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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摩根大通黃國濱：中企出海並購絕非一廂情願 海外賣家“恨嫁”中國市場

“在一筆海外並購交易中，如果潛在的買家里沒有中國客戶，賣方客戶就會覺得有問題。也就是說，中國已經變成了海外並購市場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摩根大通國際投資銀行中國業務主管黃國濱近日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在他看來，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一個大趨勢，最近兩年正在經歷跳躍性增長，而這種趨勢剛剛開始。

2016年中資企業海外並購出現跨越式的增長，前三季度的海外並購交易總額幾乎超過之前兩年的總和。根據國際金融數據商Dealogic統計，今年前三季度中國企業共實施跨境並購項目521個，交易金額674.4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跨境並購中的最大收購國。

中企出海並購將成為趨勢

2016年中企出海並購不僅體現在量上的“井噴”，從投資者的所有制關系、投資標的區域、行業等方面都越來越多元化。

黃國濱告訴本報記者，從投資標的來看，美國、歐洲和亞洲的投資標的基本各占三分之一;從所有制關系來看，國企和民企日趨均衡;從並購領域來看，過去主要集中在資源類等傳統行業，現在TMT、金融機構、消費、地產、工業、醫療等均廣泛涉及。

普華永道的數據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民營企業的30余宗10億美元以上的大規模海外並購中，民企占六成;交易金額和交易數量上也雙雙趕超國有企業。

黃國濱認為，中國企業海外並購將成為長期的趨勢，逐漸進入天時、地利、人和的佳境，但也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因素。

首先，中國人口消費結構發生變化，中國的中產階級數量不斷增加。“他們對生活品質的追求，特別是80後、90後自我意識強化，對生活質量、品牌意識、健康等的要求更高，這也使得中國正在成為全球最大的一個消費市場。”黃國濱表示。

瑞信(Credit Suisse)發布的2015年全球財富報告指出，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中產階級人口，達1.09億。也有一些研究機構認為，數量或許遠不止這些。

其次，中國的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促進了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費水平提高。此外，人口老齡化使得對養老、健康等需求提高。

第三，中國經濟增速下降，企業內生性增長動力放緩，有一些傳統行業出現明顯的產能過剩，要真正實現轉型升級，需要引進海外先進技術;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在政策層面對企業走出去給以支持，比如過去的審批制改為備案制等。

海外賣家看好中國市場

近年來，中資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而造成了一種“偏見”，認為中國企業“財大氣粗”，總是通過“砸錢”的方式在海外並購中獲勝。

但在黃國濱看來，很多中企海外並購成功，並不僅僅是以價取勝。“很多海外賣家看中的是中國的市場，通過引入中國買方，這些海外公司可以獲得進入中國市場的通道。”他說，“中國企業最直接的優勢不僅體現在資金充裕，更重要的是註重改善企業治理結構並且能夠嫁接中國資源。”

他以如意科技集團(下稱“如意集團”)13億歐元並購法國時裝集團SMCP SAS(下稱“SMCP”)的交易為例，這個交易從並購到海外融資都是由摩根大通獨家承做，在黃國濱看來“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特色的項目”。

2016年4月，如意集團從全球私募巨頭KKR & Co.LP(下稱“KKR”)手中收購擁有三大輕奢服飾品牌的法國時裝集團SMCP的控股股權。實際上，在被如意收購之前，SMCP曾一度打算上市。

黃國濱告訴記者，這單交易對如意集團和SMCP是雙贏的。

首先，如意集團作為傳統的紡織企業，該交易使其完成了從傳統制造業到國際化品牌商的轉型，也為其海外布局和擴張做了很好的鋪墊。

而對SMCP而言，中國股東將便利SMCP進入中國市場的渠道，在他們看來，中國正在成為全世界最大也最國際化的消費市場。

另外， “歐美很多公司都采取職業經理人的管理制度，而經理人本身並沒有股權，很多上市公司的股權很分散，甚至很多時候股權集中在財務投資者手里。很多中國企業收購之後，都給了管理層一定的股權作為激勵，提升其股東意識，這也有利於公司的長期發展。”

在黃國濱看來，國外的被收購方對中國的企業接受程度越來越高，他們看到中國企業走出去能夠為他們帶來實質性的好處。“在一筆海外並購交易中，如果潛在的買家里沒有中國客戶，賣方客戶就會覺得有問題。也就是說，中國已經變成了海外並購市場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他說。

國際環境長期樂觀

隨著中企海外並購數量的激增，一些不成功的案例也逐漸湧現。近日有媒體報道稱，中企海外並購在歐美等國家在監管的審核方面受阻。

不過，黃國濱認為，一些不是特別成功的案例，並非完全是因為標的國審查機構的問題。“跟並購發起公司、財務顧問都有關系，當然跟審核有一定的關系，但更多是因為交易本身，但總體而言不會有太大實際的變化。”

據他了解，目前國內、國際流動性充足，有一些投機性的機構也希望抓住這個機會參與到海外並購中。但是大多數賣方更傾向長期、戰略性的產業投資者來作為收購方而不是一個短期的投機者。“除此之外，交易過程中不僅由賣方決定，影響和參與決策的利益相關方者非常多元，甚至包括了當地的監管部門、媒體等，而有些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之所以失敗，有時候是因為關註點過於單一，忽略了一些當地的利益相關方。”

10月31日，國際電投上海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並購巴基斯坦卡拉奇電力公司(簡稱“KE公司”)66.4%股權，這單並購是“一帶一路”提出三年以來，在巴基斯坦最大的一單外資並購。在該交易中，摩根大通擔任上海電力公司的買方財務顧問。

黃國濱告訴記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並購的難處在於，買方和賣方之間的相互了解的難度以及政策的不確定性等等。卡拉奇是當地最大且唯一的“產輸配一體化”的企業，而且該交易還涉及到該公司原有的財務投資者以及價值鏈上的各利益相關方，對該交易的監管方也是涉及國家、不同地區。

“因此在操作該類交易的過程中，需要與各方溝通，而摩根大通作為一家在全球都有豐富覆蓋網絡的金融機構在操作此類交易中存在一定的優勢，當然最關鍵的還是上海電力公司本身對本交易的承諾。”黃國濱對記者表示。

近日，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公布，被認為是本年度和英國脫歐齊名的“黑天鵝”事件。特朗普對於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系以及貿易政策有自己的一系列主張。

