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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概念熄火 誰來接過這個接力棒？

近期，雄安概念無疑是市場最關心的熱點之一，隨著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消息出臺，猶如平地一聲驚雷，讓所有A股投資者都對“雄安新區”概念充滿了期待。4月5日開盤，雄安概念股幾乎全線達到漲停位，此外，鋼鐵，水泥，環保等領域受益股也迎來漲停潮。然而，這一熱潮持續了一周左右，4月12日至4月24日回吐過半，雖然近期再度持續反彈，但是，雄安概念個股出現了明顯的分化。

據最新數據統計顯示，有9只雄安股進入主力資金凈流出前十，包括：常山股份、先河環保、創業環保、首創股份、冀東水泥、河鋼股份、金隅股份、數字政通、京漢股份。截至今日收盤，僅一股漲停。

對此，有機構認為雄安概念股的回落，使得熱錢喪失了出擊的目標。所以，他們需要尋找新的市場熱點。那麽作為投資者，最想了解的是當前市場究竟還蘊藏著哪些投資機會？從今日盤面看，一帶一路相關概念股再次受到炒作，共有超過231億進入該板塊。有分析認為，2017年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集中兌現期，也是一帶一路業績與政策共振的一年，“一帶一路”論壇帶來的不僅是預期的發酵，還有實際訂單落地的開啟。

消息面，5月14日至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在北京舉行，這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三年多來由官方主辦的最高規格論壇活動。相關信息顯示，目前已有28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確認出席論壇；此外，還有50多位國際組織負責人、100多位部級官員以及約1200多名來自全世界的代表確認與會。

中投證券表示，本次峰會將努力實現四方面成果：一是凝聚更多共識，二是明確合作方向，三是推動項目落地，四是完善支撐體系。本次高峰論壇將有大量雙邊協議、正式訂單得到簽署，同時也有助於推動停滯項目的前進，將對“一帶一路”起到實質性的強勢助推，企業在微觀層面的受益將更加明顯。該券商建議繼續重點關註基礎設施建設（交通、能源、通信）行業中的具備海外業務拓展能力的大型龍頭企業。

實際上，受市場快速回調的影響，之前部分一帶一路概念股也一度出現急跌。有分析認為，利好兌現之時也意味著利好出盡，接下來或將迎來利空；不過近日市場持續調整時，有些一帶一路概念的個股已開始迅速反彈。

安信證券認為，5月份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只是一帶一路中期推進過程中的一個助推時點，相關會議及協同推進組織可能會常態化。重要的是，一帶一路戰略推進會取得更多進展，會有持續的新的催化劑出現，資本市場會看到更多公司訂單和業績的進程不會結束，而是會逐步進入加速期。

方正證券稱，“一帶一路”是國家重大戰略，自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以來，進度和成果超出預期。隨著2月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召開、新疆等地大規模推動基礎設施建設、5月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臨近，“一帶一路”建設正步入快車道，建議關註三大投資主線：“一帶一路”+PPP，優勢產業輸出和西部地區大規模基建。

東吳證券則建議關註機械、電力、建築建材、交運、通信等相關行業中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龍頭企業。地方上，建議關註新疆和福建兩個核心省份的機會。另外，國企混改穩步推進，建議重點關註軍工領域的混改。

國金證券投資建議把握三條投資主線，海外建築施工、重大裝備“走出去”以及重點區域。海外建築施工企業將率先受益於“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建設。首推從事交通、電力、能源等項目建設，並且擁有大量海外訂單的央企。“一帶一路”建設將帶動我國重大裝備出口增長，特別是工程機械、電力設備、高鐵等高端制造業出口。此外，國內“一帶一路”核心區域也將有項目持續落地，特別是新疆、福建、西安和蘭州。

誰來為養老負責?公募瞄準第三支柱“風口”

誰為將來的養老負責?

在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和財政支出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作為養老金第一支柱的基本養老金替代率和企業年金為主的第二支柱的覆蓋範圍受限，越來越多的養老金研究人士指出，有必要建立以個人賬戶養老金(IRA)為主的第三支柱，鑒於美國的成功經驗，金融機構也對此密切關註。

“第三支柱將是個巨大的風口，基金公司關註度很高。”北京一家基金公司養老金團隊成員向第一財經表示。

國際經驗表明，公募基金在第三支柱發展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公募基金也被認為會成為第三支柱的主力軍。第一財經也了解到，國內很多大型基金公司正投身於第三支柱的研究，以期未來參與其中。

養老保險可持續性疑難

單單依靠基本養老金作為第一支柱及第二支柱的企業年金已難以支撐養老保障體系的重擔，第三支柱的建設迫在眉睫。

第一財經了解到，我國基本養老金一支獨大，第二支柱發展滯後，第三支柱尚未建立;反觀發達國家，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日益成為養老金體系的主體。

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美國第一支柱的公共養老金規模是2.9萬億美元，占養老金資產比重11.1%，第二支柱職業養老金規模15.4萬億美元，占養老金資產比重58.9%，第三支柱的個人養老金規模7.85萬億美元，占養老金資產比重30%。

截至2015年底，中國第一支柱基本養老金規模3.5萬億元人民幣，占養老金資產比例是79%，企業年金的規模是0.93萬億元人民幣，占養老金資產比例為20.9%，個人養老金的規模則為0。

《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也稱，個人賬戶累計記賬額快速增長，即使把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積累的所有資金用於填補個人賬戶，個人賬戶仍然會有較大空額。

“除非通過公共財政轉移支付或國有資產劃轉，否則，在當前的費率機制下，基本養老保險自身的可持續性已經成為問題，基本沒有下調費率的空間。”中國證券基金業協會會長洪磊也表示，在目前的“單位+個人”分擔的繳費機制下，無論是強制性的第一支柱，還是自願性的第二支柱，都無法對全體國民提供足夠有效的養老保障。

第一財經了解到，從國際經驗看，完整的養老金體系要涵蓋第一支柱的基本養老金、第二支柱的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以及第三支柱的個人補充養老制度。且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歷史形成的差異化政策複雜等因素，使得作為“存量”的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難以獨立支撐養老保障體系的重擔。

“我國養老金的規模是以政府為主導的第一支柱為主的，在結構上還是有一些失衡，百姓更多的是依賴政府的投入來提高收入。也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延伸到退休後繼續工作人群養老問題的探討，有必要建立第三支柱的保障體系。”一位養老金公司高管表示。

養老金偏愛基金資產

2016年3月，《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條例》發布，包括基本養老金、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全國社保基金在內的各類養老金市場化投資運營已經不存在政策障礙。

國際國內經驗也表明，養老金保值增值離不開第三種模式，即大類資產配置和組合式投資管理。由於股票資產的長周期平均收益率明顯高於債券資產、定期儲蓄以及黃金等實物資產，這也是各國養老金相繼放開並持續提高股票投資比例的最重要原因。

“我們具備的一個優勢是，在養老金投資管理方面，擁有了一個較好的起點，全國社保基金的市場化、專業化運作已經取得了很好的經驗並可供借鑒。在發展第三支柱方面，中國沒有歷史包袱，可以避免路徑依賴，發揮後發優勢，在吸取各國經驗的基礎上構建適合自己的投管運營體系。”此前，證監會副主席李超表示，建立養老金投資的專業標準和投資文化。在養老金投資產品方面，要發展出專業化、專屬性養老金投資管理工具，契合養老金持有人的風險收益需求。

“舉一個例子。為55歲的人和25歲的人分別做養老金投資，我覺得應該采取不同的投資策略。因為55歲的可能就10年，就投資用了;25歲的管理時間可能是40年。那投資策略確實是不一樣的。”美國信安金融集團前董事長施伯文也認為，主要在於投資的期限有多長，“如果投得穩定、保守，但是風險低回報也就低一些。”

據悉，大部分國家對第三支柱的投向不做過多限制，提供了包括共同基金、銀行存款、商業保險等多種工具。在2015年美國第三支柱資產中，共同基金占比達到48%，股票和債券比例達到41%，銀行儲蓄占比7%，商業保險產品占比為5%，體現多元化的投資趨勢。

截至2014年底，企業年金、全國社保基金委托管理規模超過1.3萬億元，超過60%由公募基金管理。截至2015年10月末，公募基金受托管理規模1.1萬億元，其中企業年金3600億元，全國社保基金7576億元，是我國養老金投資管理的主力軍。

一位共同基金投資公司人士表示，美國養老金的投資亦偏向於基金，基金的優勢首先是風險分散化，通過多元化投資，養老金投資才能分散風險，並且在多年時間內實現投資收益。養老金的投資更多是通過關註企業的基本面，而不是短期的漲跌。

公募基金的機會

2016年12月，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選出了首批21家基本養老金投資管理機構，其中有14家基金公司，目前已有資金進入實際運作階段。

經過長期發展，公募基金也被認為在個人養老金顧問服務體系及未來的第三支柱投資管理中的優勢明顯。

統計顯示，自基金成立日至2016年2月19日，偏股型基金年化收益率17.57%，超出同期上證綜指9.98個百分點;債券型基金年化收益率8.59%，超出3年期銀行定期存款基準利率5.84個百分點。

鑒於美國IRA近50%是投資於共同基金及養老金與美國資本市場的良性互動，國內眾多大型基金公司正致力於如何參與養老金第三支柱建設，希望抓住下一個“風口”。

因此，擺在基金公司面前的一個機會是，如何建立符合第三支柱要求的養老型基金產品線，能夠匹配參加者風險收益特征、降低業績波動、穿越經濟周期的FOF產品，比如目標日期基金或目標風險基金等。

