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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油國主權財富基金面臨危機

所謂主權財富基金，主要指一國政府手中用於對外進行市場化投資的資金。這些國家一般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或國際收支盈余，希望通過更廣泛的投資工具和資產組合來實現更高回報，代表國家包括資源輸出國或大宗商品出口國，如沙特、俄羅斯和智利，以及存在長期貿易順差的新興市場，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近兩年油價的低迷也讓眾產油國財政狀況吃緊，主權基金因此被大量提取，正面臨巨大危機。

入不敷出，哈薩克斯坦立法限制使用

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曾經表示，本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又名國家基金)將幫助這個中亞國家擺脫對石油收入的依賴，逐漸向實業發展，強調主權財富基金將支持民眾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從2000年哈薩克斯坦成立主權財富基金以來，該國已經提取使用了830億美元資金。今年11月哈薩克斯坦主權財富基金的余額為610億美元，較2014年8月的峰值下滑21%。

哈薩克斯坦總理薩金塔耶夫12月也承認了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繼續這樣使用主權基金，不久後它將蕩然無存”。哈薩克斯坦政府11月已經起草議案，以防止進一步減少國家基金。根據草案，政府將逐漸減少相關支出，把更多的資金投資於更高收益的資產，如股票和私募股權，並減少債券投資。12月22日，納紮爾巴耶夫已經簽署了該法令。

哈薩克斯坦投資與發展部前副部長奧沙克巴耶夫表示，創建主權基金的想法是明智的，但當你開始使用的時候，很可能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油價低迷，眾產油國主權基金大幅減少

受油價持續低迷對政府財政預算產生的巨大壓力，像阿塞拜疆、俄羅斯、委內瑞拉等產油國都開始從主權基金中提取資金“補貼家用”。但話說回來，使用資金而不是利用這筆錢投資來“錢生錢”，無疑將對主權基金的持久性產生威脅。

委內瑞拉政府此前宣布，成立於1998年的宏觀經濟穩定基金(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 Fund)近70億美元資金已經耗盡。

世界最大原油生產國俄羅斯2008年成立主權基金(儲備基金，Reserve Fund )以來已經使用了1950億美元，截至今年12月1日僅剩下313億美元，較油價暴跌前2014年9月的917億美元銳減近70%。國際金融協會(IIF)首席經濟學家施耐德(Ondrej Schneider)預計，以目前的消耗速度，Reserve Fund到明年年中就會資金告竭。俄羅斯另一個主權基金國家財富基金(National Wealth Fund)目前還剩余713億美元。

阿塞拜疆主權基金(石油基金，Oil Fund)成立於1999年，目前已經使用了897億美元，截至今年10月1日剩余358億美元。阿塞拜疆政府表示，資金主要用於“戰略性基建及社會項目”，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基本完成，阿塞拜疆計劃逐漸減少提取主權基金。

中東產油國的日子也並不好過，沙特央行十月底表示，其主權基金在過去兩年里下滑25%至5430億美元。

量入為出，挪威經驗值得借鑒

牛津大學學者，主權財富基金專著作者科明(Angela Cummine)認為，像哈薩克斯坦這樣的產油國需要將這些積蓄轉化為永久性的資產。不斷的消耗主權基金非常不明智，因為石油帶來的財富總有一天會結束，而經濟的問題將依然存在。毫無疑問，無節制的提取正在威脅著主權基金的生存，也讓產油國經濟在油價低迷期更容易受到沖擊。在這點上，同樣是產油國的挪威給許多國家樹立了榜樣，這個擁有世界最大主權基金的國家規定，政府使用主權基金(政府全球養老金， Government Pension Fund Global)的資金規模不得超過其投資收益，以降低過度開支的風險。正因為如此，挪威主權基金自成立以來規模基本保持穩定，截至目前挪威僅使用了其中不到1%。

標普：2020年前中國GDP保持5.5%以上增速 確認“AA-/A-1+”主權信用評級

1月26日，標普全球評級稱，確認對中國的“AA-”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和“A-1+”短期主權信用評級。同時，標普確認對中國的“cnAAA”大中華區信用體系長期評級和“cnA-1+”大中華區信用體系短期評級。

“經過2016年，企業杠桿率的增加似有放緩，政府也加大了降低企業杠桿的政策力度。而且政府對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的容忍程度似有提高。”標普稱，這些變化有可能降低短期內的信貸增長速度，減弱上述主權評級承受的相關壓力。

