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房地產研究小組(RP Data)最近發布的數據顯示，自2009年起，悉尼房地產價格上升近60%。

研究還表明，悉尼如今的獨立式住宅的中位數價格是平均工資的13倍。同時，澳大利亞有世界第三高的房價收入比，僅次於比利時和加拿大。因此，對澳地產市場是否出現泡沫化的擔憂也迅速蔓延，而財稅部門財政部和貨幣政策部門央行的看法並不一致。

為應對澳大利亞多地，特別是悉尼房價猛漲危機，今年早些時候，澳大利亞官方提高了住宅房地產投資法律要求提高。

新法律規定，海外投資者在投資二手房時需獲許可，也就是說外國投資者購買二手房過程繁複，但可投資新開發的樓盤，同時海外投資人在購買住宅時需繳納申請費，不然會面臨極重的刑事處罰。

澳財長喬·霍克日前表示，195處由海外投資者購買的住宅房產正接受調查。他鼓勵違規投資者自行向相關部門報告，這些投資者的資產可能會被凍結但不會面臨檢舉控告。同時，Hockey也為地產泡沫化擔心降溫，他表示“現有供應量遠大於需求”。

此前在堪培拉一媒體會議上，澳財長喬言論飽受批評，他說“民眾應該找一份薪水高的好工作”，這樣才可以貸款買房。但公眾輿論指責其脫離實際，不了解大眾苦衷。

墨爾本銀行經濟學家漢斯質疑泡沫化言論，認為推動泡沫化的動因，如低利率和人口增長，“並不能快速起作用，這也就意味著如果真存在泡沫，人們也不會如此迅速感覺到”。他還指出，海外投資需求在未來一段時間里仍會保持強勁。

不過，在政府加大力度打擊海外投資者的非法購買行為的同時，澳大利亞國內投機者似乎更加猖獗。據ABS本月9日發布的數據顯示，四月份新增貸款為135億美元，而向房產業主的貸款額為近127億美元。另外，房貸總額四月份上升至126.331億美元，比三月份增加了3.5%，不僅如此，今年的貸款總額比去年增長了23.44%

此外，值得關註的時澳大利亞房屋租賃市場，CoreLogic RP Data的數據表明，澳大利亞租賃市場似乎並未從繁榮的地產買賣市場中“受益”。澳各大城市的房租今年5月只上漲0.1%，而房屋總租金收益率自2010年年末起，就低於最低水平，房租年增長也低於近十年的平均增長率。

在一個國家的內閣里，撤換一位財政部長通常會被認為是正常調動，撤換兩位就或被視為內閣“不穩定”的信號，而近來南非總統雅各布•祖馬(Jacob Zuma)竟在4天內2次任命新財長，此舉被外界視為總統不該犯的巨大錯誤。

有分析認為，兩易財長不但令祖馬陷入信任危機的泥淖，也令其在執政黨內遭遇巨大壓力。反對派，民眾，甚至一些執政黨內的資深“大佬”紛紛呼籲其下臺。

祖馬陷信任危機

本月9日，祖馬突然宣布撤銷財長內內(Nhlanhla Nene)職務，由知名度並不高的國會議員範魯延(David van Rooyen)接替。但由於後者缺乏財政管理經驗，該任命決定在南非引發巨大非議，甚至導致金融市場動蕩，本就岌岌可危的南非貨幣蘭特匯率應聲創下1美元兌15蘭特的歷史低點。

此後，範魯延出任財長還不到一周，13日晚，祖馬又宣布撤換範魯延，由前財長戈爾丹(Pravin Gordhan)接替。

“2015年12月9日，我宣布任命範魯延先生為新財長……我收到許多請求，希望我重新考慮該決定。”南非總統府在一份聲明中稱，“作為一個民主政府，我們看中傾聽和回應民眾看法的重要性。”

戈爾丹曾於2009年至2014年任南非財長並帶領該國度過金融危機，在國內擁有良好的聲譽。

事實上，此次是戈爾丹和範魯延互換職務，前者被任命財長後，後者將接任戈爾丹此前所擔任的南非政府聯合執政與傳統事務部部長一職。

經濟失衡 下臺呼聲漸高

祖馬兩易財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南非經濟低迷。《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閱世界銀行數據發現，2014年，南非GDP增長僅1.5%，與所在區域(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長率的差距越來越大，非洲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也已被尼日利亞取而代之。

