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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積極”信號：5月財收增速回落，花錢卻更大方了

經濟下行壓力下，積極財政政策開始發力。

與4月份相比，5月份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告別短暫的兩位數增長，重回個位數，而財政支出增速從4月的個位數轉為5月份的兩位數。

6月13日，財政部網站披露了5月份財政收支情況。

5月份，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461億元，同比增長7.3%。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5461億元，同比增長17.6%，支出增速明顯高於收入增速，重回財政收支常態。而4月份的收入增速遠高於支出增速，兩者分別是14.4%和4.5%。

第一財經記者發現，盡管財政收支增速回歸常態，但受到5月1日實施的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增值稅影響，5月份的財政收支數據波動較大。

比如，中央財政收入5月罕見同比負增長，為-2.2%;而地方財政收入增速卻高達兩位數，為18.3%。

對於中央和地方收入冰火兩重天的情形，財政部解釋稱，5月國內增值稅和營業稅暫維持原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辦法並辦理繳庫(編者註：營改增部分收入都歸地方)，上述收入將在6月份按照新的收入劃分過渡方案計算並在中央與地方間進行調庫(編者註：營改增後，在保地方基數的前提下，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如將這部分收入分別計入5月份中央和地方收入，則本月中央、地方收入分別增長約6.6%和8%。

具體看5月份的各大稅種收入，第一大稅種國內增值稅依然微增長，而受各地區營業稅清繳增收較多，以及部分企業納稅申報期提前的影響，即將退出歷史舞臺的營業稅同比增長高達76%，與4月份增速相近。

由於受去年5月份的匯算清繳的高基數影響，今年5月第二大稅種企業所得稅出現負增長(-10.2%)。個稅倒是延續今年以來的高增長態勢，5月份同比增速接近30%。受部分大宗商品進口價格回升帶動，5月份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終於告別負增長。受股市成交量下降影響，5月證券交易印花稅增速再創新低，同比下降超60%。

不過，部分地區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帶動了地方小稅種收入回暖。5月契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都保持兩位數的增速。

1-5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69880億元，同比增長8.3%。對於後期財政收入形勢，財政部並不樂觀。

財政部稱，從目前情況看，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存在，後期政策性減收效應還將進一步顯現。各地財政部門應密切關註經濟財政運行變化，加強監測分析，對其中的苗頭性、趨勢性問題及時做好預研預判，積極采取有效措施，既促進收入平穩增長，又不收“過頭稅”。

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除了體現在減稅帶來的收入下滑，也體現在財政支出力度的加大，5月這一趨勢更加明顯。

在一季度財政支出保持15%增速時，4月份財政支出增速陡降至4.5%，5月這一數字回升至17.6%。

1-5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66528億元，同比增長13.6%。具體來看，前五個月，基建領域和民生領域財政支出保持較快的增速。

比如，城鄉社區支出6520億元，同比增長26.5%;住房保障支出1850億元，增長29%;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支出5407億元，增長21.2%;教育支出9925億元，增長17.6%。

在前五個月的政府性基金收支方面，1-5月累計，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14768億元，同比增長6.2%。地方政府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11694億元，同比增長8.3%，其中5月份增長21.4%，也顯示土地市場在回暖。

1-5月累計，全國政府性基金支出11988億元，同比下降7.1%。

積極應對經濟寬運行到緊運行的重大轉變

國民經濟緊運行是經濟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征。1987年陳元領導的一個課題組曾提出“緊運行”概念，一度較有影響。上世紀90年代中期，邱曉華亦曾使用這一概念。

本文提出的國民經濟寬或緊運行，系指經濟運行的要素供給，以及需求狀況。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三個增長源泉，即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若供給比較充分，且需求旺盛，謂之寬運行;若增長三源泉偏緊，以及需求須由供給側創新改革才能較快增長，謂之緊運行。至於投資出口及GDP等，雖然寬運行下通常增長較快，但也並不意味著緊運行下，這些指標增長均將較慢。

當前是國民經濟從寬運行向緊運行陡變的轉折期。一旦度過這一轉折期，由於勞動所得占比將逐漸穩步上升，中國經濟將進入新的動態均衡期，形成結構持續優化提升的緊運行。中國經濟此時將繼續具有較強內生動力，如全面深化改革和科學發展緊緊跟上，以及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有望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

寬運行與擴張性結構失衡

中國經濟曾長期處於寬運行狀態，典型特點是勞動供大於求。1978至2007年，全社會就業人數年均增長2.2%，其中城鎮就業年均增長達4.2%。工資上升則相對較慢，1978至2011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實際年均增長率為7.4%，比GDP增速低2.5個百分點。勞動所得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企業工資成本相對走低。

資本回報持續較高，資本供給總量充裕。改革開放促使沿海一大批企業家迅速崛起，他們一手招聘大量農民工，一手大量引進技術，先是令國有集體企業出局，隨之產品大量出口，令歐美日等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難以招架。改革開放前3個10年，出口增長分別為3倍、4倍和6倍多。此間國內要素價格低於全球均衡價格，出口則為全球均衡價格，企業利潤猛增。1998至2011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年均增速高達33.3%，流動性泛濫，投資迅猛增長。

1978至2011年是中國經濟狂飆突進期，屬典型寬運行。GDP年均增速高達9.9%。在取得輝煌業績同時，逐漸形成擴張性結構失衡。

緊運行陡然來臨與收縮性結構優化

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逐漸終結。我2008年利用五普數據分析得出結論，全國年度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將於2013年開始持續下降。利用六普數據分析亦同樣結論。

根據六普數據，2012至2026年，在扣除死亡因素，未考慮升學、推遲退休年齡等情況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總計將減少6596萬，平均每年減少471萬人。相應預測數據已獲國家統計局近幾年公布的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數證實。

這是中國企業成本提高的噩夢的開端。2011至2015年，勞動緊缺導致收入增長加快，全國居民人均收入實際年均增速高達8.4%，比GDP增速高0.9個百分點。就居民看是收入增長加快，就企業看則是成本上升。

商品出口斷崖式回落，經濟運行環境陡然變緊。出口成本上升加之競爭對手四起，且遭遇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出口頓現頹勢。2011至2015年，商品出口按人民幣計算年均增速僅3.5%，比1978至2011年猛然回落18.6個百分點。全國外出農民工增長，從2011年開始，每年大致回落0.5個百分點，2015年僅比上年增長0.4%，農民工平均年齡已達38.6歲。

企業利潤斷崖式回落，投資增長降速。2011至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年均增速僅0.9%，比1998至2011年降低32.4個百分點。

然而中國經濟歷經近40年快速增長，改革大步推進，微觀相對堅實，具有應對重大危機的較強能力。一是就業仍相對較好;二是未出現企業大面積倒閉潮;三是金融在封閉的市場體系中，加上政府調控，潛在風險爆發可能性尚不至於多大。與此同時，由於居民收入增長回落較少，形成收縮性結構優化，支撐中國經濟至今並未出現所謂的“硬著陸”。

當前收縮性結構優化具有被動性及脆弱性特點。正是由於勞動供給總量短缺，凸顯了勞動分配地位;由於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放慢，凸顯了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由於工業增長放慢，凸顯了服務業增長地位;由於資源環境瓶頸制約，倒逼企業創新。同時居民收入增長相對較快，形成收縮性結構優化的重要支撐。不過由於出口投資增長不確定性，增長基礎並不穩固。

緊運行下資本優化提升機制與機遇

中國經濟正在形成改革開放以來、消費主導的第三波中高速增長。第一波是走出短缺經濟的較快增長，第二波是外需主導的更快增長。這三波經濟增長均有一個關鍵因素，即勞動相對價格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作用。

中國經濟勞動所得占GDP的比重從1983年開始下降，至2011年降至歷史最低，然後持續上升。由此可以認為，中國經濟是從勞動相對價格降低，開始形成成本下降型的資本快速擴張，從而促進經濟快速增長;2011年以來出現的勞動相對價格上升，將形成激勵約束增強型的資本優化升級，倘若其他相關狀況較好，則或有可能促進中國經濟繼續中高速增長。

