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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業仍處低谷 科萊恩的業績為何逆勢上升？

2016年第一季度，曾經最賺錢的A股公司中國石油(601857.SH)虧損了137.85億元，折射出目前石油化工行業的慘淡一面。

作為原油企業，出現了如此巨大的虧損，那些使用原油隨後加工為化學品的公司日子會好過麽?是否也會隨著油價的下跌，業務發生劇烈變化呢?近期，全球特殊化學品龍頭、總部設在瑞士巴塞爾的科萊恩公司就公布了第一季度財報。數據顯示，其銷售額為99.2億元人民幣(14.78億瑞士法郎)，同比上漲3%，扣除特殊項的EBITDA率達到15.5%，高於去年同期的14.1%，凈利潤(EBITDA，扣除特殊項)同比增長16%，達到15.3億元人民幣(2.29億瑞士法郎)。

海外化工企業通過嚴格的成本控制、盡快調整業務戰略並抓住消費者的各類新需求等方式，來面對化工市場的萎縮，或許對中國石化企業安然度過化工谷底時期、提高業績有所啟發。

開源節流

（圖為科萊恩公司logo）

科萊恩的業務單元分為四個業務領域： 護理化學品、自然資源、催化劑以及塑料塗料，它註重把握高能效、可再生原材料、零排放交通工具等趨勢，生產銷售高質量、高科技含量的化學品。

科萊恩大中華區及韓國區總裁嚴凱鵬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就說，全球化工企業都面臨油價難以上揚、化工下遊產品無法提價的嚴峻挑戰。“短期看，整個化工市場確實會因此造成一定的困難，客戶的資金面將收緊，對於供應商來說產品銷售也會受到影響。換個角度思考，這些不利反而促使一些企業迅速調整產品系列、削減支出，這對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是有好處的。”

他介紹，公司對所有生產設施(如合資生產工廠等)都進行工業流程的詳細分析，獲得詳實可靠的數據，並且對癥下藥，從而進一步降低各類成本。以2015年為例，公司營業收入為390億元人民幣(58億瑞士法郎)，因對成本的合理控制和有效實施，由此節約了4.7億元左右。

顧培楠是科萊恩的執行委員會委員，他補充道，“控制成本非常重要，對我們而言是一種挑戰，但也是客戶的需求及核心競爭力。早在幾年前，我們就建立了結構化的體系來做降本工作，我們把這個叫卓越科萊恩，它包括不同的維度。第一，運營卓越，主要是指工廠的生產運營。第二是創新卓越，即能更好管理我們的創新活動，使研發達到預期效果。第三是商務卓越，主要在於對產品進行準確市場定位，如產品定價、執行流程等。第四則是人才卓越，希望在每個崗位都能有合適的人才，並使他們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提高工作質量及效率。各個環節配合之下，成本控制才不會紙上談兵，可能獲得效果。而且，持續降本的過程一旦維持多年，會給我們帶來較大收益，也能抵消通貨膨脹帶來的一些影響。”

科研是第一生產力

（圖為科萊恩公司的相關下遊產品）

控制管理體系，還需其他領域予以配合，而對於特殊化學品公司來說，研發不可或缺。科萊恩每年約投入13.4億元人民幣用於研發創新工作，占到年銷售額的3.5%，這一占比並不算低。在法蘭克福、慕尼黑、舊金山等地，科萊恩擁有八個研究中心和創新中心，主攻生物技術、特殊化學品、催化劑等。在上海,它也將建成一體化園區，其中含有研發基地，這一園區將在今年年底破土動工，2018年完工。“我們除了做一些技術應用的研究之外，會將基礎研究放在中國的一體化園區內。”嚴凱鵬說，一些基礎研究就集中在一體化園區中的研發中心內進行。

顧培楠表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完全不同，“我們的基礎研究主要是關於化學合成方面的工作，即怎樣構建新的化學分子。關於應用，更多的是怎樣把這個分子在不同場景里做應用，所以這兩方面的研究並不相同。在中國，我們進行的基礎研究首個方向就是表面活性劑。大家都會留意到中國護理市場的廣闊前景，科萊恩在中國主要研究表面活性劑和特殊化學品聚合物。如目前中國市場的趨勢是無矽油洗發水，因此科萊恩現在正推出無矽油的配方。”

