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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商界警告政府不要針對中企：中國發展不是威脅

對德國政府以保護德國經濟為名，叫停中企收購德半導體設備制造商愛思強(Aixtron)的行為，德國商界並不買賬：不僅警告政府不要提高針對中企對德企收購的門檻，還發聲強調中國發展對於德國而言“是機遇不是威脅”。

與此同時，德國中國商會亦在近日發表聲明稱，對德國政府相關部門再次幹預來自中國的正常商業投資行為表示擔憂，對其在短時間內做出自相矛盾的決定表示“不可理解”，稱德國政府有關部門不能一邊呼籲中國開放市場，一邊卻不斷為市場行為設置壁壘。這樣的保護主義傾向最終將損害德國乃至歐洲經濟。

德國商界不滿政府幹預

在傳出德國經濟部一周之內插手兩項中國企業收購案的消息後，德國經濟界大佬們坐不住了。

就在上周，加布里爾領導的經濟部決定重新審查中國企業對德照明燈企業郎德萬斯(Ledvance)的收購案。此前，德國政府還撤回了中國企業對愛思強的並購許可。

似乎從庫卡開始，現在又是愛思強，當有中企計劃收購德企時，總會波及到政界，而討論的焦點則是關於關鍵專業技術是否會從德國流向中國，從而造成國內技術流失。實際上，在《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多年的采訪中，這一問題一直占據德國輿論界的核心，只不過在以前，這一議題多集中在中德合資企業在華成立時，德國技術會否過度轉移給中方。

此次，德國經濟界正式警告政府，不要在德國提高針對中國人進行企業收購的門檻。“我們不想改變或者強化目前的外貿法，令其在調查外國投資方面的能力得到強化。”德國經濟亞太委員會主席林哈德(Hubert Lienhard)表示，“到目前為止，只有在可能會威脅到公共安全或者公共秩序時，才應允許政府對外國投資進行審查。”

而一想到因為其他人限制外資，德國也應該限制對外資的開放度這種說法，“我想這不是正道。”林哈德表示，德國和歐洲都應當維持投資自由。

德國工商大會主席石偉策(Eric Schweitzer)亦對德國經濟部的行為提出了批評，稱德國不能一邊依賴自由市場，又一邊關閉自己。

事實上，德國在中國已經有大量投資，但中國在德投資量本身仍少。“德國在中國的投資總量超過600億歐元，存量較大，但中方在德國的投資不過在20億~30億歐元而已，中國對德投資有助於兩國貿投平衡。”石偉策表示。

林哈德亦稱，目前中德在市場開發方面的不同意見可以通過對話解決，“我們需要中國，中國市場仍然需要西方企業。這也是為什麽我們討論市場準入和產能過剩問題的原因。”

“但這同德國對中國企業開放市場沒有矛盾。”他表示，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對於德國企業來說，將始終是最佳銷售市場，而且中國經濟轉型為德國企業帶來了新機會，“中國發展對我們而言是機遇，不是威脅。”

德國中國商會亦在聲明中指出，中國福建宏芯基金收購德國愛思強公司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正常的企業間行為，德國政府的介入給收購增加了阻力。政策的不可預見性和不確定性將影響德國的投資環境，給投資者帶來損失，也將影響政府公信力。

德國政界的貿易保護主義苗頭

據記者了解，包括石偉策等60位德國商界大佬，也將隨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加布里爾一起於10月31日訪華。在5天的行程中，加布里爾將到訪北京、成都和香港，並同中國領導人進行雙邊會談。

與商界相比，作為社會民主黨領袖，又面臨2017年德國大選的壓力，不僅在中國企業投資方面，包括在一系列涉及自由貿易方面的話題上(譬如兩洋貿易)，加布里爾自2016年下半年開始都發出了貿易保護主義之聲。而早在中國企業收購德國機器人制造商庫卡公司時，加布里爾就強烈表達了他的不滿。有分析指出，在選舉之年，敲響貿易保護主義大鼓可以吸引選票。

此次在行前，加布里爾不僅接受了德國媒體的采訪，又在德國媒體上親自撰文，還派出經濟部副部長接受英國媒體采訪，以強烈的媒體攻勢宣告：即將向中方為德國企業討個說法。

加布里爾表示，歐盟企業在對待中國投資者的投資要求時具有歧視性，“但是中國卻在這邊開展了‘買買買’之旅，拿著一個感興趣企業的長單子，並對於有戰略重要性的關鍵技術有清晰的目的。”

德國經濟部副部長馬赫尼克(Michael Machnig)在接受英媒采訪時則表示，德國懼怕中資對德企的收購背後，是中方希望得到德國的技術。“我們需要有授權來調查那些交易，是不是因為產業政策或希望得到技術轉移所導致的。”馬赫尼克表示，“如果必須，在一些非常例外的情況下，也許我們不會允許這種交易。”

集中了許多德國高科技產業的巴伐利亞州的州官員亦有人發聲附和加布里爾的看法。巴伐利亞州州農業部長埃格爾( Ilse Aigner)就表示，為了防止更多德企被尚不具備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收購，德國必須制定新規則。

日前，針對德方行為，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28日例行發布會上表示，近期不少媒體都十分關註德國方面的一些政策調整。有評論認為，開放的德國享有了諸多好處，而政府部門的幹預會給德國經濟形象和投資環境帶來消極影響。

“我們之前也說過，中國政府一貫鼓勵中國企業按照市場原則和國際規則、在遵守當地法律的基礎上開展對外投資合作。”陸慷表示，“我們也希望有關國家能夠為中國企業赴當地投資提供公平環境。”

漢堡市議長談脫歐：德國將比英國更適合中企投資

“1986年5月29日，上海和漢堡建立了友城關系，現在已經30年。30年來，兩座城市在在政治、經濟、文化、體育等多個領域進行了合作。”

11月2日，上海市外事辦副主任劉光勇在上海舉辦的“上海-漢堡友城三十周年”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上海和漢堡的友城關系被前總理朱镕基譽為友城關系的良好典範。”

劉光勇介紹說，在經貿領域，上海和漢堡的合作密切。在德國各大城市中，設在漢堡的中國公司是最多的，已經超過了520家。其中不少公司來自上海，如寶鋼、上實等。同時，800余家漢堡公司同中國保持著密切的貿易關系，其中許多公司都在上海設立了分公司或辦事處。2004年，上海港和漢堡港也正式締結了友好合作關系。

位於德國北部易北河下遊右岸、瀕臨黑爾戈蘭灣內的漢堡港，是德國最大的港口，也是歐洲第二大綜合性港口。漢堡港始建於1189年，迄今有800多年的歷史。獨特的地理位置使漢堡港成為了歐洲最重要的中轉海港，也是德國重要的鐵路和航空樞紐。

