費。

2013年之後，各級政府連續發文支持養老產業的發展，養老產業也成為投資的風口之一。王小龍說，資本的傲慢在養老行業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大資本熱衷於投資看起來高大上的硬件，並不註重對老年人真實需求的研究。他在與一些投資基金接觸的時候還發現，這些基金仍然是看重養老機構的硬資產，但對於養老機構運營團隊重要性的認可度嚴重不足。

物業成本居高難下

無論是王小龍還是段萱，他們都認為在北京城區想要找一個像樣的場所來開社區養老院太難了。

優護萬家目前只有二里莊一個養老照料中心。段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她的目標是要將優護萬家做成連鎖品牌，但現在苦於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地方。

段萱認為，包括賓館、學校等很多地方都有閑置的，政府可以盤活這些閑置地產，鼓勵養老護理機構的發展。

王小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經濟的角度來說，養老院有200~300張床位規模效應是最好的，但這就需要有上萬平方米（使用面積）的地方。“在北京城內想找這麽大的地方，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他說。

寸草春暉連鎖養老院床位都在50張左右，使用面積在1000~2000平方米之間，有些是公建民營，和街道辦事處合作的。由於公建民營資源有限，王小龍想要建新院時還是要通過市場來租，但最近這些年來，租金上漲的速度之快讓人咋舌。

所有人都在分擔租金飛漲的成本，包括不得不入住養老院的那些年邁的祖輩父輩。

王小龍認為，養老機構本來就是微利，如果不是租金上漲，機構能夠維持7%的利潤，也算不錯了。但這幾年下來，租金就漲了20%，民辦養老機構獲得的政府補貼，根本不夠填補房租上漲的差額；成本上漲了，養老院的價格也只能跟著漲。

“如果房租不這麽漲的話，民辦養老院也能壓縮20%~30%房租成本”，王小龍說。

今年初將父母從燕郊一家養老院轉入寸草春暉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朱玲把為父母選擇養老院的經歷發在社科院經濟學微信公眾號上，引發了讀者對於養老的深思。

朱玲的父母原來住在燕郊的一家養老院。由於父母護理等級比較高，今年初與養老院續約時，入住養老院的費用每月平均達到了15110元，若父母二人入住，一年總計約需36萬元。

由於燕郊探望不便，朱玲將父母轉回了家附近的位於亞運村的首開寸草春暉學知園，由於沒有遊泳池等公攤設備的費用，父母二人入住的價格一年約為29萬元，也省下了7萬元。

即使是29萬元，對於絕大部分老人和家屬來說，也是難以承受之重——如果僅靠養老金，顯然遠遠不夠。

段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老年人支付能力不足，也是制約養老行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破解這一問題，既需要政府盡快推出長期護理保險，也需要老年人轉換觀念，如果居家養老難以為繼，可以考慮將房屋出租，用租金支付養老院的費用。

朱玲認為，政府應該激勵多種民辦公助方式，對社區養老院實行稅收優惠。城市的民辦社區養老院多租地而建，地租昂貴且不斷上漲，這就需要城市政府制定相應的政策規定，在成規模的居民小區，像留置幼兒園區域一樣，為社區養老院留下空間。

具體措施上，朱玲建議對於按照市場平均水平出租社區養老院用地的企業，采取稅收抵扣措施；此外，鼓勵退休人員眾多的機構或企業，拿出部分土地與專業照護機構合作建立社區養老院，以緩解當前養老照護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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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黃賓

走近亞洲第二大REITs市場：稅收激勵只是條件之一

始於2002年、總市值達到677億美元，新加坡REITs（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市場如今已成長為亞洲第二大REITs市場。

稅收透明是新加坡REITs市場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積極推進公募REITs試點也很重要。現在看來，新加坡的REITs市場法規制度和稅收配套已經趨於完善，但在稅收制度完善前，包括星展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已經開始試點公募REITs。

新加坡REITs占GDP比重高達22.1%，高於香港的10.3%和日本的2.3%，也遠高於全球最大REITs市場——美國的5.1%。通過市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這一指標來估算，星展銀行預計，中國未來REITs市場規模將不低於1190億美元。