經濟緊運行下，勞動工資增長相對較快，城鄉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續上升，將形成並增強勞動緊缺促進資本優化提升的三大激勵約束機制。且這三大機制互為作用強化，成為促進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內生積極因素。一是從勞動要素供給端，促進企業改善管理，控制成本，加強技改和創新;二是從市場需求端，促進企業銷售增長及改善、提高產品品質，優化提升產業結構;三是從社會發展端，促進勞動地位提高，提升國民素質，加快社會發展，改變寬運行下社會發展支撐較弱局面，大大增強社會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經濟或將具有三大戰略性機遇，形成緊運行下有利於經濟較好發展的內外環境。

一是後發優勢機遇。中國經濟總量雖已是全球第二，但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2%，即使按購買力平價，差距仍大。中國經濟第一、第二波增長均是利用落差勢能快速發展，第三波增長亦將繼續利用這一勢能。

二是集約內涵機遇。中國經濟長期跑馬圈地式發展，說“遍地是黃金”並不為過。浙江制造業人均固定資產約2萬美元，僅相當於美國制造業人均水平的15%左右，制造業單位增加值能耗是美國的7倍，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的1/5。在緊運行下，形成粗放外延向集約內涵轉變的巨大空間。

三是全球共生機遇。中國經濟對於發達經濟體而言，正從促進與沖擊並重，更多轉變為促進為主。從數字看，中國對全球增長貢獻將下降，然而這種數字下降，意味著中國對發達經濟體正面競爭的減弱，同時將更多具有對發達經濟體的商品及服務的全方位需求，導致有利於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進而又有利於中國。且中國制造因已形成相對高效的產業鏈、物流體系等，全球競爭地位至少一段時期內較難撼動。

重構“發展寶典”

我所謂的經濟寬運行下的發展寶典，即“改革紅利+人口紅利+開放紅利”，正在出現相當的弱化。緊運行下新“發展寶典”，或應是“高素質企業家+高素質員工+自主創新”。但這並無新意，因事實本當如此。這也可看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形成緊運行格局，發展寶典亦回歸常態。

當下關鍵是構造新“發展寶典”的新內核。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以及“六個堅持”，是構造形成新“發展寶典”新內核的基本指導和基本理念。對於這“5+6”的11個概念，我覺得如作歸納提煉，核心是兩組詞：放開&監管+知識&智慧。

放開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條主線。長期來一直流行一個說法——一放就活，一收就死，這個“放”字實現了千百萬人夢想。只有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下放權力，放松規制，擴大開放，才能適應緊運行下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優化提升轉型要求。

放開亦即自由。無拘無束，讓思想沖破牢籠，才能既高度自主地積極做好當下工作，又能形成把國家民族帶向未來的重大創新。

監管即是對自由的規範。監管亦即法治。放開的同時，必須依法加強監管。最近出現的百度和莆田系亂象，正好表明了依法加強監管的極其重要性。這樣，可進一步得到一個等式，“放開&監管=自由&法治”。

知識是人類對於自然和社會規律的理性認識。近40年高速發展，長期采取拿來主義，缺少內生的知識增長需求，知識不值錢是必然的。黨和政府長期倡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但特定時代背景決定了其難度。

智慧是對於知識的實際運用。僅有知識遠遠不夠，關鍵是結合實際，克服困難、解決問題，這就需要智慧。由此得出一個等式，“知識&智慧=科學&市場”。知識的總和就是科學，市場機制則是人類在現今知識和理性狀況下，千百萬人基於逐利動機，以及加上政府管理的智慧總和。這樣理解或許不一定精準，但應是一個大致圖景。

這就進一步得到一個等式。“放開&監管+知識&智慧”，約等於“自由&法治+科學&市場”。前一等式是具體行為展開和行為要求，後一等式是社會治理和社會價值，其中任一要素在緊運行下，均系必需。

(作者系浙江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浙江省信息化和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雜交稻種出口面臨瓶頸 業內呼籲應積極調整出口策略

今年3月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向湄公河流域五國領導人贈送大米，鼓勵雜交水稻要優先走進湄公河國家，隨後農業部種子局召開會議研究雜交水稻種子走出去座談會。據了解，政府將有條件地放開雜交水稻種子出口條件，鼓勵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辦企業，就地生產和銷售。

在目前國內雜交稻種供給結構性過剩已趨於常態化的背景下，且中國雜交稻種在種質資源和育種技術方面有顯著優勢，業內提出破解出口瓶頸的重要途徑，即從出口種子向出口技術轉型，變“走出去”為“走進去”。

種業出口遭遇瓶頸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集中分布在東亞、東南亞、南亞一帶，雜交水稻種子的主要國際市場也位於這一區域。從1980年中國雜交水稻技術與美國環球種子公司簽訂雜交水稻技術轉讓協議開始，中國的雜交水稻已在世界上數十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推廣。

與之同時，中國就有少量的雜交水稻種子出口到東南亞。90年代後期，種子的出口量增大，擴大到東南亞、南亞甚至非洲。特別是近15年來，中國的雜交水稻技術已成功走向世界。其中亞洲的越南、孟加拉國、緬甸、巴基斯坦、印尼、菲律賓都已進行了大面積的商業化種植，美洲的美國、巴西、委內瑞拉、烏拉圭、哥倫比亞等國家都已進行過種植。

中國種業企業走出去的方式，主要是種子貿易和對外投資兩種，目前是以種子貿易為主。但這種曾經探索的以推廣品種、重視商品貿易為主的種子出口之路如今開始遭遇瓶頸。

根據美國農業部外國農業局2014年發布的《中國種子年報》顯示，以水稻種子出口格局為主的中國種子出口，2008年以來，基本呈現數量下降、金額上升的趨勢。其中，水稻種子出口在數量和金額上均以2011年為拐點，呈現前升後降趨勢，近兩年基本穩定。

在東南亞，越南是中國雜交水稻種子出口首批落地國。當地人雖然喜歡我國的水稻品種，但現在並沒有帶動我國的種業經濟效益快速增長。究其原因與我國種業企業一哄而上、沒有長遠布局，沒有保持技術梯度上絕對優勢有關。

孟加拉國曾經是中國種子“走出去”的第二大重要目的地國，年需求量在9000噸左右。但近幾年每年從我國進口種子不到500噸，且多是為了尋求來自中國的技術合作。湖北種子集團曾是出口該國的主力軍。由於湖北雜交水稻良種較當地主栽品種增產一倍以上，具有絕對的品種優勢。隨後公司對該國的出口量一度占該國雜交水稻進口量的一半以上。

至於後來為什麽種子進口量下降，該公司一位推廣研究員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稱，主要是孟國已經初步掌握了雜交水稻的基本技術，本地化生產程度逐年提高，已基本實現自給自足，其種子本地化生產的成本更低。與我國制種成本在2.5-4美元/公斤相比，當地制種單價在1-1.5美元/公斤。而且孟國近年來也在加大在菲律賓國際水稻所購買抗性較好、產量較高的常規稻的力度，以及引進印度抗病性高的水稻品種，進一步壓縮了當地對中國雜交水稻種子進口的需求。

印度、巴基斯坦也是我國雜交水稻的重要出口國。2011年，我國對巴種子出口量達到頂峰(5000噸)，但2012年恰逢巴基斯坦氣候幹旱，種子大量積壓，庫存量增大的同時，又沒有得到較好的儲存，導致報損率增加，當地人對於來自中國的種子態度由此變得謹慎。而印度受德國拜耳、美國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在當地成立合資、獨資公司的影響，在跨國公司制種成本更低、技術改造更先進的沖擊下，我國雜交水稻種子在印度市場的占有率亦呈下降趨勢。

前述推廣研究員稱，稻谷品質不適應出口國人民口味;制種父母本播種差期過大，不利於機械化作業;出口國本地化生產成本優勢明顯，已成為中國雜交水稻種子出口的瓶頸。

推廣轉型：從出口品種向出口技術

對於國際雜交水稻市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曾估計，市場空間為120億美元到160億美元。憑借我國雜交水稻種子在全球的明顯優勢，尤其在東南亞、非洲地區具有廣闊的推廣前景，有實力的種企將能夠在未來國際種業市場中分得一杯羹。

而中國雜交水稻的核心競爭力在於世界領先的雜交水稻育種理論、育種技術、制種技術、推廣模式組合技術。要破解上述出口瓶頸，在該推廣研究員看來，有條件地放開兩系雜交水稻技術出口，培育出適合當地的品種;在出口國成立合資或獨資公司，建育種基地，加工生產基地，推動實現種子本地化生產，“既可以降低成本，還能牢牢掌握核心技術。”