漢堡是中國進入歐洲的門戶，德國對華貿易貨物中的一半經由漢堡港轉運。中國是漢堡港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在2015 年，漢堡港往來中國的集裝箱達250萬標準箱，占漢堡港全年集裝箱總吞吐量的三分之一左右。通過豐富的支線交通聯接，漢堡港以其高密度的航線網絡向中國各大港口提供了進出口貨物裝載的可能。

中企在歐投資首要目的地

今年是中資收購德企創紀錄的一年。據全球數據處理公司Dealogic統計，自1月以來，中企在收購德企上的支出已經超過110億美元，打破了此前在2014年創下的26億美元歷史紀錄，德國也由此成為今年中國企業在歐洲投資的首要目的地。

而隨著中資海外投資更多青睞制造領域，德國也成了不二之選。據商務部統計，2016年第二季度，中國企業海外並購總額中的70%投向了制造業，德國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目的地，占到中資海外並購總額的11%。

漢堡市議長卡羅拉•法伊特(Carola Veit)女士在新聞發布會結束後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英國脫歐之後，如果中國選擇去歐洲投資的話，德國以及漢堡應該是一個優於英國的選擇。”

已經有一些認同這一理念的中國企業先行一步，將目光瞄準了漢堡的數字化行業。

總部位於北京的華誼嘉信(Spearhead)在2016年6月宣布以1.48億美元收購在漢堡起家的信息技術開發公司Smaato，荷蘭微芯片制造商恩智浦(NXP)也在今年向北京建廣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和私募股權投資公司Wise Road Capital出售旗下漢堡半導體高科技部門。今年4月，遊族網絡收購了漢堡遊戲研發商Bigpoint的100%股權，助其進一步縱深拓展全球線上和手機遊戲業務。

共促投資便利化

最近，德國經濟部在一周內叫停兩起中資並購，引發了大量關註和熱議。

10月27日晚，德國聯邦經濟部確認，將進一步深入調查中資企業對德國照明企業歐司朗旗下燈具業務品牌朗德萬斯的收購案。

10月21日，德國聯邦經濟部撤回了對於中國福建宏芯基金以6.7億歐元收購德國芯片設備制造商愛思強(Aixtron)的批準，並計劃對此收購案進行重新審核。

當地時間本周一，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發言人塞柏特(Steffan Seibert)表示，德國“對國外投資持開放態度是正確的做法，對於來自中國的投資亦是如此。”但他也同時強調了“在國際大環境下公平投資及競爭條件”的必要性。

德國政府接連叫停愛思強和朗德萬斯收購案，加上德國政府方面的表態，令業界開始擔憂德國日益明顯的保護主義傾向。

11月2日，中國駐德國大使史明德在《法蘭克福匯報》發表署名文章指出：近期中企對德投資並購相對集中，數量較多。但相比美國及歐洲在德投資並購，中國無論從數量，還是金額上並不突出。中德理應攜手共同促進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共同抵制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

漢堡市議長法伊特女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收購案被叫停一事要放在大環境下看待。德國經濟界和德國企業界非常希望中國市場也能向德國開放。目前兩國市場的開放程度有所差異，中國有些領域不允許外商直接投資，只能通過合資形式來實現，而且德國也不能在中國收購企業。中國公司已經成功收購了許多德國公司，在這方面有很多成功案例，因此德國經濟界也希望中國向德國開放自己的市場。

法伊特女士還表示，中德兩國在經貿方面有多年的友好合作，可以開誠布公地商談這些問題，或是積極地尋求解決方案，一開始可能不那麽順利，但相信一定能找到好的解決路徑，以此促進中德經濟界的交流。

“德國將一如既往地是中國堅實和有力的經濟合作夥伴。”法伊特議長如是說。

德美政客發難 中企全球並購乍遇風刀霜劍

在加快產業調整和重塑價值鏈的同時，中國企業也在2016年不斷加快跨境收購步伐，已在今年首次取代美國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海外資產收購者。

隨之而來的，卻是歐美市場對於中國企業的並購邀約態度漸趨謹慎。在近期，更是出現多起包括德國等在內歐美政府審查中企正常收購當地企業的事件，在其中“國家安全”、“收購背後體現政府而非商業利益”以及要求“投資和市場準入對等” 成為外國政府和相關利益群體所提出的三大主要主張。

以美國財政部下屬外國投資委員會(下稱“CFIUS”）為例，在2012～2014年期間，CFIUS共對358筆交易進行了審查，其中中國成為被審查數量最大的國家，該期間共審查了68筆來自中國的收購申請。在歐洲，德國成為中資企業並購的首選之地，然而以社民黨人、德國副總理加布里爾為首的一些政客卻在輿論推動下意欲限制中企在德收購，更借機遊說歐盟，希望在歐盟層面推出並購審查體系。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外國政府口中想要保護的“企業界”卻往往並不買賬。被收購的機器人制造商庫卡多次表示歡迎中資，而持有照明企業歐司朗的西門子集團，也早表面對這一廠商已失去興趣。德國包括《南德意誌報》等精英類報紙在近日紛紛發表評論文章，讓加布里爾把功夫下在正道上：與構築貿易壁壘相比，要是能夠同樣賣力的構建德國的創新系統，就更好了。

然而究竟是什麽力量，令中企海外並購頻頻受阻?

2016年並購狂潮招質疑

交易信息供應商迪羅基（Dealogic）的數據顯示，截至到今年前9個月，中國企業進行的境外並購交易總價值已經達到1739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長68%。

中企能夠在全球掀起並購熱潮，得益於多重因素。首先，中國對外投資審批環節自2014年開始愈加簡化。在2014年，發改委頒布了《境外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商務部頒布了新修訂的《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在隨後兩年內各部位也出臺多項措施鼓勵實體經濟“走出去”。

其次，人民幣匯率在中短期仍處於貶值通道之中，考慮到遠期匯率走勢，一些企業以配置海外資產的方式對沖匯率風險，與此同時,由於金融危機後不少優質歐美企業經營不善，出現現金流問題（譬如愛斯強），亦亟待資產重組，而該類型企業所具有的高端技術和成熟品牌等亦可以幫助中國企業加快產業調整和轉型，在延伸產業鏈、實現產業升級方面實現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此次並購之中，中企海外並購結構出現改變，從能源、礦石等初級材料領域開始向加工業和服務業延伸，在高科技及高端制造業方面多有斬獲，且中資在所有非資源領域的投資都有顯著增加，投資領域遍及金融、工業、高科技、娛樂和房地產，體現了中國買家對目標資產更加成熟和多樣化的認知。

在此必須指出的是，歐美的輿論界在過去常年批評中企大規模投資於資源領域，投資模式和領域都過於單一，然而當中企轉向非資源領域投資後，其輿論又導向中方的這種大規模投資目的不純，即有組織性、選擇性地收購外國的高新技術。

