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重慶市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1%,在全國31個省區市中增長最快,不過,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表示,“我覺得經濟增長快還只是一個次要的目標,我自己認為重慶經濟最有價值的是四種結構狀況趨勢比較好。”
在8月29日開幕的有第一財經支持舉辦的亞布力論壇上,黃奇帆講述了重慶得以領跑全國的結構變化:三駕馬車齊頭並進,企業利潤仍保持高增長,三產產值已經大於二產,還有就是房地產投資占比下降。
第一個是動力結構,投資、出口和消費“三架馬車”在重慶是齊頭並進的。黃奇帆說,重慶最近的三年進出口翻了兩番,就是說每年要增長百分之幾十,這樣三四年里才能翻兩番。我們2005年的時候進出口是30億美元,到2010年的時候差不多是280億美元,去年我們到了950億美元。
不僅如此,“我講這段話的意思,我們進出口增長是非常強勁的,這個動力,消費增長13%,商業零售還有其他各種消費也是兩位數,投資增長18%,所以我們三架馬車齊頭並進,動力比較強。”黃奇帆說。
第二個是效益結構。重慶的工業利潤2013年漲了42%,2014年增長35%,在今年全國工業比較困難,利潤負增長的情況下,重慶利潤是26.7%,這也是很好的情況。
黃奇帆表示,“工業增長排名第一這不算什麽,效益能夠連續幾年增長為全國第一,這件事令人高興,因為這是投資環境很重要的一塊。同時我們金融領域的利潤也是全國比較高的,比如說重慶的銀行是全國二十幾分一的利潤,但是全國貸款的四十幾分之一在重慶,銀行的毛利率可能是全國最高之一。那麽金融、工業或者其他服務業,或者各種產業效益高,占GDP比重大,是重慶投資環境良好的一個表現。”
第三個是產業結構。他表示,重慶的產業結構現在三產總量大於二產,二產里面電子產業、汽車產業,各類高新技術產業比重占50%以上,這個產業結構比較好,所以重慶工業效益好。另外一方面服務業里除了六大傳統的商業零售、貿易批發、房地產或者運輸物流,傳統的金融等等,信息中介服務業,六大服務業以外。最近興起的跟國際貿易有關的五大服務業,每年增長25%,所以這一塊也具有強大的輻射和集聚能力,這是產業結構比較好。
第四個是投資結構。“我們現在每年一萬多億的投資,1/3是工業投資,還有10%多是商業性投資,就是服務業的投資。所以工商產業占50%,有25%是基礎設施投資,25%是房地產投資,這個投資結構我們認為比較理想,是我們調控的目標。”黃奇帆說。
他認為,“如果一個地方基礎設施房地產占了百分之七、八十,長遠沒後勁,我們的稅收、就業、持續增長能力是在工商產業,在實體經濟,所以這個結構代表我們重慶未來的工商產業還會是繼續興旺的地方。我們外資投資每年50%以上在工業當中,所以這個投資結構比較理想。”
2015年9月7日,雲南省發布幹部任前公示,福貢縣委書記李紅文(左二)擬任怒江州委常委。如不出意外,他將在知天命之年實現仕途上的跨越,成為副廳級幹部。兩個月前的6月30日,李紅文獲得“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稱號。 (新華社/圖)
現在提倡幹部年輕化,有些人30歲出頭就當了縣長、縣委書記,但“並不是越年輕越好”。
“縣委書記調動過於頻繁,各級主要領導幹部的調動都過於頻繁。”
2015年9月7日,雲南省發布幹部任前公示,福貢縣委書記李紅文擬任怒江州委常委。如不出意外,他將在知天命之年實現仕途上的一次跨越,成為副廳級幹部。
李紅文生於1965年,是白族人,卻能講一口地道的傈僳族語,跟當地的少數民族群眾交往頗深。今年6月30日,他獲得“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稱號,全國2800多名縣(區、市、旗)委書記中,有102人獲此表彰。
表彰兩個月來,已有17名優秀縣委書記獲提拔。最近的是9月8日,福建公布了兩名擬提拔為副廳級幹部的任前公示——都是全國優秀縣委書記。
中組部上一次表彰全國優秀縣委書記是在1995年,當時有100人受表彰,日後大多獲得晉升。時任安徽亳州(縣級)市委書記饒益剛當時榜上有名,現年68歲的他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認為,縣級上對市、省甚至中央,對下直接與百姓打交道,縣委書記“再大的本領都能用上,才華不會被淹沒”。從這個意義上說,選好用好縣委書記至關重要。
這次被表彰後,第一個獲提拔的全國優秀縣委書記,是安徽合肥市包河區原區委書記胡啟生。7月2日,他從北京回到合肥的當天,就被宣布調任巢湖市委書記(縣級)。9月,擬任合肥市委常委。巢湖市位於合肥南部,環抱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系安徽省轄市中唯一的縣級市,由合肥代管,其市委書記一直由合肥市委常委兼任。
44歲的胡啟生,是優秀縣委書記中為數不多的“70後”,也是少有的有全日制博士學位的縣委書記。1993年,22歲的胡啟生從安徽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進入安徽省蕪湖市人事局工作。1998年,已是局辦公室副主任的胡啟生考入北京大學,攻讀比較政治學博士學位,2001年畢業。
獲得博士學位後,胡啟生到安徽省委辦公廳綜合室工作,2004年被任命為綜合室副主任,2005年“下放到”安徽滁州,擔任正處級的市委副秘書長。經過兩年地方鍛煉後,他回省城擔任包河區長,2011年擔任包河區委書記直到今年7月2日改任巢湖市委書記。
安徽這次共有4人被評為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目前已有2人升至副廳。提拔最多的是雲南,全省4名全國優秀縣委書記中已有3人獲提拔,廣東、福建各提拔了2名,北京、湖南、山東、河北、黑龍江、四川、新疆、江西各提拔了1名。他們當中,最年輕的湖南中方縣委書記張霞生於1973年,她也是102名優秀縣委書記中唯一的女性少數民族縣委書記,目前已被提名為懷化市副市長人選。17人中原江西蓮花縣委書記夏興年齡最大,今年55歲,8月份被提拔為萍鄉市副市長。
原北京朝陽區委書記程連元是17人中唯一一個級別沒有提升的,調任昆明市委書記後級別仍是正廳級。但根據省會城市市委書記由省委常委兼任的慣例,程連元未來的仕途有很大的想象空間。
獲提拔的17人中,已升任山東淄博市委常委的原淄博市淄川區區委書記楊洪濤,簡歷不詳。另外16人中,原廣州市越秀區委書記武延軍是唯一從基層拾階而上的。現年50歲的武延軍起步於廣州東山區司法局,從一名普通幹部一直走上區長、區委書記的崗位,今年8月升任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其他16人在擔任區縣黨政“班子”成員前,都有在省市擔任部門領導的經歷。
在當縣委書記之前,17人中有12人先當縣(區)長,其余的都是直接從上級部門空降。今年7月升任雲南省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的李建陽,此前是石屏縣委書記,再往前是雲南紅河州委辦公室主任。8月升任新疆吐魯番市副市長的原托克遜縣縣委書記馬健,是從吐魯番地委組織部副部長一職空降擔任縣委書記的。
