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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商城过会 余秋雨成中国最富作家？

四地产大佬家底大比拼：潘石屹最富王石最穷

http://www.cb.com.cn/1634427/20100820/144603.html

　王石、潘石屹、冯仑、任志强这四位可谓是国内房地产业界的“大佬”，虽然各自的公司有大有小，但他们四位的身家却并不与公司的规模成正比。

　　身为国内同时也是世界最大房地产开发公司——万科掌门人王石却只有区区5958万元身家，但资产规模只有万科1/20的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的身家却高达1.38亿元。

　　“职业经理人”王石身家只有5958万元

　　作为全球最大的住宅公司，万科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其掌门人王石的影响力更是远远超出了地产这个行业，甚至其说出的每一个话题，都会被媒体全面笑纳。

　 　1984 年，王石组建了万科前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并出任任总经理，靠倒卖玉米得来了第一桶金。1988年王石将公司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当年12月，万科发行中国大陆第一份《招股通函》，发行股票2800万股，集资2800万元，开始涉足房地产业。而经过了20余年的发展，万科更是成为总 资产突破千亿的房企帝国。

　　不过，虽然贵为全球最大住宅公司的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但如今的王石对于万科来说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职业经理人，不但不是实际控制人，就连持有的公司股份相对于其他一些地产公司老总来说也是少的“可怜”。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截止2009年年末，王石持有的万科股票数量为6，817，201股，以8月19日万科A的收盘价格8.74元/股计算，其所持股票的价值为5958万元，虽然仅是万科总资产的0.04%，但也足以令地产老大王石跻身千万富翁行列。

　　地产界思想家 冯仑身家11.25亿元

　　而被称为中国地产界思想家的冯仑身家更是不菲。

　 　作为万通地产董事会主席，也是万通实际控制人的冯仑手中握有大量万通地产股权。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截止2009年12月31日，冯仑本人直接持有的万通 股权为741850股，直接持有的大股东股权为0.09%，而通过洋浦耐基特实业有限公司(冯仑100%控股，该公司与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海南万通御风投资 有限公司共持有万通实业22.23%股权)，北京协同伟业信息咨询中心(冯仑控股25.44%，公司持有万通实业2.57%股权)和北京博远汇明贸易有限 公司(冯仑控股80%，公司持有万通实业3.43%股权)，冯仑共持有万通地产大股东万通实业25.72%的股权。因万通实业持有的万通地产股权为 51.16%，所以冯仑通过公司层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就为13.16%，股票1.6亿余股。而根据2010年8月19日万通地产收盘价格6.98元/股 计算，其本人加上公司层面的持股价值共计11.25亿元。

　　“任大炮”身家1.38亿元

　　《论语》有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但孔子这句名言放在现年59岁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的身上似乎并不成立。

　　有媒体如是描述，任志强留给公众的印象相当固定：多年保持不变的发型、宽脑门上紧锁眉头刻下的深纹、绷紧的腮帮子、几乎瞪出眼眶的眼珠。他似乎无时无刻都是这副严厉、咄咄逼人的模样。

　　任志强屡出“房子是给富人盖的”、“买不起房就该回农村”等惊人之言，也由于其言语尖锐大胆而被公众封为“任大炮”。任志强本人也多次被评为“三十年地产影响力人物”奖、“年度3.15房地产风云人物奖”、“2009中国最具影响力地产人物奖”等殊荣。

　　任志强在华远地产的财富主要体现在其二股东北京华远浩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浩利”)身上。在《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中披露了任志强在华远地产的财富故事。

　　根据上述报告书披露，截至2007年11月29日，任志强共持有华远浩利1407万股，持股比例为21.0063%。

　　而华远浩利截至2010年6月30日时持有华远地产97，834，929股，以昨天(8月19日)6.72元/股的收盘价格计算，任志强按持股权益对应的账面财富达到1.38亿元。

　潘石屹夫妇身家137.69亿元

　　潘石屹可能是经历了中国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又功成名就的人少数几个人之一。现在的SOHO中国是潘石屹夫妇财富的集中体现。SOHO中国成立于1995年，是由潘石屹和他老婆张欣联手创建，主要开发商业地产。

　　2007年10月8日，SOHO中国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潘石屹和张欣夫妇是SOHO中国的实际控制人，两人(以张欣名义持有)通过Capevale(Cayman)间接持有SOHO中国33.241亿股，占总股本的66.48%。

　　以SOHO中国首日上市收盘价9.55港元计算，潘石屹夫妇所持股份的市值达317.45亿港元。

　　不过，SOHO中国的股价昨日(8月19日)只有4.74港元/股，以此推算，潘石屹和张欣夫妇间接持有的33.241亿股市值仍达157.56亿港元(约合137.69亿元人民币)，财富缩水达到一半。

企業家商業代言漸成潮流：最富的「新演員」們

過去十多年裡，企業家越來越多地成為廣告片主角，這是中國商業文明演化過程中一道獨特風景，他們代言的方式和目的也多種多樣

「真的靠近自己，你明白那些融進你生命的，不是萬科，不是珠穆朗瑪或是乞力馬扎羅，而是走向它們和告別它們時留下的腳印。」

伴著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略帶沙啞的配音，他與毒蛇對視、在迷宮中前行、攀爬雪山等一幕幕場景出現。這是將於2012年4月播出的Jeep新大切諾基廣告片中的畫面。

王石是在2011年哈佛遊學期間接到的代言邀請。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他表示，一位「氣味相投的好朋友」牽線搭橋後，自己一口答應。「他們請我 的時候怎麼想我不知道，反正我替他們捏把汗。請企業家代言和請影視明星不同，尤其是選一個房地產企業的企業家，這等於是給萬科背書。」

王石是最早涉足商業代言的中國企業家之一。早在2001年，他便為摩托羅拉一款手機代言。此後，他又接拍過德國大眾、陸風汽車、平安保險的廣告片， 到2006年為中國移動全球通代言時，王石的個人形象已在大眾中獲得了廣泛認知——儘管有人仍會誤以為他是「中國移動的老總」。

王石之外，最近五六年，越來越多的明星商人出現在了廣告片或商業秀場中，儼然成為一股風潮。其中既有馮侖、潘石屹、張朝陽等企業家，也有江南春、雷軍等創業家，亦有徐益忠等知名度有限的製造業主也投身其中。

