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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靠什么才能超过美国？

http://www.xcf.cn/tt2/201605/t20160520_772067.htm

本质上讲，世界上各主要文明体在进行一场竞赛，看谁能首先通过变革走出当前的困境。这一场竞赛的胜者将会是未来几十年乃至本世纪世界文明的领导者。

　　当今世界，各主要文明体都面临着乱象与危机。 

　　本质上讲，世界上各主要文明体在进行一场竞赛，看谁能首先通过变革走出当前的困境。这一场竞赛的胜者将会是未来几十年乃至本世纪世界文明的领导者。 

　　中美尤其如此。中美真正的竞争不在南海、不在人民币国际化、不在TPP，而在于谁能通过制度变革、根本解决国内问题。 

　　美国当前乱象纷繁：总统大选异常噪杂，街头和校园的群体性抗争不断发生。其基本原因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全球化发展对美国社会的冲击。美国必须建立 一系列基本的、高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以此来稳定在全球化进程中失意的社会群体。这就必然要求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一群人，尤其是华尔街，贡献更多的税收。 美国联邦政府75%的税源来自个人所得税，但是个人所得税恰恰是美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不是缓解社会收入差距的稳定器。华尔街大佬的主要收入 来源于资本增值，其税率仅为15%。与之相对，劳动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动辄25%~30%，甚至更高，这显然是引发社会民众广泛不满的直接原因。在崇尚 高度自由和独立精神的美国社会，一方面有天才型的企业家，如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等；另一方面，却是流落街头、失去亲情呵护和社会安抚的低收入人群。这部分 低收入人群往往得不到正式的工作，因为他们长期酗酒、吸毒，难以逾越大部分用工企业所设置的验血要求。政府必须承担起安抚医治这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责任。 美国的根本优势在于，法治深入人心。竞选的选情再闹、民众的抗议再广，一旦司法机构介入，社会各界基本是认同法院的判断，这是美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基石。 

　　欧洲的情况与美国几乎相反，那就是超额福利，政府财政支出一般占到GDP的40%左右，而政府开支的一半是用于社会福利。欧洲的主体，除德国之 外，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体制改革。德国之所以今日经济在全球经济一片低迷中仍然坚如磐石，根本原因是上个世纪90年左派总理施罗德所推行的、右派所 推崇的一揽子式的社会福利改革。 

　　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一般需要“形左实右”或者“形右实左”。美国今天需要一个以极右派面目出现的（如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大刀阔斧地采取左派的 改革方式，扶持弱势群体，完善基本社会保障，缓解社会矛盾。而欧洲大陆则需要当年德国式的左派政府上台，上台以后借助于广泛的民意大力推进右派式改革，这 就是当年施罗德政府之所以成功的政治逻辑。 

　　反观中国自己，也是矛盾重重，必须直面问题、创新思路，必须提出有别于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新思路。这套新思路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精准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点德国是老师。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广为接受，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思维的主流思想，但是必须要建立一套体制来精准 调控。在这方面，德国、新加坡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举例说来，在医疗制度方面，既要让药厂、医生、医院等主体的积极性被市场机制所调动，又不能完全让市场 信马由缰，必须由政府精准地提出一套政策提供普惠性的基本医疗。 再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其行为基础应该是市场经济，从开发商到物业管理、住户、二手房交易 等等，但政府的调控必须到位——既要保证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又要防止房价的大起大落。 

　　第二，法制理念和体制必须生根发芽。这一点美国是老师。 在美国任何重大的社会抗争，从白人阻止黑人上学，到黑人在地方法院遭遇不合理判决后的 骚乱；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戈尔与小布什的总统竞选之争，只要上升到法律层面并有司法系统介入，绝大多数民众都能接受。当今中国社会的法律基础极其薄弱，舆 论、道德、政治、人情都在阻碍着法律制度的运行。这就使得社会丧失了一个基本的“锚”。香港社会在过去两年中发生的悲剧，恰恰是因为法制的普世观的丧失， 明显犯法的行为和个人无法得到惩治。

　　第三，必须建立一群有理想的、受约束、被激励的执政精英。在此，新加坡是老师。执政精英必须有崇高的理想，这才能在社会上建立起公信，也才能从 根本上保持其不腐败。同时有理想的执政精英必须受到约束和激励，必须让其业绩与其得到个人利益相匹配。光靠“讲理想”是不可能长期可持续地集聚起一群执政 精英；反过来，光靠制度约束和激励也不可能维持一群有理想执政群体。有理想、受约束、被激励并不矛盾。 

　　如果中国的改革能在以上三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将没有任何悬念地实现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中国综合国力也将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中华文明的号召力也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再上台阶。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随之上升。中美当今竞争的格局将会彻底地改变。 

　　(本文作者介绍：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PPP試點項目環保占三成 水汙染防治投資需求超過2萬億

【第一領導力專欄】能轉型成功的企業不會超過10%

中國經濟升級，倒逼企業轉型。然而轉型並不容易，對於大多數企業來說都是驚險的一躍，“不轉型等死，轉型是找死”。為了緩解並治療企業家們的焦慮，企業轉型也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很多人都在研究轉型，撰寫轉型的書籍，開辦轉型的課程。但我對大多數企業的轉型前景是悲觀的：未來能成功轉型的企業不會超過10%，絕大多數企業都會消失。

這樣說不是危言聳聽。轉型並不是最近才出來的新話題，從1998年開始，國務院就發文提出中國企業要轉型升級，這18年下來成功比例有多少?應該不會超過10%吧。以競爭最為慘烈的手機產業為例，2005年中國的手機品牌企業數以百計，到了2016年還在做手機而且活得還不錯的，幸存率不到1%。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

為什麽企業轉型那麽難呢?從企業外部來看，主要是因為技術革新太快，能夠緊跟技術潮流的企業屈指可數，能在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企業更是鳳毛麟角，往往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各領風騷三五年。”從企業內部來看，就是大多數企業的戰略適應性不夠，當外部競爭環境變化之後，組織能力和企業文化還停留在以前的階段，無法及時做出有效調整。

曾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總部（網絡圖片）

這種情況並非中國企業獨有，國外成功轉型的企業也很少。自從1602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誕生全球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以來，那些能夠幸存的企業就在不斷地經歷轉型，當然絕大多數企業最後都被淘汰消失了。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799年解散，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曾經統治了印度100多年，並擁有自己的軍隊，但也於1859年解散。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那些跨國企業，也都是在不斷轉型中得到發展和幸存的，比較典型的是IBM和通用電氣，他們號稱擁有100多年歷史，但他們現在做的事情和100年前已經完全不同了。

為什麽會這樣呢?每一次氣候變化之後，都會有一大批物種會消失，能夠順應環境變化做出改變的企業永遠是少數。企業作為一種社會物種也是如此，當外部環境變化以後，企業必須做出相應的變化才能生存下來。達爾文說，那些能幸存的物種不是最強大和最聰明的物種，而是最能適應外部變化的物種。同樣，那些未來能夠生存的企業並非是最強大和最聰明的企業，而是那些最能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企業。企業必須隨時應變，不斷轉型才能幸存。

技術革命則加速了變革和轉型的速度，也導致企業的生命周期越來越短。

10年前，iPhone還沒有問世，也並沒有真正的智能手機，大家交流也沒有微信，當時的手機行業和社交網絡和現在的情形差異很大。各種各樣的技術創新導致了市場格局的快速變化，企業的興衰周期也在快速變短，以前一個行業的變革周期是10年，現在則壓縮到3~5年。兩年前，小米還是一個人人都在談論和模仿的優等生，而現在已經遇到了增長的瓶頸，不被很多人看好，認為它大勢已去。