就“一把手”的從政經歷看,17人中大多數只在一個地方當過縣委書記,僅3人當過多地“一把手”。安徽巢湖市委書記胡啟生和剛被公示要提拔的雲南福貢縣委書記李紅文,都擔任過兩個地方的縣委書記。當“一把手”地方最多的是黑龍江綏芬河市委書記李大義,先後在3個縣當過縣委書記。
今年獲表彰的縣委書記們,仕途能走多遠有待觀察。但20年前獲表彰的那100名老優秀縣委書記,現在大多已“船到碼頭車到站”。
20年前那批優秀縣委書記中,有些名字至今耳熟能詳,如時任江蘇張家港市委書記秦振華、時任山東諸城市委書記陳光。秦振華在擔任張家港市委書記前,曾在該市下屬的楊舍鎮當了14年黨委書記,將一個窮鎮變成蘇州(張家港隸屬蘇州)名鎮的排頭兵,擔任張家港市委書記之後,又讓張家港接連獲得34個全國先進。
截止到今年9月,100名老縣委書記中,已經2人升至正部級,目前還在任,他們分別是湖南省長杜家毫和海南省政協主席於迅,杜家毫時任上海松江縣委書記,於迅時任海南省儋州市委書記。此外還有15人升至副部級,在任的有陜西省委組織部長毛萬春、廣東省委組織部長李玉妹、山東省政協副主席陳光等。
大多數在1995年受表彰的優秀縣委書記的仕途止於廳級,其中正廳級約42人左右,副廳級約35人。也有被表彰後在縣處級崗位原地踏步的,但只有5人。時任西藏南木林縣縣委書記白朗日後職務不詳。
造成這些優秀縣委書記日後仕途懸殊較大,能力之外,年齡也是個重要因素。以升至省部級的17人為例,1995年時他們的平均年齡是38.5歲,比百人群體的平均年齡低了10歲左右。這些年輕人在年齡、學歷上已占優勢,而1995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的《關於抓緊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部的通知》又將他們向前推了一步。這份《通知》提出“保證有一批三十多歲、四十多歲的優秀年輕幹部能及時選拔進縣以上黨政領導班子”,於是這批受表彰的年輕人又更進一步。
日後成為副部級幹部的優秀縣委書記中,時任海南瓊海縣委書記韓至中年齡最大,獲表彰時54歲,但韓至中當時已經高配為正廳級,離副部級只有一步之遙,次年便升任海南省副省長。
那些後來官至廳級的縣委書記,大多出生於1940年代,受表彰時已超過45歲,上升空間有限。張家港市委書記秦振華生於1936年,受表彰時已經59歲,最終,這位創出“張家港模式”的帶頭人,在退休前被提為蘇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解決了副廳待遇。另外5位在縣處級崗位退休的縣委書記,受表彰時都已經超過50歲。
100人中,朱愛群當時是泰州市委書記(縣級)。1996年,江蘇省成立地級泰州市,朱愛群任市委副書記兼常務副市長。朱愛群在任期間,發現並提拔了春蘭集團的“一把手”陶建幸,在陶建幸的帶領下,春蘭集團一步步成長壯大。但朱愛群後來辭官下海,出任春蘭集團執行總裁,成了陶建幸的“手下”。
1995年受表彰時,100名優秀縣委書記堪稱同輩中的翹楚。但20年之後,也有數人從當年的翹楚變成階下囚。據統計,100人中至少已有6人落馬,其中包括副部級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原政協副主席李達球。李達球生於1953年,1995年任賀縣縣委書記時被評為“全國優秀”,2008年從賀州市委書記任上升任自治區政協副主席,2014年因受賄獲刑15年。
近年來縣委書記已成腐敗的重災區,2014年,全國至少有38名縣委書記落馬,山西就有18名前任或現任的縣委書記落馬。這些新老縣委書記們的落馬,當為前車之鑒。“腐敗的事情千萬不能碰。”已經74歲的“老優秀”、原河北涉縣縣委書記張樹山說,他當縣委書記時就一再強調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能老想著自己。
1995年的優秀縣委書記饒益剛說,縣委書記權力確實很大,一是經濟方面特別是在工程承包時有很大尋租空間,另一方面就是用人了,“黨委書記在用人時差不多能起到70%的決定作用。”饒益剛認為要減少縣委書記的腐敗,就要限制書記的權力,既要靠制度,也要靠個人素質,上級組織部在選人時要慎重考察。
“十八大之後,限制書記權力方面進步很大。”饒益剛說他最近跟一些年輕的縣委書記有過交流,書記們覺得權力受限,壓力大,不好幹了。“這是好事。”饒益剛認為,“不好幹”說明約束起作用了,能減少腐敗的發生幾率。
現任長沙市委顧問余合泉,也是1995年的百名優秀縣委書記之一,當時是長沙市委常委兼長沙縣委書記,余合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縣委書記不容易,當好的縣委書記更不容易,成了優秀就更麻煩。”他的當好縣委書記的“招法”,首先就是用人唯賢而不是用人唯親,此外,“決策敢斷而不武斷”、“工作統攬而不包攬”、“品格大度而不失度”都是他總結出的“書記招法”。
在原安徽亳州(縣級)市委書記饒益剛看來,縣委書記首先要摸清縣情,知道縣里發展的優劣勢,並要多培養一批廉潔、勤政、創新、務實的幹部。說到培養幹部,不得不提到書記和縣長的關系,書記和縣長的關系如何處理,直接影響到決策效率。
“一般來說,市長、縣長都不會過問幹部任用。”饒益剛離開亳州後,擔任過地級市市長,他的主要經驗是,書記要民主一點,多尊重縣長的意見,而縣長則要多站在書記的角度考慮,讓決策集中一些。“書記跟縣長這樣相處,跟其他副職也應該這樣相處。”遵循這樣的原則,饒益剛在擔任縣委書記時,被安徽省委組織部當成黨政關系處理較好的典型。
“現在當縣委書記與20年前面臨的社會環境已經大不一樣。”饒益剛說,1990年代縣委書記的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經濟上面,現在經濟建設還是中心,但強調科學發展,對縣委書記的要求更高。同時新時期面臨一些新的社會矛盾,維穩壓力更大,而且老百姓法治意識在增強,今天的縣委書記在處理問題時要有更加科學的方法。
饒益剛說,20年前抓計劃生育,要采取什麽行動,縣委書記一聲號令下面就執行,現在肯定不行。再如修路、征地等事項,20年前憑政府一紙行政命令可以動手,“雖然當時政府內部也論證過”,饒益剛說,但現在更講究程序,不是政府認為是對的就可以強行推進。
“縣委書記總體狀況跟20年前也有區別。”“老優秀”張樹山說。今年受表彰的縣委書記中有鄉鎮工作經歷者的比例,遠低於1995年那批,張樹山認為缺少基層經驗,會有功力不足的缺點,也難以提出有針對性的想法。他還註意到,現在提倡幹部年輕化,有些人30歲出頭就當了縣長、縣委書記,但“並不是越年輕越好”。
饒益剛則註意到,“縣委書記調動過於頻繁,各級主要領導幹部的調動都過於頻繁。”“但這個問題不是‘下面’能解決的。”他說。
受訪的老縣委書記們有個共識:中央對縣委書記的培養、使用正越來越重視。2009年,中共中央明確了縣委書記屬省管幹部,“統籌全省優秀幹部,把最優秀、最合適的幹部選配到最需要的縣委領導班子擔任班長”。2014年底,新一屆中央又啟動了對全國縣委書記的輪訓計劃。今年6月30日,習近平會見優秀縣委書記時,明確表示,“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要關心愛護縣委書記,支持縣委書記幹事創業。”
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宣布四省區ETC入網開通。攝影/章軻
