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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若融資成本仍高 中國央行需再行動

據彭博報道，前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今日出席《財經》年會期間表示，上周降息後，中國央行將一邊觀察融資成本和固定資產投資的情況，一邊權衡下一步舉措。如果融資成本仍居高不下，就需要增加措施，如有效利率已降低0.5個百分點，就沒有必要進一步行動。

上周五晚，中國央行出乎市場意料宣布，將金融機構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4個百分點至5.6%；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2.75%，同時結合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將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由存款基準利率的1.1倍調整為1.2倍。

李稻葵此後向新浪財經表示，此次不對稱降息與以往降息不同，是金融改革的一部分，是改革與調節相結合，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利好樓市和買房者，利好基建投資，增加了銀行的自主定價空間。

華爾街見聞今日稍早文章提到，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12年里，周小川兩次收緊、兩次放松貨幣政策，22次調整一年期貸款利率，20次調整一年期存款利率。數字顯示，最新的降息可能不是一次性的，中國央行可能不會一次就收手。

據財經網公布，今日出席《財經》年會“2015：預測與戰略”期間，李稻葵還預計，未來一段時間，英國跟美國整體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可能有一個向左轉的過程，將更加強調社會的再分配，將更加強調公平性。明年歐洲央行會采取各種貨幣寬松的措施，日本經濟恐怕進入第三個失落的十年。

李稻葵認為，在此形勢下，中國的企業和經濟政策的制定者應采取非常靈活、非常務實的策略。新興市場國家應采取多元化策略，視具體情況運行。

同在今日，發改委副秘書長王一鳴稱，受結構性改革的影響，明年及後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應適當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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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牛市是改革的機遇，社會的風險