就這是否會對未來的中企到美國的並購帶來實質性的影響，黃國濱告訴記者，美國畢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國，其任何政策都會對中國經濟特別是實體經濟產生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具有全球性。其中一些貿易政策還會影響到中國的應對措施，這也會對中國企業經營環境、未來戰略有所影響。但是，他認為，這只會帶來短期的不確定性，長期來看依舊保持樂觀的態度。

擦亮時尚“洋”招牌 中企不能只靠拋銀彈

歐洲經濟市場不景氣也影響到了時裝產業。德國女裝品牌Laurèl於近日宣布因債券到期展期談判未果，進入企業重組階段。

人們將目光投向深圳歌力思服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歌力思”，603808.SH)身上。去年9月，這家公司宣布出資1118萬歐元收購Laurèl在國內的所有權和經營權。至此，就有人質疑，歌力思此前的投資是否值得。

“目前這個牌子國內的經營是我們獨立在運營，我們擁有獨立的設計、生產、銷售權，歐洲市場出問題與我們這里沒有關系。”歌力思董事長夏國新透露其早已知曉Laurèl德國公司財務狀況並不是太好，所以當初談成合作的時候才覺得應該將國內股權全部拿下，即使未來歐洲本土出了問題也不會影響到國內的經營。

本土的時裝公司正試圖通過國際收購交易攀升到價值鏈上遊。

時尚重心東移

目前歐洲整體的經濟都不太好，於是諸如上述這種傳統的高端時裝品牌經營壓力都較大。“在歐洲，這樣的老牌公司變更股東是很正常的事兒。”夏國新說，“從時裝產業的歷史發展來說，一家公司的重組並不代表品牌的終結。如果找到好的買家來運營，一樣可以再次大放光芒。Laurèl品牌形象不錯，相信會吸引不少買家關註。”

此話倒是不假。比如Laurèl之前的東家——德國知名的奢侈品服飾集團Escada。後者由Margaretha和WolfgangLey在上世紀70年代末創立，以奢華晚裝和高檔正裝聞名，特別受到社會名流和政界女性喜愛。1992年，MargarethaLey去世，但是公司達到了頂點，銷售額超過8億美元。

即使如此，此後十多年里，Escada的業務起起落落，最終在2009年申請破產保護。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這個國際大牌會就此消失。一年後，Escada發表的一份聲明宣布，公司將出售給印度鋼鐵業巨頭拉克希米·米塔爾家族。

是的，如今你依舊可以在那些高檔的購物中心或者免稅店里看見Escada專櫃，但你會想到這是一個印度品牌嗎?當然，這麽說也不太準確。買下了Escada只是出於商業上的考慮，印度擁有者並沒有加入太多的異國元素，而是保持了其德國品牌的冷峻屬性。

英國《金融時報》曾在2010年就撰文稱，世界的時尚市場開始向東移。隨著中國和印度消費者財富膨脹，歐美消費者束緊腰帶，時尚行業的重心將逐漸東移，無論是從制造還是從消費者層面來講，都是如此。不過彼時，中國內地的各大企業還未展開在海外市場的買買買，引起外媒關註的幾乎都是香港的公司，比如利豐集團就收購了為英國皇室定制服裝的HardyAmies。

數年過去，正如預測的那樣，如今時尚產業的東移趨勢確實在加強。中國的資本近兩年不斷在海外尋找標的。山東如意集團在今年3月收購法國定位輕奢的時尚集團SMCP，得益於法國需求回暖和中國銷售額的暴漲，SMCP今年上半年的銷售額同比增長了19.2%。該集團早前歸LVMH集團旗下私募基金LCapital所有，旗下品牌包括Sandro,、Maje、ClaudiePierlot。9月份，時裝品牌維格娜絲(603518.SH)又要買下“小熊”TeenieWeenie在國內的業務，目前還在停牌推進中。

夏國新表示，收購的標準需要符合集團整體未來發展的定位，與現有的品牌可以形成渠道合力與互補，“Laurèl中國目前是由獨立的、國際化的團隊在運營，我們並不會更改品牌的DNA，只是想讓它更適合亞洲人身形的剪裁。從今年5月份在中國開了第一家店，到現在為止已經開了12家店，預計到今年底會開到20家。”

他有清晰而明確的規劃：Laurèl只是歌力思成為一個“中國的高級時裝品牌集團”發展戰略的第一步。這家公司於2015年4月登陸A股市場後的一年多里，以並購及聯合投資的方式拿下了多個海外品牌：今年2月，公司收購唐利國際65%的股權，獲得EdHardy在中國內地和港澳臺地區的品牌所有權;7月，歌力思出資7900萬元擬購買複星長歌持有的前海上林16%股份，交易後公司將持有前海上林65%股權，同時取得法國輕奢時裝品牌IRO公司的控股權。擴張的背後邏輯是，在收購Laurèl時只限於中國內地的權限，到了EdHardy則擴大為收購大中華區，最新收購的法國品牌IRO則是全球收購。

用好金字招牌

大勢之下也會有異議和疑慮。有一派觀點就指出國內的時裝公司收購後對國際品牌的管理令人擔心。在業內有一句名言是“除非你知道如何利用品牌，否則它們一文不值。”還有一句是，“如要保持榮譽，在‘原產國’以外生產品牌也必須保證同樣的質量。”收購，僅僅意味著轉變的第一階段——所有權轉讓。

對於中國時裝公司來說，MCM也許是個極有借鑒意義的亞洲企業並購歐洲老牌的成功案例。這個德國品牌在2005年被韓國時尚界大亨金聖珠(KimSung-Joo)收購後在短時間內風生水起，成為許多人購物清單上必買之一。

複星創富時尚團隊聯合負責人黎娟認為，當前國內服裝行業雖然增長不如過去的黃金十年，增速放緩，但整體增長的趨勢不變。服裝行業的消費結構在快速發生變化，大工業思維下的大而全開始被精準定位的小而美沖擊。從市場空間來看，中產階層的崛起、電商的便捷，使得消費群體逐步細分和精準化，平價快時尚多檔次布局依然是主流，但來自歐美的輕奢品牌將會因其潮流設計、精致選料、可接受的價格、良好的品位，逐漸收獲人心。

