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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總裁李小加談滬（深）港通機制： 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2016年9月30日下午，港交所總裁李小加來到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發表了題為“深港通——互聯互通新篇章“的演講。

在演講中，李小加回顧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三大主題”：轉口貿易、引進直接投資和資本市場發展，指出轉口貿易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第一桶金”，外商直接投資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而資本市場的發展則成就了一大批全球市值領先的巨型企業。

李小加認為，貫穿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的這三大主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錢往中國走”，而香港在過去近30年中，恰好發揮出了中國“首選離岸融資中心”的功能，並形成了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共贏關系”。

而在下一個三十年中，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將面臨著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挑戰：那就是從資本進口國向資本出口國的大規模轉型。在這一規模空前的資本流動轉向背景下，香港必須重新尋找自己與中國內地的關系定位。

近幾年香港政商各界在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和改革時，開始註意到中國資本日益強烈的“雙向流動”需求：一方面依然需要不斷引進外資，尤其是國際資本所帶來的管理理念及推動制度變革的動力；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中國錢”要走出去，需要更多元化的投資渠道和國際化資產。

“中國資本市場要變成真正的國際化市場，一定要開放，開放就意味著既要請進來，也要走出去，”李小加表示，滬港通和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解決這麽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如何“請進來”與“走出去”。

他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中國資本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由於發展歷程、文化背景及市場結構方面的不同，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實現真正的“制度接軌”。

李小加以證券市場監管機制為例，表示西方社會在上百年的市場演化中，從幾個大投資者共同創辦的交易所，演變為主要為機構投資者服務的“二級結構”交易所模式：交易所主要服務和監管幾百個會員機構，普通投資者則通過機構代理入市，並由此形成了市場交易中的“機構博弈”模式。

而中國證券市場2000年前後出現了大規模的券商風險管理失控，在經歷了嚴峻的治理整頓後，形成了所有投資者直接在證券交易所開戶的“直接交易”模式，監管體系也從早期的間接式“機構監管”變成穿透到底的“賬戶監管”，與國際證券市場通行的“二級結構”出現了巨大的制度性差異。

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一市場結構上的制度性差異，也造成了中國獨特的以散戶為絕對主體的市場形態，並形成了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市場文化。中國“很多人進股市已經不是為了賺錢，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精神享受。”

不同的制度、結構和交易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市場交易習慣，“外國投資者不可能為了買中國股票而改變自己的習慣；中國散戶也不習慣國際市場中的交易模式，”李小加表示，滬（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以三大交易所和兩地清算公司為主體，“代理”國際和國內投資者的交易需求，並以交易所間結算的方式，完成每天的清算軋單。

在交易機制與習慣的對接之外，滬（深）港通機制的另一個“秘密武器”則是對資金流動的管理機制：在封閉的資金清算管道內，以人民幣購買的港股資產，在賣出後同樣以人民幣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外資購買的國內資產同樣以港元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

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毛振華在其後的點評中認為，這一結算機制未來將成為滬（深）港通最為吸引國內投資者的地方：在經歷了長期升值之後，投資者們有可能通過滬（深）港通機制獲得一個新的保值渠道——那就是通過滬（深）港通購買在香港上市的國際資產，在“人民幣不出境“的情況下，分享國際化企業所賺取的匯率及投資利潤收益。

對於中國外匯管理部門來說，一個現實的兩難挑戰就是：隨著中國從資本輸入國向輸出國的轉型，人民幣資本不可避免地要大規模走向國際市場；但海外收購中所形成的巨額匯兌規模，勢必對人民幣匯率帶來更大的下跌壓力，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匯率穩定。

而在滬（深）港通機制下，如果有足夠的海外資產在香港上市，就有可能實現人民幣資本通過香港市場進行全球配置，同時不引發大規模貨幣兌換壓力的“雙贏目標“。

滬（深）港通機制作為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第一次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在國際化市場上交易；而對中國投資者來說，這意味著他們以人民幣投資獲得國際化資產配置的重要渠道。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李小加表示，這才是滬（深）港通機制最大的長遠目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港交所在年初公布的三年戰略規劃中提出，首先要解決“新股通”的問題：也就是除了二級市場交易外，國際和國內企業的兩地新股上市，可通過滬（深）港通機制在兩地市場配售新股。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談滬（深）港通機制： 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2016年9月30日下午，港交所總裁李小加來到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發表了題為“深港通——互聯互通新篇章“的演講。

在演講中，李小加回顧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三大主題”：轉口貿易、引進直接投資和資本市場發展，指出轉口貿易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第一桶金”，外商直接投資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而資本市場的發展則成就了一大批全球市值領先的巨型企業。

李小加認為，貫穿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的這三大主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錢往中國走”，而香港在過去近30年中，恰好發揮出了中國“首選離岸融資中心”的功能，並形成了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共贏關系”。

而在下一個三十年中，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將面臨著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挑戰：那就是從資本進口國向資本出口國的大規模轉型。在這一規模空前的資本流動轉向背景下，香港必須重新尋找自己與中國內地的關系定位。

近幾年香港政商各界在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和改革時，開始註意到中國資本日益強烈的“雙向流動”需求：一方面依然需要不斷引進外資，尤其是國際資本所帶來的管理理念及推動制度變革的動力；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中國錢”要走出去，需要更多元化的投資渠道和國際化資產。

“中國資本市場要變成真正的國際化市場，一定要開放，開放就意味著既要請進來，也要走出去，”李小加表示，滬港通和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解決這麽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如何“請進來”與“走出去”。

他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中國資本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由於發展歷程、文化背景及市場結構方面的不同，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實現真正的“制度接軌”。

李小加以證券市場監管機制為例，表示西方社會在上百年的市場演化中，從幾個大投資者共同創辦的交易所，演變為主要為機構投資者服務的“二級結構”交易所模式：交易所主要服務和監管幾百個會員機構，普通投資者則通過機構代理入市，並由此形成了市場交易中的“機構博弈”模式。

而中國證券市場2000年前後出現了大規模的券商風險管理失控，在經歷了嚴峻的治理整頓後，形成了所有投資者直接在證券交易所開戶的“直接交易”模式，監管體系也從早期的間接式“機構監管”變成穿透到底的“賬戶監管”，與國際證券市場通行的“二級結構”出現了巨大的制度性差異。