「比鄧超的代言費還低」

王石之外，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樂於走到鏡頭前，跨界出演，成為各類企業或品牌的代言人，背後既有雙方私交的牽線搭橋，又有可能的商業互惠鋪陳。

在十多年前為摩托羅拉拍攝的廣告片中，王石身著筆挺的西裝，頭髮梳得順溜整齊，站在熱氣球裡，拿著手機一邊旅行，一邊指揮企業後方工作。這一片子製 作並不精良、創意並不出眾，王石的形象也不像今天一樣風格鮮明。但在當時企業家商業代言寥寥無幾的年代，這一廣告依舊引發熱議。

「我沒有專門聘請經紀人去找廣告，我一直在等著廣告來找我。」王石說，面對上門者，他有自己的選擇標準，而這個標準也在不斷變化。他接拍第一條廣告時，摩托羅拉通過萬科公關部門發出的邀請遭拒，「怎麼可能讓我們老總給你們作廣告？」當時在中國罕有企業家給人代言的先例。

摩托羅拉並不甘心，「一定要找到王石本人，聽他親口說不」。結果通過關係找到時任萬科董秘的肖莉，其反應是「我們老闆可能有興趣」，王石知道後果真答應了，「一是我有好奇心，想知道拍廣告到底是怎麼回事，第二是代言行為也可以給萬科加分」。

如果邀請企業對萬科有「減分」之嫌，王石就不感冒了，「比如一些熱炒的高科技企業，如果泡沫一破裂，垮掉了，大家就會說，哎喲，萬科董事長代言的企 業垮了。」王石說，他一開始把控風險的原則是「只選世界五百強企業」，但後來覺得「自己長著一張中國人的臉，全接外國品牌有點崇洋媚外」，就有了和中移動 的合作。2006年開始，考慮到應給正在成長的新企業一些扶持，於是跟探路者等成長中的國產品牌有過合作。

「如果請演藝明星，此前帕薩特請了姜文，已經請到頭了。」克萊斯勒企業傳播經理江瓊表示。

廣告片由2010年台灣金馬獎最佳導演鐘孟宏和其廣告公司操刀，完成拍攝難度並不小，譬如有一個需要與一條象徵慾望的眼鏡蛇對望的鏡頭。王石拍攝時在微博透露，導演原本打算分開拍攝、後期合成，自己卻堅持一步到位。

王石的要價並不像外界想像的那麼高。克萊斯勒Jeep品牌高級經理王思聰透露，克萊斯勒沒有主動出價，而是請王石方面開價，「結果反饋回來的金額只 有幾百萬，比演員鄧超為Jeep另一款車型的代言費還低」。具體的支付方式，則是由克萊斯勒捐贈給萬科基金會，首個啟動項目用於泰國詩琳通公主基金會在東 南亞的兒童先天疾病項目。在王石看來，這次「國際化」公益的嘗試，恰是其哈佛遊學的啟發。

為了表示對王石的謝意，克萊斯勒給王石個人送了一台車，並許諾他可以在中國和北美的任何地方提車。

王石之外，最近一些年，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樂於走到鏡頭前，跨界出演，成為各類企業或品牌的代言人，背後既有雙方私交的牽線搭橋，又有可能的商業互惠鋪陳。

潘石屹雖比王石小一輪（12歲），但他幾乎與王石同步開始商業代言。2002年，其為《財經時報》代言，此後又陸續為LG、SONY、IBM、漢王 等品牌代言，最近一次則是為蘇格蘭威士忌拍攝的系列廣告片。潘石屹曾在一檔電視節目裡說，其代言活動大部分是「經紀人」、好友洪晃幫他接的，「多半是因為 朋友面子，幾乎沒收過錢」。洪晃也說，潘石屹拍廣告最大的動力就是「玩票」。

與王石類似，雖然不收錢，對方也會送些禮品表達謝意。譬如潘石屹出演的廣告片也多在他的地產公司選景。「每個廣告過後，房子就賣得快了，不管這個因素在其中佔了多大比例。」潘石屹說。

張朝陽、丁磊、李開復等人曾共同為中國電信3G做代言。這種代言活動對個性張揚、走娛樂化路線的張朝陽來說是小菜一碟，不過他更願意為自家的網遊產品代言；李開復則被騰訊邀請為微博代言人。此外，陳育新曾為金蝶軟件代言。

企業家個人品牌研究者楊曦淪認為，這些代表著奮鬥、成功、財富和創新的中國富豪們，有著自身的消費價值。成功企業家樂於做代言人，一方面是其自身成長的需要，財富等身之後需要尋找傳播其價值理念的渠道，而做代言是一種低成本的包裝手段，對企業家自身及其代言公司均有益處。

（李伯根/圖）

圈子文化與集體走秀

一些企業家擔心自己被認定為一家汽車公司的代言人，從而不會再收到其它汽車公司品牌活動的邀請。

在代言故事的背後，是商人之間的圈子文化。

最近，劉永好、朱新禮、馮侖、王中軍、俞敏洪和王兵等六位企業家，一起為一款新車做了一組產品推廣大片。這款於2011年進入中國市場的車型售價兩百餘萬元人民幣，盯準的是中國高端政商消費群體。

拍攝地選在水立方。2011年11月，該汽車公司在太美集團（一家專做富人生意的公司）的一次活動晚宴開始前拍攝，很快完成。

這些企業家願意集體走秀，原因是他們均為該汽車公司俱樂部的成員，「有義務服務於該公司的品牌活動」。該俱樂部是從2005年開始經營的高端客戶俱樂部，音樂圈的譚盾、郎朗，娛樂圈的張曼玉、陳數、張亞東等均在其中。

一些公司的廣告策略是不聘請具體的代言人，避免產品和具體的某個人產生直接的關聯，而一些企業家也避免與某一品牌走得太近，擔心外界稱之為某特定品牌代言人。

馮侖、沈南鵬等企業和投資界的紅人是太美的投資人，還是太美產品的消費者、渠道的搭建者和代言人，亦乃其VIP客戶組織「黑卡會」的會員，這次集體亮相，等於是圈子資源共享。