這種指責在中資收購德國機器人制造商庫卡之時出現了一個明顯的高峰。庫卡被德國視為其“工業4.0革命”的五大巨頭之一，曾於1973年研發了第一臺工業機器人。彼時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都較為含蓄地表示希望有德國企業可以競標出價，“順便提一下，德國的任何人都可參與庫卡交易。”中方可以收購庫卡這樣的企業，令一些德國政客的心理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質疑中企收購目的

在中企收購受阻的案例中，通常“國家安全”和“政府主導”成為兩個常見的導火索。

最高調的傾向於援引“國家安全”為原因拒絕中資收購的機構就是CFIUS。

CFIUS的審查通常是保密的，數據滯後一年公布。在2012～2014年期間，CFIUS共對358筆交易進行了審查，其中中國成為被審查數量最大的國家，該期間共審查了68筆來自中國的收購申請，其次是英國(45筆)、加拿大(40筆)、日本(37筆)以及法國(21筆)。

近日，亦又有美國12位參議員聯名致函美國財政部長傑克·盧(Jack Lew)，要求政府阻止中國鋁業巨頭忠旺國際收購美國愛勵鋁業公司，理由是“直接損害美國國家安全”，並稱“包括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在內的中國企業都可能與中國軍方有關系，這增加了風險，可能讓美國技術落入不該擁有其技術的人之手”。

在歐洲，以往上述情形十分少見。但在此次中資企業收購德國德半導體設備制造商愛思強(Aixtron)的並購中，德國經濟部亦以該收購案涉及“安全問題”收回了此前的收購許可。

隨後德國媒體爆出，這是因為美國情報機構向德方提出安全警告，擔心中國將愛思強公司的芯片用於核項目，從而導致德方態度轉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對此表示：“評估兩國企業間本著商業化原則的正常投資行為，如果任由第三方勢力出於各種利益考量去幹擾，恐怕有悖於中德經貿投資合作的初衷，也不利於兩國企業和民眾的利益。”

在另一方面，中國企業收購高新技術行業企業的行為亦被相關國家政界懷疑同國家主導相關。

此前加布里爾放言，中國在德國開展了“買買買”之旅，拿著一個感興趣企業的長單子，並對有戰略重要性的關鍵技術有清晰的目的。

他還在歐盟層面力推投資審查政策，並由德國經濟部撰寫了名為“歐盟層面投資檢查關鍵點建議”的文件，計劃推出以下措施：第一，如果歐盟外國家外資收購者收購股份達到了董事會投票權的25%以上，政府有權阻止這一收購行為；第二，如果投資身後有外國政府身影，那麽歐盟有義務做出幹預。

上述第二點又分為四種情況：第一，投資受到產業政策引導；第二，政府補貼投資者；第三，收購企業為外國國有企業；第四，投資者來源國中，德國企業進入該國的準入十分有限。

近日，美國商務部長珮尼•普利茲克(Penny Pritzker）在一次發言中亦批評中國半導體產業政策，稱美國不會允許中國通過國家政策幹預市場。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11月3日的例行發布會上表示：“中國一向主張各國共同努力，堅定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反對保護主義，為相互之間的貿易投資合作創造公平透明的良好環境。”

要中方開放卻先關閉自己的市場

在指責中方有目的性地收購之外，加布里爾還試圖做兩件事情：第一，將中資在歐洲收購同“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掛鉤；第二，指責歐盟企業在華得到不公待遇，要求中方對歐方開放更大的市場準入。

首先，在法理意義上，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與加布里爾的議程毫無相關性。然而，面臨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到期，歐盟在履約之前仍希望同中方盡可能博弈。

對此，華春瑩明確指出：“如期履行第15條，對中方來說，是恢複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中應當享有的權益，而不是中方額外的要求；對包括歐盟在內的其他WTO成員來說，是應盡的法律義務和應該遵守的多邊貿易體制規則，而不是對中方的特別優惠。”

華春瑩表示：“歐盟作為WTO重要成員，對此應該非常清楚。我們希望歐盟講信守法，不折不扣履行第15條義務，不要顧左右而言他，找借口拖延，更不要討價還價，附加額外條件。”

其次，在中國市場開放和市場準入問題上，一方面包括德國戴姆勒公司總裁蔡澈等在內的德國企業界大佬都在近日紛紛接受采訪並表示要對中國有多點耐心。

而在10月31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同法國外長艾羅共見記者時，特地借此機會就近期外界對中國投資環境和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出現的議論作出回應。他指出，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簡單地以高度發達國家的標準來判斷和衡量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環境，缺乏科學性和可比性。而如果在發展中國家之間進行橫向比較，中國市場開放的速度、幅度顯然都名列前茅，已是最開放的發展中經濟體之一。

另一方面，客觀而言，數據並未顯示德國乃至歐洲企業在華投資受阻。綜合外交部提供數據顯示，近年歐洲對華投資額持續攀升，當前歐洲在華投資存量遠大於中國對歐投資規模。德國在華企業多達8000余家，中國在德企業不到2000家，而中國人口是德國人口的16倍。另外，今年頭9個月，德國在華投資增長120%。

相較而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約1.1萬億美元，對德投資存量不足80億美元，僅占0.7%，還有很大上升空間。與之相比，目前德企在華共8000余家，累計投資超過600億歐元：中資企業在德國出現並購狂潮、增速快，實則是因為基數太小。

對此，德國企業界人士紛紛警告政府，不要提高針對中企對德企收購的門檻，並強調中國發展對於德國而言“是機遇不是威脅”，貿易保護主義並不可取。

實際上，加布里爾所在社民黨在今年的地區選舉中一敗塗地，而在2017年大選之前擁抱貿易保護主義向來是刺激選舉選票的靈丹妙藥。

商業資訊公司ALACO分析師費舍爾(Martin Fischer)則稱，德國2017年大選臨近，德國從來都更樂於做一個投資者而非投資接受國，目前中國的投資狂潮引發了一波貿易保護主義情緒，而一些德國政客則在其中尋找機會，積攢政治資本，譬如加布里爾所在的社民黨。

“雖然社民黨認為敲響貿易保護主義大鼓可以吸引選票，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樣的政策。”費舍爾說，譬如德國機械工程協會就警告這種行為的危險性，並敦促議員們把力氣放在遊說中國開放更多市場份額上。

“也許在選舉年，屏蔽一些收購行為是張好牌，但是這種行為無法幫助德國中小企業。”費舍爾說，因此這些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恐將弄巧成拙，傷害到那些他們本想保護的企業。

而正如蔡澈在接受德國《商報》專訪時亦所指出的：德國經濟的強大就在於經濟和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分隔，要保持這種分隔，而調控式的幹預不會帶來成功。

索尼出售中國華南公司 中企歐菲光擬支付2.34億美元接手

11月7日，歐菲光發布公告稱，公司和索尼中國達成了收購索尼電子華南有限公司全部股權的交易。此次交易中，索尼電子華南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權作價0.95億美元，計入償債款1.39億美元後，交易總對價為2.34億美元(約15.80億元)。交割完成後，歐菲光還將再投資0.32億美元以滿足標的公司的項目運作需求。