業內人士認為，在第三支柱建設中，公募基金產品要為合格準入體系提供基礎資產池，一方面需要發揮公募基金在產品設計方面的能力，有針對性地開發適合第三支柱投資產品;另一方面要發揮公募基金工具化的作用，使公募基金產品成為養老金投資的標準化工具。

洪磊也指出，養老金的投資運作方面，應當堅持分工、低成本運作和嚴格監管，針對產品設計、信息披露、估值核算和公平交易等建立統一標準，推動各類養老產品在風險控制、長期收益和管理成本上充分競爭，讓投資人利益優先原則在個人養老賬戶上得到落實;引入法律監督、審計監督和公眾監督，避免個人養老資產脫離投資人利益，淪為投機者謀取個人不當利益的提款機。

“養老金市場如果發展得好，實際上可以直接地對資本市場形成助力，同時對經濟發展形成促進。在這個維度上來說，養老金的規模實際上和經濟發展的速度，是可以“畫一條直線過去的’。”施伯文也對第一財經表示。

5萬億基金專戶委外生變 誰來填缺2.7萬億元銀行資金？

委外業務並非定制基金的專利。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末，逾5萬億基金專戶中委外等機構業務占比已經超過9成，其中銀行委托資金高達2.73萬億元，如此規模相較公募的委外業務量絲毫不遜色。

然而，委外或將難以延續。在業內人士看來，市場及監管環境急劇變化的大背景下，委外與公募產品所面臨的窘困一樣，基金專戶委外業務收縮也將是大概率事件。但比公募產品幸運的是，在銀行等不願意追加投資之後，未來這個行業仍將有社保、養老金等“活水”持續流入。

機構化當道

有別於A股市場散戶遍及，基金行業如今早已是機構的天下。

機構投資者購買了基金公司旗下的公募者專戶產品，彼此之間是委托與受托的關系。2016年是公募基金機構化業務繁榮的一年，截至去年末基金公司的兩類業務中，公募產品的機構持倉占比約六成;專戶資管計劃方面，機構持有份額超過九成。

實際上，2016年公募基金機構化打出了一張“委外”牌，期間大量銀行、保險等機構資金借助基金或者專戶產品進入股票和債券市場。濟安金信副總經理、基金評價中心主任王群航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基金委外業務與傳統的受托管理機構資金業務之間存在一定差異，比如委外業務相比過往產品有機構占比、約定收益等方面的顯著特征。銀行等委外資金普遍對產品收益率有一定的要求，比如4.5%左右。它們利用自己的資金優勢，向基金、券商等受托方開價，只有對方表示有能力做到預期收益時，才願意讓其管理資金。

在剛剛過去的一年，盡管股債雙殺，但公募基金依靠委外業務的發力，體量突破了9萬億大關。據濟安金信基金研究中心統計，截至2016年末，委外定制公募基金的總數量約為633只，資產總規模約為10753.5億元，其中債券基金類的占比達八成。然而，來自中國基金業協會(下稱“協會”)的數據則顯示，相比公募委外業務的相對公開化，一向低調的基金專戶在過去多年承接委外業務的規模絲毫不遜色於公募產品。截至2016年底，102家基金公司開展專戶業務，較2015年底新增2家，存續產品7147只，管理資產規模5.1萬億元，較2015年底增加2.12萬億元，增長71%。

5.1萬億基金專戶資產中，銀行委托資金貢獻逾半壁江山。協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銀行委托資金2.73萬億元，占比58.1%。在業內看來銀行資金依靠資金量優勢走的是委外路線，在機構招標過程中，對資金安全和預期收益均有較高要求。基金專戶的第二大機構投資者為信托，其投向基金專戶的資金3176億元，占比6.8%。

協會對此表示，2016年，基金公司專戶在股票市場低迷、債券市場前漲後跌、銀行資金委外意願較強的環境下，呈現出業務規模持續快速增長、產品管理能力進一步提升、產品收益率回落、行業集中度小幅提升、行業收入小幅增長等特點。

出人意外的是，一向財大氣粗的保險資金對基金專戶的投資力度落後於信托公司。截至去年末，保險加上財務公司投資基金專戶的資金2651億元，占比5.6%。除此之外，基金專戶資金來源中，企業委托資金2536億元、券商委托資金2473億元、基金公司及關聯人委托資金1395億元，占比分別為5.4%、5.3%、3.0%。而來自個人投資者資金有2083億元，占比4.4%。

未來行業變數

盡管截至目前基金專戶並未受制於單一機構持倉50%的流動性新規，但隨著央行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政策實施及銀監會監管同業、委外業務的深入開展，基金專戶的委外業務也出現了收縮的趨勢。

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基金公司人士看來，在市場資金面逐漸趨緊的預期之下，銀行等資金提供者正將表外流動性收縮表內，它們未來的委外增量資金將逐步萎縮，而大量投向基金專戶的資管計劃極有可能在到期之後不再續期。

另一方面，在一行三會去杠桿、清理通道等強監管政策之下，銀基合作、信基合作等變得異常艱難。截2016年末，銀基合作、信基合作、私募合作、證基合作的通道規模分別為1.05萬億元、1839億元、1231億元、1404億元。

與公募委外幾無增量業務類似，當前基金專戶的委外業務同樣低迷。上海一家保險系基金公司專戶部投資經理助理對第一財經稱，最近一段時間沒有接過銀行、保險委外資金，主要在忙於老產品運營和各種交易。近期市場不好，什麽策略都失效，公募和專戶整體都比較難做。

華南一家基金公司內部人士稱，去年專戶承接的委外資金主要做一些股債混合、定增類業務，債券定制產品主要放在公募中，二季度以來專戶的機構業務基本是做存量業務，沒什麽增量。

凡事也有例外，盡管眼下的銀行等外部資金增量效應劇降，但基金行業的委外業務並非全線收縮。未來社保、養老金及企業年金的委外投資規模在業內看來還將持續增長。

“東邊不亮，西邊亮。”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市場總監稱，公募基金的發展一向如此，在銀行和零售業務雙雙收縮的環境下，未來行業仍有增量資金，比如社保基金、企業年金、養老金等將擴大通過基金專戶入市的規模。

目前，社保基金的境內委托投資管理人共18家，其中16家為公募基金。公募基金管理的境內委托資產占社保基金會管理資產總規模的比例超過40%。社保基金願意委托基金專戶進行管理，一定程度上來說緣於穩定的業績收益。據協會統計，過去三年，社保基金累計投資收益達到4033.18億元，年均投資收益率9.37%。其中，剛剛過去的2016年，在國內股市大幅下跌的情況下，社保基金投資收益總額313.18億元，收益率1.70%，其中，已實現收益905.88億元，收益率5.38%。

養老金管理方面，2016年12月，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選出了首批21家基本養老金投資管理機構，其中基金公司占據了14家份額。2004年5月，作為養老金體系第二支柱，企業年金開始市場化運作，華夏等9家基金公司入選為首批投資管理人。

華夏基金總經理湯曉東稱，目前已經進行市場化投資運營的養老金資產中，包括全國社保基金、企業年金及部分基本養老金，其中約60%由基金公司投資管理，可以說公募基金始終是養老金最重要的投資管理人之一。

中国IPO究竟由谁来监管、核准？

http://www.xcf.cn/jrdd/201706/t20170607_781014.htm

　　近期，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全方位加强，在上市、退市监管等事宜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据证券日报5月18日报道，2017年以来IPO审核未通过率接近三成，新上市公司的业绩总体好于A股公司整体平均水平。随着IPO进入常态化，IPO审查逐渐趋细、趋严。5月17日晚间，*ST新都因连续亏损而进入退市程序，这亦是加强退市制度的一个信号。此外，针对IPO监管的权力分配问题，2017年4月15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大会上指出，交易所必须行使对公司上市、退市和并购重组的实质性监管职能，发挥监管主体职责。

　　当前，中国IPO监管实行核准制，即对拟上市公司进行多方面的实质审核，这项工作主要由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下称发审委）负责。中国IPO是否应该向注册制过渡，舆论对此观点不一。反对者认为中国市场条件仍不够成熟，支持者则称注册制可优化融资结构、提升金融效率，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亦指出注册制不能单兵“突进”。那么，中国的IPO制度改革应该走向何方、监管应如何实现？今天，我们将通过比较分析美国与香港的IPO制度来探讨这两个问题。

　　美国与香港的IPO制度

　　什么是注册制？宽泛地讲，它要求拟上市公司按要求进行信息披露，而监管机构只负责监督其信息披露的充分真实性，而不对其信息内容作价值判断。而在核准制中，监管机构或交易所会根据拟上市公司提交的申请文件，对其是否适宜上市做出判断，然后批准或拒绝上市申请。

　　美国被普遍认为是注册制的代表性市场之一。美国证监会SEC对IPO的发行以披露为重心，只确保信息的逻辑性、完整性、客观性、相关性，其对IPO的批准并不代表对其证券的质量进行了认证。美国证券市场制定了严密详细的信息披露规则，规定的披露范围不仅包括财务信息，也包括对上市估值有重要影响的其他信息。同时，《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国会之后制定的法律和SEC制定的规则，均对证券市场中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有明确的规定，违法代价极高。不过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因为注册制的存在，拟上市公司可以在美国的任一个证券市场上来去自如。若拟上市公司不是在全国性交易市场（如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那么除了要向SEC申请注册，还需向各州的监管机关提交申请，而州层面的审核往往涉及实质审核。另外，美国IPO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向SEC申请上市，而第二阶段是向交易所申请登记注册，两者缺一不可。而香港与大陆的IPO过程在实际操作中都不区分这两个阶段。