由於不同國家進入到不同的出口階段，今後也要根據出口國市場的情況調整出口策略，有些國家需要從推廣品種變成推廣技術來重新占領當地市場，出口策略也應該調整為從“走出去”變為“走進去”。

值得關註的是，在當前制度層面，中國在雜交水稻技術及產品出口方面，采取消極的保護政策。

比如，《進出口農作物種子(苗)管理暫行辦法》明確規定了禁止交換的種質資源與限制交換或出口的農作物種類及品種，規定禁止雜交水稻親本種子出口、不允許三系雜交水稻保持系和兩系雜交水稻親本出境等。以及在國內種子生產過剩的背景下，依靠出口國內落後的種子品種來實現海外營收，這一出口戰略勢必影響其在國外的產量表現，並對我國種子的海外擴張產生不良影響。

這為業內所詬病，認為應該反思這一政策，積極調整出口策略，用最好的技術占領國外市場。盡管中國目前仍處於世界雜交水稻技術的優勢地位，如果不能打破政策瓶頸盡早“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那麽中國在雜交水稻技術上的比較優勢地位將在短期內喪失。

其實，限制出口這一消極的保護政策，對於防止優質種質資源流失起到的作用並不明顯。據新華社主辦的《瞭望新聞周刊》報道，雜交水稻在國際上的知識產權保護比較落後是中國優質種子資源流失十分嚴重的原因之一。

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知識產權辦主任萬宜珍稱，“在中國境內培育的雜交水稻新品種要想在國外申請品種權，目前還沒有一條暢通的正規渠道。”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不在當地國申請品種保護，在跟國外頻繁進行的雜交水稻合作及種子貿易背景下，大多數水稻品種可在生態環境相同的國家直接應用。這將讓中國很快失去在這一地區的市場競爭力。

在前述《瞭望》報道中，萬宜珍曾對媒體透露稱，中國把大量的雜交水稻新品種賣到了這些國家，而又沒有申請當地國的品種保護，當地國的單位、企業或個人就有可能把這些新品種以自己的名義保護起來，成為他們的知識產權，那麽最後不僅導致中國的雜交水稻資源嚴重流失，並且還會出現“種中國品種，侵外國權”的怪現狀。

那麽，如何保護種子專利呢?

全球第一大植物保護公司、第三大種子公司——先正達相關負責人對本報記者表示，在將品種引入某一國家之前，先正達會分析該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申請專利和植物新品種保護;另外就是采取措施管理親本，預防其被第三方非法竊取。

隨著農業部對雜交水稻“走出去”政策實行重大調整，對品種出口年限限制、資源合作的限制實行有條件的放開之後，無疑將對雜交水稻從“走出去”向“走進去”轉變起到推動作用。業內樂觀估計，未來 5-10年將是中國雜交水稻技術出口的最佳戰略機遇期。

持股行權在滬湘粵試點 帶動小股東“發聲”積極性

A股市場醞釀多年的持股行權，在今年2月份正式啟動試點。作為持股行權的實施主體，投資者服務中心在過去的4個月中，針對166家上市公司在中小股東投票機制和利潤分配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發送股東建議函，提出建議363條。持股行權試點初見成效。

6月24日，證監會召開持股行權試點工作座談會，總結交流前期持股行權試點工作經驗，研究部署下一步試點工作。持股行權試點實施主體為投資者服務中心，持股行權試點地區上海、湖南和廣東的證監局，證監會會機關投保局、法律部、稽查局等部門以及滬深交易所、投保基金公司相關負責人出席會議，證監會主席助理黃煒出席會議。

據證監會介紹，投資者服務中心對166家上市公司提出建議，其中110家公司回函表示采納建議，並相應修改公司章程，完善公司治理;同時，投資者服務中心分別參與了三個轄區三家上市公司股東大會或現場行權，積極行使質詢權、建議權、表決權等股東權利，市場反映正面積極。

投資者服務中心是中國證監會直接管理的一家證券金融類機構，主要職責是為中小投資者自主維權提供教育、法律、信息、技術等服務，受中小投資者委托，提供調解、和解服務。為了成為試點省市上市公司的股東，投資者服務中心按照試點計劃，在上海、廣東、湖南三個區域所有上市公司每家一手(100股)A股股票。

那麽到底何為持股行權?根據持股行權的試點方案，投資者服務中心依法購買持有試點區域所有上市公司每家一手A股股票，持有後，原則上不再進行買賣。投資者服務中心以普通股股東身份依法行使權利，通過示範效益提升中小投資者的股權意識，引導中小投資者依法維權，督促上市公司規範運作。

試點階段，投資者服務中心主要在中小投資者投票機制、利潤分配決策機制、公開承諾及履行、自願性簡明化信息披露等方面，行使知情權、建議權等無持股比例和期限限制的股東權利。在積累經驗的基礎上，會逐步豐富行權事項和行權手段。

“投資者服務中心以普通股東身份參加股東大會，用專業的方法行使股東權利，不僅對上市公司觸動很大，而且對普通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鑒。”證監會周五表示，很多中小投資者通過郵件、評論、留言等方式對投資者服務中心持股行權的做法給予肯定，並表示以後也要積極“參會”，表達訴求。

下一步，證監會要求把握好四個方面繼續推進持股行權試點。

首先，是要堅持股東定位。投資者服務中心持股行權應立足於公司普通股東地位，淡化行政色彩，嚴格根據法律賦予的股東權利，用好法律賦予的手段，反映公司中小股東的利益訴求。

實際上，作為證監會下轄單位，投資者服務中心的身份略顯尷尬。不過，證監會早已公開明確，投資者服務中心不代表證券監管機構的立場。

“投資者服務中心開展持股行權試點，將堅持普通股東的地位，確保所有行為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符合公司治理規範，符合監管規定和自律規則，”證監會發言人鄧舸此前曾表示，投資者服務中心不行使監管或自律職責，不代表證券監管機構的立場。

第二，要突出問題導向。證監會要求，持股行權工作涉及面廣，試點階段要確定一些重點領域，抓住市場關註的熱點問題，特別是上市公司分紅、承諾履行、重大交易公允性等事關投資者利益的重點、熱點問題，做足功課，找準方向，尋求工作突破，實現最佳市場效果，爭取投資者的認同和支持。

第三，要創新工作方式。持股行權是新事物，沒有現成的經驗和路徑可以借鑒，需要積極實踐，大膽創新。基本的工作邏輯是圍繞知情權、參與權、收益權和救濟權等權利內容，綜合運用查詢、建議、表決、訴訟等權利行使方式。重點在查閱公司文件、提出質詢建議、征集投票授權、開展股東訴訟等方面實踐探索，形成切實可行的行權工作方式。

第四，要強化示範導向。證監會要求，要加強持股行權宣傳推廣工作，一方面要抓住具有典型意義的重大個案，形成示範效應;另一方面要及時總結歸納行權工作經驗，分類形成行權工作指引，為投資者積極行使股東權利提供指導和參考。

財政觀察：6000億減稅費舉措落地 下半年財政政策更積極

今年下半年，隨著6000億元減稅費舉措落地，總規模約5萬億元的地方政府置換債券繼續發行，財政資金撥付進度加快，財政政策將更加積極，幫助經濟爬坡過坎。

而財稅改革也將觸及最後一大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地方債管理也將繼續被收緊，變相、違規舉債和擔保行為將被嚴懲。

6000億減稅費和5萬億置換債券發力

每年年中，財政部部長會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上一年中央決算報告，這是觀察財政部下一步工作動向的重要窗口。

近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上，作了《國務院關於2015年中央決算的報告》。他把下一步財政部重要工作，歸為四個方面：發揮好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加快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規範和完善預算管理和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

今年以來經濟增速放緩，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樓繼偉強調，下一步要發揮好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這體現在減稅降費、地方政府置換債券、加快資金撥付和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等方面。

樓繼偉在上述會議稱，落實各項減稅降費政策，增強企業發展動力。有序推進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幫助地方減輕利息負擔，騰出資金補短板。加快資金撥付進度，支持鐵路公路等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進棚戶區和農村危房改造。規範推廣運用PPP模式，著力推進PPP立法，用好1800億元引導基金，促進更多項目落地。