從長遠來看，國內的時裝公司試圖通過國際收購交易來達成一種願望，即在中國制造的基礎上提升生產水準，攀升到價值鏈上遊。國內企業的優勢是，在收購以服裝為核心的國際品牌時能將生產轉移到更靠近本土、成本更低的工廠，由此提高利潤率，同時還可以用品牌魅力和他們現成的美歐分銷渠道來增加銷售。但如何繼續維持品牌的“榮譽”，是國內公司需要攻克的一個難題：同日本遇到的問題一樣，20世紀70年代“日本制造”還帶有一種負面形象，今天的“中國制造”也有這個問題。這是目前的關鍵。

當然，還有時間。戰役才剛開始，畢竟哪怕在歐洲，品牌的金字招牌也不是一蹴而就。對於中國的企業來說，海外的並購既可能是機會，也可能是陷阱，現在下任何定論都為時尚早。

加拿大艾伯塔省最大經貿團來粵淘金 中企對投資表現審慎

“最後是否投資我們還需要慎重考慮，跨境合作涉及到很多複雜的環節，一個不小心就容易血本無歸。”

11月21日至22日，加拿大艾伯塔省經濟與發展貿易部部長畢德龍率領由超過80家企業組成的經貿代表團訪問廣東，與450家中方企業代表進行交流洽談，尋求經貿合作機遇。

該代表團是艾伯塔省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訪華經貿代表團，涵蓋能源、環保、高科技、農林業、食品消費品、房地產、旅遊、教育、投資等各個領域。當第一財經記者詢問中方企業的合作意向時，廣州惠楚進出口有限公司負責人劉越國做出了如上述謹慎的表述。

作為加拿大最富裕的省份之一，艾伯塔省的石油、天然氣等礦藏資源豐富，同時也是加拿大主要的糧食及飼料產地。但在如今原油價格波動和制造業疲軟等因素影響下，加拿大的國內經濟形勢正待提振，而艾伯塔省的經濟同樣面臨考驗。

今年以來，艾伯塔省明顯加快了與中國的經貿往來，先後與上海和廣東簽訂經濟合作協議，而且在結束廣州的行程後代表團還將繼續訪問深圳、上海、煙臺等地。

艾伯塔省經濟與發展貿易部的數據顯示，中國目前是艾伯塔省第二大貿易夥伴，自2003年以來，兩地貿易額增長超過3倍，並且艾伯塔省吸引了70%對加中國投資。

“中國政府非常支持兩國的經貿關系，尤其在互訪後進入到‘黃金時代’。艾省政府非常支持本省企業去國際發展，其中就包括到中國。為此，我們專門給企業提供相關培訓，比如通關、中國當地的法律政策以及貿易條例等，我們也非常歡迎中國企業到艾省投資。”畢德龍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正在尋求技術轉讓和合資經營的Trium環境公司是一家原位和異地化學物理修複服務提供商，主要解決各種環境汙染問題，可以幫助被能源企業汙染的土壤再生。該公司與中海油、北京建工、遠達環保等許多中國企業均有合作關系。

Trium公司董事長Jevins Waddell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希望與更多的中國企業合作，“因為中國市場的機遇和規模要遠超加拿大，甚至超過我們自己的想象，而TRIUM最大的機會就是將加拿大獨特的資源和經驗不斷為中國創新出領先的新產品和解決方案”。

Jevins Waddell認為，加拿大有著大量的國際合作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使其技術研發和創新具有更大的國際認可和接受的機會，而這正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所需要的。

對此，中方企業卻似乎“興趣不濃”。參會公司高管張衛輝告訴第一財記者，加拿大企業想做產品和技術輸出，但在環保技術上中國並不差。“雖然我們現在在全球範圍內收購各類環保技術並整合，但是根據今天的情況來看，對方一些公司的技術我們國內的公司也有，甚至有些更好。我當然會首先選擇收購國內的。”

劉越國則對加拿大的牛肉有興趣，但是他說光產品好還不行，得綜合考慮“性價比”，也就是加上物流、通關、稅收、倉儲等環節的成本核算出的市場價是否在中國仍然具有競爭力。僅就物流而言，從澳大利亞進口就比加拿大方便很多。

“對於牛肉還要考慮出貨速度，冷凍貨櫃存放一天就要3000元人民幣，我進少了劃不來，進多了仍然劃不來。”劉越國說。

跨境合作還有雙方的政策門檻需要突破。在劉越國看來，這也是風險之一，除了需要摸清所投資行業的情況，還需要了解在加拿大能否操作落地。

不過，Jevins Waddell認為這是雙方的，“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應優先保護其獨特的文化和商業利益，中國目前也有一些門檻和限制被看作是阻止加拿大中小企業進入市場的壁壘。從我們的經驗來看，關系的深化才是使得合作成功的重中之重，只有經過足夠的時間與耐心進行相互往來和會面以後才可以逐步深化合作關系，最終建立一個雙方互惠互利的業務”。

“如果遇到障礙可以加強交流，識別機遇，通過合作克服這些障礙和挑戰。”畢德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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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否決”中企並購愛思強 德方表示審查不受影響

德國愛思強公司(AIXTRON)當地時間3日發布臨時公告稱，美國總統奧巴馬日前已簽署命令，禁止中國福建宏芯基金收購愛思強的美國業務。據中新社報道，對此，德國聯邦經濟部發言人表示，美方審查結果對於德國官方正在進行的審查“不構成任何影響”。愛思強方面則強調，美國這一決定僅限於該公司在美業務，且並未禁止宏芯基金收購其股份和股票。

愛思強是一家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的半導體設備供應商，近年來由於經營問題陷入虧損。今年5月，中國福建宏芯基金(FGC)提出收購愛思強，愛思強於7月份起開始處理收購要約。到10月21日，宏芯基金對愛思強的收購要約已結束，並已付清愛思強約65%股份，足以令交易通過。

然而，在美國情報部門以所謂“中國可將愛思強技術用於軍事目的”為由直接插手幹預下，德國聯邦經濟部10月下旬意外地撤回了對此項並購的許可並開始重新審查。此舉遭到了來自中德兩國商界的批評。