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一市場結構上的制度性差異，也造成了中國獨特的以散戶為絕對主體的市場形態，並形成了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市場文化。中國“很多人進股市已經不是為了賺錢，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精神享受。”

不同的制度、結構和交易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市場交易習慣，“外國投資者不可能為了買中國股票而改變自己的習慣；中國散戶也不習慣國際市場中的交易模式，”李小加表示，滬（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以三大交易所和兩地清算公司為主體，“代理”國際和國內投資者的交易需求，並以交易所間結算的方式，完成每天的清算軋單。

在交易機制與習慣的對接之外，滬（深）港通機制的另一個“秘密武器”則是對資金流動的管理機制：在封閉的資金清算管道內，以人民幣購買的港股資產，在賣出後同樣以人民幣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外資購買的國內資產同樣以港元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

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毛振華在其後的點評中認為，這一結算機制未來將成為滬（深）港通最為吸引國內投資者的地方：在經歷了長期升值之後，投資者們有可能通過滬（深）港通機制獲得一個新的保值渠道——那就是通過滬（深）港通購買在香港上市的國際資產，在“人民幣不出境“的情況下，分享國際化企業所賺取的匯率及投資利潤收益。

對於中國外匯管理部門來說，一個現實的兩難挑戰就是：隨著中國從資本輸入國向輸出國的轉型，人民幣資本不可避免地要大規模走向國際市場；但海外收購中所形成的巨額匯兌規模，勢必對人民幣匯率帶來更大的下跌壓力，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匯率穩定。

而在滬（深）港通機制下，如果有足夠的海外資產在香港上市，就有可能實現人民幣資本通過香港市場進行全球配置，同時不引發大規模貨幣兌換壓力的“雙贏目標“。

滬（深）港通機制作為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第一次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在國際化市場上交易；而對中國投資者來說，這意味著他們以人民幣投資獲得國際化資產配置的重要渠道。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李小加表示，這才是滬（深）港通機制最大的長遠目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港交所在年初公布的三年戰略規劃中提出，首先要解決“新股通”的問題：也就是除了二級市場交易外，國際和國內企業的兩地新股上市，可通過滬（深）港通機制在兩地市場配售新股。

主打國際化 “超級碗之王”擔綱雙11狂歡夜總導演

在經歷了一個漫長的保密期後，今年雙11狂歡夜的舉辦地正式對外公布，將在深圳大運中心體育館舉行，總導演也由去年的馮小剛換成了在美國有“超級碗之王”之稱的金牌節目制作人大衛・希爾。很明顯的一個信號是，今年的雙11將主打國際元素。國際範兒的節目與跨境電商將比以往任何一次雙11都更受到關註。

10月10日，在雙11倒計時一個月之際，“2016天貓雙11狂歡夜”組委會與深圳市政府正式對外確認了該消息。此外，繼上海家化一舉獲得今年天貓雙11晚會億元級獨家冠名權之後，微鯨科技、海飛絲也正式成為今年雙11狂歡夜的特約合作夥伴。

“我人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電視直播間或者導播間。”新一任雙11晚會總導演大衛・希爾通過視頻對中國觀眾這樣介紹自己。他堅信，“節目制作哲學就是要創造能讓觀眾放松的環境，讓觀眾全身心地去享受節目本身。”

公開資料顯示，身為傳奇電視人的大衛・希爾是最早以體育記者身份出道，並在美國福克斯體育、國家地理頻道等擔任高層，20多年來，希爾負責了每一年棒球大聯盟世界系列、國家冰球聯盟的斯坦利杯和納斯卡爾（NASCAR）的戴托納（ Daytona ）500比賽等全美著名賽事的直播，特別是被稱為“超級碗”的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的年度冠軍賽，多年來都是全美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

但大衛對電視節目行業的貢獻，更在於源源不斷的創新。據了解，早年在大型體育賽事播出期間，他就開發了一種現在已通用、被稱為“Fox Box”的機制，即在電視畫面里持續顯示比賽分數。此外，大衛・希爾還曾擔任過3個季的《美國偶像》的執行制片人，並同期負責美國國家地理頻道節目的制作和播出；而他最新的一次“出手”，則是擔任2016年第88屆奧斯卡頒獎典禮的制作人。

科技與文化娛樂結合帶來的驚喜將是今年晚會的一個核心訴求，晚會將嘗試品牌與節目深度結合，其中“跨屏進店、即時互動”等創新模式也將重構互聯網內容營銷的玩法，微鯨的電視大屏將成為新想法落地的一個重要載體。據2016天貓雙11狂歡夜總策劃、阿里魚總經理應宏介紹，今年雙11晚會不僅將引入更國際化的制作團隊與明星陣容，還將加強互動體驗，讓“手機＋電視＋直播”的多屏互動玩法更加豐富。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談滬（深）港通機制： 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2016年9月30日下午，港交所總裁李小加來到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發表了題為“深港通——互聯互通新篇章“的演講。

在演講中，李小加回顧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三大主題”：轉口貿易、引進直接投資和資本市場發展，指出轉口貿易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第一桶金”，外商直接投資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而資本市場的發展則成就了一大批全球市值領先的巨型企業。

李小加認為，貫穿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的這三大主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錢往中國走”，而香港在過去近30年中，恰好發揮出了中國“首選離岸融資中心”的功能，並形成了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共贏關系”。

而在下一個三十年中，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將面臨著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挑戰：那就是從資本進口國向資本出口國的大規模轉型。在這一規模空前的資本流動轉向背景下，香港必須重新尋找自己與中國內地的關系定位。

近幾年香港政商各界在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和改革時，開始註意到中國資本日益強烈的“雙向流動”需求：一方面依然需要不斷引進外資，尤其是國際資本所帶來的管理理念及推動制度變革的動力；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中國錢”要走出去，需要更多元化的投資渠道和國際化資產。

“中國資本市場要變成真正的國際化市場，一定要開放，開放就意味著既要請進來，也要走出去，”李小加表示，滬港通和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解決這麽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如何“請進來”與“走出去”。

他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中國資本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由於發展歷程、文化背景及市場結構方面的不同，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實現真正的“制度接軌”。