類似的企業家圈子並不少見，比較有名的有中國企業傢俱樂部、京城俱樂部、泰山會、香港馬會、華夏同學會等。

創新型企業的代言人

江南春為東錦國際集團旗下日加滿功能飲料做代言之前，分眾傳媒剛剛和東錦國際簽署一張標的為5000萬元的獨家廣告代理大單。

除了汽車、通訊等產品喜用企業家代言，另外一些會選擇企業家代言的品牌則多集中在一些創新型、剛剛起步、急需利用名人效應提升企業知名度的創業企業，在這些代言人裡，形象俊朗又有一定知名度的投資人往往成為首選。

凡客誠品成立之初請雷軍做代言便是例證之一。據凡客公關部焦紅宇介紹，選擇在商界有一定名氣的雷軍是想突出彼時產品高端商務的定位。當時雷軍正在忙 金山上市，一開始拒絕了邀請，但因為其和凡客創始人陳年的關係甚好，本身又是凡客的投資人之一，最終還是答應了。整個廣告片的拍攝只用了兩個小時。

類似凡客策略的還有獵聘網。這家立志做精英求職平台的網站，在2011年請到江南春、邵亦波做代言。邵是獵聘網的投資人。除廣告片外，江邵二人還錄製了一段和獵聘網CEO戴科彬對談求職之道的視頻。

戴彬科不願對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他向江南春支付的代言費的具體數目。只稱是「一筆不少的投入」。「要防止受眾只記住代言者忘記品牌，就要求代言人和品牌非常契合，也要承擔名人的道德風險」，他說，為此還專門在圈裡徵求對江南春的評價，「結果和我的個人印象一致」。

獵聘網並不是江南春代言的第一個廣告。早在2007年，他已是電視螢屏上的熟悉面孔。龍潤普洱速溶茶是其接到的第一個代言邀約。這個廣告在昆明機場 拍攝時，又恰巧被在機場候機的愛國者創始人馮軍看見，之後馮軍也向江南春發出邀約，請其為愛國者一款產品代言。江南春後來代言的廣告還有日加滿、多普達、 中國工商銀行等。

梳理這些廣告代言不難發現，江南春選擇的代言對象，許多是其執掌的分眾傳媒的客戶。譬如在江南春為東錦國際集團推出的日加滿功能飲料做代言之前，分眾傳媒剛剛和東錦國際簽署一張標的為5000萬元的獨家廣告代理大單；而多普達也早在2002年就和分眾有緊密合作。

要做「喬布斯」的溫州商人

「他是個有品位的人，只穿迪奧的服裝，只穿一家意大利定製品牌的皮鞋。」

一線企業家代言的成功案例，刺激了一些知名度相對一般的企業家的代言熱情。「既然王石可以成功，我們也可以試試。」有人這樣說道。

不過，他們更多代言自己的品牌——2011年在浙江衛視投放了多輪廣告的飛雕集團董事長徐益忠即是代表人物之一。

飛雕是溫州一家主要從事開關和插座生意的民營企業。金融危機之後，徐益忠感覺在盤子不大且競爭激烈的開關市場遇到瓶頸，決定「把產品線擴大到整個裝 修水電領域」，並重新包裝品牌。負責飛雕營銷策劃的傑信諮詢合夥人段海波和同事想到了讓徐為自家企業做代言的點子，理由是「徐是個有品位的人，衣服只穿迪 奧，鞋只穿一家意大利定製品牌」。

很難想像，一家製造業企業主親自出演自己公司的廣告片，而且主打「時尚」概念。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徐穿著時下最流行的漆皮尖頭皮鞋、格紋褲子，帶著鉤花的黑色圍巾，喝著常備在辦公室裡的巴黎水。

「在現在這樣的品牌氣質下，徐參加外面的活動都要挑選，一些普通的論壇就不去了，但一些高端的時尚的場合就要去，比如迪奧的活動。」段海波強調，他的主要方向是把徐打造成「中國的喬布斯」。

這種代言是否能收到效果？楊曦淪的觀點是收穫廣泛的大眾認可較難，收穫更多的可能是一個小圈子裡的知名度和話題效應。

飛雕這支投資百萬以上、邀請香港著名廣告導演梁家驊拍攝、由「純正意大利血統」女模搭檔徐益忠出演的廣告片，在東方衛視等平台播出後，「出去經常有人過來跟我說在電視上看到你了。」徐益忠說，「這種方式能夠提振公司供應商和客戶的信心」。

類似飛雕徐益忠的代言行為在商圈並不鮮見，現在已經是一線品牌的美特斯邦威，最初的形象代言人也是老闆周成建自己。他的這則廣告比王石為摩托羅拉代 言還要早，彼時周成建還在溫州打拚。雖然這種自己代言的廣告策略在區域市場獲得了一些客戶的認同，但意圖進一步做大美邦的周成建後來及時調整了戰略，選擇 了當時初露鋒芒的周杰倫做代言人。

展現高水平、國際化的統一性最富挑戰

鄂爾多斯：中國最富的城市在找錢

「只有10塊錢的資本，卻做了200塊錢的事情」，鄂爾多斯因此成為過去十年中國增長最快的城市。

這座城市正在擠泡沫，以讓虛胖的身體恢復健康。這種「去槓桿化」，正是一些地方政府需要集體破解的科學發展難題。

沒完工的高樓一群群呆立，停著，灰黑的水泥鋼筋裸露在工地上，隨處可見。黃色塔吊們的最後一次起降，已是近一年前的事了。

這是2012年8月的鄂爾多斯，高速運轉十年之後，突然幾乎陷入停滯。

這座城市是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方——2001年設立鄂爾多斯市之前，這片河套地區在內蒙古都屬於貧困之地，GDP排名全國倒數。但此後，在本輪經濟繁榮週期中，鄂爾多斯GDP增速連續9年全國第一，人均GDP先後超過北京、上海和香港，成為全國最富的城市。

但奇蹟幾乎是戛然而止。2011年下半年起，火爆的鄂爾多斯房地產直接冰凍，民間借貸大案頻發。隨著2012年宏觀經濟增速放緩，另一個支柱產業——煤炭——也危機深重，「鄂爾多斯時間」就此停滯。