一些化學品公司之所以不願將自己的基礎研究放在中國地區，一大疑慮是專利保護。“確實，專利技術的保護對我們非常重要，”顧培楠指出，“我們也致力於加強對我們知識產權的保護，主要方式是於中國及全球各地進行專利申請，從而保護我們產品的知識產權。最近，我們剛聘用了這樣的團隊促使我們更好地了解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現狀，我們也看到中國政府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越來越關註，相信將來產品將更有安全感。”

他提到，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十分完善，主要問題在於過去執法不嚴，“現在國內的這一情況已經在改進，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也因此受益且成長較快。”他說，在“中國制造2025”、“十三五計劃”等這些這些方向性政策出臺的同時，國家也十分註重“創新”，政府下決心要保證人們的創新成果，如何實施呢，就要依靠更好的機制。

大中華區市場保持穩定

在成本控制、研發上發力之外，穩固亞洲特別是中國市場，也是科萊恩在化工品遭遇低谷時的關鍵一步。2015年，公司在大中華地區的銷售額為6.4億瑞士法郎，全球比重為11%，覆蓋17個主要城市，員工1500人。可見大中華區對於科萊恩之重要。

顧培楠就表示，中國地區在全球化學品市場占比為40%,這一比例今後也將繼續上升。而科萊恩在華總計有14個生產設施，2017年預計40%的投資仍將集中在中國。

作為科萊恩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顧培楠今後將會常駐上海，“這幾天我會出去找房子，家人也會在夏季來到中國國內。科萊恩中國的工作運營、管理等方面也會發生一些小的變化。”雖然跨國公司雲集北上廣，但將一家企業的全球執委會成員本人安排至中國常駐，這樣的跨國公司並不算太多。

顧培楠還說，為完成市場整合，科萊恩也會積極購買一些新的技術、增加並購等。“並購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顧培楠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科萊恩的並購規模會在3.3億元人民幣至6.7億元人民幣之間。不過，企業暫無計劃進行資產或業務剝離，”我們需要對一些管理的模式進行調整，比如說我們會把塗料和塑料這個業務領域獨立出來，用獨立的KPI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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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德企為何能經營逆勢增長？靠得就是這兩點

在中國國內經濟放緩、工業企業利潤增速下滑時，在華德國企業卻逆勢增長，這得益於其擁有的兩大核心要素。不少德企繼續看好中國經濟前景，對華投資還在加碼。

德企對中國經濟有信心

江蘇省太倉市聚集230多家德國企業，有著“在華德企之鄉”美譽，也成為觀察在華德企重要窗口。

根據太倉市政府提供的數據，自2010年來，在太倉的德企中有90%都在持續增資。其中，去年首個進入太倉的德資企業克恩—里伯斯集團剛投資擴建1萬平米新廠，該集團董事會主席漢斯—傑克姆·斯坦姆表示，沒有什麽比新廠擴建更能代表公司對中國市場環境的信心和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信心。

經常與德企打交道的上海德國中心首席執行官夏建安(Christian Sommer)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很高興看到中國經濟沒有之前兩位數的高增長，因為中國政府已經發現過去高增長帶來的很多問題。雖然經濟有所放緩，但按照中國目前的基礎條件，哪怕經濟增速放緩到6%其實也不用擔心。

德國中心是專門為德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而建立的研究招商中心，向入駐中心的客戶提供辦公用房、市場咨詢、律師服務等全方位服務，被譽為“德國之家”。目前中國有3個德國中心，分別在北京、上海和太倉。

“過去德國經濟高速增長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希望看到中國發展經濟時能避免德國出現的那些問題。經濟長期保持兩位數增長，會讓企業生產率和效率難以保持同步增長。而經濟放緩，會使得勞動人口提高自身技能素質，從而使得經濟保持良性循環”，夏建安稱。

漢斯—傑克姆·斯坦姆認為，雖然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到7%，但這一增速相比歐美等其他國家還是很高的。而且中國的市場廣大，如果中西部地區發展起來，能夠帶動中國經濟增速維持在6%~7%，所以他對中國經濟發展很有信心。

2016年春季，德國工商大會駐外代表處“經濟展望報告” ——中國區特別調查結果稱，德國在華企業並沒有因為經濟結構的轉型、經濟增速的放緩以及投資環境的改變而撤離中國。相反地，在華德企認為自身業務發展趨勢要好於中國整體的經濟形勢。超過一半的受訪企業認為，中國本土繼續攀升的銷售市場是自身在華發展的最大機遇。

