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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待在倫敦的最後一天，英格蘭銀行的一則徵人啟事，在比特幣的討論區被大量轉載：「徵求『區塊鏈 玩家』（Blockchain-savvy）的有薪實習生」（編按：區塊鏈（blockchain）指的是形成虛擬貨幣背後，結合帳和金流，由所有參與者 共同組成的分佈式數據庫）。

創新心法：懂科技，才不會被反傷

凡是被英格蘭銀行錄取的個人或團隊，如果是大一到大三的學生，有六週帶薪實習；如果錄取者是即將畢業的大四畢業生，可以跳過基礎面試，進入第二階段面試。

「你們不會害怕新科技顛覆既有秩序？」這讓我想起台灣中央銀行兩年前在一份新聞稿中表示：「比特幣不是貨幣，屬於高投機的數位『虛擬商品』。」於是忍不住問英國貿易投資署金融科技部主管大衛（Shaul David）。

「關鍵在於是不是真的想要競爭、想要開放。」大街說，「如果是，你一定要涉獵(engaged)。不了解科技、不了解創新，終究會被科技和創新所傷，「涉獵了，才會知道如何規範科技，銀行、政府該怎麼做。人類無法阻止科技，只能持續跟著它、學習、瞭解它。」

這回答了我們的最大疑問：有兩千年歷史包袱的金融城倫敦，究竟如何在三年內成為金融科技成長最快的地區？

答案就是：開放，而且是主管機關帶頭開放。

包袱沉重如倫敦，保守如金融業，如果

沒有致命一擊，也很難有改變的動機，這致命一擊便是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搖撼了西方消費者對金融業的信任，英國民眾對金融業的信任度尤其低。根據英國貿易投資署的調查，金融海嘯後，英國民眾對於金融業的信任度從二00八年的四七％降到二0一二年的二三％，不但降幅最高，絕對信心水準也低於德國、法國，甚至美國。

擁抱金融科技三部曲首部曲：政府設獨立機關引導

「金融科技可以視為金融海嘯過後、草根底層出現的反動，」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顧能(Gartncr)金融投資服務部研究副總裁烏茲霍 (Christophe UZureau)說，金融海嘯之後，資金流動性不足，加上民眾對金融業信任不再，既有大品脾被質疑，民間渴求新的資本流動模武、擁有更大的自主權。

開放競爭不是降低金融業門檻、修改相關條例這麼簡單，執行單位比執行內容更重要。

二0一三年英國國會通過，由業界出資，成立獨立的政府組織「金融行為監管局」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簡稱F C A)，除了站在消費者的角度，監管金融業，不得有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之外，另一項任務，便是建立基礎架構引導競爭。

大衛指出，FCA不單是主管機關，也在法規之內，代表新創公司發言，參與並且彙集各方對話，擔任溝通者的角色，否則無法制定出有效能的政策。「讓新創公司和大公司一樣，也可以直接、快速的跟法規制定者對話，投資者和消費者在面對新創公司時，不用擔心不合法的問題。」

另一方面，則是心態的開放。例如，英格蘭銀行帶頭涉獵比特幣背後的「區塊鏈」技術，瞭解區塊鏈是什麼、可以怎麼 用，同時也教育政府不同部門的人學習這項新科技。

二部曲：新創投資減稅，全球最優惠

除此之外，英國政府同時減稅引外資投資中小企業，創造金流流入，鼓勵新創公司。好比在二0一二年提出的「種子企業投資計畫」（Seed Enterprisc InwestmentSCheme.簡稱SEIS)，若企業投資新創企業的種子基金每年在十萬英鎊以上，所得稅可減免五0％;如果企業有賺錢，資本利得免 稅；企業若倒閉、沒價值，減稅後的曝險資金可享曝險資金四五％的風險減免，是目前全球最優惠的新創投資減稅方案。

這些政策實施以後的一年內，倫敦新創公司最密集的區域，郵遞區號下便增加了一萬五千家新創公司：在前一年，該區的新創公司數量只有個位數。

政府將金融環境逐步開放後，金融業大玩家也隨著調整，開始與金融科技的生態系統尋求連結，免得自外於市場。

三部曲：銀行尋求合作，做大市場

「科技趨勢不可擋，但分行不可能被數位服務取代，水遠有人需要分行，」滙豐銀行全球創新長夏佐(Christop Chzot)說，「我們在尋找的是分行和數位的最佳結合點（marry in the best way)。]