李稻葵：牛市是改革的機遇，社會的風險 作者：李稻葵 導語 久違的牛市刺激著大眾的神經，從宏觀層面看，牛市為推進資本市場的各項改革帶來了重要機遇，但由於中國直接融資比例過低，通過股市拉動消費和樓市、修複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運行機制並不成熟，牛市對穩定經濟的作用非常有限，政府扶持股市以穩經濟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誤讀。在企業盈利下降、美聯儲加息的預期下，股市還可能遭遇“多事之秋”，參與各方需做好預案。 自從2014年下半年蘇醒並爆發，到目前為止，A股指數累計漲幅已經超過80%。久違的牛市不僅吸引了一大批被稱為“新韭菜”的80後、90後入市，也讓“沙發男”、“周末煩”、“股票寡婦”、“廣場無人舞”等現象成為人們新的談資。 在互聯網對股市種種財富效應的加速傳播下，當前普遍的輿論是：牛市還將繼續，股市雖有風險，但仍需抓緊入市。支撐這一分析的，是一個經常被引用的邏輯：政府急於穩定經濟，而其他傳統的穩經濟手段如財政擴張、信用擴張等，都在下滑的各種經濟數據面前蒼白無力，唯一的亮點就是繼續推動股市的上升，從而擴大直接融資比重，帶來一輪新的經濟刺激。 對這一觀點，本人並不認同。我認為，股市上漲是推動資本市場改革的重要機遇，但在當前的形勢下，持續上漲的股市已經開始蘊含不斷上升的波動風險。這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一個重大的風險，因為股市持續、非理性的上漲以及隨後可能出現的暴跌將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沖擊，這種沖擊並不亞於高通脹所帶來的風險。如果說高通脹所影響的是許多依賴固定收入過日子的廣大家庭，那麽，股市的大跌則會影響持有大量資金的上億股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對於這種風險，股民應該事先做好心理準備，政策和監管部門也必須牢記在心。 股市上漲是資本市場改革的機遇 當前中國資本市場所缺乏的，是一系列相關的配套管理辦法和體制，而許多A股亟需的制度改革必須在股市上漲的過程中加以推進，在熊市中則比較困難。 比如，新股上市實行註冊制而非審批制，在股市上漲的過程中推出顯然是順應民心；而在股市下跌時則往往被理解為雪上加霜，很難推行。 同樣，各種做空機制是股市健康發展的重要前提，因為其中包括的大量金融工具是數量化投資的重要基礎，而做空機制也只有在牛市中推出才順理成章。同時，關於融資融券的各種杠桿管理辦法，在牛市中也相對容易推出。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一大批高凈值人群不斷湧現，他們往往需要極其專業但管理費用較高的財富管理產品，私募基金、對沖基金正可以提供這類產品。這一類基金在牛市中也最容易發展，盡管它們並不一定能跑贏大盤，但在牛市中更容易引起關註，所以，當前的牛市是私募基金、對沖基金發展的大好機遇。 總的來說，牛市是資本市場改革的重要機遇。 牛市對穩定經濟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一種觀點認為，牛市能夠穩定經濟，拉動經濟發展。這種觀點是經不住分析的。 首先看一下中國通過股市所獲得的融資總量。2014年的牛市開始以來，A股市場的新股發行加快了步伐，即便是在這種發行熱潮中，通過股市融得的資金也僅僅占到社會融資總額的5%。而5%基本上也是目前中國股權融資所能達到的非常高的比例了。 事實上，債券市場融資所占的社會融資總額比例，也僅僅達到15%。比較債市與股市，短期內增長潛力最大的依然是債市。長期來看，債市完全有可能成為中國未來社會融資的最大頭。縱觀世界各發達國家，不管是英美式股市為主的經濟體或者是日歐式銀行為主的經濟體，債券都是企業外部融資的重頭戲。因此，牛市大舉融資對實體經濟本身所帶來的直接影響相當有限。 經常有人講，股市的上漲能夠刺激消費，因為它能夠帶來財富效應。這一說法在當前中國的經濟環境下也並不準確，因為中國主要的消費仍然集中於中低收入階層，而他們與整個金融體系的關系其實並不密切，持有的股票數量也不是很多，在股市上漲之時，中低收入階層從中獲得的收益往往非常有限。 更重要的是，與美國的情況不同，中國並沒有家庭通過股票抵押獲得銀行貸款、放大消費能力的機制。事實上，在中國，與股票相關的金融產品遠遠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深入到貸款、保險、住房等各個經濟環節。因此，我們看到，在英國和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後，政府通過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拉動了股市的發展，而股市的發展又拉動了房地產市場的複蘇，修複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而這一系列運行機制在中國並不成熟。 而且，在中國，股市與樓市往往負相關，因為在股市上漲時期，百姓的投資興奮點集中在股市，住房投資的需求會有所下降，置業的需求得到抑制。這種情形下，房地產開發企業不被社會所看好，房地產企業上市融資的浪潮反而受到抑制。 同時，由於銀行資金並不能夠直接入市，所以，銀行的資產與股市的上漲也沒有直接關系。日本的情形則正好相反。日本的銀行可以購買股票或者交叉持股，這對於日本銀行負債表中的資產一方極其重要。 