12月2日，已有消息稱奧巴馬將簽署前述命令。當天，德國經濟部發言人瓦格納回應稱，美國和德國進行的是兩個互相“完全獨立的”審查，德方的審查獨立於美方，即使美國給出了審查結論，“也不會對德國方面的審查構成任何影響”。瓦格納同時表示，德國經濟部的審查目前仍在進行中，且是“不預設結論的”。德國之聲3日援引該部門另一發言人的最新表態稱，德方正繼續進行不預設任何結果的調查。

愛思強3日在公告中表示，收購方和愛思強兩方正在評估美國政府這項決定的影響，並將同德國金融監管局協調，以了解這項決定對並購可能帶來的後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2日表示，這起收購案是正常的商業並購案。既然是正常的商業並購，就應按照商業原則和市場規律加以實施和把握。

“我們不希望外界對這起正常的商業活動賦予過多的政治解讀，更不應對其進行政治上的幹擾。”耿爽說。

外資不設限 印度賈坎德邦靜待中企

賈坎德邦，又有一個印度邦來上海進行商務推介，這已經是繼旁遮普邦、古吉拉特邦之後今年第三個印度地方當局來上海推介本邦的投資機會。

賈坎德邦，是位於印度北方的內陸邦，多年來經濟增長速度低於印度的平均水平。賈坎德邦優勢在於礦物資源，印度40%的礦物資源均位在該邦。鐵礦、銅礦、雲母礦等礦物資源儲量在印度占名第一，而目前礦物生產量在全國排名第三。1907年，塔塔鋼鐵在該邦的賈姆謝德布爾成立，是第一家印度國內的鋼鐵公司，直至今日，塔塔鋼鐵公司和塔塔汽車公司的總部仍然設在這座城市里。

賈坎德邦副首席秘書R. K. Shrivastava

這支以副首席秘書R. K. Shrivastava 帶領的15人代表團在中國東莞開始了中國行，然後於12月2日在上海開展推介活動。雖有若幹大型企業表達了些興趣，但現在仍處於較初步的階段，沒有商務備忘錄簽署，具體信息不能向媒體透露。但根據先前媒體報道，今年，世界最大規模的水泥生產商法國拉法基有意出售在印度產能達1100萬噸的水泥資產，中國安徽海螺集團今年5月表示，正在考慮接手這筆近百億元人民幣的資產，這些資產很大一部分在賈坎德邦。

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賈坎德邦政府首席部長秘書Sunil Barnwal表示，該邦目前已經取消了對私有資本和外國資本開采礦物資源的限制，對外國資本沒有特別設限。對於紡織行業，他表示在一定條件下，為新來該邦設廠生產紡織品工廠的工人每月每人提供5000盧比的補貼，補貼期長達7年。每月5000盧比的補貼金額，已經超過了印度紡織工人月工資的一半以上。對於該政策的合理性與執行能力的質疑，Sunil Barnwal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是為了減少該邦流向其他邦尋找工作機會的勞動力，使得他們能夠在本地就業。該政策公布於今年9月，具體執行情況尚不得而知。

據印度統計和計劃執行部公布，2017財年第二財季、印度全國GDP同比增長7.3%。雖然高數據廣受質疑，但近年印度經濟增長加速的確是事實。中國企業不斷提升對印度市場的重視程度，如在2016年，中國手機品牌Vivo代替多年的贊助商百事可樂成冠名印度板球超級聯賽。當然印度自身在推介投資機會時更是不予余力。印度駐滬總領事古光明在推介會上用中文說，印度現在的投資機會是“過了這村，就沒那店了”。在當熱的印度投資潮同時，印度冗長行政程序的運營風險，腐敗和法律執行效率低的法律風險等問題仍然是投資者值得深思的。

中企海外並購難度加大 企業出海追求“三率”

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10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62個國家和地區的7020家境外企業進行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9619.3億元人民幣。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跨境並購最大收購國。

不過，進入2016年第四季度，“中企海外並購放緩”、“海外並購遭遇瓶頸”等聲音響起。業內人士直言，當前跨境並購已經陷入中國歷史上最難時期。市場的下一步走向值得關註。

一方面，隨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預期增加，監管部門對對外投資和外匯流動監管執法力度加強。另一方面，放眼全球，隨著歐洲及北美政治格局動蕩，反全球化浪潮興起。在中金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周雷看來，2016年中國企業參與海外並購，主要是追求“三率”即匯率、利率與公司市盈率。

海外並購步伐放緩

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我國並購市場共完成並購1952起，其中境內並購1806起，涉及總金額12570億元，平均並購金額達6.44億元;前三季度中國跨境並購總額1739億美元，同比增68%。

不過，進入2016第四季度，跨境並購內外環境都面臨急速變化。國內方面，隨著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壓力預期高漲，外匯局針對對外直接投資合規性、真實性審核的監管力度空前加強。

本月初，外匯局發布了發展改革委、商務部、人民銀行、外匯局四部門《發展改革委等四部門就當前對外投資形勢下中國相關部門將加強對外投資監管答記者問》表示，“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領域都成為監管部門密切關註的投資對象。此外，將密切關註大額非主業投資;有限合夥企業對外投資;快設快出;母小子大幾類投資。

“在整個快速發展過程中，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也夾雜了一些短期行為或者投機行為，這些如果不把握好，可能會帶來更大風險。”在2016中國並購合作聯盟並購高峰論壇上，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霍建國指出。

國外方面，隨著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反全球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為中國企業海外並購帶來了很大的政治隱患。

霍建國認為，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下，企業海外投資兼並面臨的風險是多方面的，企業要關註並學會把握和駕馭國際經濟形勢，同時要制定完整的投資計劃，全面了解投資目的國的政治、法律、經濟狀況，並對這些發展有一個準確的判斷，以避免大規模投資後形勢逆轉帶來的嚴重損失。

民生銀行投資銀行部總經理楊毓認為，目前海外動蕩可能會延緩並購進程，但企業發展客觀上需要跨境並購。

楊毓說：“從歷史數據來看，美國幾次大的並購潮也是經濟處於相對低迷、需要重整的關鍵時刻出現的。中國跟世界經濟高度融合，現在整體經濟增速下行壓力較大，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跨境並購)時機。”

企業出海追求“三率”

在2016中國並購合作聯盟並購高峰論壇上，中金公司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並購業務執行負責人周雷認為，當前國內融資政策和環境為中國企業出境並購提供了難得的市場機遇。