據了解，索尼電子華南有限公司是由索尼中國於2004年3月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主營業務為生產和銷售微型攝像頭及相關部件。而A股上市公司歐菲光，為小米、華為、OPPO、三星等手機廠商提供攝像頭和指紋識別技術的公司。

此外，根據歐菲光的公告，索尼電子華南有限公司2015年經審計的總資產為36.82億元人民幣，凈資產6.15億元，流動負債30.67億元，營業收入68.28億元，凈利潤1.09億元。截至2016年3月31日，員工數量大約4000名。

美國經濟複蘇慢 中企赴美“搶”人才

當地時間6日下午，紐約凱悅酒店時代廣場店的會議室里坐滿了上百名中國赴美留學生。他們都是來參加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的校園招聘會。

續力帥是新澤西理工大學計算機系研究生二年紀的學生。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雖然還沒最後決定自己的就業方向，但自己對虛擬網絡（network virtualization）比較感興趣。

“我本科在國內就參加過中興宣講會，我有四個本科的同學在中興工作。”續力帥說。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部長曾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是中興第一年開始由集團出面，深入到全球各知名高校進行招聘。其實不僅是中興，華為等中國高科技公司也經常到美國來競爭優秀人才。

“其實這是好事，我們要形成群體效應，這樣才有更大的影響力。”曾力說。“目前全公司有海外留學背景的人大約不到1%，以後希望能達到10% 以上。甚至在金融等非技術領域達到30%以上。”

而就在離凱悅走路五分鐘的地方，萬豪國際酒店4樓同時也在舉行招聘會。中國銀行、中信銀行、泰康集團等在全美華人金融協會年會的會場上擺起面試桌，現場進行人才選拔。第一財經記者看到，每個招聘公司有單獨的會議室，每個會議室門口總保持著10來個學生，等候面試。

一位馬里蘭大學金融專業的研究生把所有的招聘公司都投了一遍。 她告訴記者，“我比較傾向中國公司，工作地點在國內還是在這里我都感興趣，國內機會比較多。”

曾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興尤其需要有留學背景的金融、法律等人才。“中興的營收大約一半在海外。國際項目的融資很重要，幾乎每個國際項目都需要融資，這在國內是不需要的。所以這就需要有國際金融背景的人才。另外，中興在國際上每年申請的專利數量名列前茅，這需要有國際相關法律背景的人才。”

像中興這樣的中資企業並不少。隨著企業的國際化，迫切需要擁有國際知識的人才。荷馬金融當天並沒有組織面試，但他們通過全美華人金融協會發出網上招聘的消息，並在年會現場擺放了一個咨詢臺。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咨詢臺里的一個實習生Candice Chen就是中國留學生，目前正在找正式的工作。陳同學告訴記者，這次荷馬金融需要的人才大多需要留學背景，因為要為客戶進行產品配置等。這樣的工作內容對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還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們主要做海外資產配置，所以需要對美國產品比較了解。雖然我們這個展臺主要是產品咨詢，但是今天還是有30多個學生來詢問招聘的事宜。” 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相貌清秀、講話慢條斯理的何燕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己是福坦莫大學（Fordham University）金融系的研究生，這次希望能找到中國企業駐美國分公司的工作。“中美經濟合作越來越多。我長期想回國，但短期希望能在這里（美國）找工作，積累一些工作經驗。” 何燕婷說。

除了工作機會比較多，許多國內企業已經成長成國際行業內的翹楚。這也是吸引留學生海歸的重要原因。

“我們靠什麽吸引人，首先是產業技術的優勢。美國本土像我們這樣的通訊技術公司已經雕零。以前美國曾經有摩托羅拉和朗訊公司，但都已經淡出市場。如果對這行感興趣，就必須來我們這樣的中國企業。” 對於自己的行業，曾力深感驕傲。

此外，美國經濟和就業的疲軟、部分高薪行業薪資的下降也讓許多留學生產生歸意。 其實，中國企業赴美招聘的歷史由來已久，但前幾年更多的是招聘有多年工作經驗、在美企中已身居高層的人才。主要還是國內和美國比起來，剛畢業大學生的待遇並沒有太多優勢，而美國學歷的含金量也並沒有高到讓中國企業願意付出比國內剛畢業大學生更高的薪酬。然而，隨著國內部分企業待遇的提高，中美企業在收入間的差距也在逐漸減少。這兩年，中資企業赴美招聘剛畢業大學生的情況越來越多。

“我接觸到許多留學生本來是抱著畢業後在美國工作幾年再回國的心態。”曾力說：“但現在這樣的學生減少了。他們願意一畢業就回國。一方面是因為國內發展機會好，另一方面是美國等國家經濟疲軟，想留下來很難。要在幾年內做得風生水起更難。”

多家來美招聘的中資企業透露，他們的薪資待遇與美國相比，很有競爭力。例如，中興還為深圳總部的高級人才提供“安居房”，讓歸國人才沒有後顧之憂。

醫療器械三大跨國公司說了算 中企欲沖刺進口替代

2016年，在國家不斷釋放政策利好的推動下，國產醫療器械廠商完成進口替代也轉眼進入了攻堅之年，跨國醫療器械巨頭仍是最大的對手：它們一邊仍舊牢牢掌握了高端醫療器械市場的“主動權”，高端市場覆蓋率達到85%，另一邊“本土化戰略”亦布局得風生水起。

只看價格，忽略技術的時代過去了，這場本土醫療器械廠商“進口替代”的戰役如何破局?

進口替代潮

三大跨國醫療器械巨頭GPS(GE、飛利浦、西門子)首次集體缺席了今年的第76屆CMEF(中國國際醫療器械秋季博覽會)。

這在圈內是條不大不小的新聞：說大，是因為作為行業盛會，CMEF已經舉辦了76屆，往年常常在展會上就直接爆出采購大單，GPS集體缺席可謂不可思議;說不大，是因為從去年開始，包括GPS在內的器械廠商就陸續發布新聞，今後將不再參加秋季展，“集體缺席”也可以說是在預料之內。

牌面上看，包括聯影、邁瑞、東軟在內的國產醫療器械廠商替代GPS成為了此次參展的主力軍，這有點像如今中國3000億醫療器械市場的縮影，國產貨正嶄露頭角，進口替代大潮真正來襲。盡管在跨國巨頭勢頭兇猛的“本土化”戰略下，這場替代進行得並不容易。

數據顯示，在目前國內醫療器械市場僅占醫藥市場總份額的14%，這一比例在全球是42%;全球醫療器械行業預計年均增長在4.1%，不過中國近六年複合增長率卻達到了20%，中國的醫療器械市場可謂“肥肉”，誰都想爭。

“要用效率高的方法來追趕進口廠商。如果要和GPS正面競爭，會難度很大，所以需要用一些差異化的方法，在一些特定市場上來追逐。”邁瑞醫療董事長成明和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透露。