星展銀行看來，中國建立REITs市場對於發行人、投資者和市場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培育中國的REITs市場需要法規制度、生態系統、投資者教育和稅收激勵四大關鍵要素。

稅收透明、REITs試點先行

星展銀行資本市場部主管郭雪梅介紹，新加坡REITs市場最大的特征就是稅收透明。對於新加坡個人投資者而言，除了支付物業運營管理的費用和REITs管理者的傭金，全程無需支付任何稅費。

稅收透明是如何體現的？郭雪梅舉例稱，REITs層面只要滿足分紅比例超過90%，租金收入無需交所得稅，在REITs層面即可免稅；而投資者收入分配層面，如果投資者是企業，在新加坡是要交17%的所得稅，如果是個人就不用交稅。

現在看來，新加坡的REITs市場法規制度和稅收配套已經趨於完善，但實際上，在稅收制度完善前，包括星展銀行在內的當地金融機構已經開始嘗試推出公募REITs。

星展銀行有關負責人向記者介紹，2002年7月，在承銷新加坡首只公募REITs——CapitaMall Trust時，新加坡市場也沒有對個人投資REITs免稅的政策。

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幾年里，新加坡市場稅收優惠力度的增強和監管政策的完善是雙軌並行的。

如何進行REITs資產管理？

郭雪梅介紹，公募REITs是場內交易，需要積極的管理。

“投資者付一筆傭金，REITS經理扮演資產管理的角色，幫助我們進行或買或賣的決定。”郭雪梅稱，投資人也可以根據租戶的實際情況來增減持，大熱的情況下可以增持，如果住戶少也可以減持。

記者了解到，REITs投資的收益也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穩定的分紅，另一部分則是二級市場上的資本利得。背後的邏輯在於，積極的資產管理下，REITs的價格會在二級市場上會體現出來。

REITs是如何收購更多資產的？星展銀行向第一財經介紹，90%以上的收入要分配給投資者，因此資產收購不能僅依靠留存資金。REITs在上市之後可以作為一個“上市公司”來看待，可以發行股票實現再融資，也可以在銀行借貸來加杠桿。

郭雪梅告訴記者，根據現行的法律制度，REITs借貸也會受到限制，在新加坡是不能超過45%的上限。

中國建立REITs市場意義深遠

星展銀行認為，培育中國的REITs市場需要四大關鍵要素。第一是法規制度方面，設立專門的REITs法規來規範REITs上市及後續發展；第二是生態系統，這包括培育專業人才，包括REITs上市及REITs管理的專業人才，並制定透明的評估方法標準和信用評級制度。

第三是投資者教育。在星展銀行看來，中國國內投資者的積極參與對發展一個活躍的REITs市場很關鍵，其中，對個人投資者的教育很重要”。

第四是稅收激勵。“按中國目前的稅收法規，中國REITs會面臨多重征稅的問題。” 星展銀行分析，制定穿透的稅收激勵制度會對中國REITs市場的發展有很大益處。

星展銀行分析，中國建立REITs市場對於發行人、投資者和市場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

對於發起人而言，發行REITs能夠降低發起人財務杠桿，將存量資產套現並為後續發展提供資金，REITs上市後也可以樹立市場品牌與形象；而對於投資者而言，不僅可以獲得穩定可見的收入，二級市場還有足夠的流動性，兼具股債的優勢，另外也為中小投資者參與商業地產投資的機會。

在星展銀行看來，在中國，有著大量尋求穩健投資渠道的市場存量資金，而這些大規模的存量資金恰恰是發起人可考慮的新融資渠道。

郭雪梅告訴記者，在新加坡，50%以上的公眾投資者都會參與REITs的投資。

“由於這一產品不同於傳統的股票和債券，很多投資者最開始並不能理解REITs投資。”郭雪梅介紹，最初試點公募REITs時，金融機構在投資者教育方面也經歷了非常長的一個過程，這種面向公眾投資者的投教工作非常重要。

郭雪梅還認為，除了發行人和投資者層面，推出公募REITs有利於中國金融市場的穩定。與此同時，完善REITs市場建設更有利於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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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蘇蔓薏