9月28日上午,隨著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宣布內蒙、黑龍江、廣西、新疆四省區高速公路電子不停車收費(ETC)入網開通,至此,全國ETC聯網任務圓滿完成。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交通運輸部獲悉,截至目前,全國累計建成ETC專用車道1.2萬余條、人工刷卡(MTC)車道5萬余條;建成自營服務網點1100多個,合作代理網點約1.6萬個,各類服務終端約2.7萬個;ETC用戶已達到約2171.5萬,提前完成了“2015年底實現用戶數量2000萬”的目標。
四省區ETC入網開通現場視頻。攝影/章軻
縱貫南北、互通東西的聯網格局形成
當日召開的全國ETC聯網電視電話會議上,楊傳堂表示,全國ETC聯網目標成功實現,標誌著交通運輸部按時完成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工作目標,提前辦完了部確定的貼近民生的十件實事之一。
今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全國ETC聯網提出了明確要求,“在全國基本實現高速公路電子不停車收費聯網,使交通真正成為發展的先行官”。
全國ETC聯網工作於2014年3月正式啟動。交通運輸部介紹,由於各地技術規範不同、結算模式各異,部分省份基礎薄弱情況複雜,因此,把ETC系統統一起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楊傳堂介紹,隨著ETC實現全國聯網,縱貫南北、互通東西的聯網格局已然形成,有效貫通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讓城際間交流貿易更密切,讓更多的經濟圈相連,貫通全國的大經濟格局,有效助推區域經濟騰飛,為“一帶一路”戰略提供智能化支撐、搭建創新性平臺,為促進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楊傳堂同時表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我國公路網進入“網絡化運行”的關鍵階段。交通運輸部門將全面提升路網管理能力和服務水平,確保聯網系統安全穩定高效運行,采取有力措施擴展ETC用戶規模,同時做好ETC客戶辦理使用等相關服務。
ETC聯網電視電話會現場。攝影/章軻
有助節能減排 緩解擁堵
ETC全國聯網會帶來哪些好處?楊傳堂介紹,ETC全國聯網有助於減少資源消耗,降低環境汙染。
實驗證明,ETC使車輛減少了因排隊而頻繁啟動、剎車的次數,平均每輛車通過ETC車道比通過人工收費車道的油耗節省量為0.0314升/車次,CH化合物排放量降低約0.7克/車次,CO化合物排放量降低4.7克/車次,NO化合物排放量降低0.3克/車次。
據此估算,我國ETC耗油節省量約為6500萬升,平均每年能源節約效益約為4.3億元;2015年治理汙染性氣體需投資1.3萬元/噸,以目前交易量預估,平均每輛車通過ETC車道比通過人工收費車道的環境汙染治理的投資建設費用可節約1.5億元/年。
“一棵成年樹木平均每年能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而以目前全網2000多萬用戶通行比例測算,年均減排量約為9600噸,相當於種植約52萬棵成年樹木。”楊傳堂說。
北京ETC通道。攝影/章軻
此外,采用ETC還可有效減少因停車收費造成的延誤及擁擠,提高高速公路收費效率、車輛運行效率。交通運輸部門的監測數據顯示,普通轎車通過人工收費站的平均時間為14秒,采用ETC繳費通過收費站的平均時間僅為3秒,即每車次可節約11秒的時間。
交通運輸部路網監測與應急處置中心主任李作敏介紹,目前在部分主線收費站,高峰時段ETC交易量占比已超過30%,極大緩解了收費站區的擁堵現象,隨著用戶量的持續增長,實際效果將越來越顯著,可極大程度解決收費站擁堵、節約出行時間。
李作敏說,為確保通行順暢,ETC用戶應遵守“一車一標簽一卡”的規定,保留唯一發行方的電子標簽和非現金支付卡,將多余的電子標簽和非現金支付卡分離放置且不隨車攜帶,並盡快到相應省市發行網點註銷,以免在聯網後被重複扣款、無法正常通行,給出行造成不便。另外,非經常使用電子標簽和非現金支付卡在聯網後將統一做禁用處理。
2015年上半年,全國各大城市都有複蘇的跡象,但複蘇的強弱程度是有差別的。而浙江省四個城市的強複蘇態勢頗受關註。
浙江板塊跑贏大盤
數據顯示,在2014年全國去庫存壓力較大的時期,浙江四個城市房價增幅都較小。其中杭州的增幅最小,為-1.8%,在70個城市中排名第70位,即倒數第一。而到了2015年6月,杭州房價呈現“逆襲”態勢,在70個城市中排名第5位,僅次於四個一線城市。
易居研究院近期發布的報告《全國樓市地區典型案例:浙江樓市的淪陷與重生》,對浙江樓市進行了聚焦。報告對比2014年6月份和2015年6月份的房價變化認定,浙江樓市在經歷一個大的反彈和調整,而且目前漲幅已跑贏全國大勢。如果全國市場目前正處於“弱複蘇”的態勢,那麽浙江板塊的複蘇完全可以貼上“強複蘇”的標簽。
庫存去化周期較好地衡量了城市住宅的供求關系,並對房價走勢產生重要的引導作用。如果將杭州、寧波和溫州和全國35個城市的存銷比進行對比,可以發現,2011年5月~2014年11月,除了個別月份外,浙江3市的存銷比高於全國35個城市的水平,說明去化壓力相對偏大。
而從2014年12月~2015年6月。浙江3市的存銷比和全國35個城市的水平相差不多,到了6月份則略低於全國水平。這和浙江相關城市積極去庫存的導向有關系。
而之所以跑贏全國,一方面跟全國樓市發展的基本面有關。2014年以來,除了一線城市外,各地紛紛取消了持續了4年的限購舉措。此外,配合國家層面的降準降息、2015年“3·30”新政等進行地方版本的細化以及地方購房契稅補貼等舉措下,今年樓市複蘇態勢十分明顯。
區域特色
在全國基本面之外,浙江樓市的走勢也跟浙江當地的經濟環境、自身發展特點等有很大關系。對東南沿海浙江、江蘇、福建和廣東四個經濟相對發達的省份進行GDP增速對比發現,從2008年至2014年浙江的GDP同比增幅一直低於其他三個省份。
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浙江經濟影響較大。受外貿經濟、制造業、民營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浙江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增大,進而使得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受拖累。2009至2010年浙江房價暴漲,脫離了經濟基本面,所以含有較大泡沫成分,2011年經濟繼續惡化之後,房價終於大跌。
不過,近年來浙江在轉型升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稅根告訴《第一財經日報》,這幾年浙江主打智慧經濟、智慧產業,用新一代互聯網技術來推動“浙江智造”的發展,產業轉型升級成績比較突出。