企業轉型難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是一個系統工程，非常複雜多變。我對企業轉型的理解是：企業在技術創新和市場環境變化的背景下通過四大模式——包括商業模式、管理模式、資本模式和心智模式的轉換，來不斷實現價值創新以適應環境的變化，從而達到持續增長的目標。這個模型中間的核心點在於價值創新，後面幾個模式的轉變都是圍繞創新來展開的。

轉型的驅動力在於價值創新，無論是像海爾這樣的相關多元化企業，還是像複星這樣的非相關多元化企業，他們的轉型都是要基於價值創新的。價值創新是一個企業得以幸存的根本驅動力，既包括技術、產品、服務層面的創新，也包括後面的商業模式、管理模式、資本模式的創新，而背後則是創始人和管理層在心智模式上的改變，它是一個系統工程。

首先是商業模式的轉型。商業模式是描述企業如何創造、傳遞、支持、獲取價值的基本原理，它有四個要素：第一個是核心的產品和服務是什麽?第二個是如何把核心產品和服務交付給客戶?第三個是內部運營行為如何支持這樣的事?第四是如何獲取相應的利潤?

很多人對商業模式的理解是完全錯誤的，一提到商業模式就會提到像BAT、小米、樂視這樣平臺型企業，好像做平臺很容易似的。平臺企業的前提是要有一個非常有黏性的產品和服務，沒有強有力的產品和服務的話，所謂的平臺是無源之水，絕大多數企業沒有能力做平臺。

其次是組織和管理模式的改變。企業組織其實在過去那麽多年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組織的變革包括組織構架、人力資源體系、管理制度以及相應的制度、流程、方法的變革。沒有組織變革的支持，企業的轉型是沒法落地的。現在很多企業的轉型之所以失敗，根源在於它相應的組織變革非常困難。要制定轉型戰略相對容易，靠CEO和幾個顧問規劃一下，基本上就能夠八九不離十了，但是要完成組織的轉型，是需要集全公司之力來完成的。

要讓一個非常龐大、有巨大慣性的組織內部完成變革是非常困難的，這種慣性是外面的人無法想象的。原有的人才、組織和企業文化都不支持新業務的發展，因此轉型的成功概率並不高。但是如果通過體外的孵化或者並購，讓新鮮的血液加入到公司，同時保證新的孵化項目和原有的公司保持一定的防火墻，讓他們有一定的區隔，這個時候企業孵化和轉型的成功概率就要高出很多。我認為，通過外部孵化和並購是傳統企業轉型的主要路徑。

上述一切的難題都可以歸結於心智模式的轉變。我和上百位企業家有過深入的交流，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悖論：那些讓企業成功的要素，會成為公司繼續成功的障礙。一般來說，一個人的心智模式是由他過去的家庭、教育和經驗決定的。通常來說一個人成功之後，他會在自己內心塑造一種心智的模式，我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我做了這樣的事情。當新情況發生之後，他會習慣性地用原來的心智模式思考問題，結果就會發現之前的成功經驗失靈了。

有句話叫“成功者的詛咒”，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因為一個人的成功會讓他的心智模式變得固化，自以為是，缺乏反思，當環境發生變化之後，他如果還沿用之前的心智模式思考問題，用以前的處事方式處理問題的話，很容易導致失敗。轉型先轉心。商業模式也好，經營模式也好，資本模式也好，要變革的根源在於心智模式的變革。企業家的領導力是轉型的驅動力，但處理不得當的話，也可能成為企業轉型的障礙。這也是企業轉型最大的風險點所在。

我認為，企業轉型會成為一個持續的熱門話題，但90%的企業是轉不過去的，真可謂“一成九敗”。對於大多數無法轉型的企業家，他們也可以完成自己職業身份的轉變，從企業家變成投資人，把自己的資金和資源投入到年輕人身上去，通過幫助他人成功來實現自己的成功。這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也是一個相對明智的選擇。

(作者陳雪頻，智慧雲領導力發展到機構創始人，總裁教練、管理顧問，助力企業成長和轉型。)

2016債市開放：“熊貓”超過“點心”？聽頂級投行怎麽說

近年來，中國債市開放的步伐加快。今年以來，熊貓債的發行體量大有趕超點心債的勢頭。在被“冷藏”十年後，熊貓債為何能夠逆勢而上?境外機構又為何愈發希望能在境內直接融資?未來，熊貓債和點心債是否將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

針對這些問題，摩根大通北亞區債務資本市場部主管傅樂特(Mark Follett)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專訪。“熊貓債市場的開放不僅對國際發行人非常有利，其實對中國國內的投資人也有利，因為這將給國內投資人提供購買多樣化信用產品的渠道，從而有助於其進行多樣化資產配置。”當然，他也指出，熊貓債市場要實現大發展仍面臨幾大障礙，例如會計準則的區別、募集資金出境需受到監管方批準等。

Dealogic數據顯示，2016年以來，中資發行人共發行了9筆熊貓債，總額共計231億元人民幣(合35億美元);相比之下，今年中資發行人僅發行了3筆點心債，總額38億元人民幣(合5.8億美元)，而去年同期則有16筆中資點心債，總計162億元人民幣(合26億美元)。而自2005年熊貓債獲準發行以來至2015年末，僅有11筆熊貓債發行，總額為120億人民幣(合18億美元)。

（數據來自Dealogic）

熊貓債回暖

點心債是指在香港發行的人民幣計價債券，其相對於整個人民幣債券市場規模很小。由於人民幣匯率波動，Dealogic的數據顯示，2016年一季度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量為40億元，較去年同期降幅高達89%。

熊貓債是境外發行人在中國發行的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它與日本的“武士債券”、美國的“揚基債券”類似，均屬於外國債券的一種。由於此前境內發行成本較高，且債市開放度有限，熊貓債在過去長達10年的時間處於遇冷狀態。然而，隨著境內債市不斷開放，離岸和在岸利差收窄，熊貓債有望邁向新的階段。

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預測，熊貓債券將超越點心債券成為一種更好的人民幣融資渠道。

傅樂特告訴記者，“2010-2015年期間，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帶領中國債券發行人到離岸市場發債融資，但現在我們又增加了一個新工作，就是帶領國際發行人赴中國發行熊貓債融資。”他也見證了近期幾單熊貓債的發行，“隨著這個市場的發展，我們了解的情況是，對中國熊貓債市場感興趣的國際發行人數量非常大，他們非常願意進入這個全球第三大債券市場。”

當然，一切“興趣”都伴隨著看得見的利益。傅樂特介紹稱，相比於點心債，發行熊貓債對於外國融資方的好處主要在於，在岸人民幣體量更大，“如果發債方是一家大企業，希望籌集50億元以上資金，點心債市場的體量可能無法承接，但在岸市場則完全有能力做到。”

此外，隨著國內信用違約事件增多，其實質意義其實更是正面的，“這有助於境內債券市場發展成為更有效率的市場。” 穆迪副董事總經理鐘汶權此前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傅樂特也指出，“現在中國國內市場的信用風險區分更加顯著，不同信用等級產品的收益率曲線正在陡峭化，這些都是積極的趨勢。”在去年“瘋狂的公司債”階段，房企發行的債券利率甚至低於有國家信用背書的國開行金融債，“利率倒掛”非常顯著。相比之下，現在的風險定價顯然更趨理性。

同時，熊貓債市場的開放對中國國內的投資人而言也同樣有益，這將給國內投資人購買多樣化信用產品的渠道。

照此邏輯，點心債和熊貓債之間是否必定將呈現此消彼長的關系?

