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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法國怪校 打算顛覆矽谷教育 沒學費 沒老師 24小時開發

一邊做老師，一邊當老板 大學“商人”

高校老師經商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將科研成果進行轉化。（視覺中國/圖）

“老板和老師並不矛盾。老板也是老師，在企業里手把手教人，動手把自己的創意實現出來。當好老板的同時，也有助於教學。”

“高校對於教師經商的態度不一，可能與每個大學文化理念及學校主管部門的認知有關。但是在不違反國家法律框架，不影響教學科研和指導學生的情況下，教師通過開辦公司等方式，積極將科研成果進行轉化是應該得到允許的。”

一個月前，一起研究生死於導師工廠的消息震驚全國。

2016年5月23日，華東理工大學研二學生李鵬意外死於導師張建雨的工廠里。上海市安監部門對外發布消息稱，張建雨和李鵬攜帶危險物品，至上海焦耳蠟業有限公司違法違規“試驗”，導致爆炸事故發生。

截至目前，李鵬的父母仍停留在上海，不肯回河南老家，他們急切地想知道，兒子究竟如何死於爆炸的。6月20日，在奔走學校及各部門一天後，李鵬的姐夫閆浩斌略顯疲憊地告訴南方周末，“上海市安監部門的一位工作人員說，事故調查報告要兩個月才能出來。”

這起悲劇發生後，關於高校教師經商的話題再次引起爭論。高校教師經商是否合規？教師身份對於從事商業活動有何影響？高校教師經商到底該被鼓勵還是被禁止？

“知識本身就是價值”

2015年8月，在南京農業大學西門口，有一家名叫“南農大·黃教授”品牌的鹵菜店突然火爆起來。第一次光臨的人總會問：誰是黃教授？

黃教授名叫黃明，是南京農業大學食品科技學院的食品學教授。在南農大，黃明的名氣可不小，他曾是該校轟動一時的“教授創業”第一人。

黃明涉足商業始於2009年，當初的目的是為了“學以致用”。“我們搞食品研究的講究接地氣，我希望能把食品加工技術盡快應用於市場，轉化成人們需要的安全食品。”黃明告訴南方周末，由於高校實驗室條件有限，當年他特意收購了一家瀕臨破產的小工廠用於做中試實驗，沒想到以此做出來的產品參加展會走紅。

這之後，黃明萌生了將產品推向市場終端的想法。經過幾年發展，工廠小有規模。2013年，黃明創立了南京農大肉類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產肉類加工產品。

位於南農大校門口的鹵菜店，就是黃明公司的一個門店。在開業第一個月，鹵菜店銷售的熟食產品綠色營養，許多人慕名而來，每天有800到1000人光顧，當月營業額達到了20萬，黃明自稱：“這相當於教授一年半的薪水。”

和黃明一樣，浙江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教授官寶紅經商的原因，也在於想轉化科研成果。官寶紅告訴南方周末，“我是工科教師，原希望與人合作轉化我的科研成果和專業特長，但在遇到挫折或冗長的談判後，決定自己牽頭創業。”

四川成都電子科技大學青年教師朱曉章之所以決定開公司，源於一次創業大賽。2014年中旬，即將博士畢業並留校任教的朱曉章，憑借可在三維空間實現10厘米精準定位的“鷹眼”項目，獲得了510萬天使投資。

投資人的認可和學校的政策支持讓朱曉章決定開辦公司。2015年2月，公司成立，初創團隊包括老師，在校博士和碩士生，還有從其他公司聘請的專業人員，一共30人左右。經過一年多發展，公司規模越做越大，目前已經過三輪融資，估值已經超過2億。與此同時，公司的核心技術指標也提升了10倍——空間定位精度由10厘米變成1厘米，達到世界領先，而且年內有望實現芯片化，定位系統成本也會降低二分之一左右。

在華僑大學教授江紹雄看來，通過經商可以將個人興趣愛好付諸實踐。江紹雄說：“知識本身就是價值”，他之所以創立廣告公司，並打造“艷遇中國”品牌的目的是，希望能把獨特的民族文化融入到生活，以反常識的方式實現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混搭。

除了開辦公司外，高校老師們也會到企業兼職，擔任專家顧問。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穆建剛是一家咨詢公司的首席專家，平時他會帶領一個研究小組，為企業提供管理咨詢、營銷策劃、形象設計傳播、廣告創意等，他告訴南方周末，“這些工作都與教研的專業相關，目的是做到產學研一體化。”

“高校老師開辦公司以理工科教授居多。相對於其他人文社科，商學院的老師經商的機會也比較多。”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楊建華對南方周末分析，高校老師的經商領域一般與專業相關，除了為增加收入外，老師們的另一個目的也是希望能將科研成果進行轉化。

引來的非議

如果不是開公司，電子科技大學的朱曉章大概會和其他青年教師們一樣，專註於走學術之路。如今作為公司負責人，本學期他只給本科生教夠68個課時的《Digital Logic》，其他時間他幾乎都在公司里。