2020人均GDP破1萬美元

標普還稱，預計至少到2020年，中國將保持每年5.5%或以上的強勁增長速度，相應的人均實際GDP增長速度則在每年5%以上。根據我們對增長速度的假定，再考慮到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持續強勢，預計人均GDP將從2017年8300美元的預測值，增加到2020年的1萬美元以上。

與此同時，標普還稱，預計未來三年終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會上升。但我們相信，國內投資總額占GDP的比例可能將保持在40%以上。我們還預計，未來三年中國信貸增長速度將超過名義GDP增長速度。

“我們預計，2017年至2020年中國政府官方公布的政府赤字總額將保持在GDP的3%以內。”標普表示，但表外融資可能會在未來兩到三年繼續進行。預計2017年至2020年每一年的廣義政府債務增量將處於GDP的2.8%至3.6%。

標普還稱，由於上述預計中的增長幅度，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可能會略有擴大。從2015年起，我們將省級政府為其融資平臺已經承擔或即將承擔的直接債務(共計人民幣16萬億元，合2.5萬億美元，約占2015年GDP的23%)納入廣義政府債務。政府債務的這種陡然上升，是因為財政部宣布，接下來三年省級政府將會通過發行債券，置換主要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承擔的銀行債務。我們預計廣義政府債務凈額將在達到GDP 40%之前走平，整個預測期間的利息成本將保持在政府收入的5%以下。做出這樣的預測，又是因為我們認為政府融資成本將因為實際經濟增長和充沛的國內流動性而保持在低水平。

貨幣政策傳到效率提高

談到貨幣政策時，標普認為，中國的貨幣政策總體上可信而有效，持續的低通脹和對金融行業改革的追求就是證明。2017年到2020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幅可能會保持在每年2%到3%的水平。雖然利率決定權最終在中央政府(通過國務院)，但我們發現，央行擁有很大的操作獨立性，特別是在公開市場操作方面。這些操作通過總體反應靈敏的銀行間市場，和規模龐大、擴張迅速的國內債券市場影響經濟。

標普稱，近幾年銀行存款利率的自由化是一項重要改革，可能會進一步提高中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效率。

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12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0105.17億美元，較11月底下降410.81億美元，降幅為1.3%。這是自去年7月以來，外匯儲備連續第六個月縮水，但並未跌破三萬億關口。另外，2016年外匯儲備全年下降3198.44億美元，下降幅度為9.6%，不過，全年下降規模較上年同期少降了1928.12億美元。

標普稱，盡管中國的外匯儲備在近段時間下降，但中國的外部指標仍然是一個重要的信用優勢。我們認為，外匯儲備下降的原因之一是人民幣貶值預期上升。因此部分民營企業減少或對沖了美元債務，出口企業將更大比例的收入以外匯形式保存。

“中國外部債權規模依然龐大。我們預計，到2017年年末，公共部門和金融部門所持金融資產超出外部債務總額的部分，將處於略超經常賬戶收入90%的水平。”標普稱，同時根據我們的估算，全國外部資產總額超出對外負債的部分，目前接近於中國經常賬戶收入的50%。中國外部流動性頭寸同樣強勁。

標普預計，2017年至2020年經常賬戶順差占GDP的比例，將維持在1%以上的水平。2017年至2020年的年度外部融資需求總額，將低於經常賬戶收入加可用外匯儲備之和的60%。

挪威主權財富基金2016年狂賺530億美元：揭底吸金秘方

2016年，全球最大主權財富基金——挪威主權財富基金凈賺4470億克朗(約合530億美元)，約合年化收益率6.9%，遠超2015年的2.7%。這種飛躍式的進展既要歸功於特朗普當選後的牛市行情，也少不了該基金幾十年來的合理運作模式。

該基金創立於上世紀90年代，總規模高達9000億美元。其中權益類資產(股票)收益8.7%，債券收益4.3%，房地產投資收益0.8%。“在充滿政治事件和不確定的一年，基金回報高達6.9%，所有資產類別都獲得了正收益。”挪威主權財富基金CEO Yngve Slyngstad 表示，“主要是因為2016年下半年強勁的股市複蘇驅動了基金收益。”

自特朗普當選以來的3個月內，公司稅改革、基建投資擴大、財政刺激等預期推動道指暴漲13%。截至上周，標普500指數以及MSCI世界指數已連續91個交易日未出現超過1%跌幅，是8年以來最長紀錄。