他指出，過去金融業強調自行開發，或者以公司需求為出發點，向外尋求技術配搭，新創公司相對是計畫裡面的配角，合作是任務導向，沒有延續性：現在金融業尋 求與金融科技新創公司的合作，是策略導向的長期合作夥伴，希望藉由投入新創公司的協助，深入傳統銀行無法採入的族群和死角，其次才是考慮獲利。

滙豐在去年成立一筆兩億英鎊的企業創投，根據企業策略所做的趨勢投資和育成，而非短期的合作計畫。夏佐坦言，「現在的金融環境跟二十年前完全不同，銀行再大也不可能全都自己來，你必須向外找不同領域的合作夥伴，才能滿足客戶的需求。」

倫敦的故事，告訴我們，所有的創新可能都得先有開放的心態，才能有策略的創造創新環境，進而引導市場舊玩家順勢改變並且投入，才可能甩掉舊包袱，邁向創新。

採訪後記》不是非用不可，而是選擇更多了

在製作封面故事這段期間，我代替團隊收下一筆報導得獎的獎金。為了將獎金分給其他同事，我要把這筆錢全數領出再由主管分配;這麼單純的一件事，如果用ATM我得分三天領六次，要不然就是花一小時到銀行抽號碼脾、排隊、填單。

當下我對一位銀行數位部門主管發出一聲慼嘆：「如果有某種轉帳平台App就好了!」他也只能苦笑。

但在倫敦，很多人都不會有我這種煩惱，他們可以用各種轉帳App，幾秒內解決獎金分配的事，而且沒有手續費。

不過，要想省手續費，也得要有本事。光要管理手機和平板裡面的App，不但得花時間適應行為的改變，還要管理密碼、即時訊息和行銷內容，而且除本人以外， 沒有人能替代你管理「你」的銀行:「拿回金融自主權」其實意味著個人有更獨立自主的金錢觀，及更高的風險意識和金融素養，而這，絕非人人都有，也勉強不 來。

所以，即便倫敦每輛計程車都能刷卡，司機還是偏愛收現金。金融科技再怎麼破壞式創新，終究不會取代銀行，只是選擇多了；未來選擇只會更多，不會減少。

這已無關信任與否，就算懷疑網路資安，金融業歸還金融主權的年代終究會來到;我們需要準備的，其實也跟英格蘭銀行一樣：不用、不投入沒關係，但是至少要知道科技做什麼;瞭解了，再為自己選擇適合的管道，才是真正的「人人是銀行」。 (文.單小懿）

撰文者單小懿                                                                                                                               

日本社會正為「下流老人」現象發愁，你所不知道的是，台灣未來可能出現「下流世代」！ 他們是現今國中小學生中，基本學力嚴重落後的20萬人，連加減乘除都不會，這樣的孩子，長大後恐怕翻身不易。 在2016年國中會考熱騰騰登場之際，搶救20萬學生大作戰，正要開始。

「我從一、二年級開始功課就很有障礙，每次放學都被留下來到三點半再回家。」「三、四年級時，午休我都坐在特別位，老師請其他同學教我功課，可是還是救不起來。」外形可愛的新北市竹圍國中一年級學生王美英（化名），談起最弱的科目時，皺著眉低下頭去。

她最後才說出，最差的科目是英文，幾乎都是二、三十分，上了國中後更是苦惱，「每次都考五個單字，改完錯的要罰寫，但我還是記不起來。」「英文大部分都是抄抄寫寫，很無聊。」「國小教單字我就不會了，國中教翻譯句子，怎麼會啊！」其他科目的情況也不佳，小學除了數學可以考到七十幾分，國語在及格邊緣，其他都不及格。

出身低收入戶家庭，王美英從未補習過，本身沒有學習熱情，除非遇到好老師，才有轉機。她形容，國中有位老師五十幾歲，上課只在黑板上抄寫，沒有人聽得懂，每次老師問有沒有問題，大家安靜無聲，老師就繼續講，然後要大家抄下黑板上的內容，馬上默寫，讓他們很痛苦。

但是數學課就不同了，遇上教得好的老師，本來數學平均四十幾分的她，最近一次月考進步了二十幾分，王美英露出得意的笑容說，數學課上課時全班分成六組，每組都有最好和最壞成績的學生，最近她總算脫離了最壞那群，「往中間靠一點」。