摩根大通中國債務資本市場部主管謝桐則表示，這兩個市場不是完全的此消彼長，熊貓債市場和點心債市場也不是直接競爭關系。“發行人並沒有因為熊貓債市場放開，就不再發點心債了。”

不過，隨著熊貓債執行層面的障礙逐步破除，對點心債市場的確會有一定的負面影響，“這和在岸人民幣資金池的規模直接相關，有一些大規模的發行很難利用點心債實現，因為本身的人民幣存量就小。”傅樂特稱。

熊貓債發行障礙仍存

當然，境外融資方在發行熊貓債時仍然存在一定障礙。

首先，發行文件需要使用中文;此外，會計準則問題可能是最大的障礙之一，“因為中國財政部承認的會計準則是歐洲、中國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會計準則，這就會對采用其他國際準則的公司在中國發行熊貓債造成很大障礙，因為不符合中國財政部標準。”傅樂特介紹稱。

此外，募集資金出境問題也是發行人十分關心的一點，“很大一部分發行人是希望將在岸募集的資金匯至境外使用，這需要監管批準，這一過程涉及到審批所帶來的時間成本。”他表示，盡管募集成本的變化相對比較固定，但與此緊密相關的一些掉期工具的利率變化非常迅速，這就需要發行人對這些工具都非常熟悉，而且能夠準確把握時間點。

比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簡稱BC省)去年已獲批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首次註冊發行熊貓債，總額預計為60億元人民幣，其發行成本較現在而言只存在15-20個基點的差異，但兩個時間段的掉期成本差距卻很大。

中國企業兩條腿走路

去年下半年以來，由於人民幣匯率波動以及國內融資成本降低的影響，國內企業赴海外發行外幣債券的熱情明顯下降，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支撐整個亞太區高收益市場的中國房地產發行公司。但自今年2月份以來，勢頭似乎發生了逆轉。

傅樂特對此解釋稱， 在過去12個月中，由於國內發行門檻降低，以房地產公司為代表的高收益債發行人一度放棄了離岸市場回到國內債券市場，但國內大型央企和國企違約導致這部分公司在國內債券市場發行難度有所提高，於是他們又開始回到離岸市場，“而且他們開始認識到維持原來在離岸市場上積累起來的投資人基礎很重要。因此他們更理性地對待兩個市場——保留兩個市場，而不是單純依賴一方。”

值得註意的是，近期推出的新政也旨在鼓勵中企利用離岸債券市場進行融資。今年6月7日，國家發改委發文稱，“選擇21家企業開展2016年度外債規模管理改革試點”，鼓勵企業境內母公司直接去海外發債，適當控制海外分支機構和子公司發行外債。根據試點工作要求，試點企業在年度外債規模內，可自主選擇發行窗口，分期分批發行，不再進行事前登記，待發行完成後及時報送發行信息即可。發改委是企業境外發債的主要監管部門。

從離岸市場G3貨幣的債券發行量來看，截至2016年5月，中國在亞洲(除日本)G3貨幣債券發行量中占到49%。

全球第三大債市開門迎客

除了債券發行，中國也希望進一步吸引境外機構投資中國債券市場。5月27日，央行、外匯管理局、中債登和外匯交易中心等機構連續發文，將中國債券市場對海外機構投資者開放的實施細則進行了明確。

對此，謝桐表示，當前確是中國推動債市開放的好時機。“當前並非債市的瘋狂時期，因此中國在推動債市開放的同時，能夠潛心完善引入國際投資者的基礎設施建設。隨著離岸人民幣市場擴容，海外機構總要在離岸和在岸資產投資之間作出抉擇。”

摩根大通全球人民幣業務總監蔣紅波此前也曾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就吸引海外投資者進入中國債市而言，準入是一方面，QFII制度限制放寬和銀行間市場開放對於海外投資者的投資意願有促進作用；當然，整體而言，中國債券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例如，評級、信息披露、相關稅務條款等。

“對於從未進入過中國的國際機構，投資中國債市是一個重大投資策略，需要做非常全面的風險分析和評估，所以中國債市基礎設施的進一步完善將促進中國債市與國際市場的接軌，並最終促進兩個市場的互聯互通。總體而言，中國的開放進程在往好的方向發展。”蔣紅波稱。

高榕資本張震：中國真正合格的投資人不超過100人

石慧 2016-07-12 09:58

兩年多前，處在30歲尾巴上的張震與高翔、嶽斌離開IDG資本，一道成立了高榕資本。

在接受《創業家》雜誌當時的專訪時，張震把高榕定義為VC2.0。“VC1.0是入行最早的前輩，在50左右到60歲這個年齡段……VC2.0就是我們這批在35到45歲之間的合夥人”，儼然扛起了新銳基金的大旗。

而現在，新銳VC的評選邀請找上門來，高榕都不再參與了。張震說，高榕的自我定位早已不是新銳VC， “我們一直在跟最牛的基金競爭。”

在張震看來，合格的投資人有三個基本條件：學制、學費和回報率。具體點來說就是：經歷過十年經濟周期、投過不少於1億美金、拿回來的現金比投出去的多。“按這三條，整個市場上最多只能篩出不到100人”，張震說。

目前，高榕人民幣基金和美元基金的管理規模總額折合超過10億美元。張震說，在中國VC史上， 還沒有任何一家機構能夠在成立不到兩年半的時間內做到這一點。 “這種速度在行業里是非常罕見的。”張震稱。

成立之初，高榕最常被LP問到的是：“你們在IDG 時的業績或多或少有賴於大平臺，作為一家新基金，怎麽吸引優秀的創業者？”張震告訴記者，“現在沒有LP這麽問了。” 目前在互聯網領域，他們的LP已包括了來自騰訊、百度、淘寶、小米、京東、 等公司的創始人。

除了資金，這些LP也為高榕提供了他們的人脈資源。比如去年的現象級創業公司拼好貨，就背靠四個 “大神級”的天使投資人：淘寶網創始人孫彤宇、網易創始人丁磊、VIVO/OPPO創始人段永平、順豐創始人王衛。“這種公司根本不缺錢。你一個新基金去找他，他不會搭理你的，但最後他拿了我們的錢。不僅如此，我們還是A輪的領投方。為什麽？孫彤宇也是我們的重要LP，這種信任關系，是不一樣的。”張震說。

張震認為，做VC最難的是複制過去的成功。那麽，入行十幾年，已經投出小米科技、華米、Avazu、蘑菇街、91助手、3G門戶、土豆、暴風影音、刀塔傳奇、Testin雲測、貝貝網、拼好貨等明星項目的“高榕三劍客”要如何複制成功呢？

高榕資本創始合夥人張震/受訪者供圖

以下為張震口述（經創業家整理）：

天時地利人和，再加上“一點狗屎運”

我在2013年離開IDG資本，和高翔、嶽斌一起創辦高榕。現在看，當時出來是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

“天時”是消費人群更新，90後、95後成為主流消費人群，相應要求創業者年輕化，投資人也要有變化，更靠近創業者，但要比他們更有資源和經驗一些。這是對VC新生代的需求。