　　虽然香港市场的IPO制度由于其程序高度透明、上市审核周期较短、以及强调信息披露而常常被误解为注册制，但其实际上采取的是高度市场化的核准制度。这主要表现在，目前香港的上市标准中，有关于盈利、市值/收入或市值/收入/现金流量的测试，还有适合性审查。适合性审查并无特定的明确测试界线，而是会考虑每个IPO个案的事实和情况，例如董事及控股股东是否胜任、公司的规模和前景是否与上市目的匹配等等。这表示香港联交所会对申请上市的公司进行实质审查，然而美国并没有类似的适合性审查，相对来说IPO较容易。

　　当前，香港实行“双重存档制”，规定证券发行上市的申请人，须在向香港联交所提交申请书后的一个营业日内，将副本交给证监会存档。香港证监会进行形式审核，联交所进行实质审核。如果证监会认为申请材料不符合《证券及期货条例》及其配套规则的规定，可以否决上市申请。不过，香港证监会极少否定香港联交所的决策。而联交所及其下设的上市委员会和上市部是IPO申请的主要负责机构，旨在确保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上市审核标准可分为两部分内容：客观条件与上市适当性要求（如盈利能力不够、业绩下滑、关联交易比重较大等等）。第一部分由《上市规则》详细规定，而第二部分受联交所发布的常见问题和上市决策的指引。例如，联交所在其上市决策LD107-2017中指出，某公司的收益中若刨去可能不合规的贷款收益的部分，则并不符合《主板规则》中的最低盈利规定，因此不适宜上市。

　　可以看出，美国与香港为大陆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参考制度。香港与美国的IPO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首先，美国IPO分为向SEC申请上市和向交易所申请登记注册两个阶段，而香港的IPO和发行审批是一体的；第二，美国不存在如香港一般的适合性审查，主要强调信息披露真实有效。

　　中国大陆的核准制与香港的核准制在实质上比较相似，但是目前还没有像香港那样市场化，香港的IPO审查程序透明程度较高、上市审核周期较短，另外香港更为强调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而且审核主体不一样，大陆是证监会，香港主要是联交所。

　　中国应实行高度市场化的IPO核准制度

　　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在现阶段应该先参照香港，实行高度市场化的核准制度，而非美国的注册制度。正如大量相关讨论所指出的那样，真实、准确、完备的信息披露是注册制的关键所在，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法律法规体系。近年来不断增加的信息披露违规事件，就是一个明证。其次，中国投资者的权益保障不够充分，由监管机构发起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仍不足以对上市公司实行有效的事后监督。在美国，一旦投资者发现上市公司有虚假不实的信息披露，就可以代表投资者集体向发行人提起诉讼，这称为集体诉讼制度。根据《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若上市公司被调查出造假，将面临巨额罚款和刑事惩罚。香港亦有类似的制度，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将不法上市公司告上法庭，还可以从投资赔偿基金中获得因第三方风险造成的投资损失补偿。

　　在此，我们想着重阐述中国目前不适宜注册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大陆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中散户占绝大多数。事实上，美国与香港市场均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根据Marshall E. Blume 和Donald B. Keim (2012) 在工作论文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Stock Market Liquidity: Trends and Relationships的统计，美国的机构持股比例持续增加。1950年美国的机构持股比例低于10%，而在1980年，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市值占市值总额的34.3%，到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67.1%。而另一份资料显示，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中散户日均成交量仅占总体成交的11%。另外，根据港交所公布的《现货市场交易研究调查 2014/15》，截至2014年底，64.84%的交易量来自于机构投资者，35.16%的交易量来自于个人投资者。

　　中国的情况则与这两者迥然不同。从账户数量上来看，中证登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个人投资者账户数达到12257.89万，占总数（12291.57万）的99.73%，而机构投资者账户数仅为0.27%。从持有市值来看，根据Wind数据和申万宏源研究的计算，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股票市场上个人投资者、一般法人、专业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流通市值占比例分别为41.58%、51.71%、6.71%。因此，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持股市值，机构投资者都处于较弱的地位。相对而言，香港的机构投资者比例处于中国大陆与美国之间。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注册制可能并非是一个好选择。首先，注册制的行之有效依靠投资者有对披露的信息筛选、分析及理解的能力。如果中国大陆实行注册制，就算上市公司进行完全、及时、真实、准确的信息披露，由于信息披露量大、公司数多，大部分的散户可能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收集和了解这些信息。彭博社经济学家Tom Orlik称在新开户的中国股民中，有67.6%的民众没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根据深交所金融创新实验室就2014年初到2015年3月31日之间的深市个人投资者开户情况做的分析，深交所高中及以下学历新开户投资者占比为19.67%，而学士及以上新开户投资者占比达33.34%。尽管数据分歧较大，但考虑到中国散户基数庞大，我们仍然有充足的理由为投资者素质而忧虑。广大散户可能由于投资知识有限，无法理解所披露的信息究竟意味着什么，遑论根据这些信息来选择最佳投资组合，进而实现市场的“用脚投票”乃至维护市场素质，因此注册制的根本目的也就不能达到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学历与投资能力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然而，我们想提出在这种客观现实情况下，实行注册制会对投资者提供有力的保护吗？

　　第二，当散户无法处理上市公司披露的海量信息时，他们会求助于市场上形形色色的金融中介，希望通过投资建议和股市分析来获取更简明的情报。因此，分析和解读财务数据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了投行的身上。如果中国现在实行注册制，有什么制度或者细则，可以保障投行以及投资顾问是在为广大投资者服务呢？投行的主要客户是上市公司，以及潜在可能成为自己客户的上市公司，为了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即使财务数据不容乐观，投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有什么动力来做客观陈述呢？研究报告中微妙的用词都可能带来不同的解读。Michael S. Drake, Lynn Rees, and Edward P. Swanson 于2011年在《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总体而言，按照分析师的股票建议投资，投资者并不会获得显著的超常收益，而且在某些时期实际上会产生显著的负回报。华尔街日报在2012年底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投资者在过去5年间每年买入股票分析师和基金经理最看好的10只股票会遭受11%的损失，而同期追踪标普500的指数基金的回报为9%。那么，如果投资者在过去5年间每年买入股票分析师和基金经理最不看好的10只股票会有任何的表现呢？结果是获得16%的收益。

　　2017年以来中国IPO审批提速，不乏上市后业绩突变的企业，致使投资者出现损失。据Wind数据库和投中资本研究部的数据，2017年年初到5月8日IPO的190家企业中，2016年净利润下滑的有25家，下滑超过1亿元的有4家。更耐人寻味的是，2017年已经获得证监会批准而又暂缓发行的企业共有4家，其中三家暂缓发行的原因是被媒体或群众举报或数据合理性存疑。如果失去了证监会的保护，如果不对IPO进行比较严格的监管，广大的散户投资者可能会被股市深套而遭受损失。

　　因此，大陆应借鉴香港的高度市场化的核准制度，引入相关配套措施，提高审批程序透明度。具体操作上，应出台相关的细化的法律法规，以及具体的、可执行的赔偿机制等等。同时，中国应该加强对投资者教育，培育长期、专业、理性的投资者。2017年5月6日，巴菲特在全球股东大会上指出，A股市场投机氛围浓重。要减少投机氛围，除了要加强投资者教育，还需培育上市公司进行完全、及时、真实、准确的信息披露的意识和技能。

　　中国一级市场发行应由证监会进行集中式监管

　　那么，IPO应由谁来监管、谁来核准？文章开头提到，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深圳证券交易所2017年会员大会上指出，交易所必须行使对公司上市、退市和并购重组的实质性监管职能。那么，在监管权分配方面，我们真的应该将这一任务委于交易所吗？我们认为，尽管交易所更为贴近市场，发挥前线监管的职能，但证监会仍应该发挥监管主体职责。换言之，相比香港的以港交所为一线监管机构的做法，美国证监会SEC在一级发行市场上的证监会集中性监管可能更适合中国，原因如下。

　　首先，深交所和上交所之间目前已经存在着竞争。两个交易所需要对上市资源进行争夺，所以很难对发行人进行严格的实质性审核。

　　其次，虽然上交所和深交所目前还没有上市，但是它们将来有可能会上市。一旦上市，由交易所来审批公司上市，存在潜在的公职身份和商业身份双重身份的利益冲突。事实上，由纽约证券交易所集团和欧洲证券交易所合并而成的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已经与2007年4月4日在纽交所和欧交所同时挂牌上市（交易代码：NYX）。因此，将IPO审批权集中在美国证监会手中可以避免相关利益冲突。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简称香港交易所或港交所，英语：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缩写：HKEx）也是上市公司（交易代码：00388），于2000年6月27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交易所的前身是由香港联合交易所（香港联交所）、香港期货交易所（香港期交所）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于2000年合并而成。目前旗下成员包括香港联交所、香港期交所、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期权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期货结算有限公司，还包括基本金属市场──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