據不完全統計,杭州集聚了全國超過三分之一的電子商務網站,同時,在電子支付、雲計算、快遞、網絡營銷、信息技術、運營服務等領域湧現眾多專業的電子商務服務商。預計到2015年,杭州電子商務服務業收入將達到1000億元,創造60萬個網上就業崗位。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分析,經過幾年深度調整之後,今年浙江經濟出現複蘇跡象,形勢好於相似的兄弟省份。從經濟環境來看,浙江宏觀經濟低迷的壓力在不斷釋放,這能夠為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提供更好的經濟環境。
從住房消費的角度考慮,居民家庭的財富水平和投資理念也是兩個頗有影響力的因素。從2015年上半年全國各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數據來看,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2640元,在全國排名第三,僅次於上海和北京。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2005元,僅次於上海。
更為重要的是,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差為1.9倍,在前10強省市中,為倒數第二位,說明浙江的城鄉差距比較小。概括來看,對於浙江的財富模式可總結為三點:較為富裕、城鄉差距小、藏富於民。此類財富模式,將間接影響住房交易背後的支付能力。
未來:或將繼續回暖
嚴躍進說,從周期性因素的角度看,目前浙江樓市周期處於止跌反彈的窗口期,部分城市房價已經跌無可跌,一些城市房價增幅居於全國前列。這些信號綜合起來表明,後續浙江房地產市場依然會跑贏全國市場。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本報稱,去年浙江板塊率先下跌,跌幅比較大,今年在市場回暖過程中,這些地方也率先回暖。這也是市場全面築底回升的一個強烈信號。
張大偉說,杭州一直都是二線城市中經濟發展最好的一個城市,市場需求一直比較大。之前由於價格過高、供應量過大,房價出現了下跌,在經過充分的價格調整之後,其成交量也迅速擴大,上半年杭州成交量同比增幅近150%,創近5年來新高,價格也迎來明顯的反彈。
不過,在快速回暖的同時,未來浙江樓市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尤其是在土地市場方面,上半年杭州主城區土地市場無論是出讓面積還是出讓金都相比去年有明顯下滑,主要還是庫存壓力大所致,而且也缺乏一些位置較好的地塊。
在城鎮化方面,2006年,浙江城鎮人口為2814萬,占總人口的56.5%。到了2014年,城鎮人口為3573萬,占總人口的64.9%,城鎮化率位居全國前列。也就是說,目前浙江的城鎮化率再大幅提升的空間已不是很大。
浙江居民住房擁有率比較高,且居住面積也比較大。比如說從城鎮人均住房面積的指標看,2014年末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40.9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61.5平方米,該指標遠遠高於全國水平。正是如此,需要警惕當地居民購房需求不大的風險。
嚴躍進說,在住房需求層面,需要密切關註浙江外來人口的購房需求。比如在杭州蕭山、紹興柯橋等地,外來人口比較多,在限購放開後,此類群體的購房需求就會積極釋放。
在已經歷一輪“關店潮”後,萬達百貨在近期又陸續關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11月4日獲悉,杭州和廣東地區的數家萬達百貨近期陸續關店,而萬達百貨關閉後,會有部分原萬達百貨由蘇寧接手,改為蘇寧易購雲店。
有知情者透露,由於萬達百貨這幾年不少門店經營不佳,因此萬達已經做了幾輪關店調整,未來還會有部分關店計劃,而在萬達系內部,其擬未來不再大舉擴張萬達百貨。
萬達百貨再關店
據了解,今年年初,萬達百貨已經陸續關閉了約10家門店,之後萬達百貨做了數輪調整。有公開信息顯示,在全國擁有90多家店的萬達百貨。有業內消息稱,繼上半年關閉10家門店之後,萬達近期正著手關閉45家萬達百貨。
雖然萬達百貨官方並沒有確認具體的關店數字,但就在近期萬達百貨在廣東地區開始了“批量”關店,其目前已關閉了增城、佛山、江門等門店,就在今年上半年還關閉了東莞店。
就在日前,萬達百貨番禺店也面臨關閉,有客人在番禺萬達廣場看到,該門店內客流很少,百貨部分已經關閉,商戶處於撤離狀態。
除了廣東地區,萬達百貨在其他地區也陸續關店,近期其關閉了杭州的一家門店,此外,有接近人士透露,萬達百貨長沙店也可能即將關閉。
談及關店的原因,萬達方面坦言調整的都是業績不佳的門店,其實調整一直都有,對於經營好的門店會保留,而經營不佳的門店則關閉或調整業態,此前,萬達商業板塊做過“去服飾化”和增加餐飲業態等調整。
記者查閱數據後發現,截至2015年7月,萬達百貨一半以上處於虧損狀態。公開資料顯示,萬達百貨去年完成收入154.9億元,同比增長39%,只完成調整後計劃的91%。萬達百貨凈利潤增虧7%,虧損不斷擴大,因此關店止損也是可以理解的。
當然,也並非僅僅只有萬達百貨遭遇關店潮,近期人人樂和華潤系也在調整門店。
據聯商網統計顯示,實體零售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期,關店潮洶湧。在聯商網統計2015年上半年營收的101家零售企業中,有42家零售企業的業績出現負增長,將近二分之一。其中,昆百大A銷售額下降24.42%,跌幅最大;而在統計到的零售企業中,凈利潤的下跌狀況更為嚴重,有42 家企業凈利出現下滑,新華都、美邦等企業凈利潤跌幅甚至超過150%。
部分項目“變臉”蘇寧
針對萬達百貨關店,數月前,當時的萬達商管公司總裁曲德君表示,因“店”制宜:適合保持零售業態的萬達廣場將繼續保留,不適合的將進行重新劃分,而珠寶、化妝品、鞋類等百貨品類可能會得到保留。對於關閉其旗下大歌星KTV門店的決定,曲德君稱,連鎖經營KTV的利潤已十分微薄,萬達不再直接經營,而選擇“在收回投資的前提下,將各地大歌星KTV門店轉讓給當地有實力的經營者”。曲德君指出,萬達百貨和大歌星KTV的調整事關萬達整體戰略轉型,“就是要調整一些傳統產業”。
此前,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也多次表示,萬達正在進行企業的第四次轉型,將轉戰文化、旅遊、體育等產業。今年以來,萬達與另一大型房地產企業萬科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並在海外並購體育類企業方面動作頻頻。
有知情者透露,除了業績不佳之外,萬達百貨頻繁關店還有一個原因——蘇寧接盤。
“盡管萬達百貨經營不佳,但是項目的地理位置還是不錯的,因此蘇寧看中了部分萬達百貨的門店,希望將百貨改成蘇寧實體店運作,這對於雙方而言是雙贏的,因為萬達百貨等於關店止損,而蘇寧則搶占了優勢地理位置的項目。”上述知情者表示。
據悉,部分萬達百貨撤出後,將會由蘇寧易購雲店接盤。近期,萬達和蘇寧還達成了戰略合作協議,蘇寧易購雲店等品牌將入駐萬達廣場經營,首批合作項目40個。這其中應該不乏有萬達百貨“變臉”蘇寧易購雲店的項目。
輕商業化?