和其他創業公司一樣，朱曉章的壓力也很大，他一天經常睡不到6小時。但朱曉章覺得自己是幸運的，高校老師的這個身份給他創業帶來了不少優勢。朱曉章發現，高校的老師一般表達能力比較強，當與客戶、合作夥伴做技術交流時，能夠清楚地把自己的產品講出來。此外，由於高校老師本身的學術背景，被質疑產品質量的情況就會少很多。

“而且在研發過程中，如果遇到技術困難，學校里各個方向的專家都有，容易獲得咨詢和指導。”朱曉章對南方周末說，“來我們公司打工的學生也收獲不少，他們能在公司研發團隊中同時獲得學校教授和企業資深工程師等多方面的能力培養。”

南京農業大學教授黃明也認為，“教授畢竟經過很多科研的鍛煉，有一定知識深度，做的東西比較專業，又能夠解釋清楚，所以比較容易被客戶接受。”

但是，對於在崗經商的高校老師而言，一方面要保證科研教學正常，另一方面又要花心思經商，為此高校老師經商常被質疑“不務正業”。

黃明經商多年，他身邊就從來沒斷過質疑聲。他最初辦工廠時，有同事就告到校長那里說，“一個教授不在實驗室老老實實刷試管做實驗，而是天天往工廠跑，這種人要開除，降級。”去年黃明在校門口開鹵菜店時，一開張就生意火爆，每天有很多人排隊，有人就嘲諷道：“這是黃老師雇的托兒。”還有人認為，黃明研發鹵菜這些簡單的產品是對教授資源的浪費，“這是小商小販做的生意，與教授的身份不相稱、不配位。”

面對批評聲，黃明並不在乎。他認為，“農業大學本身就該把論文寫在大地上，教授的科研成果應該有所應用，如果不及時轉化，也是資源浪費。此外，食品安全並非小事，如果能夠通過規範和標準化的模式，保障食品衛生安全，這樣不僅能讓人們吃到放心產品，還能對行業起到示範作用。”

對於“教授經商”或“教授商人”的說法，華僑大學教授江紹雄認為“不太準確”。在他看來，教授經商並非全部以賺錢為目的。“老板和老師並不矛盾。老板也是老師，在企業里手把手教人，動手把自己的創意實現出來。當好老板的同時，也有助於教學。”他告訴南方周末。

不過，江紹雄也認為，“做企業確實需要投入相當的精力，教授們首先應該考慮辦公司與教學是否有雙向好處，如果拿捏不好，不僅傷害員工，還影響到教學。對教授而言，畢竟科研教學才是主心骨。”

在精力分配上，浙江大學的官寶紅教授絕大部分時間以科研教學為主，將公司交由企業團隊運行。南京農業大學的教授黃明在澎湃新聞的“問吧”里說：“我一天有60%的時間在做教學科研工作，剩下的40%花在了經營生意上。我不認為教授經商就是‘不務正業’。在我看來，教學研究和創業一起進行，才更有利於兩者的結合，避免科研脫離於實際。創業幾年下來，我已經擁有十幾項專利。”

電子科技大學的朱曉章則努力將公司的研發方向和自己的學術科研保持一致。為了更專註於技術研發，朱曉章把面向各行業的銷售及推廣交由行業合作夥伴執行，公司內部也有實業經驗豐富的合夥人負責日常運營和商務合作。

“純粹的教師團隊做企業，雖然技術優勢突出，但在財務分析、市場決策、人員管理，商務合作等方面可能存在經驗不足，有能力互補的合夥人一起盯盤很重要。”朱曉章說。

“導師老板”和“研究生民工”

高校教師經商的另一個重要優勢就是擁有大學生資源。

自研究生一年級開始，南京某大學地理專業的蘇飛只要沒有課，大部分時間都會去導師的公司幫忙。今年剛過完春節，由於項目比較集中，導師親自打電話喊他上班，蘇飛不得不放棄假期，提前回到公司。

這次經歷讓蘇飛真正見識了這個行業的工作狀態：每天蘇飛跟著公司的師兄做項目，設計圖紙，去現場勘探；他幾乎天天加班，有時工作到淩晨兩三點，第二天8點還要照常上班。有一次公司停電，疲憊不堪的蘇飛直接趴在桌子上睡著了。由於表現不錯，導師有意讓蘇飛畢業後留在公司上班，但他拒絕了，選擇考家鄉的公務員。

南寧某大學輕工與技術類的研究生馮齊也曾到過導師的農產品公司上班。公司距離學校不遠，沒有課程時，他便騎著自行車去公司幫忙。據馮齊介紹，在公司做的事情就是跟著領導，以公司的名義申請政府基金和項目。因為與自己專業的相關性不是太大，他主要負責搜集農產品行業和政策信息，涉及具體的技術問題則由公司領導去寫。

學生在導師公司上班，一般都有工資。在蘇飛出勤率最高，加班最多的那一個月，他拿到了2000元工資。不過合肥某大學機械專業研究生韓月娥的經歷是，“只有一點點。”在導師的公司上班快兩年的她，每天搭乘公司的班車，“跟正常上下班一樣的”。