不過他也坦言，單純依靠價格來爭奪市場份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根據國家衛計委的統計，在國內市場目前國產醫療設備絕對數量占比並不低，甚至超過了80%，但多集中在了中低端領域，惡性競爭嚴重。而進口的醫療設備以不到20%的數量占比，贏得了90%的市場利潤。本土企業想要翻身盈利，提升技術實力仍舊是必走之路。

並購與協同

但與傳統方式不同，本土企業正在通過並購路徑更快更直接地完成技術突圍，在這一過程中，資本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產醫療器械幾大巨頭：東軟、魚躍、樂普早年已經於A股上市，邁瑞在2006年紐交所上市後開啟並購之路，並在今年完成私有化回歸，尋找更大的國內資本空間;而知情人士透露，聯影也正在上市沖刺的籌備中。

“從邁瑞在美國上市以來，8年時間我們前後完成了9次國內並購，3次跨境並購，依托這些並購，我們打開了海外市場，也得到了在細分領域的關鍵技術。”成明和透露，以三年前並購美國超聲診斷系統排名第五的生產企業ZONARE(ZONARE Medical Systems，Inc)為例，依托這項並購，邁瑞敲開了對品牌信賴度極高的美國超聲市場的大門，並且一度將美國超聲市場的占有量從8%上升到了10%。在整合三年後，結合ZONARE的技術積累，推出了國產品牌Resona 7超聲，一舉奪得德國紅點大獎。依托這樣的技術突圍，在國內監護儀市場，2015年飛利浦占有量排第一，邁瑞上升至第二，GE第三;燈塔床市場邁瑞市場占有量已經位居第一;而在麻醉劑、除顫設備、生化分析儀、超聲市場，邁瑞已經做到市場占有量第三的位置。

“其實並購後的協同很重要，我們的方法是將技術團隊還是留在美國，生產轉移到中國來，以此降低成本。在技術、生產過程中中美兩個團隊有重合的地方，需要整合重複的職能，留下我們真正需要的人員。在管理上，IT、財務要聯通，但是分開管理，我們主要采取的是總經理負責制，當地的員工還是由當地人管理。”成明和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剖解這場基於並購基礎上的技術升級案例，有幾個步驟非常關鍵，首先是需要利用垂直采購的成本優勢，在價格上做到比進口設備更有吸引力;其次，在渠道上他們選擇更多布局到鄉鎮醫院這些過去還未被充分挖掘的市場，在中國的“新興市場”上與GPS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第三，在戰略上要做好人才管理的思路，因為跨國公司的人才流動頻繁，持續性差，但對於企業而言，人才很重要;此外在售後服務上，他們也會盡量讓醫療機構體驗到國產醫療設備的性價比：跨國廠商通常是產品壞一次，就收一次維修的錢，不過國產設備廠商會打包服務很多年，這對於醫療器械日常保養來說可以節約很大一筆開支。

資源整合

早在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曾表示，醫療設備是現代醫療業發展的必備手段，並且要加快高端醫療設備國產化進程，降低成本，推動民族品牌企業不斷發展。緊接著的2015年，國務院頒布的《中國制造2025》中，也把國產高端醫療設備納入到了戰略任務和重點之中。而剛發布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亦表示，要全力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在現在的存量市場中，85%以上的高端市場還是由GPS占據，但隨著政策的推進以及醫療器械更新換代的時間節點來臨，國產醫療器械會有很大的替代空間，這一趨勢很明確。”醫療行業投資人高特佳投資執行合夥人於建林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他看來，伴隨著國產醫療器械一同崛起的還有同業並購的大潮，“包括邁瑞、聯影、三諾生物、魚躍，大家都只在各自競爭的細分領域很有優勢，中國的醫療器械行業集中度也比較低，有一萬多家醫療器械廠家，但是美國只有一兩百家，包括強生、羅氏都是百億以上的產業規模，所以在未來並購的趨勢會很明顯。”

事實上，這一並購趨勢已經出現端倪，根據普華永道今年6月份發布的《中國醫療器械行業並購回顧與展望》報告：2015年中國市場共發生了81起醫療器械並購交易(不包括海外並購)， 比2014年的69起上升了17%。其中57起交易來自本土戰略買家，其後是風險投資交易(12起)、私募股權交易(7起)和國外戰略買家(5起)。在交易價值方面，超過16起交易的價值在5000萬美元以上，平均交易價值達到5600萬美元，這一數字比2014年高出83%之多，交易總價值為39億美元，較上年上升了156%。

“國家鼓勵醫療器械國產化是給了中國廠家機會，其實對於醫院、醫生來說歸根結底還是看一個產品的性價比怎麽樣。對我們而言，就可以利用本土化的優勢，整合優質資源來將鏈條打通。”成明和說，“通過資源整合，來實現系統化的布局，那麽在與國外廠家競爭時也會更有優勢。”

【周年特刊】“一帶一路”刺激中企海外投資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從2013年9月提出至今，不僅改變了一些企業的發展軌跡，也改變了沿線不少國家的發展。
“‘一帶一路’的影響立竿見影，作用明顯。”貝克·麥堅時國際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麥克納布（Greg McNab）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一帶一路’的引導，資金可以直接投入到項目中與沿線的各個國家。我們可以明顯看到由此帶來的變化。”
2016年8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一帶一路”建設從無到有、由點及面，進度和成果超出預期。
根據商務部最新數據，今年1~9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60個國家和地區的653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對外直接投資1342.2億美元，同比增長53.7%;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1478.3億美元，同比增長7.4%。
在新簽的承包工程大項目中，“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業務份額高。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的61個國家新簽合同4191份，合同額745.6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總額的50.4%。
目前，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共建“一帶一路”項目合作，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也態度積極，以亞投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斷深入，一批有影響力的標誌性項目逐步落地。
“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提振了中國企業投資亞非歐，特別是發展中經濟體的信心和底氣，還增強了合作對象國吸引中資的熱情和意願。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資金支持填補了亞非歐基礎設施建設長期存在的資金缺口，更快促使沿線國家與中國企業開拓海外市場需求的對接。

中亞聚焦產能合作
縱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首先獲益的是亞洲，包括正在積極規劃的六大經濟走廊建設。中亞地區歷來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中國駐吉爾吉斯斯坦前大使姚培生就表示，“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內成功與否看新疆，國外則看中亞。西歐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西邊，中國在東邊，提高了中東歐和中亞國家的地緣地位，它們找到了一把強國的鑰匙。”
起初，作為中國鄰國的俄羅斯對於中國在中亞不斷增強的影響力一直持疑慮態度，尤其體現在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反應上。但由於中方在推動中體現出了十足的誠意、包容與開放的態度，再加上俄羅斯因烏克蘭危機面臨西方制裁，原油價格持續下跌，使得俄羅斯經濟雪上加霜。俄羅斯最終決定，積極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其主導的地區經濟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對接。
除了與俄羅斯、中亞國家在上合組織框架下的整體合作，中國還與各個中亞國家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形式落實絲綢之路經濟帶，幫助中亞國家對外開放、更全面地融入全球市場。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正式在中亞第一大國哈薩克斯坦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議。中哈領導人已明確表示，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哈方旨在振興國內經濟的“光明之路”計劃對接。同時哈薩克斯坦也是中國推動國際產能合作的重點優先國家。2015年3月，中哈簽署了投資總額近236億美元的產能合作項目，包括鋼鐵、水泥、平板玻璃、化工、機械等產業。

