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一個專利往往都很厚,有很多項權利要求。但在國內,有些部門和機構的考核措施往往強調專利數量而忽視專利質量,因而會出現一個專利被拆分成多個專利、為了數量而多申請專利的現象。”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信息光學與光電技術實驗室主任王向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王向朝告訴記者,對於個人而言,有專利在手,在評職稱、拿學位、申請項目時,也會帶來很多額外的優勢。這種政策導向往往會制造很多“垃圾專利”。
2016年,國家知識產權局共受理發明專利申請133.9萬件,同比增長21.5%,連續6年位居世界首位。截至2016年底,我國國內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110.3萬件,首次突破100萬件,我國是繼美國和日本之後,世界上第三個國內發明專利擁有量超過百萬件的國家。
雖然在專利數量上,中國已經遠超歐美,但在專利質量上與發達國家尚有不小的差距。國家知識產權局規劃發展司於2015年11月發布的《中國有效專利年度報告2014》顯示,國內有效發明專利中,維持年限5年以上的占49.2%,維持年限超過10年的只占7.6%。國內發明專利平均維持年限僅為6年。2014年我國失效專利中,國內失效專利占失效總量的94.6%。
王向朝認為,我國專利平均維持年限短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大量的“湊數專利”,這種專利技術含量很低,基本沒有轉化價值,專利持有人沒有長期維持專利權的意願。這種專利在走完申請和授權的流程後就已基本完成使命。同時,國家對知識產權的資助項目也助長了很多“垃圾專利”的產生,甚至有部分企業將大量申請“垃圾專利”視為有利可圖的“生意”。
王向朝表示,“垃圾專利”百害而無一利,補貼這種“垃圾專利”是國家財政資源的浪費;為應付各種考核,大量制造這種“垃圾專利”,也浪費科研人員的精力。
為此,在解決“垃圾專利”問題,促進專利質量提升方面,王向朝提出建議。
一是轉變政策導向。相關部門、機構以及企事業單位的專利指標考核應強化專利轉化率指標,專利轉化率與專利數量考核並重;取消政府對專利申請的資助,讓單位和個人不能從申請專利本身獲利,讓市場為專利價值“定價”,從而消除為套取補貼而申請專利的動機。
二是完善評價體系。在對企事業單位進行評價時,不設專利數量的評價指標,引入能夠更合理體現單位創新能力的新標準,通過更合理的方式鼓勵企事業單位創新;對個人評價時,取消盲目考察專利數量的方式,通過專利轉化效果等更合理的方式考察發明人的創新能力。
三是培育良好的知識產權環境。加大專利侵權打擊力度,盡快完善並落實專利侵權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並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讓企業樹立沒有核心專利就沒有市場,就難以生存的意識,進而引導優質專利的產生。
特朗普日前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指出,近幾個月來中國並未“操縱匯率”。
眾所周知,去年9月第一場美國總統大選辯論開場幾分鐘後,特朗普便指責中國引導人民幣貶值,意在質疑中國是否通過操縱人民幣獲得了不公平的貿易優勢。
其實,將一國指為“匯率操縱國”並不容易。美國自1988年開始對其主要貿易夥伴進行每半年一次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評估,判斷有關貿易對象是否利用對匯率的操縱(即不合理定價)獲取對美優勢。
當一國滿足以下三個標準時會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存在巨額對美貨物貿易順差;存在大量的經常賬戶盈余;在外匯市場持續進行單向幹預。
根據法律,一旦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地區)”,美國財政部就會與該國家(地區)進行談判,敦促其解決貨幣低估的問題,而且美國總統在此過程中有權采取行動,如果持續一年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地區)”,美國就會采取懲罰措施或直接提請IMF進行裁決。
按照美國財政部的現行技術標準來看,雖然我國符合前兩條,即對美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且經常賬戶盈余占GDP的比例有時略高於3%,但明顯不符合第三條,即12個月內購買外匯總量占GDP的2%,因為我國的單向幹預是購買人民幣以維護匯率基本穩定。
相比去年,人民幣今年以來的走勢更穩了,特別是在此前美元指數強勁反彈的情況下,並未對美元大幅跳貶。