中國經濟體系中，與股市相關的兩大部門無非是保險與證券。保險業目前相當一部分利潤來自於投資的資產溢價，在許多保險公司甚至占到一半以上，證券公司的業務又取決於股市。這兩類機構的發展對於實體經濟的穩定毫無疑問有用，但是作用有限。 當前股市蘊含著不斷上升的風險 從個體的角度來看，牛市不言頂，個人投資者必須跟著大勢走，這的確是一個投資的基本規律，個人難以違背。但是，就整個宏觀經濟來看，必須分析股市上升的趨勢和風險，因為股市不可能長期完全脫離實體經濟，市盈率的計算是具有基本指導意義的。 首先看一張歷史圖（附圖），其中列出了2003年以來A股的市盈率與上證綜指的走勢。根據我們的估算，2015年4月底，A股歷史可比市盈率為21.9倍。我們計算歷史可比市盈率考慮了兩個因素。第一，未來企業收益很有可能下降，因為中國工業品出廠價格已經連續35個月出現下降，同時勞動工資率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名義GDP增長速度，這對於企業盈利是一種侵蝕。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企業的盈利增長將放緩，乃至出現負增長，我們假設一年內上市公司平均盈利會萎縮5%。第二，中國的名義利率在下降，無風險貸款利率即銀行的理財收益約為4.5%，假設未來一年，這種無風險利率在央行政策幹預下會下降100個基點，那麽根據最簡單的假設，有風險的股市投資回報率也應該下降相應的點數。這一信息應該已經反映在目前的股市價格中了。歷史上股市預計利率下調和上調的時候都有，為了便於比較，我們把目前利率下調的這一利好信息剔除出去。綜合以上兩個因素，我們計算出的歷史可比市盈率是21.9倍，比一般的計算低一點。 1111.png (96.88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昨天 08:36 上傳 分析歷史可比市盈率數據可以發現，A股近13年（2003-2015）的市盈率在10-70倍之間浮動，中位數是19.3倍，標準差是12.3。市盈率在10-30倍之間的月份占總體的78%，在10-40倍之間的占總體的90%。當前市盈率21.9倍對應的指數是4400點，而如果股指升到6000點，其對應的歷史可比市盈率為30倍，這將超出過去13年78%的月份。如果股指升到8000點，其歷史可比市盈率為40倍，這將超出過去13年90%的月份。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些分析都是基於股指成分股的，因此明顯低估了當前由於小盤股飛漲所帶來的風險。 目前美國、英國股市的市盈率在20倍左右，與A股基本一致。從歷史數據分析，這是它們的上限，而成長型經濟體，由於企業盈利上升快，市盈率在30倍以上的情況時常發生。按照這些歷史經驗，目前A股市盈率基本正常，但問題是A股上升態勢極猛，按目前速度，很快就會進入高風險境地，而小盤股市盈率屢創新高，已經蘊含極高風險。 影響未來股市走勢的三大風險因素 既然根據以上分析，股市已經開始進入風險積累時期，即風險上升通道，那麽，有哪些因素會導致股市的大幅波動呢？應該說，如果股市調整，最有可能大幅下調的是創業板和中小市值股票，這些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已經創了歷史新高。 一、上市公司盈利下降的負面報道。由於企業成本不斷上漲，而工業品出廠價格連續35個月不斷下降，相當一部分企業的盈利，尤其是刨除交叉持股所帶來的資產溢價的投資回報，在未來一段時間之內不可避免會下降。這在2014年年報以及2015年一季報中會得到反映。銀行業受到地方融資平臺、政策的調整以及經濟下行、企業不良貸款率上升的影響，增長速度也會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這些都會對股市帶來沖擊。 二、“多事之秋”的國際因素。特別值得關註的是今年一季度的全球股市大合唱，從歐洲的意大利、德國，到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羅斯，再到去年一年指數已經不斷上升的日本和美國，股市都在持續高歌猛進（附表），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極其少見。不過，這種全球性的股市大合唱是脆弱的，攪局的重要因素就是美聯儲加息。根據分析，美聯儲最有可能在今年秋天開始加息，這將會是全球股市下跌的最好借口。今年下半年尤其是秋天，很有可能成為中國俗話所說的“多事之秋”，股市有可能出現波動。 2222.png (97.79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昨天 08:36 上傳 三、政策誤讀。當前支撐股市的一個基本說法是，政府非常願意看到甚至鼓勵股市持續上升，且特別擔心股市下滑，所以會出臺一系列政策扶持並維系股市的發展。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更重要的是，政府手中直接拉動股市上漲的工具並不多。因此，相關的錯誤看法遲早會被駁倒，支撐股市發展的所謂政策因素遲早會消失。 總之，股市的發展對於資本市場的改革而言是重大機遇，有關方面需抓住機遇推進改革。但是，股市對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不可誇大，股市的參與者及相關監管部門必須認真考慮影響股市發展的基本因素，為可能的巨幅波動做好預案和功課。 來源：新財富分析