東南亞聚焦基建合作
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區域東南亞，盡管美國作為域外國家通過“再平衡”戰略不斷對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形成幹擾，但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都積極表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在印尼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如今，中國已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印尼“全球海洋支點”計劃對接，旨在推動海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深化產業投資、重大工程建設等合作。
印尼雅加達-萬隆高鐵（下稱“雅萬高鐵”）成為中國與印尼兩國目前最大的單筆合作項目。雅萬高鐵全長150公里，最高設計時速350公里，預計於2019年開通運營。雅萬高鐵由中國鐵路總公司牽頭組成的中國企業聯合體與印尼國有建設公司負責建設和運營，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提供了總投資額75%的融資。
東南亞是全球區域一體化進程較快的地區，但也是各方博弈的焦點地區。當前該地區存在多個區域一體化合作，比如 “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
麥克納布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一帶一路”的一個優勢就是中國的資金能更快地投入海外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而其他貿易協定更關註稅務等長期層面，非涉及實際的資金投入。
貝克·麥堅時國際律師事務所全球礦業執業部負責人墨尚偉（John Mollard）認為，對東盟來說，“一帶一路”、RCEP以及TPP是互補的，因為各個協定的目的不同，TPP更多關註貿易、稅務、勞務流動，而“一帶一路”則更加關註直接推動基建發展。“當然，傳統上來講，東盟在基建發展中成績不錯。現在有了中國的幫助，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將會得到更快的發展。”墨尚偉說道。

南亞聚焦全方位合作
南亞地區是“一帶一路”中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點，同時有中巴和孟中印緬兩大經濟走廊。
其中，中巴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習近平於2015年4月訪問巴基斯坦期間宣布的總額460億美元的一攬子合作計劃，不僅推動中巴在瓜達爾港的開發、能源電力、基礎設施、工業園建設領域全方位的合作，還整體改善了巴基斯坦經濟前景與財政狀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去年以來連續多次將中巴經濟走廊相關投資列為巴基斯坦近期經濟發展的三大動力之一。
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斯里蘭卡也是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國家。目前中國企業正在參與建設的科倫坡港和漢班托塔港，被認為是開啟斯里蘭卡這一樞紐的兩把“鑰匙”。
此前包括科倫坡海港城在內的中斯合作大項目在選舉和新政府上臺期間受到指責並被叫停，但維克勒馬辛哈政府上臺後於今年4月初訪華，不僅延續了此前的合作，也表達了與前任政府一樣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熱情。
除了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同樣在以自己的方式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今年10月14日習近平訪問孟加拉國期間，中孟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系，同意擴大和深化貿易和投資合作。對孟方提出了電力、信息通信、河道管理、基礎設施等領域的22個項目，中方表示願意考慮並鼓勵中國企業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探討開展合作。有媒體報道稱，中孟簽署的包括港口碼頭、電站、鐵路項目的合作協議貸款額達到240億美元。

【周年特刊】中企走出去： 要預判風險 更要管控風險

目前，“承包工程建設”業務和“海外並購”業務成為“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兩種主要業態形式。
不過，鑒於“一帶一路”規劃涉及國家眾多、資金巨大，不僅有必要對目的國的風險挑戰進行正確評估，還需要在評估之後進行有效的風險管控。
鑒於工程項目不可轉移、前期投入資金較多，一旦遭遇風險致使項目中斷，會給承包商帶來巨大的固定資產和應收賬款損失。“以利比亞內戰為例，政局動蕩造成中資企業十多人受傷，企業工地、營地遭到襲擊搶劫，直接經濟損失達15億元人民幣。再加上中國企業在利比亞的項目暫停，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估計超過200億元。”中債資信國家風險部高級分析師樊少華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對於政治、經濟和匯率等宏觀層面的風險，企業需要密切關註東道國相關領域的形勢變化，提前做好風險預判。”

標誌性政府項目易受風險沖擊
據商務部介紹，今年前三季度，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4191份，新簽合同額745.6億美元，同比增長26.1%，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0.4%。
其中，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承攬的埃及新首都建設項目合同額達27億美元，是前三季度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中標的最大承包工程項目。
目前，中國已和30多個國家簽署了合作協議，未來5年將與相關國家共同推進中蒙俄等六大經濟走廊建設。最顯著的是基礎設施項目方面的合作，比如印尼的雅萬高鐵、匈牙利-塞爾維亞鐵路、中國-俄羅斯東線天然氣管道、巴基斯坦瓜達爾港、中國-哈薩克斯坦（連雲港）物流合作基地等。
不過，正如樊少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的，由於海外工程承包項目投資規模較大，往往由政府部門組織建設或由國際社會援建，具有鮮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一旦東道國發生政治動蕩、出現政權更叠或者經濟形勢惡化等風險事件，這些標誌性的政府項目極易受到風險的沖擊。
美亞保險（AIG）責任險部和特殊金融險部負責人詹銘輝則告訴本報記者，承包工程建設業務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重大發展領域之一，常見的風險來源包括建工風險、人員安全和自然災害。
在建工風險方面，樊少華指出，工程承包項目施工周期長，項目結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約定，使得項目結匯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項目部分人工、采購成本支付國際化，因此，與制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
其次，“如果合同條款設計複雜、參與主體多元化，合同管理難度較大，容易產生風險。”樊少華表示，“國際上各種技術標準存在差異，中國標準未獲國際認可，也會給中國承包商海外施工帶來不便。”
在人員安全方面，詹銘輝則指出，鐵路交通、能源開發等基礎設施援建是目前中國海外工程拓展的重點項目，多位於政治、經濟相對不穩定的地區。企業除要考慮項目本身的風險，更需要考慮其員工在境外的人身財產安全問題，特別是在敘利亞、伊拉克、也門、阿富汗等高風險區域。

