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年初以來，中國匯市波動引全球關註，同時全球市場也因為多方不確定性而波動不斷。在這一關鍵時刻，中國應該如何向全球市場傳遞信號?被眾多不確定性所充斥的2016年究竟將何去何從?

據英國《金融時報》，1月18日上午，美國財長雅各布·盧(Jacob Lew)與中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通電話並發布聲明。雅各布·盧強調，中國清晰地向市場傳遞政策信號至關重要，尤其是此前中國的匯市和股市波動也引起了全球市場波動。

當然，他也表示了對中國改革轉型進程的信心，以及對於由中國主辦的2016年G20峰會的支持。他重申，“中國繼續支持家庭收入增長以及實現消費驅動型的增長模式至關重要，包括通過適當的財政政策。”

無獨有偶，針對近期人民幣的波動， IMF發言人賴斯(Gerry Rice)於1月14日回應稱：“匯率制度的明晰性以及市場溝通將對中國有益。當然，中國央行正在溝通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當前，我們面對的關鍵問題並非人民幣是否貶值，而是需要重新定制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811匯改’前，人民幣是盯住美元，現在是參照一籃子貨幣。因此，各方要更加強調人民幣和一籃子貨幣的關系，不只是關註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波動。”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聯席院長、前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加強與市場溝通

從外電的消息來看，在雅各布·盧看來，中國清晰地向市場傳遞政策信號至關重要。

此前，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並在進入1月以來對美元連續幾日大幅走貶。同時，離岸和在岸人民幣匯差此前不斷擴大，一度超過了1400個基點。不過，近期兩地匯差已經收窄。

賴斯也表示，“我們註意到，人民幣的在岸和離岸匯率基差有所擴大，我們正在對此收集相關信息，並將與中國央行討論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以及可能采取的政策應對措施。”早在去年8月，“離岸和在岸市場匯率不統一”是人民幣進入SDR(特別提款權)的主要路障之一，隨後的“8·11人民幣匯改”改革了人民幣中間價形成機制，以及中國央行此後采取的幹預措施使在岸市場中間價和市場價趨於一致。

眼下，有眾多中國經濟學家都建議，央行應該以穩定匯率為主要戰略，同時給予市場明確的預期。這似乎與雅各布·盧的建議不謀而合。

近期，瑞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當前人民幣不應大幅貶值，且預期引導是重中之重。“央行可以明確表態——人民幣匯率新指數將保持穩定，抑或表明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幅度在2016年將控制在5%以內。這都有助於緩解因不確定性而產生的市場恐慌。”

曹遠征對記者表示，當前中國央行進行的匯市幹預是必要之舉，由於中國為眾多新興市場國家的最大進口國，而作為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的“錨貨幣”(anchor)，“人民幣大幅貶值或將造成地區金融動蕩，例如此前‘811匯改’後，哈薩克斯坦突然宣布取消匯率波動限制，堅戈大幅貶值。可見當前的幹預是必須的，但幹預完了之後要繼續往前走，不能改革倒退。”

可以肯定的是，近期中國央行正在朝加強市場溝通方面努力，“我們認為中國的基本面沒有改變。”賴斯表示。

例如，此前中國引入了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在1月12日便明確表示，目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已經不是盯住美元，但也不是完全自由浮動。加大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力度，即保持一籃子匯率的基本穩定，是在可預見的未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主基調。

此前，摩根大通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朱海斌認為，人民幣貶值壓力將主要聚集在2016年上半年(即在新SDR籃子於10月1日生效前)，且人民幣匯率應盡快引入和實施新“錨”給予市場預期。這個“錨”正是指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

具體而言，當前CFETS每周公布一次人民幣匯率指數，朱海斌則建議應當每天公布，並更新在更顯眼的位置，以給予市場更清晰的預期。

2016不確定性彌漫全球

其實，人民幣匯率以及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只是全球在2016年所面臨的眾多不確定中的一部分，例如美聯儲加息路徑、包括原油在內的大宗商品暴跌、新興市場蕭條等不確定性都將在2016年集中體現。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面對2016年的諸多全球經濟問題，我們寄希望於2016年9月由中國主辦的G20峰會，這是一次真正修複全球經濟的盛會。”

當前，兩大擔憂在G20國家中蔓延開來——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以及美聯儲加息政策。但就目前來看，似乎前者的關註度已經超越了後者。

就美國方面，有經濟學家開始質疑，鑒於近期的全球市場波動，美聯儲12月加息的行動是否進行得太早了?

雅各布·盧表示，“我們需要密切關註這一挑戰——中國是否會繼續堅持推行改革?其是否會繼續開放市場?”在他看來，中國堅持轉型和開放至關重要。他也表示，美國支持中國今年舉辦G20峰會，期待與中方緊密合作以推動強勁的、可持續的、平衡的全球增長。

英國財長奧斯本(George Osborne)今年年初便指出，英國經濟今年受到一系列新危險因素的沖擊(dangerous cocktail of new threats)，包括中國經濟放緩，大宗商品暴跌的沖擊，俄羅斯和巴西經濟蕭條以及全球股市回調等。

不過，在多個公開場合，G20國家官員多數都表示贊賞中國領導層以及其推動經濟從出口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轉型的決心。上述官員也弱化了對於人民幣貶值的擔憂，並認為人民幣的適度貶值並不應該被視為匯率戰的第一槍(first blast of currency war)。

上周，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法國巴黎表示了對中國經濟再平衡的贊賞，她也支持中國經濟向更慢但更可持續的增長模式轉移，“這在長期來看將使得全球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