自華東理工大學研究生李鵬死於導師工廠的新聞發生以來，關於“導師老板”和“研究生民工”的說法屢屢見諸報端。對於把學生當作廉價勞動力以換取利益的行為，華僑大學教授江紹雄認為應該“鄙視”，“老師和學生是平等的。學生如果給予了有價值的創意，應該得到合理的報酬。做人要地道”。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則呼籲“導師職權監督制當立”，他建議導師不能超越職權範圍，布置學生做與攻讀學位無關的事，“學生是否願意做，要聽學生的意見，導師要按勞動法規定給學生合法報酬”。

對於大學生來說，到導師公司實習也能獲得工資以外的好處。蘇飛在導師公司實習的最大收獲是，他做的項目最後成為他的畢業設計。由於親自參與實踐，加上導師及公司同事的指導，蘇飛的畢業論文完成得很順利，在盲審時得到了一個“推薦為校級優秀論文”的評閱意見。

馮齊的感受是，剛開始在導師公司里什麽都不懂，帶他的領導一點點教他寫規劃項目，“要先有大框架，然後列提綱。就像蓋房子一樣，先把骨架搭起來，再添磚加瓦，這是一個整體的邏輯。”

是否合規，說法不一

高校教師經商作為一種現象存在已久，至於其是否合規，不同地方的說法並不相同。

在2015年初創辦公司時，電子科技大學的年輕教師朱曉章專門查詢了當地相關政策。2014年11月，成都出臺了《促進國內外高校院所在蓉協同創新若幹政策措施》。通過這一被稱為“成都十條”的政策，朱曉章了解到教師創業不僅不被禁止，還可獲得創業補貼、融資補貼、科創幣等激勵。

朱曉章所在的電子科技大學也出臺政策，鼓勵教師和科研人員進行科技成果轉化，創辦“學科性公司”。此外學校還規定，項目主要科研人員轉讓自己技術持股的10%給學校，即可在保留教職的同時，試水創業。經過向校方詳細咨詢，朱曉章放心創辦了公司，在整個公司的股權結構中，學校占比5%左右。

北京也同樣鼓勵高校教師創業。2014年6月5日，《北京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大學教師兼職創業從此名正言順”。文章說，根據1月14日公布的中關村自主創新示範區又一改革破冰政策——《京校十條》，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束縛得以進一步解開。北京市不僅鼓勵高校教師兼職創業、創辦企業，還規定科研人員在兼職中進行的科技成果研發和轉化工作，可以作為其職稱評定的依據之一。

從國家層面看，也在鼓勵高校教師創業。2015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支持教師以對外轉讓、合作轉化、作價入股、自主創業等形式將科技成果產業化，並鼓勵帶領學生創新創業”。

這一政策出臺後，南京農業大學教授黃明非常興奮，“以後可以光明正大地創業了。”黃明向南方周末透露，國家的政策出臺後，不少教授來向他討教經商經驗。有一個生科院的教授，主要研究土壤病態的微生物。以前他只註重理論，想著怎麽發表文章，而後束之高閣，久而久之技術也過時了。黃明在和他交流後，覺得他的東西很有應用價值，建議他把微生物通過工業發酵運用到土壤中，防治枯萎病，然後慢慢把產品轉為商品，將科研轉化成生產力。

然而，即使在國家鼓勵創新創業的背景下，不少高校對於教師經商的態度仍很模糊。華僑大學教授江紹雄說，“教授經商行為應該是默許的吧。對於我開辦公司，學校沒有表態，也沒有幹預。”

據南方周末了解，也有高校明令禁止老師經商。在研究生李鵬死於導師工廠的事情發生後，華東理工大學就對外表示，2007年學校明確規定，教師不允許在校外企業進行實質性兼職，個人也不能作為法定代表人開辦公司。2015年6月，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表示，將杜絕“一手辦學、一手經商”現象。

“高校對於教師經商的態度不一，可能與每個大學文化理念及學校主管部門的認知有關。”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楊建華對南方周末說，“但是在不違反國家法律框架，不影響教學科研和指導學生的情況下，教師通過開辦公司等方式，積極將科研成果進行轉化是應該得到允許的。”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擔心，從產學研角度看，教授經商似乎是被鼓勵的，但從現代大學及教授的職責來看，鼓勵教授經商可能會產生大學商業化、教育功利化等問題。

“教授經商問題的核心在於，高校有沒有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用以明確和鑒定教授的職責行為，並能夠推進產學研一體化。”他認為，“如果建立了現代大學制度，教授開公司過程中，利用學生作為廉價勞動力的行為也能避免。”