萬達此舉似乎多少暗示了百貨業態可能今後不會太被重視。
就在近期,萬達系的管理層就做了重大變動。似乎印證了這一點。
據悉,原萬達商管常務副總裁王誌彬升任萬達商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兼萬達商業管理有限公司總裁。經過兩年關店退租調整但仍未扭轉經營形勢的萬達百貨總部和區域公司將於年底前撤銷,改為在萬達商管成立百貨管理中心,管理剩余仍在經營的百貨門店。原萬達百貨總經理沈嘉穎改任萬達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兼萬達體育控股中國區總經理。原萬達商管總裁曲德君則升任萬達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總裁兼萬達網絡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主持金融集團全面工作。成立萬達金融集團,下設網絡金融公司、投資公司、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及其它金融類企業。其中網絡金融公司下設萬達電商、網絡信貸公司、征信公司、快錢公司。
從上述架構來看,萬達系明顯要開始提升金融業務力度,萬達系電商被納入網絡金融公司下屬,進一步明晰了萬達電商的業務模式:通過O2O發展會員,通過向會員提供互聯網金融實現盈利。而作為盈利能力不佳的百貨傳統商業板塊可能今後會弱化。
知情者透露,萬達系鑒於百貨板塊目前盈利能力有限,因此未來可能不再做百貨業態的大舉擴張。
2015年11月11日,廣州,一家位於珠江新城CBD的沙縣小吃迎來午飯高峰。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兩萬家店鋪、六萬從業者、每年70億營收。沙縣小吃的崛起,既有賴於普通沙縣人的企業家精神,也離不開地方政府的傾力扶持。這成了一種中國特色的小吃店發展模式。
23年前,因為“標會”倒了,沙縣人鄧世奇背上了十多萬的債務。1992年2月的一天夜里,他和老婆兩人背著做小吃的家夥,坐了9個多小時火車從沙縣逃到了廈門。他們成了第一批出來做小吃的人,這批人基本上都是“逃債”出來的。
這些逃債者為生計所迫,在異鄉街頭開起了沙縣小吃店。慢慢地,越來越多的沙縣人把這種小吃店擴張至各地。沙縣小吃辦的統計數據顯示,沙縣小吃全國店鋪超過2萬家,6萬多從業者,年營業額近70億元人民幣。其店鋪規模是肯德基的五倍。在中國,這是餐飲界的一朵“奇葩”。
沙縣人外出做小吃之後,沙縣也在發生著變化。如今,動車通到了沙縣,飛機場也將要建成,縣城的物價趕上了省城,房子最高蓋到了30層,做小吃的人買下了縣城70%的房子。根據官方的統計數據,2014年,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已達到近13000元,高於全國1萬元的水平。
和蘭州拉面一樣,沙縣小吃的崛起,既有賴於普通沙縣人的企業家精神,也離不開地方政府的傾力扶持。這成了一種中國特色的小吃店發展模式。
“若不是當年倒會,也不會有沙縣小吃。”
沙縣縣城離省會福州兩百多公里,這里四周多山,此外就是一個個的塔吊。繞城一圈,大部分房地產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
最近的全國經濟下滑同樣影響了這個小縣城。隨便一打聽,當地人都知道哪個老板欠了十多億跑路了,光頭小吃配料公司的老總張昌潮近期也不斷地處理這些“麻煩”。他開車指著一個個未建成的高樓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個樓我借給他5000萬,那個是3000多萬,那個是1500多萬,現在都收不回來了。”
最近兩年,因為經濟不景氣,再加上很多人因“標會”倒了,一批批的人又不得不出去做小吃。而在二十多年前,最早出去做小吃的人,也同樣因為“倒會”。
1990年,沙縣開始搞舊城改造,許多人加入“標會”(指當地流行的一種民間融資,一個人叫標融資,幾個或十幾個人參與借錢)融資,或蓋房子、做生意,或賭博。鄧世奇還記得,原來一個月才標一次的會,後來發展成了“天天標”。直到1991年,八大“會頭”紛紛出逃。就像近兩年的民間融資一樣,資金鏈斷裂,“標會”崩潰。
當年夏茂鎮和縣城里“標會”最嚴重,所以最初也是這批人外出躲債,在路邊支起攤,開始賣起了沙縣小吃。後來,沙縣農村68%的人口都外出做小吃了。
那時,深圳等南方諸多城市開始出現一批批的打工者、創業者,這些突然湧現的對廉價快餐的底層需求,推動著沙縣小吃漸漸發展起來。
“早些年,出去的夫妻倆都背著七八個大包小包,跟搬家似的,回來的時候那些人穿得很時髦,女人的發型都變了。”從1990年就在沙縣火車站旁邊開小便利店的張昌潮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最初逃出去的人,大多數去了福州、廈門。”鄧世奇說。在廈門,他打上“沙縣原家小吃”招牌,開始做一塊錢一碗的扁肉、拌面,“一天能賣四五百碗,第一天就有三百多的營業額”。而此時,廈門的工資水平一個月才幾百塊。
沒有人想到,外出賣沙縣小吃的人反而成了當地最先有錢的一批人。
直到1995年,鄧世奇還清了所有的債,又給自家蓋起了房子。像他這樣出去的第一批人,除了還債,就是蓋房子、買房子。“剛開始是回農村蓋房子,2000年左右,回來的人就開始到城關來買房。”張昌潮說。
“若不是當年倒會,也不會有沙縣小吃。”在沙縣,一些老人這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沙縣有二十多萬人口,多低丘高山,在當地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說。在看到回來的人或蓋了房或買了房,越來越多務農的、下崗的人,也都逐漸投親靠友地走出去了。
2000年,常在火車站門口賣東西的張昌潮也抑制不住,加入小吃大軍。但在外做了三個月後,他發現在外面做小吃,配料經常不夠用。於是,他關了店鋪,回沙縣開始專門做小吃配料。
在小吃走出去的同時,小吃配料也逐步走了出去。如今,當地大大小小的配料公司也有幾十家,如今有沙縣小吃的地方,就有小吃配料。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大概有一半沙縣小吃的經營者是外地人。
走出去做小吃的沙縣人,無形中有一種“紀律”貫穿在每個人身上。
1997年,本來在自來水廠上班的羅光華下崗了,他決定投奔在福州的親戚,出去做小吃。羅光華是夏茂鎮人。夏茂鎮是沙縣最大的一個鎮,以客家人居多。“沙縣小吃最初是夏茂人出來做的。”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他的第一站是福州。每到一個城市,他喜歡在人流量大的商業區找店鋪。“當經營到一定程度之後,就和老鄉合作,再開新店,一旦覺得經營不下去,就去開發新的市場。”他說。
這些年,他輾轉廣州、廈門、杭州、上海等地,在2009年到了北京。至今,他在北京開了兩家店。“一般來說,離開的時候,會把店鋪轉給老鄉、親戚朋友之類,很少轉給外人。”
“大部分在外經營沙縣小吃的人喜歡抱團發展。”張昌潮說。這與閩商“合群團結”的特點一致。“一般十幾個或幾十人一夥,肯定有個頭,如果誰有困難,大家就聚在一起,幫大家處理一些事情。”他說。
張忻所在的團隊,如今在佛山已經開了二十多家沙縣小吃。這個團隊七八個人,“家族式的”。“2005年開始在東莞,2008年來到佛山,大家先找店鋪,開起來之後,就叫自己家里的親戚朋友過來。”該團隊的江濤說。
江濤的哥哥嫂子是這個團隊的“頭”,他們主攻鄉下市場,在佛山的工廠旁開店。江濤哥嫂拒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他們說自己規模還很小,他們參考的對象是在福州已經開了150多家沙縣小吃的淳百味餐飲公司。