“我們總結為三‘率’。”周雷稱。第一是匯率，第二是利率，當前國內寬松的利率環境以及便利的融資手段，加上大型商業銀行的助力，使得企業能夠拿更多錢、用更低的成本去海外並購;第三是市盈率。“A股公司現在的市盈率動輒就四五十倍，遠高於國外公司估值。”他表示，在全球經濟放緩背景下，海外公司有很多低價優質標的尋求出售，給中國企業出境收購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目前，部分商業銀行已經將並購業務視為銀行轉型的突破口。記者從民生銀行了解到，該行正在打造為企業提供包括並購顧問、並購貸款/並購銀團、夾層融資(含信托等)、可轉債投資基金、並購基金、並購財團等多種融資安排，打包解決企業整合過程中自有資金不足及融資問題。

“商業銀行除了繼續加強支持傳統並購融資領域，還應利用在資金、信息、行業等各個方面的優勢，在並購整合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首先，商業銀行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在並購整合中的角色，發揮在資金、信息等多個方面的優勢，以融資安排為抓手，開創原創性的並購交易，實現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有機結合。” 民生銀行投資銀行部總經理楊毓稱。

北京加華偉業資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宋向前指出，大多數海外並購的資金願意追捧高風險的行業。但我們的管理水平和我們跨境並購的經驗和投資銀行業務能力，還沒有到進行國際複雜交易的程度，反而忽視了消費服務領域的並購機會。他指出，應該從產業整合的高度進行並購投資。在全球範圍內消費服務領域內進行投資的過程中，從核心產業布局，從產融深化的維度出發，通過並購投資，實現核心行業從自由分散式競爭到壟斷獲利的轉變，獲得長期資本長期穩定得高收益。

誘惑與挑戰並存 中企試水全球化

在美國南部亞拉巴馬州43號高速公路邊的一塊工地上，全球最大的精密銅管制造商金龍銅管的生產廠區正在加緊生產，那里也是金龍銅管集團在美國的第一家工廠。

太平洋的另一端，在河南新鄉的金龍銅管總部，這里生產出的空調與制冷用精密銅管，占據了世界總量的五分之一。

“之所以要去美國建廠，主要是美國對我們反傾銷裁決的推動。”金龍集團的董事長李長傑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而當時在美國建廠選址的過程中，公司最看重的是當地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政策。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產業升級，以紡織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東南亞國家轉移，而其他部分產業因為原材料、客戶等原因選擇到歐美等地區設廠。

免費的誘惑

金龍決定到美國建廠時，正值奧巴馬政府發起“制造業回歸”的導引，美國的各地州政府從前兩年開始就在為增加就業，進行著各種吸引外資的政策優惠與創新。而金龍在美國建廠，就獲得了免費的土地、實惠的能源、稅收。

根據記者獲悉的金龍銅管與當地簽署的相關協議資料，金龍銅管從亞拉巴馬州各級政府處爭取到的優惠政策，總價值達2億美元，除了2000萬美元的現金優惠，還包括相關稅收、土地成本的免除和勞工培訓補貼等。

比如在勞工培訓方面，州政府就出資300萬美元，將金龍在中國的培訓課程轉化為美國當地人可以理解的英文，並到新鄉拍攝生產現場視頻。

金龍建廠所占據的300畝土地，也是當地政府免費提供，州所得稅及非教育部分的財產稅、登記稅均獲得減免。由於建廠所在地有鐵路經過，為方便員工上下班，當地政府甚至出資建設了一座通行橋。

李長傑告訴本報記者，由於美國的人工、材料費用比中國要貴，在美國建廠需要投資約1.1億美元，可能在國內只需要6000萬美元，但在工廠建成投運後，很多成本要素甚至比國內還要便宜。

比如金龍生產所需的最大成本是銅等原料，而位於南美洲的智利擁有世界最大的銅礦，從南美進口銅原料到美國，比到中國的運費要便宜不少;再比如金龍生產所需的另一大成本電力等燃料費用，美國當地的電費每度也比國內便宜一半左右。

不止銅管，造紙行業也看中了美國市場。

以太陽紙業為例，太陽紙業擬在美國阿肯色州新建年產70萬噸絨毛漿生產基地，項目總投資約13.6億美元，預計建設周期為30個月，將為當地創造250個全職直接工作崗位，以及1000個間接工作崗位。

根據投資合作意向書，美國阿肯色州將為太陽紙業提供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及基礎設施建設扶持資金等激勵政策並在2017年5月1日之前落實，以確保生物精煉項目的穩步推進並最終投產運行。

據悉，絨毛漿在全球以及中國的需求增長潛力都較大，而中國目前絨毛漿基本依賴進口。絨毛漿是經過漂白、抽出有機溶劑等操作後的木漿、草漿，是一種用作吸水介質的紙漿，常用於衛生巾、嬰兒尿布、醫院床墊等衛生用品。針葉木是生產絨毛漿最好的原料，而中國針葉木資源匱乏，在資源豐富的地區建設新廠是一種現實的選擇。

計劃在美進行投資的造紙企業並非太陽紙業一家，此前山東泉林紙業有限責任公司計劃投資20億美元，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建廠，項目預計將在2020年完成。

“中國造紙行業原料進口依賴度偏高，廢紙進口依賴度在40%左右，木漿進口依賴度在50%以上。而中國紙企原料話語權偏低，因此紙品毛利率偏低位運行。”卓創資訊分析師常俊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現實的挑戰

不過，李長傑也指出，在美國建廠，當地的人工成本要比國內高得多，比如普通工人在國內每月工資2500~3000元人民幣的話，但在美國則需要2000~2500美元。而且在工廠投產後，當地工會的介入，更是讓公司經歷了不少在中國沒有遇到過的“麻煩”，比如工人要求保護自己權益，增加加班費，勞動保險等。

“工廠投產後發現，工人工作效率和人力成本是比較大的問題，”李長傑對記者透露，雖然當地政府提前幫助公司對當地人進行了培訓，但在實際管理中還是會遇到不少困難，以至於投產兩年了，目前美國工廠還沒有完全達產，公司派去的60多個工程技術人員也一直沒有回國。

“亞拉巴馬州靠近我們最大的美國客戶休斯敦古德曼制造公司(Goodman Manufacturing)，在美國銷售的產品與國內相比價格會相對高，但金屬等備品備件價格也比國內高，”李長傑進一步告訴記者，相比之下，公司在墨西哥已經達產的工廠，各項成本會比美國更低一些，也更容易實現達產和盈利。