「我不喜歡寫作業，偶爾會問哥哥，但他們也不一定會。」王美英的兩個哥哥成績也不好，大哥一路念到科技大學，二哥靠體育技優管道考上私立大學體育系；問她未來想做什麼？她歪著頭說不知道，「也許演戲吧！」但聽到當演員需要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她馬上說：「那算了，我不行。」近來因替臉書抓漏獲得獎金而聲名大噪的資安程式高手張啟元，高中以前是被教育遺棄的孩子，明明有資質，卻被學校放棄；學業的挫敗、同儕的排擠，甚至被視為校園怪胎，讓他國中小學時期被歸為「失敗組」。「我以前常覺得自己很失敗，小學三年級剛開始上英文課的時候，我心想，大家都是同學，為什麼我的程度差這麼多？」他說。

台灣有成千上萬個王美英和張啟元，他們在國小國中階段，基本學力落後大部分同儕，求學過程對學習、學校環境感到無力，對未來困頓不安。

無法讓下流世代翻轉

教育，已成不平等世代產出器俗話說，給他魚，不如給他魚竿；給他魚竿，不如教他釣魚。如今台灣有二十萬、約占中小學生一成的像王美英，像當年張啟元的孩子，他們連基本的加減乘除都不會算，如果問題不改善，二十年後，他們的未來在哪裡？

今日的日本正因「下流老人」現象而預警發愁（編按：（指「收入少、存款少、可依賴的人少」的銀髮族愈來愈多，政府龐大的社福支出恐將拖累財政的問題），明天的台灣，會不會因為學力落差懸殊，讓今日學力落後的孩子，成為明日的「下流世代」呢？

情況之嚴重，連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許添明也敲出警鐘：「台灣有二十萬個學生等待失敗！」教育，已淪為社會不平等的產出器。

許添明的呼籲其來有自。從國內外幾項測驗顯示，我國十五歲學生學習成就出現M型化現象，前、後段學生學力懸殊世界第一。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黃敏雄指出，多年來進行跨國比較學生數學表現的研究顯示，台灣學生數學未達初級國際標竿的比例，隨著年級提升而增加。

教育程度Ｍ型化

台灣，比其他國家都嚴重黃敏雄以每四年舉行一次的「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IMSS）」為例指出，TIMSS將同一年級學生的數學表現設定四級，二○○七年測驗顯示，台灣小四學生未達初級（最低一級）的比率約僅一％，但過了四年，這批學生上了八年級（國中二年級），未達初級的比率提高為四％。也就是說，數學成績嚴重落後的學生，在這四年期間約增加三倍。根據他的研究，這些數學學習成長緩慢的學生，通常也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者。

事實上，台灣學生整體數學表現優異，一一年有將近一半高於進階（最高一級），「但從小四升到八年級之後，學生之間的數學表現懸殊程度劇烈擴大，這是台灣特有的教育現象，而且是發生在學校內或班級之內。」黃敏雄說。由於法令禁止能力分班，台灣八年級班級之內數學表現懸殊現象，比其他國家都嚴重；以一一年為例，是新加坡的二．三倍、美國的二倍、香港的一．八倍；「這是因為有一部分功課好的學生在外補習，但落後的同學沒有進步，故班內學習表現差異增加。」如果，救起這些落後學生不只實現社會正義 更對經濟有利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每三年進行一次的全球性十五歲學生「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PISA）」，一二年評比結果也顯示，在經濟競爭國家，以數學素養能力最大值與最小值差距，台灣都是最大，程度落差有「七個年級之差距」。台東大學特教系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前副院長曾世杰指出，PISA數學表現台灣是全世界第四名，表面成績看起來不錯，但其中有一二．三％的學生，無法答對「具備參與現代社會運作所需的基本學力」的試題。

此外，檢測國中畢業生學力狀況的會考，一四年成績，英語及數學未達基礎級（待加強）比率超過三成，而五科都待加強的學生約七％。

許添明以PISA未達基本學力的一二．三％學生，以及會考後段學生約七％來平均估算，全國二百萬國中小學生約有一○％學力嚴重落後，亦即國中小有二十萬個學生「等待失敗」，台灣下一個世代的未來，競爭力堪憂。

「OECD計算，如果台灣所有學生在二○三○年都具備基本學力，國內生產毛額（GDP）將增加八五二○億美元，約是目前的八成，表示投資弱勢者教育不只維持社會正義，更可以提高經濟產能價值。」許添明說。

台灣師範大學五月九日提出對新政府教育政策建言，即主張政府必須將弱勢者教育視為國安議題，投入資源在最弱勢的學校與學生，讓每個孩子具備未來社會所需要的基本學力。

「到二○三○年，超過一半工作會不見，培養小孩思考、互動能力，就不用太擔心學用落差，人才培育不是等到大學才做。」許添明說。

對於學生表現懸殊，尤其後段學生人數增加，教育部曾經提出各項補救政策，但成效有限，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１》資源錯置！成績落後學生多在「非偏鄉」教育部針對弱勢學生，編有不少預算支援，然而，無論是每年近十五億元的補救教學計畫，或助學金、特殊專長弱勢學生補助等，都是以原住民、低收入戶、新移民子女為主；但國際評比卻呈現出，需要拉一把的孩子，可能是中低收入戶或城鎮的學生。