「最根本的癥結在於整個城市經濟體的激進冒險，不計後果地使用了高槓桿。」資深信託業人士劉擎說，「好比只有10塊錢的資本，它卻做了200塊錢的事，產業自身盈利不能支撐過分透支。」

「籌資是頭等大事」

在中國最富的城市，政府正在絞盡腦汁找錢，他們甚至打算向拆遷戶借錢。

這個北中國的財富匯聚之城，二十多萬外來人口正在陸續撤離。老城區東勝一套三室的紅磚平房，月租金已經從近4000元跌到了不足2500元。

而找錢，成為鄂爾多斯政府的關鍵詞。

在此之前，融資平台是救命的稻草。以東勝城投為例，2011年淨資產僅為2008年時的2倍，而同期債務規模卻翻了21倍。尤其是2009年，負債從6.3億激增至91億。

東勝城投公司審計報告顯示，這家註冊資本為12.4億元的區縣級融資平台及其關聯公司，2011年末向國開行內蒙古分行、建設銀行及中國銀行貸款的餘額為45億元，主要以質押的方式。其中國開行貸款佔37.9億元。

債務規模不斷擴大，地方財政的還款能力卻無法同步增長。根據東勝區政府提供的數據，2012年區財政可用財力僅增加4.26億元。

但很快，這根稻草也難以救命了。

為了防範金融風險，銀監會發佈了關於切實做好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風險監管工作的通知，制定了具體的平台貸准入門檻。

「融資平台在國家相關政策調控下，成效有限；其他籌資渠道也比較狹窄。」東勝區財政局在2011年的工作總結中提道，「面對巨大的支出需求，籌資成為迫在眉睫的頭等大事。」

銀行融資之門縮窄，政府轉頭找上了當地的「財主」——2011年，東勝城投向當地大型民營企業伊泰集團、鄂市滿世房地產公司及市國投公司，以委託貸款的形式，融資近9億。

此外，還直接向北京星河灣公司、鄂市佳奇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及內蒙古雄鵬建築有限責任公司借款共計14.75億元，向東勝區建設局和國資公司融資4.5億元。

資本市場，迅速成為新的救星。

2011年末東勝城投通過新華信託和新時代信託融資餘額9.5億元。2012年2月，東勝城投又發行6年期20億元城投債。

公開資料還顯示，鄂爾多斯國投集團於2010年5月發行10年期28億公司債。鄂爾多斯市城投公司於2011年4月發行7年期10億城投債，並且通過中信信託發行的近9億應收賬款流動化信託項目仍在發售中。

政府所拖欠的工程款，也正在通過這些金融設計，曲線蔓延。

一位地產公司高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們正在試驗的新設想是，通過信託公司進行項目貸款，未來本金和利息由政府還，「相當於把我們的債務轉嫁給政府，沖銷政府對我們的欠款」。

「政府已經同意了，現在需要我們自己找信託公司。」他說。

絞盡腦汁找錢的，還有康巴什國投公司，他們甚至瞄準了有錢的拆遷戶。

公司副總經理蘇潤飛向媒體證實，康巴什國投試圖以17.523%的年利率向拆遷戶進行委託貸款融資，資金來源是每個拆遷戶數百萬的拆遷補償金。

「我們不願意借錢出去，我們只想要現金。」一位曾接到上述通知的哈巴格希移民新村拆遷戶說。

不過，拆遷村民與蘇潤飛均證實，這一計劃後來並未執行。

樓市冰凍，痛在政府

2011年10月至今，銷售總監魏晨所在的房地產公司出手了近100套住宅——不過沒有一套屬於正常銷售，全都用於抵債。

冰冷的樓市，映射著財政的窘境。

2012年5月9日，鄂爾多斯市委中心組學習會上，市長廉素表達了對財政收入放緩的隱憂：截至4月，鄂市財政總收入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34.5個百分點，低於年初預定增速13.2個百分點。

為當地政府貢獻大量財政收入的鄂爾多斯樓市和土地市場，正恍若一潭死水。

2011年10月至今，銷售總監魏晨所在的房地產公司出手了近100套住宅——不過沒有一套屬於正常銷售，全都用於抵債。

公司已有半年未發薪水，魏晨在幾個月前乾脆遣散了銷售部，而自己專職負責融資——老闆承諾，若通過信託融資3個億，他可以從中提成100萬。

鄂爾多斯五百多家地產公司中，境遇大多如此。

根據市政府的數據，截至2012年4月底，全市商品房銷售面積約150萬平方米，銷售額106億元，均價仍高達每平米7000元。但實則「有價無 市」——成交商品房主要集中在兩種形式：一是過去已認購但因手續不全未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現在補簽合同，佔銷售總量的62%；另一種則是開發企業以房抵 債，佔銷售總量的29%。真正的市場成交量不足10%。

在此之前，鄂爾多斯樓市之瘋狂舉國聞名。2006年，鄂爾多斯城市化建設步入黃金期，2007年出現第一輪房價增長。煤炭價格上漲及大規模徵地拆遷補償款帶來的豐厚民間資本，一手瘋狂購房推高房價，另一手又通過民間放貸賺更豐厚的錢來滋養房地產業的泡沫。

泡沫遊戲中，一個樓盤的一半甚至全部建設資金都來自民間借貸，房地產公司幾乎不需要自己掏多少錢，就能毫不費力地滾動開發一個個樓盤。

但泡沫隨著2011年數起非法集資案而破滅。祁有慶、王福金、蘇葉女等幾起案件資金缺口高達數十億，民間資金恐慌擠兌，借貸與地產市場雙雙冰凍。

無法融到民間資金，又無法通過預售回籠資金，房地產公司的高槓桿模式被由此逼停。

據鄂爾多斯市政府的數據，截至2012年4月底，全市324個房地產續建項目，復工率不到四成。計劃新建的49個項目，只有7個開工，開工率14.3%。全市房地產市場完成投資10.4億元，同比下降83.4%。

樓市冰凍，最痛的是地方政府。

財政減收隨之而來。2012年上半年，鄂爾多斯中心城區東勝區建築業及房地產業納稅分別減少14.8%和29.6%，而以土地出讓金為主要來源的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9.5億元，同比下降近八成。