今年5月1日，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全面推開，國務院估算此舉將給企業減稅5000億元，這是本屆政府最大的減稅舉措。同日，國務院再次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此舉將減輕企業費用負擔1000億元。

6月份的國新辦有關中國債務的吹風會上，財政部預算司副司長王克冰在會上表示，今年地方政府可能會進行5萬億元的債務置換。這意味著今年置換債券額度將高達5萬億元，去年這一數字為3.8萬億元。

根據財政部此前數據，1萬億元的置換債券將給地方政府節約近500億元的利息支出。

另外，財政部也正加快花錢速度，化解一方面地方喊缺錢，另一方面錢又花不出去的怪狀。5月11日，財政部印發《關於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加強地方財政庫款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快資金撥付進度，更好發揮財政資金對宏觀調控和穩增長政策落實的促進作用。

央地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試點將啟

除了5月1日啟動的營改增和7月1日啟動的資源稅改革等稅制改革外，財稅改革另一大重頭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也將啟動。

上述會議上，樓繼偉表示，下一步將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出臺改革指導意見，並選取部分領域率先啟動改革試點。

去年12月26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舉行聯組會議上表示，去年起草了上述改革指導意見，上報了國務院，征求了很多部門的意見。按照國務院的要求，這個指導意見還要進一步征求地方的意見。根據這個指導意見提出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2016年將率先啟動國防、國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領域的改革。

樓繼偉曾表示，要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直接支出比重，將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系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的事項集中到中央，減少委托事務，提高全國公共服務水平和效率;將區域性公共服務明確為地方事權;明確中央與地方共同事權。在明晰事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責任，中央可運用轉移支付機制將部分事權的支出責任委托地方承擔。

財稅改革下一步工作還包括，進一步加強專項轉移支付清理整合和統籌使用。

本報記者了解到，去年中央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從2014年的150項減少為2015年的96項，今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進一步壓縮中央專項轉移支付規模，今年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增長12.2%。

另外，樓繼偉在上述會議提出，組織實施資源稅總體改革及水資源稅試點，配合做好環境保護稅、關稅等立法工作。今年7月1日，資源稅改革和河北省水資源稅試點工作全面推開。

預算管理制度也將繼續完善。樓繼偉在上述會議強調，抓緊修訂出臺預算法實施條例。嚴格執行人大批準的預算，健全預算執行動態監控體系，強化預算執行主體的責任，推動資金盡快到位、政策盡快落實、項目盡快落地。

禁止地方變相違規舉債

加強地方債管理依然成為今年下半年財政工作焦點。

樓繼偉在上述會議強調，加強債務限額管理，所有地方政府債務都要納入限額並嚴格按照限額舉借債務，控制債務規模。

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元，兩項合計，全國政府債務26.66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9.4%。加上地方政府或有債務(即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按照2013年6月審計署匡算的平均代償率20%估算，2015年全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將上升到41.5%左右(低於歐盟60%預警線)。

樓繼偉也再次強調，切實履行政府債務償還責任，妥善處理存量債務，堅決禁止各種變相、違規舉債和擔保行為。

地方政府變相舉債屢禁不止。根據6月29日披露的《國務院關於2015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審計署重點審計了11個省本級、10個市本級和21個縣的地方政府債務時發現，至2015年底，浙江、四川、山東和河南等4個省通過違規擔保、集資或承諾還款等方式，舉債余額為153.5億元。

另外，審計署發現，有的地方出現一些隱性債務，內蒙古、山東、湖南和河南等4個省在委托代建項目中，約定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支付建設資金，涉及融資175.65億元;浙江、河南、湖南和黑龍江等4個省在基礎設施建設籌集的235.94億元資金中，不同程度存在政府對社會資本兜底回購、固化收益等承諾。

“地方政府只能通過發行政府債券方式舉債和為外債轉貸提供擔保，除此之外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債，也不得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對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或擔保，以及違反規定替企業償債的，責令改正，並嚴格按照預 算法規定追究地方政府相關負責人的責任，處理結果向社會公開。”樓繼偉在上述會上稱。

姜洋：積極化解矛盾糾紛 有效提振市場信心

證監會網站消息，7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召開全國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試點工作推進會，部署和推進《關於在全國部分地區開展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試點工作的通知》落實工作。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江必新同誌和中國證監會黨委委員、副主席姜洋同誌出席了會議，姜洋副主席做了《積極化解矛盾糾紛 有效提振市場信心》的講話。

以下為講話全文：

                             積極化解矛盾糾紛 有效提振市場信心
                                     ——姜洋副主席在全國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試點工作推進會上的講話
尊敬的江必新副院長、杜萬華專委，各位同事：