並購潛在政治風險
對於海外並購業務，詹銘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一帶一路”的支持下，未來幾年中國企業跨境並購的數量、覆蓋範圍、交易金額都會持續增長，並購交易的激增也會使優質資產的競爭變得更為激烈。
樊少華指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進行並購交易的過程中，首當其沖的是面臨政府部門嚴格審查的風險。
比如，被並購企業所在國的監管部門可能會在既有的審批要求中附加更加嚴格的審核條件，從而延緩並購的交易流程。樊少華指出，最近，中國化工收購先正達的交易，就因歐盟監管機構要求並購雙方提供更多的附加資料，導致並購完成時間被推遲至2017年。
更有甚者，監管部門迫於政治壓力，可能否決並購交易。樊少華表示，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的並購項目多次碰壁，其中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比如2016年，澳大利亞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了中國國家電網公司和香港長江基建集團收購澳洲電網。
通常，企業在並購交易過程或並購後整合中所面臨的風險來自兩個方面：買賣雙方有可能由於信息不對稱而導致損失，以及一樁並購交易往往需要通過長時間的交涉去確定潛在的風險和未知因素。詹銘輝指出，這不僅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及財力，也有可能導致企業錯失並購的最佳時機。

管控“走出去”風險
那麽，要如何管控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呢？
樊少華表示，為防止政府違約風險，企業需充分了解當地政府的經濟和財政狀況，當政府不能按時支付階段性工程款時，需要及時對政府信用進行評估判斷，切忌持續墊付資金推進項目，而某企業在承建非洲某國機場新航站樓工程時就出現過類似情況。
對於合同風險，樊少華認為，中國企業應該高度重視合同談判，認真審核合同條款，合理利用合同中的關鍵條款保護自己的權益，同時充分履行總承包商的職責增強對合同的把控力和執行力。“對於技術標準差異導致的施工障礙，中國企業應該與業主方深入溝通，在征得對方技術認可的情況下可以采用中國標準。”樊少華說道。詹銘輝則表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承包商通過購買綜合責任保險來轉移海外業務經營的風險。
在“海外並購”方面的風險，樊少華指出，外國政府的外資審查制度並不一定是專門針對中國企業的，但要想規避風險，中國企業還得不斷完善自身的風險管控能力：在選取並購目標之前，要做好盡職調查，不僅要從經營業務的角度考察並購項目自身的發展前景，還要挖掘並購項目的外在風險，比如項目的政治敏感度問題，充分評估外在風險對並購項目的負面影響。
詹銘輝則表示，利用並購保證保險作為買賣保證，為買賣雙方規避交易完成後的利益損失,也是一種轉移風險的途徑。實際上，合理運用並購保證保險可提高其在競標過程中的競爭力，這樣的戰略使用也逐漸成為並購交易中的策略和剛需。
這樣一來，如果同時面對有多個資質相當的買家競標的話，賣家會傾向於選擇有保險的買家交易，原因在於賣家在交易完成後就可以得到資金並撤出，不用擔心長期風險。

“一帶一路”刺激中企海外投資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從2013年9月提出至今，不僅改變了一些企業的發展軌跡，也改變了沿線不少國家的發展。
“‘一帶一路’的影響立竿見影，作用明顯。”貝克·麥堅時國際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麥克納布（Greg McNab）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一帶一路’的引導，資金可以直接投入到項目中與沿線的各個國家。我們可以明顯看到由此帶來的變化。”
2016年8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一帶一路”建設從無到有、由點及面，進度和成果超出預期。
根據商務部最新數據，今年1~9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60個國家和地區的653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對外直接投資1342.2億美元，同比增長53.7%;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1478.3億美元，同比增長7.4%。
在新簽的承包工程大項目中，“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業務份額高。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的61個國家新簽合同4191份，合同額745.6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總額的50.4%。
目前，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共建“一帶一路”項目合作，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也態度積極，以亞投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斷深入，一批有影響力的標誌性項目逐步落地。
“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提振了中國企業投資亞非歐，特別是發展中經濟體的信心和底氣，還增強了合作對象國吸引中資的熱情和意願。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資金支持填補了亞非歐基礎設施建設長期存在的資金缺口，更快促使沿線國家與中國企業開拓海外市場需求的對接。

中亞聚焦產能合作
縱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首先獲益的是亞洲，包括正在積極規劃的六大經濟走廊建設。中亞地區歷來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中國駐吉爾吉斯斯坦前大使姚培生就表示，“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內成功與否看新疆，國外則看中亞。西歐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西邊，中國在東邊，提高了中東歐和中亞國家的地緣地位，它們找到了一把強國的鑰匙。”
起初，作為中國鄰國的俄羅斯對於中國在中亞不斷增強的影響力一直持疑慮態度，尤其體現在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反應上。但由於中方在推動中體現出了十足的誠意、包容與開放的態度，再加上俄羅斯因烏克蘭危機面臨西方制裁，原油價格持續下跌，使得俄羅斯經濟雪上加霜。俄羅斯最終決定，積極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其主導的地區經濟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對接。
除了與俄羅斯、中亞國家在上合組織框架下的整體合作，中國還與各個中亞國家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形式落實絲綢之路經濟帶，幫助中亞國家對外開放、更全面地融入全球市場。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正式在中亞第一大國哈薩克斯坦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議。中哈領導人已明確表示，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哈方旨在振興國內經濟的“光明之路”計劃對接。同時哈薩克斯坦也是中國推動國際產能合作的重點優先國家。2015年3月，中哈簽署了投資總額近236億美元的產能合作項目，包括鋼鐵、水泥、平板玻璃、化工、機械等產業。

東南亞聚焦基建合作
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區域東南亞，盡管美國作為域外國家通過“再平衡”戰略不斷對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形成幹擾，但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都積極表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在印尼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如今，中國已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印尼“全球海洋支點”計劃對接，旨在推動海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深化產業投資、重大工程建設等合作。
印尼雅加達-萬隆高鐵（下稱“雅萬高鐵”）成為中國與印尼兩國目前最大的單筆合作項目。雅萬高鐵全長150公里，最高設計時速350公里，預計於2019年開通運營。雅萬高鐵由中國鐵路總公司牽頭組成的中國企業聯合體與印尼國有建設公司負責建設和運營，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提供了總投資額75%的融資。
東南亞是全球區域一體化進程較快的地區，但也是各方博弈的焦點地區。當前該地區存在多個區域一體化合作，比如 “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
麥克納布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一帶一路”的一個優勢就是中國的資金能更快地投入海外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而其他貿易協定更關註稅務等長期層面，非涉及實際的資金投入。
貝克·麥堅時國際律師事務所全球礦業執業部負責人墨尚偉（John Mollard）認為，對東盟來說，“一帶一路”、RCEP以及TPP是互補的，因為各個協定的目的不同，TPP更多關註貿易、稅務、勞務流動，而“一帶一路”則更加關註直接推動基建發展。“當然，傳統上來講，東盟在基建發展中成績不錯。現在有了中國的幫助，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將會得到更快的發展。”墨尚偉說道。