稅收 2383億元　創新高

1 : GS(14)@2012-05-03 23:35:50

即刻填了報稅表先...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 ... 104&art_id=16303198


稅務局昨天起發出 11/12年度報稅表，達破紀錄的 216萬份。朱鑫源解釋，工資水平上升令更多僱員跌入稅網，入息及利得稅增加亦與去年上半年經濟持續好轉有關。不過，去年下半年經濟逆轉，高收入人士收入下跌，去年度申請暫緩繳交個人薪俸稅個案增加 34%，約 4.4萬宗，欠稅金額亦達到 20億，上升 22%。
股市和樓市均受經濟不明朗影響，成交持續下跌，去年度整體印花稅收入跌 13%，降至 444億元，來自物業的印花稅收入跌 17%，有 204億元，另外股市印花稅亦跌 10%，有 233億元。
朱鑫源解釋，去年 9月起股市交投量輾轉向下，樓市亦因銀行加息及收緊按揭，令樓宇交易量減少。目前歐美經濟前景欠佳，外圍經濟迅速惡化，來年經濟環境不樂觀，估計稅收減少一成，印花稅將最受影響，預測跌幅達 17%，降至 370億元。至於擴闊稅基則需要等待社會有共識。
去年度博彩稅有 157億元，升 7%，六合彩的博彩稅增加 26%，賽馬升 5%，足球博彩則升 3%。朱鑫源指，六合彩博彩稅大增，相信與去年多期有巨額派彩吸引投注有關。
香港稅務學會理事兼羅兵咸永道稅務合夥人王銳強表示，上年度稅收創歷年新高可以理解，利得稅收入強勁，正好反映 10/11年度本港經濟狀況良好，稅局預計來年稅收跌一成亦合理︰「利得稅收入係滯後一年，香港嘅經濟舊年下半年先開始差，前年到舊年上半年嘅經濟好好。」
王銳強又認為，新政府上場是時候檢討本港稅制，有必要擴闊稅基，「講到全民退休保障，錢從何來？唔擴闊基，點會有錢推行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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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東豪：「稅收創歷史新高。」

1 : GS(14)@2012-05-10 23:42:44

http://www.sharpdaily.hk/article/fin/20120510/88348
「稅收創歷史新高。」
稅務局

稅務局宣佈，2010/2011年度稅收創歷史新高，比上年度升14%。
增長主要來自利得稅和薪俸稅，升幅分別達27%和17%。來自物業和股市的印花稅卻減少，跌13%。
假如香港政府是一間上市公司，這是亮麗兼紮實的成績表。薪俸稅和利得稅依賴市民和企業的辛勤，代表着整體經濟動力，而印花稅代表時好時壞的投資（或炒賣）活動。印花稅下降，整體稅收卻上升，代表政府稅收的質素在進步。
賺錢有分質素，同樣賺1元，有質素高低之分。高質素的薪俸稅和利得稅佔總稅收72%，這是令人放心的情況。
對香港悲觀的人，請看全局，稅收或者不代表一切，但稅收告訴我們很多關於香港的基本經濟情況，而現況是一片大好。

蔡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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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最富神廟資產萬億抵全國一年稅收