還有一個“天時”在互聯網+。那時互聯網創業和投資的上半場已經結束了，解決的主要是基礎設施和純粹互聯網應用的問題，比如IDC，垂直門戶，搜索引擎，互聯網遊戲，互聯網廣告，社交媒體，電商平臺等，在這些地方產生了BAT及十多家市值過百億美金的公司。

互聯網下半場要解決什麽問題？我覺得有兩個關鍵詞。

一是產業互聯網。接下來創業做搜索引擎、社交網絡這些，不是沒機會了，而是非常難。移動互聯網70%的流量都來自BAT，你怎麽辦？跟實業相結合是可以的，改造一些傳統行業，比如教育、金融、醫療、物流等等，那個想象空間很大。

二是新興技術，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機器人應用、AR/VR等概念。

而我們當時創辦基金時，主要瞄準的正是產業互聯網和新興技術。

“地利”是什麽——中國本土高凈值人群的形成，認同我們投資理念的LP逐漸成長。以前中國的主流VC（特別是在TMT領域）一直是美元基金，LP是歐洲和美國的錢。但在2010年以後，中國的創業新富階層逐漸產生了財富管理的需求。這些人又是對中國經濟、對創業者最了解的一批人，而且中國在未來的五至十年依然會是全球成長最快的經濟體。

所謂“人和”，一來我們在這個行業待了十幾年，有廣泛的人脈。同時我們是一個相對完整的團隊，都是可以把後背交給彼此的兄弟。

當然跟創業市場也有關系。2014年、2015年上半年是創業市場最熱的時候。甚至可以說我們走了點“狗屎運”。

2014年，超過20家中概股在納斯達克上市，這是中概股歷史上表現最優秀的一年。而今天，中概股紛紛退市，這會對資本市場產生什麽影響？美國投資人對中國企業失去信任了，如果這個時候再去新創立一只美元基金就有很大的挑戰了。

因為踩的點比較對，在過去兩年內，我們也見證了很多奇跡的產生。

比如貝貝網，2014年3月份我們投的B輪，當年4月網站才上線，先是趕上單獨二胎政策，後面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巨大的利好，再加上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完善，而且這個團隊在阿里工作過，對電商的理解很到位，所以公司成長很快。貝貝網2015年GMV是2014年的8倍左右，去年做到40個億，今年至少能做到100個億的銷售額，目前已經是中國線上加線下最大的母嬰零售公司。

比如Avazu，這是我們美元基金在2014年1月設立後投資的第一個項目。創始人是1989年出生的小夥子。他們去年把移動廣告業務以20.8億人民幣的對價出售給了A股上市公司天神互動。由此，我們在2015年12月給我們的美元基金LP做了第一次現金分紅。

高榕不是PE，也不是專投Pre-IPO的後期基金，就是一個做早期投資的VC機構，但我們在成立不到2年的時候，就已經能給我們的LP實現現金分紅了，這種速度是極為罕見的。

將心比心，頂級背書：“讓最優秀的公司拿高榕的錢”

高榕決策很快。

有的我們看好的項目，上午見了，下午就簽TS，晚上直接打過橋借款。你都看好了，幹嘛折騰創業者？我們也是創業者，我們也融資，同樣的，哪個人要折騰我們，我們就不要他的錢。誰爽快、條款友好，我們就拿這個錢，一樣的道理，將心比心。

我們還投了李學淩、馮鑫、陳向東等，這些創業者甚至已是上市公司的創始人和CEO，身邊最不缺的就是投資人，甚至拿起電話就能給各個基金的一把手打電話。作為一個新的投資機構，你能不能搞定他們？首先考驗你的是雙方有無信任的基礎，二是你能否提供他們所需的資源和幫助。

高榕從成立之初就決心做中國的Founders’ Fund（創始人的基金）。我們找了很多優秀的企業家來做LP，他們不僅會幫我們出主意，給我們推薦項目，或者給已投的項目當創業導師，有時候還會對接一些行業資源，這些都幫了我們很多。

比如我們投本來生活之前，請孫彤宇專程從杭州飛到北京跟喻華峰吃了6個小時的晚飯幫助我們做下判斷。見面之後老孫跟我說，做生鮮電商很有挑戰，需要理想主義。坦白講，一開始我並不太理解，心想這個評價好意識流啊。

然後我們做盡職調查的時候，買了本來生活和其他兩家的草莓品嘗作為對比。第一家塑料袋裝，草莓都碰壞了，賣相很差，口感不好，價格適中。如果當時不是為了盡調，就直接退貨了。第二家好一點，貴不少，但裝在一個盒里，底下有幹冰，口感尚好，可草莓中間還是有破損。而拿到本來生活的產品時，也是盒子里鋪幹冰，但它的草莓是一顆顆分開放在鑿好的槽里的，像放雞蛋一樣，不僅賣相好，口感也最好，價格在三家中也是最實惠的。

我想這也許就叫理想主義，最後我們也決定了投資。我們是2014年初投的A輪，之後兩年公司每一年的業績都比上一年增長三四倍，最近也剛剛完成了C輪和C+輪融資，總共1.17億美金。

逆向思維：好的回報只屬於堅持投資紀律的投資人

目前創業環境越來越難，中國資本市場應該還會保持一個慣性，在寒冬里再延續一段時間。很多時候，“寒冬”代表的是投資人的一種心態。

當投資人心態形成的時候，會有一種慣性。巴菲特講，在所有人貪婪的時候，你要恐懼，在所有人恐懼的時候，你要貪婪。逆向思維，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

我們對去年的投資節奏做過一個統計，發現我們在二級市場最瘋狂的那幾個月都沒怎麽簽案子。到9、10月份，市場冷下來以後，我們投資速度再提上去。二級市場的瘋狂會直接帶動一級市場股價的上升，你是不是有經驗、有紀律的投資人，就看你能不能在那一刻剎住車。

整體來講，2015年我們團隊比2014年增長了一倍，管理的基金規模比2014年增加了不止一倍，但投的數量卻比2014年減少了一半。

投資的本質是賺錢，當它已經不能賺錢的時候，你為什麽要投它？是，別人都在搶，比如上門美甲、阿姨上門、洗車之類的，我們都沒投，我們就覺得這個經濟賬算不過來。不管你叫什麽概念，商業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我就看你的收益和成本是不是相匹配，用戶的留存周期里產生的價值是不是可以覆蓋掉你的獲客和運營成本，如果這些達不到，我們就為了概念，等著別人來接盤麽？

資本市場會再冷一段，但我不擔心，VC這個行業是反經濟周期的。市場不好的時候，恰恰是我們要投資布局的時機；而市場好的時候，就變成我們已投項目成功退出的時機。就是看你對節奏的把握和對創業者的判斷是不是足夠老道。

首先我們交過足夠多的學費。第二我覺得是合夥人機制起作用。某個時間，可能某一個人會頭腦發熱，但有另外兩個合夥人及時拉你一把，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事兒很酷：我們在做一件目光長遠的事情

VC創業有非常大的挑戰，為什麽這麽說？

首先，你得募資。別人為什麽把錢給你，你是要有能力實現投資回報的，而不是光有一腔熱情。

第二，做VC是一個團隊合作的事。VC和公司最大的區別是，公司的決策往往要一言九鼎，CEO說了就算，而基金不是。

基金管理者是一個知識聚集體，一起討論來避免風險，所以才有合夥人機制。不可能一個人說了算，因為他做不到今天懂互聯網金融，明天懂人工智能。實際上，很多基金連基本的合夥人團隊都很難建立起來。