太倉德國中心董事總經理馬悌思(Matthias Muller)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中國全球第一大市場，而德國是出口大國，不少德國公司很有興趣來中國投資。

馬悌思告訴本報記者，今年6月份太倉德國中心將正式運營，幫助德國中小企業在華發展。

擁有核心技術的“隱形冠軍”

受需求不足和工業品價格下降等因素影響，去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比前一年下降3.2%。而太倉不少德國企業卻逆勢增長。

主營機床的德企通快(中國)有限公司總經理顧永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過去十年公司在中國的銷售總額年平均增長26%，雖然近些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但銷售額仍保持20%以上的增長，這在同行業中遙遙領先。

提供信息服務的德企迅捷公司技術經理林昀告訴本報記者，近些年公司業務發展飛快，從最初的3家客戶發展到目前的60多家，每年公司營業額翻番。

德企逆勢增長的一大原因，在於擁有核心技術。

據太倉市政府官員介紹，德企以精密機械加工、汽車配件制造為主體產業，技術含量普遍較高，部分德企在智能制造技術方面有相當高的水平。

而且，德資企業大都是家族式的中小企業，它們不貪大、也不盲目擴大規模或者跨界經營，而是守住一個細小領域做精、做深、做透，成為了行業內的隱形冠軍。

比如，通快公司的母公司德國通快集團具有90多年的機床生產史，作為德國機床行業代表進入德國工業4.0委員會，成為20個委員之一，其生產的激光加工中心是世界最好的機床產品之一。克恩—里伯斯集團專業生產的汽車安全帶卷簧，產品占據全世界70%的市場份額。克朗斯公司是一家專業的灌裝設備生產企業，世界上每4瓶飲料中就有一瓶是由克朗斯設備吹瓶、灌裝、包裝的。托克斯公司生產的沖壓設備，在同類產品的國內市場份額中占90%以上。而類似的“隱形冠軍”在太倉並不少見。

顧永麟告訴本報記者，正是擁有核心技術，通快集團在2008年金融危機銷售額出現明顯下滑後，第二財年快速反彈，此後保持強勁增長，而不少同行業公司銷售額仍低迷，至今未超過金融危機前一年的水平。

工業4.0助力

德國企業采用工業4.0技術，也是帶動德企快速發展的一大原因。

作為德國工業4.0委員會成員企業，通快公司工作人員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展示了通快公司花費5年研發的工業4.0成果：從客戶咨詢到生成訂單，再到生產、發貨等企業運作全過程，不需要一張紙質的生產單，全程采用計算機程序控制。機器基本上可以全年實現無人自動化連續生產。

通快工作人員點開iPad的“TruTops Fab”的生產管理軟件，輸入相關產品參數，下好訂單——一個iPad金屬支撐架。然後工作人員在iPad上點開這個訂單，整個產品工序依次顯示出來，每一道工序生產都有實時視頻，而且生產過程中的機床上也安裝有上述生產管理軟件，生產調度人員可以調用程序，通過二維碼來讓機床按照指令生產。完成後自動轉入下一個程序。生產管理者可以坐在辦公室里，通過一個ipad或者智能手機來對訂單進行實時管理、監控生產過程。

顧永麟告訴本報記者，工業生產大批量時代已經過去，未來是定制化、個性化時代，而傳統的生產方式不適應這一時代，工業4.0技術就解決了這一問題。它通過數字聯網減少了很多生產中間環節，能夠讓生產者實時了解機床運行情況，並對采集的生產信息進行分析，減少了產品準備時間，從而使得生產定制化產品有利可圖。

他表示，正是工業4.0技術讓企業實現差異化競爭，而且也契合當前中國轉型升級的需要，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激光機床能實現高精度加工，滿足客戶需要，因此產品的需求在不斷增加。

瀘州老窖定增30億逆勢擴產能 高管都為此"節衣縮食"了

停牌一個月，瀘州老窖（000568.SZ）終於拋出定增方案，這回，瀘州老窖又“瘋狂”了一把，擬募集不超過30億元投入釀酒工程技改項目，直接將瀘州老窖的基酒生產能力擴大3.5萬噸，儲藏能力擴大10萬噸，為此，瀘州老窖的高官們還得“節衣縮食”一番。