（應受訪者要求，蘇飛、馮齊、韓月娥為化名）

在電商紅海裡，補教老師、銀行員……等門外漢如何創造千萬營收 偷學電商贏家的真本事

瘋狂老師張浩：把商業模式建在不變的事情上

張浩 2016-07-12 15:23

i黑馬訊 7月12日消息 分享投資峰會今日在貴陽舉辦，瘋狂老師創始人張浩在會上就如何構建商業模式進行了分享。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在變，但是也有一些東西不變。”張浩在演講中談到兩次教育行業創業經歷，第一次是快樂學習，第二次是瘋狂老師，前者是線下輔導培訓，後者是線上教育。他認為兩次做的事情在本質上並沒有不同，都是解決孩子快樂高效地學習的問題。

以下為瘋狂老師創始人張浩演講內容，經i黑馬編輯整理：

咱們剛聽了很多案例分析，感覺像是在做路演。我就幹脆不講商業了，如果大家想關註瘋狂老師的話，外界有很多對瘋狂老師商業模式的報道。我們剛剛完成了C輪的融資1.2億，我今天就不講這些。

我今天分享的主題叫“把商業模式構建在不變的事情上”。我們都知道這個世界變化特別快，我們都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麽。但有些東西我們是能夠抓住的，如果把這些東西抓住，我們就有可能不會每天面臨那麽多的惶恐。接下來大家聽到的都不是高大上東西，我們談點有趣的，聽聽關於我的故事。

我是1998年考入廈門大學化學系，為什麽要報化學系我不知道，但到大三時，我是真的在化學系待不下去了，所以在大三時，我就做了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考企業管理系的研究生。那個時候是廈大化學系保送班的，那個決定

這把我帶進了兩年的失控狀態。第一次我沒考上，我們宿舍所有換班的同學，要麽保送，都考上了，只有我一個人沒考上。兩年痛苦的考研生涯是對人的摧殘。2003年的時候，我終於走進了我向往的管理學院教室。

到研二的時候，也就是2005年，我開始公開發表論文，當時對我而言只有一種生活狀態，安安靜靜等待著畢業，然後去找一份還算高大上的工作，畢竟是廈大的碩士研究生。那個時候，我又得出了一個很清晰的結論，那就是我不適合去一個企事業單位，安安穩穩的做一個職業經理人。我內心有著想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的沖動。所以2005年我開始創業了。

那個時候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課外輔導，我創立的機構名字叫做快樂學習。2005年畢業的時候，正式開始創業。然後2008年的時候做到廈門地區的第一名。2010年的時候我們走出廈門，進行全國擴張，到2014年底，快樂學習的營收是2個多億，凈利潤接近5000萬元。

很多人都會說，你應該可以了，就停在這個階段，或者把快樂學習從兩個億做到三個億。那個時候，我又有一個很清晰的結論，那就是互聯網這個浪潮，被李彥宏他們這一代抓走了，但是移動互聯網的浪潮在座的每一個人，包括我這里都有機會。因為移動互聯網本質不是對傳統產業的顛覆，它是對傳統產業的釋放，能量的釋放。如果你能夠把傳統產業嫁接到移動互聯網當中，就能夠擁有了一把利器，我要抓住這把利器。

2015年初，我啟動了瘋狂老師這個項目，又把自己帶進了一個失控的狀態。到此時此刻在各位面前，我很坦誠地講，雖然我們已經完成了C輪融資，但是依然擁有巨大的不確定性，或者每一天都是在不確定性當中去探索。

我講這樣的一個經歷想告訴各位的是，如果我們穿越表象，回到本質，我們發現有些東西是不變的。比如2005年我創業的時候，孩子們對於學習快樂這件事情的渴求不變，今天每一個家長想要給孩子找到一個最好老師的渴求不變。所以瘋狂老師而言，為什麽叫瘋狂老師，就是因為喬布斯的一句話，那些瘋狂到以為自己能夠改變世界的人最終改變了世界。我也認為，當瘋狂到改變那些孩子的老師才是好的老師。

第二次創業就是到今天的瘋狂老師。我相信當有一天不需要我的時候，我會第三次創業。我可能會跟白總（白文濤，分享投資執行合夥人）一起做投資。

那為什麽從線下的輔導做到線上教育會有這麽大變化？其實你錯了，我一直是不變，我只在做一件事情，我在做快樂學習的時候，每天站在講臺上影響孩子。今天我做瘋狂老師不再影響孩子，而是去影響老師。

從影響學生我一年可以影響幾千、幾萬學生，到今天我一年影響幾萬個老師，如果一個老師有巨大能量，可以由幾萬個學生。如果有一天我能夠像白總這樣做投資，我影響的是中國的創業者，我更知道的是，如果你影響一個牛逼的創業者，就可以影響幾千萬人。所以我跟大家講的就是，從我創業開始，我就堅定一生的追求：做好自己，影響別人。這八個字從未改變。

所以最後用一句話來總結，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在變，但是也有一些東西不變。比如人是從未改變。我創業11年，很多人問我，你是怎麽管理團隊的，不謙虛地講，我的團隊管理非常棒，因為我很多兄弟都跟了我十年了，我告訴大家，我從不管理，我不懂管理。我知道我不懂管理以後，我就不鍛煉，他跟我說你為什麽有這麽好的團隊狀態呢？告訴大家，其實很簡單，我就做一點，那就是尊重人性。

