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誌強:上漲不是在今年1到9月份上漲的,應該說上漲是在去年就開始了,這是去年上漲的時候到年底12月份的時候接近於正負零,但是這個指數關系,大家覺得它是沒有漲。實際上深圳去年的上漲指數是146,上漲是非常快的。但是因為前年和去年低的比較低,所以去年漲的時候大家沒有覺得。
今年的上漲和去年延續的持續上漲是一個故事,一個原因是去年和前年連續兩年的土地負30%的增長。也就是說,實際的主要城市的供應量都在下降。2012年的時候我說2013年房價會上漲,大家沒有人信,大家說你的理由是什麽,我說2012年和2013年連續兩年土地的供給大幅下降,那次的幅度還不如這次的大,這次是負的30%,前兩年是20%。但是很多媒體,尤其是人民日報連續三次說是因為貨幣原因造成的,我們上次在40人論壇會上我和黃教授都在,和貨幣沒有任何關系。尤其是和個貸沒有任何關系。今年1到10月份的個貸低於去年的整體個貸。個貸在整個一手房銷售額的比例只占21%,但是我們的央行、銀監會所有人都在說個人住房消費信貸的扛桿太高了,我個人認為0.2是非常低的,和房價上漲沒有任何關系。當土地供應持續下降的時候,部分城市的供應短缺。
這次上漲也不是全國性上漲,主要是20到26個城市,有六七個城市漲的比較低,十幾個城市漲的比較快,其它城市也有略微的上漲,但是指數非常低。如果只有20%的個貸,但是現在的政策是限制個貸,這個我個人覺得政策是誤判。從9月份分析的時候,我們認為漲幅已經差不多了,8月份和9月份相比漲幅是下降的。但是這時候出了政策,最後的結果一定是迫使下一輪漲價漲的很好。
我不覺得房地產政策對,應該說沒有一次是對的。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我們十八屆三中全會,特別是新常態下提到的最強烈的一個口號就是供給側改革,大家都在拼命的圍繞著供給側改革討論宏觀經濟問題。但是只有房地產業不是供給側改革,所有的調控政策是只改需求側,不改供給側。所以,我個人覺得,應該說所有的房地產調控政策都是違反黨中央的意見,或者是嚴重背離的。
那麽什麽是供給側改革呢?房地產供給側改革本來應該是人往哪去土地往哪供,這應該是供給側改革的基礎。但這幾年我們恰怡做反了的是人越不往哪去土地越不往哪供,人越往大中城市去大中城市越不給力。土地短缺其中一個是土地錯配造成的。另外一個是,我們可以看看這十幾個暴漲的城市,基本上和土地有關系,大部分出了貪官的城市都不再供應土地,幾乎出了貪官的都和土地供應有關系。
所以我們研究了一個貪官指數,通常貪官指數在1年半以後,這個地區的房價就開始保障,南京、成都、深圳、很多地方都是因為貪官出來以後,後續的官不敢供應土地,因為土地交易中有很多腐敗,最後導致的結果是兩年之內土地供應短缺,然後房價就開始漲。你們可以數數。
第二個原因是發達地區,不管你供給不供給土地,它的人流集中度還是提高的,因為它占有更多的資源,醫療資源,教育資源等等,像北京、上海等等城市,因此它的房價漲的也比較快。這兩類是今年房價上漲的主導。大家都覺得房價是拼命漲,已經出現泡沫。真實的數據是什麽呢?1到10月份為止,住宅現在的全國平均房價是6000多,去年大概是6700,今年是6800,扣去1萬塊錢的平均城市9個,2萬塊錢的平均房價是10個,扣除這些,平均房價只有4000,除了26個城市,剩余的房價只有4000多,像渭南離西安只有1小吋的路程,這種地級市,平均房價,市中心的只有3000多,稍微偏一點的2000多,這種有400個城市。我們大概一共有660個城市,大概通常只公布大城市指數的時候只公布70個,剩余的城市是房價低的不得了。
這一輪宏觀調控產生的作用就是要讓已經漲起來的房價這十幾個城市把房價降下來,所以還在漲,所以又出臺了第二輪政策,可怎麽辦?領導的意圖是還得出政策,不要把房價弄得很高,成為大家關註的熱點,所以還要強行往下壓,這個不太有利於中國宏觀經濟。年初的時候我也是跟黃教授在一起開40人論壇的時候我當時說,我說今年的近來主要靠房地產拉動,只有房地產能救中國。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房地產在今年對GDP貢獻度是8%,如果加上它帶動的其它行業,鋼鐵、水泥、家具、門窗等等,大概9個點,換句話說,如果今年的房地產和去年只有2%的投資量,今年的GDP會在5以下。大家認為房地產已經在中國經濟中占的比例很高了,我個人覺得很低,美國在2008年之後算,大概對GDP的總的貢獻度最低是12.6,隨後是13,14,15的遞增。而我們今年只有8%,比美國在房地產占GDP的比重低得多,只有2/3不到。說明中國在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房地產應該占更大的比重。如果房地產沒有一定的比重的話,是不足以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
是不是永遠持續下去呢?新房我們還沒建夠,而美國主要是二手房交易為主,美國去年大約600萬套的交易量,新房只有80萬套,最高年份是850萬套的時候,新房是150萬套,不在於新房能產品GDP。中國實際上現在是城市建設發展過程中還不能滿足70%以上的城市化率發展的過程,所以未來房地產還應該是高速發展的。
但遺憾的是,我們的政策,房地產不是在供給側中進行改革,而是在需求側上進行改革,嚴重的抑制需求,導致的結果是不讓大城市高速發展,但是人們還往大中城市發展。我們最近新增的調控了一些,像武漢、長沙、成都,他們的房價真的高嗎?我覺得不高,平均房價也就是6000多,今年漲的很快,比如說長沙,已經連續出了兩次政策了,是從6300左右漲到了7000。但是全國平均只有6000多,作為一個中心省會城市,是不是可以比全國房價高一點或者是略高一點,這種漲幅表面上高,實際上前幾年沒有,西安也是6000多,漲了一點也就是不到7000塊錢。武漢,成都,大部分是這樣,並不是說一個城市有一兩萬的房子,但是平均房價是低的。上海曾經房價很高,大概十幾萬一平,唐山一品出來的那一年有240套,那年銷售了33萬套房子,所以240套房子對33萬套房子有多大影響昵。所以平均房價用了很不合理的計算基礎。
我們的政府趨向於想自己多撈一點,讓市場老撈一點,這種觀念會導致房價上升。很多土地的招牌掛是什麽昵?限房價,禁地價,房價不能動,但是政府不能少拿,你們打架,你們打的越低越好,政府收入越高越好。有人說它是官鹽制,為什麽有走私鹽呢?因為走私鹽便宜,中國以前是官方控制土地,想從土地中獲得收益,但是同時又限制房價,實際上稅費加上土地已經超過70%,高房價里要達到84%,政府已經拿的不少了,他想拼命的多拿的時候,出臺各種需求側的政策,它不是在供給側進行改革。我們這幾年連續討論政策,都是基本上對需求側控制的結果。
我為什麽斷定下一輪漲價比這一輪更高,就是因為在需求側上進行價格調控的時候,最後導致的是需求在一兩年以後,或者是一段時間以後就會爆發。
最近有幾個境外的投行預測,這段時間房價可能會因為政策的抑制而下降,但是2017年會上漲。以後的調控政策可能連15個月也做不到,可能八九個月又訪談了,再出臺一個政策可能五六個月又反彈了。這個調控政策一輪一輪以後越來越漲。只要對需求側進行抑制的時候,不會對市場有任何好處,也不會對市場的穩定有好處。
最近我們看到了李總理有一個說法,叫做要讓1億農民城進城,讓他們變成城市戶。於是,國土資源部根據國務院的命令,新增了1200萬畝的供地,但是這個供地,大城市以上的城市一畝地都不給。它把這些土地都給到了中小城市。就是希望新農村建設,城鎮建設,你們都留在農村算了,別進城。我一直奇怪,我們前天演長征八十年,長征要換天不就是農民進城市來嗎,不就是農民幫你們進程,現在不讓別人進城了。現在有2億農民在浮動過程中,他們就是要進城,他們就是在長征的過程中,不斷的躍進的過程中,不斷的長征進大城市。但是我們發現今天不行了。你說你是中國人吧很多城市告訴你不是中國人,因為你不能在這里買房子。你只能是當地人。我們的政策告訴你農民不讓進城,這就是需求側出了問題。最早出經濟學的時候,達爾文的物競天擇,就是我有選擇權,我這樣不行就那樣,現在告訴你沒有選擇權,你只有這一個選擇,這就會出問題。
財富從哪來呢?就是交易,沒有交易,男耕女織,我還是做消費,不會有剩余價值。只有你把這個東西拿出去進行交換的時候才能產生價值。我們的限購就是不準你交易。我記得黨的文件里是寫的是要增加國民財產性收入,那換句話說不讓買房子,只能買股票。實際上房子是占重要地位。
我們現在大家都在評價說收入和房價比差的關系太大,房價收入比不對。1992年房價是998塊錢,大家的工資是88塊錢,一般都是80塊錢。到現在去年為止房價是6000多塊錢,房價增長了6.5倍,但是大學生工資是3750塊錢,通常一般的是3500塊錢左右,工資增長了40倍,所以這比起來全家房價是上漲的。更有問題,美國選擇的是中位數,把高的甩了。另外一個,在美國計算收入,工資收入多少,財產性收入多少,是把所有的都混在一起計算然後是中位數,中國計算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計算財產性收入,因為你的股票收入和房產收入不都在這里。我們今年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很多城巿超過了一手房,是因為二手房漲價漲的很多,他獲得財產性收入遠遠高於工資收入。清華大學的教授說電信詐騙了1600多萬,就是一套房,北大教授也一樣,賣一套房子就是1000多萬。要把它合到你的財產性收入里,你的收入就大大提高了。但是我們計算的時候從來不這麽算。所以老被人民日報誤導,房價收入比不對,因為他不懂應該怎麽計算。
我很喜歡到這來說,他們能聽懂。所以我想,中國的房地產如果不能從各種正面宣傳中給他一個合理的地位的時候,這個政策一定是不斷出錯誤的政策。所以我昨天打了電話,我說你們得寫個報告報告中央,這所有的調控政策都是錯的,別出臺了,再出臺中國經濟就完了。謝謝。