白酒行業雖然已經觸底，但仍處於產能過剩的環境中。一位長期關註白酒行業的分析師就對第一財經記者坦言，就目前來看，技改是方向，但通過融資加速技改似乎沒有太大必要性，瀘州老窖完全可以一步步來。“在資本層面，我們還沒看透這個項目的真正意義，還需要觀望。”他表示。

根據瀘州老窖披露，本次擬以不低於21.86元/股的價格，非公開發行不超過1.37億股，募集資金總額不超過30億元，全部投入釀酒工程技改項目（一期工程）。其中，瀘州酒業投資有限公司承諾以不超過2億元認購，包括瀘州酒業投資有限公司在內，定增對象不超過10名，包括基金、證券公司、信托公司、財務公司等等。

預計項目建成後，瀘州老窖將擁有3.5萬噸生產能力，以及儲酒10萬噸的儲藏能力，預計項目年均可實現銷售收入18.46億元，年均凈利潤3.23億元。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本次募集的僅是瀘州老窖釀酒工程技改項目的一期工程。而根據瀘州老窖已經披露的規劃，整個技改項目的投資達74.14億元，項目完成之後，將形成年產優質基酒10萬噸，曲藥10萬噸，儲酒能力30萬噸的現代化產業基地。第一期工程預計完成時間是2020年12月，二期工程預計完成時間是2025年12月。項目建成後，瀘州老窖將形成了制曲自動化、拌糟自動化、自動摘酒輸酒、自動攤晾下曲等較為成熟工藝。

這項技改項目的規模到底有多大？或許通過對比2015財年的狀況可以了解一二。以2015財年為例，瀘州老窖全年銷售量才19萬噸，庫存量3.63萬噸，生產量19.1萬噸，瀘州老窖30萬噸的儲酒能力的項目規劃相當於目前庫存量的8倍。

而由於此次定增項目，還會攤薄現有股東的即期回報，根據目前的估算，瀘州老窖擬募集不超過30億元。如果2016年度，公司凈利潤與2015年度持平，那麽當年每股收益將會因定增被從1.0327元下滑到1.008元，如果利潤較2015年上漲20%，那麽每股收益則會從1.2392元下滑至1.2096元。

在瀘州老窖看來，項目建設具有必要性。瀘州老窖方面表示，公司目前的產能結構已經不能適應白酒市場未來消費升級的需求，通過本次技改，逐步淘汰落後基酒產能，提高優質基酒生產能力，形成以中檔酒為主，高檔酒和低檔酒為輔的“橄欖形”產品結構，抓住消費升級契機。

而且因為項目攤薄了股東即期回報，瀘州老窖的高管們也要為此“節衣縮食”一番。記者看到，瀘州老窖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包括瀘州老窖董事長劉渺、總經理林鋒在內的13名高管都需要為此次定增簽訂一份填補措施的承諾，當中包括承諾對“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職務消費行為進行約束”、“股權激勵的行權條件將與公司填補回報措施的執行情況相掛鉤”等，作為攤薄股東即期回報的填補承諾。

瀘州老窖方面解釋，由於募集資金項目有一定的建設周期，且從項目實施到投產實現效益也需一定時間。在上述期間內，公司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等指標在短期內可能出現一定幅度的下降，因此短期內可能存在每股收益被攤薄的風險。

中泰證券最新的研報認為，從資本市場角度而言，總體感覺定增項目略顯粗糙，稀釋股東的利益（8.9%）影響負面，大股東股權被稀釋也讓資本市場對大股東的真實想法尚存疑慮，但是也將強化進一步釋放業績的預期。“結合公司定增的意圖、資本市場反饋，我們認為公司的定增褒貶不一，未來的核心還是將來自於業績的成長，而從現有的中高端產品20%~30%的增長來看，即使股本增加了8.9%，我們依舊對公司未來的成長抱有較強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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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萬多家屠宰企業快活不下去了！雙匯冷鮮肉份額逆勢增長