賣不出去的煤

鄂爾多斯地方財政，依賴於煤以及相關產業。但2012年5月以後，鄂爾多斯的煤賣不出去了。

地產這條腿走不動了，更糟糕的，另一條更粗壯的腿也突然停了。

煤炭，是鄂爾多斯所有財富的起源——即使是後來的樓市財富，最初也通常來自煤炭。

2005年，鄂爾多斯煤炭年產量超越多年穩居全國產煤冠軍的山西省大同市，成為全國產煤第一大市。鄂爾多斯地方財政的七成，完全依賴於能源、化工以及它們的初加工產業。

但2012年5月以後，鄂爾多斯的煤第一次賣不出去了。

東勝往北15公里，僅銅川鎮紅泥塔的一座小山上就聚集了七八個煤礦和三十多家選煤場。

2012年8月3日，南方週末記者登高下望，滿目皆是煤炭堆積成的小山丘。這些煤堆大約有四十萬噸，均為粉煤，已經在此滯留了近三個月。

通常，煤炭從小煤礦運到煤場，遴選成顆粒較小的粉煤和較大的塊煤，隨後由煤販子運往河南、山東等地。粉煤主要是工業用煤，多銷往火力發電廠，而塊煤則多為民用煤。

一位煤場主回憶，此前煤幾乎「從不積壓，即來即賣」，「從早上六點忙到晚上十點，一天一百來車，4500多噸。」

5月起，形勢急轉直下。先是眼見粉煤價格短短幾天內急跌五十多元，而後，即使賤賣，仍然生意慘淡，「隔一天來上兩三輛煤車」。

當地一家大型煤礦集團也無法逃脫噩運。「去年前年一個礦一天賣一萬多噸，今年一天賣幾十噸煤。」該集團副總經理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東勝煤區地處熱量較低的煨煤帶，每噸繳完地稅的粉煤在煤場的售價僅為130元左右。每售出一噸粉煤，就意味著虧損近40元。

又正值雨季。大雨過後太陽直射不到兩個小時，積壓煤堆上就升起裊裊白煙。粉煤因顆粒較小，不易保存，極易自燃，損耗很大。

因此，大多數煤場都選擇「只出不進」。

根據東勝區政府的數據，2012年上半年，佔東勝區財政總收入四分之一的煤炭業，稅收減少17.2%。

「2008年金融危機時，感覺好像天黑了，下了幾點雨就過去了。但是從去年開始就是瓢潑大雨了。」上述煤炭集團副總經理說。

工程款欠著，拆遷款也欠著

「如果政府不欠企業這麼多工程款，或者鐵西和康巴什不同時這麼大步子開發，現在鄂爾多斯的日子可能會好過些。」

對於一個野心勃勃的政府來說，收入增速放緩顯然來得太不合時宜。

鄂爾多斯正在打造「康巴什新區、東勝市區與阿鎮新區」100萬人口中心城區，而公開數據顯示，中心城區現有人口僅50多萬人。

康巴什新區興建的七大標誌性文化工程，總投資近30億元。與此同時，東勝的鐵西新區，未完工的商住綜合體亦比比皆是。

南方週末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僅2010年3月至2012年6月，康巴什國投公司公開招標的項目金額總計高達57.6億元。而2012年上半年康巴什新區財政總收入僅為7.3億元。

「近兩年，我區經濟及社會各項建設任務繁重，財力有限，入不敷出。」東勝區財政局對此憂心忡忡，在2011年工作總結中提到，「土地出讓金不體現淨收益，不能有效補充財政。」

連續多年來，造城熱席捲中國大地，鄂爾多斯不過是其中最熱切的城市之一。而巨額資金的來源，來自於煤炭、地產以及借債。

不過，對於地方負債，無人能知曉確切的數據。民間對鄂爾多斯地方債總量的估算，大致有1200億、2400億和4000億三種版本。

而官方表述來自於市長在一次市委內部會議上的講話——「目前鄂爾多斯市各級政府債務規模已遠高於警戒線。」

按照這一說法，鄂爾多斯債務規模很可能超過2000億——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是，公共部門債務佔GDP比重60%，而2011年鄂爾多斯GDP達到3218.5億元。

進一步可以計算出來，鄂爾多斯政府槓桿率為3-5倍（2011年鄂爾多斯地方財政總收入為796.5億）。

這意味著鄂爾多斯的槓桿率非常之高。資深信託業人士劉擎說，她考察眾多地方政府項目，那些債務槓桿過高的項目，信託公司都不接受，即使是風險較高的結構化產品，銀監會允許的槓桿率也只是3倍。

市長在講話中還提到，市政府「決定從今年起利用3年時間完成全市政府投資項目拖欠工程款的清理化解任務」。

事實上，在鄂爾多斯，政府大量拖欠工程款司空見慣。

當地一家經營養老地產和承包政府投資路橋工程的房地產公司，工程款及財政返還金額共計2.5億元，但實際從政府獲得的款項不足1000萬。

「我們算是小數目，本地一些大公司的政府欠款動輒幾十億。」上述公司高管說。

「政府一般的做法是拿土地還，或者可以便宜一些賣。但問題是，現在土地不值錢了。」上述地產公司高管說。

康巴什國投公司副總經理蘇潤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承認，康巴什新區建設欠內蒙古博宇事業集團有限公司債務約10億元，園林綠化負債約20億元，東方路橋、新泰、吉泰等民資基礎設施建設公司的債務約20億元人民幣。

「如果政府不欠企業這麼多工程款，或者鐵西和康巴什不同時這麼大步子開發，現在鄂爾多斯的日子可能會好過一點。」上述地產公司高管說。

停不下的紅舞鞋

「第一步擠掉泡沫，第二步給傷口做清潔，也就是清查融資平台、重點企業的債務，第三就是補足養分」。如果做到這些，鄂爾多斯或許能迎來一次變得更健康的機會。

「鄂爾多斯是轉得最快的齒輪，突然讓他停下來，後果是最嚴重的。」一位當地房地產公司高管說。

像穿上了紅舞鞋一樣，鄂爾多斯無法停止找錢—投資—找更多錢的步子。為了不讓輪子突然失速，政府不得不四處找錢來保障一些重大項目。

儘管鄂爾多斯房地產業一片死寂，但政府性投資項目卻仍在迅速推進。為了舉辦2015年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鄂爾多斯體育中心正在趕建。「體育中心預算4.7億，最後可能會達到8億。」康巴什城建局一位工程師說。