　　作为上市公司，港交所的根本目标是最大化股东利益，因此扩大联交所的上市公司数量和交易量与提高其盈利应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但联交所作为IPO的主要监管者，必须审慎使用审批IPO的权利。同时，联交所还需要审查并监督作为上市公司的港交所。为了避免港交所作为商业组织及监管机构角色之间的冲突，凡是涉及港交所的上市事宜，均交由香港证监会代管。同时，港交所与证监会须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的规定，共同承担香港证券市场的监管职能，港交所还要定期接受证监会的审核覆检。而且，港交所还采取了特殊的内部管制架构，例如半数董事会成员由政府委任，且董事在获得委任时必须向证监会确认其与港交所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并无关联，使之在面临冲突时以公众利益为重。

　　然而，2016年6月17日，香港证监会和港交所刊发联合咨询文件，提出让证监会更直接地参与上市政策事宜和上市监管。具体措施包括设立新的上市政策委员会和上市监管委员会，由证监会和港交所方面的人员共同组成。在某些涉及上市合适性问题和具有政策影响的上市决策上，上市监管委员会将参与进来。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翻查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虽然大部分上市公司、券商、企业融资顾问及保荐人、律师事务所、立法会议员／政党／智库表示反对，但是大部分参与咨询的互惠基金等投资经理、会计师事务所、学术界则表示支持改革现有的上市监管框架，认为香港市场素质下降，现行机制也无法迎合市场需要，并指出证监会如能在上市事宜方面有更高程度的参与，将有助处理港交所同时作为商业组织及监管机构所可能引起的潜在利益冲突。

　　因此，从美国与香港两方面的经验来看，大陆无须急于赋予交易所过多审批权力，而应坚持以证监会为主、交易所为辅的集中性监管制度。

　　综合而言，在当前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的市场环境之下，中国大陆应借鉴香港的高度市场化的IPO核准制度，大力培育长期且专业的投资者，提高IPO过程的效率和市场化水平。同时，我们不妨坚持以证监会为中心的监管框架，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作者介绍：孟茹静系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首席讲师，香港大学金融学硕士项目主任；欧阳辉系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杰出院长讲席教授，长江商学院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与金融创新和财富管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交友app讓“約”變得簡單，但該由誰來買單的問題卻越來越尷尬

鳳凰科技 2017-06-30 18:27

來源 | 鳳凰科技（ID：ifeng_tech）

編譯 | 楠鑫

責編 | 劉考坤

編者註：

第一次約會誰給錢？通常應該是男士。但現在“一鍵約會”的app越來越多，陌生人之間約會的次數越來越，約會這件事也變得越來越隨意。於是就導致了一個問題：約會吃飯，該由誰來買單？

《華爾街日報》日前撰文討論了這個問題。很多女士原本習慣在買單時假裝掏錢包，但大部分時候男士都會搶著買單。而現在，當女士假裝掏錢的時候，男士則通常無動於衷，於是女方只能“假戲真做”掏錢買單。

以下是《華爾街日報》的文章：

曾經，塔尼莎·贊達梅拉在第一次約會時，會假裝在錢包里找錢付款，但她篤定男方一定會堅持付款。之後她也遇到過，有的男士“忘記”帶了自己的錢包，或是飯後要求AA制。現在該付賬的時候，她會坐著不動，連假裝付款的“套路”都不再嘗試。她今年雖然只有23歲，卻直言要點：“如果你掏錢包，那這頓飯就是你買單了。沒人會阻止你。”

在網絡交友盛行的時代，男女之間由來已久的一個傳統正在經歷顛覆：賬單到來之際，女方假裝準備付款——內心卻期待男方堅持買單。

現在，在線約會服務越來越多，約會時花錢的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根據德意誌銀行（Deutsche Bank）的分析，在紐約或舊金山，兩個人看一部電影、吃一頓飯、喝上幾杯啤酒，最後乘坐出租車離開，一共大約需要花費130美元。一周三次，一年就要花費兩萬多美元。

交友應用在網絡交友的時代盛行，這也意味著單身人士進行第一次約會的機會將遠多於以往。許多女性表示，她們現在已經連“試著找錢”都不願嘗試。因為她們因此而AA或買單的幾率會大大增加。現在，到了該買單的時候，雙方都早有準備。他們會註視著對方，直到一方承受不了壓力，繼而買單。

經歷各有不同 看法亦不相似

艾利克斯·波爾

19歲的艾利克斯·波爾表示，最近她和在Tinder（網絡交友應用）認識的一位男性約會了。因為男方發起了約會並選擇了約會地點，她選擇了不主動支付賬單。但在這位男士送她回家後，他通過Venmo給她發送了一張20美元的費用清單，請她付自己那一部分的餐費。這位西維吉尼亞大學的學生在Venmo上拉黑了他，也並沒有支付賬單。

拜倫·諾頓-沃夫今年51歲，生活在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市。他表示，在同性社交應用Grindr上，人們常常選擇消費並不高昂的約會，比如咖啡和雞尾酒。

傑克琳·蘇許塔是密歇根州羅徹斯特山的一位財務主管。她在18歲生日的時候，發現自己處於弱勢地位。她說，生日那天，她應邀觀看電影。但是到了購票處，她的約會對象直楞楞地看了她好幾次，讓她十分不舒服。最後，她拿錢買了兩張票，外加爆米花和飲料。“真是太尷尬了，”她說， “誰會讓你在生日那天付賬？”

阿萊克茲·普爾是一位30歲的律師。她表示，四年前搬到紐約以來，她註意到了關於“付賬”情景的逐漸變化。最初，她的約會對象通常會阻止她付款，並主動買單。但是之後，她卻不只是負擔自己消費的那一部分。最近一次小聚喝酒，由於沒有事先預定，她問她的約會對象，是否需要預定一些食物。他答道：“你家里沒吃的嗎？”

“追求女孩”（Girls Chase）這家網站旨在為男士提供約會建議。沙斯·阿芒特是其創始人。他表示：“認為對方該付款時，對方卻選擇不付款，是一種反轉影響力的行為。這與男性通過買單，女性通過讓男性買單展現各自影響力不同。”但是，拒絕買單的女性，可能會被認為是在“找飯票”。一部分女性的確如此。

卡蒂·哈特是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位應付賬款經理。她表示：“我從沒有想過主動付款，但實際上，我經常這樣。他們對此並不覺得不妥，我就只好說，那好吧。”

這位37歲的女士最近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廳約會，約會對象建議對一個漢堡和一份炸薯條平攤費用。漢堡擺上來後，他將其切為兩半，但非常不均勻。他觀察了一會兒，選了更大的一半。

卡蒂·哈特

該買單時，哈特女士說，她象征性地掏出了信用卡，但是那位男士毫不猶豫地同意了，讓她支付一半地費用。 “甚至服務生都看著他，像是在說，你有沒有搞錯？”

眾說紛紜

一位哼著歌的服務員表示，兩個人同時準備掏錢，算得上是一件“好事”；但他也補充道，在同性約會中，年齡會是一個決定因素。“不掏錢的人通常更為年輕。”然而，他有一次約會卻規避了這一規律。在付賬之前，他就去了洗手間，並表示會在外面等約會對象。

禮儀專家表示，這其中的規則並不複雜。《創造更好生活的現代禮儀》一書的作者黛安·高斯曼認為：“你邀約，就該你請客。但是現實是，約會的對象可能並不知道這一規則，或者說，並不認為這是約會。”

英國安格利亞魯斯金大學的社會學講師朱莉婭·朗（Julia Long）是女權主義理論的專家。她表示，男性在約會時買單，這是幾個世紀前騎士制度下的過時產物，而且這也隱含著所屬權。 “女性不是供買賣的貨物。”

贊達梅拉女士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她說，由於女性的收入水平仍舊低於男性，因此男性負責晚餐和電影的費用，並非強詞奪理。 “男女之間的工資差距很大，”她說， “男性至少應為他發起的約會買單。”

邁爾斯·伯德

一些人表示，他們正在支持一種關於性別角色的觀點，並認為該觀點更為進步。邁爾斯·伯德（Miles Bird）今年27歲，在舊金山的一家風投公司工作。他說：“我幾乎覺得，不讓她們付錢是不禮貌的，而且我會被認為十分刻板。”伯德先生表示，他通常在掏錢包之前，就建議分開結賬，雖然有時候，他不得不支付整張賬單。

一些男性則認為，他們的確準備在第一次約會時買單，但是仍舊希望女性會有掏錢的舉動。洛杉磯醫生阿米爾·諾巴赫特對此認為：“你不會希望自己被人利用。”他表示，他的一位患者在最近一次約會時，點了兩份主菜——一份是在餐廳就餐的意面，另一份是打包的烤魚。在女伴去浴室時，他要求分攤賬單。他說：“第一次約會，我每次都會買單。但是你得確定底線。”

阿米爾·諾巴赫特

查普曼大學心理學教授大衛·弗雷德里克（David Frederick）表示，已有證據證明，相較於其他性別組合形式，男性在與異性約會時，其買單的做法更難以改變。他在2015年與同事一起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研究涉及17600人，其中39%的受訪女性表示，她們希望男性拒絕幫忙支付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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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萬八的遊學之旅卻連飯都吃不飽，遊學亂象誰來管？