大家下午好！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國證監會《關於在全國部分地區開展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試點工作的通知》近日正式下發執行。這是人民法院和證券期貨市場調解組織建立健全有機銜接、協調聯動、高效便民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制度安排，對於依法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維護公開、公平、公正的資本市場秩序，促進資本市場長期健康穩定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標誌著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的基礎制度建設又向前邁進了重要一步。利用今天的機會，我代表證監會，要特別向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國各級法院的同誌們一直以來對資本市場改革發展和監管執法的大力支持、指導和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國資本市場是億萬投資者共同參與的交易市場，資本市場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服務實體經濟功能作用的發揮，離不開廣大中小投資者的理性參與、價值投資。離開了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參與，就不可能形成我國市場特有的流動性優勢，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功能也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廣大中小投資者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為我國金融市場體系的完善、資本市場改革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進一步發揮好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功能作用，必須保護好、維護好廣大中小投資者參與市場的積極性，必須通過全面、系統、權威的法律制度規範，將投資者參與市場交易的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要求真正落到實處，這是增強我國資本市場吸引力和競爭力的根本出路所在，舍此別無他途！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除了通過事前、事中有效的制度安排和保障措施把法律賦予投資者的知情權、參與權、收益分配權真正落到實處，更為重要的是要通過有力和有效的事後救濟措施，在投資者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經濟利益遭受損失時，給予投資者專門的幫助和支持，使投資者獲得及時、充分的權利救濟和經濟補償。做到這一點，不僅可以有效平息糾紛，定紛止爭，安定社會關系，更為重要的是能夠讓違法者付出經濟成本和代價，真正實現矯正市場主體行為，形成公平、公正市場秩序的目的，進而提振投資者信心，從根本上穩定市場預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有效處理和化解投資者糾紛，保護好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是資本市場的公平之源、信心之源，也是資本市場的效率之源、發展之源。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去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做好投資者權益保護工作，他指出要“盡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紮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加強市場監管，保護投資者權益”。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專門強調各有關部門要履行職責、守土有責，保護好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合法權益。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專門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資本市場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工作的意見》，就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健全中小投資者賠償機制等提出了具體的政策舉措。去年底，中辦、國辦印發的《關於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意見》，明確要求探索新形勢下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方法途徑，最大限度消除不和諧因素，解決影響社會穩定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穩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和證監會適時出臺《通知》，通過探索多元化的機制解決好投資者面臨的矛盾和糾紛，保護好投資者合法權益，不僅事關資本市場的穩定健康發展，而且對於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促進實現社會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隨著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證券期貨新產品和新業務涉及的交易關系愈加複雜，中小投資者的風險識別和自我保護能力相對較弱，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現象時有發生，矛盾糾紛數量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2015年，證監會12386熱線接受投資者訴求近10萬件，證監會全年處理舉報1.7萬件，糾紛處理的壓力很大。
妥善化解處理資本市場涉及投資者的矛盾和糾紛，不僅面臨數量巨大的壓力，而且必須充分關註其不同於一般民商事糾紛的特殊性。一是涉眾性強。一個交易或披露行為引發的糾紛往往會涉及很多不特定的投資者，上市公司的一項虛假信息披露往往損害到數萬股東的權益，而且涉及地域分散，往往具有全國性影響。二是利益巨大。證券期貨違法行為不法侵害的經濟利益巨大。海聯訊、萬福生科等虛假陳述侵權案件都涉及上億賠償金額，融資融券、分級基金等杠桿交易一旦發生糾紛，受侵害的利益還可能成倍放大。投資者對於利益救濟的期待很高，對化解糾紛的要求很高。三是專業性強。一方面，證券期貨業務、產品的結構化安排愈加複雜，理解交易模式和業務規則需要有專門的市場業務知識；另一方面，以共同對手方為基礎，通過現代電子信息技術實現的證券期貨交易，換手快、效率高，有關適格原告確定、因果關系認定等法律適用問題需要權衡的因素極為複雜。四是需要及時穩定市場預期。資本市場是基於預期判斷進行交易的市場，對於各種可能影響證券期貨交易價格的事實和事件信息，包括涉及投資者的糾紛案件信息，都需要依法盡快予以明確和公開。因此，一旦產生矛盾和糾紛，市場高度關註和期待能夠盡快有明確的認定和處理結論，以便作出相應的投資決策和判斷。矛盾糾紛處理的效率在資本市場具有特殊重要性。
從境外成熟市場實踐看，解決資本市場的特殊矛盾和糾紛，各國普遍建立有一整套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主要做法包括：在普通民事訴訟制度的基礎上，美國、德國和我國臺灣地區分別建立了集團訴訟、示範訴訟和團體訴訟等專門訴訟制度；依托行業協會或設立專門的投資者保護機構，建立專門化的投資者糾紛調解組織，如德國銀行業協會的調解專員、英國金融申訴專員公司、臺灣證券投資人與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等都承擔著調解投資者糾紛的職責。特別重要的是，成熟市場在解決投資者矛盾糾紛時，尤其註重發揮監管機構的專業、權威作用，通過專門的法律制度安排賦予監管機構介入處理投資者民事權益糾紛的權力，體現出鮮明的行政主導特色，如美國和我國香港地區的責令回購、責令停止交易、行政和解、公平賠償基金等制度安排。
解決好我國資本市場矛盾糾紛，需要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從我國的國情特點出發，建立一整套與我國資本市場矛盾糾紛特點相適應的制度辦法，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探索建立權威專業、高效便民、成本低廉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和證監會出臺的《通知》，就是在總結實踐經驗基礎上形成的證券期貨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制度成果，包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和機制創新，主要包括：一是建立了法院認可證券期貨試點調解組織制度，增強了證券期貨試點調解組織的權威性。二是規定了調解協議的司法確認制度，符合條件的調解協議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三是明確了保障落實調解協議的督促程序功能，符合法定條件的調解協議，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四是建立了專門的示範判決機制。符合條件的糾紛可進行集中調解，人民法院將通過司法判決宣示法律規則、統一法律適用，為調解同類糾紛提供參考。五是明確了在線調解等多種靈活便民調解方式的有效性，等等。
《通知》的出臺，是最高人民法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落實“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目標的重要舉措，也是發揮司法資源最大效能、助力資本市場發展的重要方式，是對全國億萬投資者的高度關心和愛護，更是對證監會工作的大力支持。證監會系統要以此次《通知》發布為契機，大膽探索，積極作為，主動承擔起調解和處理資本市場矛盾糾紛工作職責。
一是練好內功，多措並舉增強糾紛調解工作實力。調解工作水平關系到投資者的滿意度，也關系到法院系統的信任及與司法銜接的效果。各調解組織要切實做到制度完善、組織到位、隊伍專業。要嚴格規範調解制度和程序，夯實調解工作基礎。要加強糾紛受理、調解協商、訴調對接、協議執行各環節、全過程的管理，提高調解質量和效率。要拓寬調解員聘任渠道，增加專職調解員，培養金牌調解員，不斷提升調解隊伍素質，用實力、專業、公正贏得當事人的信任。
二是勇於創新，不斷探索糾紛調解工作新機制。資本市場調解工作起步較晚，投資者需求迫切，發展空間很大。試點調解組織要抓住機會，發揮示範引領作用，認真落實好《通知》各項工作要求，堅持以投資者需求為導向，積極推進工作機制和工作方式的創新。在調解方式上，除了傳統的面對面方式外，要充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條件落實視頻調解、在線調解等工作要求。在調解的程序上，要盡可能以靈活、便民、高效為原則，積極探索小額速裁等機制，減少工作環節、簡便工作程序、縮短辦理時限。在調解協議的效力認同上，可以對特定條件的糾紛案件作出有利於中小投資者的專門安排，一旦達成調解協議，經營機構負有即期付諸執行的義務，以盡快實現投資者的利益期待。總之，糾紛調解是一種基於雙方當事人自願的替代性制度安排，一定要在機制創新上動腦子、下功夫，切實增強糾紛調解工作的吸引力。
三是協調聯動，形成糾紛調解工作新局面。這次出臺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給予了很多支持證監系統調解組織的專門政策措施，含金量很高，這次列入試點名單的調解組織一定要珍視最高人民法院對我們的理解支持，用足用好、善用會用調解與訴訟協調聯動、有效對接的政策和機制，努力把證券期貨糾紛調解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目前監管轄區沒有試點調解組織的證監局要積極創造條件，主動與試點地區人民法院等相關部門聯系，構建有效的溝通渠道和工作機制，通過工作努力讓更多的調解組織符合試點要求，納入到訴調對接工作機制中。各市場經營主體要尊重投資者的選擇，積極配合參加調解並及時履行調解協議，將解決投資者糾紛作為改進內部管理、提高服務水平和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廣大中小投資者要在自身權益受到損害時，主動積極向調解組織反映訴求，選擇采用調解的方式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總之要通過各個方面的共同努力，促進形成“監管部門組織管理、調解機構具體實施、市場主體積極配合、投資者理性參與”的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工作新格局。
建立健全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是資本市場的重要基礎性工作。證監會系統要以《通知》下發為契機，紮實認真做好糾紛調解各項具體工作，努力把投資者保護工作提高到新水平。我們相信，有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視，有各級人民法院和社會各方的支持，資本市場糾紛調解工作一定會不斷取得新的進步和成績，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小投資者通過糾紛調解取得實實在在的救濟和補償，資本市場的投資者保護工作一定會贏得更多的投資者認可和更加廣泛的社會認同和支持。

謝謝大家！

他山之石》別國積極攬才 台灣拒人於門外 這四件事做不到 就甭談亞洲矽谷

中小銀行搶食P2P資金存管：華興、恒豐最積極

7月16日，深圳P2P平臺易享貸正式接入華興銀行的資金存管系統，繼而成為華興銀行P2P資金存管陣營中的一員。

信息披露和資金存管，一直被視為是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活動規範互金企業的核心指標。近期的互金專項整治方案又再次強調P2P網貸平臺選擇適合條件的銀行作為資金存管機構。

據盈燦咨詢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7月10日，已有中信銀行、民生銀行、江西銀行、徽商銀行、江蘇銀行、恒豐銀行和華興銀行等34家銀行布局P2P網貸平臺資金存管業務。

其中，華興銀行以與34家平臺簽訂存管協議，位居榜首;其次是恒豐銀行，簽約21家;民生銀行排第三，簽約18家;江西銀行以簽約11家排名第四;徽商銀行排名第五，簽約10家;中信銀行和浙商銀行並列第六，分別簽約7家。

可以看出，中小銀行在P2P資金存管領域更為激進，盈燦咨詢認為，中小銀行審核標準寬松，門檻相對較低，在監管政策要求必須選擇銀行進行資金存管之下，中小銀行更為適合那些非高大上的P2P網貸平臺切入。

中小銀行更積極

去年7月18日和12月28日，人民銀行等十部門和分別出臺的《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及《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征求意見稿)》，要求P2P網貸平臺選擇符合條件的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出借人和借款人的資金存管機構，且給出了18個月的整改時間。

在這樣的監管要求背景下，平臺紛紛尋求銀行進行合作，但最終的合作效果卻不盡人意，當然，在前期P2P大面積跑路、倒閉的現實面前，這個結果也是意料之中。

據盈燦咨詢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7月10日，真正與銀行完成資金存管系統對接平臺只有48家，僅占網貸行業正常運營平臺數量的2.04%;宣布與銀行簽訂資金存管協議的平臺共有149家，約占網貸行業正常運營平臺總數量的6.34%。