在我們公司，我和高翔、嶽斌的性格和背景就比較互補。我從小在部隊大院長大，是典型的雷厲風行的人。高翔是一個比較文藝、逗比的人，很柔和，跟我非常互補。嶽斌是一個天才型的技術宅男，對技術的敏感性極高，求知欲和學習能力非常強。

第三，VC公司雖小，但一定要機構化。因為你面對的都是最優秀的創業者，作為投資機構，你能給他們什麽支持？在戰略、人力資源、融資、並購、退出、金融服務等等上你能給他提供什麽？在這方面，我們的CFO、法務總監、HR總監等，教育背景和工作履歷都很牛，這樣才能給被投企業提供更好的投後服務。

第四，做投資機構的另一個挑戰在於投資體系的系統化。做VC最難的一點在於你如何複制自己過去的成功投資案例。你投了一個獨角獸，賺了很多錢，那下一個成功項目在哪？如何複制成功，怎麽系統性地發掘最優秀的項目，找到最優秀的企業家，說服這些人拿你的錢，然後順利退出，形成正向循環，這是系統化的要求。

前面兩點，“機構化”說的是基金運轉，“系統化”指的是投資的邏輯和方法。這都不是一個小團隊或一個人光有一腔熱血就能建立的。只有把這些問題都解決了，才能在最頂尖的投資機構里站住腳。

此外，還有更深層的，就是建立生態體系。因為今天公司與公司間的競爭，是綜合能力的比拼。比如我們也會布局媒體、天使投資基金、融資顧問公司、人力資源服務公司等。投他們不是為了掙錢，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於被投企業，幫我們獲得更好的項目來源及投資回報。

同時，我們不希望基金的個人屬性太強。因為當一個基金與某個人的個人品牌連接過於緊密的時候，風險是很大的。因為離開這個人，基金往往就可以忽略了。我們是想把高榕打造成一個可傳承的事業平臺，讓年輕的投資團隊成員在這個平臺上也可以獲得沒有玻璃屋頂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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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國人最常用證件證明超過一百個

中國人一生中有多少個證件、證明?有機構12日公布的調查結果稱，“我國與人民群眾日常工作生活相關的各類證件、證明多達400多個，其中最常用的有103個之多。”

電子政務理事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中國電子政務年鑒(2015)》。年鑒稱，近年來，各地各部門行政服務效能得到顯著提升。但一些地方和領域，困擾基層群眾的“辦證多、辦事難”現象仍大量存在。

年鑒說，“辦證多、辦事難”具體體現在：

一是證件“多”。據統計，我國與人民群眾日常工作生活相關的各類證件、證明多達400多個，其中最常用的有103個之多。

二是流程“繁”。證件審批涉及部門眾多，同樣材料重複提交，而且部分證件審批周期長。據統計，辦理這103個常用證件，需要經過18個部委局辦，蓋100多個章，交28項辦證費;戶口簿要提交37次，照片要提交50次，身份證要提交73次;異地辦理準生證需要經過8個單位，開5份證明，蓋8個章，歷時8天。

電子政務理事會表示，在電子政務建設過程中，需要大力推動“簡政”“減證”，簡化辦事環節和手續，優化公共服務流程，推動一站式網上審批，拓展服務渠道，才能讓群眾辦事更方便。

年鑒分析認為，信息孤島和分散建設是當前阻礙電子政務深入發展的兩大瓶頸。電子政務理事會的調查顯示，目前，我國信息共享仍未取得根本突破。由於數據跨區域、跨部門的共享、保護、開放等缺少統一規定，再加上行政壁壘、各自為政等因素，我國各級政府跨部門、跨地區的信息共享進展有限。

統計數據顯示，區域部門間超過80%的省級、65%的地市、70%的區縣尚未實現共享。

此外，我國自建、自用、自管的電子政務工程技術導向的建設模式沒有得到根本遏制。調查發現，全國省級和副省級城市、地市級、區縣級設有獨立機房的部門平均比例分別為60%、26%、18%。省級、地市級、區縣級政府網站分散建設的比例分別平均為72%、28%、35%。

“這種分散的狀況不僅造成資金浪費，更為網絡互聯互通、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造成了嚴重阻礙。”年鑒認為，需要以政務雲為抓手，統一存儲、統一使用、統一管理，實現信息共享和系統集約化建設，實現多部門協同，節約電子政務建設資金。

劉強東：只要有足夠的時間，京東終究會超過阿里

劉強東 2016-07-19 09:02

對話 | 劉強東、牛文文、徐新、李誌剛、尹生   整理 | 楊博丞

7月17日，央視《對話》節目播出對京東創始人劉強東的訪談。

在訪談中，創業黑馬董事長牛文文、今日資本總裁徐新、《創京東》作者李誌剛、《福布斯》雜誌中文版前副主編尹生受邀為嘉賓，點評京東這幾年發生的變化。

京東創始人劉強東認為，對於京東自建物流的質疑，一直沒有斷過，因為這是一個跟錢有關的話題。“好多投資人剛剛開始搞不明白，現在大部分都知道了，京東做的物流跟市場上快遞公司並不一樣，我們的物流是提供供應鏈服務的。”

他同時講到前幾年和國美、蘇寧的價格戰，“京東確實是給現有的玩家造成了沖擊，讓他們真心感覺到痛才會罵你，如果沒人罵你，說明我們的商業模式並不如他先進，那才是悲哀的事情。”

對於劉強東來說，也曾有過讓他覺得最艱難的時刻。2008年金融危機，三四十位投資者拒絕向京東融資，他們認為這種模式是不可能賺到錢的。

但最終事實證明，劉強東所開創的模式是正確的。

創業黑馬董事長牛文文認為，當下並非互聯網改造了中國，而是產業在改造互聯網。天派和地派是牛文文對創業者的兩大分法。“地派的人，對產業的理解大於對互聯網的理解，對管理的理解大於對融資的理解。”

今日資本總裁徐新覺得，零售的核心，就是物美價廉低毛利。“京東和淘寶最大的區別是自營和平臺，自營能控制整個用戶體驗，通過一體化的方式，而平臺不能。”

最後，當主持人問到京東距偉大公司還有多遠距離時，劉強東回答：“我們已初具模型，但離終極目標還差十萬八千里。”

以下為現場實錄：（經i黑馬編輯刪減）

能活過百年的一定是實體企業

主持人：那麽多平臺都沒有采用自營模式，你為什麽做？

劉強東：互聯網過去二三十年都追求虛擬經濟。但虛到一定程度就會對實體企業造成盤剝，並沒有真實地給實體企業帶來額外價值。而京東做的是互聯網中的實體經濟，我堅信世界上能夠活過百年的企業一定是實體企業。

主持人：無論是家電還是百貨，甚至圖書等等，京東都越做越大，你不擔心這樣一個重的模式，某一天會把你壓垮嗎？

劉強東：不會，其實技術投資已經快接近尾聲了。接下來的重點是新物流網，包括冷鏈、冷藏、生鮮。到那時，我堅信會有更多人真正明白京東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是什麽。

主持人：其實自營這件事眾說紛紜，包括馬雲曾經也在很多場合說他不太看好這種過重的模式，我得問問徐新，做自營時，當時給你內心的反饋是什麽？你看好嗎？

徐新：開始京東要做自營，要有自己的倉儲，它跟淘寶不一樣，但是當時老劉只鋪了兩個系列——手機和數碼。後來他又做了一個重大決定，自建物流，這意味著燒錢會更多。我覺得做自營從來沒有動搖過，他每個決策，都是從消費者的需求來看的。