2016年生豬價格至今“高燒不退”，養殖環節利潤步步高升，下遊豬價高企，消費減少，屠宰量劇減，高豬價的這把“殺豬刀”讓大多數屠宰企業奄奄一息。

屠宰行業難以為繼

中國生豬預警網首席分析師馮永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國內生豬均價還在每公斤20元左右，一度最高達到每公斤21元。生豬價格高漲已經將近一年，屠宰企業活得相當難。

生豬價格高，終端豬肉價格不能同步上漲，屠宰企業不得不消化中間的缺口，利潤極低。馮永輝說，全國上規模的屠宰企業有1.6萬家，很多活不下去了。

一位業內人士介紹，一個縣城定點屠宰廠的老板，此前數年，每天代宰的生豬都穩定在130頭左右，節假日略高，收入是每頭豬48元的代宰費用與2元的豬血，每天收入6000多元，扣除人工水電租金等成本，月凈利5萬元，在消費不高的小縣城，算是非常滋潤了。今年的豬價上漲對這家廠代宰業務開始沒有什麽影響，很快，進廠的豬越來越少，每天的代宰量降至60~70頭，成本勉強打平，幾乎沒有利潤。

浙江義烏的一個農批市場，原先每天都有400頭以上的白條交易，今年3月後下降了30%，現在不到300頭。上述人士介紹，一些連鎖超市的數據表明，雖然銷售額看起來下降不多，但考慮到今年豬肉零售價遠高於去年的因素，事實上銷售量也萎縮了近三分之一。

馮永輝說，普通屠宰廠一般正常開工率30%~50%，現在降至10%~15%，有些廠一天就開機1~2個小時。

生豬價高，消費量減少。為了爭奪市場份額，屠宰企業只能拼命降價，降到虧損狀態，那麽只好減少生豬采購量；殺的豬少了，應該分攤的成本也就更高，如此形成惡性循環，減產後還支撐不了就只能關門歇業。前述業內人士稱，於是今年，大量的地方屠宰廠紛紛倒閉，連某些大品牌廠家也無力支撐。

雙匯讓出利潤占領市場

豬肉是快消產品，市場份額比利潤更重要。一位熟悉市場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雙匯冷鮮肉的銷售逆市高速增長。

雙匯是國內規模最大的屠宰企業，已經基本實現了全國範圍配送，但由於消費習慣與影響力的不同，北方的銷量還是高於南方。即使在仍然習慣消費熱鮮肉的南方一個大區，市場人士介紹，5月份的銷量從去年的平均每天57噸上升到現在的每天75噸。青田縣的一位經銷商是雙匯今年發展的新客戶，做了近二十年的代宰生意，今年發現自己抓豬的成本越來越高，扣除損耗之後，還不如直接分割雙匯的白條更有利潤，像這樣每天都有三五十頭銷量的原代宰農批客戶，在今年的酷烈行情中放棄了熟悉的運營模式成為雙匯代理商的，不少縣城都有。

而在市場成熟的北方區域，雙匯冷鮮肉增幅更為明顯。上述人士說，有的城市甚至增幅超過150%。除了雙匯原有的客戶依托相對充足穩定的貨源而增加銷量，增幅更主要來自新客戶的開發。

馮永輝解釋，雙匯收購美國史密斯菲爾德，在進口豬肉上有相當大的優勢，現在進口豬肉價格不到國內的一半，便宜的進口豬肉替代高價國產肉，主要用來生產肉制品，雙匯有足夠的肉源投放到生鮮渠道，供應不成問題，成本上也比其他企業更具有靈活性。

雙匯的一位合作夥伴認為雙匯冷鮮肉市場份額提升原因並不在價格上。

該人士說，雙匯的市場價格一直是它的短板，在冷鮮肉品牌中居於高位，讓許多認可其品質的經營者望而卻步。此外，雙匯過於嚴謹而不夠靈活的價格管理也被合作客戶詬病，被笑稱為“漲時領漲，跌時滯跌”。即使在上半年大力度攻城掠地的大戰役中，它的價格也僅僅是與其它同類品牌的差價略小一些，仍然最高。在數十年來始終堅持“先款後貨”的雙匯，絕不可能出現虧損的交易，也不可能像其它快消品行業那樣用低價來制造市場傾銷搶占市場份額。