【達沃斯】“保增長”與“去產能” 相矛盾?聽黃益平、李稻葵怎麽說

作為今年供給側改革五大任務之首，去產能在中國早已成為“進行時”。然而，將GDP增速維持在合理區間仍是一個重要的目標，且GDP仍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考核指標，因此中國究竟要如何進一步推進去產能目標?保增長和去產能究竟是否矛盾?

去產能有益於長期增長

在6月26日的新領軍者年會(下稱“夏季達沃斯”)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表示，如果按照短期的各個時點來看，GDP和去產能可能是矛盾的，但如果中國能夠保持可持續的增長，繼續推進去產能、破除僵屍企業、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那麽去產能就有利於促進中國中長期增長目標。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則稱：“GDP之外，一定還要有兩到三個不一樣的指標。當前中央政府已經將去產能作為一個重要指標，包括河北政府也將去產能納入工作目標之中，因此去產能對相關地區來說的確是一個指標。”

在此前的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中，去產能也是中美討論的核心。“比如說像過剩產能問題，這不光是中國國內的問題，像鋼鐵、鋁等過剩產品對於全球市場都有很大的影響，產能過剩導致全球市場出現扭曲，”美國財政部長傑克•盧(Jack Lew)指出。

據估算，2012~2014年間全球增加的產能有41%來自中國。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薩默斯指出，中國在2010年至2013年澆築的水泥數量超過了美國在整個20世紀澆築的水泥數量。

據穆迪測算，中國全國鋼粗鐵產能約為11億~12億噸。2015年8億噸鋼產量，產能利用率70%左右。預計2016年國內需求延續去年小幅下降趨勢。出口繼續攀升，但隨反傾銷調查壓力增大而減緩。鋼鐵去產能目標為五年內淘汰1億~1.5億噸。

GDP增速對中國仍然重要

值得註意的是，下一階段，GDP增速對中國而言究竟還是否重要?

黃益平表示：“GDP增長十分重要，尤其是對於低收入國家，GDP增速代表著更好的生活條件以及更強的購買力。例如，印度GDP增速超過7%，全球領先，因此其各方面的表現也比GDP增速黯然失色的俄羅斯好得多。”

此外，GDP對中國的意義在於，“當中國的社會福利尚不夠好時，GDP增速代表著更強的創造就業能力。盡管有聲音指責中國過度註重GDP增速，但GDP對中國的確有一定重要性。”不過黃益平也強調，過度關註GDP可能會造成一定問題，如環境汙染等，“因此我認為，我們需要對增長目標做出一些平衡。”

至於究竟如何進行平衡，李稻葵表示，GDP至今對很多部門而言是最重要的績效(KPI)，用以衡量各地政府的業業績，“GDP不是個完美的績效指標，中國應該用GDP作為一個基準，並且還要扣除例如環境危害造成的損失，例如以PM2.5為指標。GDP的結構問題才是重點。”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鄭真真也表示，過去人口紅利對GDP做了很大貢獻，但隨著人口紅利將不斷下滑，人口老齡化是未來30年的大趨勢，“因此我們更需要思考人口的結構，以及GDP增長如何能夠造福全人類?尤其是老年人口。”

薪資增速是消費動力

此外，消費在中國未來增長中扮演的地位愈發突出，李稻葵也表示，服務業、消費等在GDP測算中通常未被充分測算，投資項的確報高了。“根據我的研究，消費占GDP的46%，資本形成只占37%。”

黃益平稱，如果看一下官方的GDP數據，中國去年GDP增速為6.9%，但如果扣除金融部門的貢獻，GDP可能只有6.2%。之所以很多人們都認為經濟增速慢於官方6.9%的GDP數據，主要是很多人並不在金融部門之中。”

李稻葵認為：“如果藍領工資能夠持續提升，消費對GDP的比重就會提高，因此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證藍領工資增速超過名義GDP。”

但是，中國今年的數據也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跡象，“工資增速和GDP持平了，但目前不能妄下結論。如果未來連續兩三個季度工資增速都出現放緩，中國就應該進行適當的改革來保證工資增速。”李稻葵建議。

中國經濟放緩拖累全球?

去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拖累全球”成為全球各國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但事實並非如此。

黃益平分析稱：“中國經濟放緩的過程，就是從過去的經濟增長奇跡走向未來常規增長的正常過渡，這是必須走的路，中國對全球增長的相對貢獻的確在減少，但未來長期中國仍是一個重要的貢獻國。”

不過，需要向全球明確說明的一點就是：“中國經濟下行何時會見底?這還是要靠改革。”李稻葵稱。

黃益平進一步分析稱，中國經濟發展經過了30多年，目前到了重要階段，舊產業很難再支持中國的下一步發展，因此要培養高附加值、高技術的新興產業，其需要在高成本下仍然能產生價值，因此中國需要去產能、去杠桿等改革動作，讓舊的、失去競爭力的產業退出，讓新產業進來，這樣才能保持穩定增長，這也會為全球經濟帶來更多增量。

李稻葵：英國脫歐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

“英國脫歐將導致歐元相對地位下降，國際貿易、國際金融交易需要新的貨幣來平衡美元獨大的格局，因此全球客觀上需要人民幣。另外對於英國而言，脫歐之後對中國依賴可能更大，原因在於貿易更加自由。在這些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有機遇。“6月25日，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 “國際貨幣體系之占優貨幣問題研究”論壇上指出。