體驗、成本、效率是京東3件大事

主持人：當初做那個決定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互聯網有所不能的地方？你就那麽篤定說，我把它開到網上去一樣能成？一定能成為比線下店賣得好的家電賣場？

劉強東：當時做網上賣家，幾乎所有投資人都反對。因為全世界包括亞馬遜，也沒有在網上把大家電賣出去，全球幾乎沒有成功的案例。為什麽我們來做？除了要保證用戶體驗、豐富產品，還有很重要的是，我們分析了國美、蘇寧的財報。那時國美、蘇寧大家電毛利高達35%。當我們算的時候，我覺得電商來賣大家電，成本能降低60%-70%。

主持人：你是算了一筆細賬之後進攻的。

劉強東：很多人看到我們毛利率極低，其實這恰恰是我們覺得非常驕傲的地方，在低毛利的情況下，還可以實現盈利。只是金融和其他新業務在虧損，低毛利率還能賺錢，這是整個京東真正的核心競爭力。

徐新：其實零售的核心，就是物美價廉低毛利，效率跟成本是最核心的。賣出去的東西，最後是比成本跟效率，高毛利很危險，為什麽？京東做10%的毛利照樣賺錢，但蘇寧國美做到16%還虧錢。

劉強東：我們內部有個倒三角表，就三件事——用戶體驗、成本、效率。我認為在做出任何商業判斷時，只要能夠降低和提升效率，或者帶來更好的用戶體驗，就要堅決去做。反之，我們從來不做。

“創業中有2次使我感到恐懼”

主持人：當年劉強東的決心和口號，也引發了價格戰，當時京東被線上線下的各種機構群毆，甚至有很多負面。

劉強東：的確，那時80%都是京東負面。有這麽多負面新聞，應該覺得非常榮幸，因為說明京東給現有的玩家造成了沖擊，他們覺得痛才會罵你，反之才是悲哀的事情。

主持人：徐新總，在你看來那段是否可以稱為劉強東本人，甚至是京東發展史上特別致命的一個危險時刻？

徐新：我覺得最困難是2008年，隨著金融危機的到來，想融資很困難。當時見了三四十位投資者，都說毛利低，不賺錢，見那麽多投資人都不投。那時候我們覺得沒什麽能把企業做死，但只有一件事會死——沒錢就會死。

劉強東：整個創業歷程中有兩次使我感到恐懼，覺得公司可能會倒閉。

第一次是2003年非典時，我把所有店都關了，但店一關生意全沒了。大概半年時間，就把過去所賺的錢全部賠光，那次有恐懼感。既然店關了，我們索性就通過網上銷售產品。

第二次是2008年金融危機，公司急需用錢，但找不到錢，我們最多見了7個基金，問了一樣的問題：你什麽時候能賺錢？我說好幾年都賺不了錢，一聽到這個就都不談了，很痛苦，也很恐懼。

主持人：那是什麽樣的感受？流過眼淚嗎？

劉強東：那種恐懼感並不是財務金錢喪失，最重要的是很多員工跟我拼了快十年，如果公司倒閉，你會覺得非常愧疚。眼淚從來沒流過，但是你不敢想那種場面，非常痛苦。

標品適合自營，非標品適合平臺

主持人：是什麽樣的一種判斷？或是什麽樣的前瞻，可以讓我們看到平臺的未來？

徐新：其實我覺得無論自營還是平臺，終究還是和品類屬性有關系。京東做3C，大家電這些都是標品，而標品非常適合做自營。如果非標品，比如服裝類產品，如果自營就會做死。

劉強東：幸運的是在2008年時，雄牛資本兩位創始人都做過零售，對零售行業了如指掌。因為他們跟著國美、蘇寧十幾年，清楚各種數字，所以他們敢在艱難的情況下投資京東。其實大部分投資人沒做過零售，他們對零售行業不懂，也很難做決策，我覺得可以理解。

主持人：另外兩位嘉賓，尹生和李誌剛，你們的評價是什麽？你覺得他敢去做自營，底氣是什麽？

尹生：他從一開始就抓住了，不是說畫多大餅，而是從成本和收入的角度，能否找到突破口。京東一開始選擇IT到數碼3C，標品類產品就應該自營，而京東做服裝就不敢做太多自營，還是做平臺，我覺得這是一個品類的機會，正好被京東抓住了。

李誌剛：關於自營本身是沒有任何爭議的，因為劉強東堅信做零售，他內心覺得踏實，所以他做自營是很自然的過程。

主持人：但我還有一點不太理解的地方，僅僅覺得踏實就去做，我覺得還不足以說明問題。

劉強東：跟兩個最主要的因素有關。一是2004年我們做電商時什麽都沒有，但事實上有很多巨頭，已經拿到巨額投資。在那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再做得跟淘寶一樣，沒有任何價值。

第二，這和我們的商業信仰有關系，我堅持認為零售行業，最後一定是自營。只有自營的零售，才能帶來行業成本下降和效率提升。

互聯網模式輕重有別

主持人：當前共享經濟概念很流行，有人會問京東為什麽不用輕模式，而反其道而行之，用自營的重模式，互聯網的模式到底應該是輕還是重？

尹生：我認為未來所有的互聯網公司都會消失，互聯網公司會變成工具，與傳統的各行各業產生對接，才能發揮真正的商業價值。

牛文文：在早期的互聯網中大家都是輕公司。在輕互聯網時代，只是殺手級應用把大家集中起來，它沒給用戶創造任何價值。京東打入互聯網後，是對整個零售業的再造。當你做零售時就不可能輕，一定會很重。電商最大的問題是假貨，其次是效率問題。

劉強東：未來所有的互聯網企業，如果想長久持續成功下去，都會逐步朝重模式進行變化。比如滴滴出行，現在有8萬輛自己的車，他們也在往重的方向走；百度連接人和服務，做外賣；包括谷歌、臉譜這些公司，其實都在不斷研發很多實的技術。

主持人：實的東西和重的東西，才能夠真正體現和完善你所謂輕的理念和輕的設想，尹生先生怎麽看？

尹生：我覺得輕和重可能是相對的，不同階段需要輕和重的比例是不一樣的。目前階段來說，我認為京東物流必須要跟這些公司去競爭，不然對手就會有優勢。京東下一步需要解決自營效率，解決社會碎片化的物流能力，這可能要相對輕一點的方式。所以輕和重慢慢開始到一個行業，未來需要提升整個產業鏈的效率，而不是在某一個環節。

劉強東：最初有很多投資人搞不明白京東為什麽自建物流，其實現在大部分投資人都知道了。京東做物流，並不是跟市場上的快遞公司相比，而是為供應鏈服務的。

現在市場上所有的快遞公司，設計的初衷是讓物品不斷的搬運，這樣才能賺錢，而京東物流，追求的是減少商品的搬運次數，這才有巨大的社會價值。必須把它放在一個完整的供應鏈上思考，這才是京東物流真正的價值所在。

主持人：在你之前全世界沒人做過把倉儲和物流分得很清楚，憑什麽你可以做一個吃螃蟹的人，這件事有多難？前期燒了多少錢？

劉強東：這也是為什麽京東在全球電商界樹立了一個新標。對於物流投資，真正花錢是倉儲，倉儲有兩種模式，一種租賃庫房，另一種自己買土地建庫房。而大型物流中心必須自建，但這並不像互聯網公司真正的燒錢，因為它基本變成公司的固有資產了。