所以最後想用一句話做總結，那就是如果我們能夠把我們的商業模式構建在對人性的宣傳上，我相信一定會如有神助，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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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你別煩了，老師說我這樣寫很優美……”

2016年5月14日，北京民族文化宮，小朋友們正在學習人體骨骼知識。（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同事告訴我，正讀幼兒園的女兒，有一天去了植物園。老師說要讓孩子們感受一下秋天，下周還要去動物園。女兒回家後非常興奮，手舞足蹈地告訴媽媽看到了什麽樣的樹、什麽樣的草，又聞到了秋天哪些味道；她跟好朋友一直手牽手，有了什麽發現，就一起驚呼，一起歡笑。秋天的豐富顏色與獨特味道，小朋友間的純真友誼，顯然會一直刻在她的記憶里，成為童年的底色。

另一位同事聽此則大為感慨。她的兒子讀小學低年級，那兩天，老師也布置他們寫秋天，不過思路卻大不一樣，是讓孩子們對著一張圖片，練習看圖寫話。兒子的作文里有我們從小熟悉的詞句：一群群大雁往南飛；田野里一片金黃，正是收獲的季節……她問兒子，你觀察過大雁的體形和顏色嗎？它們飛行的姿態跟別的鳥有什麽不同？兒子搖搖頭。田野里一片金黃，到底是哪些莊稼一片金黃？莊稼成熟時，都是金黃的嗎？……兒子打斷了她的追問：“媽媽你別煩了，老師說我這樣寫很優美，給了我好幾個五角星。我還有好多作業要寫呢！”

大自然里有那麽豐美的秋天，校園里也有清香的桂花和金燦燦的落葉。即使是我們住的灰色樓群，樓與樓間的逼仄空間里，也漏著些秋意。孩子卻只是從教室到書房，從書本到作業本，遠離了自然，遠離了真實的觀察、感受與表達。

蘇霍姆林斯基曾感慨說，有些事童年（特別是六到十歲）沒有做到，以後就永遠也彌補不上了。我所面對的十六七歲的少年中，許多人關於四季的認識，正是 “田野里一片金黃”這一類書本上的描寫。曾有高一學生這樣描述迎春花：“她，在風中搖擺著婀娜的身姿，如同亭亭玉立的少女隨著美妙的音符翩翩起舞。她沒有濃郁的芳香,卻清香而淡雅。她沒有高大挺拔的身軀，卻在初春乍暖還寒的風中傲然開放。”這段描寫美則美矣，卻沒有什麽生氣，描寫對象換成許多種初春的花都可，如果把季節、香味等略作改動，則可打遍天下無敵手：一段文字，可應付從小學到高中所有關於花卉的描寫。我問這位同學是怎麽寫的，他嘀咕了一句：瞎寫的！

過錯當然不在於孩子。作為教師，我們應當認真反思，我們是如何讓一個充滿好奇的天真兒童，變成了“閉目塞聽”的“塑料兒童”？如何把遼闊天地壓縮成了紙上蒼白而扁平的世界？如何把寫作變成了堆砌好詞好句與修辭的技術性操作？

亡羊補牢，猶未晚也。十八歲前的少年，都可視作“兒童”。教育正是一種持續的“喚醒”。蒙上了灰的靈性，我相信還有可能被擦凈，照亮。比如在暮春的水邊上一上《蘭亭集序》，“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教《假如我有三天光明》，可以讓學生閉上眼睛，體驗黑暗中的觸覺：觸摸熟悉的課桌、筆袋、自己的臉……

這樣的“喚醒”，也可以成為一種自我教育的方式，延續到成年後。經典常讀常新，自然與生活也是如此。面對一片落葉，四十歲的中年人與十歲的孩子，自然有不一樣的觀察與感悟。即使到了老年，也依然可以期待“喚醒”。韓國電影《詩》中，一位詩人這樣啟發他從未寫過詩的成年學生：仔細觀察一個蘋果，翻來覆去地看，觸摸，想象陽光如何穿透它……那天晚上，老太太楊美子在燈下拿起一個蘋果，仔細觀察，然而詩句並未到來。她按照老師的教導，更用心地觀察、聆聽與品味世界，記錄零碎的感悟：雞冠花痛苦而熱烈的鮮紅，樹葉的低吟，掉落地上的杏子的甜美，湖面深藍的細密漣漪上一頂飄落的白色帽子……最終，她交出了一首屬於自己的真正的詩。

當我們像第一次看到一個蘋果一樣驚訝時，我們才開始去認識一個蘋果，進而認識一棵樹，一個秋天，一個世界。這樣的開始，永遠都不會晚。

過了幾天，同事補充給我一個有意思的細節，她那寫“田野金黃”的兒子，興沖沖地跑來告訴她：“媽媽，今天我們幾個小朋友一起去上廁所，路上，有一個小朋友忽然停了下來，我們也跟著他停了下來——天空中，好多片樹葉正紛紛揚揚地往下落呢！”當書本上的詞語與土地、生命發生這樣的血肉聯系時，孩子的靈性如此之美，生命如此之美。如果旁邊靜靜站立著一個微笑欣賞的教師，教育也變得如此之美。