昨日，英國脫歐大局已定。距離最後唱票三小時，英鎊暴跌10%經歷了1971年以來最大跌幅。此外，歐元對美元大幅下跌後小幅反彈，日跌3.14%。李稻葵進一步指出，當今西方世界處於亂世，而中國有望興起。美國特朗普如果上臺，GDP和TTIP進程必將受沖擊。但他同時提醒人民幣國際化不可操之過急。

24日晚間，中國人民銀行就英國脫歐公投結果發表聲明。《聲明》指出央行已做好英國脫歐應對預案，將繼續穩健貨幣政策。同時，央行還指出，將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維護金融穩定。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進一步加強與有關央行、貨幣當局以及主要國際金融組織的政策溝通和協調。

李稻葵認為，目前我國貨幣存量達20萬億美元，實際是個堰塞湖，如果按照傳統模式搞人民幣國際化，對金融穩定極其不利，因此人民幣國際化要走一條與眾不同的、漸進的道路，各種政策需要建立在精心務實的研究基礎之上。

人民幣國際化將走一條什麽樣與眾不同的道路?在昨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的對話中，記者發現，周小川指出，在擴大人民幣使用，消除SDR使用者進入人民幣市場的障礙方面，央行已經采取了不少政策措施。

“我們還可以在人民幣可兌換方面做更多工作，包括進一步發展外匯市場和減少不必要的管制措施等。我們特別關註人民幣還不能自由使用的領域，確保人民幣達到可自由使用的標準。我們知道人民幣在金融交易方面的使用還不夠廣泛。雖然交易規模正在逐漸上升，但這不會是一個線性的過程，會受到全球市場波動的影響，螺旋式上升。當然，長期內人民幣還是有望能夠在全球金融市場更廣泛的使用。另外，我們還強調宏觀經濟穩定和低通脹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實現了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和低通脹，市場參與者自然會選擇更多使用人民幣。”周小川說。

一方面，央行試圖幫助提高人民幣在貿易、投資和金融市場等領域的可自由使用程度。另一方面，將SDR視為一個促進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但周小川指出，人民幣更廣泛的使用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要尊重市場參與者的選擇。如果美元匯率穩定、流動性充裕，沒有不正常的資本流動，這時人們願意選擇美元。否則，人們也希望看到貨幣的多元化，以更好地管理風險，我們樂意看到這樣漸進的發展過程。

“下一步人民幣匯率制度應符合市場經濟的更高要求，即匯率更加靈活，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資金流動更加自由，本外幣兌換更加方便，並能為本國和外國投資者提供風險管理工具。”周小川說。此外，他指出，對央行來說，我們試圖對公眾進行教育，讓其了解市場形勢。努力減少過多管制，引入更多的外匯市場風險管理工具，包括外匯掉期、衍生品，希望中國企業和居民在這個環境中變得越來越成熟。

李稻葵：供給側改革是“補腎” 要發揮地方積極性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李稻葵26日在博鰲論壇期間表示，供給側改革成功的最重要是要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包括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從根子上培育市場和搞好企業改革，讓市場發揮創造力，讓政府的力量跟市場的力量這兩只手同向使勁，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精髓所在。

李稻葵說，之前的政策側重於刺激總需求，就好比中醫講的“開胃”，病人吃了開胃的藥，能多吃、多跑、多運動，但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補腎”，增加活力，要經濟主體有活力，願意投資和開發新市場，所以是開胃和補腎的區別。

“中醫講腎不固精，現在有很多的產權保護不到家，民營經濟有錢，他不敢投資了，跑到國外投資了，好東西跑到國外去了，鈣就流失了，所以我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還是補腎，腎強了，有活力了，有活力了就可以投資，投資有了以後，供給側自然就改善了。”李稻葵說。

李稻葵認為，中國不缺工程師，不缺年輕人的創意，也不缺來自企業的創意，現在主要缺的還是制度上面的創新，改革和政府創新的不足，約束了我們的手腳。

在另一場分論壇上，李稻葵談到了貨幣政策與房價，李稻葵認為，現在需要考慮如何從寬松的貨幣政策中撤出，需要提防貨幣政策撤出時出現過度的通脹。

“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就像宿醉後第二天早上的咖啡，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經濟出現大幅下滑的時候，這樣的貨幣政策非常有意義。”李稻葵認為，如今全球不同國家經濟的回暖有著不同的增速。美國經濟反彈最快，所以美國的貨幣政策可以回到正軌。但是在東部國家，尤其像日本等國家，經濟問題還在，還需要貨幣政策的協助。