曾文昌（化名），三重商工進修學校模具科三年級，回首求學生涯，因為英文與數學不好，吃足苦頭。

「國小還可以，但上國一出現斷層，從此就放棄了。」其他科目都表現不錯，可以有七、八十分，唯有數學和英文就是聽不懂，始終與及格有很大距離。「台灣的學生好像要每科都好，才有好的未來，所以我很自卑。」曾文昌說。

過程中班導師是否曾伸出援手，他想了一下答「好像沒有耶」。國三時，他連基測都沒有勇氣去考，直接申請分發到離家近的學校，原因很簡單，因為學費幾乎全免，還有每學期低收入戶的八千元獎學金。但一進高職，他馬上發現自己對於模具專業一點興趣也沒有；面對未來，他坦承感到迷惘。

「中低收入戶」更需要資源「我不反對資源往偏鄉送，但成績落後學生，很多是在『非偏鄉』，應該要有一定比率分配。」黃敏雄分析二○○七至一一年TIMSS資料，獲得的結論是，全台功課最落後的學生，只有四分之一來自鄉村偏遠地區，近八成是來自都市與城鎮。他分析，都市城鎮人口相對偏鄉多得多，因此整體占比高。

換言之，需要提升成績低落的學生群，其實是散布在各個學校、班級內，若過度集中在偏鄉地區，可能導致資源配置錯誤。不僅如此，根據OECD統計，各國政府教育經費占GDP（國內生產毛額）比率，台灣僅四．二％，相較各國偏低。教育部補救教學計畫，不僅經費與資源應該增加，也該普及各公立國中小學校，才能對症下藥。

「在越都會區越明顯有優劣的對比，和家庭社經地位有很高的關係，社經地位差的學生，通常沒有機會上補習班，國英數是最容易被放棄的科目。」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副理事長、新北市昌平國小校長張信務也以他長期觀察點出，中低收入戶學生人數眾多，補助不足，確實更需要資源。

另一方面，由於教育部鼓勵偏鄉地區小學朝特色學校發展，當學生基本學力都有問題時，特色學校的政策反而可能成為學生逃避學習的藉口。

偏鄉學校不應忽略基本學力曾世杰曾分析○六年台東國中基測結果，發現平均值全國一五○分、台東一一四分，但該校棒球隊的孩子平均值只有四十七分，「這些孩子幾乎等於文盲」，曾世杰說。他認為小學應重基本學力，先把基礎打好。

再以南投創造力中心示範學校長福國小為例，九成五的學生來自社經地位落後的家庭；該校教導主任廖婉雯說，「偏鄉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大眾期待它發展特色，反而讓學生沒辦法專注在學習，學生若連基本學力都沒有，要談創新特色教學是空的。」問題２》補救教學成效有限，易澆熄學習熱情台北市惇敘工商電機科二年級學生陳文平（化名），家中經濟不佳，媽媽做餐飲業，講到成績，神情就黯淡下來。「我一直都是倒數幾名，國小時很累，每天中午下課後，同學可以回家，我都被老師留到四點補救數學，效果不好，心情也很差不想學。」陳文平的過來人經驗談，很多後段班學生都心有戚戚焉。即使教育部每年投入十五億元，加上民間的課輔機構，至少有二十億元的資源投入補救教學，但似乎成效有限。不少在教學前線的校長或老師，對補救教學成效持保留態度。

「每年能力檢測後，找每班後面三五％的學生做補救教學，但如果老師只是簡化課程去教，學生還是會卡在學習點上跳不過去。」張信務說。他曾到荷蘭、芬蘭參訪，發現老師都會在課堂上直接做補救教學，例如課程最後留十分鐘，把落後學生找來特別教學，其他學生寫作業，更重要的是，老師們有設計補救教學教材的能力；他建議教育部可以效法前述作法，並多培養補救教學的專業教師。

學生學不來，乾脆放棄像南投縣長福國小屬於小校規模，一班雖只有五位學生，但學生的程度懸殊，教學難度很高，教導主任廖婉雯很認真想找補救教學的專業老師，但學校地處偏遠，就算教育部有培訓種子教師，「但我們根本找不到這樣的老師，因為學校很遠，每天這樣來回不划算。」廖婉雯說。