李小加以證券市場監管機制為例，表示西方社會在上百年的市場演化中，從幾個大投資者共同創辦的交易所，演變為主要為機構投資者服務的“二級結構”交易所模式：交易所主要服務和監管幾百個會員機構，普通投資者則通過機構代理入市，並由此形成了市場交易中的“機構博弈”模式。

而中國證券市場2000年前後出現了大規模的券商風險管理失控，在經歷了嚴峻的治理整頓後，形成了所有投資者直接在證券交易所開戶的“直接交易”模式，監管體系也從早期的間接式“機構監管”變成穿透到底的“賬戶監管”，與國際證券市場通行的“二級結構”出現了巨大的制度性差異。

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一市場結構上的制度性差異，也造成了中國獨特的以散戶為絕對主體的市場形態，並形成了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市場文化。中國“很多人進股市已經不是為了賺錢，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精神享受。”

不同的制度、結構和交易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市場交易習慣，“外國投資者不可能為了買中國股票而改變自己的習慣；中國散戶也不習慣國際市場中的交易模式，”李小加表示，滬（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以三大交易所和兩地清算公司為主體，“代理”國際和國內投資者的交易需求，並以交易所間結算的方式，完成每天的清算軋單。

在交易機制與習慣的對接之外，滬（深）港通機制的另一個“秘密武器”則是對資金流動的管理機制：在封閉的資金清算管道內，以人民幣購買的港股資產，在賣出後同樣以人民幣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外資購買的國內資產同樣以港元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

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毛振華在其後的點評中認為，這一結算機制未來將成為滬（深）港通最為吸引國內投資者的地方：在經歷了長期升值之後，投資者們有可能通過滬（深）港通機制獲得一個新的保值渠道——那就是通過滬（深）港通購買在香港上市的國際資產，在“人民幣不出境“的情況下，分享國際化企業所賺取的匯率及投資利潤收益。

對於中國外匯管理部門來說，一個現實的兩難挑戰就是：隨著中國從資本輸入國向輸出國的轉型，人民幣資本不可避免地要大規模走向國際市場；但海外收購中所形成的巨額匯兌規模，勢必對人民幣匯率帶來更大的下跌壓力，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匯率穩定。

而在滬（深）港通機制下，如果有足夠的海外資產在香港上市，就有可能實現人民幣資本通過香港市場進行全球配置，同時不引發大規模貨幣兌換壓力的“雙贏目標“。

滬（深）港通機制作為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第一次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在國際化市場上交易；而對中國投資者來說，這意味著他們以人民幣投資獲得國際化資產配置的重要渠道。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李小加表示，這才是滬（深）港通機制最大的長遠目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港交所在年初公布的三年戰略規劃中提出，首先要解決“新股通”的問題：也就是除了二級市場交易外，國際和國內企業的兩地新股上市，可通過滬（深）港通機制在兩地市場配售新股。

外資房企銀行間首發債 人民幣國際化加速“熊貓債”擴容

近日，香港房地產企業九龍倉集團(00004.HK)在中國銀行間市場獲批註冊200億元熊貓債，這是外資房企的首單熊貓債，註冊金額亦最高。

據了解，該筆債券首期三年期的40億元人民幣票據目前已經上市流通，總認購金額120億，是發行量的3倍，3.1%的票面利率在目前市場上看也是一個較低的利率。

熊貓債是境外機構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人民幣計價債券，2005年推出，2015年在政策的推動下市場得以引爆，但因為一些技術壁壘的存在，被認為形式大於意義。今年以來，隨著人民幣加入SDR，市場快速擴容，各項機制也日趨成熟。Dealogic數據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熊貓債的發行量為人民幣780億元，首次超過點心債，後者僅發行人民幣477億元。

外資地產大戶“搶灘”熊貓債

九龍倉集團是香港最早的藍籌股之一，在商業地產領域擁有重要的地位。

九龍倉集團助理總經理(財務)溫雪晴日前在北京接受包括《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內的媒體采訪時表示，該公司已經進入內地發展超過十年，但是因為受到一些信貸政策的限制，發熊貓債之前境內融資就僅限於貸款，這個現象對大部分外資地產商來講都是一樣的。此次嘗試發熊貓債，主要是因為熊貓債本身並不是一個新的產品，從2005年開始就已經有，市場機制有章可循。

再者，從去年開始，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中國監管機構正在逐步開放國內的債券市場，所以從2015年開始，先有一些商業性的銀行可以發熊貓債，然後有一些國企開始發熊貓債，對於外資地產公司來說這也是一個機會，可以通過發行熊貓債進入內地債券市場，開辟新的融資渠道。

此外，中國的整體利率目前處於下行的走勢，債券發行成本較銀行貸款低了不少，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除了考慮利率成本，匯率方面的風險也是考量之一。目前，九龍倉超過30%的資產在內地，大概是1000億元人民幣以上的資產，但在發熊貓債之前，該公司人民幣的負債只有四五十億的水平。公司希望有一個本幣的對沖，就是以人民幣的負債去支撐人民幣的資產。隨著人民幣國際化，匯率的雙向波動加強，不像以前只是單向貶值或者升值。再者，美元存在加息的風險，美元價格處於上升周期，而人民幣目前存在貶值壓力，盡管短期來看人民幣債券的融資成本比美元貴，但是如果考慮匯率風險和長期的利率走向，熊貓債還是有優勢的。另外，在國內發債是可以扣稅的，幾個因素算下來，國內發債成本未必高於境外。

去年三季度以來，熊貓債市場在政策的推動下快速擴容。

根據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統計，截至8月末，共有17家境外發行人在中國銀行間市場獲得熊貓債發行核準或進行熊貓債註冊，金額共計1255億元，發行量391億元，余額311億元。發行人涵蓋了國際開發機構、政府類機構、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企業，發行主體日益豐富。

今年10月1日，人民幣加入SDR正式生效，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一步。溫雪晴對記者表示，未來中國的監管機構或者政策制定者會進一步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除了作為交易、投資的貨幣，政府也希望人民幣能夠像美元一樣作為一個融資的貨幣，國內債券市場會更加開放，對於外資企業來說不論是作為投資者還是融資者，將來的選擇都會更多。