上述人士稱，在豬價居高不下，豬肉消費疲軟的現階段，雙匯作為屠宰行業第一大企業的綜合優勢就尤為明顯。遍布全國的二十個大型工廠形成互補網絡，可以有效抵銷區域豬價與供應量的異常，在大量屠企因為經營困難而供應不穩的現階段，因供應量充足、品質穩定而獲得原本習慣各區域本土豬源的客戶；更重要的原因是雙匯今年年初制定的正確的市場策略。今年1~5月，參加過年會的經銷商們看到了雙匯支持市場擴大規模的力度與決心。接地氣的調價使雙匯價格偏高的市場弱勢得以緩解，因經營壓力而減產、關門的屠宰企業的市場份額在雙匯一線銷售人員的努力下被迅速蠶食。

所有的危險中都存在機遇，這位人士說，借此次高豬價的危機，在行業整體下滑的最艱難時段，雙匯完成了一次很漂亮的洗牌。

高豬價暫時還看不到盡頭。馮永輝預計，國內生豬價格還將在每公斤20元左右持續一段時間，市場上難以其數的小刀手很靈活，豬價高可以暫時歇業；雙匯這樣的上市公司實力雄厚，可以逆市擴張，最難的是一些大中型屠宰企業，只能苦熬度日。

鐘表業一片慘淡 卡地亞卻逆勢發布了83款新品

2015年，瑞士鐘表業可謂一片愁雲慘淡。據根據瑞士鐘表協會（Federation of the Swiss Watch Industry）的數據，2015年1月~2016年4月期間，對中國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出口分別下滑28%和11%，總銷售額下滑7.21億瑞士法郎（合7.27億美元）。

除了部分市場的銷售下滑讓該行業遭遇了大規模的市場動蕩，智能手機的異軍突起也被認為是對傳統瑞士表業造成沖擊的“罪魁禍首”之一。為了應對新的消費趨勢，不少公司不得不順應市場。巨頭斯沃琪此前推出了首款名叫Bellamy智能手表。根據彭博社的消息稱，斯沃琪目前已經開始儲備大量關於智能手表的專利來為將來的智能手表產品奠定基礎，具體地說斯沃琪的新專利集中在手表的電路板和硬件上，配備了多種傳感器和新的電池技術。這個瑞士手表巨頭已經積累了超過173項專利。

而其它的同行則選擇削減了自家的產品線。在這些公司看來，在全球表業下行的時代，將主要精力和資源用在其銷量最好的經典產品上才是上上之策。比如真力時（Zenith）就是首批這麽做的品牌之一，距今它已砍掉了數百款產品。而另一家腕表公司愛彼（Audemars Piguet）則在近期也采取了同樣的舉措，同時還大刀闊斧地砍掉了部分的零售網絡。

然而，並不是所有企業都認同這種縮減策略。

卡地亞（Cartier）就反其道而行之。按手表和珠寶總銷售額計，卡地亞是世界最大的奢侈手表和珠寶品牌，是在中國認知度最高的外國手表和珠寶品牌之一。卡地亞於1992年首次進入中國市場，並在上海設立了首家專櫃，如今已有超過35家精品店。

截止到目前，卡地亞今年已發布了83款新品。這家公司已經習慣於每年推出新款產品和新的成套產品。“我們有以大量新的創意產品進入市場的傳統——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節奏和文化。”公司形象、風格及傳承總監皮埃爾•賴內羅（Pierre Rainero）向《金融時報》表示：“我們進入的市場比其他任何品牌都多，我們擁有許多不同類型的客戶。（縮減產品線）或將損害我們的形象。”

卡地亞公司相信，每年推出新款式，對習慣於買入不止一塊豪華手表的市場起到了刺激作用。賴內羅說：“某人一輩子只買一塊手表的情況非常罕見。”

無論采取何種方式，這些瑞士表商寄希望於在2016年在市場尋求突變吸引到更多的顧客來購買產品。但當下的情況則是，瑞士腕表銷量高速增長的繁榮時代已終結，整個行業正處於深度調整當中。

“抄底”美國金融科技公司：資本寒冬下的逆勢布局

Carry（化名）是舊金山一家智能理財平臺的創始人，相比很多初創企業，曾為某知名互聯網公司技術高管的他創業之路一直頗為平順，即便是在“資本寒冬說”彌漫的2015年，他的公司也不乏風投的追逐。

但令Carry沒有想到的是，2016年5月，Lending Club事件的爆發，以及後續所引發的負面情緒和連鎖反應快速蔓延到了整個美國金融科技領域。輿論、市場和監管的壓力日益增大。