每年暑期，不少具有經濟實力的家長會選擇讓孩子去國外遊學。盡管只有幾周的行程，但動輒數萬元的花費，遊學已然被家長視為一種教育投資。近日，不止一個家長向南方日報記者反映，這筆投資“打水漂”了，孩子收獲不大之余，更令人不滿的是，行程中還出現了吃不飽，受歧視等諸多問題。事實上，近年來遊學亂象叢生，不斷有家長為其買單，而監管卻一直處在缺位狀態。

3.8萬元的名校之旅連飯都吃不飽

小君（化名）是天河區外國語學校初一的一名學生，這個暑假，他參加了馬克漢姆教育機構組織的英國遊學活動，從未出國的他對此趟旅行充滿期待。讓他對此次英國名校之旅期待的另一個原因是，在馬克西姆教育機構來校的宣講中，他們繪聲繪色的描述吸引了包括小君在內的不少學生，可以和國際學生交流，參觀當地著名景點，這在業界看來，這些理應是遊學產品的標配，但對於從未參加過此類旅行的孩子們而言，已然足夠新奇，令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加入。

馬克漢姆教育機構收取每位學生38880元的報名費後組織了80多名學生到英國，然而事實與該機構所描繪的相去甚遠。“說好的與國際生交流，其實都是自己的學生，去劍橋學校也只是隨便轉一圈就出來了，去景點同樣也只拉個橫幅拍了照就走，去景點的時間基本都是在車上度過的。”小君的家長馬女士吐槽道，行程安排的食宿也非常不好，經常吃不飽。跟讓孩子感到委屈的是，當地接待的人並非機構所言的校長，而是該機構的工作人員，他對這批中國學生愛理不理，絲毫沒有顯現出地接人員該有的基本素質。

遊學產品緣何貨不對板？截至記者發稿前，未收到馬克西姆教育機構關於此事的回應。馬女士表示，馬克漢姆教育機構的學生回來家長均向學校和該機構提出投訴，但都沒人處理，該機構負責人也不予回複。

遊學火了，但“學”的含金量普遍不高

暑期以來，不少參加過遊學行程的學生表示“遊學”名不副實，遊得多，學得少。廣州某中學高中生陳一山告訴記者，他曾經參加過的赴美夏令營，就是走馬觀花式的旅遊，領隊甚至還帶他們進入商場，不少學生在此消費動輒數千元。

事實上，近年來隨著旅遊消費需求的上升，越來越多人選擇暑期帶孩子出國旅遊，而相比單純的遊山玩水，有學習內容的遊學產品更受家長青睞。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家長普遍有望子成龍的期待，他們在孩子教育上的投資花費不菲，如果在一趟旅行中，能讓孩子在遊玩的同時，又能長見識，提高英語水平，這樣的行程往往是受青睞的；另一方面，從供給方來看，遊學行業的毛利率可以達到20％～30％，遠超大眾旅遊，因此越來越多旅遊企業企圖在“遊學”版塊獲得更多利潤，讓旅遊搭上教育的便車，提高產品附加值。

然而，在魚龍混雜的遊學領域，“學”的時間占比和內容含金量，一直廣為學生及家長詬病。近日，多名家長向記者反映，參加的遊學團多以旅遊為主，學的時間不到行程安排的一半。

家長張女士告訴記者，尤其是實力較弱的小機構，他們混跡在學校圈中，一旦獲得了學校的允許，就可以在學校進行宣講招生，順理成章的做成一筆不菲的學生生意。但該機構的信譽如何，服務質量如何，家長只能夠聽該機構的一面之詞，學校並不給予參考意見。“很多時候只能靠學生試過才知道品質究竟是怎樣的。”張女士坦言，這樣的試錯成本有些高，畢竟不同於一般消費品，動輒數萬元的遊學產品，相當於不少家庭半年的收入。

遊學市場監管存空白

貨不對板，體驗很差，學無所獲，家長為此買單，企業因此而受罰了嗎？事實上，在遊學領域的監管，仍然存在空白。

目前，目前承辦遊學的機構主要包括留學中介、旅行社、語言培訓機構、國際教育交流組織和學校等五類機構，其中只有留學中介和國際旅行社具備申請海外遊學簽證的特許資質，其他均不具備做出境遊的資質，他們需要通過與留學中介和旅行社合作，切入遊學市場。

因此在監管上，監管對象繁多，而目前監管主體單一。有關專家指出，旅遊主管部門的監管實際上非常有限，而且監管的對象也僅僅局限於旅行社，很多教育機構仍處在監管的盲區，這部分的監管需要教育部門的介入。

有專家進一步指出，遊學的類型也很多，包括學校組織的公益遊學，以及旅行社、留學機構組織的商業性遊學，教育主管部門應對以公益之名行商業之實的遊學活動進行清理，取消學校與中介機構之間的合作模式，將由學校組織的公益性遊學與由旅行社、培訓機構、留學中介機構組織的商業性遊學及夏令營劃分清楚。在此基礎上，有關部門才能根據主體的不同，對遊學活動進行分類監管，避免灰色地帶出現。

近年來，我國有關部門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對中小學生出國參加夏（冬）令營燈活動管理的通知》和《中小學學生赴境外研學旅行活動指南（試行）》，但此類規範性文件在行政訴訟中並非適用對象，難以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法律界人士指出，通過出臺效力更強的法律法規，對海外遊學的組織者、概念範圍等方面進行進一步的界定，明確各級監管責任，做到權責明晰，才能夠更有效的遏制頻繁出現的遊學亂象。

（來源：南方+）

共享經濟風口下遺留的“三無產品”到底誰來清場？

左岸 2017-10-22 10:08

來源 | 懂懂筆記（ID:dongdong_note）

文 | 左岸

就像去年直播火熱時的段子“誰做直播不是新聞，誰還沒做才是新聞”，今年“什麽被共享不是新聞，什麽還沒被共享才是新聞。”

無疑，資本市場捧紅了共享經濟，從旅館、汽車、自行車，到充電寶、雨傘、板凳、籃球……無數的創業項目都希望在資本大潮中分得一杯羹。前不久還真有人拿著“共享PC上網兼營各類飲料小食品”的創業項目到處去路演，後來終於有投資人看不下去了，提醒了一句“你這是要做網吧嗎？”

能不這樣說大實話嗎？還讓不讓做“共享秋褲”和“共享公廁”的創業者愉快地改PPT了。

創業失敗，人走東西沒動窩

盲目的共享創業會帶來哪些問題？懂懂筆記首先是對滿街的“共享遺骸”犯了愁。

我說的不僅僅是前一段時間，網上曝光的漫山遍野堆積如山的共享單車殘骸。雖說有人透露，那些共享單車的金屬和橡膠配件幾乎無法“回爐”，但只要運營企業還在，還可以噴噴漆，換換零件重裝上陣。我們想先說說那些完好如初，碼放整齊、占著大量空間卻無人問津的共享單車“殘骸”。

為什麽會有嶄新的單車“殘骸”？這源自懂懂筆記在不少道路和車站發現的一個怪現象。從十一之前，懂懂筆記的小夥伴們就經常發現，很多車站、道路附近，擺放著某品牌的共享單車，而且是整齊劃一，規矩停放。嗯，這很好。

但是十一期間，偶爾路過這些路段，發現這些車輛依舊整齊，與別家共享單車潮汐般的來來往往形成很大反差。嗯，這還好吧。直到十一長假後，已經上班兩周，小夥伴們依舊發現這些共享單車紋絲不動，才發現背後的反常。仔細一研究，原來這家在8月份就已經爆出退押金難的問題了。

不是這家的車輛不好用，而是消費者沒有人敢交押金騎車，誰也不願意這時候往里填旋兒，當冤大頭。

這個景象，正是共享單車創業大潮退燒後的冰山一角。資本市場失去耐心，中小型平臺開始退場。這與去年千播大戰後期的中小平臺陸續倒閉如出一轍，只不過直播平臺倒閉之後沒有給社會公共資源造成損害，但是這些已經和即將“退場”的單車平臺，卻會留下滿地狼藉。

從今年6月13日悟空單車宣布關張開始，共享單車行業的倒閉潮便就拉開，媒體的標題大多是“50天內連續倒閉三家”。如果算上今年2月份已經在莆田“消亡”的kala單車，至今已經有 4 家公司正式對外宣布停止運營，另有4家企業被爆出無法按時退還押金。

共享企業退場後，那些“新三無”產品誰來清場？

這其中最大的問題是，遺棄的殘骸誰來管？即便是小小的kala單車，都號稱“先投資購買了5000輛單車在莆田投放”，但是第一批車輛投放後不久運營方發現丟失嚴重，其舉措竟是“老板帶著哥哥和兩個表弟，苦苦搜尋了6個小時”，結果有“510輛不翼而飛”。於是乎，kala撤了，老板也撤了。

500多輛單車，散落在當地街頭巷尾、河溝旮旯也就罷了。那些開張之初就號稱下單數十萬輛、投放市場幾萬、十幾萬的共享單車平臺呢？

近幾個月來，在悟空單車、3Vbike停運之後，7月份南京町町單車不僅停運，老板更被媒體爆出已攜帶數千萬押金跑路。這三家當初都號稱要在多個城市投放數萬輛、十多萬輛共享單車。此番停運，遺棄的車輛和押金如何處理？

就在8月9日，南京當地有關市場監管部門對外證實，已經無法聯系任何町町單車的工作人員。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表示，鑒於目前該企業“失聯”，建議消費者走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老板跑了，押金沒了，可單車還在……