南亞聚焦全方位合作
南亞地區是“一帶一路”中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點，同時有中巴和孟中印緬兩大經濟走廊。
其中，中巴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習近平於2015年4月訪問巴基斯坦期間宣布的總額460億美元的一攬子合作計劃，不僅推動中巴在瓜達爾港的開發、能源電力、基礎設施、工業園建設領域全方位的合作，還整體改善了巴基斯坦經濟前景與財政狀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去年以來連續多次將中巴經濟走廊相關投資列為巴基斯坦近期經濟發展的三大動力之一。
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斯里蘭卡也是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國家。目前中國企業正在參與建設的科倫坡港和漢班托塔港，被認為是開啟斯里蘭卡這一樞紐的兩把“鑰匙”。
此前包括科倫坡海港城在內的中斯合作大項目在選舉和新政府上臺期間受到指責並被叫停，但維克勒馬辛哈政府上臺後於今年4月初訪華，不僅延續了此前的合作，也表達了與前任政府一樣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熱情。
除了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同樣在以自己的方式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今年10月14日習近平訪問孟加拉國期間，中孟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系，同意擴大和深化貿易和投資合作。對孟方提出了電力、信息通信、河道管理、基礎設施等領域的22個項目，中方表示願意考慮並鼓勵中國企業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探討開展合作。有媒體報道稱，中孟簽署的包括港口碼頭、電站、鐵路項目的合作協議貸款額達到240億美元。

中企走出去： 要預判風險 更要管控風險

目前，“承包工程建設”業務和“海外並購”業務成為“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兩種主要業態形式。
不過，鑒於“一帶一路”規劃涉及國家眾多、資金巨大，不僅有必要對目的國的風險挑戰進行正確評估，還需要在評估之後進行有效的風險管控。
鑒於工程項目不可轉移、前期投入資金較多，一旦遭遇風險致使項目中斷，會給承包商帶來巨大的固定資產和應收賬款損失。“以利比亞內戰為例，政局動蕩造成中資企業十多人受傷，企業工地、營地遭到襲擊搶劫，直接經濟損失達15億元人民幣。再加上中國企業在利比亞的項目暫停，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估計超過200億元。”中債資信國家風險部高級分析師樊少華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對於政治、經濟和匯率等宏觀層面的風險，企業需要密切關註東道國相關領域的形勢變化，提前做好風險預判。”

標誌性政府項目易受風險沖擊
據商務部介紹，今年前三季度，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4191份，新簽合同額745.6億美元，同比增長26.1%，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0.4%。
其中，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承攬的埃及新首都建設項目合同額達27億美元，是前三季度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中標的最大承包工程項目。
目前，中國已和30多個國家簽署了合作協議，未來5年將與相關國家共同推進中蒙俄等六大經濟走廊建設。最顯著的是基礎設施項目方面的合作，比如印尼的雅萬高鐵、匈牙利-塞爾維亞鐵路、中國-俄羅斯東線天然氣管道、巴基斯坦瓜達爾港、中國-哈薩克斯坦（連雲港）物流合作基地等。
不過，正如樊少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的，由於海外工程承包項目投資規模較大，往往由政府部門組織建設或由國際社會援建，具有鮮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一旦東道國發生政治動蕩、出現政權更叠或者經濟形勢惡化等風險事件，這些標誌性的政府項目極易受到風險的沖擊。
美亞保險（AIG）責任險部和特殊金融險部負責人詹銘輝則告訴本報記者，承包工程建設業務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重大發展領域之一，常見的風險來源包括建工風險、人員安全和自然災害。
在建工風險方面，樊少華指出，工程承包項目施工周期長，項目結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約定，使得項目結匯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項目部分人工、采購成本支付國際化，因此，與制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
其次，“如果合同條款設計複雜、參與主體多元化，合同管理難度較大，容易產生風險。”樊少華表示，“國際上各種技術標準存在差異，中國標準未獲國際認可，也會給中國承包商海外施工帶來不便。”
在人員安全方面，詹銘輝則指出，鐵路交通、能源開發等基礎設施援建是目前中國海外工程拓展的重點項目，多位於政治、經濟相對不穩定的地區。企業除要考慮項目本身的風險，更需要考慮其員工在境外的人身財產安全問題，特別是在敘利亞、伊拉克、也門、阿富汗等高風險區域。

並購潛在政治風險
對於海外並購業務，詹銘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一帶一路”的支持下，未來幾年中國企業跨境並購的數量、覆蓋範圍、交易金額都會持續增長，並購交易的激增也會使優質資產的競爭變得更為激烈。
樊少華指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進行並購交易的過程中，首當其沖的是面臨政府部門嚴格審查的風險。
比如，被並購企業所在國的監管部門可能會在既有的審批要求中附加更加嚴格的審核條件，從而延緩並購的交易流程。樊少華指出，最近，中國化工收購先正達的交易，就因歐盟監管機構要求並購雙方提供更多的附加資料，導致並購完成時間被推遲至2017年。
更有甚者，監管部門迫於政治壓力，可能否決並購交易。樊少華表示，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的並購項目多次碰壁，其中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比如2016年，澳大利亞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了中國國家電網公司和香港長江基建集團收購澳洲電網。
通常，企業在並購交易過程或並購後整合中所面臨的風險來自兩個方面：買賣雙方有可能由於信息不對稱而導致損失，以及一樁並購交易往往需要通過長時間的交涉去確定潛在的風險和未知因素。詹銘輝指出，這不僅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及財力，也有可能導致企業錯失並購的最佳時機。

管控“走出去”風險
那麽，要如何管控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呢？
樊少華表示，為防止政府違約風險，企業需充分了解當地政府的經濟和財政狀況，當政府不能按時支付階段性工程款時，需要及時對政府信用進行評估判斷，切忌持續墊付資金推進項目，而某企業在承建非洲某國機場新航站樓工程時就出現過類似情況。
對於合同風險，樊少華認為，中國企業應該高度重視合同談判，認真審核合同條款，合理利用合同中的關鍵條款保護自己的權益，同時充分履行總承包商的職責增強對合同的把控力和執行力。“對於技術標準差異導致的施工障礙，中國企業應該與業主方深入溝通，在征得對方技術認可的情況下可以采用中國標準。”樊少華說道。詹銘輝則表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承包商通過購買綜合責任保險來轉移海外業務經營的風險。
在“海外並購”方面的風險，樊少華指出，外國政府的外資審查制度並不一定是專門針對中國企業的，但要想規避風險，中國企業還得不斷完善自身的風險管控能力：在選取並購目標之前，要做好盡職調查，不僅要從經營業務的角度考察並購項目自身的發展前景，還要挖掘並購項目的外在風險，比如項目的政治敏感度問題，充分評估外在風險對並購項目的負面影響。
詹銘輝則表示，利用並購保證保險作為買賣保證，為買賣雙方規避交易完成後的利益損失,也是一種轉移風險的途徑。實際上，合理運用並購保證保險可提高其在競標過程中的競爭力，這樣的戰略使用也逐漸成為並購交易中的策略和剛需。
這樣一來，如果同時面對有多個資質相當的買家競標的話，賣家會傾向於選擇有保險的買家交易，原因在於賣家在交易完成後就可以得到資金並撤出，不用擔心長期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