江濤哥哥他們也是做連鎖的模式,為了更好地傳播,他把自己微信名寫上“福祿壽沙縣小吃連鎖”,其頭像也用了沙縣小吃的統一商標,個性簽名顯示出其目標,“把福祿壽沙縣小吃做大做強”。
像江濤這樣的團隊遍布在全國各地。
“沙縣有一撥專門開發市場的人,得有幾千人。他們自己不經營,專門把店開好再轉讓出去,也有一部分人采用合作模式,自己經營的同時,與人合營。”張昌潮說,“我有個客戶,他是專門找店、開店,然後盤給別人,他在東莞開發市場,兩年開了兩百多家小吃店。”
吳水波是這批人中的一個。2006年,結婚不久的他辭去在糖果廠一月800元的工作,去福州開了第一家小吃店,後來陸陸續續在福州開了三四家。從2010年開始,他就曾去遼寧找店鋪,2013年在山東菏澤開了沙縣小吃,不久又去了河南鄭州開了一家店。
這些人基本上以親朋好友關系維系,一個人出去之後,往往帶出去一批人。但他們卻也有無形的“紀律”讓沙縣小吃走得更遠。
“近幾年,向我學做沙縣小吃的人越來越多,只要是外地人,都不教。”在北京開店多年的羅光華說。而這樣的情況也常發生在江濤、吳水波等外地業主身上。“教會了別人相當於多一個競爭對手,如果是沙縣本地人,你不教別人也會教,所以沙縣人就教。”
除此之外,配料也是沙縣小吃重要的組成部分。“配料一般不外傳,如果是外地人去拿配料,他們不會賣給你。”吳水波說。
做小吃配料十多年,張昌潮的光頭小吃配料開到了全國,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也都是賣給沙縣本地人,供應給全國的沙縣小吃店,但很少會賣給外地人。”
雖然設置了種種壁壘,但沙縣人也沒能嚴防住這道門檻,越來越多的外地人通過各種途徑加入到沙縣小吃隊伍中。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大概有一半沙縣小吃的經營者是外地人。
如今,沙縣當地民間的小吃培訓機構有很多,沙縣小吃辦第一任主任樂相森於2011年開辦培訓學校。該校一位銷售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全國各地的人都可以來學,現在每天都有培訓。”當地其他幾個學校亦是如此。
雖然沙縣本地官方組織的沙縣小吃培訓只針對沙縣本地人,但政府在外的聯絡處卻早已經打破限制。
沙縣小吃在廣州聯絡處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聯絡處是屬於沙縣政府的,負責打假、培訓、裝修、辦營業證等,也培訓外地人,只要你不去擠別人的店鋪就沒事。現在有很多外地人學,我們直接帶你去檔口學,手把手教你。”
如今,29個城市都已經有了沙縣小吃同業公會聯絡處。
從1996年到現在,沙縣政府已經換了四屆,但對沙縣小吃的推動從未停止過。
在小吃業主自發走向全國的同時,沙縣政府也跟著一步步往外走。為了沙縣小吃能夠打響,沙縣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專門的領導班子。
1997-1999年,沙縣政府針對小吃就設了三塊牌子:沙縣小吃同業公會、沙縣小吃辦、沙縣小吃業發展服務中心,但均為同一套班子。同時,在各鄉鎮(街道)也都設立小吃辦。
當時,動員農民外出做小吃,成為沙縣自上而下的任務。“這與當時中央要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精神一致。一批鄉鎮幹部也被要求帶動去外地做小吃,每個鄉鎮出去多少人在當時都有考核指標。”鄧世奇說。
對於一些不會做小吃的人,時任小吃辦主任樂相森就負責培訓。從1997年開始,他接到的縣里任務是,每年免費培訓1000到1500名沙縣人學做小吃。
“政府給小吃辦下任務,小吃辦再給鄉鎮小吃辦下任務,分配到每個村里面。當時有些人也不願意來,就想辦法,凡是報名參加培訓,縣里就給幾百塊錢。”鄧世奇說。
政府引導也起到了作用。現任沙縣小吃辦主任鄭興景曾說,在外做小吃的,1996年有一萬多,1999年兩萬多,2002年達到三萬多。如今,在外做小吃的沙縣人已經超過6萬。
同時,讓更多人走出去的同時,沙縣小吃也引導一些人“回鄉”。1997年12月8日,第一屆沙縣小吃文化節後,政府投資的560萬“沙縣小吃一條街”卻人氣不高。
1997年12月底,統戰部、工商局、防疫站的四五個人去廈門找到鄧世奇。“問我願不願意回來,說縣里會給優惠。後來他們去了兩三次,我也就同意了。”鄧世奇說。回來後,他在小吃一條街上開了五家店鋪,成為當地最大的小吃店。
最開始,沙縣人從福州、廈門,逐漸到了珠三角,再逐步向北推移。但推移的過程,並不順利。
2002年,鄧世奇作為第一批人去了北京開拓市場。“帶了四十多萬,七八個人,開了兩個店面,還有一個配送中心。”他說。但沒想到,高昂的租金,再加上“很多人跟我說,量太少,吃不飽”,半年時間賠了二十多萬,就打道回府。
此時,在外的沙縣小吃業主也經常會“水土不服”,看到了一些人在外創業失敗後,政府決定派人去外協調。從1998年,沙縣開始在福州、廈門設立辦事處。2006年4月,上海市福建商會沙縣小吃行業協會成立。次年,北京聯絡處成立。如今,29個城市都已經有了沙縣小吃同業公會聯絡處。
“各個鄉鎮分別會負責一些城市,比如高沙鎮就負責上海的聯絡處。鎮上抽調一個副鎮長這樣的幹部去外地,負責聯絡當地的沙縣小吃業主,幫他們解決一些困難,選店鋪、調解各個方面,包括小孩子上學等。”鄧世奇說。
除此之外,打開市場不僅僅靠業主們自發開店,政府開推介會也成為一個重要手段。2007年4月,沙縣政府組織當地二十多家店去北京開推介會。“當時搞了三天,很多國家部委的領導都來了。”鄧世奇說。推介會後,沙縣小吃開始在北京遍地開花。這些年,沙縣政府都曾在上海、杭州、北京、廈門、臺灣等多地開過推介會。
出人出力的同時,出錢成為最實在的扶持辦法。2004年沙縣小吃打入上海市場時,業主開一家店,縣政府補貼1000元。2007年,沙縣小吃打入北京市場,前100家店,沙縣政府每家店鋪補貼3000元。
“2005年,我貸了十萬都是沒有利息。”張忻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做小吃的人越來越多,農村金融變得更為活躍。2011年底,農村金融制度改革試點落戶沙縣。2012年後,沙縣一些鄉村成立村級擔保基金,由縣鄉財政註資,帶動農戶以存款入股,為農民經營小吃等提供貸款。到今年2月,全縣已有67個村都成立了村級擔保基金,為3267筆、2.89億元貸款提供擔保。
與蘭州拉面一樣,沙縣政府也是出錢、出人、出力。不同的是,沙縣人沒有像蘭州拉面那樣的少數民族待遇。
“大部分人還在觀望。”
在沙縣采訪期間,眾多小吃店主都一再跟南方周末記者強調政府對沙縣小吃的推動作用。但當南方周末記者聯系當地政府,他們卻拒絕了采訪,理由是“過多宣傳導致外面的店鋪漲得厲害,很多業主反對政府宣傳”。
另一方面,這也與最近幾個月沙縣小吃傳出“要上市”有關。2014年12月8日,沙縣小吃節期間,沙縣小吃集團與正大集團正式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加快小吃產業的轉型升級。
根據工商註冊資料顯示,沙縣小吃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2008年8月15日。2014年11月19日,註冊資金追加至6500萬。現任法定代表人為羅光華,是沙縣政協副主席,與上文羅光華為同名同姓。公司董事之一為鄭興景,也是現沙縣小吃辦主任。福建省沙縣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為公司全資股東。
根據沙縣當地電視臺的報道,沙縣小吃集團與正大集團簽約,“計劃在三年內整合6000家,五年內新增發展4000家沙縣小吃終端,實現年營業收入500億元,將沙縣小吃打造為中式連鎖餐飲第一品牌”。