“矽谷很多風投們對於金融科技公司的態度已經從去年初的‘追捧’，轉為今年初的‘遲疑’，再到現在基本‘暫停’，即便是正在進行中的融資也面臨價格的重估。”Carry在給第一財經記者的郵件中如是說到。

但與本土風投的消極狀態不同，今年開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把目光投向美國市場。

Lending Club事件意外引出了背後的中國“買家”——盛大集團，這個以遊戲起家的公司在隱退多年後因為Lending Club最大股東的身份重回大眾視線，隨之被“起底”的還有它布局多年的金融科技投資版圖。

事實上，在盛大入主Lending Club之前就有不少中國投資者關註美國的金融科技行業，其中最為知名的中國人應屬人人公司董事長陳一舟。另外，京東金融也曾在去年入股美國知名大數據風控公司Zest Finance。

盡管當下的中國也同樣面臨互聯網金融的行業陣痛，但陸續出臺的監管政策以及逐漸規範的市場環境也釋放出了不少積極的信號。在不少業內人看來，剛剛完成投資者“啟蒙教育”的中國互聯網金融市場才真正起步。

與早幾年以財務投資為主要目的，或者以VC機構為主導投資的情況不同，如今，“美國技術+中國市場”成為了不少中國企業瞄準的機會。“我剛剛送走了這個月的第六批中國訪客。” Carry在郵件的最後寫道。

“這是最好的投資時點”

2016年2月，宜信發起成立了一只總規模為60億元的“新金融產業投資基金”，用於投資國內外金融產業與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社交網絡等領域相結合產生的新機會。

6月下旬，該基金披露了三項最新投資，分別是，供應鏈金融和區塊鏈領域——全球采購和供應商互聯平臺公司Tradeshift和美國區塊鏈技術應用公司Circle，以及美國關於互聯網保險初創公司World Cover。

“您自己回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早期投資，宜信又是國內最早涉足互聯網金融業務的公司，後來連財富板塊的私募股權‘母基金’都有百億規模了，今年才成立專門投資新金融領域的基金是不是太晚了一些？”面對第一財經記者拋出的第一個問題，宜信公司創始人、CEO唐寧很爽快地給出了答案：“這是最好的投資時點。”

唐寧對此的解釋為，第一，從現在流行的“初心”來說，“冬天”時候的創業、創新更加的真實。它更遵循創業者內心的興趣和熱情，更能真正發現市場的痛點，否則誰會在“冬天”開始。

第二，從投資者角度，在所謂的市場比較冷的階段創業，並最終成功的這些企業，其投資回報往往要好於市場比較熱的階段成立的企業。因為這個時期大家會更謹慎、理性，成功率會高一些。當然，這時進入的價格和條款也會更有利。

談到當下中美兩地金融科技市場的嚴峻形勢，唐寧認為，可以對比的是2000年初互聯網泡沫破滅的情況。盡管從短期來看，行業洗牌加快、市場信心受挫、資本開始遠離，但放在一個更長周期來看，這只是階段性的波動。

人人公司董事長陳一舟與唐寧有著近乎一致的判斷。

他認為，如果找準標的，現在投資美國的金融科技公司確實是不錯的投資時點。從2012年便開始投資美國金融科技公司的陳一舟，目前已經陸續投資了至少7家美國的金融科技創業公司，以及多家中國的互聯網金融公司。

其中，從學生貸款起家的網貸平臺Social Finance(SoFi)，房地產眾籌平臺Fundrise，專註房貸業務的網貸平臺Lending Home，以及社交投資平臺Motif Investing都是目前美國各細分領域規模排名最靠前的金融科技公司。

同樣參考了互聯網行業的發展周期，陳一舟認為，互聯網金融“去泡沫化”是一個必經的階段，“亞馬遜、雅虎上市時估值很高，當互聯網泡沫破滅時，這些公司的市值也曾受到重創，但這麽多年過去後，這些公司的估值又慢慢漲上來了。”

全球知名的金融科技行業智庫Lendit總裁Jason Jones告訴記者，當前許多金融科技行業的革新都發生在中國，全球排名前五的金融科技企業有四家來自中國。因此，這些世界金融科技領跑者們選擇在美國拓展其海外業務也是情理之中。

但對於當下中國企業投資美國金融科技公司是在“抄底”的說法，Jason卻並不認同。

在他看來，Lending Club由於自身原因導致股價暴跌，在此情況下盛大確實可以說采取了“抄底式”逆向投資。然而，中國投資者對於其他金融科技公司的投資並非“抄底”投資，更多的是對一些發展健康的高增長企業進行早中期的投資。

美國技術+中國市場

那麽，在“資本寒冬”之下，什麽樣的美國金融科技公司是中國“買家”更青睞的標的呢?