張維迎:我有點破戒,兩個事情我不敢談,一個是房地產,一個是股票市場。因為這兩個是政府起的作用最大的,所以剛才講的他的出發點和結果非常的不一樣,有人問我房地產怎麽看的話,我一般都說去問任誌強。我理解他的觀點,我覺得他的東西是有道理的。包括他剛才講的這些數字非常重要。從整個供求關系上來看,地本身的供應在相對減少,增加比例在下降,這個自然就是供給側的角度來看,就會推動房子的價格上升。
第二個,供給的本身又有結構問題,包括大小城市的問題,這也是政府在主導。房地產在中國就像古代的鹽一樣,因為鹽的需求是剛性的,政府給壟斷,所以鹽稅從古到今鹽稅是重要的來源。他說的非常有道理。
他剛才講到的跟貨幣沒關系,那是在什麽意義上講,我覺得是有關系的。但是這個關系怎麽起作用,我沒搞清楚,黃老師可能講的比較清楚,我只是在猜。中國這幾年信貸的發展非常快,而我們的實體經濟,制造業本身很疲軟。這些錢都哪去了?去年的股票暴了一下泡沫很快就破了,這個錢究竟哪去了。他分析到這個問題,首富是一個因素,發錢,不給你直接出錢,借貸的方式可以抑制房價上漲。我考慮的問題是,房子的問題跟大米白菜不太一樣,因為長期投資的話,投機性就會體現,所有的泡沫就是長期性的東西,不會短期消費的,像白菜不會有泡沫。我們買房子的話,當你看到預計未來漲的話你會買,那麽你怎麽預計呢。這種情況下我就猜。
任誌強:高地價的大部分是國企,總量是14%。
張維迎:假如大的城市,可以拿到很多錢,這個時候同級土地的話,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付多少錢他也要到手。我們看到房價的時候是跟地價有關的,盡管在理論上講地價是由房價決定的,但是人們判斷房價的時候是跟地價有關。假如國企拿有大量信貸資源,他地標的很高,關於房子土地成本多少再加一倍大體是房價,我的意思是猜這個機制,北京或者是上海、深圳某一個大的地產公司,他拿了多大價格的地的吋候,大家會推斷房價怎麽樣,這是我拿不到首付,不能銀行貸款,我自己砸鍋賣鐵也要趕快把這個房子買下來。這個意義上,是和信貸有關系的。當然還有其它的機制,像溫州炒房團等等。我的意思是,房子這個東西和大米白菜不一樣,這在里面有未來預期的價格非常重要,不會因為明年的白菜20塊錢,你今天就8毛多買白菜,如果預計明年房子翻番的話,可能會借錢買房子。我不太同意你說完全沒有關系。當然,倒推的話,中國的房子問題,基本上是供給側,全是由政府來操縱,政府控制的。那麽它好多的像小產權房的問題沒有解決,我相信中國土地的供應如果大幅度整改,或者是按照生產價值供應土地的話,房價肯定不會這麽變化。當然,任總,假如說收入和房價比也不算高,我沒有這個研究,但是我感覺到中國的房價有點高的離譜,至於怎麽離譜可以分析,北京有一套房子賣了以後,比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比北京買的好得多的多的房子,畢竟中國還沒到發達國家的程度。每個人再算一下,每個人的房子一天不住的話損失多少成本,一個房子1000萬,一年的回報至少是50萬,平均一個月是4萬多,你算算一天的房費一天是一千多塊錢,少住一天,這一千就白浪費了。這個是有點高的離譜了。
我提一個問題,政府的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手段的時候,一定會有問題。我們看看歷史,分析背後的潛在的因素,我只看表面現象,一會兒是要抑制,一會兒是鼓勵。這兩年不斷的變來變去,我不看房子,頭暈。
這樣一種思想是不是要改變,房地產本身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包括你包括一個錯誤也在這里面,經濟增長,就得靠房地產,既然經濟增長,那就要調控房地產,這個講法應該調整一下,房地產也是一個過程,2008年房價持平的往下降,但是4萬億刺激,鼓勵買二手房,鼓勵了一年房地產暴漲,然後不斷的往下壓。接下來房子疲軟了,什麽叫去庫存,不就是鼓勵大家買房子的意思嗎,大學生畢業以後政府補貼你買房子。這個還沒有做完就幵始暴漲了,我們看看煤炭是不是這樣,鋼鐵是不是這樣,正在忙著去產能,像我們那,哪些煤礦必須關閉,哪些鋼廠必須關閉,煤炭價格漲了30%以上,而且焦煤300%,鋼鐵也是暴漲。這些其實有一個問題,回到主持人提的問題,國家的調控,這就是最短期的問題,為什麽鋼鐵、煤炭最近出現這樣的情況,跟房地產有沒有共同的原因,我們要分析。
我們得出一個結論,你們調整的都錯了,一個可能是你這次弄錯了,你聽我的,聽我任誌強的就會對的。另外一個,任誌強說的也沒用,理解了以後形勢又變了,往東轉的時候,發現又往右轉了,他又繼續往左。我的意思是整體的政府調控的手段,無論作為哪些方面,比它有效的地方是多得多,這才是我們需要反思的。我認為中國房地產一會兒漲一會兒調,與政府的調控有關,我完全認同老任的,只是不要說房地產是經濟的支柱,這樣說的話,你擔心的問題都會出來。
黃益平:討論房地產問題對我來說也挺跨界的,只不過是任務總要來,必須要表示非常的感激任總來支持我們。我非常贊同張維迎老師說的,房地產調控的問題歸根到底是怎麽擺市場和政府之間關系的問題。張維迎老師關於產業政策我也不完全同意。我們歸根到底最後就是這樣。主持人說我為什麽今年幵始房價就開始報複性的反彈了,任總說去年開始的,但是任總說的今年年初我就跟你們說了,只有房地產才能救中國經濟,如果你下回說的話,救的話,就說救中國經濟,不要說救中國。
客觀上來說,我相信有很多官員腦子當中的想法和任總的看法是一樣的,在我們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們的經濟不斷的持續疲軟,增長速度往下走,看中國經濟哪一塊還能對我們穩増長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就是兩塊,一個是地方政府做更多的基礎設施建設,第二個是把房地產拉起來。房地產的銷售增加從去年已經開始,趨勢是這樣的。但是今年政府又加了一把勁,說要去庫存,當然中央有各種辦法,我看到有一些地方是省里列一個指標,把這個分解到各個地方,不管它合理不合理,都得給我一個效果,我覺得後來是看到了效果了。這樣的話,市場起來了,投資起來了,總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也還不是那麽快,就是房地產投資,我看到的數據是增長速度在5%左右,跟總的固定資產投資速度還是有一定的距離。但是從原來的零增長,負增長回來,我相信對增長是起到了作用,這樣的話也滿足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穩增長的意願。
但是,又開始擔心了,任總今天講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不是一個市場,我覺得這個觀點很重要,我有的時候有點疑慮,就是任總一方面說你看房地產市場不是一個市場,你把那些大城市都給踢出去的話,其它的城市的房價很便宜啊,我們的價格收入比也很低,泡沫沒有那麽明顯。在我們所有的關於泡沫的討論當中,我們關註的就是這些大中城市,來來回回的說的就是北上廣深所謂的一線城市,我們說價格收入比的時候,就不能用全國平均,我有的時候看到任總說,改革開放以來收入漲了多少,房價漲了多少,泡沫不嚴重,我覺得這是不準確的,全國來說也許是這樣,我們擔心的是這些大城市的價格漲的很厲害。我擔心的不是不管是不是未來還會漲,有的城市供求關系可能還要漲,但是要關心,第一,我們的房價跟收入的比例這些北上廣深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比例了,即便看絕對的價格,我們這些城市都是排在前十左右的水平。我們還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收入水平這麽高了,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當然要擔心,房價真的上去了,大家都感覺到的,我有一個微信群,每天都在里面吵,吵的很火,一直到國慶。你就看到反對和贊成的都很激烈,無非是有房的和無房的立場不一樣,有房的認為還應該漲,沒房的認為沒有道理。這會變成一個社會矛盾的焦點,這對政府來說當然很擔心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也是很實實在在的,房價上去了之後,資源全部在房地產,如果都往這里去了,其它的投資可能就更上不來,我們的產業轉型可能難度會更大。
第三個,從政府的角度來說,一直擔心的是金融風險的問題,如果是價格漲的很快,哪一天下來,像美國的次貸危機,最初就是2007年年初房價往下走了3%,整個巿場就崩潰了。並不是說我們今天也有這樣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是值得關註的,對政府來說很值得關註。
最後又回到剛才兩位說的,這里政府發揮了什麽作用,為什麽大城市的價格在漲,小城市的價格在不漲,不就是供求關系嗎。你怎麽去調節它,我確實覺得他們二位說的很有道理,就是你怎麽樣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來調控它,而不是說我現在需要穩增長了,恨不得大家都來買房地產,我一看房價漲的太厲害了,就使勁的砍它,這不能改變房價背後的規律,現在很難改變。
我現在不太知道明年,今年大家都說經濟增長,第一季度6.7%,第二季度6.7%,第三季度6.7%,大多數人贊同增長確實穩住了。你去看建築投資,包括一些傳統行業的訂單都在上升,但是房地產一冷卻,明年的增長還能不能穩住,找看明年的下行壓力挺大的,壓力一起來,政府怎麽看這個問題,現在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從宏觀的角度來說,第一是我們要謹慎,從現在幵始還認為房地產還是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力量,我覺得這里可能要謹慎一些,從1998年以來確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下一步還能不能持續支持下去,我確實是有疑慮的。