談及高房價，李稻葵表示，中國的房價上漲很快，有的已經漲上天了，但不能完全把房價上升歸結於貨幣政策。

李稻葵解釋稱，中國的貨幣政策是一個大的背景，10年、20年中貨幣政策一直是這樣，但是房價上漲主要是過去10年有一些結構性原因導致房價大幅度的上升。比如說在中國的大城市，房屋供給是有限的。地方政府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企業來創造GDP，所以開發了很多商業地產。

他認為，中國有很多城市比如三、四線城市房價就比較低，房屋存量比較多，改革目標就是降低房屋的存量，結構性改革是必須的。

李稻葵：雄安新区的关键是制度创新

http://www.xcf.cn/tt2/201706/t20170602_780977.htm

　　雄安新区不应当成为深圳或浦东第二，希望其变为GDP超万亿大型城市的想法不切合实际。雄安新区应该立足于“新”，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文明等制度创新上成为标杆，通过建立政府管理与市场机制紧密结合的土地管理办法，新型国有股权管理模式，便利智能的公共交通系统，密切联系基层的公共治理结构，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配置，严格的自然资源管理体制，进行一些超前、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探索。

　　近来，雄安新区成立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议论和分析。有一部分观点认为，雄安新区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亮点，其地位类似于深圳和浦东。这种把雄安和深圳、浦东进行简单比较的观点，恐怕并不符合实际，因为雄安的自然地理条件远不如深圳和浦东，它不靠江、不临海，没有出海口，周边也缺少具有深厚市场经济底蕴的经济中心。因此，希望雄安新区变为GDP超万亿、经济规模与大型城市相媲美的新型城市的想法，恐怕是不切合实际的。

　　那么，雄安新区的建立可以在哪些方面带来长久性、全局性的影响力呢？笔者认为，雄安新区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制度探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具体来说，其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探索方面，具有标杆性的创新意义。

　　经济体制

　　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开始定型，出现了一些在全球范围内值得回顾总结的创新点。但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现有的很多制度还必须持续地改革、不断地创新。

　　首先，在土地管理方面，现有体制过分依赖市场化的土地出让机制，这使得各个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出让的收入。由于中国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任期远比中央政府来得短暂，所以，土地财政的直接后果是地方政府出现短期行为，寅吃卯粮现象非常严重。

　　同时，土地财政推高了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房地产价格，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恶果。为此，雄安应该探索一种由政府管理与市场机制紧密结合的土地管理办法，比如说，可以探索一个三级土地和房地产管理模式。第一，政府可以长期持有相当一批房地产物业，通过出租的方式提供给在雄安长期生活就业的居民。第二，政府也可以建造一批“小产权”房，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卖给在雄安长期工作的人群，类似于像斯坦福大学给自己教授建造的住房。这种住房只能限于在本地工作的人员内部流转。第三，雄安的另一部分物业也可以完全面对市场开放，但其前提也是提供给具有雄安长期居住证的人员。通过这三种方式，让土地的使用能够长期支持本地的经济发展，避免房地产沦为投资和投机的工具，也为地方财政提供长期的财源。

　　在公共财政方面，雄安应该仔细研究香港和新加坡的模式，那就是主要的财政收入应该还是来自于企业的纳税，而个人所得税则作为低税率但覆盖面比较广的税种。这样就能使得雄安的地方财政与本地经济发展能够密切联系，让地方政府更加积极主动地扶持本地企业的发展，也使得那些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层不至于背负上沉重的个税负担，同时也使得个人所得税变得较为简单而可操作，避免西方发达国家那种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模式。事实证明，发达国家这种个人所得税加房地产税为主的地方财政模式并不成功，因为这使得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相对松散，而且个人所得税也变得极其复杂，让个人所得税体制变成了要给各方政治势力讨价还价和游说的对象，这是美国式公共财政的悲剧。

　　在经济发展方面，雄安也应该积极探索，比如，政府长期持有一部分地方企业非控股的股权，但不是直接控股这些企业。这就相当于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那就是政府控制一部分企业的股权，以此加强政府与企业的联系，也为地方政府的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基础，但是政府并不干预企业的运行。