1 : GS(14)@2012-11-11 10:45:58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yzjj/20121031/171413539644.shtml
　最富神廟抵得全印一年稅收
　　據印度《先鋒報》報導，印度政府將從明年4月份起對馴養大象徵收12.36%的服務稅。大像在提供宗教儀式時掙了大錢，應歸入服務行業，所以應當交上相應的服務稅。
　　此次政府徵稅的主要對象是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的700多頭大象，這些大象長年為印度各神廟裡的宗教儀式服務。每天每頭大象收入在600-12000元之間，收入高低取決於淡旺季，也取決於大象的知名度。根據一名大象擁有者的估計，僅克拉拉的這幾百頭大象的年收入，就可達到2.6億人民幣！
　　克拉拉邦的大像有三分之一為富得流油的神產(神的財產)委員會(Devaswomboards)所有。神產委員會是一種宗教財產信託機構，有政府、社區和私人三種。在印度教盛行的克拉拉邦，一共有四個神產委員會，管理著近三千座印度神廟。據估計，神產委員會旗下神廟的資產，估計超過2300億人民幣。而去年，步履蹣跚的克拉拉邦政府卻是負債1000億元。
　　這2300億人民幣有一半是來自世界最富有的神廟——斯瓦米(Padmanabhaswamy)。去年夏天，印度最高法院下令打開斯瓦米神廟地下室，對其6個藏寶室的珍品進行清點。這個被譽為21世紀最壯觀的考古事件至今還遠未完工，但據專家估計，整個寺廟的資產估算達1150億元。而如果加上藏寶室裡那些數不清的古董的折價，保守估計也得超過1萬億元！這個數字是克拉拉邦GDP的兩倍，相當於整個印度政府一年的稅收收入。
　　在印度，與斯瓦米在資產或者年收入上處於同級別的還有眾多神廟，如泰米爾納都的蒂魯馬拉(Tirumala Venkateswara)神廟，這是一座朝拜人數最多的神廟。廟裡光黃金(1730.70,4.70,0.27%)就有5噸之多，去年僅在5個月的時間裡，神廟向全球買家拍賣了信徒剃度的500多噸頭髮，獲得了2.5億元收入。而另一座富有的神廟，離孟買300公里的舍爾弟(Shirdi)神廟卻繼承了孟買人的經商之道，僅其投資到銀行和政府債券的資產就累積到了6億元。
　　神給人的財產並不多
　　不過相比於巨額的資產，各神廟的年收入卻顯得有點不相稱。除卻古董的折價，由神產委員會管理下的克拉拉各神廟，其固定資產雖然是以千億為單位，但其年收入也只不過是140億元。這些年收入主要來自朝聖者的供奉，與神廟的資產的關連度相當小。
　　虔誠的印度教徒認為，神廟是由神所有的，神廟裡的金銀珠寶，還有朝拜者的供奉，那都屬於神的財產，不屬於任何個人甚至是掌管神廟者。這些固定資產基本上都是被封死的，進入神廟日常周轉資金的只是每天信徒的捐贈，利用固定資產進行投資的只是極少數。斯瓦米神廟雖然富可敵國，但其每年的收入相比於其上千萬億的資產，也僅有4億多元。
　　印度神廟對朝聖者向來都是非常慷慨的，筆者曾經在節日期間去過一個社區的小廟，裡面提供免費且豐富的餐飲，臨走前還派發甜品和水果。而德里有些神廟，24小時不關門，印度朋友介紹說，隨時進去都可以找到地方棲息，同時也免費用餐。
　　所以神廟的日常收入大部分要用來提供朝拜者的免費用餐和日常開支，盈剩的則多投入到公益事業。而有些較小的神廟，每年收入上千萬，卻還入不敷出，還要從大神廟那裡抽出資金去補貼小神廟。
　　神產屬於誰？
　　斯瓦米神廟財產的清點引來了人們對財產歸屬問題的大爭論。在印度獨立前，這座神廟一直由當地強盛的國王管理，皇室把他們的珍寶捐給了神廟，並宣稱他們只是神的看護人，神廟財產為神所有，其最後一任皇帝被甘地譽為當代的阿育王。如今王國雖然不存在，但神廟依然由皇家的繼承人看管著。
　　但是，2007年，有人向法院請願，認為皇室看護不當，應當取消皇室對神廟的看護權，交由政府管理，目前此案還在最高法院的審理中。但另一位請願者要求清點神廟地下室的資產，並得到批准，目前正在進行之中。
　　皇室繼承人瓦爾瑪(Uthradom Thirunal MarthandaVarma)，他是神廟的看護者。在問及如何看待法院下令清點財產時，他表示沒有異議，但他說：「請不要把廟裡的東西帶走，它們不屬於任何人，肯定不屬於我們的家庭。它們屬於神的，而且我們的法律承認這一點」。
　　他還說：「我們的家庭幾世紀來一直捐物品給神廟。作為神廟的看護人，我每天都過去。如果我錯失一天，我還要被罰款166.35盧比，這是一個古老的傳統」。
　　印度教徒大會(Vishva Hindu Parishad)和其他組織也警告政府不要把神廟的財產拿走。而B號密室由於受到警告，根據傳說，此門一打開後會發生大災難，目前法院還沒有下令開封。巧合的是，神廟寶藏開封后，向法院請願者發病後逝世了，這被很多人解讀為不詳的預兆。
　　記者哈楠(B R Haran)則直接撰文有抨擊法院的行為，他認為一個只有60年歷史的法院居然對幾世紀曆史的神廟開刀，那是世俗主義對宗教的褻瀆。
　　然而，也有人認為如此巨大的資產，不拿來用到窮人身上，是不是也是一種罪過呢？有一點至少不可否認的是，自從神廟被揭示出巨額財富之後，其已經與世俗嚴重掛勾了。目前政府已經同意成立了一個2700萬的安全系統去保護神廟。
　　來自美國的專家維尼德(Hrishikesh D. Vinod)說，每年5%的財富要進入國庫，而除了警察保護所用的開支外，其他的財產則屬於神廟，並且要保持原樣。
　　其實，克拉拉大部分神廟已經交由政府委任的神產委員會管理，有些委員會把神廟的黃金提純放到印度中央儲備銀行吃利息，也有把一些財產投資金融市場，而神廟的盈餘也被用到公共開支上面。但是這又從另一側面上讓人感到這些神廟的不潔，同時也對政府的腐敗心存疑慮。相對之下，完好無缺的斯瓦米神廟顯得異常皎潔。巨富的印度神，其財產何去何從，目前誰也無法下定論。
　　窮困潦倒的印度政府目前只能以大象的宗教服務為名徵收服務稅，要是哪天他們把神產看成私產，徵收財產稅，那可就不得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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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抽供款撥退保 積金局：私產變稅收