事實上，近年來像金龍一樣希望走出去到美國等國外設廠的中國企業並不在少數，因為一些企業發現，隨著勞動力等各項成本的不斷攀升，在中國生產產品再出口的成本優勢，在逐漸被弱化，將在中國進行生產的各種要素成本與正在推動“制造業回歸”的美國相比，很多美國地區的成本可能還更低(比如很多美國偏遠地區的土地其實非常便宜，而由於貨車、卡車運輸網絡發達，物流運輸成本也會降低)。

不過，一想到美國投資的企業管理層人士也告訴記者，其在考慮到美國選址建廠時，原本決定哪個州給的現金補貼多就到哪里投資，但接觸和了解後才發現，各個州在稅收、基礎設施、環保政策，甚至可提供的就業人員數量和素質上，千差萬別。

“很多企業到美國建工廠，只想建在現有客戶的附近，但未來的客戶在哪並沒有考慮。所以要先想清楚企業到美國來建廠到底是為了什麽，要考慮未來的5年、10年、15年、20年之後的情況。”三葉集團(SoZo Group)的總裁鄭禮明(Raymond Cheng)告訴記者。

過去幾年，鄭禮明所領導的三葉集團，一直在為中國的大型制造商尋找到美國建廠的機會。他告訴記者，工廠建設地的社區、環保審批、勞工水平和接受外國文化的意願，以及地方和州政府對項目的關心程度，都會影響投資最終是否取得成功，因此，找到正確的州政府支持你的投資，也是中國公司進入美國時必須考慮的問題。

鄭禮明介紹，在投資美國的決策過程中，需要考慮多個視角。首先看哪些區域更支持制造業的發展，有沒有這樣的氛圍。“比如底特律有很多汽車企業，這里也有很多重要的制造企業，制造業的實力在這個地區非常的強大，而現在，我們還發現汽車企業正在逐漸往美國的東南部轉移。”

同時，還應該了解工會這一因素，在美國的東南部地區，很多地方都沒有工會，這對於一些企業來說就比較好，因為如果有工會可能會碰到很多的問題。

還有一個需要關註的數據，就是物流，包括原材料和產成品的運費，比如美國中部的印第安納州，在地理位置上看，在整個美國不管什麽樣的貨物進行運輸，印第安納都是中心，因此美國的很多集散中心都在印第安納的南部。此外，還要註意一些基礎設施的配備情況，比如高速公路、港口等。

鄭禮明進一步指出，稅收問題也很重要，需要充分地了解有些州和州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不同的稅收要求。此外，中國公司的管理層還必須重視國際化人才的培養和儲備，改善公司治理和采納西方先進的公司文化，並建議企業要找對顧問，尤其在法律、政府關系、選址和融資四個方面。

孔雀東南飛

除了布局歐美，中國企業還向東南亞地區前行。

“有很多中國的投資者都去越南投資。問到為什麽來越南投資的時候，投資者們一般都會說兩個原因：一個是有更大的市場。”越南棉紗和紡織協會 (VCOSA)主席及越南紡織和服裝協會(VITAS)副秘書長 Nguyen Van Tuan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道，“有更大的市場是因為越南跟很多國家、經濟體簽過自由貿易協定，包括日本、韓國，甚至還有南美的智利、秘魯，還有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這些都有相關的合作，所以會有更大的市場。”

另一個是相對於中國國內，越南生產的綜合成本更加低。Nguyen Van Tuan向第一財經表示：首先體現在人工成本方面，目前越南的人工平均月工資在250美元左右。雖然比2014年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128美元已經上漲了不少，但這依舊遠低於中國該行業目前的平均勞力薪金。

人力成本上升也許無法避免，但相關地方政府還是給予外來投資者盡量大的優惠政策：比如廠房租金，越南的工業園區租金約在20~60美元/平方米，在中國，這一租金達到150~200美元/平方米;越南企業所得稅的稅率是20%，中國則是25%。通常情況下，新的投資者還能夠在開始的2年可以享受免稅的政策，而在此後的4~9年里的稅費則是減半。此外，越南屬於東盟國家，企業進口回中國國內是零關稅。

對於國內的服裝紡織行業來說，上述的各個條件確實具有吸引力。

對於越南本地的紡織服裝企業來說，中國客戶只是采購棉紗這些的初級、低利潤的產品顯然不夠。前者還是想要致力於高附加值時尚棉紡織品的制造與銷售。

以越南當地紡織行業排名前五名的Fortex為例，其90%的客戶來自中國。南通欣妍家紡董事長劉軍告訴記者，早在五年前，其公司就開始與Fortex合作，從越南采購棉紗線。

隨著中國國內的各項綜合成本上升，從事紡織的企業迫於生存壓力不得不尋求其他出路。讓這些企業“走出去”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棉花配額的問題。“在國內，發改委發放配額有嚴格限制，比如條件之一是企業規模要在5萬錠以上。一般只有大企業才能夠拿到配額。”上海國際棉花交易中心信息總監汪前進指出，2011~2014年，由於收儲政策，國內外的棉價差額高達4000~6000元/噸。也是在這三年里，產業轉移加速。

據《中國紡織報》報道，在國內外棉價差最高時期，山東某大型紡企一年可以拿到30萬噸棉花進口配額，能節省企業用棉成本12億元左右。這對於利潤微薄的棉紡織企業來說可謂天文數字。

雖然這兩年的棉花價格有所下調，但目前國內外的棉價差維持在1500~2000元/噸。“進口棉價格優勢明顯，且外棉質量要好於國棉，特別是美棉和澳棉。”汪前進表示，家紡企業對於棉紗的支數要求不高，如果是低支數的紗線，東南亞進口只需國內的一半價格。由於拿不到進口配額，無法從國外進口棉花，所以不難理解國內的紡織企業為什麽會選擇直接從國外采購棉紗。

“我們現在主要形式是貿易，中國工廠去采購我們公司的棉紗產品。”Fortex 副主席Hoang Xuan Chinh期待未來有更多種合作形式，“比如生產制造商跟我們一起合作建廠，或者投資者一起合作。”這也是他們來中國舉辦宴會和路演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吸引到更多的戰略投資者。