這僅僅是幾家小平臺，後面還有更大的。以前不久被媒體曝光無法退押金的酷騎單車為例，數據統計公司 QuestMobile 7 月份的報告中顯示，國內每月使用酷騎的用戶總數僅次於摩拜和 ofo。

不過，如今行業第三這個名頭已經不再是可以拿出來炫耀的東西，投資人退燒撤離，除了行業前兩名，其余的平臺多數是在生死掙紮。

身處“燒錢比燒紙還快”的共享單車市場，目前所有平臺都在依靠外部供血，一旦失去了資本的青睞，就相當於被判處極刑。從此前關張的kala、悟空、3Vbike和町町單車，到如今出現“退押金難”的酷騎單車、小藍單車等，均是如此。

近日，繼酷奇單車之後，擁有不錯口碑的小藍單車也被爆出押金難退的問題。在懂懂筆記居住地附近的地鐵站和小區門口，一直以來就停放有大量的酷奇和小藍單車。如今樓下和車站的的酷騎單車基本已經沒人使用，依舊整齊停放。

至於小藍車，此前經常會有運維人員將附近損壞的小藍車聚集到一起然後統一送走。不過，據停車場的保安透露，十一長假後已經很長時間沒看到小藍車的運維人員了，那些損壞的小藍車也被隨意丟棄在路旁無人管理。

共享企業退場後，那些“新三無”產品誰來清場？

如果說此前倒閉的悟空單車、町町單車等小規模平臺，單車數量只有幾千上萬輛還可以承受，那麽未來酷奇、小藍、小鳴等眾多第二陣營的平臺一旦人去樓空，大街上的“僵屍車”會是一個什麽景象……細思極恐。

當人去樓空、滿地雞毛，那些遺棄的車輛卻還都停放路邊，拋棄於河溝，沒人管理也無法使用。是否有人能統計出，這些占據道路空間、生態環境、公共資源的殘骸總量會有多少。又會是誰來為此買單？

倒在路邊無人管理的“僵屍車”

繼續瘋狂投身共享新風口的人，會成為社會垃圾的制造者嗎

除了共享單車之外，這股共享風潮並沒有終止，因為本質是共享租賃，所以大量的共享是要通過生產制造出新的資源來完成。充電寶、雨傘、睡眠倉、迷你KTV、迷你健身房……“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不能共享的。”

但是，當看到如今共享單車清退大潮留下的滿地狼藉時，我們還是不禁為那些快速發展、瘋狂投入的“共享新經濟”感到擔心，因為市場已經在開始洗牌、清場了。

如今，已經有共享睡眠倉被勒令終止、共享雨傘大面積丟失、共享KTV被荒廢。而曾經王思聰說出能搞成就“吃翔”的共享充電寶市場，也在近期迎來洗牌，出現了第一家宣布停止運營的企業。

10月11日，共享充電寶企業樂電LeDian正式宣布停止運營共享充電寶業務。對於自己失敗的原因，樂電創始人樓瑩瑩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就目前來看使用頻率還是不達標”。

幸好這是一位有良知的共享創業者。十一長假後，樂電通過微信公眾號發布消息，告知用戶公司將停止運營，並已收回所有充電寶設備。並提醒用戶“及時將未提現的押金提現”。不過，樂電對充電寶和機櫃等如何進行善後，並未作出具體解釋。

據懂懂筆記了解到，樂電的自助機櫃設置了9個倉門，倉門內放置充電寶及充電線材，體積相當於一臺小型冰箱。僅在今年3月，樂電已經在杭州地區鋪設了近200臺設備，覆蓋範圍包含公交站、商場、KTV、酒店等。

與樂電相同，來電、街電都屬於固定租賃櫃（內置便攜充電寶）模式；而實體充電寶（機櫃直接充電）的模式，則以小電、Hi電等為代表。但無論哪種模式，機櫃都要分布於火車站、機場和景點等大客流區域，以及寫字樓、餐廳、酒吧等場所。

除了停運的樂電，聚美優品陳歐投資的街電也在前不久遭到股東減持。十月初，街電股東Anker母公司海翼股份發布公告表示，為適應本公司戰略發展及深圳街電科技有限公司股權激勵需要，公司擬將對街電科技15.236%的股權轉讓給天津順事通達科技有限公司，轉讓價格為人民幣4800萬元。

轉讓後，Anker的直接持股降至3%左右。根據4800萬元轉讓15.236%的股權可以計算出，街電目前的估值為3.15億元，而5月份聚美3億增資街電時，其估值高達5億元。

頭部企業估值下跌，中小企業開始退場，如今共享充電寶行業的處境似乎要比共享單車更為“寒冷”。在這個寒冷背後，是充電池這種更為汙染、更為持久對社會資源“損耗”的隱患。這也是近幾個月來，多個一線城市對共享電動自行車說不的原因之一。

記得陳歐在此前與王思聰的互懟中曾表示：“如果失敗了就當做公益。”不過，不知陳歐有沒有想過，倘若真有一天街電也消失了，那數十萬塊充電寶能否成為公益項目，而不是汙染環境的垃圾？

至於現在和娃娃機、VR體驗館並稱為商場三大標配‘神器’的共享KTV，在其光鮮亮麗的外表下同樣藏有隱憂。

據懂懂筆記近幾個月的調查發現，無論實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還是沈陽、齊齊哈爾、鄭州等二三線城市，共享KTV均已經大量的進駐各大商場，但有的地區使用率卻令人堪憂。更多時候，它們承擔的是商場的顧客們逛累了小憩的功能。

此前懂懂筆記曾在《資本聚光燈下，共享KTV難言的“困局”》一文中專門解讀過目前整個共享KTV的市場現狀。文中一位共享KTV的經營者告訴懂懂筆記“其實共享KTV沒想象中賺錢，甚至比娃娃機還差。”因為缺乏管理，很多迷你KTV里面扔有雜物、垃圾，無人時被肆意占用的現象並不少見。

未來，等待著一排排空蕩蕩共享KTV的結局，似乎和共享睡眠倉差別不大。到時候，又由誰來收拾殘局？不過，機構和聰明人似乎並不太擔心，君不見那影影綽綽的共享迷你健身房、共享船只、共享洗衣房已經蹣跚而來。

尾聲

與Uber、Airbnb這些對已有資源進行共享的項目不同，我們身邊的很多共享項目是被生生造出來的“共享”，其實它們本質上無異於租賃。此前，Airbnb副總裁克里斯·勒漢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諸如共享雨傘、共享籃球這些更像傳統租賃而非共享經濟。這句大實話，有點不讓人愛聽。

這些項目往往需要制造出大量的新產品，並占用現有社會資源和空間，對制造出的商品進行共享。所以，一旦這些項目不成功，這些為了共享而被制造出來的大量商品就很有可能成為社會的負擔。

以充電寶行業為例，據不完全資料統計，2016年國內充電寶品牌多達500多家,年銷量多達數千萬臺。而共享充電寶的誕生，每年又會生產出大量充電寶產品，其解決的只是人們可能沒帶充電寶的痛點。那麽，眾多所謂共享經濟中的“痛點”真的存在嗎？

對於有的人而言，在共享經濟這個風口失敗了可以選擇退出，再投身到下一個浪潮中。不過，他們用來追逐風口的東西卻可能會永遠留在我們身邊，成為沒價值、沒人用、沒人管的“新三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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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革房屋中介的命？不是互聯網，而是他？

四郎 2018-01-31 10:26

在龐大的租賃需求及種種租賃支持政策“落地開花”之下，中國租賃市場正在迎來一個嶄新的春天。過往以傳統中介為主導致的黑中介、虛假房源、惡意違約等亂象，伴隨著“互聯網+”的風靡，終將被愈加透明的互聯網直租平臺所取代。

作為互聯網租房平臺的領先者，巴樂兔自成立之初，就致力於解決中國租賃市場當前低效、混亂的不合理現狀，並采用“房東直租、無傭金、可月付”的服務方式，直連租客和房東，提供全程保障的租前租後服務。

租賃需求不斷增長，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

但租房市場仍受中介混亂掣肘

住房租賃正在迎來一個嶄新的風口。在此前鏈家研究院發布的《租賃市場系統研究報告》中，截至2017年3月，中國的租賃人口已經達到1.6億，總量遠遠高於美國、英國、日本。按照鏈家集團相關負責人的公開說法，目前北京、深圳、上海等一線城市以及很多二線核心城市，靠租賃解決住房的比例大概是30%左右，相對較低。未來，這個數據一定會提升到50%。

日益增長的租賃需求也催使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根據鏈家的預測，到2020年，中國租賃市場的規模大概達到1.6萬億元。而直到2030年，租房交易將會超過4萬億元，一線城市的租金交易額將超萬億元。

就目前的房地產行業來看，房屋租賃或許還是目前唯一一個還存在政策紅利的戰場。兩個多月之前，新鮮出爐的十九大報告特別指出，“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對住宅租賃市場的態度由此前的鼓勵轉變為支持。

風已來，一切恰如其時。然而，過往以中介為主導的傳統租房模式，“高傭金”、“虛假信息”、“租後服務斷檔”等痛點一直飽受詬病。其中，由於中介機構經紀人之間的惡性競爭，通過低價的虛假房源吸客的現象屢見不鮮。