可資佐證的是，德意誌銀行最近公布了面向固定收益投資者的一項調研，參與者主要是國際資產管理公司駐亞洲的資深投資人士。調研發現，參與者在岸人民幣債券投資配置總量在亞洲本地貨幣債券投資組合中的占比將在目前約5%的基礎上，一年內上升至近13%，並於五年內進一步上升至26%以上。

特別是關於熊貓債市場，近半數調研參與者表示可能在未來12個月內投資該市場，另有38%參與方預計將在未來三年內投資該市場。

市場機制仍需完善

不過，熊貓債自2005年推出，直到2015年下半年在政策的推動下開始擴容，在市場的成熟度上，較香港離岸市場的點心債還有差距。因為存在會計、審計、評級、法律框架等技術層面的問題，很多發債主體實際上是“出口轉內銷”，很多真正的外國企業仍在觀望。而這些問題正在慢慢改善。

溫雪晴對記者表示，目前熊貓債的政策在銀行間市場已經比較清晰，比如說怎麽樣接收發債的資金，用什麽賬戶來接收，這筆錢能夠用到境內還是境外，怎樣去劃轉資金等，都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指引，而且有先例。另外，九龍倉集團主要的投資者目前還是銀行，所以選擇銀行間市場發行熊貓債會更順利一些。

在會計方面，溫雪晴告訴記者，銀行間交易商協會對香港的會計準則是認可的，不需要按照內地會計制度再做轉換。

據了解，目前熊貓債在會計準則方面，中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和歐盟采取的IFRS標準以及相當於中國內地標準的財務報告才被監管機構正式接受。一些國外企業，比如日本企業盡管有資格發熊貓債，但是仍受到會計準則的制約。

“在信息披露方面，尤其對房地產行業的信息披露，境內的要求還是比較高的，比起在境外的機構，我們要披露的東西其實詳細很多。”溫雪晴強調。

她稱，募集資金用途是信披中的一個重要事項。九龍倉的這筆資金主要還是用在成都、長沙的兩個商業地產項目上，也是希望用境內的負債來支撐境內的資產，所以資金匯出方面的限制並不明顯。

此前，業內專家曾指出，想要進一步提高熊貓債對於境外發行主體的吸引力，需要進一步放寬外匯管制，境外發行主體募集資金對外匯出時，應適當簡化業務流程及審批手續，強化宏觀審慎管理。

除此之外，溫雪晴指出，目前熊貓債總體的審批時間還是和境外發債沒有可比性，“境外基本上不需要做審批，而發熊貓債這個流程還是比較長的。”這也是發債主體期待國內的監管者在未來能夠改進的地方。

熱點 | 辭任CEO後 梁建章想讓攜程更加國際化

昨天晚間，攜程剛剛宣布梁建章辭去CEO一職，其將擔任攜程執行董事會主席，今天(11月17日)他就出現在“攜程第一屆全球酒店合作夥伴峰會”上，其表示，高層調整後，攜程的整體戰略不會有太大變化，未來，其會做更多的國際化業務拓展，希望攜程成為“走出去”的服務品牌先鋒。

國際化策略

根據攜程剛剛公布的人事任命，孫潔為首席執行官，即日起生效。孫潔將同時加入公司的董事會。攜程董事會主席兼前首席執行官梁建章將擔任執行董事會主席。

被譽為“神童”的梁建章是在線旅遊業界的傳奇人物，其數年前回歸攜程CEO職位後一路並購藝龍、去哪兒，改變市場格局，讓攜程稱為“OTA大家長”。接班梁建章的孫潔也是攜程資深員工，其於2005年加入攜程，自2012年5月起任公司首席運營官，並於2015年3月起兼任公司聯合總裁。

梁建章今日一襲黑西服、白襯衫出現在媒體面前，並未打領帶的他一如既往地淡然和放松。梁建章本人並不願意多談及此番人事調整的細節，但其表示，未來自己將專註於公司的創新、國際化、技術、投資和戰略聯盟。

“未來，攜程的戰略沒有太大變化 ，我會更多地去做國際化拓展，希望將來不僅僅是中國遊客大量地出境遊，同時我們也希望更多的外國遊客到中國來旅遊，因此我們未來會做更多國際化發展。”梁建章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際旅遊目的地的產品要做深，尤其在亞洲市場，目前攜程的國際化業務還算發展不錯，今後其希望在服務好中國客戶的同時，也可以服務好海外的客戶，獲取更多海外的客源。

梁建章進一步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從現在來看，很多攜程的高管都是創始團隊的。“我們的流失率很低，國際化是我們未來發展的新增長點，希望攜程成為‘走出去’的服務品牌先鋒。”梁建章表示。

建新型酒店生態圈

在峰會上，攜程再次升級了與高端酒店、連鎖酒店集團、單體酒店等的合作。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第二季度末，攜程海內外合作酒店總數超過122萬家，其中，國內酒店覆蓋達46萬家。

“酒店業務，是攜程發展到現在最重要的業務之一，也是攜程引領市場的基礎之一。下一階段，攜程仍會將‘創新’基因繼續傳承下去。”梁建章表示。

在會議現場，第一財經記者看到，攜程酒店展示了“空氣清新房”、“智能門鎖”、“智能房間控制”、“眼動儀”等“黑科技”，時下受到熱捧的VR科技也有涉獵。

“這只是創新的一部分。未來，我們期待用更多的創新，為海內各大酒店集團及連鎖酒店集團們提供更好的服務。我們也希望，通過與各方更好的合作，建立起真正三方，即消費者、酒店和攜程共贏的酒店生態圈。”攜程旅行網副總裁、酒店業務部總經理張嶸表示。

雖然攜程方面並未多言所謂“後梁建章時代”的細節和市場格局趨勢，但業界依舊關註。攜程發展的17年，是以酒店機票等標準產品及景區門票半標準產品為代表的OTA黃金17年，也是觀光遊向休閑度假轉變的17年。如果審視梁建章創業的起始點及回歸攜程及此次退居二線的的節點，也會發現發現一些契合點。而“後梁建章時代”或許會有更多元化的市場格局。