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新舊動能轉換不是很順暢,回過頭來看我們老的動力,一個基礎設施,一個房地產投資,這其實是很危險的。就是不停的來來回回的調,最後就是有很多規律性的東西。
最後簡單的說一下貨幣的問題,我也不太清楚到底貨幣在這里發揮了什麽作用,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老百姓確實有很多錢,老百姓有錢就需要往什麽地方投資,我們現在最擔心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大家都在說。我現在回想一下過去大概兩年時間,不知道大家註意到沒有,國內有一個很紅火市場的時候,貶值壓力不那麽突出,國內市場壓力下去了,就突出。股票市場漲了,大家都把錢投資到股票市場了,債券市場漲了就投資到債券市場了,房地產起來了就忙著看房地產了。這個市場權益下去就開始往下走了。這個確實是,從總體上來說,我們還缺乏一個投資渠道,中國老百姓的市場絕大部分在房地產市場上。政府或多或少把增長的希望寄托於房地產,意味著未來市場的動蕩很難在短期內改變。
任誌強:我們中央政府有一個口號叫雙創,重要的是創新,希望大家調整原有的產業結構。但是最大的問題,我說你們喊了半天創新,你們做好思想準備沒有。
什麽是創新,創新就是改變現有的規則。如果政府官員根本就沒有做好準備,你想讓他創新是創新不了的。像滴滴打車,網月車,出了一堆政策,你讓他創新,創新了以後說你不能打破原有規則,這叫什麽創新啊。我們的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沒有做好市場創新的準備,因為它並不想改變線也得規則。如果不想改變規則,所有的創新一定是打破規則,從瓦特的蒸汽機出現的時候,就是要打破規則,因為過去是牛車、馬車,但是不打破規則的話就是汽車不能比馬車快。
回到我們的房地產,為什麽我說在房地產可以救中國經濟,重要的是在現有的前提條件下,中央政府不會大改革的時候,只能靠基礎設施投資。如果要改變,就聽我的。十幾年前我們研究城市化的規律,一個規律是從農村走向城市,第二個規律是從小城市到大城市,第三個規律是從市中心到郊區,第四個規律是形成城市群,全世界如此。1960年的時候,全世界只有2個千萬以上的城市,1980年的時候達到了8個,2010年的時候24個,這時候中國有6個,到現在的時候,2030年,中國大概得有20個以上。
張維迎:我們的概念和西方不太一樣,大部分人是農村的,他怎麽統計是千萬級的。
任誌強:中國現在的統計和國際不一樣,國際是常駐以上,工資收入來自於城市就叫做城市。中國是以居住和戶籍兩個條件,第一個是戶籍條件加上六個月以上的城市常住人口。所有的軍隊,不管是在山溝里還是邊界上都是城市化人口,包括武警、警察、解放軍,這是一個特殊計算方式。按照這個方式,我們叫做戶籍人口在半年以上,剩余的就是三個月,兩個月或者是幾天的叫流動人口。
中國需要70%的城市化率將近7億人,我個人覺得至少20個以上的千萬級以上,按照現在的規模來看還有8個左右。我們有了第一條,就是從農村向城市,2億多過來了,還得有。為什麽還得農民進城呢?第一產業現在占8%,美國是1.4,荷蘭800億美元的人口22萬人,中國700億美元出口2.2億人,所以太多的農民是富不起來的。所以他們必須進入城市,才有可能因為城市把他帯富。所以從農村進入城市,從中小城市進入到大城市,這兩個階段正在過程中,但是我們沒有第三個過程,就是市中心向郊區轉移,因為轉移不了,是宅基地,因為土地制度導致第三個過程中斷了,所以中國也不可能有第四個過程叫城市群。美國說的城市群的概念是我雖然住在農村,比如說卡特總統回家了,他那個村700人,老布什小布什回到莊園了,他雖然住在農村,但是他的收入來自於城市。我們現在農民工的收入70來自於城市,30來自於農村。這個比例關系是不對的,如果你來自於小城鎮,但是收入來自於城鎮沒關系。但是我們的土地不能轉移,比如說比爾蓋茨,那個街的房產都是他的,他把資產帶到非大城市的時候把資源也帶進去了。我們土地是最多你蓋一個小別墅,但是你不可能把資源帶過去。
昨天下一個通知,說中央政府不再給否認的村里的衛生所撥錢了,要地方政府撥錢。國外是誰轉移誰可以帶過去。卡特那個地方他有私人診所,沒問題,教育也有,700人也有,因為他自己的錢足夠支撐。我們就達不到。所以我們的資源不平衡,所以要想考北大,你得到北京來。
中斷的結果就是在大中城市可能有泡沬,就是房子那麽貴,我們倒過來算算,西城區100萬人口,500多億稅收。給國家創了6500億,按照人均GDP算是7萬美元,西城區如果人均GDP7萬美元,你說它的房子應該多貴,按照西城區的人民幣計算的話,它的房子至少15萬。
張維迎:這個算法有問題,因為西城區工作的不住在西城區。
任誌強:所以希望把西城區的人都轟走,中央政府要搬走多少多少人。
張維迎:我的意思是金融界工作的人不住在西城區。
任誌強:你要在這住了的就可以享受很多資源。西城區的人均困難戶比別的區的多。
黃益平:還是應該按照人均收入算,不應該按照人均GDP。
任誌強:這樣的話也很高。比如說一個投資家為什麽把它擱在西城區去,因為西城區給他減個人所得稅。因為他自己稅收很多,就要把最有錢的人吸收進來,所以吸收的這些人也很有錢,光稅就多少錢,他收入也很高。這就是個變化,說明在這個地區為什麽會發生這種情況,就是因為有錢人往這集中,這就不行了,比如說你最少有5%的回報,在北京或者是在全國基本上做不到。不是因為商品房貴了達不到,是因為我們房改房太多,很多人不知道,我們全部的商品房加起來,從1992年到現在一共建了7000萬套,我們就建了這麽多房子,在全國的總量上大概只占30%多一點,70%是政府蓋的房子,或者是原來的房改房,或者是舊房,或者是拆遷房什麽的。這些房子的回報太高,回報率大概400到500,我們拆遷的西城區的房子,當時回遷房是230塊錢,房改房大概是900塊錢,60平米就是5.4萬,現在的房子是多少錢昵,一平米10萬塊錢。這個房子租金多少呢?60平米的房子大概市中心,尤其是學區房的是八千到一萬的租金,我們的租金不合理在於大量的房改房,或者是說低價房子用於出租以後,他們把好幾百的收入了,高價商品房只有富人居住,有些也不低,比如說在女人街蓋子的房子,平均4萬多,因為離美國大使館近,旁邊的美國人,記者什麽的,國家的給那4萬塊錢的房租,就是美國政府給的,所以地方的差別很大。我們在長沙的市中心的房子,政府給老百姓說你買房子,保你5.5%的回報,結果現在我們物業公司幹了三個月,門庭若市,比酒店還好,旁邊的房租2000多塊錢一套,我們的房子6000塊錢左右,住的滿的不得了,我們當時承諾的是200套,後來的人不斷的買,買完以後說你替我租吧。一定要根據當地的特殊情況進行分析,才能得出結果。另外一些地方你想讓他去,沒人願意去。年初給我理發的小姑娘,問我說我想買套房子,買哪的房子,我說你就買固安就行了,買貴的房子你也買不起,固安當時6000塊錢的房子,後來她買了96平米的房子,現在12000塊錢,她賺了一倍,上個月的時候她說漲了1.4萬了。她說我當時應該多買一套,他說你應該把百分之百的買三套,你不就賺兩套房子的錢。固安北京市要投3500億,河北也要投,要在那投幾千億,那房子不就往上漲嗎。買房子發財和這個是量回事兒,那個地方憑什麽漲到1.2萬,1.4萬,因為有個機場,而且還把國航留在了老機場,把東航,等其它三個都搬到這里,所以他們都得到當地買房子或者是租房子,下一步還有物流,他不住在那不行啊,他即使住在新機場也得搬過去。所以北京市政府一般的是從自己的角度考慮的。各地的政府也都是這樣,沒辦法。於是這個房價,他是希望這個地區的房價越高越好,沒有一個地方的官員不是這樣。
剛才說大概地價除以50%是房價,但是大城市是房價賣多少錢就是地價,因為他算了以後,兩年以後的房子就得漲這麽多。現在的開發商的信心建立在政府一定會犯錯誤上。因為政府不會把這個計劃經濟或者是人定勝天的,大自然處理的時候,認為三年就能解決霧霾,那不是認定勝天的事兒,所以在自然規律上,市場經濟決定還是行業政策解決,總想人定勝天一定會犯錯誤。所以這屆政府我想還是人定勝天的想法。所以我想賭,下一次房價上漲一定比這次要高。尤其是中國很多是資源性城市導致的,像鄂爾多斯,煤炭一降價就徹底死了,如果這一輪連續三年上漲就活了。大慶地下如果還有油,它也能起來。不是說所有的房價都能漲。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如果說張維迎說政府聽我的,我的條件是城鎮化率(笑看紅綠改)的基本發展,要把後面的土地放開,就沒有房價高漲過程中的城市化進城,就是平和房價過程中的城市化進程。
英國倫敦大家去過,一開始女王下了一個命令,離皇宮三公里內不能蓋民房,三公里外全是民房。第二次是十公里,這解決不了問題。我們當時給國務院報的是2020年北京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口,我說你最好應該定3500萬人口,1800萬人口的概念,國務院一批,蓋章了,國土資源部就按照2020年1800萬人口給你供地,一個人相當於84平米,也就是說到2020年,北京才能給你供相當於1800萬常住人口的土地,這就是現在的計劃經濟就這麽規定的。但是我們什麽時候突破了呢?2008年,提前12年變成了1900萬人,那麽土地指標還在12年以後呢,我們政府又修改了規劃,控制在2300萬人,我就在發愁,這些人夠嗎。我們北京市一年有多少,“十二五”期間平均一年49萬的幹部調京,還有他的老婆孩子呢。所以北京市最高興的一條是你們調進來的幹部我們都不花錢。全國最富的是北京巿養老金富余,但是300萬老人是中央花錢。反而是上海都不夠了,北京市富余,富余一千多億呢,就是因為調進來的幹部是不花錢的。這就是各個城市的差距在這。假定,如果土地可以有一個自由度的時候,那情況就發生了變化了。我在最後一屆政協委員的時候,我有一個提案,當時北京有城中村改造,當時六個,在集體土地上蓋租賃性租房,把租賃的錢給農民,地也不整,然後政府配市政,然後府給定價。這是第一步,不能做到讓土地私有化,但是可以讓農民的集體建設用地用於城市服務,可以解決一部分。所以我說,救中國是因為在現有的制度他們就這麽頑固,你沒辦法。如果土地政策不解決,靠誰都解決不了,所以不能單說一個價格好還是不好。在某些地方價格的收入比是很高的,有些地方的價格收入比,就是轉換的5%可能做不到,只有2點幾,3點幾。我們再看看商場寫字樓,中國的庫存是7億左右,其中住宅減的最多,現在大概不到4億了,我們一年11億左右的住房銷售,4億只是0.3幾比1的概念。但是商場和寫字樓2億多,我們一年銷售2億多,基本上庫存大於銷售。我們統計不出來的,統計局永遠也不知道厙存的商業和寫字樓多少是自用的。