從2014年起，油價暴跌導致挪威備受沖擊，但該基金發揮了“緩沖器”的作用。“從本質而言，主權基金隔絕了中短期油價暴跌的影響，” 挪威央行行長奧爾森此前在IMF秋季年會期間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2016年1月，挪威政府從財富主權基金抽取67億克朗(約合7.81億美元)來補貼財政，為該基金1996年建立以來的首次。

挪威主權基金收益大增

在特朗普當選後，美股狂飆突進。而在早前，由於油價暴跌導致挪威政府的財政收入縮水，基金也通過加大股市的配置來增厚收益，因此這一輪全球複蘇引發的大牛市令挪威獲益匪淺。

“在美國大選之後，市場預計未來全球經濟增速和通脹都會不斷高企。”Slyngstad表示。

美國財長史蒂芬•姆欽(Steven Mnuchin)表示，特朗普任下，預計美國經濟增速將達到3%，這也是各界普遍的預期。他也表示，今年8月有望全面推出稅收改革，這將助推美國實現過去十年來不曾達到的增速。市場對於財政刺激的預期推動股市持續上漲。

較之去年，該主權基金的歐洲資產持有量從38.1%下降至36%，而其北美的資產持有比例從40%上升至42.3%，亞洲和大洋洲的持有量從18.1%降至17.9%，新興市場資產占比10%，此前為9.8%。

“基金略微增配了新興市場，這主要是匯率原因，新興市場貨幣近期有所反彈。” Slyngstad稱。

基金將7750億克朗投資於新興市場的股票和債券，去年該投資總額為7360億美元。前沿市場的股票投資總額為133億克朗，2015年末為130億克朗。去年，挪威政府首次從基金中部分撤資，金額達1010億克朗，這主要緣於油價下跌導致政府財政收入下降。

由於財政開支擴大，保守黨領導的挪威政府2月初開始收緊財政紀律，將每年其可動用的國家預算從基金價值的4%降至3%。政府也提出要將風險資產(股票)的持有量從60%提升至70%，以此來提振收益。此前，基金的收益始終低於政府長期目標值，這也是由於低利率政策導致投資收益率下降。

在2016年末，該基金持股比例62.5%，債券和房地產持有比例3432%和3.2%。2016年的投資回報較財政部設定的目標高出0.1個百分點。

小國的資產配置“大格局”

挪威是一個僅有500萬人口的北歐小國，但卻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其對挪威經濟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挪威主權財富基金創建於上世紀90年代末，那時以發放養老金為主要目的。目前挪威是西歐最大的產油國和原油出口國。

在過去10年里，由於油價高漲的推動，挪威主權財富基金規模擴大至7萬億克朗，相當於挪威每個國民均攤15萬美元，政府每年平均向該基金註資2000億克朗。但在2014年起的持續低油價沖擊下，挪威政府石油相關收入銳減27%，政府對主權財富基金的註資規模也有所削減。在2015年，挪威政府的註資幾乎停滯。

“油價走勢存在很大不確定性。油價在近期反彈至50美元/桶，與我們的預期相似，但快於我們2016年9月時的預期。總體而言，我們預計，油價將穩定在45美元/桶，未來三年將上升至50、55、60美元/桶。”奧爾森告訴記者。

作為能源大國，挪威難以避免地要與油價的不確定性做鬥爭，而其主權財富基金則是一個“緩沖器”。

奧爾森對記者表示：“我們不得不應對油價波動，我們也一直都在進行這個鬥爭。最重要的因素是財政政策指引，以及挪威主權財富基金的調節機制。從本質而言，基金隔絕了中短期油價的影響;長期而言，挪威能源獨立，原油出口也占到挪威貨物出口的半壁江山。如果油價‘腰斬’，這對我們而言的確是一個問題，但基金可以起到緩沖的作用。”

對於這一全球著名的基金而言，危機後的長期全球低利率環境也可能影響了基金的投資回報，但其似乎也有自己的應對之道。“我們的基金進行全球配置，債券配置的確受到了低利率的影響，但基金的60%配置了股票，全球股市的上升彌補了我們的收入損失。”奧爾森稱。

此外，挪威房價始終處於高位，其主權財富基金從房地產投資中獲益，然而高房價也是困擾挪威的一個大問題。

“我們的確非常擔憂房地產泡沫，”奧爾森告訴記者，“挪威央行的貨幣政策通常是逆周期操作，即當房價上漲、家庭債務上升時，我們會特意保持較高利率。”