或許我們還可以貪心一點：那位微笑欣賞的老師，第二天在帶小朋友們去做操的路上，也停下了腳步——天空中有一群大雁，就是小朋友們寫了很多遍，卻從未認真看過的大雁！小朋友們也一起停了下來，仰頭看明凈的藍天下，一群大雁飛過……

（作者為南京師大附中語文教師）

小學生祝福老師“錢多多”

（新華社/圖）

大年三十，陸續有學生向我發來祝福短信。學生節日不忘老師，我自然高興，但是，打開一看，卻是有點懵，他們中的大多數發的是祝願老師“錢多多”，且摘錄其中兩條：

“雞年送福星點點：存折多個小數點，買房少個百分點，持股漲個上萬點，吉祥祝福千萬點。”

“過年了，祝你在新的一年里：打牌贏錢，出門撿錢，銀行存錢，辦事省錢，院里晾錢，炕頭堆錢，枕下壓錢，勇往直錢，祝春節快樂！”

我想，呀，怎麽連小孩的祝福都是“錢”啊“錢”的，雖然這些段子不是學生原創，只是順手“拿來”的。不過，他們“拿”的時候，也有個取舍的過程，有個價值的判斷在里面。他們覺得這些段子好，才會想到拿來祝福別人。

我覺得，這祝福語吧，寄托著大眾對未來生活的向往，也是一種文化，也當然會對學生的價值觀的形成起潛移默化的作用。如果祝福語中就是“錢多多”，對未來的憧憬只是錢，那孩子長期浸潤在這樣的文化中，耳濡目染，或多或少受其影響，他們發的短信就是一證。

所以，我想，家庭、學校是否應該在這個方面予以提示呢？讓孩子明白，好的祝福語，有真情，有真意，有普適性，有針對性，當然，最好有創意。

（作者為浙江嘉興小學教師）

老師該有適度體罰權嗎？

我爸爸是一名律師，因此我對法律有著濃厚的興趣。我非常喜歡向爸爸請教法律問題，也經常與爸爸舉行辯論賽，媽媽就成了裁判，我們家經常在一起討論問題。

最近我們看到一個關於小學生打老師的視頻，這名小學生在教室里不服管教、辱罵老師甚至用凳子砸老師，期間老師始終保持克制並勸阻該學生，但未收到任何效果。於是我們家就老師該不該還手展開了討論。我的觀點是老師不能體罰學生，爸爸覺得應該有適當的體罰。我和爸爸誰都不能說服對方。

後來爸爸從書櫃里取出一本厚厚的書，大約有我們四五本語文課本這麽厚。爸爸說這本《法律之門》至今仍然是美國法學院通用的教科書。

爸爸翻出一個案例讀給我和媽媽聽。

這是美國十九世紀北卡州最高法院的一個案例，一名小學女教師用鞭子打學生，學生身上留有鞭打的傷痕，傷痕在幾天內消失了。一審女教師被判有罪，教師向北卡州高等法院上訴，高等法院法官在判決書中說：教師的權力很難定義，它類似於家長的權力，老師和家長一樣，最神聖的義務之一是培養孩子成為有用的、品行良好的社會成員。家長和老師就必須有一些糾正孩子惡習的方法。所以任何管教，無論如何嚴厲，如果只是產生了暫時的疼痛而沒有永久的傷害，就是允許的，因為它是矯正孩子們所必須的。但是，任何可能嚴重危及生命、健康的處罰，會給孩子們造成永久損傷的處罰都是不合適的，是違法的。

最後，法官判定教師無罪。

聽了這個案例，我也覺得這個女教師應該無罪。回到我們自己國家，歷史上私塾中的學生哪個沒受過戒尺“啪”的一聲打在手板上的滋味？像冰心、魯迅等大師不也是在先生的戒尺之下成長起來的嗎？處於青少年時期的孩子，有時我們會管不住自己，需要有人來幫忙矯正，這個人就是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最後我們一家都覺得教師應該有一定的體罰權利。

讀者朋友，你們認為呢？

（作者為杭州市文新小學五年級學生）

（南方周末App“Hi，南周”欄目期待您的來稿。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留守兒童回訪報告】貴州平浪：書不缺，教閱讀的老師缺

面對有書沒有老師的圖書館，平浪小學的校長既高興又犯愁。（南方周末記者 鄒雨茉/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6月1日《南方周末》）

●湖北鶴峰：“憑感覺”式的心理輔導無法解決孩子們成長煩惱，急需專業社工支持。

●四川南充：一個“童伴媽媽”要做的事情很多，希望有更多“童伴媽媽”加入進來。

●貴州平浪：平浪完小已經收到了四萬余冊圖書，目前的問題是，“缺能管理好的人。”