比如說潘石屹在望京的房子,報銷售證的時候是38萬多,他賣了一半,哪半本來也想賣,突然抓貪官了,他退了7億多的定金,那些貪官買,他租了,最初他打算最5塊錢的租金,現在12塊錢的租金。為什麽會發生這種事兒昵,他那個東西,到三年以後才能體現出來,把那40萬平米減到25,實際上只賣了一半。在我們統計數上總有這麽一個差距,沈澱了多少我們也不知道。比如說王健林有多少沒賣,這個樓里有一部分沒賣,這個數據中是有差異的。這個有多少我也搞不懂得我們至少知道,現在預售的面積數是大於每年竣工數的,換句話說,有20%或者是30%已經被賣掉,就是在沒建完的時候賣掉的,還有20%不能賣的,也計算在內,因為車庫,機房什麽的。我不覺得我們的庫存量很大,但是有些地方的庫存就要不行,永遠也賣不出去。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城市是零庫存,現在深圳叫做零庫存,即使按照10月份最後的結算日計算的銷售速度算,大城市一般是在12個月左右的銷售也不能說是庫存很大,因為6個月銷售降低到一半就12個月了。這是有差別的。即使按照大城市算計,也不能說大量的庫存。我們說白菜投資,大蒜也一樣,大蒜也可以投資,這次統計完了以後,連中央都開始發愁,統計了7000萬噸大蒜,然後大蒜猛漲價。投資的概念是價值被低估的你才去投資。你不要以為買房子的人都傻,通常買房子的人都聰明。就是說,不能一概而論,或者是按國外的大規律考慮這個問題。2008年美國的房價暴跌,現在是比美國的房價,如果2008年的時候按100算,現在是145,跌的時候大概華爾街跌老了2000美金一尺,現在大概是4000多美金一尺,但是有些地區沒漲,所有平均是145。換句話說,核心區,或者是大家願意去的地方,你只能是越來越貴的。而另外一些地區不一定了。比如說海南,我說海南買房子你是為了玩兒,是為了家里人到那渡假,不是投資的地方,你賣給誰,新房子還有一大堆呢。四年都沒漲價了。但是會不會有人買?會。可能你買一個LV包,因為LV是在外面,也許你買房子就是買了這個,買了一個很貴的房子,但是一年就去三天。而另外一些可能不是,你買了普通的背包,裝了很多東西,天天用。
我個人覺得,人民日報老說我們投資投機,長期行為沒有叫投機的,因為我們一年多兩年多就是一個周期,我們買房子的時候可能三年以後才交房子,可能要渡過兩個周期,有這麽投機的。但是人民日報的作者不懂什麽是經濟學,所以說你是投機,根本就不是這麽回事兒。他沒法短炒,不像買菜,今天買明天就得吃了。所以我更覺得他們兩位教授應該到中南海給他們上上課,至少他們懂得什麽是經濟學,要不然房地產政策老給搞錯,你就沒辦法。越錯我就敢賭,下一輪還漲。(完)
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僅供受眾參考,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任何參考本文所作的投資決策皆為受眾自行獨立作出,造成的經濟、財務或其他風險均由受眾自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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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健/圖)
會,不確定的只是會漲多久,以及能漲到多高。——南瓜回答
美元的強勢,主要來自美國經濟增長複蘇以及美聯儲加息的貨幣政策預期,同時受特朗普新政及國際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影響。
2016年12月14日美聯儲宣布加息0.25個百分點,這也是自2015年12月以來的第二次加息。
加息的原因首先來自美國經濟複蘇。在經歷數年的“去杠桿”後,美國家庭消費者的財務狀況正逐步改善,同時失業率也從2009年接近10%的戰後最高水平下降至5%左右。與此同時,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上漲,成為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動力。
但從長期而言,美國經濟增長依然面臨著一些結構性因素的制約,比如美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增速緩慢、貧富差距擴大,以及消費增長依賴於股市上漲的“財富效應”等等。
特朗普在競選時宣稱要實現3%-4%的增長,但長期以來美元經濟增長率一直保持在2%左右。原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認為如果有很大財政支出,可能在短期內提振增長,但長期保持3%-4%的經濟增長率會很難,因為這需要在生產力方面大幅改善,而這是“中央政府做不來的”。
不過,特朗普上臺後一個重要施政點便是重建基礎設施。市場普遍預計,特朗普可以利用各方有利因素,通過為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加杠桿”提升美國經濟增長率,但這一經濟增長能否維持仍有待觀察。
與此同時,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也並未因此次“最確定”的加息而變得更加清晰。美聯儲預計2017年可能加息3次,市場則認為未必能夠實現。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指出,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預測向來就“大起大落”,2015年底普遍預測2016年加息4次,結果最終僅加息一次。
對於是否加息、何時加息,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不確定性更高的特朗普政策,但無論2017年加息次數多少,伯南克預計隨著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美聯儲將逐步、謹慎地進一步提高利率,貨幣政策也將從前期的量化寬松調整至“常態”。
這樣的經濟複蘇背景下,美元走強自然成為大概率事件。
不過,需要一提的是,對於加息是否必然帶來美元走強,市場上也有不同觀點。全球最大私人銀行瑞銀集團就認為,美債和美元同時走強可能會對美國經濟帶來壓力,加上目前的市場價格中已包含近1萬億美元財政刺激預期,如果美國未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力度低於市場預期,可能最終導致美元下跌。
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截至去年底,美國以外國家共發行美元計價債務9.7萬億美元,其中3.3萬億美元是由新興市場國家背負。美國加息意味著這些債務的清償成本上升,全球債務人籌措美元以期盡早了結美元債務,是近期推高美元價格的因素之一。
盡管如此,市場依然普遍預期隨著美聯儲加息和特朗普“新政”的疊加效應,2017年美元依然處於強勢上升周期,只是對於這一周期能持續多久存在爭議。當然,放眼全球,國際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動蕩,曾經也很強勢的歐元因為頻繁發生的黑天鵝事件而前景不明,其他貨幣要麽體量太小要麽自身實體經濟深陷低迷,也讓美元自然而然地成為相對讓人放心的選擇。
而這一趨勢將通過匯率、資本流動、外債負擔、政策預期等多個渠道,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產生巨大影響。
從歷史上看,上兩輪美元走強,分別發生了拉美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美元上升持續近七年,美元指數上漲逾90%,最終引發了拉美債務危機;1995年開啟的美聯儲加息周期中,美元升值幅度接近50%,持續了約七年,最終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
而隨著美元新一輪升值周期的到來,全球資本已經開始回流美國,並可能持續較長時間。中誠信國際認為,新興經濟體將再度面臨新一輪甚至持續時間更長的本幣貶值、資本外流、償債負擔加重。同時,不同國家貨幣表現預計差異較大,未來其抗沖擊能力將由於自身經濟增長和財政實力的不同而進一步分化。
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而言,2017年的主要挑戰將是應對美元走強預期下的資本外流。而對於正處於貨幣金融體制轉型階段的中國貨幣當局來說,將再度面臨資本管制、匯率市場化和貨幣政策獨立性這一“不可能三角”之間的艱難權衡。
在近期由於外匯占款下降及去杠桿帶來流動性偏緊的情況下,央行遲遲未推出市場期待的降準寬松政策,就是在人民幣貶值壓力和房地產等資產泡沫限制下所做出的選擇。市場普遍預計隨著2017年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壓力的加大,央行貨幣政策將維系中性甚至中性偏緊。
而曾任香港金管局副總裁和三屆證監會主席的沈聯濤則指出,美元走強正在為國際貿易帶來新的成本和挑戰,也顯示出美元體系下全球貿易體系中的深層矛盾與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推人民幣國際化和構建基於特別提款權(SDR)的國際貨幣新秩序,依然是中國應該選擇的正確方向。
(李伯根/圖)
持有美元靠譜還是人民幣靠譜?