今年第三季度，南非經濟雖然擺脫了負增長，但環比增幅也只有0.7%。統計數據顯示，三季度南非一級部門(農業和礦業)對GDP的貢獻減少10.4%，二級部門(電力和建築)增長6.2%，三級部門(運輸、金融和貿易)增長1.9%。

南非統計局稱，石油等行業的高產量拉動了制造業增長，煤炭、鉑金產量的減少以及鉆石需求量減少影響了礦業表現。

此外，失業率高企是目前拖累南非經濟的主要因素之一，南非統計部門數據顯示，南非三季度整體失業率攀升至25.5%。

面對如此善變的總統，社交媒體上開始充斥著要求其辭職的聲音，推特上甚至出現“祖馬必須辭職”的關鍵詞標簽。

不過，就是否應該迫使祖馬放棄對南非這個非洲工業化程度最高國家的領導權，南非國內尚存分歧。

有政治觀察人士認為，明年地方市政選舉之際將是祖馬政治前途的關鍵時刻，屆時祖馬領導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NC)在約翰內斯堡在內的城市將面臨來自反對派——民主聯盟和左翼“經濟自由戰士”的激烈圍攻。

兩位潛在候選人

在祖馬的財長任免風波下，公眾已經將註意力聚焦在2017年的南非大選之上。2009年5月，祖馬就任南非總統，2014年5月得到連任，而兩年後的春天，南非人民還會支持他梅開三度嗎?

一些ANC的主要支持者已經在呼籲祖馬考慮離職。“祖馬必須非常認真地考慮自己的位置。”ANC前資深議員和反種族隔離活動家圖洛克(Ben Turok)說，“這可能不是他的喪鐘，但肯定是一股扭轉形勢的潮流。”

目前看來，決定2017年南非大選的一大因素是誰來代表執政黨參加競選。從現有的政治力量來看，有能力競選下一任南非總統的潛在候選人都和祖馬有比較深入的交集。

首先是祖馬的前妻恩科薩紮娜，她也曾是南非內政部長，現在是非盟委員會主席。而另一個則是政治強人，南非副總統拉馬福薩。

在南非政壇，這二位的履歷和影響力都足以挑戰祖馬，今年66歲的恩科薩紮娜擁有豐富的從政經歷，早在1994年南非首次舉辦不分種族的大選之後就出任曼德拉政府的衛生部部長，此後還在姆貝基總統內閣擔任過10年的外交部長。

盡管恩科薩紮娜1998年和祖馬結束了長達16年的婚姻，但恩科薩紮娜在祖馬贏得南非大選後還曾出任內政部長。

另外，作為祖馬的副手，拉馬福薩早年從事黑人學生運動，並創立南非全國礦工大會，2012年當選非國大副主席，2014年5月出任南非副總統。

2016年年初以來，中國匯市波動引全球關註，同時全球市場也因為多方不確定性而波動不斷。在這一關鍵時刻，中國應該如何向全球市場傳遞信號?被眾多不確定性所充斥的2016年究竟將何去何從?

據英國《金融時報》，1月18日上午，美國財長雅各布·盧(Jacob Lew)與中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通電話並發布聲明。雅各布·盧強調，中國清晰地向市場傳遞政策信號至關重要，尤其是此前中國的匯市和股市波動也引起了全球市場波動。

當然，他也表示了對中國改革轉型進程的信心，以及對於由中國主辦的2016年G20峰會的支持。他重申，“中國繼續支持家庭收入增長以及實現消費驅動型的增長模式至關重要，包括通過適當的財政政策。”

無獨有偶，針對近期人民幣的波動， IMF發言人賴斯(Gerry Rice)於1月14日回應稱：“匯率制度的明晰性以及市場溝通將對中國有益。當然，中國央行正在溝通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當前，我們面對的關鍵問題並非人民幣是否貶值，而是需要重新定制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811匯改’前，人民幣是盯住美元，現在是參照一籃子貨幣。因此，各方要更加強調人民幣和一籃子貨幣的關系，不只是關註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波動。”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聯席院長、前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加強與市場溝通