特朗普近期還頻頻發聲打壓美元。他周三表示:“美元變得太強了,這可能是因為我的錯,因為人們對我(的政策)有信心,但這的確會最終傷害美國經濟。”
特朗普發言過後,美元尾盤“閃崩”,美元兌日元跌破109關口,刷新2016年11月17日以來低點,離岸人民幣尾盤飆漲創下一周新高,期金收報逾五個月新高,十年期美債價格也急劇上漲。
業內分析稱,這一表態傳遞了關鍵信號——當美國將目前的焦點轉移到地緣政治沖突之上後,開始尋求和中國進行合作。
近日,位於上海張江藥谷的華領醫藥技術(上海)有限公司(下稱“華領醫藥”)的“治療2型糖尿病原創新藥HMS5552”獲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批準,成為了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MAH)制度試點品種。
這意味著,HMS5552向產業化邁出關鍵一步。接下來,華領醫藥將委托生產企業合全藥業和上海迪賽諾開展HMS5552上市前生產的準備工作,並在完成臨床三期的基礎上,申請通過CFDA的新藥審批。按計劃,這款新藥期望於2020年在中國首發上市。
“中國有1.2億糖尿病患者,HMS5552進入銷售峰值的話,我們預估能達到幾十億元人民幣的年產值,甚至更高。”華領醫藥藥物生產和監管副總裁李永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類似華領醫藥這類研發型生物技術公司,在上海並非獨此一家,這些企業在生物醫藥領域的創新進展,正在推動上海結構轉型,進而實現經濟新舊動能的轉換。
3個新藥1個來自張江
除了滿足臨床需求的臨床價值以及未來可預期的商業價值,HMS5552還是一款同類第一、同類最佳的原創新藥。
李永國告訴第一財經,創新藥有幾種類型,一是全球還沒有針對同樣靶點和機制的藥物上市,那麽這款藥就是“同類第一(First-in-class)”;一是已經有針對同樣靶點和機制的藥品上市,但這款藥的臨床效果、安全性評價更好,也就是同類最佳(Best-in-class);一是同類臨床表現差不多(Me-too)。
要實現“同類第一”並不容易。2016年10月麥肯錫發布的《構建可持續發展的中國醫藥創新生態系統》報告稱,中國2007~2015年近十年間首發上市的19個1.1類化藥新藥中,絕大多數都是在已知藥物靶點和作用機理上的改進,即漸進性創新;而美國在2012~2014年批準的66個新分子實體中,將近一半是基於新靶點或技術平臺的突破性創新。
位於上海東南部的張江,類似華領醫藥這樣的企業其實並不在少數。數據顯示,目前張江藥谷的在研藥物品種超過300個,其中創新藥物超過150個。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說法是,CFDA每批準3個一類新藥,就有1個來自張江。連續幾年,張江企業申報新藥的成功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
業界的一個共識是,一款新藥要走完整個研發到上市的流程,需要423名研究員、6587次科學實驗、700萬小時工作時間、10億美元的資金投入。
從2011年華領醫藥創立,到HMS5552完成5個臨床試驗,再到目前進入上市許可註冊開發階段,2020年上市,對於一款新藥的研發來說,是一個比較快的速度。之所以速度加快,是因為華領醫藥采用了VIC(風險投資+知識產權+研發外包)模式,自己掌握新藥的知識產權,但將其他環節外包,從而使研發變得更為高效。
“我們一開始定位就是聯合創新。”李永國說,“新藥研發的產業鏈很長,需要一個生態體系。最近十幾年,由於中國創新藥的生態系統逐步完善,華領醫藥才能夠有機會利用VIC模式做創新藥。”
這個生態系統,在上海張江,構建的比較完善。
創新藥涉及生物學研究、藥理藥效、安全性評價、臨床等幾大部分。“基本上不出大張江,在產業鏈上的事情都能夠找到人做了。”李永國說。
從研發端來說,大公司的研發中心在上海比較集中,海歸創辦的研發企業也比較多,人才集中。比如,全球排名前十的制藥公司,有八家已在此建立了研發中心。比如繼巴塞爾、舊金山之後,羅氏把第三個全球戰略中心放在了張江;諾華也繼瑞士巴塞爾、美國麻省劍橋之後,在張江落成上海研發園區,成為其全球三大研發中心之一。
上海張江生物醫藥基地園區內從事生物醫藥研發35000多人,將近15000人是博士生以上的學歷,人才高度集中。
HMS5552是華領醫藥從羅氏制藥引進的化合物,之後和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藥明康德技術平臺等多家合作,使得整個進程得以順利推進。
2016年6月,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認證評審中心藥品審評部等單位入駐張江藥谷;同年12月,張江跨境科創監管服務中心啟動,可以縮短生物醫藥材料通關時間,這些都給生物醫藥研發提供了多種便利。