網友
感覺題主懷揣上千萬資產,準備炒外匯,或者坐擁跨國公司,準備資產避險,賺大錢啊,最不濟也是留學生需要考慮匯率變動,是早兌錢還是晚兌錢交學費。
退一萬步說,就算人民幣對美元跌到十比一了,在普通小縣城你買煎餅果子還是兩塊錢一個,加個雞蛋還是五毛錢。並不影響你的生活。還有可能因為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你們家附近的工業園生產線全開,你找到了一份體面的工作,而且還有可能在園區碰到了自己的摯愛,迎娶了隔壁村的秀芬,從此走上人生巔峰。
(農健/圖)
會,不確定的只是會漲多久,以及能漲到多高。——南瓜回答
美元的強勢,主要來自美國經濟增長複蘇以及美聯儲加息的貨幣政策預期,同時受特朗普新政及國際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影響。
2016年12月14日美聯儲宣布加息0.25個百分點,這也是自2015年12月以來的第二次加息。
加息的原因首先來自美國經濟複蘇。在經歷數年的“去杠桿”後,美國家庭消費者的財務狀況正逐步改善,同時失業率也從2009年接近10%的戰後最高水平下降至5%左右。與此同時,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上漲,成為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動力。
但從長期而言,美國經濟增長依然面臨著一些結構性因素的制約,比如美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增速緩慢、貧富差距擴大,以及消費增長依賴於股市上漲的“財富效應”等等。
特朗普在競選時宣稱要實現3%-4%的增長,但長期以來美元經濟增長率一直保持在2%左右。原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認為如果有很大財政支出,可能在短期內提振增長,但長期保持3%-4%的經濟增長率會很難,因為這需要在生產力方面大幅改善,而這是“中央政府做不來的”。
不過,特朗普上臺後一個重要施政點便是重建基礎設施。市場普遍預計,特朗普可以利用各方有利因素,通過為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加杠桿”提升美國經濟增長率,但這一經濟增長能否維持仍有待觀察。
與此同時,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也並未因此次“最確定”的加息而變得更加清晰。美聯儲預計2017年可能加息3次,市場則認為未必能夠實現。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指出,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預測向來就“大起大落”,2015年底普遍預測2016年加息4次,結果最終僅加息一次。
對於是否加息、何時加息,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不確定性更高的特朗普政策,但無論2017年加息次數多少,伯南克預計隨著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美聯儲將逐步、謹慎地進一步提高利率,貨幣政策也將從前期的量化寬松調整至“常態”。
這樣的經濟複蘇背景下,美元走強自然成為大概率事件。
不過,需要一提的是,對於加息是否必然帶來美元走強,市場上也有不同觀點。全球最大私人銀行瑞銀集團就認為,美債和美元同時走強可能會對美國經濟帶來壓力,加上目前的市場價格中已包含近1萬億美元財政刺激預期,如果美國未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力度低於市場預期,可能最終導致美元下跌。
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截至去年底,美國以外國家共發行美元計價債務9.7萬億美元,其中3.3萬億美元是由新興市場國家背負。美國加息意味著這些債務的清償成本上升,全球債務人籌措美元以期盡早了結美元債務,是近期推高美元價格的因素之一。
盡管如此,市場依然普遍預期隨著美聯儲加息和特朗普“新政”的疊加效應,2017年美元依然處於強勢上升周期,只是對於這一周期能持續多久存在爭議。當然,放眼全球,國際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動蕩,曾經也很強勢的歐元因為頻繁發生的黑天鵝事件而前景不明,其他貨幣要麽體量太小要麽自身實體經濟深陷低迷,也讓美元自然而然地成為相對讓人放心的選擇。
而這一趨勢將通過匯率、資本流動、外債負擔、政策預期等多個渠道,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產生巨大影響。
從歷史上看,上兩輪美元走強,分別發生了拉美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美元上升持續近七年,美元指數上漲逾90%,最終引發了拉美債務危機;1995年開啟的美聯儲加息周期中,美元升值幅度接近50%,持續了約七年,最終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
而隨著美元新一輪升值周期的到來,全球資本已經開始回流美國,並可能持續較長時間。中誠信國際認為,新興經濟體將再度面臨新一輪甚至持續時間更長的本幣貶值、資本外流、償債負擔加重。同時,不同國家貨幣表現預計差異較大,未來其抗沖擊能力將由於自身經濟增長和財政實力的不同而進一步分化。
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而言,2017年的主要挑戰將是應對美元走強預期下的資本外流。而對於正處於貨幣金融體制轉型階段的中國貨幣當局來說,將再度面臨資本管制、匯率市場化和貨幣政策獨立性這一“不可能三角”之間的艱難權衡。
在近期由於外匯占款下降及去杠桿帶來流動性偏緊的情況下,央行遲遲未推出市場期待的降準寬松政策,就是在人民幣貶值壓力和房地產等資產泡沫限制下所做出的選擇。市場普遍預計隨著2017年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壓力的加大,央行貨幣政策將維系中性甚至中性偏緊。
而曾任香港金管局副總裁和三屆證監會主席的沈聯濤則指出,美元走強正在為國際貿易帶來新的成本和挑戰,也顯示出美元體系下全球貿易體系中的深層矛盾與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推人民幣國際化和構建基於特別提款權(SDR)的國際貨幣新秩序,依然是中國應該選擇的正確方向。
(李伯根/圖)
持有美元靠譜還是人民幣靠譜?
網友
感覺題主懷揣上千萬資產,準備炒外匯,或者坐擁跨國公司,準備資產避險,賺大錢啊,最不濟也是留學生需要考慮匯率變動,是早兌錢還是晚兌錢交學費。
退一萬步說,就算人民幣對美元跌到十比一了,在普通小縣城你買煎餅果子還是兩塊錢一個,加個雞蛋還是五毛錢。並不影響你的生活。還有可能因為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你們家附近的工業園生產線全開,你找到了一份體面的工作,而且還有可能在園區碰到了自己的摯愛,迎娶了隔壁村的秀芬,從此走上人生巔峰。
“從未來形勢看,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總體將朝著均衡收斂。”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王春英19日表示,2016年四季度的跨境資金流出壓力總體低於2016年年初水平。
王春英在國新辦舉辦的外匯收支情況發布會上還表示,中國應對美聯儲加息沖擊具有一定優勢,化解外部影響跨境資金流動的能力得到提升,對比2015年年底和2016年年底兩次美聯儲加息,中國跨境資金流動受到的影響有所減弱。
知名外匯專家韓會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2016年跨境資金壓力較2015年有所趨緩的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是經過2014、2015年,企業集中還外債的高峰期已過,企業層面資金流出的壓力有所放緩;二是監管層加強了資金流出方面的監管。但從目前結匯率下降的態勢來看,市場仍然存在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預期。
人民幣對美元近一年來走勢
法興銀行全球匯率策略主管朱克斯(Kit Juckes)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無論是資本管制還是貨幣政策從緊,都只能在短期內解決跨境資金流出的壓力,根本解決之道是建立一個“排水系統”,對外匯市場要“有堵有疏”。
又見境外資本凈流入
在2016年外匯收支情況發布會上,王春英用兩個數據佐證了“2016年我國跨境資金流出壓力有所緩解”這一觀點,一是外匯儲備余額,二是銀行結售匯數據。
首先,央行此前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年外匯儲備余額下降3198億美元,比起2015年下降5127億美元,幅度大幅收窄;而從銀行結售匯數據看,去年全年結售匯逆差3377億美元,較2015年的4659億美元逆差規模有所下降。
王春英還在發布會上表示,近一段時期,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結構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境內主體仍在繼續增加對外投資,但境外主體對我國的投資已由凈流出轉為凈流入。
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一季度,我國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的資產方和負債方都表現為凈流出。資產方代表境內主體向境外進行的各類投資,負債方代表境外對我國國內的投資。但去年二季度以來,這種情況發生了扭轉,資產方仍呈現凈流出,但負債方已經恢複凈流入。
“這是一個積極的變化,說明當前我國資本流出主要表現為境內主體對外投資,包括對外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及對外貸款等其他投資。另一方面說明在經歷了一段時期的對外債務償還後,境外資本又開始總體凈流入我國。其中,外國來華直接投資始終呈現凈流入;外國來華證券投資在2016年二、三季度每季度凈流入都超過200多億美元,在歷史上也屬於比較高的規模。”王春英說。
朱克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2006年到2014年上半年的近10年時間里,人民幣單邊大幅升值,實際匯率升值超過了50%,“如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開始回歸一個正常水平,資本流出是必然的,對中國政府而言,需要解決的是如何讓資金以緩慢而溫和的速度流出,中國政府已經做得挺好了。”
美聯儲加息影響減弱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助理丁誌傑近日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總體來看,人民幣匯率目前已經基本調整到位,短期內取決於美元走勢,而中國的貨幣政策及貨幣管理將對匯率產生尤為關鍵的作用。
回顧2016年第四季度以來跨境資金的波動,其主要的原因來自於外部,特朗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美聯儲加息等導致美元指數持續走強,進一步使得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其他國家貨幣的匯率大幅走貶。
2017年外部環境正悄然發生轉變。特朗普日前對媒體稱,不支持強勢美元。這一消息導致美元指數的大幅下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也迎來一波反彈。這對今年我國跨境資金的流動帶來哪些影響?