“我一年要幫公司員工租四五套房，按照需求關鍵詞搜索，基本不用指望看到的房源是真的。每次打電話，中介也謊話連篇，往往到了現場才傻眼。”一名公司行政人員無奈嘆氣道，他遇到的90%都是假房源。租客痛苦，房東也一樣不省心，不少房東反映，每次在網上發布出租信息，就會引來無數的中介騷擾電話。

更令人氣憤的是，在虛假房源吊客的背後收取高額傭金，租後卻放手不管的情況也比比皆是，在完成租房交易的那一刻，中介的服務就儼如虛設。

“租賃市場仍然處於自發狀態，發展相對滯後。”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業強曾如是評價。誠然，在一系列旺盛的市場需求背後，服務中介的混亂以及房源供給的分散，一度是中國住宅租賃市場發展的兩大掣肘。

《中國房地產發展報告No.13（2016）》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租賃市場缺少專營租賃服務化的企業，沒有形成一個規模的優勢和市場品牌。

簡單的“互聯網+租房”破解不了長期潛伏的租房痛點

事實上，破除中介與房源兩大頑疾的努力早已開始，有關方面的監管打擊從未停止。而2015以來，移動互聯之風以電閃雷鳴般的速度席卷衣食住行等各個傳統領域，幾乎所有的行業都在浩浩蕩蕩地向“互聯網+”轉型。

互聯網租房的概念也隨之興起，某同城等分類信息平臺上，租房版塊人來人往，各種出租、求租的信息不勝枚舉。但是，簡單的“互聯網+租房”依然破解不了租房市場長期潛伏的各種痛點。

“傳統流量商占據的只是流量入口，實際的房源供給和租房服務還得由線下中介去完成，對於整個租房市場並不是一個更加行之有效的辦法。”一名深諳租房市場貓膩的資深人士表示，這類平臺其實就是任由房產經紀人隨意發布租房信息，並不會對租房的整個流程進行監控，根本沒有有效的審核和運營機制來確保房源的真實性以及直聯直簽，這也為虛假房源信息的泛濫提供了溫床。

若從房東端來看，傳統中介在各個社區都會開設門店，近水樓臺先得月，更多房東傾向於將房子交給中介處理。一組不完全數據顯示，在北京，超過50%的租房房源都掌握在租房中介手里，這也意味著，相比傳統中介門店，純互聯網租房平臺在房源的獲取方式上並沒有什麽突出優勢。

“此外，大部分純互聯網租房發布平臺單純依靠售賣端口、流量和廣告來盈利，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來將房東和租客的價值統一起來。”巴樂兔租房平臺聯合創始人高萌認為，一方面，這類平臺沒有沈澱和記錄租住雙方交易的憑證，缺乏監管雙方履約的能力，根本無法保障租後履約效果。另一方面，在缺少一個量身定制的評價機制的前提下，租客們沒有足夠的話語權導致他們的權益在這場互聯網浪潮之中幾乎完全被忽略。

在租客端，巴樂兔打出“房東直租、免傭金、可月付”租房模式

“真正幫助租客實現安全、快速租到房，並不容易。我們需要打造一個整合各方面資源的平臺，為房東端提供房屋管理系統，為租客端提供合同管理等服務保障。”一業內人士如是指出。

誠然，租客與房東之間缺乏有效溝通，信息不對稱是過往租房亂象叢生的根本性原因。針對現有互聯網平臺對於租客端的服務缺陷，巴樂兔在線租房平臺實現租客與房東的直接對接，提供免傭服務，租客簽約和每月的租金及其它費用支付也在平臺完成，平臺監管了租賃雙方能按照合同履約，規避了傳統中介和純互聯網平臺的信息不透明和無監管等問題。

基於時下年輕租客“囊中羞澀”的特性，巴樂兔全面為租客提供巴樂兔月付服務，一改“押一付三”的陳規，租客可以按月付租，減少因房租帶來的生活壓力。

與此同時，巴樂兔非常重視落地服務閉環體系打造，打造了一支地面服務“尖兵團”，深耕精準客源和帶看服務，達到最短時間高效匹配度。

在傳統租房市場上，租客永遠是弱勢一方，大多時候只能選擇忍氣吞聲。為平衡租住雙方的關系，巴樂兔還將口碑評分納入房東房源的排序和運營機制中，租客可以對房東和房源進行評價，如遇到惡意逐客、隨意漲租的房東，申請巴樂兔管家介入，實時維護自身權益。

在房東端，巴樂兔提供精準流量和多樣化的租前租後服務

定位為房東直租平臺的巴樂兔，在房源的獲取上采取全覆蓋方式既與品牌公寓方合作，也與擁有幾十到幾百間房屋租賃處置權的“二房東”攜手，同時還囊括業主整套直租業務。

其中，高萌指出，大量房源掌握在中小B經營性房東手中，這些二房東需要精準流量和租前租後的服務，因此巴樂兔也建立了針對這類房東的業務閉環。幫助機構性房東打造服務品牌，並組織多樣化的平臺運營活動；租約管理實現代運營，通過電表控場景，提高使用頻次；提供租客的月付服務，幫助房東改善現金流；通過多渠道的互聯網流量入口、站點化運營帶看，提高成交量等。目前，對於部分對管理軟件有需求的二房東,巴樂兔也提供了SaaS管理軟件幫助提升其管理效率。

對照其他“互聯網+租房”模式，巴樂兔最大的優勢還在於對房源的把控上。除了自身把持房源入口之外，巴樂兔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房源運營機制。房源上線之前，巴樂兔往往會對其進行嚴格的資質審查，要求房東提供房屋租賃權證明等相關材料，審核通過後才能上線。如果在巴樂兔平臺上線的房源7天之內沒有動態更新，房源就會被下架。

房源上線之後，巴樂兔會組織專門的“拍客團隊”進行實地檢查，一方面將房源周遭交通和小區真實環境等進行確認，另一方面為出租房源拍攝真實照片，並經專人核實後方才發布。

平臺房源數超過100萬間

巴樂兔將駛入租賃快車道

“對消費者而言，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市場透明了、貓膩少了、選擇更多了。巴樂兔這種線上加線下的租賃服務新模式迎合了當前租賃市場的用戶訴求，未來完全可能取代傳統中介。”一資深業內人士給出自己的觀點。

當前，巴樂兔的盈利模式主要是向房東端收取費用，且比例根據平臺對房東滿租率貢獻的大小浮動；此外還有租房分期等增值服務。一個多月前，巴樂兔赫然出現民生銀行的互聯網合作夥伴名單上，未來，信用交易或將被引入巴樂兔的租房場景中，將會進一步提升巴樂兔租房的便捷和風控能力。

公開數據顯示，巴樂兔擁有幾十萬註冊用戶，業務已經覆蓋到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和10余個二線主要城市市場，平臺房源超過100萬間。

當新秩序的風口悄然打開，能夠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往往是創新與溫度。毋庸置疑，從供需端匹配到租前租後服務都提供更優品質的巴樂兔，乘著租賃的春風，未來發展也將駛入快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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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管控大數據？

我們需要更加合理地管控數據——針對如何利用和開發這種新技術出臺一套指導原則，這麽做尤其是因為數據誤用會帶來威脅，會致使公眾反對此類創新。（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3月15日《南方周末》）

英國一位大臣宣布，要建立一個新的數據倫理中心，這是一件受歡迎的事情。但是，我們必須確保該中心要有能力解決其所認定的道德問題。

數據無處不在。然而，數據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還是會使我們處於危險之中呢？近幾個月來，人們已經搞清楚的一點是，雖然不斷擴大的數據所呈現的機會是很多的，但是所造成的威脅也很多。因此，我們需要更加合理地管控數據——針對如何利用和開發這種新技術出臺一套指導原則，這麽做尤其是因為數據誤用會帶來威脅，會致使公眾反對此類創新。

包括優步公司和莫里森公司在內的企業發生了數據泄露，這已經成為頭條新聞。但是，以自身的商業應用為目的而開發人工智能和查明信息，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能夠以何種方式合法地使用數據，這一點並沒有較為廣泛地公開化。

對於人工智能潛在的軍事用途，來自各方面的擔憂不斷加劇，以致兩萬多名研究人員最近簽署了一封警告信，警告政策制定者要當心自動武器的危害，因為這些自動武器能夠利用運算法則來襲擊具體的目標。我了解到開發這些技術相對容易，也相對廉價，這是令人震驚的。對自動無人機進行編程，可以使其搜尋目標的特征，而且可以在沒有監視的情況下從遠處對其進行控制……所有這一切都是通過數據驅動的運算法則實現的。

如果這就是市場的發展所致，那麽很可能需要更加強有力的管控和監督了。我們需要一套道德和管理法規，不僅僅是為了數據保護，而是為了讓社會群眾擁有真正的發言權，讓他們去建議各個組織能夠怎樣操縱和利用我們的數據來獲得優勢，不管是商業優勢、政治優勢還是其他方面的優勢。畢竟，那是我們的數據，保護人們必須是重中之重。在數據立法背後，對原則的公共保證是關鍵。因此，以人們可以理解的方式來傳達這種保證是很重要的。在這些問題上已經做了認真的工作，我樂意接受最近由不列顛學院和皇家學會所作的一份有關數據管控的報告。

該報告涵蓋了制定數據管控措施所需要的環境，解釋了社會正在以何種方式發生變化，為何制定數據政策一定要考慮“數據相關爭議”帶來的風險，一定要考慮具有警告意義的歷史故事——“廣泛采用新技術會增加公眾的焦慮感，或者會導致激烈的公共爭議”之類的故事。報告還闡述了什麽叫做數據管控原則，“需要利用這些原則來明確地制定所有形式的數據管控措施，確保數據要具有可信性，要相信對整體數據的管理和使用”。透明度是關鍵：允許問責制的存在，使任何引入的管控法規都具有合法性。