上海張江生物醫藥基地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王蘭忠此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雖然張江藥谷聚集了很多人才和新藥研發機構,但創新藥物從研發、臨床、生產到銷售,不是每個企業都能從頭到尾“跑馬拉松”。但是企業可以做最擅長的一塊,並且做精、做深。這樣既分工又合作,可以大大提升新藥的研發效率。
通過集聚各種創新要素,營造創新環境,降低創新成本,王蘭忠說,張江做到了創新成本最低,獲批率最高。
而從生產端來說,華領醫藥又在2015年遇到了MAH制度的重大利好,可以將生產委托給第三方。
2015年之前,我國藥品批準文號只頒發給具有《藥品生產許可證》的生產企業。而MAH制度則允許研發企業將新藥外包給專業的代工基地生產,不僅有利於新藥快速進入市場,還解決了產業化的“最後一公里”問題。
如果沒有這一試點,李永國說,華領醫藥在去年就需要投資上億元,建好臨床三期用藥的生產工廠。對於企業來說,不僅是巨大的資金投入,還要承擔更大的研發風險。
事實上,新藥研發的失敗率非常高,平均成功率在5%左右,即使在臨床三期“折戟”的也非個案。因此,在MAH之前,很多新藥研發者要麽自己建藥廠,要麽把成果賣掉。
與其他試點省市相比,上海MAH試點重在國際一流生物創新藥物的代工。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張江管理局還設立了風險保障資金,為註冊在轄區的上市許可持有人和受托生產企業提供風險救濟保障。
新藥研發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尤其進入臨床階段後,資金投入更大。而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大量的風險投資基金集聚於此,也利於企業更好利用社會資本,完成新藥研發。華領醫藥已經融資1億美元,用於創新藥物的研發和臨床試驗。
不僅如此,上海也已經啟動了相關調研,以推動自貿試驗區內醫療器械註冊申請人委托上海市醫療器械生產企業生產產品的業務開展。
作為上海工業六大重點行業之一,在一系列有利措施的推動下,2017年一季度生物醫藥行業收入增長34.4%。而在生產回升、價格上漲等因素作用下,今年1-2月,醫藥行業利潤增長49.1%,實現恢複性增長。
2016年上海六個重點行業工業總產值及其增長速度
稅源從“四大金剛”到“四小龍”
伴隨著生物醫藥行業的發展,新舊動能的轉換,正在上海悄然推進。
“稅源結構上我們看到一個現象,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新舊動能轉換在加快。”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阮青近日在新聞發布會上回應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
這個“非常好的現象”,就是上海稅源中傳統的“四大金剛”占比在下降,而服務業的“四小龍”稅收占比在上升。
數據顯示,過去上海稅源的“四大金剛”(煙草、石化、鋼鐵、汽車),2013年在上海稅收收入中占比16.4%,2016年下降為13.5%。與此同時,上海服務業中有“四小龍”(租賃和商務服務、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居民服務)發展起來了,“四小龍”占上海稅收收入的比重從2013年的14.8%,提高到了去年的19.9%。
“四大金剛”下降3個百分點,“四小龍”上漲5個百分點,此消彼長,既實現了結構調整,也保證了上海財政收入、稅收收入穩定增長。
“四大金剛”與“四小龍”的此消彼長,也與上海整體經濟結構轉變密不可分。
“ ‘十一五’規劃之初,上海的服務業是一條‘短腿’,經過兩個五年規劃,‘短腿’的情況已經改善,現在上海已經形成了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阮青說,上海目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經超過70%,上海的城市核心功能金融、航運、貿易等也在進一步完善,1300多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也使得上海的總部能級不斷提升。
伴隨著服務業的發展,上海對重化工業、投資的依賴也在逐步下降。比如2010年鋼鐵石化行業占GDP比重為16.6%,現在已經下降到13.9%。
在長期的轉型壓力中,上海曾於2011年提出減少“四個依賴”,即減少對重化工業增長的依賴、減少對房地產業發展的依賴、減少對加工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依賴、減少對投資拉動的依賴。