“OTA時代的梁建章離去了，但新時代的James（梁建章的英文名字）尚未走遠。他專註於公司的創新、國際化、技術、投資和戰略聯盟。可能今後縈繞梁建章心頭的問題不再是OTA在中國的市場份額，但也許是休閑度假大時代來臨的景象設想，新的競爭格局中群雄逐鹿的馬嘶疆場，下一個攜程十七年如何創新？國際化困境如何突破？梁建章留下的有多年深耕細作的產業布局，也有大手筆收編的曾經的挑戰者，但同時也有更大層面的巨頭戰爭對峙情形，以上遊資源方為主戰場的另一場戰爭里塊頭更大，‘法力’更廣的‘諸神之戰’已轉交給攜程更年輕的女將們。市場陣營里有熟悉的影子巨頭阿里系、騰訊系、也有旅業老將錦江系，首旅系，但也有闖入旅遊業的大鱷，海航系、萬達系和複星系，還有以黑馬姿態挑戰旅遊業的新美大。眾系之爭將是一個熱點戰區，但火藥桶將從攜程垂涎的新美大酒旅資源之爭點燃，另一個則是途牛，綜合資源的競爭將是未來旅遊業競爭的新常態。”執惠創始人兼CEO劉照慧分析，與其猜測梁建章或“退休”，不如說他是在進行角色轉變，這一轉變其實是休閑度假大時代的開啟，說“再見梁建章”，其實告別的是中國旅遊業一段發展史，迎來的是帶領中國旅遊走向一個大時代的，走向全世界的一個“華麗轉身”。

中國人壽國際化戰略提速 海外投資路徑全解析

當地時間11月16日(北京時間11月17日)，中國人壽紐約代表處在美國紐約洛克菲勒中心舉行了開業儀式，這是繼11月11日倫敦代表處設立後，中國人壽在全球另一重要金融中心紐約設立的首家辦事機構，也是中國人壽海外布局的又一突破。

在當前全球經濟低利率下行、國內投資市場“資產荒”的背景下，隨著中國保險資金運用渠道的拓寬，中國人壽海外投資布局戰略明顯加速。

國壽入駐倫敦、紐約 投資美國優質酒店資產包

上月落地在英國倫敦金融城的倫敦代表處是中國人壽集團設立的首個境外代表處，是繼在中國香港、中國澳門、新加坡設立子公司後海外布局邁出的新步伐。

近年來，中國人壽穩步加快海外投資步伐，目前在美國投資已達30億美元，涉及資產規模超過100億美元，涵蓋不動產、股權、基金和金融產品等多個領域。

在不動產投資方面，中國人壽投資了波士頓核心商務區城市綜合體、美國核心物流資產包、紐約曼哈頓核心區域綜合體、曼哈頓地標建築美國大道1285寫字樓等項目。

最新發生的一筆不動產投資項目就在上月。10月20日，中國人壽宣布，日前中國人壽與全球頂級私募地產投資管理機構喜達屋資本集團(Starwood Capital Group)簽署協議，收購美國優質精選型酒店資產包。本次收購的標的資產總價值近35億美元，是目前美國市場上最大的精選型酒店資產包。本次資產包中的酒店遍布美國40個州，近300家精選服務型酒店，酒店品牌以萬豪、希爾頓等享譽全球的知名品牌構成，超24,000間客房。

中國人壽是本次交易的領投人及最大持股比例投資人，其它共同投資人包括全球知名的主權財富基金等。中國人壽集團旗下專業另類投資平臺——國壽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受托牽頭開展了本次收購。該項目資產管理人為喜達屋資本集團。

本次收購是國壽投資公司在境外成功受托投資的第三筆資產包交易。中國人壽方面表示，通過本次收購，中國人壽將進一步優化境外資產配置的結構，提升境外資產配置的能力。

海外不動產投資路徑解析 投資英美日多處優質資產

自2012年以來，國壽投資公司陸續受托投資了諸多優質單一境外資產，中國人壽不斷加大海外不動產投資力度，目前已在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中心城市核心地段投資多項優質不動產物業，資產類型包括寫字樓、綜合體、酒店、物流資產等多種形式。

2014年6月，中國人壽收購了倫敦甲級辦公樓，該項目總建築面積約15萬平方米，位於倫敦市中心的金絲雀金融商務區，區域商務氛圍成熟，國際大型金融機構雲集，項目品質較高，租戶為某國際頂級律所，項目綜合投資收益較高。

2015年3月，中國人壽主導的機構組合成功投資美國波士頓核心商務區城市綜合體項目，9月，中國人壽再次收購倫敦金融城甲級辦公樓，項目位於倫敦金融城，是整個歐洲的金融中心區，合作方是英國大型不動產投資、開發和運營管理集團。

2015年11月，中國人壽將美國核心物流資產包，項目由中國人壽與全球領先的物流地產商普洛斯聯合收購。資產包物業總可租賃面積達500萬平方米，分布在美國經濟實力排名前20的市場，中國人壽是資產包持股比例最大的投資人。緊接著的12月將紐約曼哈頓綜合體項目收入囊中，項目位於紐約曼哈頓核心區域的綜合體項目，包括甲級辦公樓、商業等業態，總建築面積約10萬平方米，曼哈頓綜合體將是曼哈頓的地標建築之一。

今年3月，中國人壽與實業資產管理公司博楓公司(Brookfield)聯合以3.46億英鎊中標，成功收購位於英國倫敦金融城東部發展最快區域的項目，項目建成於2014年末，地上建築面積4.1萬平方米，當前出租率已達100%，主要租戶為世界500強Aecom及UBER、WeWork等科技型公司。

緊接著的4月，中國人壽與RXR及其他投資機構聯合收購美國曼哈頓1285辦公樓。中國人壽為項目單一最大投資機構，RXR為項目資產管理人。項目地處紐約曼哈頓中城核心區域，總規模約180萬平方英尺，樓高39層，為曼哈頓地標性建築之一，最大租戶為UBS(瑞銀集團)北美總部。

今年6月，中國人壽將海外收購觸角延伸至日本。中國人壽收購的日本核心物流資產包，資產包覆蓋約170處成熟物流資產，租戶為汽車工業巨頭三菱扶桑集團，出租率100%;主要分布在東京、大阪等日本主要大都市圈。

“年度銀行家”田國立：緊跟國家發展戰略 謀中國銀行國際化新篇

“擔當社會責任，做最好的銀行”是田國立在2013年4月接任中國銀行董事長時，為這家百年老店定下的戰略目標，而國際化是其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2016年11月，田國立榮膺第一財經2016年年度金融價值榜（CFV）“年度銀行家”。