宜信財富新金融產業投資基金合夥人周凝列出了幾個核心標準：1.可以解決某種市場痛點；2.差異化的商業模式或過硬的核心技術；3.管理團隊的專業能力和執行能力；4.企業本身和所涉市場的成長性，以及風控能力。

但周凝也表示，由於目前國內外對於金融科技行業的監管都不太明朗，法律環境還有待完善，所以在選擇投資標的時要尤為關註企業經營的透明度、規範性，以及其商業模式在降低金融業成本和提高效率方面的能力。

從金融科技細分行業來看，周凝認為，有的細分領域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市場，且資本關註的時間較長，例如支付、網貸，可能現在就不是投資的好時候。但有些領域還處於發展的初期，不乏好的投資機會。

“具體來說，一是大數據相關的公司，例如數據處理；二是消費金融；三是圍繞資本市場的一些B2B公司，例如交易平臺、大數據管理等；四是提供銀行、證券、保險電子化服務的一些服務型公司等，另外還有一些涉及前沿技術，例如區塊鏈等的技術公司。”周凝表示。

盡管宜信是從事P2P業務起家，但唐寧表示，他暫時不會考慮對美國的市場借貸平臺進行股權投資。不過，由於自身業務原因，宜信對於網貸資產的風險把控比較有經驗，所以會有債權投資。

例如，前段時間，宜信財富旗下的全球非銀信貸基金就從美國的市場借貸平臺——Avant和Prosper兩家公司手中購買了至少5000萬的債權資產。“這只是為財富管理客戶配置多元化資產，並不會涉及對這些公司的股權投資。”唐寧表示。

他表示，新金融產業基金的投資仍是以財務投資為主要目的，並不刻意布局所謂的金融科技“生態圈”，但也不排除宜信財富與所投機構未來在戰略或業務層面的合作或互動。

目前來看，除了京東金融投資的Zest Finance與之在中國成立了合資公司，並開始進行大數據風控方面的業務合作之外，並沒有太多中美兩地金融科技公司互動的案例。但Jason認為，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

“中國龐大的中產階級正在崛起，金融服務基礎設施匱乏和互聯網普及率的提升，這些都為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數字金融服務市場打下了基礎，而美國擁有許多創新型金融科技公司和優秀的科技與金融人才。”在他看來，兩者的協作是大勢所趨。

當然，也並不是所有人都那麽看好所謂“美國技術+中國市場”的前景，畢竟兩地在市場和監管環境上的差異過大。而更重要的是，經過這幾年突飛猛進式的發展，中國的新金融在很多方面已經領先於美國。

螞蟻金服首席戰略官陳龍就曾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談及，為什麽美國的金融、科技實力全面超越中國，但其金融科技發展反而落後於中國互聯網金融的原因。

他認為，美國的金融體系較為成熟，民眾在習慣並滿足於傳統金融服務後，接受根植於生活場景的金融創新較慢。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機構，並沒有動力自我革命，其創新點也往往以金融逐利為導向，不少創新脫離實體經濟而“空轉”。

“而中國原本的金融服務存在巨大的改善和發展空間，新金融行業則依托互聯網技術崛起，服務消費，基於新技術，消費和金融的密切結合造就其後發優勢，幫助中國互聯網金融實現‘彎道超車’。”陳龍表示。

雖然對於大多數美國的金融科技公司而言，進入中國市場還沒有正式提上日程，但不可否認的是，那些中國“買家”身後的龐大市場是他們無法忽視的一個重要資源，也是他們樂於接受中國資本的一個重要考量。

Motif Investing的創始人Hardeep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就曾提到，“Joe(陳一舟)一直在幫助我們了解中國市場”，而隨著中國金融科技行業的監管環境日趨完善，他們也期待有機會參與中國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