“很多留守兒童的父母把孩子放在學校一年都不聞不問，親情嚴重缺失。應該喚起他們的責任，不拋棄自己的孩子，不能把撫養和教育孩子的責任推給社會和學校。”

2016年南方周末記者采訪點（梁淑怡/圖）

課間鈴聲響起，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勻市平浪鎮中心完全小學（以下簡稱“平浪完小”）不足50平方米的圖書閱覽室陸續坐滿了學生，這是近幾年里最讓校長羅定國欣慰的一件事情。通過網絡募捐，越來越多的圖書和書架書櫃被源源不斷地郵寄到平浪完小和平浪鎮其他的小學。

羅定國說：“農村留守兒童是暫時的，等他們離開學校進入社會，真正能幫助他們走遠的是從閱讀中汲取的善良心靈。”

2016年3月，南方周末記者第一次來到平浪完小（詳見2016年3月24日南方周末刊發的《貴州：大山里的圖書館——“我想到的辦法，就是多讀書”》）。時隔一年，學生們的閱讀興趣依舊濃厚，教室內和走道上也新增了圖書架，學校另外開辟了一間屋子作為圖書儲存間。五年級的學習委員劉子怡在黑板上給同學安排了午休計劃：“可在圖書館安靜看書。”

同時，這所由董明珠捐資建造的希望小學的硬件設施也日益齊全，籃球架、乒乓球桌、多媒體設備（又名“班班通”）……面對這些改變，羅定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農村孩子的基本學習和生活條件都已經不是問題，但鄉村教育不能僅限於此。”

2017年，都勻市即將迎來國家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相關驗收，羅定國每周都在準備應付檢查的材料，但他對此並不抱希望。此外，他還有很多新的擔憂。

管理跟不上

捐書的設想，從想到做，還是容易的。自2014年羅定國通過名為《點亮孩子的希望》的微博文章向社會發出捐書呼籲後，平浪完小已經收到了四萬余冊圖書。但目前的問題是，“不缺書，缺能管理好的人”。

10分鐘的課間休息，二年級的3名學生從圖書儲藏間搬來一摞還未清點的圖書，將它們一本本地擺到圖書架上，但他們不知如何整理、分類。

早在2014年的暑假，華南農業大學支教團來到平浪完小，教這里的孩子如何整理圖書。該校心理輔導中心老師林媛表示，新書種類繁多，如何整理，需要老師們進行指導和引導。如何讀書也需要專門的人進行引導，“讓孩子們真正把閱讀變成一種習慣和愛好。”在一個月的時間里，林媛帶領大學生們通過將課堂內容與圖書館的書本相結合的方式，推薦一些書籍，引導孩子們有目的地去圖書館尋找。每天下午，他們還安排小型讀書會，讓兩個學生分享自己看過的覺得有意思的內容。

目前，這所大山里的圖書館工作基本上都壓在特崗語文教師林霞的身上，操場旁的優秀讀書筆記展示欄就是她近期開展的活動成果。

但羅校長覺得大學生太年輕，缺少經驗和方向性，也不太註重文化底蘊的積累。“我們的老師工作態度很負責，但是他們並不是每個人都在工作和家庭之余有更多的精力去看書，也無力分身去和每一個孩子用心交流。”

特崗教師是2006年國家為加強農村義務教育教師隊伍建設，促進農村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創新教師補充機制，提高教師隊伍整體素質，逐步解決教師總量不足和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面向高校畢業生實施的一項招募計劃。目前平浪完小有6名特崗教師。

南方周末記者先後走訪了3所鄉鎮小學，都沒有看到引導學生閱讀的老師，只有學生自己在翻閱。

師範學校畢業的林霞坦言：“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教這些孩子去閱讀，因為沒有接受過培訓。”望著藏書室堆積如山又未經分類整理的圖書，她嘆了口氣，“整理圖書的工作很瑣碎，也複雜，難以應付。”

但是看到孩子們閱讀熱情這麽高，林霞還是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滿足感和成就感。談到外出學習的時候，她臉上透露出興奮，希望有更多這樣的機會。

在平壩小學，學生排隊打飯早習以為常。（南方周末記者 鄒雨茉/圖）

教師資源不足

三四年前，平浪完小部分學科的教學質量可以與市里小學相匹敵。都勻市平浪鎮平壩小學（以下簡稱：平壩小學）也有專門教授英語、音樂、美術課的老師。如今，這些都沒有了。

羅定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其原因是，能力好的教師都被調到市里去了。在他看來，特崗教師還需要較長時間的歷練。但對於大多數特崗教師來說，鄉鎮小學並不是他們理想中的歸宿，在城里的學校雖然壓力大，但有更多上升空間。

經過羅定國多次挽留，本可以抽調到市里學校的德育主任李燕暫時留了下來，她是這所學校唯一一名音樂專職老師。采訪當天，李燕正在給學生們排練舞蹈，準備參加市級比賽。她已經在這里任教16年，每天往返於30公里外位於都勻市區的家。