而宣布與銀行簽訂資金存管協議的149家平臺中，註冊資本基本都在1000萬元以上，其中，有69家平臺的背景為國資系、上市系、銀行系或風投系。可以看出，銀行對平臺的註冊資本和背景都有較高要求，也有部分銀行會對平臺的運營時間長短做出要求，有報道稱，浙商銀行要求平臺運營1年以上。

據盈燦咨詢不完全統計顯示：廣東華興銀行簽訂合作的平臺數最多，達到34家，其中32家註冊在廣東地區，34家平臺中有9家是風投系、上市系或國資系，註冊資本均在1000萬元以上。與恒豐銀行簽訂合作的平臺數僅次於華興銀行，其簽訂的21家平臺中，僅有4家是風投系、國資系或上市系。註冊資本均在1000萬元以上。與民生銀行簽訂合作的平臺數排第三，其簽訂的18家平臺中，有16家平臺是風投系、國資系或上市系。註冊資本在5000萬元以上。

另外，截至2016年7月10日，已成功完成資金存管系統對接的平臺有48家。其中恒豐銀行完成上線的平臺數最多，有14家平臺上線資金存管系統;其次是廣東華興銀行，有8家平臺成功對接資金存管系統;江西銀行排第三，有7家平臺成功對接資金存管系統;徽商銀行和民生銀行各有5家和3家完成資金存管系統;貴州銀行、長沙銀行和重慶農商行等8家銀行分別各有1-2家上線資金存管系統;開鑫貸和金寶保分別與2家及以上的銀行對接完成銀行直連系統。

集中存管成階段性動作

對於銀行進入P2P資金存管市場的意願性不強的原因，廣州互聯網金融協會、廣州e貸總裁方頌分析認為，一方面是目前網貸行業良莠不齊，銀行對自身聲譽風險的擔心;另一方面，P2P資金存管系統技術的複雜性、需求的多樣性、響應的及時性要求高，銀行投入成本比較高。

“在目前已實現資金存管的平臺中，民生銀行與積木盒子的存管系統從開發到上線歷時半年多，上線一年來也僅增加了一家P2P平臺接入，與原先構想相差甚遠。”他說。

有業內人士評估，按照目前銀行設置的資金存管門檻，現階段能直接接入銀行資金存管系統實現資金存管的平臺不到5%。

對於絕大部分平臺“難登大雅之堂”的現實情況，不少地區的網貸行業協會正在牽頭探討P2P資金集中存管的可能性。

今年6月底，北京市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發“關於加強北京市網貸行業自律管理的通知”，要求認真落實產品登記、信息披露、資金存管等三項措施，據了解，配合該通知的舉措之一便是要求北京互金平臺批量接入指定的資金存管系統。

廣州隨後跟進，方頌表示，P2P行業少數符合銀行條件的平臺，可以直接接入銀行存管系統;剩下95%無法達到銀行條件的P2P平臺，與其讓他們失去控制、不斷發生惡性事件，不如批量納入網貸存管通系統進行風險管理。這樣，網貸平臺報給監管部門的各項數據，可以通過監測資金流確認其真實性。

而在批量存管方案中，銀行為網貸平臺開通專用的企業一般結算賬戶(用於存放網貸平臺用戶交易資金，網貸平臺無任何櫃面業務操作權限)，並授權一個第三方的網貸存管產品向銀行該賬戶的資金劃撥指令，第三方網貸存管系統負責發起賬戶資金及交易核驗，支付公司提供支付通道。行業協會通過核驗第三方網貸存管系統的交易數據與銀行實際資金交易和余額數據，對風險進行監督及預警，實現平臺資金存管，監管風險監控。

成都G20公報：積極應對“脫歐”風險 深化人民幣匯改

2016年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舉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共同主持會議。此次會議是G20杭州峰會前的最後一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國際金融架構、投資和基礎設施、金融部門改革、國際稅收合作、綠色金融、氣候資金、反恐融資等議題，核準了各議題下的主要成果，並發表了會議公報。

積極應對“脫歐”風險

會議認為，全球經濟持續複蘇，但仍舊弱於預期，下行風險持續存在。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G20成員已經做好準備積極應對英國“脫歐”公投帶來的潛在經濟和金融影響，希望看到英國今後成為歐盟的密切夥伴。

7月19日，IMF發布最新《世界經濟展望》(WEO)，相較於4月的預測，全球增長基線預測小幅下調(2016年和2017年預測的降幅為0.1個百分點，而在脫歐前預計上調0.1個百分點)。IMF將英國2016年增長預測下調0.2個百分點，下調幅度在2017年則接近1個百分點(0.9%)。

面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會議指出，G20正在采取行動增強信心和促進增長，會議承諾采取進一步行動重振全球貿易和提升投資，致力於減少過度的失衡，並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促進更多的包容性。

推動結構性改革

今年中國G20的焦點便是結構性改革，會議重申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目標。

樓繼偉表示，首先，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益在下降，要實施更多增長友好型的財政政策，有財政空間的國家要加大財政支出力度。

二是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應對低增長態勢。發達經濟體要繼續提高勞動力市場彈性，促進投資和生產率增長;新興經濟體應增強經濟韌性，放松管制，促進競爭，推進金融部門改革。

三是要繼續支持經濟全球化進程，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克制使用限制性貿易措施。

四是有關國家要積極應對現實挑戰，希望英國與歐盟積極構建密切的夥伴關系，對外傳遞積極信號，穩定市場對其經濟前景的預期。

樓繼偉部長指出，今年G20在結構性改革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重要一步，初步建立了一個框架，為G20深化結構性改革提供了政策參考以及衡量手段，並提高各方改革行動的協調性和有效性。今後，G20將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調整完善結構性改革框架，推動全球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中國是世界經濟的“動力源”

樓繼偉表示，中國經濟依然是世界經濟的“動力源”和“穩定錨”。2015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接近30%，預計今年仍將保持較高水平。

今年上半年，中國GDP增長6.7%，各項主要指標符合預期。結構調整取得重要進展，經濟增長質量不斷提高。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54.1%;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3.4%;內需對GDP的貢獻率提高到110.4%。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2%。特別是就業保持基本穩定，今年上半年達717萬人。

周小川在會上表示，上半年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經濟增速處於合理區間，物價和就業形勢保持穩定。英國“脫歐”公投後，中國經濟運行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中國政府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同時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也是解決過剩產能等結構性問題的必由之路。

人民幣匯改更為深入

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適應期後，市場參與者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理解已更為深入。

周小川表示，目前，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保持基本穩定，市場信心進一步穩固。未來，中國將繼續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提高政策規則性和透明度，加強與市場溝通。

會議重申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並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

周小川表示，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重啟以來，各項工作取得顯著進展。G20應繼續推進IMF第15次份額總檢查，進一步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占比。應繼續推動主權債券納入加強的合同條款，歡迎巴黎俱樂部將成員擴展至更多新興債權國。呼籲區域金融安排與IMF進行更多合作，並不斷完善IMF貸款工具。同時，應擴大SDR的使用，人民銀行已經發布了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外匯儲備、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數據，正在研究發行SDR債券的可能性。