燒錢一定要燒出核心競爭力

主持人：牛總，您覺得他當時面臨什麽樣的困難？

牛文文：自營之後，做物流是必然的選擇，只不過很多人不敢做。你能花多少錢建多深的護城河，你到底要做一個什麽樣的公司？

畢竟在中國，物流基礎並不好，幹線運輸產業和倉儲本身都不發達，如果京東已經做了大體量零售公司，不做物流的話走的會很艱難。所以京東做物流和倉儲是一個必然的邏輯，做物流對劉強東不是什麽考驗，考驗的是一直虧損的問題。京東到現在燒出了兩個字：真和快。

劉強東：所有投資人都相信一點，只要京東用戶體驗比別人好，就可以超過任何一個競爭對手。當年當當網比我們大，李國慶說自建物流是很愚蠢的做法。但我相信只要用戶體驗好，我們一定會超越當當，包括未來超過淘寶。

主持人：我剛才特別願意和牛文文先生站在一道，他燒了那麽多錢終於燒出一個新世界，有多少人燒著燒著就燒沒了。

劉強東：燒錢一定要燒出核心競爭力，任何一家公司燒出核心競爭力你就可以成功，如果燒錢沒有建立任何競爭壁壘，沒任何核心競爭門檻，我認為你的錢燒得沒有任何價值和意義。

主持人：如果當時你沒有自建物流，而選擇類似於亞馬遜這樣的做法，今天的京東會是什麽樣？

劉強東：我相信走不到今天，如果我沒有這麽高壁壘的話，那麽京東存在對這個行業就沒有帶來額外價值。你的公司能否成功，很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為這個行業創造價值。

因為我有龐大的物流體系，也是品牌商的服務者，能夠創造巨大價值。他願意給我們做一些利益分享，所以這個邏輯非常簡單。反過來如果沒有自己的物流體系，即便你能夠幫助廠商降低成本，但對他供應鏈沒有任何幫助，憑什麽你能夠獲取你的利潤。

徐新：我們一直講，你的價值和護城河是什麽？當時做物流，大家都看不到曙光。後來，我把零售業偉大的創業人物傳記都看了，包括沃爾瑪、711，看了之後我覺得他們有3個共同點：第一，以用戶為上帝；第二，創始人親歷親為；第三，創始人對員工都很好。所以這三點都很像，我們也在試圖尋找規律。

主持人：在納斯達克敲鐘時你是怎麽抑制住喜悅，還畫了那麽漂亮的遠景？

劉強東：因為終於每季度可以把財務報表公布出去。有一段時間外界都說京東資金鏈將斷裂，所以上市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公開財務數據，讓合作夥伴、員工都能放心。

“除了金融業務，京東不會分拆任何業務”

主持人：今天有兩位在不同的階段采訪過你的人，我要借由他們的視角挖一挖你的內心，在你們采訪過程中感覺到他內心曾經有過動搖嗎？在這麽巨大的外力面前。

李誌剛：我覺得連續六年，他內心都沒有動搖過。這幾年，壓力最大的一次，是815電商大戰，這件事我沒有感覺他特別嚴重的焦慮，第二天我參加晚宴時，他談笑風生，看不出剛剛正在一場大戰正在廝殺。

尹生：2010年，當時京東一年交易額100億不到，經常有人跟我說，現在去看當時的文章，還是會發現當時他說的那些，現在依然在做。包括怎樣時刻保持控制權，他說我從開始就要設計一套方案，能夠牢牢控制這家公司，如果不能控制這家企業我寧願把公司賣掉。

主持人：其實關於自建物流這件事，我們現場的各位互聯網業界的觀察員，你們有沒有什麽問題想要問劉強東先生的？

徐新：以前淘寶不自建物流，而現在好像淘寶也開始做菜鳥，是不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京東的方法有可能是對的。我想問假如淘寶也打過來，京東跟淘寶菜鳥在時間上有多少優勢？

劉強東：不應把京東物流獨立看成一個物流，我們是為品牌供應商服務的，所以怎麽降低品牌商渠道成本，這是我們最巨大的價值。菜鳥網絡本質上要在幾個快遞公司之上搭建一個數據系統，說得好聽點，是提升快遞公司效率，說難聽點，幾家大公司的效率都會被菜鳥吸走。

主持人：未來整個物流布局和競爭，跟你之前的預想是一致的嗎？

劉強東：因為我們是做供應鏈服務的，菜鳥其實還不是供應鏈，它是快遞公司。而京東是供應鏈服務，如果最後真正能夠讓我覺得有競爭威脅，是阿里全面轉向自營，只要淘寶不做自營，就不會給京東帶來威脅，因為二者的商業模式沒有直接的競爭關系。

牛文文：當年京東做了很大的物流和倉儲，但現在有個新局面出現。在物流上，是否會有很大資本價值獨立拆分IPO？

劉強東：很多投行找到我們，說京東可以拆出來好幾個上市公司。比如倉儲、快遞，但我覺得這只是一個資本遊戲，只能夠從資本上圈出更多的錢，我們從來不會考慮。京東金融為什麽要獨立，主要因為金融牌照，其他所有的業務我們永遠都不會拆。

未來京東是什麽樣？

主持人：今天所坐的四位嘉賓，應該是很了解劉強東先生本人的，對京東的發展很熟悉的，那麽京東到底應該走一條什麽的發展之路。來聽一聽他們是怎麽說的。

徐新：從未來角度講，我希望京東要占領消費者心智。現在整個移動電商已經到達拐點。另外，整個零售品類最大的是商業超市，我們希望拿下超市，如果這個品類丟掉，就等於最大的品類沒有了。

牛文文：我在想京東是否有可能在它的生態上下很大功夫。京東對投資非常謹慎，我們經常感覺京東是水缸，但是池子不夠大，在京東用戶之間停留時間不夠長。我想一個剛強的劉強東和一個豐富的劉強東，有沒有可能在生態建設上多投點錢。

李誌剛：我會把人才創新放在第一位，因為京東現在雖然過去很成功了，但是未來還有更長的路要走，我會在新業務探索和創新上花比較大的精力。第二，如何將覆蓋全中國的地面網絡發揮更大的商業價值？這個我肯定要考慮，而不止是現在完成京東自身的理念行為。

尹生：我會關註幾點，第一京東在行業的地位，未來五年以後會不會繼續強化？第二，在品類上，是否會加快把3C或大家電之外的產品融合進來？第三，未來盈利的趨勢在哪兒？我們總提亞馬遜，但實質上亞馬遜是技術公司，而京東目前還是一家零售公司。

主持人：為什麽總有一種感覺，京東既不時尚也不性感呢？

劉強東：京東對商品的運營能力很缺失。全世界所有的時尚商品在京東都能找到，而我們沒有很好排列，這是本次組織結構調整最核心的內容。

主持人：當時有沒有想過京東會和互聯網連在一起，能夠在互聯網江湖上掀起巨大波浪？

劉強東：最早所有的事情都強調價值創造，最後誰能為行業，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就一定可以成功。從1998年擺櫃臺，我就是按照這樣的商業流程所設計的，歸根結底都是為了創造更多的價值，堅信創造價值就可以成功。