不列顛學院和皇家學會認為，首要的數據管控原則應該是“促進人類的繁榮昌盛”。對於某些人來講，這個說法可能聽起來有點理想化了，但是兩家機構提出的要點是正確的，應該能夠對數據管控措施提供支持。要點如下：

1.保護個人和集體權益;

2.確保在數據管理和數據利用影響下的交易具有透明性、可解釋性和包容性;

3.找出最佳實踐案例，從中吸取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

4.加強現有的民主管理。

該報告還提倡由一個新的機構來管理整個數據格局，而不是僅僅管理某些部門和領域的數據。這樣才會在符合上面列出的這些原則的情況下支持數據管理權的移交，並提出改進建議。該機構在對話中將會具有包容性，而且也擁有獨立性，同時又與不同的社區相連。

有跡象表明，該報告所提的建議並未被忽視。正值英國脫歐之時，局面混亂不堪，盡管那位大臣的預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響，但他仍然提出要建立一個新的數據倫理中心，這是一項迎合了英國技術行業呼聲的新發展，備受歡迎。然而，這樣一個中心的資金來源並不明確，當我向這位數據大臣問及這一提議與信息專員辦公室之間的關系時，他的回答含糊不清。對於提議的數據倫理中心，政府的概述如下：“這是世界上首個能夠在人工智能和數據驅動技術領域確保安全創新和倫理創新的咨詢機構。”但是，該機構是否擁有當前數據格局所需要的管控優勢或權力呢？就其地位跟信息專員辦公室的關系而言，這個新機構可能會進一步產生問題，有可能會遇到近年來信息專員辦公室本身所經歷的管控影響力不足的問題。我們需要確保皇家學會和不列顛學院所設想的多元化的、包容性的和教育性的管控機構能夠取得成效，並且需要確保其有能力帶來變革。

那麽，為了使公民免受數據使用不當可能造成的公共傷害，《數據保護法案》目前正在通過議會審核，該法案還將需要什麽附加條款呢？我們正在拭目以待。作為全黨派議會數據分析小組的主席，我聽到過無數組織為了更加有效地進行民事保護而發起運動的情況，還聽說過數據驅動的營銷組織將數據當作搖錢樹、利用數據打開潛在商機的情況。毫不奇怪，公眾對於其個人數據可能被用於哪些領域感到憂慮，並且對數據立法持懷疑態度，特別是最近媒體對有關面部生物識別技術等問題的報道，更是讓人憂心忡忡。

因此，我們需要解決一系列的道德難題。在數據方面，有些人會本能地懷疑國家機構，其他人會對私營部門的數據使用情況保持謹慎態度。對於運算法則引導下的自動武器，不存在任何審查，這一情況應該引起各方的關註。議會跟公眾一起制定更加合理的數據倫理規則，出臺保障每個人安全的管控措施，這是至關重要的。

（胡德良譯自《衛報》網站）

稅延養老險管理辦法出臺：誰能買誰來賣等很多細節都明確了

繼《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產品開發指引》落地後，5月18日晚，銀保監會發布了《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業務管理暫行辦法》。

為推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以下簡稱“稅延養老保險”）試點政策順利落地，規範保險公司稅延養老保險業務經營行為，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制定發布了《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業務管理暫行辦法》（銀保監發〔2018〕23號，以下簡稱《管理辦法》）。

《管理辦法》共包括12章58條以及1個附件，從經營要求、產品管理、銷售管理、投資管理、財務管理、信息平臺管理、服務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對保險公司開展稅延養老保險業務提出了具體要求。

在銀保監會指導下，稅延養老保險專用信息平臺將與稅務系統、保險公司、商業銀行等實現對接，為稅延養老保險的賬戶管理、信息查詢、稅務稽核、業務監管等提供基礎性服務。信息平臺將為參保人出具稅延養老保險扣除憑證，參保人可通過信息平臺自主查詢個人賬戶內的產品信息、資金信息、稅前扣除信息等信息。

明確險企經營要求

銀保監會表示，《管理辦法》旨在引導保險機構強化產品保障功能，提供便捷高效服務，加強資金運用管理，強化信息披露，確保安全穩健、公開透明。

《管理辦法》明確了保險公司開展稅延養老保險業務的經營要求，確保經營主體具備較強的專業能力和持續經營能力。其中，準入經營要求12項，對保險公司的資本實力、償付能力、精算能力、投資能力、經營經驗、治理結構、管理能力、信息系統、合規經營等方面提出了較高要求。例如，註冊資本金和凈資產均不低於人民幣15億元；滿足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管理有關規定，上一年度末和最近季度末的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不低於150%、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不低於100%，僅經營受托型業務的養老保險公司除外；在境內連續經營養老年金保險或養老資金管理等養老保險業務三年以上，具有成熟的養老保險業務經營管理經驗等。

在持續經營方面要求共4項。銀保監會要求，保險公司經營稅延養老保險業務過程中需持續滿足資本實力、償付能力、精算能力、投資能力方面的要求。例如，年度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不低於150%，且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不低於100%等。

銀保監會表示，在不滿足持續經營條件時，應停止開展稅延養老保險新業務直至重新滿足條件。同時，銀保監會將向社會公布並及時更新符合要求的保險公司總公司名單。

在產品管理方面，《管理辦法》要求稅延養老保險產品以“收益穩健、長期鎖定、終身領取、精算平衡”為設計原則，幫助參保人有效抵禦投資風險和長壽風險。為滿足差異化需求，豐富客戶選擇，方便客戶參保，產品管理采取“一個賬戶、多款產品、自主轉換”的管理模式，鼓勵良性競爭，體現讓利原則，確保賬戶透明。《管理辦法》明確對稅延養老保險產品采取審批制，保險公司應依據《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產品開發指引》和示範條款開發產品並報監管部門審批，獲得批準的產品才能上市。

對於消費者普遍關心的產品問題，與其他養老保險產品相比，稅延養老保險產品在擴大了消費者選擇空間的同時給予充分保護，更能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養老需求，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產品保障更全面，除了養老年金給付外還提供額外全殘保障和身故保障；
二是產品類型更豐富，消費者可以在收益確定型、收益保底型、收益浮動型共三類四款產品中選擇一款或多款；
三是產品轉換更靈活，消費者根據需求可在同一保險公司內或跨保險公司之間進行產品轉換；
四是領取安排更人性化，個人退休後可選擇終身領取，領取期不少於15年。在患25種重大疾病的情況下，消費者可申請解除合同，保險公司將按照相關規定扣除對應的應納稅款後給予一次性給付。

業內精算師認為，作為一款準公共產品，產品以“收益保證、長期鎖定、終身領取、精算平衡”為原則，在產品設計和費用水平上讓利於民，可以幫助參保人有效應對養老資金的投資風險以及壽命不斷延長的長壽風險。

在銷售管理方面，《管理辦法》對稅延養老保險產品銷售管理提出了較高要求，限定了收益保底型（B類）產品的演示利率上限，要求對購買收益浮動型（C類）產品的參保人進行風險承受能力評估，並對參保人購買C類產品做出年齡限制（不超過55歲）和資金投入比例限制（不超過50%）。

保值增值是投資管理重點

長期保值增值，確保資金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動性是稅延養老保險投資管理的重點。

銀保監會表示，稅延養老保險資金運用應當遵循安全審慎、長期穩健原則，根據資金性質開展資產負債管理和全面風險管理，追求長期保值增值，確保資金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動性。

例如，在投資管理方面，保險公司應當優先選擇具備長久期負債資金管理經驗，具有完善的資產配置體系，固定收益投資、權益投資和另類投資經驗豐富，風險管控機制健全的投資管理人。

同時，不同稅延養老保險產品應當設立單獨的投資賬戶，並在資產隔離、資產配置、投資管理、估值核算等環節，獨立於自有資金和其他保險產品。

另外，保險公司應當建立健全稅延養老保險業務資金運用的管理制度、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機制，定期對資產負債管理、資產配置、業務策略和投資策略、風險狀況等進行識別、監控和評估，防範和化解風險。

在財務管理方面，《管理辦法》要求保險公司對稅延養老保險業務進行財務獨立核算，據實列支和分攤經營管理費用，切實提高費用管理水平。

此外，比照個人稅收優惠型商業健康保險試點監管要求，稅延養老保險同樣制定了試點產品示範條款，以統一產品條款格式和基本內容，為客戶投保提供便利。示範條款形式為“1+4”，即1個基本條款加4個不同類型產品的子條款，基本條款為各款產品的統一基本要素，4個子條款主要規範各款產品的差異化要素，包括收費項目和收費上限、利率結算方式和結算頻率、產品賬戶價值計算方式等。

記者采訪中了解到，已有保險公司為此在做著準備，例如中國太保為開展稅延養老保險，系統平臺建設首批獲得了中國保險信息技術管理有限責任公司驗收通過，公司將會在稅延養老保險產品獲批後啟動銷售和服務。

銀保監會表示，下一步，將與有關部委和試點地區加強溝通協作，加強對市場經營主體的指導和監管，及時總結評估試點經驗，有效維護參保人合法權益，促進稅延養老保險業務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