家國情懷：中國銀行是中華民族百年積攢下來的財富

同很多出生於上個世紀60年代的人一樣，田國立有著強烈的家國情懷。他在多個場合講過，中國銀行是中華民族百年的品牌、百年歷史積攢下來的國家財富，理當在民族複興中擔當重任。

在田國立看來，國際化業務是中國銀行的看家本領和“祖傳秘方”，最有可能為民族複興做貢獻。田國立告誡中國銀行各海外機構一把手，“中國銀行派大家出去，一不是去做小買賣，二不是去過小日子。中國銀行100多年積累起來的全球網絡，一定要對國家有貢獻”。

正是出於這樣的家國情懷，自習近平主席提出建設“一帶一路”的倡議以來，打造“一帶一路”金融大動脈便成為田國立念茲在茲的事。為此，中國銀行率先以“一帶一路”為主軸，加快海外網絡延伸，目前已在“一帶一路”沿線18個國家設立了分支機構。同時，中國銀行還積極推動將東南亞機構的資產註入中銀香港，以中銀香港為龍頭，更好地服務東南亞地區。在業務發展方面，中國銀行已經累計跟進“一帶一路”區域重大項目392個，意向性支持金額超過870億美元，有力促進了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

2016年上半年，在對國內遼寧、山東機構進行重組的同時，中國銀行實施了近年來最大動作的機構調整和市場布局。針對旗下南洋商業銀行與集團其他機構同質化競爭、管理架構重疊、資源低效供給等問題，中國銀行將南洋商業銀行整體出售，提升了中銀集團在香港地區的資本利用效率，減少了管理的複雜程度，降低了管理成本。同時，中國銀行還成功推動中銀航空租賃公司在香港上市。這一系列大手筆的資本運作，體現了田國立運用市場機制推動改革、通過優化存量創造增量、利用資本市場“去杠桿”“降成本”的思路，也為中國銀行提高國際化發展水平提供了支撐。

今年前三季度，中國銀行在逆市加大撥備計提力度的情況下，實現稅後利潤1516億元，同比增長9.93%。近兩位數的利潤增長在同業中名列前茅，在銀行業的“寒冬”里實屬不易。其中，中國銀行海外機構貢獻頗大。其海外機構稅前利潤同比增長58%，海外利潤在集團中的占比達到38%，成為業績增長的強勁引擎。

2016年，中國銀行在英國《銀行家》雜誌“全球1000家大銀行”中的排名由2013年的第9位上升至第4位；在英國《銀行家》雜誌、Brand Finance“全球銀行品牌500強”中的排名由2013年的第12位上升到2016年的第6位。優異的成績映射出此前戰略布局的高明。

審時度勢：銀行業國際化面臨30年未有之機遇

田國立認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一帶一路”為主軸的新市場以及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新商機，給銀行業國際化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而這三個方面，也是田國立帶領中國銀行著力主攻的方向。

“走出去”已經成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內容。田國立表示，作為在海外經營時間最長的商業銀行，中國銀行有責任、也有能力推動“走出去”企業加快融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他要求中國銀行同事充分發揮自身熟悉海外市場、聯系廣泛的特點，通過專業的法律與金融服務，幫助客戶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和兩類規則。截至今年9月末，中國銀行累計支持中資企業“走出去”項目3204個，提供融資金額達1671億美元，在同業中處於領先地位。

今年以來，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繼續加快。9月，美國人民幣清算行花落中國銀行，標誌著人民幣國際化布局完成最為重要的一環。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對於人民幣國際化的官方承認意義不言而喻。10月，人民幣正式加入SDR，成為又一里程碑事件。作為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田國立認為，從歷史上看，每一種貨幣的國際化都將重塑本國銀行國際地位。未來5—10年內，人民幣將躍升為第三大國際貨幣，這給銀行帶來的業務機會是難以估量的。目前，在全球21家人民幣清算行中，中國銀行擁有11家授權。今年前三季度，中國銀行跨境人民幣結算量超過3萬億元，跨境人民幣清算量236萬億元，保持全球同業第一。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田國立說，他很喜歡一句古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他在一次內部會議上，專門講過埃隆·馬斯科的例子。他認為，金融家也應該懷有同樣的創新思維，要提升整合資源的能力，為解決社會的需求、客戶的需求尋找方案。

中小企業融資是世界級的難題。作為國家“十三五”規劃專家組成員，田國立不僅從一個金融家的視角、更從一個企業家的視角看待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他指出，中小企業風險大，往往是由於他們缺乏共享全球信息、技術與市場的平臺。為此，中國銀行發揮國際化優勢，首創了“全球中小企業跨境撮合業務模式”，建立了搭建信息庫、客戶配對、網上“相親”、對接面談、現場考察、金融服務於一體的“六步走”服務流程，為境內外中小企業的合作搭建起溝通交流的平臺，促進全球範圍的資源共享。2014年以來，中國銀行已經成功舉辦28場跨境撮合活動，活動範圍覆蓋五大洲57個國家和地區，共吸引各國政商界3萬余人、1.5萬余家企業參加，達成合作意向5000多項，形成1300多項實質性合作。田國立笑言，“跨境撮合和《非誠勿擾》一樣，是企業合作的‘紅娘’，讓有緣的企業在這個平臺相會。”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擁有廣泛的利益。田國立認為，作為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中資商業銀行，中國銀行理當代表國家發出中國的聲音。作為中意企業家委員會理事會主席、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國際咨詢委員會委員、國際金融協會董事、國際貨幣會議董事、金磚國家工商理事會理事，他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經常就國際金融合作、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金融規則制定等熱點問題表達我國金融機構意見，維護我國權益。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2015年10月，中國銀行面向柬埔寨高級官員舉辦了“一帶一路”國際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柬首相洪森親自到北京出席開班儀式並致辭。今年10月，中國銀行又面向菲律賓舉辦了第二期研修班，期間菲總統杜特爾特親自率團到訪，雙方簽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作為中國銀行業協會會長，田國立是這一系列高層次活動的倡議者和推動者。他說，“以前我們這些銀行家也曾公派到發達國家接受培訓。現在我們的國力強大了，應該而且也有能力為發展中國家做點事情了。”事實上，中國銀行此舉不僅為銀行快速進入當地市場、獲得項目資源提供了難得的機會，更以實際行動推動了“一帶一路”建設，踐行了“親誠惠容”外交理念。