韓會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目前局面看,2017年的跨境資金流出壓力確實會較2016年更為樂觀。這是因為2017年的監管會更加嚴格,從年初針對個人購匯的申報要求可見一斑。與此同時,企業償還外債的壓力也會降低。外部環境來看,美元指數未來走勢的不確定性增大,升值空間變小,導致一部分人對人民幣大幅貶值預期淡化,這也對購匯意願有一定壓制作用。
外管局年初進一步加強了個人外匯信息申報管理。市場有傳言稱,這預示著資本管制全面加強。隨著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帶來了跨境資本流出的壓力加大,外管局將出臺一系列預案,其中包括了強制結匯。
王春英在發布會上對強制結匯表示否認,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對於跨境資本流入或流出壓力,從防範風險的角度都需要做好應對預案,並且結合國內外形勢審慎評估和實施。
實際上,對比2015年底和2016年底兩次美聯儲加息,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受到的影響是有所減弱的。2015年四季度美元指數上升2.4%,2016年第四季度上升7.1%,都使得我國跨境資金流出壓力短期內增加。但是2016年第四季度,我國外匯儲備余額下降1559億美元,較2015年四季度少降了15%;四季度銀行結售匯逆差943億美元,同比收窄43%,其中12月份同比收窄48%。
“這主要是由於在美聯儲首次加息時,境內主體增持對外資產和償還負債的調整比較集中,但經過壓力釋放後,境內主體資產負債調整已更加平穩。境內主體繼續進行對外投資,但債務償還趨緩、借債需求回升,使得我國化解外部影響跨境資金流動的能力得到提升。”王春英說。
外儲規模仍會合理波動
最近半年來,中國連續拋售美國國債也引發了市場爭論,有觀點認為,在人民幣對美元大幅走貶的情況下,中國國內購匯需求太強,導致外匯儲備不夠用,才不得不拋售美債變現。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上述觀點可以作為一種解釋,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美聯儲加息後,美國國債收益率升高、價格走低,提早拋售能減少收益的損失。
韓會師表示,將美國國債賣出屬於正常現象,不賣美國國債沒有現金,沒有現金則無法滿足結售匯逆差產生的凈購匯需求,“保外儲也需要滿足企業和個人的正常購匯需求,當初積累外儲的目的就是應付今天資本流出壓力較大的情況。外匯儲備存在的目的就是滿足對外投資和貿易需求,包括人們正常的資產配置需求。”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分析師溫彬指出,由央行持有外匯資產轉向居民、企業部門持有,是藏匯於民的置換。企業和居民拿到外匯有自己的投資需求和安排,不一定重新投回美國國債。
全球範圍來看,世界各國央行都在拋售美債,日本的持有量連續第四個月下降,減少233億美元至1.11萬億美元。“央行會根據美元利率周期變化調整到期久期。如果在美國減息的市場環境下,久期越長越好;反之加息則需要將久期調低,短期到期後需要重新計價。”溫彬說。
在周四的發布會上,王春英指出,從對外支付能力和債務清償能力看,目前我國外匯儲備規模仍是十分充裕的。她強調,沒有必要過分對某個數值進行炒作。
“從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看,國際支付和清償能力依然很強,能夠很好地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王春英表示,中國的外匯儲備未來仍會在合理範圍內波動。一方面,近期民間部門增持外匯資產與當前的市場環境尤其是美元走強有關,但美元走勢本身存在不確定性,不可能單邊波動只漲不跌。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我國經濟將保持中高速增長,國際收支會繼續呈現經常賬戶順差,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的穩定格局。
(原標題:個人最高補貼由2016年的11萬元減少至2017年的6.6萬元,直至2020年完全取消 電動汽車還有人買嗎(產經觀察))
“去年,續駛里程250公里以上的電動車,國家補5.5萬元,北京市補5.5萬元。今年,同樣的車,‘國補’降到了4.4萬元,‘地補’只有2.2萬元,買車得多掏4.4萬元……”這兩天,焦急等待今年北京首輪電動車牌搖號結果的李先生發現,今年電動車最高補貼比去年減少了40%。
從個人購純電動車最高補貼12萬元,到2016年最高補貼11萬元,再到2017年最高補貼6.6萬元,直至2020年補貼完全取消,在如此大幅度的補貼退坡面前,電動汽車還有人買嗎?我國剛剛邁出商業化步伐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離開了政府補貼的刺激,又將何去何從?
我國新能源汽車占全球市場保有量的50%,其中純電動車占大頭
“2012年,我國累計推廣應用新能源汽車1.7萬輛;2013年、2014年兩年的推廣應用量逼近10萬輛;2015年躍升到37.9萬輛,2016年新能源汽車銷售50.7萬輛,連續兩年產銷量居世界第一。”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說,我國新能源汽車的累計推廣量已經超過了100萬輛,占全球市場保有量的50%,其中,純電動汽車占據了大頭。
一直以來困擾電動汽車發展的充電基礎設施,去年也取得了突破。國家能源局副局長鄭柵潔說,2016年,公共充電樁的數量從年初不到5萬個,增加到年底的15萬個,當年增量是上年度的6倍,我國一舉成為充電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最快的國家。此外,汽車銷售廠商提供的數據顯示,私人乘用車的充電樁安裝比例已經提高到80%以上。城際快充站已服務1.4萬公里高速公路,形成四橫四縱兩環格局,站間平均距離48.6公里。2017年,力爭新增充電樁80萬個,其中專用樁70萬個,公共樁10萬個。
伴隨著市場規模的快速擴大,同樣取得進展的,還有電池能量密度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苗圩介紹說,目前新型動力電池單體的能量密度,已經達到220瓦時每公斤,價格每瓦時1.5元,相比2012年,能量密度提高了1.7倍,價格下降了60%,純電動汽車的動力性、經濟性、安全性以及舒適性,相比幾年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市場高速成長帶動的上下遊產業投資,貫通了包括基礎材料、關鍵零部件、制造裝備等產業鏈的關鍵環節,建立了結構完整、自主可控的產業體系。”苗圩說,我國建成了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和中原四大動力電池產業的聚集區,年產能已達到100G瓦時,成為全球最大的動力電池生產國。在2016年動力電池出貨量全球排名中,比亞迪、寧德時代占據了第二和第三位。寧德時代、精進電機已成為全球知名的乘用車零部件供應商。
市場由政策驅動向政策與市場“雙驅動”轉型
新能源汽車市場成長快,消費者煩惱也不少。補貼少了,沒買電動車的人後悔;但買了電動車的消費者也有許多不如意。比如,我國私人充電樁的安裝比例已經上升至八成,但是,受車位、物業等多種因素的制約,京滬等重點城市用戶居住地的充電基礎設施建設困難較大,兩成左右的新能源車主無法安裝充電樁,充電依然是他們心頭的痛。
還有,市場上可以挑選的電動汽車越來越多,比亞迪、吉利、北汽等企業已躋身2016年全球新能源汽車乘用車銷量前十位;但另一方面,市場上真正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搭載電動汽車專用平臺的高品質、高可靠性產品卻屈指可數。
電動車車主的親身感受正反映出我國電動汽車產業目前面臨的複雜形勢——由政策驅動的市場,正在向政策與市場雙驅動轉型。
為了保證補貼退出後,車企依舊有發展新能源汽車的動力,工信部將推出平均燃油消耗量與新能源汽車積分並行制度,並於去年9月發布了征求意見稿。據專家介紹,該制度包含油耗與新能源汽車兩套積分體系,前者可以轉讓、結轉至下年度使用,後者只能轉讓,不許結轉。這意味著車企不僅面臨著平均油耗達標的硬約束,2018年開始還必須完成一定比例的新能源汽車積分。
“如果新能源車(主要是純電動車)銷量明年就要達到集團銷量的8%,估計大部分合資企業都很難完成。”一位市場分析人士指出,不過,這一政策已經引起了眾多跨國公司的高度關註。去年11月,從未涉足純電動車的豐田汽車,舉全公司之力啟動了純電動汽車項目。大眾汽車集團(中國)總裁兼CEO海茲曼教授透露,基於大眾汽車全新MEB電動車平臺、續航里程達到400至600公里的全新一代電動車2020年才能投放市場。為達到相關部門要求,大眾汽車正加緊現有MQB平臺上純電動和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型國產步伐。而按照大眾汽車的規劃,2020年在華銷售新能源車將達到40萬臺。
“政策驅動是增強消費者購買意願,而市場驅動的核心是以消費者的選擇來促進企業競爭,因此,當政府補貼徹底淡出之時,就是外資和合資品牌大舉進入中國市場之日。”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理事長陳清泰認為,我們必須冷靜地看到,產銷規模大,並不等於競爭能力強。面對技術基礎薄弱、原始創新能力低、核心技術欠缺、品牌影響力不足等問題,國內企業必須苦練內功、迎頭趕上,相關產業政策、財政扶持政策也應適時調整。
補貼退出後,全面市場化將面臨巨大挑戰
“統計顯示,2015年37.9萬輛新能源汽車銷量中,有8萬輛是私人購買,而其中約有6萬輛賣到了北、上、廣、深、津、杭六大限購、限行城市,占據了私人消費約70%。”國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長明說,牌照優惠和不限行特權,已經成為拉動電動汽車私人消費的重要力量。