2015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記者來到了沙縣小吃集團公司,該公司位於沙縣小吃城內。小吃城是政府2008年耗資2.6億建設的小吃文化產業區,面積8.4平方公里,大致相當於一千多個足球場大。
小吃集團公司的一樓設有培訓室,但並無培訓活動。二樓辦公區呈回字形。其中有一半的辦公室是屬於一家城投公司。
在董事長辦公室內,南方周末記者見到了一位臨時負責人。該間辦公室古色古香,辦公桌等家具看上去都是紅木家具,顯得很氣派,辦公桌旁散放著幾塊沙縣小吃的牌匾。該負責人以“公司正在試點,還在探索集團化運作模式,並沒有定下來如何發展”而拒絕了采訪。
他提到,公司在各地都有進行試點,希望能夠把沙縣小吃包括門店裝修標準化、運營統一管理。對於具體怎樣發展,大家都避之不談。
沙縣政府官網顯示,今年5月底,沙縣鄭湖鄉合肥聯絡點成為首批小吃集團連鎖化經營示範點。該聯絡點還成立了創業融資擔保基金,為小吃業主擴大經營提供資金支持。但目前,發展會員僅27人。
在北京的小吃業主羅光華加入了沙縣小吃集團和正大集團,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聽正大的人說,北京區域已經有一千多家小吃店加入。加入之後,正大集團會統一供應食品,現在店里賣的套餐飯就是他們供應的”。
目前,北京地區有三千多家沙縣小吃。“大部分人還在觀望。”羅光華說。
一方面,是官方推動的小吃朝著標準化、集團化方向發展,另一方面,更多小吃業主早就試圖將沙縣小吃引導到公司化的方向。
最早嘗試的是鄧世奇。2007年,他在當地成立了福建沙縣原家餐飲管理有限公司,從事沙縣小吃連鎖經營。目前,在全國已經有156家加盟店。
但這幾年,鄧世奇的連鎖加盟店經營狀況並不好。他和老婆在縣政府附近重新開起了小店鋪。他戲稱,“沒想到越做越小了”。
如今,沙縣小吃的轉型升級成為當地政府最為重視的一項工作。但沙縣小吃究竟能否走上縣政府設定的“保牌、提質、連鎖、上市”之路,一位在當地做了二十多年的小吃店主認為,“那簡直是天方夜譚”。
(應被訪者要求,江濤、吳水波為化名)
資料圖:董尤心 (央視視頻截圖/圖)
來自解放軍系統的女將軍董尤心,早在今年6月,就已經辭去了全國婦聯兼職副主席的職務。
11月29日,數個權威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確認了上述消息。
此前的11月28日,《北京日報》公布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告》([十四屆] 第15號)顯示,“總參謀部召開駐京部隊軍人代表大會表決,接受董尤心辭去市十四屆人大代表職務。”
生於1961年1月的董尤心,為河南洛陽人。1976年至1979年,她在解放軍34512部隊服役;隨後,她在解放軍南京通信工程學院,完成了本科及碩士研究生學業。
1986年,她進入解放軍總參謀部工作,並一直在信息化部門。歷任某信息化研究所二室幹部、助理工程師、工程師;二室文職幹部;總參謀部通信部科技處副營職、正營職參謀、正營職、副團職、正團職參謀;總參謀部通信部移動通信工程建設辦公室總工程師;全軍指揮自動化建設委員會辦公室總工程師;總參謀部通信部科技局副局長;總參謀部某信息化研究所所長。
2011年,她升任解放軍總參謀部信息化部總工程師,為副軍職;2012年,她擔任任總參謀部信息化部副部長,並在當年6月被授予少將軍銜。
2013年10月,董尤心兼任全國婦聯副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1月30日上午,在全國婦聯官方網站上,董尤心的名字仍然在“全國婦聯領導”欄目中。彼時,全國婦聯宣傳部回應南方周末記者的問詢時表示,對於此事,暫不知情。
到了11月30日下午,董尤心的名字,終於從“全國婦聯領導”欄目中被移除。
根據最新統計,截止到2015年10月底,全國共有185萬對單獨夫妻申請了再生育,占全國1100萬對符合政策夫妻的16.8%。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昨日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證實了這一數據。
單獨兩孩政策於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公布,2014年1月開始各地陸續實施。最晚的是河南省,2014年6月3日實施。
翟振武此前接受記者采訪曾表示,單獨二孩申請人群的主要特征為城鎮為主、80後為主。截止到2015年6月,申請再生育的單獨夫妻中約有五分之一已經懷孕。而根據中國人口學會的調查評估,到2015年6月,全國單獨兩孩出生在45萬到60萬。
翟振武分析,上述數據表明,單獨兩孩申請的情況基本符合當初的預期。當初的預期是1100萬單獨夫妻中有60%會生二孩,總計多出生人口660萬左右。後來再次進行調查後,生育意願調低到43%左右。
翟振武認為,既然是意願,就會有變化,高一些低一些都正常。
“單獨夫妻的總體年齡要比全面兩孩目標人群小一些,大部分是80後,他們不一定著急生,所以剛開始申請的可能低一些,2016年以後應該會更多一些。”翟振武說。
根據調查,符合政策的同齡婦女中,年長婦女再生育意願的確更為強烈。比如對廣西南寧、廣東佛山、山東膠州一年來的分年齡申請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符合條件的35~39歲申請者占同齡婦女的比例達到60%以上,而25~30歲年齡段的二孩申請率不足50%。
從再生育理由看,“單獨”夫婦再生育的主要考慮前三位因素分別是“降低獨生子女風險”(50.1%)、“給孩子一個弟弟或妹妹做伴”(30.5%)、“減輕子女養老負擔”(25.7%)。
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也在11月10日的國務院新聞辦關於全面兩孩政策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單獨兩孩申請的情況符合預期。
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采訪,更多的人口學者認為,單獨兩孩遇冷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南京大學人口學者陳友華表示,到2015年6月,單獨兩孩政策在全國已經實施了一年到一年半了,總計出生人口只有50萬左右,差不多是此前有關方面預計年增加出生人口200萬人的四分之一,當然算是遇冷。
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也表示,從申請的數量和他在各地就生育意願和申請情況所做的調研來看,單獨兩孩政策確實是遇冷了,應該說敲響了一記警鐘,值得有關方面警醒,中國人的生育意願早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1月初,習近平主席在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中提到,“當前,中國人口結構呈現明顯的高齡少子特征,適齡人口生育意願明顯降低,婦女總和生育率明顯低於更替水平。”
他同時指出,“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以來,全國符合政策條件的夫婦有1100多萬對。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請的只有169萬對,占比為15.4%。另一方面,中國人口老齡化態勢明顯。”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口學者認為,這表明國家領導人對中國人口新常態有深刻的認識。他同時強調,根據統計,9月份全國單月申請量為7萬,10月份為9萬,從這個態勢來看,確實申請再生育的熱情不高。他建議,目前要想辦法為70後大齡育齡婦女再生育提供便利條件,避免全面兩孩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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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電改6個配套文件之一《關於電力交易機構組建和規範運行的實施意見》正式發布。