為了保障這些重大項目建設，鄂爾多斯勒緊了褲腰帶。

市政府下令「嚴格控制公用經費」，包括「原則上不新購買公務用車、不新進人員、不新舉辦未經審批的各類大型活動、不新建樓堂館所」。

當地酒水行業一位銷售總監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上半年三分之一的酒店關門歇業，幾個主流酒水品牌在鄂爾多斯的銷量都出現了四五成的下滑。

「因為不好報銷，有相當一部分政府的酒水消費檔次，從八九百塊轉移到三四百塊錢這個價位了。」他說。

康巴什國投公司也於8月初貼出了「關於降低經費支出相關事宜的通知」，包括「嚴禁各子公司自行招人」、「一般的招待必須到單位內部食堂進行，嚴禁隨意提高接待標準」等內容。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鄂爾多斯市交通局、人事局等政府部門，曾一度於3月至5月只發放基本工資，後於6、7月才補齊。

在開源方面，市政府、稅務部門已經制定了增加稅收的一系列具體辦法，總的目標是，要讓2012年鄂爾多斯新增地方可用財力達到50億元以上。

招商引資，也日益重要起來。

不久前，鄂爾多斯政府就曾邀請江蘇企業家代表團前去考察，當地政府舉辦了盛大的晚宴，考察的項目裡就包括房地產項目。當地政府希望引入外部資金或上市公司資金接盤。

不過更重要的，是幫助當地經濟擺脫對煤炭與地產的依賴，真正建立起健康的產業。

「第一步擠掉泡沫，第二步給傷口做清潔，也就是清查融資平台、重點企業的債務，第三就是補足養分，比如邀請發達地區的企業家去考察接盤項目。」劉擎 說，「這個思路沒錯，但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涉及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接盤這些債務，需要履行有關程序，不能讓並不同意接盤的部分小股東和納稅人埋單來承擔這 個風險。如果中央政府接盤，也要經過有關預算法和人大會議程序，不能再走一旦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就中央財政接盤的老路。」

澳洲最富爭議的億萬富翁

1982年，吉娜· 萊因哈特和父親朗·漢考克在一起，萊因哈特也是父親唯一的孩子。20年前，父親留給萊因哈特市值7500萬美元的公司，年均約1200萬美元的老力拓特許使用權，以及幾處礦山。如今，萊因哈特的資產淨值已經難以估。

2010年，澳大利亞工黨政府開始針對礦業徵收超級利潤稅。當年6月9日，萊因哈特和她的同事們為抵制稅收，在珀斯凱悅酒店外舉辦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型宣傳活動。

即使是在清晨6點，澳大利亞珀斯機場也隨處可見身著螢光安全背心的礦工。

他們連續工作二至四周，每天兩班倒，隨後獲得一週的休息時間。他們往返於珀斯與峇里島之間，收入可觀。卡車司機年均入賬不少於10 萬美元，高級焊工每年可到手15萬美元。

這些礦工來自珀斯以北1000英里的黑德蘭港，後者以鐵礦石輸出港而聞名於世。岸上的傳送帶早已被鐵礦石染成了暗紅色。300個堆滿了鐵礦石的火車車廂，從遙遠的皮爾巴拉礦山緩慢爬入港口巨大的倉庫。旋轉式翻卸礦車守在倉庫出口，等待著抓取與攪拌這些礦石。

天剛濛濛亮，黑德蘭港似乎還沒睡醒。它是全球最大的散裝礦物出口港，這裡的鐵礦石主要來自漢考克勘探公司。

這是一家與力拓齊名的澳洲礦業巨擘，它的主人便是澳洲女首富吉娜·萊因哈特（Gina Rinehart）。

6月4日，在全球鐵礦市場萎靡不振之時，萊因哈特卻作出驚人之舉，計劃投入巨資在澳大利亞北部為自己的鐵礦修建鐵路。

這條設計長度為214英里的鐵路直通黑德蘭港，將與其他兩條既有鐵路同時運行。

瑞銀分析師湯姆·普萊斯認為，目前市場低迷，修建鐵路需要投入大量資本，萊因哈特的投資風險巨大，眼下沒必要去修建「一條昂貴的通道」。但萊因哈特沒有理會外界的質疑，依舊我行我素。

身家高達300億美元的萊因哈特，是2011年的澳洲首富，2012年的世界女首富。現年58歲的她，目前居住於西澳首府珀斯。她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寡婦。她迴避媒體採訪，極少出現在公眾面前，但處理起媒體關係卻得心應手。

《紐約客》說：「她是澳大利亞最富有，也最富爭議的億萬富翁。」

從全球最富到破產 又一個國家被對沖基金逼死了？

(瑙魯共和國機場)

就在幾十年前，瑙魯（Nauru）還通過大規模出口鳥糞礦物化石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而如今，這個國家卻處在破產邊緣。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周二（9月30日），瑙魯政府警告稱，由於美國對沖基金向法院申請凍結瑙魯設在澳大利亞西太平洋銀行(Westpac)的賬戶，國家將面臨破產。該銀行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銀行。

該國財政部長David Adeang對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法院表示：

基本上，如果沒有資金進入國家的銀行賬戶，那麽瑙魯共和國政府將無法運行。

這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源自於美國對沖基金Firebird Global Master Fund向法院申請的一紙判決。這家對沖基金聲稱，瑙魯政府欠他們3000萬澳元（約合2600萬美元）。

上世紀80年代末，秘魯政府曾在日本金融市場發行過武士債，其中一位買主正是Firebird Global Master Fund。不過，隨後瑙魯政府發生了主權債務違約。這家對沖基金因此將瑙魯政府告上法庭，要求凍結對方的銀行賬戶並索賠。

聽上去很耳熟？沒錯。華爾街見聞今年曾介紹過，阿根廷政府也因美國對沖基金逼債而面臨二度主權債務違約危機。

不過，瑙魯自身的國情略有不同。該國曾遭到長達一個世紀的殖民主義剝削，還歷經一波礦業繁榮潮。評論員們表示，瑙魯如今的困境和破產危機體現出的是該國自1968年獨立以來歷屆政府的管理不善。