新北市泰山國中導師林怡秀更坦言，學校的補救教學沒有什麼效果，「數學補救班當天懂了，下周又回到原點，學生後來都沒去上了。」問題３》學前教育資源不足，弱勢小孩剛起步就輸了如果要根本解決學力落差問題，把義務教育向下延伸，提前到學前教育，是現在世界各國教育政策的主力方向。

許添明指出，「九○％的人腦發展介於○到五歲， 我們卻將九○％的教育經費花在五歲以上。」相對於我國國民教育向上延伸三年，近幾年世界各國反而向下延伸，南韓即提供三歲孩童免費學前教育。台灣在一四年起提供五歲幼兒免學費，但只是將原來的家戶學費支出改由政府補貼。

《經濟學人》研究單位 （EIU）於一二年發表研究報告，在四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幼兒教育，台灣排名第三十，顯示給學前教育的資源太少。

事實上，一四年全國教育經費八千三百億元，學前教育經費僅九十五億元，占比僅僅一％，確實少得可憐。且根據教育部一六年四月公布，一○四學年二至五歲幼生粗在學率（學生人數除以二至五歲人口數乘以一○○％）為五七．四％。這些幼兒所上的幼兒園，有高達七成是私立的，且具有幼教資格的教師僅占二七％；可見，在師資匱乏、公立供給量過少等情況沒改善之前，想提升學前教育，顯然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教育品質隨城鄉差距變大

台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主任邱淑惠則提醒，公私立幼兒園的教學品質有差異，城鄉差距也大。以偏鄉來說，不論私幼或是公幼，多難逃「市場導向」，即絕大部分家長教育價值觀著重認知發展，在乎識字與背誦，幼兒園只好順應家長要求，結果孩子的學習興趣在幼小時就破壞，這是困境；偏鄉公幼另一問題是，過去幾年不願釋出正職，多用代課老師，或是老師等退休，沒有動力去激勵改進。

教育品質才是關鍵，但目前學前教育屬於地方政府責任，除非改革稅制，增加地方收入，否則財政較差的地方政府，往往也難投入資源來改善公幼品質，結果就是好一點的公幼擠破頭，中低收入戶家庭也負擔不起較好的私幼；孩子就這樣輸在起跑點。

問題４》孩子沒有學習目標，不知為何而學台北市大同區雙蓮國小老師郭俊成，最近讓孩子自訂題目在學校做街訪，有一組主題是：哪個科目對未來最沒有幫助？訪問一百人的結果，前一、二名竟是自然和數學，各占三九％和三三％。學生發表時說，希望課程內容多和生活作聯結。「沒有學習目標，不知為何而學，是孩子不想學習而出現落差的因素之一。」郭俊成說。

監察院一四年曾通過監委沈美貞提出的糾正案，直指教育部未積極督導實施因材施教策略，強化學習動機及確保有效學習，嚴重失職。不過，不少學校已開始嘗試各種創新教學。

位於新竹縣尖石鄉的嘉興國小，是泰雅族部落小學，校長徐榮春認為，學習動機與意願決定成效，最重要是「有效教學」。這學期，他針對嘉興國小義興分校五名六年級學生，設計建築與環境空間課程，透過實際操作來教學，成果豐碩。

他所設計的創新課程讓老師在上課時講建築家故事，帶學生去亞洲大學參觀安藤忠雄的建築；台南震災後，機會教育讓學生了解建築的重要性。接下來，帶學生去中華大學建築系，教授教做一比五百比例尺的模型，讓學生了解有多少月薪、要存幾年錢才能蓋房子，孩子原本缺乏的數字與理財的概念有了，最重要是啟發孩子思考人際關係與生涯規畫，「回校還一直催老師，看何時能再去參觀。」徐榮春說。

「有效教學不是補救教學的責任，而要發生在每一間教室。」曾世杰強調。

問題５》教學無差異化，不合框架的學生只能出走「我們把差異化訂在學科上，孩子原本有很多興趣，被我們的框架排掉了，孩子的潛力與天分，在應付考試與學科就不見了，差異化很難展現。」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授林佩璇感嘆。

她並指出，台灣的課程綁手綁腳，教材應是給學校參考，卻被當作全部版本要達到齊一水平，家長學生與老師都受限，學習十分窄化，「中小學是要建立基本能力，不是內容搪塞，目前卻本末倒置。」「國中性向測驗，我的空間、藝術都是滿分，但這些不考；我的語文數學很低，就被說『功課不好』。我有興趣的美術、家政課都被拿去考試，我覺得反感就乾脆不準備；我跟不上進度，但老師還一直往前教，和同學的差距越拉越大。」資安程式高手張啟元，對僵化的教育體制餘悸猶存。