電力交易機構組建和運行將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適應電力工業發展客觀要求,以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電力市場體系為目標,組建相對獨立的電力交易機構,形成公平公正、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促進市場在能源資源優化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交易機構相對獨立。實施意見提出,將原來由電網企業承擔的交易業務與其他業務分開,實現交易機構管理運營與各類市場主體相對獨立。依托電網企業現有基礎條件,發揮各類市場主體積極性,鼓勵具有相應技術與業務專長的第三方參與,建立健全科學的治理結構。
交易機構界定為不以營利為目的,在政府監管下為市場主體提供規範公開透明的電力交易服務。交易機構主要負責市場交易平臺的建設、運營和管理;負責市場交易組織,提供結算依據和相關服務,匯總電力用戶與發電企業自主簽訂的雙邊合同;負責市場主體註冊和相應管理,披露和發布市場信息等。
交易機構組織形式多樣,可以采取電網企業相對控股的公司制、電網企業子公司制、會員制等多種形式。電網企業相對控股的公司制交易機構,由電網企業相對控股,第三方機構及發電企業、售電企業、電力用戶等市場主體參股。會員制交易機構由市場主體按照相關規則組建。
未來將建立全國交易體系,組建相對獨立的區域和省(區、市)交易機構。區域交易機構包括依托國家電網公司組建的北京電力交易中心和依托南方電網公司組建的廣州電力交易中心,以及其它服務於有關區域電力市場的交易機構。鼓勵交易機構不斷擴大交易服務範圍,推動市場間相互融合。
但同時,交易機構組建初期,交易機構出具結算憑證,電網企業提供電費結算服務的方式還將不變。交易機構根據交易結果和執行結果,出具電量電費、輔助服務費及輸電服務費等結算憑證。
國家還將加強對交易機構的監管和審計。交易機構的組建和推廣方面,在試點地區結合試點工作,組建相對獨立的交易機構,明確試點交易機構發起人及籌備組班子人選。籌備組參與擬定交易機構組建方案,試點方案經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組織論證後組織實施。
隨後,試點地區交易機構組建試點經驗被總結,根據各地市場建設實際進展,再有序推動其它交易機構相對獨立、規範運行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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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07元!深圳尖崗山今日出讓的A122-0345地塊,成功刷新了10月北京豐臺花鄉地塊創下的7.5萬/平方米的樓面價,成為2015年全國的樓面價地王。
25日下午,今年房價最為堅挺的深圳進行了一場土地出讓拍賣。拍賣的是寶安區尖崗山片區的居住用地,分別是A122-0352宗地和A122-0345宗地。最終兩塊地都由福建中維拿下,總價分別為29.6億元和27.4億元,溢價率分別高達97%和178%。
這兩個地塊的容積率分別為2.1和1.6,是深圳罕有的低容積率地塊,預計將建成別墅或者高端豪宅項目。最終,這兩個地塊合計出讓金高達57億元。其中,第一塊樓面價51331元/平方米,第二塊樓面價接近79907元/平方米,接近8萬。
A122-0345地塊每平方米近8萬的單價也刷新了今年北京地王7.5萬/平的記錄。此前10月22日,北京豐臺花鄉兩宗經營地塊掛牌出讓。其中的樊家村危改地塊,經過104輪的舉牌,減去公租房等用地面積後,地塊的樓面價突破7.5萬/平方米,成為北京土地市場新晉單價地王。
此次連奪兩地塊的福建中維是泰禾全資子公司,也是泰禾中國院子項目的實施主體,以中國院子為代表的“院子系”院落別墅產品在業內有很好的聲譽,泰禾·中國院子在2015年3月曾榮膺《中國10大超級豪宅》榜首。
泰禾董事長助理丁毓坤在現場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地塊接近8萬的樓面價確實比較貴,但深圳未來的樓價肯定會漲。泰禾會將兩塊地塊做一個完整的項目,把“院子”系列高端產品引入深圳,預計明年底上市。他認為深圳的市場比較健康,經濟有活力,高端市場有相當一部分人群來消化,泰禾有信心在深圳打造一個高品質的高端項目。
資料顯示,位於寶安西鄉的尖崗山片區已被明確定位為“大規模、低密度的自然生態居住區”。由於該區域的地貌類型主要為低山、臺地、窪地,且大部分用地坡度較緩,擁有深圳極為獨特美麗的山景資源,政府在規劃中提出要以國外山地園林城鎮為範本,將尖崗山建設成一個以低密度住宅為主的高端生態社區。也正是因為這一定位,尖崗山片區素來有地王傳統,從2003年至今已經誕生過4塊地王,而每次的競爭也尤為激烈。
尖崗山經過多年開發,已成為深圳西部的頂級豪宅區,目前別墅價格在9萬/平方米左右,再加上寶安以及大前海的各種利好,未來後勁十足。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樓面價高不高,要看周圍的在售房價情況,相比北京的地王動不動就超過周邊房價一大截,此次泰禾在深圳拿地的價格並不貴。因為即便樓面價接近8萬,也比目前周圍在售的房價低。
張大偉說,考慮到泰禾此次將兩塊地連著一起開發,平均樓面價在6.2萬左右,這比周圍別墅9萬的單價仍低很多。因此相比北京和上海的最高單價地塊遠遠超過周圍樓面價,此次泰禾拿下的地塊風險要小很多,仍有明顯的盈利空間。
近年來,走出福建的泰禾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和二線核心城市動作頻頻,引起業界關註。此次進入深圳,也是這家福建上市房企首次進軍廣東市場。深圳也成為泰禾“院子系列”落地的第七座城市。
此前24日,泰禾集團發布公告稱,公司今年非公開發行公司債(2015年第四期)已於12月24日完成30億元的認購繳款,募集資金凈額已劃入公司賬戶。至此,泰禾集團今年通過資本市場,已先後成功完成非公開發行公司債券80億元和非公開定向發行股票40億元,累計完成募集資金達120億元,為泰禾的擴張提供了充足的資金“彈藥”。
另一方面,作為今年房價上漲最快的城市,深圳土地資源稀缺,外來人口購房需求大是導致房價上漲的一個重要因素。目前深圳新建商品住房用地主要來源於城市更新,未來5年,深圳每年僅0.33平方公里的新增住宅用地供應,新地幾乎無地可供,房地產住宅項目90%來自舊改。因此,居住用地的極少推出更是讓不少開發商不惜重金購置,與其他房企爭相比拼,高價奪地。在此情況下,地價溢價率也率創新高。
12月22日下午,深圳土地房地產交易中心拍出今年第二塊居住用地,信達坤潤聯合體以30.3億拿下。該地塊位於坪山新區,土地面積3.69萬平方米,建築面積達16.61萬平方米,起拍價9.48億。剔除配建的4.5萬平方米保障房後,實際樓面價為2.5萬/平方米,溢價率約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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