雖是如此，在越南投資其實不容易，早前不少企業投資越南設廠都以失敗告終。而目前在越南成功辦廠且順利投入運行的多是國內服裝紡織領域的大型企業。

百隆東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衛新公開指出，越南不缺紡紗廠，缺的是面料、針織和印染企業。但目前越南的環保要求比中國還嚴格，汙水要100%合格才能排放，因此進軍越南市場並不如想象中那麽容易。

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天虹集團的創始人洪天祝。目前天虹在越南有125萬錠的投資規模，投資規模達8億美元，成為中國內地企業在越投資規模之首。洪天祝認為越南是中國紡織工業走出去的首選之地，但不一定所有企業都適合走出去，需要根據企業自身優勢和國內行業現狀進行最終決策。

部分中企盲目對外投資 商務部官員稱其“蛇吞象”

22日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今日在北京稱，部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存在盲目性，這是“炫耀性投資”，是“蛇吞象”。

在當天舉行的中國國際商會第八屆會員代表大會上，張向晨指出，中國企業“走出去”雖然快速發展，但仍處於初級階段。

據官方數據來看，2016年以來中國對外投資高速增長。今年1-11月中國對外累計投資金額達1617億美元，同比增長55.3%，增速是去年同期的三倍有余。此外，1-11月，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4355家，同比增長3%。

從競爭主體上看，與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還很少，企業的綜合實力和經營管理水平仍有較大差距。

張向晨坦言，“部分企業走出去確實存在盲目性”，在力所不逮、甚至資不抵債時還非要去搞大額對外投資。他援引外界觀點稱，這是“炫耀性投資”，是“蛇吞象”。“‘蛇吞象’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但問題是這‘蛇’肚子里還有頭‘死豬’。”

張向晨指出，與外貿和吸收外資相比，對外投資對企業的要求更高。企業壯大自己是好事，但需要循序漸進，提前做好功課，制定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戰略目標和發展規劃。

對於中企當前的對外投資形勢，商務部等部門也已表示，監管部門密切關註近期出現的一些非理性對外投資的傾向。

據新華社12月6日報道稱，商務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外匯局這四部門負責人當日表示，監管部門密切關註近期在房地產、酒店等領域出現的一些非理性對外投資的傾向，以及大額非主業投資、有限合夥企業對外投資、“母小子大”、“快設快出”等類型對外投資中存在的風險隱患，建議有關企業審慎決策。

歷史高位之後，中企海外投資再“蓄勢”

香港律師羅婉文從業30多年，見證了中國從吸收投資到對外投資的發展歷程。

在老牌國際律師事務所孖士打律師行工作30多年，羅婉文的律師生涯貫穿了這一轉變過程。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她就參與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開發上海楊浦大橋、南浦大橋、浙江發電廠等一批標誌性的基礎設施項目，如今她又幫助中企在緬甸、巴基斯坦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修公路、建電站。

讓羅婉文欣慰的是，20多年前她曾經幫助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進入中國，目前中國倡導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國際金融公司(IFC)、亞洲開發銀行一起在開發她的團隊3年前在緬甸參與的敏建225兆瓦燃氣發電廠項目。

“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到五六年前，還是一個吸引外資的國家。應該是從六七年前開始，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購買境外資產增速非常快。過去3年，中國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成為第一大投資國。”羅婉文說。

商務部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全年共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的7961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11299.2億元人民幣(折合1701.1億美元，同比增長44.1%)。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表示，預計未來5年，中國將吸收6000億美元的外來投資，對外投資總額將達到7500億美元。

羅婉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方面，中國經濟需要轉型，從出口生產制造為主轉向高科技、制造鏈、供應鏈相對發達，品牌提升；另一方面，過去3年很多中國企業希望把資產多元化、投資多元化，而不要集中在國內市場。

中國首次成為資本凈輸出國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在《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2016）》藍皮書中表示，從全景上看，當前全球對外直接投資(FDI)流入量達到了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高水平。2015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達到1.7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8%。其中跨國並購金額從2014年的4320億美元增至7210億美元，增長率為67%，成為複蘇反彈的主要牽動力。

而中國企業的“走出去”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圖景中表現突出。根據上述藍皮書的研究，自2005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連續10年持續增長，2015年達到了1456.7億美元，是2005年的13倍多。CCG認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進入“黃金期”。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時機與環境利好中，既有政策利好，也有資金支持優勢，同時也有匯率波動中對人民幣貶值預期的影響。

在多個因素的驅動下，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到1456.7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居於日本之前，僅次於美國，美國當年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到3000億美元。

在2015年和2016年這兩年，中國對外投資迎來了另一個節點，就是中國步入資本凈輸出階段，中國對外投資的流量超過了中國所吸收的外資，首次成為資本凈輸出國。2015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356億美元。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超過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00.7億美元。

從投資金額在地域上的分布來看，中國企業對歐洲以及北美地區的投資較多，美國、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是投資熱點。2016年，中國對美國、歐洲和澳大利亞的投資都創下了歷史新高。

海外投資聚焦制造業和信息技術

為什麽發達國家能夠拿到這麽多中國資本？羅婉文稱，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在轉型，對中國資本最具吸引力的領域是制造業、信息技術等。

國家發改委2016年下半年備案的中企海外投資項目中就包括智海資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收購美國國際數據集團(International Data Group，INC.)全部股權項目、遼陽忠旺控股有限公司收購美國愛勵公司(Aleris Corporation)全部股權項目等多個媒體曝光率不高但在有序進行的中國對美信息技術、物流等行業企業的並購項目。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行業的結構在進一步優化，實體經濟制造業和新興產業成為重點。商務部數據顯示，2016年全年，中國企業對制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以及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的投資分別為310.6億美元、203.6億美元和49.5億美元。其中制造業海外投資占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從2015年的12.1%上升為18.3%。對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投資占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從2015年的4.9%上升為12%。

其中頗為典型的是2016年1月海爾宣布以54億美元全資現金收購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家電業務。

而海爾進入美國、走上國際化發展的道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幾代人幾十年的探索。

海爾集團電器產業公司副總裁、南亞區域總監宋玉軍是最早開拓海爾國際化業務的一批人。在回顧自己的國際化是怎樣培養出來的時候，宋玉軍向第一財經記者直言，“硬逼出來的”。