采訪期間，年近四十的語文老師楊菊芝在平浪完小上完了最後一堂課，她終於爭取到調到市里小學的機會。“去市里教書並沒有多少好處，工資一樣，壓力反而更大，暑假還要在網上看視頻學習，重新備課。”但是她更珍惜可以陪兒子一起生活的時光。

目前，平浪完小一共有24名老師，其中6名為特崗教師，教學任務繁重，無法滿足素養教育和心理咨詢的需求。

雖然都勻市教育局要求針對農村留守兒童設立心理咨詢室，但由於教室和教師資源的匱乏，南方周末記者走訪的平浪鎮三所小學都無法落實。

林媛表示，如果一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少成人的陪伴和與他們的心靈交流，隱藏著的心理上的困擾和問題會在青春期或者進入社會之後表現出來。“如果一個人在幼年時行為沒有得到成人的指導和規範，有可能他成年之後，便會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或違反社會規則的方式去尋求問題的答案，以達到自己發展的目的。”她直言，現在很多留守兒童長到初中便早早輟學，進入社會後，其犯罪率和違法率明顯高於城市兒童。

高盛是羅定國口中會撒謊的問題學生。出生後其父母離異，母親改嫁外鄉，高跟隨父親生活。在父親外出打工期間，他獨自一人居住在新蓋的平房里，自己上學，洗衣，做飯。前段時間，因為與在外務工回家的父親發生沖突離家出走，在山上不吃不喝地度過了兩天。

他在敘述這些事情的過程中，不停地啜泣。他說自己喜歡上學，希望爸爸媽媽可以和好，陪他一起生活。

在農村，即便孩子身邊有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可監護人的教育能力有限，還沒有時間和能力去思考孩子的心靈陪伴等問題。因此，在羅定國看來，合格的或優質的家長教育顯得尤為重要。在浙江嘉善縣等地開始啟動的“家長學校”，目前在平浪鎮仍停留在掛牌階段，沒有開展實質性工作。 面對留守兒童問題，羅定國最後說，現在他能做到的還是讓孩子們多讀書。

2016年3月24日南方周末版面。（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發展不均衡

南方周末記者先後走訪了平浪鎮平浪完小、平壩小學和三聯小學，以及位於城鄉接合部的都勻十三小（以下簡稱：十三小），其中十三小是都勻市政府掛牌的留守兒童寄宿學校。

十三小配備有心理咨詢老師，而兩所村小則只有語文和數學老師，三聯小學的需求則還停留在添補課桌。平壩小學的班班通是市里學校用過的舊設備，需要經常維修才可以正常使用，而黑板則因長期使用太過光滑不易書寫。

作為平浪鎮占地面積最大的村小之一，平壩小學這名工作人員希望能給學生提供更好的活動空間，而不是現在的水泥跑道。此外，按照國家給每個學生一學期300塊的資助，只有120名學生的三聯小學一學期能拿到2萬-3萬的教學經費，校長宋光方表示只能維持基本運轉，無力購買其他教學用的活動器材。

這四所學校唯一的共同點則是留守兒童的數量均逐年減少。以平浪完小和十三小為例，2017年新統計的留守兒童數量分別減少了25名和42名。減少的原因來自高年級學生的畢業和打工父母的回歸。

南方周末記者在2016年采訪的留守兒童陳文就已經擺脫了這個身份。2016年5月，他的父親和繼母從外地回到了平浪鎮，從事養殖工作。然而，長期留守的後遺癥並不能馬上消除。陳文的父親陳國兵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孩子成績一直不好，比較難溝通，按照老師要求督促他寫作業、不玩手機的效果並不大。”

采訪當天，陳文的班主任，五年級數學老師劉瓊剛給陳國兵反映了陳文喜歡打瞌睡的問題。劉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家長回來後，這個學生的情況有一定改觀，已經不會再曠課，但是他本身基礎不好，長期和外婆一起生活，缺少管束，一些不良習慣比較難改。”

此外，南方周末記者註意到，2014年新成立的十三小在掛牌留守兒童寄宿點後，還沒有配備校舍、食堂和校醫，現有寄宿的49名留守兒童只能前往隔壁的五中就餐和就寢。

十三小德育主任陳慶芳介紹：“都勻市政府在2015年把都勻五中和十三小整合為關愛工程寄宿制學校並予以授牌後，發動各鄉鎮送過來的一批留守兒童，他們的行為習慣與城市里的孩子差別較大，會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副校長洪敏表示：“如果留守兒童能夠就近入學會更好，他們成長最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和關愛。很多留守兒童的父母把孩子放在學校一年都不聞不問，親情嚴重缺失。應該喚起他們的責任，不拋棄自己的孩子，不能把撫養和教育孩子的責任推給社會和學校。”

好的教學資源和好的成長環境，對於平浪鎮的留守兒童似乎無法兼得。“真正重要的不是留守兒童的口號和標簽，而是在資源上真正做到城鄉教育的均衡發展。”羅定國說。

（文中劉子怡、高盛、陳文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