從外電的消息來看，在雅各布·盧看來，中國清晰地向市場傳遞政策信號至關重要。

此前，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並在進入1月以來對美元連續幾日大幅走貶。同時，離岸和在岸人民幣匯差此前不斷擴大，一度超過了1400個基點。不過，近期兩地匯差已經收窄。

賴斯也表示，“我們註意到，人民幣的在岸和離岸匯率基差有所擴大，我們正在對此收集相關信息，並將與中國央行討論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以及可能采取的政策應對措施。”早在去年8月，“離岸和在岸市場匯率不統一”是人民幣進入SDR(特別提款權)的主要路障之一，隨後的“8·11人民幣匯改”改革了人民幣中間價形成機制，以及中國央行此後采取的幹預措施使在岸市場中間價和市場價趨於一致。

眼下，有眾多中國經濟學家都建議，央行應該以穩定匯率為主要戰略，同時給予市場明確的預期。這似乎與雅各布·盧的建議不謀而合。

近期，瑞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當前人民幣不應大幅貶值，且預期引導是重中之重。“央行可以明確表態——人民幣匯率新指數將保持穩定，抑或表明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幅度在2016年將控制在5%以內。這都有助於緩解因不確定性而產生的市場恐慌。”

曹遠征對記者表示，當前中國央行進行的匯市幹預是必要之舉，由於中國為眾多新興市場國家的最大進口國，而作為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的“錨貨幣”(anchor)，“人民幣大幅貶值或將造成地區金融動蕩，例如此前‘811匯改’後，哈薩克斯坦突然宣布取消匯率波動限制，堅戈大幅貶值。可見當前的幹預是必須的，但幹預完了之後要繼續往前走，不能改革倒退。”

可以肯定的是，近期中國央行正在朝加強市場溝通方面努力，“我們認為中國的基本面沒有改變。”賴斯表示。

例如，此前中國引入了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在1月12日便明確表示，目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已經不是盯住美元，但也不是完全自由浮動。加大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力度，即保持一籃子匯率的基本穩定，是在可預見的未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主基調。

此前，摩根大通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朱海斌認為，人民幣貶值壓力將主要聚集在2016年上半年(即在新SDR籃子於10月1日生效前)，且人民幣匯率應盡快引入和實施新“錨”給予市場預期。這個“錨”正是指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

具體而言，當前CFETS每周公布一次人民幣匯率指數，朱海斌則建議應當每天公布，並更新在更顯眼的位置，以給予市場更清晰的預期。

2016不確定性彌漫全球

其實，人民幣匯率以及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只是全球在2016年所面臨的眾多不確定中的一部分，例如美聯儲加息路徑、包括原油在內的大宗商品暴跌、新興市場蕭條等不確定性都將在2016年集中體現。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面對2016年的諸多全球經濟問題，我們寄希望於2016年9月由中國主辦的G20峰會，這是一次真正修複全球經濟的盛會。”

當前，兩大擔憂在G20國家中蔓延開來——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以及美聯儲加息政策。但就目前來看，似乎前者的關註度已經超越了後者。

就美國方面，有經濟學家開始質疑，鑒於近期的全球市場波動，美聯儲12月加息的行動是否進行得太早了?

雅各布·盧表示，“我們需要密切關註這一挑戰——中國是否會繼續堅持推行改革?其是否會繼續開放市場?”在他看來，中國堅持轉型和開放至關重要。他也表示，美國支持中國今年舉辦G20峰會，期待與中方緊密合作以推動強勁的、可持續的、平衡的全球增長。

英國財長奧斯本(George Osborne)今年年初便指出，英國經濟今年受到一系列新危險因素的沖擊(dangerous cocktail of new threats)，包括中國經濟放緩，大宗商品暴跌的沖擊，俄羅斯和巴西經濟蕭條以及全球股市回調等。

不過，在多個公開場合，G20國家官員多數都表示贊賞中國領導層以及其推動經濟從出口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轉型的決心。上述官員也弱化了對於人民幣貶值的擔憂，並認為人民幣的適度貶值並不應該被視為匯率戰的第一槍(first blast of currency war)。

上周，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法國巴黎表示了對中國經濟再平衡的贊賞，她也支持中國經濟向更慢但更可持續的增長模式轉移，“這在長期來看將使得全球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