無差異化的教學內容，缺乏彈性的制度設計，讓不合框架的學生只能選擇出走，較好的結果是往自學或體制外學習發展，最差的結果則是成為中輟生。

一四年十一月立法院通過《實驗教育三法》，讓在家自學或實驗教育辦學機構有了法源，也開展民間的辦學活力；第一所影視專科的實驗高職，由台北市政府推動的寶藏巖「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就將在今年六月開辦。

然而，絕大部分學生還是得留在體制內受教育，提供「有品質的教學」，是搶救二十萬名後段學生應該努力的目標。五二○即將上任總統的蔡英文，聽到學子的心聲了嗎？

（本文部分資料由台灣大學系統—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台灣科技大學提供）撰文 / 許秀惠、郭淑媛、賴若函、洪依婷

搶救二十萬個學力落後的學生迫在眉睫，除了政府有限的資源放在刀口上，協助弱勢， 更要聚焦基本學力，從小救起。無論是教育制度或教學方法，只有從根本改變，才能達到目標。

解方１》每年檢測學力 別等到國中教育會考「若問我給新政府建議，想辦法把小學一、二年級帶好吧！」甫卸任國教院副院長的台東大學特教系教授曾世杰呼籲。多年來研究以低成就學童的閱讀歷程與補救教學為主，他認為，台灣現況是，低成就表現的孩子愈來愈多，補救已經來不及，能預防就越早介入越好，出了問題就趕快幫忙拉回來。

目前國中小學學生的學力檢測機制，只有到九年級時才舉行國中教育會考，曾世杰說，這樣太晚了，會錯失教學介入的有效黃金時期。他主張，國小應建立學力監控機制，每年要監測一次基本學力（讀、寫、算）不要等到會考成績出來，才來補救。他特別強調，「尤其國小前四年每年都要做，帶不起來，唯老師是問！這樣才有機會在出問題時抓出來。」而且，這項監測機制應由國家負責，不要縣市政府來做，才能鼓勵縣市長把提升學力當政見。

有了學力監測機制，一發現學生學力低落，就應開始補救。曾世杰說，要先有基礎的讀寫能力，數學不好可能是國語不好、看不懂題目，「只要讀寫不好，所有學科都不會好」。麥肯錫顧問公司曾針對世界各國的教育系統做研究，發現優先專注於學生基本學力提升的學校，學生學力的進步成果顯著；英國教育也證實，在小學階段結束前消除分數差距，是弱勢協助最有效的方式。

消弭分數差距，讓學生學習有效，依能力實施年級內分組教學，是個不錯的辦法。不過，現行辦法是規定國中二年級才能開始分組教學，這個俗稱跑班的制度，曾世杰認為太晚了，應該小學四年級就開始。

但真正實行跑班制的學校並不多。

依據監察院調查，一○二學年度，僅有一五六所國中實施年級內之分組教學，實施常態編班而未採分組學習有七一一所，比率高達八二％；國中學生人數七十七萬餘人，接受部分基本學科如英文、數學、自然分組學習者只有五萬三千多人，只占國中學生總數的七％，顯然多數學生未能因材施教。

除了跑班，彈性的上課進度與評量方法，有其必要。新竹嘉興國小校長徐榮春就指出，山上的老師都很有熱忱，想讓學生多體驗課程，但會擔心課上不完。曾世杰曾實驗，把教材難度降低，學生的學習能力有回來，只是，期中、期末考又變成全校一致的評量，後段學生依舊落在後面。

事實上教育部也放寬考試可分Ａ、Ｂ、Ｃ卷三種標準，但學校不敢，擔心被抗議不公平，「體育課就可以依身高、體重有不同標準評分，學科為何不可以？新政府一定要讓學校腦袋解嚴。」曾世杰說。

解方２》課程結合地區文化 提升學習興趣「台灣有不同族群，中小學課程必須回歸文化傳統或社區本位，原住民、偏鄉或新住民的孩子，若能學習到與自己文化或生活經驗相關的課程，學業表現可能會改善。若課程內容與生活經驗太多落差，孩子興趣與能力無法展現，所以不是後端的孩子無能力，而是國家標準對他太不公平。」政大教育系教授馮朝霖點出問題。

馮朝霖認為，國家控制整個課程發展與標準，讓課程太一致性、標準化；但內容是既得利益者的文化，弱勢族群有很大一部分是原住民、新住民或偏鄉的孩子，他們學習現有課程，感受非常遙遠。