（圖為中國銀行董事長田國立迎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

“一家走不出China Town的銀行，不可能成為最好的銀行”

田國立始終相信，中資銀行要想贏得尊敬，必須走出“中國城”小天地，融入主流社會，與國際一流金融機構一較高下。跨境債券發行與承銷一向是國際大行的優勢業務，近年來中國銀行開始在這一主流舞臺上嶄露頭角。2013年以來，中國銀行先後接待捷克總統、塞爾維亞總統、秘魯總統、荷蘭首相、匈牙利總理、奧地利總理、英國財政大臣等多國政要，商談金融合作事宜。在他們的支持下，中國銀行先後為英國財政部、匈牙利財政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府、法國社保基金、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政府發行人民幣主權債（熊貓債）。2016年上半年，中國銀行承銷離岸人民幣債券和境外債券承銷排名穩居中資銀行機構第一。

為落實綠色金融國家戰略，今年11月11日，中國銀行發行首支中國綠色資產擔保債券並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將最具發展潛力的中國綠色金融市場與最為國際化的倫敦資本市場結合起來。2016年以來，中國銀行獨立或共同承銷了12支綠色債券，承銷金額約24億美金，成為目前承銷綠色債券總額最多的中資銀行。

田國立相信，金融危機後全球範圍內的並購浪潮遠未消退，中資企業跨境並購的藍海依然廣闊。為此，中國銀行利用多元化平臺建立了投貸聯動機制，打造了投資、融資、顧問一站式組合金融服務，在全球47個國家和地區的600多家分支機構都已成為支持企業跨境並購堅實的網絡基礎。2013年以來，中國銀行分別為雙匯收購美國史密斯菲爾德、中糧收購荷蘭來寶農業、複星收購葡萄牙CSS保險公司、弘毅收購英國Pizza Express、鼎暉收購南孚項目等重大項目提供了跨境並購融資支持。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中國銀行累計支持230筆跨境並購交易，涉及並購金額近1800億美元，在亞太區並購貸款銀團委任安排行方面蟬聯榜首。

（圖為中國銀行董事長田國立與英國財政大臣菲利浦哈蒙德會談）

在參加中國銀行倫敦分行成立85周年活動時，田國立曾動情地說，“望著窗前靜靜流淌的泰晤士河，我輾轉反側：成立於1912年的中國銀行，如何能夠在17年之後就做出開設倫敦分行的重大決策？正是這樣的一個神來之筆，讓中國銀行在創業之初就註入了國際化基因！”他也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銀行的前途命運就決定在他所帶領的團隊手里，“我希望，由於我們的眼光、我們的勤奮、我們的付出，讓中國銀行在我們這一代手中加快發展，而不是由於我們這些人的麻木、遲鈍、缺乏熱情，導致中國銀行在時代發展中落伍。”

攜程CEO孫潔：加強國際化 GMV將達萬億

在剛剛舉行的攜程2016公司年會上，攜程旅行網首席執行官(CEO)孫潔強調了攜程下一步的目標是要實現國際化。

“在全球範圍內，我們與真正全球化的公司還有相當差距，這是我們的必經之路，也正是我們的機會。創新和國際化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也是攜程戰略版圖方向所在!”孫潔表示。

在孫潔看來，“創新”要成為攜程人最重要的氣質之一。2017年，攜程將創新，投資技術，豐富產品，提升服務，夯實品牌。孫潔鼓勵員工不斷緊盯市場上一些新的領域，關註新的需求，新的玩法。

“旅遊是一項把身心、知行完美結合的生活方式，是實現區域經濟和文化交流最直接的途徑。在信息技術不斷發展的時代，新的技術、新的科學層出不窮。所以，攜程人一定不能懈怠，要持續加速學習，不斷超前，這樣才能走得更遠。”孫潔指出，今天的商業社會中，殘酷的生存競爭與激烈的捕獵奔跑，仍在時刻上演，希望每一位攜程夥伴，能夠有強烈的進取意識，用持續的奔跑狀態，贏取勝利，也獲得自己人生中彌足珍貴的成長與成功!

攜程曾經在2020年GMV(總商品價值量，一般指流水)達到萬億的目標，在孫潔看來，攜程在2018年就能提前完成。

“希望在2018年之後的三年里，力爭實現GMV 2萬億的目標。” 要做到這個“飛躍式”的目標，就要求每一位攜程人都要遵循這三個原則：客戶第一、合作夥伴第二、攜程第三。

作為國際化戰略的一步，攜程在1月9日宣布，與全球第二大主題娛樂公司默林娛樂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系統直連、創新營銷、產品多元化等方面進行合作。同時，攜程還成為默林娛樂集團海外首家戰略合作夥伴，國際化戰略進一步提速。

據悉，此次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的包括默林娛樂集團旗下的北京、上海、武漢、重慶四大城市杜莎夫人蠟像館、海洋探索中心和樂高探索中心三大旅遊娛樂品牌。在2016年，攜程旅行網為默林娛樂集團輸送了數十萬的客流，成為其最大的在線售票合作夥伴之一。

保險業國際化突圍：險企“走出去”多為跟隨戰略 更要主動出擊

1月18日，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幹措施的通知》提出，服務業重點放寬保險機構、保險中介機構外資準入限制等機構，釋放出了保險業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積極信號。

在近日召開的“中國保險行業國際化發展論壇”上，鳳凰國際智庫發布的《2016年保險國際化發展觀察》研究報告顯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保險業的國際化程度迅速提高，尤其自2002年加入WTO之後，無論是外資保險公司的“引進來”，還是本土保險企業的“走出去”數量都開始穩步增加，覆蓋面也不斷擴大。

與會人士認為，中國保險行業的國際化是中國企業國際化大背景下的一個必然的趨勢。近年來，險企在服務於中國央企“走出去”進程中，也成為“走出去”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其國際化路徑多為跟隨戰略，未來將更要向主動出擊戰略轉變。