1 : GS(14)@2014-08-14 16:46:34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40814/news/ec_gna1.htm
【明報專訊】政府委託港大學者周永新研究全民退休保障，料下周將報告提交扶貧委員會。有指報告建議包括僱主及僱員在現時強積金5%供款內抽取特定比率，或額外供款存至退保計劃。積金局行政總監陳唐芷青昨日指出，強積金屬私人資產，與退保計劃不應混為一談，若抽取強積金部分供款至退保計劃，這款項會由「供款」變成政府「稅收」。

智經研究中心昨日舉行一個名為「強積金核心基金及香港退休保障」的座談會，與會的陳唐芷青被問及是否認同未來全民退保計劃，要求僱主及僱員在強積金5%供款額中，抽取一半或特定比率存至退保計劃的建議。

陳唐芷青：或全港僱傭合約要改

陳無明言支持或反對，但指強積金供款屬於私人資產，所供款額會存入個人的強積金戶口，而非與全民退保一般，將款額上繳政府重新分配，認為後者是一種「稅收」而非「供款」；加上強積金供款少，總資產值低已一直為人詬病，形容強積金制度與全民退保不能混為一談。她又說，有關建議或會令全港僱主及僱員要重新簽訂新的僱傭合約，以列明調整後的供款額。

信託人公會﹕供款減行政費要加

至於供款減少會否影響強積金受託人運作，香港信託人公會主席劉嘉時承認，若供款額進一步減少，或會導致基金收費增加，但仍要待報告出爐才能評論，相信受託人會按政府要求辦事。

科大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則認為，強積金與全民退保有別，尤其對資產較充裕的長者，強積金可帶來投資回報，退保卻未必令其受惠。不過，社聯政策研究及倡議業務總監黃健偉說，本港面對人口高齡化威脅，若再無全民退保，或令長者貧窮問題更趨嚴重，整體社會要負擔的成本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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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經合BEPS建議 或打擊港稅收

1 : GS(14)@2016-01-21 14:52:03

http://property.mpfinance.com/cf ... 0121/paa01/laz1.txt


【明報專訊】去年，國際經合組織（OECD）針對跨國企業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問題，發布《BEPS行動計劃》，冀通過國際合作，增加各國稅務透明度及一致性，打擊現存國際稅收規則的漏洞。德勤亞太區及中國主管傅振煌表示，香港政府稅收或會因此減少，並提醒跨國納稅人要留意，此舉會導致企業的稅務合規成本增加，從而令企業經營成本上升。