　　社会治理

　　在社会治理方面，特别值得雄安进行大力的创新。在交通管理方面，公共交通应该成为雄安新区内的交通主体。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的公共交通方式之间需要进行快速、便利、无缝的接驳，比如，从高铁到地铁到公交车以及公交车站旁边的共享单车，形成一条龙公共交通服务。在私人轿车的管理方面，完全应该采取收取拥堵费的方式，引导居民可以拥有车但是少用车，让真正需要用车的居民能够买得起车且真正需要时也用得起车。雄安新区应该成为交通新区，有专门的智能交通的收费和引导方式。雄安应该向汽车限购、限行说不。

　　在公共治理方面，尤其要探索建立基层政府（如街道）与居民直接沟通的渠道，应该定期召开面向本地居民的公共政策讨论会、听证会，把很多重大公共事务交由居民来表决，部分基层官员岗位可以尝试差额选举；基层性的税收，例如物业税乃至个人所得税，可以交由基层政府管理使用。新区的教育经费应该由新区统一安排，新区内部各个学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应该相对平衡，避免学区教育质量苦乐不均的情况。

　　生态文明制度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新区也应该成为全国的标杆。雄安新区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大气污染扩散能力不强，水资源相对短缺，这将逼迫着雄安新区在自然资源的管理方面建立一套严格的体制。为此，应该由政府设计和引导，建立一套市场机制来合理配置稀缺的自然资源。例如水资源和排污权由市场定价，但是政府要发挥维护市场的作用，严厉打击偷排污水、偷采地下水等违法行为。自然资源的定价按照市场规则，新区内的水价很可能会远比周边地区高，而这只是充分反映雄安新区水资源短缺的客观情况，而不应该引发特别的争议。

　　总之，雄安新区如果能够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以及生态文明制度上进行一些超前的、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探索，其将成为国家新一轮现代化制度创新的标杆，从而实质性地加快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

李稻葵：中國實體經濟未來五到十年將有質的提高

編者按：

4月8~11日，以“開放創新的亞洲，繁榮發展的世界”為主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在海南博鰲舉行。11日，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會上發表主旨演講。他認為，未來五到十年是中國實體經濟爬坡過坎、轉型升級的關鍵幾年，中國的實體經濟會有質的提高。他同時表示，金融必須為實體經濟服務，金融只有在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過程中才能找到自己發展的機遇。

以下為李稻葵演講內容：

中國正站在世界實體經濟回升的起點上，要抓住這個機遇

首先我想談一個觀點：未來五到十年是中國實體經濟爬坡過坎、轉型升級的關鍵期，實體經濟會在未來五到十年之內有一個質的提高。

三大因素得出這個結論。

第一，未來五到十年，全球的實體經濟應該有望保持相對穩健的回升態勢。盡管全球政治形勢比較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政策出現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包括美國在內的社會出現了內部的撕裂，但是，我們應該比較清醒地認識到，經濟有它自身的發展周期，現在我們站在了世界實體經濟回升的起點上，要抓住這個機遇。

盡管美國自身的結構性問題還在加深，財政赤字問題嚴重，國債水平還在提高，對全球的貿易逆差短期內難以逆轉，但現在美國實體經濟還是處在向上的發展階段，美國的經濟未來若幹年保持GDP增速2.5%問題不大。其他新興市場經濟也是處於回升階段，歐洲的經濟穩步回升，俄羅斯、巴西的經濟也在同時回升。

第二，科技發展到現在又到了一個周期的新起點，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正在改變我們的投資面貌。註意，我沒有說這一輪的人工智能、這一輪的大數據馬上會改變我們的生活，我是說它會帶來新一輪的投資熱潮。新科技發展第一步影響的是投資，但不一定能夠馬上實現它的預期。就像本世紀初，我們看到在美國出現了一輪互聯網的泡沫，當時並沒有帶動互聯網經濟突飛猛進，那時亞馬遜還不行，eBay還沒有起來，還沒有阿里巴巴。但是，那時候的互聯網浪潮確實帶來了一輪投資浪潮，而投資直接影響宏觀經濟。