David Adeang還稱，政府有可能無法支付公務人員薪資，無法維持國家的醫療和其他基本的公用事業服務正常運轉，除非其在西太平洋銀行的賬戶解凍。他還補充道，該國建立的拘留中心也將面臨電力供應中斷的風險。

瑙魯的拘留中心用以接納1200名尋求澳大利亞庇護及難民身份的人。這些人基本是偷渡到澳大利亞的“尋求庇護者”，他們被羈押在這座大樓內，等待澳政府審查他們的避難請求。

瑙魯政府目前正尋求撤銷判決，稱其設在西太平洋銀行的賬戶擁有豁免權，因為他們是擁有主權的國家，而非商業實體。

不僅如此，瑙魯政府還在尋求撤銷一家日本法院在2011年做出的判決：向Firebird Global Master Fund賠償其因持有瑙魯債券而發生的損失。

一位澳大利亞商人David Argyle也稱，他因持有瑙魯國債，所以瑙魯欠他750萬澳元。

那麽，瑙魯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國家？敬請閱讀：《賣鳥糞致富 曾經的洗錢天堂 奇葩國家——瑙魯》

最富的10%人口控制了全國多少財富？

瑞信最新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非常有趣。其中一項數據是各個國家最富有的10%人口控制了這個國家多少財富。

下圖顯示了全球各個國家最富的10%人口控制財富比例的密集度：

可以看到，俄羅斯最富的10%人口控制了該國84.8%的財富。而只有兩個國家的最富10%人口控制的財富占全國財富一半不到：比利時為47.2%，日本48.5%。

財富不平等的情況在過去十幾年里如何變化也令人深思。下圖反映了各國最富的10%人口占全國財富的比例在2000年和2014年之間的變化。藍色越深說明上述比例降低得越多，紅色越深說明上述比例上升得越多。

顯而易見，本世紀以來，最富的10%人口擁有的全國財富比例變化劇烈，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埃及和中國。事實上，中國最富的10%人口掌握了全國64%的財富，而這一比例在2000年至2014年大增15.4%。而加拿大、沙特阿拉伯和波蘭則有所下降。秘魯、美國和澳大利亞在這一時期的富人財富比例則幾乎沒有變化。

以下為每個國家最富的10%人口占全國財富比例的具體數據，以及這一比例在2000至2014年之間的變化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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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全球最富王室：資產占GDP一成

近日，在位70年的泰國國王普密蓬駕崩，有關王權交接的討論使泰國的巨額王室資產浮出水面。

在《福布斯》2015年發布的全球十大最富有王室排行榜上，泰國國王普密蓬以300億美元財富力壓沙特、阿布紮比、卡塔爾等一眾中東土豪國王室，榮膺“最富有王室成員”桂冠。

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富有王室名下的財富進一步增長。據英國《金融時報》旗下專註於提供中國及亞洲深度數據分析服務的FT機密研究所估計，以股權計算，泰國王室資產管理局(Crown Property Bureau)是泰國最大的企業集團，所管理的財富至少達到400億美元，是泰國最大上市公司泰國國家石油公司(PTT)市值的兩倍以上。

王室財富一覽

王室資產管理局的大部分資產均為土地：它在曼谷擁有大量大型房地產，包括暹羅酒店(The Siam)、奇隆(Chit Lom)和無線路(Wireless Road)中央商務及購物區的大片區域。截至2014年，該局所持土地價值估計有1萬億泰銖(約合290億美元)。

王室資產局還持有泰國最大的兩家公司——泰國匯商銀行(SCB)和泰國沙炎水泥(SCC)——的大筆股份，並通過附屬子公司CPB Equity持有其他重要資產，包括在以上兩家公司的額外股份。

據泰國學者育亞農(Porphant Ouyyanont)博士的報告，截至2014年年底，這些主要資產的合計價值約達1.4萬億泰銖。按照當時的匯率計算，約合440億美元，但由於泰銖走弱，按照當前的匯率行情，其價值可能為386億美元。

再將2015年的潛在價值變動納入考量，FT估計，雖然這一年土地價值增長5%，但由於它在泰國匯商銀行的持股價值下跌，因此兩相抵消，資產價值總體持平。

然而，這些數字並不包括王室資產管理局在其他公司的小規模持股，比如它在德國酒店集團凱賓斯基酒店 (Kempinski AG)的多數股權。2008年，王室資產管理局的一名顧問曾經作出估計，該機構在其余各家公司的持股價值約為6.65億美元。自2008年至今，所有市場幾乎都已走高，假設其間沒有進行重大資產拋售，它們的價值可能已增長到10億美元或以上。一旦將這些額外資產列入計算，泰國王室資產管理局的總資產就達到了400億美元。

這還沒有納入泰國王室私用金辦公室(Office of the Royal Privy Purse)控制之下的其他資產;這其中包括泰國沙炎水泥公司另外1.3%的股份，價值71億泰銖。另外，王室資產管理局也不管理王室成員的個人資產。舉個例子，據稱，普密蓬國王的次女詩琳通公主就持有暹羅典範購物中心(Siam Piwat)25%的股份。

左右經濟體的龐然大物

王室資產局對泰國經濟的影響表現在幾個方面。

最顯著的一點是它的規模之巨。如上所述，2014年時，該局管理資產相當於泰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1%。任何實體只要達到此等規模，都可以左右經濟發展軌跡。

育亞農博士稱，泰國的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源於重量級的壟斷企業，這些企業與王室資產管理局往來密切，給新興企業的進入和經濟發展造成了阻礙。

其次，王室資產管理局不屬於公司或非營利機構，沒有披露相關信息的義務。雖說該機構也將大筆款項投入慈善事業，以及商業化程度低、但以發展為目的的項目，然而，任何以這種不透明方式運作的大型組織都有可能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此外，王室資產管理局也無需納稅，而假如它能支付一定的所得稅，泰國政府的收入就會大幅增加。

另外，它的一舉一動也影響到政治、商業和泰國君主制的性質。該管理局的治理委員會有六名委員，由普密蓬國王生前親自任命，還有第七人是在任的泰國財政部長。在王儲繼位時，這些安排都可能出現變動。但FT估計，在中短期內，王室資產管理局的運作不會發生重大變化。