但是,按照國家信息中心的測算,要完成《汽車產業中長期發展規劃》提出的2020年我國新能源汽車年產銷200萬輛的目標,靠政策驅動的非私人用車大概要銷售70萬輛,私人部分約為30萬輛,其它100萬輛新能源汽車完全由市場驅動,這是個巨大的挑戰。
“從長遠看,電動汽車的競爭對手並不是本土電動車企,也不是跨國公司,而是傳統燃油車。”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曾毓群認為,如果沒有辦法跟燃油車競爭,補貼退出後,電動汽車將沒有全面市場化的可能。
在曾毓群看來,電動汽車市場可以細分為四大類:一是路權型市場,指的是北京、上海等限購、限行城市,目前市場上續駛里程260公里、300公里、350公里的電動汽車,搭載快充技術,基本可以滿足出行需求;二是經濟型市場,即短途代步型的私家車,續駛里程一二百公里已足夠,車型要小,更要便宜,這個市場未來有可能啟動;三是運營型市場,包括公交車、物流車,用戶也許不太在乎快速充電功能,他們更關心運營成本比燃油車低多少;四是性能型市場,比拼的是百公里加速性能,追求的是超級跑車般的駕駛感受。“不同的市場需求,對應補貼退坡要采取不同的策略,需要政府和企業有針對性地配置資源。”曾毓群認為。
“今後,在大幅度降低政府對電動車企業補貼的同時,要加大對消費者的信貸支持。”北京清華工業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朱德權說,挪威只有550萬人,卻是全球第四大電動汽車市場,其主要推動力是消費者的卓越體驗:駕駛電動汽車進城有專用充電樁和免費停車位,不用交每次80克朗的進城費用;上下班電動車有專用道;更重要的是,購買電動車還可享受十年免息綠色信貸。這一思路值得研究借鑒。
美國新任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目前身在歐洲,將於當地時間15日出席上任以來第一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外長會議。
馬蒂斯此次歐洲之行明顯有兩大任務,一是面對面地給北約盟友們帶去信心,這也是歐洲目前最期待的;但同時,馬蒂斯還有一個更實際的任務,就是向北約成員國們重申他們應該交足各自承擔的北約軍費份額,這也是特朗普在上任前後均一直強調的。
在前往歐洲的途中,馬蒂斯已經向隨行記者再次強調了自己對於北約重要性的看法,把北約稱為“史上最成功的軍事同盟”,而美國依舊“保持對北約的承諾”。
詹姆斯·馬蒂斯落地布魯塞爾
不過,馬蒂斯也提到,北約各成員國需要充分認繳他們的軍費份額,達到盟約所設立的攤派基準線。
誕生於1949年的北約現有包括美國在內的28名成員。北約協議第5條規定,成員國中的一國(或多國)在遭武裝襲擊時將會被視為對所有成員國的武裝襲擊,所有成員國將立即援助被襲擊成員國。該條款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中第一次生效,美國和北約盟友隨後對阿富汗等地的“基地”組織展開圍剿。2014年,北約各國承諾將軍費開支增加至各自GDP的2%。
上個月在接受參議院聽證時,馬蒂斯便強調北約是他任上的第一要務,他希望美國“和北約維持最緊密的關系”。在正式就任之後,馬蒂斯的第一通電話就打給了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
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馬蒂斯的表態和特朗普的表態有明顯差別。
特朗普強調的是,如果盟友不交齊軍費攤派,將撤回對他們的保護,比如早在去年7,特朗普就稱如果俄羅斯向波羅的海三國發起進攻,那麽美國應該在考慮這些國家是否已經履行了它們對北約的軍費義務之後才決定是否出手相助。
馬蒂斯雖然領了總統之命去催北約盟友們要錢,但他明顯把維護盟友關系放在對話基礎之上。
暫不論軍費攤派,馬蒂斯對美國將維持北約同盟表態已經讓不少歐洲國家松了口氣。畢竟,此前特朗普認為北約“過時”,還顯示出與俄羅斯關系升溫的趨勢,這些無疑讓歐洲國家深感“沒底”。
分析認為,作為對馬蒂斯的回應,北約各國可能會表態將在2024年完成GDP2%的軍費攤派目標,但也將避免對加速這個進程作出任何承諾。稍早前,斯托爾滕貝格稱歐洲的北約成員國去年已經增加了10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
對歐洲的一些國家來說,尤其是波羅的海三國和東歐國家,他們維持各自地緣安全的重要指望就是美國保持對俄羅斯的遏制,包括維持對俄制裁,以及在邊界地區布置軍事設備,以對抗俄羅斯的潛在威脅。
美國是北約的根基,所以,白宮的表態會直接影響美國與盟友間的互信。
僅有5個北約成員國軍費開支在GDP的2%以上
在上文提到的參議院聽證會上,馬蒂斯還表示他與特朗普已經就北約進行過討論,特朗普對於改變自己的立場持開放態度。
特朗普最近提到北約時明顯放緩的語氣也證實了這一點。
比如,英國首相特蕾莎·梅1月底訪美時,在與特朗普會面後便向媒體表示,特朗普向她保證,將百分百支持北約;此外,特朗普與德國總理默克爾通電話之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也提到,同意“北約對跨大西洋關系的根本重要性”,同時各成員都應該負擔各自的軍費份額;在與法國總統奧朗德通電話時,特朗普也做了類似表述。
除了上述兩個任務以外,馬蒂斯還希望北約加強對阿富汗事務的責任,以及如何壯大美國主導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盟軍實力。
對於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弗林被迫辭職一事,馬蒂斯稱這對他來說沒有任何影響:“我沒有改變此次歐洲之行的目的,這件事不會改變我要傳遞的信息。總統身邊的人員就是我要與之共事的人。”
去年,在美國之外,只有英國,愛沙尼亞,希臘和波蘭認繳了相當於各自GDP總量2%的北約軍費份額,雖然拉脫維亞目前還沒有完成占GDP2%的軍費攤派,拉脫維亞則表示已經大幅上調40%的軍費開支將會在2018年完成攤派份額。目前,美國承擔北約總軍費開支的70%。
近日,集裝箱市場回暖,中集集團(000039)的股價從去年上半年的低點反彈,回升到相對高位,上漲幅度明顯。
股價上漲的原因是什麽?未來集裝箱市場走向如何?2月23日,第一財經記者就這些問題專訪了中集集團董事會秘書辦公室主任吳三強和證券事務代表王心九。
他們表示,股價變化主要受益於行業周期性影響,市場需求有所增加,實體經濟概念也讓投資者重拾信心。從目前盈利的趨勢來看,今年的業績表現應該會好過去年。
供需結構相對改善
王心九認為,股價走高的一個原因是集裝箱行業在回暖。“我們核心業務之一是集裝箱,占全球市場50%的份額,但是集裝箱的業務存在周期性,有高峰期也有低谷期。2016年正好處於下滑期。”
集裝箱業務與全球的進出口貿易相關性較強,形成了需求的周期性變化。根據中集集團提供的資料,2007年集裝箱業務達到需求高峰,全球的出貨量接近400萬標準箱,到了2009年,集裝箱的出貨量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影響而出現極度萎縮,僅有20萬標準箱,但是到了2010-2011年,由於經過一年多的需求壓制,集裝箱供不應求,幹貨箱箱價接近3000美元,毛利率高企,接近20%。在經歷了2014-2015年的較高增長後,2016年前三季度,集裝箱的需求再度進入淡季。
那麽,為什麽現在集裝箱的需求又再次增加?一個背景是,中國1月進口同比(按美元計)增長16.7%,預期10%;出口同比增長7.9%,預期3.2%。進口和出口增速雙雙超過預期。 此外,今年1月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中,新出口訂單指數上升,較上月上升0.2個百分點,達到50.3%。
同時,IMF及歐美委員會近期發布報告預計,歐元區經濟將在2017年保持溫和複蘇態勢,經濟增長達1.5%。2016年美國經濟基本面向好疊加特朗普短期政策環境利好,2017美國經濟也或出現溫和反彈。歐美經濟走強有望提振貿易需求,支撐航運的複蘇。
貿易狀況的改善讓購買集裝箱的企業放松了對預算的控制。王心九說,在過去一年多客戶的整個預算收得比較緊,導致最後它可用的箱子數量比較緊張,現在相對旺季,他們要去補充這些箱子,來保證正常業務的開展。
集裝箱需求增加的另一個背景是,前期航企由於過度擴張、石油價格上漲等因素導致營業成本擡升和財務壓力攀升之後,尋求成本及運力供給控制,而現在隨著部分航企破產後行業自然出清,供需結構有所改善。
王心九說,去年整個航運業本身整合力度較大,有些大的航運公司合並,韓國韓進海運的破產也導致一些箱子可能被暫時地扣押或凍結,也導致在去年年底出現箱子比較緊缺的狀況,所以訂單就開始又有些回暖。
受益於實體經濟被重視
集裝箱成本的上升也增強了集運企業這段時間的購置意願。王心九說,集裝箱行業經過這幾年發展以後,在環保方面更加註重,幾個大的廠商已經達成了行業自律公約,用一些新的環保塗料來替代原來油性塗料,準備在今年的4月份統一來推廣這種塗料,成本和售價會有所上升,也使得最近這段時間的訂單增加比較多。
從更高層面來說,吳三強認為股價走高的另一個原因是大家越來越關註實體經濟中的優質企業。今年2月10日,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鄧舸表示,下一步證監會將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圍繞“三去一降一補”五大重點任務,支持更多優質企業、創新企業、國家政策扶持企業發行上市,引導社會資金“脫虛向實”流向實體經濟,構建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長效機制。
吳三強說:“我們是機械制造業代表企業之一。去年國家先進產業制造基金投入10億入股,占了我們海工15%的股份,這是一個非常高的認可。所以,行業經歷的新一輪洗牌也非常有利於中集這種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在下一步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今年業績預期好於去年
在全球貿易量溫和複蘇、集裝箱的供需關系正在反轉的背景下,回暖勢頭是否會持續?