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公報
（2016年7月23-24日，中國成都）

1.我們在成都舉行會議，審議在應對關鍵經濟挑戰方面的努力，以及年初以來所取得的進展。我們本著團結合作的精神密切開展工作，並就各項議程取得了切實成果,這些成果將提交杭州領導人峰會審議。
2.全球經濟持續複蘇，但仍舊弱於預期。同時，增長成果應在國家內和國家間得到更廣泛的分享以促進包容性。全球經濟環境充滿挑戰，下行風險持續存在，突出表現在大宗商品價格波動以及許多經濟體低通脹。金融市場波動仍然很大，地緣政治沖突、恐怖主義和難民流動繼續使全球經濟環境複雜化。此外，英國脫歐公投結果也加大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G20成員已經準備好積極應對英國公投帶來的潛在經濟和金融影響。今後，我們希望看到英國作為歐盟的密切夥伴。
3.我們正在采取行動增強信心並促進增長。鑒於近期形勢變化，我們重申決心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我們的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的目標。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經濟活動，保持價格穩定，與中央銀行的職責保持一致，但僅靠貨幣政策不能實現平衡增長。在強調結構性改革發揮關鍵作用的同時，我們還強調財政戰略對於促進實現我們共同的增長目標同樣重要。我們正在靈活實施財政政策，並實施更為增長友好型的稅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優先支持高質量投資，同時增強經濟韌性並確保債務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續水平。此外，我們將繼續研究G20在必要時可采取的適合各國國情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長和應對潛在風險，包括應對資產負債表的脆弱性。我們重申，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穩定。我們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我們重申此前的匯率承諾，包括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我們將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我們將仔細制定、清晰溝通我們在宏觀經濟和結構性改革方面的政策行為，以減少政策的不確定性，減少負面溢出效應，並增加透明度。
4.關於結構性改革，我們核準增長框架工作組準備的“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並贊賞經合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其他相關國際組織提供有價值的意見。我們註意到結構性改革的選擇和設計應符合國家經濟情況。在4月確定的結構性改革九大優先領域的基礎上，我們制定了一套指導原則並達成一致。這套指導原則將為各成員提供有用的高級別指導，同時允許各國照顧到本國具體國情。我們還就一套指標達成一致，以幫助監測和評估我們在結構性改革方面所做的努力及進展與挑戰，今後我們還將進一步強化該套指標。我們承諾實施並逐步完善“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並呼籲國際組織繼續提供支持。國際組織的初步評估和強化的同行審議結果顯示，我們在落實增長戰略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推進。迅速和全面落實增長戰略對於支持經濟增長和實現布里斯班峰會制定的共同增長雄心仍然十分關鍵。在此基礎上，為加倍努力，我們正在更新增長戰略以納入新的和調整的宏觀經濟及結構性政策措施，發揮二者相互支持以共同促進增長的作用。我們將在杭州峰會前完成增長戰略更新，並完成衡量我們增長雄心落實進展的問責報告。我們強調，開放的貿易政策和強勁、安全的全球貿易體系對促進全球經濟包容性增長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將采取進一步行動重振全球貿易和提升投資。我們還將致力於減少過度失衡，並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提升包容性。
5.我們認識到全球經濟複蘇緩慢和市場需求低迷使得包括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在內的結構性問題更加嚴重，這些問題對貿易和工人產生了負面影響。我們認識到，鋼鐵和其他行業的產能過剩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需要集體應對。我們也認識到，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機構提供的補貼和其他類型的支持可能導致市場扭曲和造成全球產能過剩問題，因此需要予以關註。我們承諾加強溝通與合作，致力於采取有效措施應對上述調整，以加強市場功能和鼓勵調整。G20產鋼經濟體將參與國際社會應對全球產能過剩問題的行動，包括參與定於2016年9月8-9日召開的經合組織鋼鐵委員會會議，並討論成立一個全球論壇的可行性，將其作為交流和分享全球產能動態、政府政策與支持措施信息的合作平臺。
6.為支持我們的共同增長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我們重申對推進投資議程的承諾，並將重點關註基礎設施發展，堅持數量與質量並重。多邊開發銀行在支持基礎設施投資方面具有獨特作用。我們已與多邊開發銀行進行了有效溝通，呼籲他們共同采取行動，支持基礎設施投資，並促進私人投資。為此，我們歡迎11個多邊開發銀行在“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行動的聯合願景聲明”中做出的承諾，包括在各自機構的職責範圍內宣布高質量基礎設施項目的量化目標，及其為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礎設施項目質量、加強項目儲備、增進新老多邊開發銀行的合作、提升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的有利環境和動員私人投資所做努力。我們強調，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非常重要，其旨在綜合考慮生命周期成本、安全性、抗自然災害的韌性、創造就業機會、能力建設以及知識和專業技能轉移的基礎上確保經濟效率，同時處理好項目的社會和環境影響，並與經濟和發展戰略相一致。我們歡迎多邊開發銀行對G20多邊開發銀行優化資產負債表行動計劃的回應，號召進一步落實該行動計劃。加強互聯互通是21世紀全球經濟的必然要求，對促進可持續發展和共享繁榮具有關鍵作用。我們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以加強各個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的整體協同與合作。我們要求世界銀行作為聯盟秘書處，與全球基礎設施中心（GIH）、OECD、其他多邊開發銀行以及有興趣的G20成員一起開展工作，支持聯盟的活動。我們核準《G20/OECD基礎設施和中小企業融資工具多元化政策指南文件》，並歡迎GIH完成《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風險分擔解析報告》，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更好地評估基礎設施風險。我們支持有效落實《G20/OECD公司治理原則》和《G20/OECD中小企業融資高級原則》，特別是期待根據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對公司治理進行的同行審議，對《G20/OECD公司治理原則》的評估方法進行修訂。
7.我們支持國際組織持續努力，在現有和已倡議機制的基礎上，根據其職能和比較優勢，做出協調且有效的響應，為所有地區、各種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難民及其接收社區提供支持。我們期待在近期采取進一步措施。我們註意到世界銀行正在討論考慮建立一個全球危機應對平臺。我們呼籲加強人道主義援助和發展援助及難民安置，並通過相關國際組織加大對難民及其接收社區的支持力度。
8.我們核準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關於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的建議。在相關國際組織工作的基礎上，我們將繼續改善關於資本流動的分析、監測和對資本流動過度波動帶來風險的管理。我們期待IMF在年底前完成關於應對資本流動的國別經驗和新問題的審議。我們註意到正在進行的對OECD資本流動通則的審議工作。我們支持進一步加強以強勁的、以份額為基礎的、資源充足的IMF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提高IMF貸款工具的有效性、並在尊重各自職責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IMF與區域金融安全網之間的有效合作。在此方面，我們歡迎即將開展的清邁倡議多邊化與IMF的聯合演練，並呼籲IMF就貸款工具開展更多的工作。我們期待2017年年會前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包括形成一個新的份額公式。我們重申，份額調整應提高有活力的經濟體的份額占比，以反映其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因此可能的結果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占比整體提高。我們期待世界銀行按照達成一致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實施股份審議，目標是逐漸實現平等投票權。我們強調促進有效且可持續的融資實踐的重要性，並將繼續改善債務重組進程。我們支持將加強的合同條款納入主權債中的持續努力。我們支持巴黎俱樂部作為主要的國際官方雙邊債務重組平臺，討論一系列主權債問題，支持巴黎俱樂部持續吸納更多新興債權國，並歡迎韓國加入巴黎俱樂部。我們歡迎中國定期參加巴黎俱樂部會議，以及中方發揮更具建設性作用的意願，包括進一步討論潛在的成員身份問題。我們支持對擴大SDR的使用進行研究，如更廣泛地發布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財務和統計數據，以及發行SDR計價債券的可能性，從而增強韌性。我們呼籲國際組織進一步開展工作以支持本幣債券市場的發展，包括加強對低收入國家的支持。我們將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的職責延至2017年。
9.近期市場動蕩和不確定性再次凸顯建立開放且具抗風險能力金融體系的重要性。為此，我們繼續承諾完成監管框架中剩余的核心工作，以及及時、全面和一致地落實已議定的金融改革，包括巴塞爾協議III和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標準，以及有效的跨境處置機制。我們重申支持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在2016年底前完成巴塞爾協議III框架，在推動公平競爭的環境的同時，避免進一步大幅度提高整個銀行業的總體資本金要求。我們期待BCBS進行全面的定量影響分析，從而為監管框架的最終設計和校準提供信息。我們將繼續加強監測改革落實情況及其效果，以確保其符合我們的總體目標，包括應對任何未預見到的重大後果。我們期待FSB擬在杭州峰會期間向領導人提交的關於金融監管改革執行與效果的第二份年報。我們將繼續應對保險業系統性風險的問題。我們歡迎針對國際活躍保險機構制定保險資本標準（ICS）的工作。我們歡迎IMF、FSB和BIS正在聯合進行的總結宏觀審慎框架和工具的國際經驗的工作，以幫助促進實施有效的宏觀審慎政策，並期待報告於杭州峰會前發布。我們歡迎FSB就應對資產管理業務結構脆弱性的政策建議征求意見。我們將繼續密切監測並在必要時應對金融體系中的新風險和脆弱性，包括與影子銀行、資產管理和其他市場化融資有關的風險。為妥善應對代理行業務減少問題，我們期待擬向杭州峰會提交的由FSB協調的四項行動計劃的進展報告。G20期待進一步適當明確監管預期相關工作，包括10月份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將討論代理行指引。我們呼籲G20 成員、IMF和世界銀行加大對各國能力建設的支持力度，從而幫助其改善全球反洗錢和反恐融資（AML/CFT）以及審慎標準的合規工作。我們鼓勵成員縮小在實施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方面的差距，並加快在場外衍生品市場改革方面的行動。根據我們已通過的工作計劃，我們期待那些關於中央對手抗風險能力、恢複計劃和可處置性的征求意見稿在杭州峰會之前發布。我們通過了由普惠金融全球合作夥伴（GPFI）制定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G20普惠金融指標體系升級版以及G20中小企業融資行動計劃落實框架。我們鼓勵各國在制定其更廣泛的普惠金融計劃時考慮這些原則，特別是數字普惠金融領域的計劃。
10.我們歡迎在日本京都召開的G20/OECD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包容性框架首次會議，特別是參與該框架成員十分廣泛，這將為及時、持續和廣泛地落實G20/OECD的BEPS 項目並應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特殊挑戰發揮關鍵作用。我們呼籲所有尚未就BEPS項目做出承諾的感興趣的相關國家和轄區做出承諾，並平等參與該框架。我們也歡迎近期在有效和廣泛落實國際公認的稅收透明度標準方面取得的進展。我們重申呼籲所有還未做出承諾的國家，包括所有金融中心和轄區立刻做出承諾，最遲在2018年前實施自動情報交換標準，並簽署多邊稅收行政互助公約。我們支持稅收透明度與情報交換全球論壇就自動情報交換的實施情況進行監督，並期待在今年年底前收到其報告。我們核準OECD與G20成員合作提出的關於識別在稅收透明度方面不合作轄區的客觀標準建議。我們要求OECD在2017年6月前向我們報告轄區在稅收透明度上取得的進展，以及稅收透明度與情報交換全球論壇將如何管理國別審議進程，應對國家提出的補充審議要求，以便OECD在2017年7月G20領導人峰會前準備一份尚未在落實國際稅收透明度標準上取得滿意進展的轄區清單。對列入清單的轄區將考慮制定防禦性措施。我們鼓勵各國和國際組織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稅收能力建設，為此，我們對IMF、OECD、聯合國和世界銀行成立的新的稅收合作平臺，以及這些機構關於支持稅收改革的有效技術援助機制的建議表示認可。我們期待在2017年年中收到相關進展更新情況。我們支持亞的斯稅收倡議的原則。我們認識到非法資金流動對各國經濟都會產生巨大負面影響，並將繼續推進G20在這方面的工作。
11.我們認識到稅收政策在更廣泛的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議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認識到公平、高效的國際稅收環境對減少稅收體系沖突的重要作用。正如我們在G20稅收高級別研討會討論中所強調的，我們重視稅收政策工具在促進創新驅動和包容性增長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的有效性，也重視稅收確定性對於促進投資和貿易的益處。為此，我們要求OECD和IMF繼續在促增長的稅收政策和提高稅收確定性方面開展工作。
12.我們重申要求FATF和稅收透明度與情報交換全球論壇在我們10月會議前，就如何加強國際透明度標準實施，包括獲取法人和法律安排的受益所有權信息並開展跨國信息交換提出初步建議。
13.我們對近期的恐怖襲擊表示最強烈譴責。我們重申將保持團結一致，並決心打擊所有形式的恐怖主義，無論發生在哪里。我們將應對恐怖融資的所有來源、技術和渠道。我們歡迎FATF在實施其打擊恐怖融資新綜合戰略方面取得的進展，並呼籲有效落實其操作計劃。在世界範圍內快速、有效地落實FATF標準是當務之急。這就要求加強FATF的引導力，提高FATF網絡以及與FATF類似的區域機構的有效性。我們呼籲FATF在2017年3月前就如何在這些領域取得進展向我們匯報。
14.我們認識到，為支持在環境可持續前提下的全球發展，有必要擴大綠色投融資。我們歡迎綠色金融研究小組提交的《G20綠色金融綜合報告》和由其倡議的自願可選措施，以增強金融體系動員私人資本開展綠色投資的能力。具體來說，我們相信可通過以下努力來發展綠色金融：提供清晰的戰略性政策信號與框架，推動綠色金融的自願原則，擴大能力建設學習網絡，支持本地綠色債券市場發展，開展國際合作以推動跨境綠色債券投資，鼓勵並推動在環境與金融風險領域的知識共享，改善對綠色金融活動及其影響的評估方法。
15.我們歡迎一些國家為幫助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盡快生效所已采取的國內措施，同時鼓勵其他國家這樣做。我們重申呼籲及時實施氣候變化《巴黎協定》，落實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就氣候資金所作的承諾和其他國家就氣候資金所作的聲明。我們歡迎氣候資金研究小組有關“以有效和透明的方式提供和動員氣候資金以強化減緩和適應行動”的報告，並註意到有關“在發展援助和氣候資金項目中實現氣候變化因素主流化”的展望報告。根據明年G20主席國經商其他成員國確定的工作安排，我們2017年將繼續就氣候資金問題開展工作，目標是利用G20論壇的專長、知識和經驗分享，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下所進行的討論作出貢獻。
16.我們重申致力於在中期規範並逐步取消低效的、鼓勵浪費的化石燃料補貼，並認識到有必要為貧困人口提供支持。此外，我們鼓勵所有G20成員考慮參與低效的、鼓勵浪費的化石燃料補貼自願同行審議。 