跨國企業無法把利潤集中香港

BEPS是指跨國企業利用各國稅制之差異與國際租稅規範之不足，以香港等稅率較低的地方作為跳板，設立空殼公司，並進行利潤轉移，以最大限度減少集團稅務支出，當中牽涉不同國家的稅收利益及稅收主權問題。惟此舉造成其他國家稅基的侵蝕，嚴重影響各國稅收與租稅公平。

對於跨國企業無法再把公司利潤集中在香港，傅振煌稱，香港政府的稅收會因此減少，並會增加企業的稅務合規成本。但他表示，樂觀而言，BEPS不只是影響香港，亦會影響其他「跳板」國家如新加坡及有稅務條約優惠的毛里裘斯，相較這些國家，香港仍擁有與中國接壤優勢，故他指香港是「more defendable（更具防禦性）」，跨國企業或會因此而改為選擇香港作為新的跳板，此舉或可彌補香港政府減少的稅收。

與中國接壤 更具防禦性

另外，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董事兼稅務服務總監張瑛則指出，香港稅率較低，且擁有完善配套，故對跨國公司仍有一定吸引力，相信OECD的行動反而可以吸引跨國公司把實質業務移至香港處理，在港開設辦公室及聘請員工，更有利本港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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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客懶理重稅照入市3辣稅收　按月激增76%

1 : GS(14)@2018-01-15 02:56:37

■樓市越打越旺，去年12月3項辣稅稅收高見53億元。

【本報訊】樓市越打越熱，買家寧願豪付重稅也照入市。稅務局公佈，去年12月，3項辣稅無懼加息陰霾，稅收高見53.37億元，較去年11月總額30.20億元，按月激增逾76%；稅局大豐收，全年徵稅合共303.9億元。記者：湯家明


政府推辣稅壓抑樓市，惟樓市越打越升。稅務局公佈，3項辣稅包括額外印花稅（SSD）、買家印花稅（BSD）及雙倍印花稅（DSD），上月總稅收達53.37億元；其中反映內地客、公司客入市情況的BSD進一步上升10.5%，由2017年11月483宗，上升至12月534宗；稅收則由11月的10.68億元，增至上月13.172億元，升幅23.3%。BSD宗數更創2016年11月加辣後新高。至於DSD方面，非住宅類別出現下跌，由去年11月錄2,382宗，下跌3.7%至2,295宗；相反，住宅的DSD宗數，由去年11月916宗，躍升至928宗，升1.3%。雖然工商類別宗數下跌，但在住宅宗數上升帶挈下，DSD總稅收39.864億元，按月升一倍。


豪宅樓價指數創新高

而綑綁期長達3年的SSD，有關宗數持續穩定，並連升兩個月，去年10月錄得44宗後，翌月升至50宗，至上月再升至52宗，單月升4%，稅收3,400萬元。業界人士認為，向非本地買家購買港樓要額外付樓價15%作BSD，惟有關稅項無論宗數及稅收俱升，反映海外豪客再次捧場撐本港樓市。如會德豐等發展的山頂Mount Nicholson，3號屋買家透過公司名義一擲近11.64億元購入，成交呎價達12.68萬元，單是付稅近3.5億元。中原地產統計的本港樓價指數走勢CCL，豪宅市場獨領風騷；CCL（大型單位）最新錄166.06點，連續兩周創歷史新高，連升5周共4.04%，升幅顯著高於同期CCL升1.41%、CCL（中小型單位）升0.92%及CCL_Mass升0.77%。中原地產黃良昇表示，升市首5周計，豪宅升幅明顯落後大市，當時僅升1.47%，而CCL（中小型單位）升3.15%、CCL_Mass升3.08%及CCL升2.88%。未來豪宅樓價升幅有望繼續跑贏中小型住宅，帶領大市向上。



來源: https://hk.finance.appledaily.co ... e/20180113/2027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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