馮朝霖主張，要讓學生有學習動力與自信，就要做得更充分，突破國家對課程的壟斷，目前是「多綱多本」，未來希望能「無綱無本」。

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授林佩璇也建議政府，可以有課綱但不要發展教科書，由學校老師去建構。教學不是老師單打獨鬥，結合同校與附近學校老師，一起把重要概念弄出來，團隊互相支援；老師要關心孩子，孩子受到關注，能量就會展現。

馮朝霖還建議，教學若太過無聊單調，學習成就很難提高，教學要翻轉，朝生活性（如蓋房子）、體驗性（如爬山）、實作性發展，讓學習成就較低的孩子提升學習動力，並讓學生從事服務學習，如此一來，即使小學生、幼兒生，也可以從服務別人之中，發現存在的價值。

解方３》提高學前教育品質 別讓孩子輸在起點國教向下延伸，提升學前教育品質，是不少學者專家共同心聲。台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主任邱淑惠說，國教往下延伸，可減緩家長負擔，同時讓大家正視幼教本質是什麼；避免一味市場導向（如應家長要求，著重在教識字或背誦），並避免公立幼兒園老師過勞又流動性高，又可改善部分私立幼兒園以低薪聘人來當老師、無法把好人才帶進去的問題。

只不過，這條路蜿蜒又難走。關鍵在於，現有幼兒園高達七成是私立。邱淑惠也提醒，私幼擔心如果納入國教，會有生存危機，反彈力量很大，比較好的作法是，由政府直接給家長補助，減緩經濟壓力。同時，保障私幼老師基本薪資，改善勞動條件，優秀人才才會進來，教學品質才不會落後。

台灣師大提出二○二○年給新政府指標之一，是三○％學前教育機構通過專業認證評鑑，讓每一名幼兒都能享有至少一年的高品質學前教育。

台灣師大教育學院院長許添明說，幼兒接受低品質的學前教育，和沒接受學前教育的效果沒兩樣，有必要以專業認證評鑑，提供提升教育品質的評鑑標準，引導幼兒園自我改善，也讓家長選擇幼兒園有所依循。

許添明並建議，中央政府應提高對地方政府教育的一般補助，責成地方政府為學前教育負起責任；甚至，為了擴大財源，應改革稅制，以提高政府對教育的投資。

撰文 / 郭淑媛

中小學教師熱情在各種以「評鑑」、「創新教學」等為名、實質爆量的行政工作下， 幾乎消失殆盡，該怎麼尋回教學現場的活力？

周二上午七點不到，新北市國小老師黃明彥（化名）已經站在校門口執行導護，趁著早自習進行班級晨間檢查，再開始上午的課。下課時，學生爭執等狀況讓他應接不暇，往往還來不及喝水，又得站上講台。

午餐時間，他快速解決午餐之後，開始批改堆得有如小山一樣高的作業，同時心裡開始想如何回覆來自教育局處詢問「用哪個版本的教科書」、「全校洗手台數量」等問題的公文，早上問、下午就得回。

下午四點放學，工作卻還沒結束，回家以後，除了準備明天的教材，為著即將到來的校務評鑑，他開始填寫多如牛毛的表格，一路忙到晚上十二點，期間還不時接到家長打來問功課、問學生狀況的電話……。

這是黃明彥的一天，也是所有小學老師一天的縮影。

一天要處理數十封文件

「非必要」工作，分割教學時間老師，是啟發學生學習熱情的重要角色，但當老師的精力窮於應付各種行政庶務、處理一天數十封的文件、配合各種上級單位要求的宣導、活動，又能剩下多少教學熱情留給真正重要任務：教育學生。

最大的問題之一，是行政量過大。彰化縣三民國小校長楊恩慈寫在臉書網誌上的內容，就暴露了老師們的無奈。這篇網誌後來因媒體轉載而引發很多基層教職人員的共鳴，文中表達的重點之一，就是在教育上級單位為了督導、為了追求成果，「所有人都忙著做成果，而不是辦教育—『教育』，成了最大的輸家！」宜蘭縣教育處就曾提出：「老師除了教學、備課，還要協助學校活動、研習，各項評鑑多達七十四項，所要準備的管考公文、報表等有三、四百個表格，平均每二．六天教師便要接受一項考核或訪視，平均每位教師每日須花費一至兩小時不等處理行政工作。」事實上，學校不止因配合教育部的「統合視導」政策（編按：中央政府為檢視各地方教育政策的執行力，所設計的一套評鑑方法），增加各式各樣的行政工作，各種評鑑也讓老師疲於奔命。