美財長答一財記者：積極財政輔助改革 化解中國過剩產能

2016年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舉行。G20公報重申，要用盡一切工具，結合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目標。

在會議期間，美國財政部舉行記者發布會，美國財政部部長雅各布·盧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表示，結構性改革的推行在全球範圍內都很困難，且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財政政策絕對不能取代結構性改革，“如果中國能夠以財政空間輔助改革，例如中國的過剩產能問題，合理運用財政空間就能幫助過剩產能部門的失業、低技能員工度過過渡期，這是非常重要的。”

早在今年6月，雅各布·盧便在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中指稱：“這(產能過剩)不光是中國自身的問題，像鋼鐵、鋁等過剩產能問題對於全球市場都有很大的影響，這也使得全球市場出現扭曲。中國能否妥善解決這一問題，對於中國經濟、全球經濟和美中關系都至關重要。”

無獨有偶，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會上表示，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益在下降，要實施更多增長友好型的財政政策，有財政空間的國家要加大財政支出力度。同時，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應對低增長態勢。發達經濟體要繼續提高勞動力市場彈性，促進投資和生產率增長；新興經濟體應增強經濟韌性，放松管制，促進競爭，推進金融部門改革。

雅各布·盧對記者表示，很多年前，美國也經歷了諸多類似中國當前所經歷的變化，美國是一個成熟經濟體，但也還有很多長期問題需要改善，“例如，要確保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包括機場建設，這需要帶動國內投資。”他稱，過去7年半以來，美國基本穩定了財政政策，因此也贏得了更長的時間窗口期。

其實，美國在金融危機後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值得各國借鑒。當時，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其頻率之高、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力度之強是在美國近100年以來的歷史上少見的。

2009年2月，奧巴馬上任伊始簽署了規模達8080億美元的《經濟複蘇與再投資法》。這是美國空前龐大的刺激計劃，為期兩年實施，實際投資開支為7830億美元;2010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稅收減免、失業保險重新授權和就業機會創造法案》，實施法案的開支為1890億美元。

此外，在金融體系改革方面，美國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2010年7月21日，奧巴馬總統簽署了全面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主要包括擴大美聯儲的金融監管權限、設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設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制定更加嚴格的美國銀行業資本金標準、規範金融衍生品交易、加強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以及適度限制美國金融機構高管的收入。

同時，美國政府還支持頁巖油氣革命，並大力發展新能源，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實現減排目標。此外，美國也著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奧巴馬政府為實施“重振美國工業”戰略，重點培育發展高端制造業新增長點，主要整合政府、學術界和企業界的資源，構建先進制造業夥伴和全國先進制造業創新網絡。

除了貨幣、財政、結構性改革政策，雅各布·盧高度評價了中國在匯改方面作出的成績。“我們已呼籲各國不參與競爭性貶值。過去幾周，中國就人民幣匯率波動所開展的市場溝通的確十分明確，中國履行了2月時上海G20公報中的承諾。未來我們需要進一步關註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