在第三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上海也在加強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希望2020年制造業增加值占上海全市生產總值比重力爭保持在25%左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則增加到20%左右。
近日在“2017中國產業經濟高端論壇——新舊動能轉換”上,上海市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會長楊建榮就表示,制造業升級是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核心驅動力。“要全面的提高全要素生產力,離開了實體經濟是不行的。”
得益於轉型升級發展戰略的推進,上海經濟自2008年金融危機至今近10年時間,不僅實現了經濟增速的穩定,也實現了質量效益好起來。
數據顯示,上海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連續三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全口徑財政收入占到全國的1/10。上海的居民收入也保持了持續穩定的增長。2016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萬元,在全國31個省市中名列首位。
與此同時,阮青認為,上海也把未來的發展空間留出來了。
此前,上海提出“十三五”必須牢牢守住人口、土地、環境、城市安全“四條底線”。數據顯示,上海認真執行國家嚴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總量的方針,人口調控政策效果明顯,2016年略增4.4萬人,進入了人口平穩階段。
此外,通過“總量鎖定、增量遞減、存量優化”,上海大力推動低效建設用地減量化,每年實現減量7平方公里以上;通過重點區域環境綜合整治,共拆除違法建築2297萬平方米,消除違法用地1.28萬畝。上海還下決心淘汰了高汙染、高能耗、高風險、低收益的落後產能,“十二五”以來累計完成產業結構調整項目5000項,節能減排和節地效果成效明顯。
“上海創新和轉型效應都在逐步顯現,這些效應也會在未來上海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中繼續發揮支撐作用。”阮青說。
5月8日,滬指失守年線,報3078.61點,下跌了0.79%。今年以來,在流動性趨緊的大背景下,市場整體表現不佳。
A股有幾個板塊更是成為大跌的“重災區”,比如房地產板塊今年以來下跌了7.38%,采掘板塊下跌了11.91%,農林牧漁板塊下跌了13.62%,這幾個板塊的共同特點是負債率比較高,相對而言,負債水平較低的醫藥生物、食品飲料等板塊今年以來跌得就比較少。
記者了解到,在資金面收緊的大背景下,上市公司的基本面邏輯或許正在發生變化。華泰證券發布的研究報告稱,年報後,上市公司基本面的重心正在從庫存能力和盈利能力轉到了財務結構和資本開支上。
高負債板塊股價大跌背後:流動性收緊壓制?
今年以來,市場整體呈現出了震蕩下行的走勢,其中有8只個股的股價被腰斬,而有245只個股的股價跌幅在30%以上。
申萬宏源分析師錢啟敏指出,5月以來滬深股市連續下跌的原因之一就是資金面偏緊,隔夜回購利率居高不下,導致行情缺乏資金支持。同時,管理層對遊資違規炒作等監管力度加強,使得短線資金活躍度下降,個股彈性消失,對場外資金的吸引力也隨之下降。
從板塊來看,下跌幅度較大的包括采掘、農林牧漁和房地產等,下跌幅度分別達到了11.91%、13.62%和7.38%,而這幾個板塊的資產負債率分別高達50.06%、40.66%和64.89%,屬於高負債的板塊。其中,房地產板塊的負債率是除了金融行業之外,各個行業中最高的。
具體來看,采掘板塊中跌幅最大的*ST淮油股價下跌了53.5%,公司的資產負債率為62.57%,安泰集團下跌了31.45%,資產負債率為84.53%,洲際油氣下跌了39.31%,資產負債率為64.9%。
此外,在上述跌幅超過30%的245只個股中,有22只個股的資產負債率超過了70%,其中更是有多只ST個股,*ST雲網,資產負債率高達128.19%,今年以來公司股價下跌了51.74%。另外幾只有著高負債率的ST個股,如*ST嘉陵、*ST柳化、*ST華菱的跌幅都在30%以上。
瀘天化的負債率為98.5%,公司股價今年以來跌去了42.97%,法爾勝的負債率為89.65%,今年以來股價跌去了30.67%,而中南建設的負債率為86.17%,今年以來跌去了34.14%。
“上市公司股價表現是多方面的結果,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太高,比如超過了70%,還有的甚至超過80%,往往是有問題的。當然在資金收緊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如果負債太高,也會帶來較大的資金成本,這一點總體而言會對股價帶來一定的壓力。”上海市某資深分析人士表示。
流動性收緊基本面邏輯變化?