一舉一動牽涉政經大局

眼下的泰國正進入前所未有的過渡時期，在評估該國的政治風險時，我們自然不能忽略一個不透明的、相當於國家控制的400億美元投資基金的作用。一些分析人士稱，王室資產管理局的資產可能是左右王權繼承問題的重要因素。假如未來的泰國政府反對君主制，並因此控制或沒收王室資產，那麽，它因此掌控的財政影響力將不可估量。

但即便沒有與泰國王室的這層聯系，一個400億美元的秘密投資基金也絕對是不可忽略的重大因素，在經濟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對投資泰國的人士來說，未來幾年，關註王室資產管理局的一舉一動將是明智之舉。

美國“史上最富內閣”能讓窮人的錢袋子變鼓嗎

拜美國失意藍領階層所賜，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將入主白宮，目前已組建了美國歷史上最富有的內閣：截至目前公布的17名特朗普內閣成員總身家已經達到令人吃驚的145億美元，相當於超過了美國1/3家庭財富的總和。

在選戰中，特朗普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上，不時發出攻擊華爾街的言論，聲稱要清除華爾街與銀行業之間的利益輸送，把“沼澤清空”。不過雖然嘴上說說，但身體上卻很實誠：任命內閣時，特朗普幾乎把高盛管理層“連鍋端進了”白宮。

與此同時，多位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在近期的最新數據研究都指向一個事實，即美國中下層收入停滯並非主要源於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而在於美國收入分配制度出現重大紕漏。在《21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經濟學家皮克迪(Thomas Piketty)帶領下的一項最新研究顯示，在1980~2014年間，美國70%的收入都進入了頂層10%人群的口袋之中。

特朗普的億萬富翁內閣，也屬於正是這頂層10%的群體。而這樣的特朗普內閣，是否能兌現其競選承諾，令其“鐵銹地帶”的鐵桿選民們的錢袋子再次鼓起來呢?

政治不是做生意

在美國小布什政府時期，其第一個內閣提名總身家在2.5億美元左右，彼時這一內閣被美國媒體諷刺為“百萬富翁內閣”；不過它與特朗普的提名比起來，就顯得“相形見絀”了：如特朗普的內閣提名可以在參議院順利通過，美國將出現歷史上首個“億萬富豪內閣”，其總身家在145億美元左右，是小布什內閣的50倍。

美國輿論界對此認為，“做生意”將成為下屆美國政府的主旋律。韋恩州立大學憲法法律教授亨寧(Peter Henning)表示，任命商界領袖擔任頂級政治職位的行事方法，已成為美國政治的常態，但特朗普提名“一大群政府經驗極少的人，這也是夠獨一無二的”。

“我總是警惕那些說‘我們必須像經商一樣經營國家’的人，企業不負責國防或照顧老年人，”亨寧表示，“企業以一個指導原則驅動——賺取最多的錢。但這不應該是政府的角色。”

《紐約時報》則評論稱，特朗普對於其內閣的選擇體現了他個人的品質和性格，“他的內閣決定主要是一群同他在不同方面相似的白人，譬如喜歡在網上亂發推，以及不斷見諸於紐約小報報端的亂糟糟的離婚官司。”

減稅幫不了藍領

截至目前，特朗普為藍領階層帶來的兩大利好消息是：在貿易問題上對外展現強硬態度，以及大規模減稅計劃。從表面上看，這兩項利好都有助於資本和就業快速回流美國。與此同時，特朗普在美國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上一直沒有更多發言。

而根據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柴緹(Raj Chetty)以及皮克迪兩個團隊所進行的不同數據挖掘均顯示，改善美國底層人民收入滯漲問題的根源，在於在收入分配方面做出更多改革。

這樣的研究結果意義非凡：對於即將正式走馬上任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其令美國藍領階層為之興奮的減稅計劃，恐怕在增強藍領階層的工資收入提高方面不會有太多意義。有分析指出，在減稅計劃中，高收入者將不成比例地獲得更多利益。柴緹的研究指出，目前美國大部分GDP收入最終流向了高收入家庭，較高的GDP總值增長並不會大幅增加大部分美國“80後”的收入。

當然，不能說GDP不重要，但更好的收入分配制度對於改善美國“80後”的收入水平將更奏效。譬如在現行的GDP分配系統下，美國需要每年超過6%的實際GDP增長率才能恢複到20世紀40年代的絕對工資流動率水平。而增加美國下層人民收入的關鍵點是需要更廣泛的經濟增長，即在收入分配方面做出更多改革。

皮克迪的研究則發現，美國政府的分配政策在平衡稅前工資所產生的不平等方面收效甚微。

隨之而來的是令人吃驚的數據：根據皮克迪團隊的研究，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全國經濟收入中，在平均線以下的50%人群中，其收入一直處於無增長狀態；而高收入人群增長驚人，其中收入前10%的人群增長了121%，收入前1%的人群收入增長了205%，而收入前0.001%的人群則增長了636%。

皮克迪團隊認為，收入差異令美國成為了現實中的《雙城記》：對於處於收入底部的1.17億美國人而言，其一代人的收入增長均停止了，而對於在收入頂端的美國富豪而言，其收入又增長得過於迅猛了。

而在1980~2014年之間，在收入處於平均線以下的50%人群中，沒有實現任何收入增長，而32%的收入增長則進入了中產階級(即中位數到90%之間)，68%的收入增長則進入了美國收入最高的10%階層，其中36%的收入增長進入了最頂端的1%階層之中。

更進一步的研究發現，收入處於平均線以下50%人群手中流失的財富，正好進入了美國最富1%人群的手中：大約8%的國民收入從低收入人群手中，進入了最富1%人群的口袋中。

如果從時間軸上進行比較，就更可以理解當代美國的收入有多麽不平衡：在1980年，最富1%人群的收入是平均線以下50%人群的27倍；現在這個數字是81倍，這樣的貧富差距，即1：81，已經趕上了剛果。

上述數據中另一個令人震驚的趨勢是，美國在過去15年里收入集中增長的原因是由於資本收入增長。這意味著在上世紀末的富有工作者要麽退休，要麽將自己的財富傳承到了繼承人身上。

最終，皮克迪團隊認為，任何無法令其整個一代人中半數人民在增長中受益的經濟體，都會令其人民對現狀產生不滿，並拒絕建制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