主持人：其實我特別想知道，互聯網對一個年輕人的改變究竟是什麽？

牛文文：我一直對創業者有一個分法——天派和地派。現在有很多互聯網創業者最會融錢，但不會賺錢。地派的人，他對產業的理解大於對互聯網的理解，對整個管理的理解大於對融資的理解。不是互聯網改造了中國，而是產業在改造互聯網。我相信互聯網對中國的改造，能夠讓中國人明白，天派互聯網的時間已經過去。

風口不會過，永遠都有更新的商業模式

主持人：劉總，您希望京東將來會是一家什麽樣的公司？

劉強東：其實從創業那天到現在，我看過無數公司的案例，但在我內心從來沒有希望我的公司有一天像哪一家公司，京東就是京東。希望它能成為最得到消費者信賴的、尊敬的公司。

主持人：不久前阿里和蘇寧宣布聯手合作，他們互持股份，在業界引起非常大的震動，不知道像這樣一種聯手，對你會有多大的阻礙？

劉強東：從商業講，我永遠不希望把京東公司做成一個王國或者一個帝國，不管我們多大，我們跟合作夥伴依然是平等的。所有想成為王的公司，反而會更快速被瓦解。

主持人：京東跟沃爾瑪的聯盟入駐一號店，在里面有沒有抱團取暖的可能性？

劉強東：抱團取暖，肯定是被凍得不行。其實，我們並沒有趕上所謂的寒冷，更多的還是雙方對未來中國零售行業清晰一致的認識。與其雙方在內耗，不如合在一塊，為消費者帶來更多價值。

主持人：您認為互聯網的本質究竟是什麽？

劉強東：我覺得所有的互聯網商業模型都跟三件事情有關，用戶體驗、成本和效率。

主持人：您覺得京東離價值偉大的公司還差多遠？

劉強東：我們已初具模型，但離終極目標還差十萬八千里。

主持人：有人說互聯網的風口已經過了，在你看來對京東而言，下一個會是什麽？會在哪里出現？

劉強東：我覺得風口永遠都不會過。我相信總會有新的商業模式出現，總會有更好的用戶體驗模式出現，更低的成本模式出現，更高的效率模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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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核準14家企業IPO批文 籌資預計不超過120億

證監會7月22日核準14家企業的首發申請，其中上交所7家，深交所中小板2家，創業板5家，籌資總額預計不超過120億元。

樂視擬推第一期員工持股計劃 籌資不超過1.7億元

樂視網28日晚公告披露第一期員工持股計劃草案，參加本員工持股計劃的總人數約28人，其中公司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約10人，具體參與人數根據員工實際繳款情況確定。單一持有人所持有本員工持股計劃份額所對應的標的股票數量不超過公司股本總額的1%。

公告顯示，參加對象參與本員工持股計劃的資金來源為員工合法薪酬、自籌資金以及法律、法規允許的其他方式，本員工持股計劃籌集資金總額為不超過17,000萬元，具體金額根據實際出資繳款資金確定。

公告還稱，本員工持股計劃設立後委托華寶信托作為管理人成立集合資金信托計劃予以實施，並全額認購集合計劃的劣後級份額，集合計劃主要投資範圍為購買和持有公司股票。集合計劃份額上限為51,000萬份，每份1元，按照2:1設立優先級份額和劣後級份額，本資金信托計劃優先級份額和劣後級份額的資產將合並運作。本員工持股計劃籌集資金全額認購集合計劃的劣後級份額。

以集合計劃的規模上限51,000萬元和公司2016年7月27日的收盤價48.50元/ 股測算，集合計劃所能購買和持有的標的股票數量上限約為10,515,464股。最終公司股票的購買情況目前存在不確定性，最終持有的股票數量以實際執行情況為準。本集合計劃為公司5億元人民幣股份增持計劃的一部分，認購樂視網股份規模與2015年9月份高管增持金額合計保證不低於5億元人民幣。

韓國這部反腐法案被裁定合憲 收受超過5700元要受刑事處罰

據韓國媒體報道，韓國憲法法院28日裁定，圍繞《關於禁止接受不正當請托和財物的法律制定案》(以下簡稱《金英蘭法》)的四個爭論焦點均未違憲。

《金英蘭法》將從9月28日起正式施行。初步估計，該法實施與400萬余人有直接利害關系，全體國民的生活也將受到較大影響。

具體來看，就媒體和私立學校相關人士適用該法這一點，憲法法院裁定沒有違憲。法院方面表示，由於媒體和學校教育對國家和社會有很大影響，且在上述領域發生的貪汙腐敗問題會產生巨大波及效應，因此私立學校教職員工和媒體從業人員適用該法正當合理。

此前，由於“金英蘭法”把新聞媒體、律師、私立教職員工等也納入適用對象，韓國記者協會和大韓律師協會等團體聯合向韓國憲法法院提起“違憲”訴訟。其訴訟理由主要集中在私立教職員工和言論媒體人不應包含在法案適用範圍內。

憲法法院還認定，“公務員若發現配偶收受財物，必須立即向有關機關申報”及“政府對可以收受的財物、公職人員外出演講的報酬等作出規定”條款沒有違憲。

此外，憲法法院還對“不正當請托”和“社會常規”概念和限制行為類型是否明確進行了裁定。憲法法院認為，“不正當請托”一詞已在《刑法》等不少法令中使用，判例較多。並且，在《金英蘭法》立法過程中具體羅列出了14個領域行為類型，明確了構成條件。法院強調，該條款雖然有可能使私立學校、言論自由受到一定侵犯，但該條款的公益目標遠大於受損的私利。

收受5700元以上財物將受刑事處罰

《金英蘭法》是韓國前國民權益委員會委員長金英蘭於2012年提出的法案，旨在根除公務人員貪汙腐敗行為。該法案自2012年被金英蘭提出後，遭遇重重阻礙，終於在3年之後得以通過。

金英蘭被視作韓國女性法律界的象征

根據法案，若公務人員、媒體、私立學校和幼兒園從業人員、私立學校所屬財團理事長和理事及其配偶收受1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5700元)以上財物，不管該行為是否與其職務有關，都將受到刑事處罰。即便收受財物不及100萬韓元，但在一年中從同一人物處合計收受超過300萬韓元的財物，也將受到刑事處罰。若收受財物不滿100萬韓元，會被處以收受金額2-5倍的罰金。

這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框架性反腐法案。《金英蘭法》的直接適用對象達300萬人，但若考慮間接影響範圍，事實上全體韓國人都會成為該法適用對象。據韓國媒體預測，實施該法後，韓國的公務人員和財界、新聞界、教育界等社會各界的貪汙腐敗現象有望大幅減少，各種社會潛規則也將發生重大變化。

法案背後：樸槿惠的決心

該法案受到韓國社會關註的契機是2014年4月發生的“世越”號沈船事故。針對該事故有聲音批評“從業界獲得好處的官僚對存在問題的船舶公司放任不管才引發了悲劇”。空降到民營企業的官僚讓作為後輩的現役官僚給予關照的“官僚黑手黨”成為當局與業界勾結的象征。

樸槿惠提出“杜絕違法腐敗”，要求國會盡早通過該法案。一位議員表示“如果指出法案不完善，在選舉戰中很可能被打上‘改革反對派’的烙印，所以根本沒辦法反對”。

樸槿惠批準“金英蘭法”後，還任命特別監察官監視總統身邊的人和親戚的違法行為。再次顯示出杜絕違法和腐敗的決心。

（綜合來源：韓聯社、法制晚報、日經中文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