市場的流動性如何,一直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著A股行情的變化。“對於A股而言,上市公司總體交出了靚麗的年報和一季報成績,但其中周期性因素更為主導。如果二季度印證主動補庫存轉向被動補庫存,那麽業績將面臨回落壓力。對於創業板而言,在收入高增的情況下,歸母凈利潤增速卻出現了連續回落,盈利能力的回落印證內生動力不足的風險。總體看,業績雖然還在高位,但風險正在上升。”渤海證券分析師宋亦威認為。
她表示,伴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定調,流動性坍塌時風險得到緩解,但是從中長期來看,金融去杠桿和引導資金脫虛向實的政策方向不會改變,因而,對A股估值的影響將是更長期的過程。由流動性趨緊疊加的無風險收益率擡升和由監管趨嚴疊加的風險偏好回落,都將是A股面對的壓力。
華泰證券認為,當前流動性成為核心變量的情況下,行業比較在基本面上會更關註財務結構和資產開支。不同利率周期下財務結構是行業比較的重要指標,在信用債利率上升周期,低杠桿、高現金的行業占優勢,低杠桿企業的財務費用負擔小,利多EPS;高現金企業再投資能力強,使得成長性預期更強。
2013年創業板、TTM行業的牛市正式得益於其低杠桿高現金的財務結構,在利率下行周期,依賴融資、需要通過擴大資產負債表來取得盈利的行業如建築,則最受益於低資金成本,2014年—2016年,建築股取得顯著超額收益也有此原因。
上述資深分析人士說:“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隨著整體流動性的變化,做投資的時候看上市公司基本面的角度側重點也會有所調整。比如一些公司的負債壓力很大,在流動性寬松的情況下或許還可以,但一旦流動性很緊張,就可能會帶來很高的成本。”
據新華社消息,近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推進職能轉變方案》,明確要求調整優化國資監管職能,改進監管方式手段,著力提高國有資本效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
《方案》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務院國資委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決策部署,準確把握國有資產監管機構的出資人代表職責定位,探索完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機制,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發展壯大國有經濟作出了積極貢獻。但與此同時,國有資產監督機制尚不健全,國有資產監管中越位、缺位、錯位問題依然存在,亟需加快調整優化監管職能和方式,推進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變。
《方案》提出,要按照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要求,依法履行職責,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以提高國有資本效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為中心,明確監管重點,精簡監管事項,優化部門職能,改進監管方式,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加快實現以管企業為主向以管資本為主的轉變。推進職能轉變要堅持準確定位、堅持依法監管、堅持搞活企業、堅持提高效能和堅持黨的領導。
《方案》要求,將強化出資人監管與落實管黨治黨責任相結合、精簡監管事項與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相結合,具體包括五方面措施:一是強化管資本職能,落實保值增值責任。完善規劃投資監管,突出國有資本運營,強化激勵約束。二是加強國有資產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堅持出資人管理和監督的有機統一,強化外派監事會監督,嚴格落實責任。三是精簡監管事項,增強企業活力。取消、下放、授權工作事項43項,進一步明確國有企業各治理主體行權履職邊界,層層落實責任。四是整合國有企業改革職能、經濟運行監測職能,整合推動科技創新職能,提高監管效能。五是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強化管黨治黨責任。建立健全黨建工作責任制,加強黨的領導與完善公司治理相統一,堅持黨管幹部原則與市場化機制相結合,加大紀檢監察工作力度。
《方案》明確,按照事前制度規範、事中跟蹤監控、事後監督問責的要求,強化依法監管,實施分類監管,推進陽光監管,優化監管流程,更多采用市場化、法治化、信息化監管方式,提高監管的針對性、實效性。
《方案》強調,堅持試點先行,結合企業實際情況,分類放權、分步實施,確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要積極適應職能轉變要求,及時清理完善涉及的國有資產監管法規和政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