「各種評鑑或是政策推動都給我『做表面』的感覺，準備紙本很麻煩，內容又可以編造，根本無法反映實際狀況。」教學年資已有十年的泰山國中老師林怡秀說。拿「觀課」來說，每學期各科必須有一位老師公開授課，被抽到的人得另外花時間預備主題式課程；觀課當天，所有教師都要到，三個小時內包含講解、觀課、討論回饋，但「一來這不是該師平常的教學方式；二來其他老師也多以讚美代替批評，不會有很深入的討論」，所以林怡秀認為，觀課沒有不好，只是如果行禮如儀，但學校平時內部沒有創意教學討論的氛圍，實質效用也不大。

「老師長期處在忙、茫、盲的教學困境裡，一邊要管理班級秩序，一邊備課、教學、參加研習；桌上堆滿未批改的作業、行政調查表，這樣的環境下，怎麼展現自己的教學熱情？」充滿教學熱情的台北市雙蓮國小老師郭俊成，任教十三年來，同時也擔任六年行政職，對於老師的困境，也有著深深無奈。

研習強制參加

小校老師十個派三個，誰授課郭俊成期待，「讓教室回歸單純的教學現場，讓老師回歸單純的教育專職者。」他認為，政府應去除教師不必要的行政負擔，才有更多熱情和時間，去為孩子的未來著想。

再者，教育部開設的各類研習課程，是否符合教學現場，也不無疑問。被教育部列為教學典範學校、南投縣長福國小教導主任廖婉雯指出，目前教育部的研習課程，以議題類為多，如性別、環境、行政等，內容規畫對提升教學「幫助有限」。

採訪前一天，教育部主辦了三場有關體育、遊學和戶外教育的研習，發文要求每所國小派人參加，但長福國小「全部老師也不過十個人，一次派三人，怎麼可能不影響正常教學？」廖婉雯表示。

認真的老師，常常在教學和行政工作之間蠟燭兩頭燒，但是反觀教學現場，尸位素餐的老師也所在多有，更缺乏監督機制改善這種狀況。

教育部評鑑的教學典範學校、新北市昌平國小校長張信務對此很有感。他曾在之前任職的學校，對兩位不適任教師提出不續聘，兩位教師仗著是資深老師，平時不參加研習課，可優先選擇要教什麼年級和課程，就選擇體育和自然等相對輕鬆的科目。然而教自然課卻不做實驗，上課照念課本，也不重視班級秩序，導致學生學習態度差、師生關係不佳，結果就是該班的學業，是同學年最落後的。

爛老師out！

讓教師接受評鑑，汰壞留好台東大學特教系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前副院長曾世杰同樣觀察到，很多老師沒有熱忱，「上進修課時還改作業、打瞌睡」，他希望教師評鑑與待遇有關聯，「讓教學品質與薪水掛鉤，教育部要全力推教師專業成長。」目前，教育部推動的教師評鑑，尚處在自願加入的試辦階段，對於教師評鑑入法，過去曾有調查顯示近七成教師同意進行「教師評鑑」，希望以外力推動教師成長，而非僅期待教師自律、長年保持教學進步的動能。

教師評鑑的推動，其結果若不與薪資、聘任掛鉤，就失去意義。張信務主張「教師分級制」，不同等級有不同薪資，「從初級、中級、高級到教授級，以五年為一個時間點，越高階的老師，課程時數越少。」他認為，現在的教師透過如研習時數、交報告、進修學位就可以升級，容易淪於形式。

放眼英國作法，由或資深教師擔任評鑑者，主要透過教室觀察，輔以會談、評量會議等方式，每兩年一次評鑑。每學期都至少有二次教室觀察，指標則包含教師與學生的活動紀錄、學生反應、教學中的長處和弱點等，評鑑後更針對須強化的部分，進行定期追蹤。其評鑑結果和薪資、聘任、分級正相關，教學表現若良好，未兼行政職者，薪資換算最高可達約一百四十萬元新台幣。

廖婉雯雖認同教師評鑑的理念，但認為執行面還有很多可以討論。林怡秀也擔憂會再次成為「搞紙本的繁文縟節」，畢竟就她的工作來看，教學之外有行政工作，還要花很多時間處理學生的人際問題、家庭狀況，這些就已讓她加班加不完了。

如何卸下教師肩頭沉重的行政負擔、回歸教學專業，是當務之急，而教師評鑑的實質作法，也有待更多執行面上的方法討論，才能成為推動教師進修、成長的有效機制。

撰文 / 賴若函、郭淑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