我這里面有一個潛臺詞，大量的高科技投資很可能會淪為泡沫，最後破裂。請大家一定註意，我的潛臺詞是比較正面的，是贊揚這個泡沫的。現代世界經濟相對而言是資金過剩的經濟，是主題缺乏的經濟，一旦你創造一個主題，或者是鐵路，或者是互聯網，或者是電氣化，或者是人工智能，投資馬上蜂擁而上。投資一來，經濟就上升了，這是我們中國實體經濟未來五到十年有望上臺階的第二個因素。

第三，這個因素最重要，中國的實體經濟此時此刻到了一個新的發展起點，我們的實體經濟現在是全面趕超。中國經濟，可以這樣講，是當今世界經濟中實體經濟布局最完善的經濟。我有時候開玩笑講，我們這個經濟體，既生產草鞋，也生產高端的、和意大利皮鞋競爭的上萬塊皮鞋；我們既生產最簡單的自行車，我們也生產複雜的高鐵、大運力火箭、發射衛星以及我們的大飛機，如此完善的布局，這是全球經濟沒有的。相比之下，美國的產業布局是非常極端化的，既有非常高的科技，也有質量不行、研發上不去的產業，這是美國經濟的結構問題。

金融行業要想方設法為我們百姓創造高質量的金融資產

下面講金融。實體經濟要起飛，對金融是一個重大機遇，金融必須為實體經濟服務，也只有在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過程中才能找到自己發展的機遇。我們的金融基本矛盾就相當於社會矛盾一樣，金融的基本矛盾是日益增長的在企業和老百姓手中的現金與相對短缺的高質量金融資產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現金很多，我說的現金是指存款、理財和我們手中的現金。但是我們的金融資產有多少呢？比如理財產品現在受到的垢病很多，很多理財沒有配置到真正發揮作用、能夠給我們高回報的金融產品上去，很多理財產品背後是爛資產，這是我們金融行業的基本矛盾。

所以，金融行業的使命或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想方設法為我們的百姓去創造高質量的金融資產。怎麽創造？說起來很簡單，就是要尋找最好的投資項目，就是要緊緊抓住剛剛我說的中國實體經濟不斷升級的重大機遇。這是我理解的金融改革的基本任務。

具體來說怎麽辦？我想未來五到十年金融領域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是防控風險。防控風險一定要把那些不良資產消滅掉、化解掉，把金融體系的腫瘤消滅掉。金融跟房地產不一樣，金融是一盤棋，只要某一個地方出現問題，馬上反映到全局。所以我呼籲，要把那些腫瘤幹掉，要把那些不斷吸納我們金融資產的壞的投資項目消滅掉，該重組就重組，該關門就關門，該轉給財政的就轉給財政。

第二件事：多元化。我們金融體系太單薄，現在銀行吸納現金的量非常大，大量的貸款是經過銀行出去的。銀行是一個渠道，我們人為強迫很多貸款必須通過銀行走，只要不通過銀行，就好像你是歪門邪道，你就是影子銀行。

我強調一點，這里有一個誤區，很多企業家總覺得上市是唯一的成功標誌。其實坦率地講，不一定所有的企業都適合上市，上市是美國市場經濟的玩法，其他市場經濟，德國、歐洲的不一定是上市這個渠道，有大量的非上市企業長期都是家族或者投資者控制的，非常穩健，比如說輪胎這個行業，輪胎行業老大是米其林，米其林三四代人了，但是它不上市。

所以我要呼籲，我們要學華為，用大量的錢搞研發，才能辦成百年老店，才能科技領先，才能變成全球品牌。

第三件事：正規的證券市場一定要做好，包括股市，一定要做好。我個人觀點，一定要夯實法治基礎。舉個例子，比如說我是小股東，我告上市公司犯規了，結果法院判上市公司給我補償一千萬。這其實告錯了，上市公司的錢是股民的，應該去罰內部的人，是誰簽的字，誰造的假。板子打錯了，為什麽？部分原因是我們的證監會沒有法律能力，沒有刑事審判權，沒有刑事執行權，它只能罰款。

所以我非常高興地看到，經過社會多年的呼籲，包括我個人的呼籲，國家現在終於決定在上海成立金融法院。我呼籲還要成立金融檢察院，讓他們代表股民去抓違規者，檢察院把案子遞交給法院，法院按照專業標準去判，這樣才能真正夯實我們的法治基礎。（李稻葵系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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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圖]李稻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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