當年宋玉軍剛從山東理工大學畢業就進入海爾做設備管理員，後因海爾要去美國建廠，他是整個海爾集團選拔的1000多國際化培養人才中的一員，在國際事業部集團封閉培訓了一整年，白天學英語，晚上學會計，還要跑步、打籃球鍛煉身體。

1999年宋玉軍去美國擔任了美國項目部的項目助理，負責美國工廠的設備。海爾國際招標時，他們就跟機器似的，一箱箱的資料，要翻譯成中文，還有安裝調試，往往一天才睡四五個小時。“美國人一下班，我們就擼起袖子或光著膀子放開來幹。”他說。

美國項目之後，海爾拿到了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十幾個國際項目，宋玉軍就和項目團隊在各國建廠，後來又參與國際項目的管理。目前，宋玉軍在南亞為海爾開拓印度和巴基斯坦市場，海爾在印巴兩國都與當地夥伴深度合作，成立了家電產業工業園。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激增的背後也是中國企業20多年從零開始積累起來的國際化經驗。時隔一年，收購完成後，海爾已經與通用中央空調共同開拓美國、加拿大等市場。

對於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表現，孖士打律師行中國合夥人、中國項目主管葛向陽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現在中國的企業越來越有經驗了，投資行為不盲目，基本上是經過深思熟慮和商業考量的，中國投資人也越來越成熟。

他提醒道，中國企業“走出去”目的各不相同，因此要註意的國際市場變化也涉及多方面內容。比如，有些企業是為了降低成本，把生產能力轉移到離市場更近、人工成本更低的地方；有的是出於品牌知名度、專利或市場占有率的考慮；最近幾年比較常見的是，考慮到國內相關企業和國外同類企業的估值之間存在價值的差距，有些公司是希望買到估值比較低的優質資產，通過國內類似企業估值高地的差額來獲利；還有的公司是看中目標公司有充足的現金流。

歐美地區仍是熱點但政治風險猛增

歐洲和北美仍然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過去歐洲一直位居美國之前，2016年，中國對北美的投資超過了歐洲。

貝克·麥堅時國際律師事務所的報告發現，2016年中國對美國投資增長189%，對歐洲投資增長90%。

貝克·麥堅時全球並購業務部主管邁克·弗蘭克(Michael DeFranco)表示：“2000年以來，中國對歐洲和北美直接投資的一半以上都發生在過去3年中，這表明了全球化的持續影響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

貝克·麥堅時統計，2013年以來，中國投資者向北美投入的資金額(480億美元，增長189%)首次超過了歐洲(460億美元，增長90%)，其中對美國的投資額占對北美投資總額的94%，這一趨勢發生在2016年全球範圍內中國企業境外投資額創將近2000億美元新高的大背景下。

2015~2016年，中國對美國投資增長近2倍，增至456億美元。研究發現，交易的平均規模增大，帶動整體交易額增長，交易數量保持穩定。

盡管中外機構的統計數據略有差異，但中國在美國投資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是相同的。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企業在美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95億美元，同比增長132.4%。截至2016年12月底，中國企業在美累計非金融類直接投資499.9億美元。

根據榮鼎咨詢和貝克·麥堅時的數據，中企投資最多的美國三個州，包括加利福尼亞州、肯塔基州、伊利諾伊州。其中，2016年中國企業對矽谷和好萊塢所在地加州的投資交易額超過160億美元，投資最多。此外，紐約也是中國投資美國資金主要流入地區，而其中房地產投資占交易額的90%。

2016年歐美的政治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都具有保護主義色彩，英國脫歐，歐洲多國保守政黨崛起，全球化潮流在歐美等中企重點投資國受到挑戰。

弗蘭克認為，歐洲和北美兩大地區交易驅動力強勁，但政治和監管上的不確定性影響到了交易前景。受中國為減緩資本外流采取的臨時措施以及美國和歐洲對入境交易加強篩選的影響，今年新交易很可能出現短期減速。

很多投資美國的中國企業家提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就會色變。因為這一機構可以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為由，在不提供具體原因和論證的情況下叫停外國投資。根據數據統計，近幾年，在外國企業對美國的投資項目中，中國對美投資項目被CFIUS叫停的最多。不僅美國的CFIUS，北美和歐洲政府監管機構也介入並阻止了若幹中國投資者的技術收購。

貝克·麥堅時華盛頓的政策和監管合夥人Rod Hunter認為，“雖然CFIUS在政策方面一直保持一致，但由於交易在數量和性質上的變化，加之美國官員要與其他發達經濟體同僚進行協作，交易的完成變得更具挑戰性。”

特朗普競選期間宣稱對中國出口美國產品增收45%關稅並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雖然特朗普上臺已經近一個月，上述兩項措施尚未落地，但特朗普這些抨擊中國的言論以及他內閣中多位對華不太友善的內閣成員都增加了中國赴美投資者的擔憂。

其實，在特朗普上任前，美國第44任總統奧巴馬就對中國赴美投資項目采取了一些措施。中國企業收購德國半導體設備制造商愛思強的交易，先是被CFIUS否決，後來被奧巴馬頒發了禁止令。

羅婉文認為，鑒於中國企業的投資額比較大，收購勢頭強勁，特朗普上任後美國官方否決中國對美投資的案例可能會增加。2016年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呈交給美國國會年度報告建議，禁止所有中國國有企業收購美國公司。有些美國的國會議員還動議要擴大CFIUS的審批範圍。

對於CFIUS，也有另一種聲音。孖士打律師行全球董事會主席唐博禮(Paul Theiss)表示，美國對來自中國的商業投資是非常歡迎且持開放態度的。被駁回的案例只是少部分，成功通過的案例數量非常大。大量的投資、並購案例不成功還是由於雙方對某些條款和經濟利益沒有形成共識，並不是由其他政治或審查原因造成的。

孖士打律師行華盛頓辦事處合夥人約翰·蘇立文(John Sullivan)也認為，美國吸引投資、促進經濟發展的很多議題都離不開中國和來自中國的投資。

蘇立文表示，實際上真正需要CFIUS審批的投資案例非常少，只有關乎國家安全、重要技術和重要基礎設施的那一類才需要審查。之所以外界盛傳，是因為有大量媒體報道，還有大家對某些案例的批評和討論，導致大家對未通過的案例格外關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