保險開放進程中的跌宕起伏

梳理中國保險市場的開拓之旅可謂一路跌宕起伏。自1949年10月20日新中國第一家全國性大型綜合國有保險公司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在北京成立，開啟了保險公司在中國的正式落地。1952年，外資保險公司完全退出了中國市場。1958年，全面停辦國內保險業務，只保留涉外業務。1966年，保險被視為“封資修”，國外業務也幾乎全部停辦。

輾轉直至1979年，在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分行行長會議紀要》後，國內保險業務逐漸恢複，國外的保險公司也開始陸續進駐中國。

對於保險業的對外開放理念，保監會原副主席、黨委原副書記周延禮表示：“在改革開放之後，我們所走過的路程，我們基本堅持了服務於國家的對外貿易，當時提出要把貿易、金融、銀行保險一塊的推出去。”

自此，中國保險業包括業務、機構、市場、風險、資產和收益等的國際化程度迅速提高，尤其自2002年加入WTO之後，無論是外資保險公司的“引進來”，還是本土保險企業的“走出去”數量都開始穩步增加，覆蓋面也不斷擴大。

事實上，自2002年入世以來，中國保險業的對外開放進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上述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共有保險公司156家，其中外資公司50家，比2002年底的22家公司增加了28家;我國保費收入達24282.5億元，是2002年的7.9倍，同期，外資保險公司保費收入達1165.6億元，是2002年46.15的25.25倍;外資保險占全國市場份額的4.8%，比2002年增加3.3個百分點;截至2016年10月底，保險公司總資產達到14.8萬億元，是2002年的23倍。

周延禮表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保險業進入了全面對外開放的時期，通過這15年走過的路程，實踐證明我國保險業在金融業開放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盡管入世以來，越來越多的保險企業“走進來”，但是外資保險在華業務經營並不理想。鳳凰智庫研究報告稱，雖然外資保險看似來勢洶洶，但縱觀其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的歷史曲線，相對於2005年的8.9%峰值，2015年已下降了整整4.1個百分點。

周延禮表示，外資進入也給中國保險業帶來了一些新的經營理念和經營技術，尤其是他們的管理方式，對我國加強市場監管，提高保險業在參與國際化，甚至同場競技方面增強了實力。

近年來，中資保險業務開展如火如荼。截至去年11月，2016年的原保險保費收入總計28864.87億元，同比增長28.88%。其中財險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8293.69億元，同比增長9.76%;壽險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20571.09億元，同比增長38.61%。

值得關註的是，周延禮在論壇上首次公布了中國保險行業最新數據：2016年我國保費收入30961.01億，超過日本位列世界第二;中國保險總資產151046.5億，支出10481.48億，對世界貢獻度26%，位居世界首位。

周延禮預測，從“十三五”到2020年，保險業的總資產將達到30萬億，保險業、保費收入業務規模能夠在目前的基礎之上擴大一倍。

中資險企競相“出海”

在海外市場拓展方面，自上世紀80年代保險業邁出了國際化的第一步。這以1980年由美國AIG和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合資出建的中美保險公司的成立為起點，目前，多家中資險企均在海外設立了分公司、子公司、代表處等機構，為布局海外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隨著全球化的熱潮和企業國際化戰略的推行，也帶動了保險業務走出國門。據鳳凰國際智庫統計，截至2015年底，內資壽險公司涉及海外業務的境外險種總計有92種，包括健康保險、醫療保險、意外傷害險、醫療保險、人壽保險、分紅保險、投資連結產品等;內資產險公司涉及海外業務的境外險種總計有314種，包括企業財產保險、家庭財產保險、保證保險、責任保險、船舶保險、計算機設備保險、知識產權保險等十余個大類。

除了傳統業務，中資保險的海外收購也相當火熱。近年來，中國人壽、中國平安、安邦保險、陽光保險等險企紛紛競相在海外大舉並購，對海外優質不動產項目進行投資收購，同時，通過收購海外保險來實施其全球化布局戰略。

據中國保險資產管理業協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曹德雲披露，僅2016年上半年，我國保險業海外並購金額達到了65億美元，超過去年全年。

險企“走出去”多為跟隨戰略 更要向主動出擊

“中國保險行業的國際化是中國企業國際化大背景下的一個必然的趨勢。”達信中國副總裁、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孫友文認為。

他進一步表示，中國企業的“走出去”從最初的產品走出去，到後來的勞務走出去、工程服務走出去、投資走出去、資本走出去。再到後來的管理走出去、技術走出去、文化走出去、品牌走出去，這都有它的發展的規律和過程。保險業作為“走出去”嵌入到這些環境和過程中必備的配套產品，也會隨著中國企業的全球化而全球化。

縱觀我國險企國際化的路徑，孫友文分析，一種是跟隨戰略，一種是主動出擊。當企業在上述要素“走出去”的時候，需要相應的金融服務和保險服務，保險公司即發揮跟隨戰略，這些年保險企業在服務於中國央企“走出去”進程中，也成為“走出去”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隨著中國保險行業的國際化程度提高，它的話語權的提升。全球性保險機構的份額在逐漸的降低，中國保險機構的份額在逐漸的提升。這也是中國保險業、中國保險機構在全球的話語權和國際化程度提高的必然結果。”孫友文說，未來更多的公司也會由跟隨戰略轉向主動出擊。

近年來，以安邦集團、複興集團為代表的險企在海外市場的收購，正是自身國際化戰略驅動。以安邦為例，自2014年起，它連續收購了6家國際知名保險公司和其他產業。據悉，安邦在海外並購上的投資總計超過400億元。

對於保險公司國際化的途徑和挑戰，孫友文表示，中國的保險機構要想國際化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自我生長，第一種方式是兼並收購。比如安邦、複興集團更多采用的是兼並收購的方式，以快速建立全球網絡。

周延禮也指出，目前保險公司在往往是通過收購兼並的形式進入海外市場。“真正要設立公司真是比較難，審批的過程是漫長的，要實現中資走出去，首先要了解對方的市場情況，掌握市場的運行制度規則，還有市場的一些習慣，要做好這些事前的功夫。”他說。

“自我生長的模式是一個非常緩慢而且時間長，而且又充滿不確定性的方式。” 孫友文表示，縱觀國際保險機構在全球的發展路徑，很多機構是通過兼並收購來實現全球化網絡，這是一個歷程非常長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