吳三強說:“去年我們1—9月份業績不太好,這里面很大一部分來自於集裝箱的下滑,需求和盈利都在收縮。當然這個情況我們覺得今年不會重複了,畢竟需求在回暖,我們的股價也從去年上半年的低點回到相對的高位。現在從我們盈利的趨勢來看,今年應該是好過去年。”
吳三強補充道:“今年我們其他幾大產業表現也都不錯。經過這幾年的周期調整,今年有比較好的起色。”
他以主營業務之一能源裝備為例:中集集團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安瑞科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做天然氣設備全產業鏈的,目前,安瑞科海外市場也正在逐步提升,同時正在加強海外市場的拓展,特別是歐洲和美國市場。而且受惠於今年的油價顯著上升,目前已穩定在56美元左右,天然氣應用的性價比凸顯出來,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各主要產品線市場需求持續回暖,訂單持續性明顯改善。
28日早間,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聞(Fox News)采訪時表示,為了確保國家安全,美國必須提高軍費預算。
當地時間周一,特朗普在白宮對各州州長發表演講時透露,將在新財年預算中新增國防預算540億美元,以兌現自己保衛美國安全的承諾。
但特朗普對福克斯新聞表示,實際新增國防預算可能會高於540億美元。他的說法是,開支可能“比之多出300億美元”。預算案中增加的支出將來自加速運轉的經濟。
特朗普還表示,當他完成這一目標後,美國將擁有史上最強大的軍隊。
在采訪中,特朗普提到了當天晚上他即將發表的國會聯席會議演講。他表示演講將關註以下幾個議題:軍隊、邊境、就業和醫療等。
在談到移民政策時,特朗普罕見表示,或許他有關不讓犯罪分子進入美國的計劃並沒有“進行有效傳達”。他還說,“或許這是我的錯。”
但特朗普仍表示:“我們正在把壞人趕出去,黑幫、毒販、殺人犯。”特朗普表示,給自己的努力打A+,給溝通打C或者C+,對自己目前的成績打A。
特朗普說,最初做總統的感覺“不真實”,而他會試著用成功來團結美國。
采訪期間,特朗普對媒體的“罵戰”升級,他質疑現在有許多記者正在捏造所謂的“假新聞”。
特朗普說,“我相信有時候他們並沒有信源,我相信許多信源都是捏造的,我相信很多信源純粹就是虛構的。他們就是無中生有。”
特朗普還透露說,政府方面對於到底是誰泄露了信息,已經“有了一些眉目”。“我們有一些來自其他陣營的人,也有來自(前)政府的人。”特朗普說,一些反對聲、消息泄露“肯定”與奧巴馬的人有關。
(本文更新中,敬請持續關註)
從簡單的搬運工變得更高效,Instacart或許可以為國內的同行們提供一些參考。
美國零售電商Instacart創辦於2012年,僅僅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做到估值20億美元,如今,Instacart的創始團隊又借助數據科學( Data Science)和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幫助企業優化運營,實現正現金流並逐步走向盈利。
從簡單的搬運工變得更高效,Instacart或許可以為國內的同行們提供一些參考。
模式:不僅僅是零售商的搬運工
Instacart是自身不做采購倉儲的在線零售商,Instacart與美國著名的零售商合作,把這些零售商的商品搬到線上銷售,其中包括Whole Foods、Costco、Marsh等知名連鎖零售商。消費者可以通過電腦或者手機App下單, 然後由Instacart簽約的代購者(Shopper)去指定的商店采購,在1小時內配送到消費者家中。
下圖是消費者用手機App購物的流程:
Instacart的代購者(Shopper)很像Uber的司機,他們可以是全職也可以利用閑散時間兼職。下圖是一個代購者 用App接單並完成訂單的流程:
單元經濟盈利:打破燒錢魔咒
對於這種創新的商業模式,能否盈利是最根本的問題。而早在2016年,Instacart就已經實現單元經濟效益(Unit Economics)盈利。
所謂單元經濟效益(UnitEconomics),是指在商業模型中, 能夠體現收入與成本關系的某個最小運作單元。在Instacart,這就是來自客戶的每一筆訂單,如下圖所示,在這每一筆訂單中,能夠帶來的收益有四類:送貨費、小費、產品合作方、零售合作方,而每一筆的成本來自:交易費(信用卡和保險)、購物時間和送貨時間。如果能壓縮購物時間和送貨時間,那麽,Instacart就能在單元經濟效益上盈利。
在 Instacart的單元經濟效益模型中,只要平均完成訂單時間在最大時間的70%就可以盈利,如今他們已經實現了這個目標,Instacart在2016年中實現了正現金流,並預計2017年會實現財務盈利。
精準預測的重要性
要實現盈利以及企業的良好運營,精準地預測客戶需求,並且滿足客戶需求顯得尤為重要。
Instacart每天要應對來自消費者數以萬計的訂單,這些訂單都需要在客戶指定的時間完成配送,如何把這些訂單分配給同樣數以千計的代購者,每個代購者接哪些訂單,走什麽線路去指定的零售店,在每個零售店又如何快速尋找到指定的產品,采購完後,走什麽線路去配送給每個消費者……這些都需要精準的預測和規劃。
(圖示:Instacart為代購者優化後的超市采購線路圖)
Instacart必須要為自己的預測準確率負責,如果預測準確率低,那麽結果就是客戶的訂單延誤,這不僅僅會造成履單成本的提高,也會讓客戶不滿意並造成客戶流失。
機器學習幫助提升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Instacart選擇了利用數據科學(Data Science)和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第一步,是建立大數據平臺。在Instacart,每天要處理和應對的是來自多方面的海量數據,比如,僅僅代購者每天的GPS定位信息就有1GB左右。Instacart要把這些數據分類部署,然後用RabbitMQ來處理各個數據庫之間的通訊,用PostgreSQL做生產數據庫,用Amazon Redshift做離線數據分析。
Instacart會建立多種預測模型來對客戶需求、超市購物時間、配送時間等進行預測。每個模型都會用歷史大數據進行回顧測試,去不斷的優化算法。模型每天做重複的訓練來提高預測的準確率。
當遇到惡劣天氣或突發事件時,會有偏離模型的警告,Instacart有一個監測市場變化的團隊,他們會在這個時候用自己的接口對預測進行調整。Instacart的數據科學團隊正在努力實現調整部分工作的自動化。
梯度推進模型優化配送預測時間
梯度推進模型GBM(Gradient boosting)是一種機器學習的技術,該技術可以提高現有預測模型的準確率。
比如, 在舊金山地區的Instacart辦公室,要在幾個小時之內完成數千個客戶訂單,那麽,如何給出一個最優化的方案,用最少的人力和時間去完成這些訂單呢?顯然需要更精確地去預測每個代購者每條可能路線的時間。此時,GBM模型就非常有用。更精準的預測可以讓系統用優化算法得出最優的完成訂單方案,這個方案可以比以往更快地完成客戶的訂單。
自然語言處理(NLP)提升用戶體驗
自然語言處理NLP(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實現人與計算機之間用自然語言進行有效通信的方法。在這里的用處就是分析用戶以往的采購行為,然後給用戶推薦可信的熱賣單品。
Instacart與全美數百家零售商合作,商品匯總起來,數量竟有數百萬之巨。這些產品的訂單頻次分布是長尾分布,那麽如何能夠給用戶推薦那些他們真正需要而不僅僅是熱賣的單品呢?Instacart 用NLP技術去歸納總結,然後推薦那些即使不常被購買但是對客戶有用的商品。比如某個用戶經常購買啤酒、奶粉、尿布和遊戲產品,那麽系統或許會推薦一本《一個奶爸的自我修養》給他。
也玩深度學習
Instacart也用到了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比如產品目錄團隊使用深度學習來進行圖片處理,以及代購者在商場某處,重新安排代購清單和線路。深度學習技術解決了以往機器學習中的很多棘手的問題,這為提升服務帶來了新的機遇。
最後,我們來看美國著名科技媒體TechCrunch對Instacart的采訪視頻,看看他們每天是如何快速處理和完成來自客戶數以萬計的訂單:
https://v.qq.com/x/page/j0377e9vska.html
按去年11月份的價格,黑龍江省玉米規模種植戶平均每畝虧損約200元,山東省種糧大戶每畝每畝虧損10-50元,部分售價低的大戶虧損達到200元,若按當前價格計算,虧損更多……
日前,在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下稱“農業部農研中心”)舉辦的“2017年農村經濟形勢分析會”上,農業部農研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習銀生稱,當前我國正在推行的玉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明顯,但是改革任務依然任重道遠。
取消玉米臨儲政策的連鎖反應
玉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明顯表現在玉米種植結構調整到去庫存、逐步理順產業鏈,以及國內外價格倒掛的大幅縮減。
比如,玉米種植面積13年來首次調減,2016年,全國玉米播種面積551億畝,比上年減少2039萬畝;單產398.2公斤/畝,增長1.3%;總產21955.4萬噸,減少2.3%。2016年,國家取消玉米臨時收儲政策,玉米價格回歸市場,價格形成機制基本理順,區域間的價格倒掛也開始消失,期貨市場活躍度顯著上升。
習銀生稱,臨儲政策取消後,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快速接軌,國內外價格倒掛大幅縮減並基本消失。今年1月,配額內的國外玉米運抵我國南方港口的到岸稅後價為1709元/噸,比國內玉米到港價高120元,扭轉了持續三年多的價格倒掛局面。
玉米及替代品的進口沖擊也得到有效抑制。2016年,進口玉米316.66萬噸,同比減33.0%;進口高粱、大麥、DDGS、木薯幹四種替代品2214.58萬噸,同比減41.0%。
此外,2016年,國家也放棄了臨儲玉米順價銷售規則,改為按市場價格競價銷售。全年政策性玉米拍賣成交數量2183萬噸,加上臨儲一次性轉為儲備輪換糧2006萬噸,全年政策性玉米出庫量近4200萬噸,明顯高於前幾年水平。
供給側改革面臨的挑戰
盡管一年多來,玉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明顯,但是改革任務依然任重道遠。
2012年以後,國內玉米消費需求下降,但臨儲政策未及時適應市場變化,收儲價格繼續提高,收儲量逐年增加,刺激玉米產量屢創歷史新高,導致玉米產需嚴重脫節,供大於求格局不斷加劇。
習銀生提到,2016年結構調整雖取得成效,消費需求也有所恢複,但預計產大於需仍超2000萬噸,供大於求格局尚未有效緩解,庫存壓力依然巨大。目前,臨儲玉米結存處於歷史最高水平。玉米質量問題較為突出,黃曲黴素超標、超期存儲、混種混收混儲等使玉米品質難以滿足市場需求,優質飼用玉米供應偏緊,成為玉米及替代品大量進口的重要原因。
當前,國內還不得不正視農業生產成本持續上升,國際競爭力下降的事實。
根據農業部農研中心的研究發現,2004-2015年,我國玉米每畝成本年均遞增9.9%,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成為主要推動力,年均增幅分別達11.3%、13.9%。2003年,我國玉米每畝成本比美國低26.6%,2015年比美國高出56.1%。斤糧成本2000年以前與美國基本相當,2015年達到1.11元,比美國高出123.1%。
另外,玉米生產粗放式發展,農業資源環境壓力加大。
此前,玉米生產以面積擴張為主,單產增長相對滯後。2004年以來,玉米面積增長對產量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8.3%。玉米面積持續擴張占用了稀缺的耕地資源,加大了環境壓力。與大豆、雜糧等作物相比,玉米需消耗更多的水肥等資源。2015年,全國玉米每畝施用化肥折純24.3公斤,比大豆多15.96公斤;玉米每畝農膜費用4.64元,大豆基本不用農膜;玉米每畝排灌費21.53元,比大豆多18.73元。玉米面積單向擴張,導致種植結構單一,犧牲了合理的輪作方式,不利於生態多樣性和地力養護。
對於新型經營主體來說,在玉米價格大幅下跌的情況下,土地流轉費對種糧大戶等新型經營主體的壓力很大,不少地方的種糧大戶普遍虧損。農業的規模經營發展由此面臨挑戰。
根據調研數據顯示,黑龍江省玉米規模種植戶每畝成本超過800元,按去年11月份價格收入600多元,平均每畝虧損約200元。山東省種糧大戶每畝成本760-800元,按去年11月份價格計算,每畝虧損10-50元,部分售價低的大戶虧損達到200元。若按當前價格計算,虧損更多。
習銀生還提到,目前土地承包戶與流轉戶爭搶玉米生產者補貼的情況較多,種糧大戶不易獲得補貼,不少地方已出現種糧大戶大規模毀約棄耕現象,不利於現代農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