但他也表示，在過去幾年，其他的考量因素變得更重要。“我們從2014年12月就開始降息，從1.5%降至現在的0.5%，這是為了使得貨幣走低，以支持實體經濟，尤其是在油價下跌的時候，類似操作就變得更為必要。可見，上述很多因素都是貨幣政策要權衡的。但不得不說，我們的確對攀高的房價很擔憂。”

主權財富基金新“生財術”：進駐矽谷狩獵“獨角獸”

有越來越多的主權財富基金在矽谷開設辦事處，狩獵“獨角獸”公司——即估值達到10億美元以上的初創企業，並期望借由這些初創企業的驚人增長獲得巨大回報。

據馬德里IE商學院Sovereign Wealth Lab研究中心稱，去年全球涉及主權財富基金與初創企業的交易有42宗，總價值約為162億美元。

據調研公司PitchBook統計數據顯示，主權財富基金去年在美國初創企業做了12筆投資，價值124億美元，遠超過2012年的4筆投資和2.02億美元的規模。

手握大量財富

據今年4月研究提供機構Preqin的一份報告顯示，主權財富基金資產規模在截至2017年3月止的一年為6.59萬億美元，51%的主權財富基金的資產實現增長。

其中，全球10家最大的基金共持有5.2萬億美元，占比高達79%，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挪威主權財富基金(9,150億美元)，以及管理著8,000億美元資金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進駐矽谷“狩獵”

主權財富基金尋找投資機會的方法各有不同。

一些主權財富基金設立了專門的風險投資部門，比如淡馬錫控股的Vertex Ventures、科威特的Impulse和加拿大的OMERS Ventures。

但更多主權財富基金選擇在科技初創企業雲集的舊金山矽谷開設辦事處，卡塔爾投資局是最新宣布入駐矽谷的主權財富基金。

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和馬來西亞國庫控股公司已於舊金山設立辦事處，淡馬錫在2016年底設立辦事處，1月對醫療保健科技公司Verily Life Sciences進行了8億美元的投資。

最近，澳洲1,300億美元的Future Fund與風投公司NEA聯合對新興雲計算企業Fugue和加州的Radiology Partners進行投資。

該基金也同其他一些足夠精明的基金一樣，早早就在諸如優步、Pinterest、Airbnb及Snapchat等“獨角獸”企業布局，扣除風投項目費用後的年回報率遠高於20%。

為何矽谷會成為這些基金爭相入駐的地方?顯然是因為矽谷擁有數量眾多的“獨角獸”企業。

據《財富》雜誌，2016年的獨角獸企業美國占了101家、中國36家、英國8家、印度7家。

財政部：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基於“順周期”評級的不恰當方法

5月24日消息，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就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有關問題接受了記者采訪。負責人表示次穆迪下調我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基於“順周期”評級的不恰當方法，其關於中國實體經濟債務規模將快速增長、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政府將繼續通過刺激政策維持經濟增速等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的能力。

今日上午據穆迪官網消息，穆迪將中國評級從 Aa3下調至A1；展望調至穩定，此前為負面。

負責人還進一步強調，穆迪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的說法，是根本不成立的。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2018-2020年我國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與2016年相比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財政部負責人指出，總體上看，新預算法實施後，我國逐步依法建立了地方政府規範的舉債融資機制，政府債務規模增長勢頭得到有效控制。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

附財政部答記者問全文：

記者問：此次穆迪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預計未來中國經濟增速將持續放緩，請問您對此有何評價？

答：此次穆迪下調我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基於“順周期”評級的不恰當方法，其關於中國實體經濟債務規模將快速增長、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政府將繼續通過刺激政策維持經濟增速等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的能力。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仍然延續了去年下半年以來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一季度GDP增長6.9%，同比加快0.2個百分點，主要經濟指標增長好於預期，經濟結構持續優化。與經濟運行相一致，財政收入增速仍然較高，1-4月，全國財政收入增長11.8%，同比加快3.2個百分點，是2013年以來同期最高增速；財政支出增長16.3%，高於收入增幅4.5個百分點，同比加快3.9個百分點，為促進經濟平穩增長和結構調整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經濟“開門紅”充分顯示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斷顯現。隨著“放管服”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府措施落地見效，國企、財稅、金融、價格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持續深化，“一帶一路”建設紮實推進，新動能培育與傳統動能改造提升協同發力，中國經濟有望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

記者問：穆迪在報告中指出，2018年政府直接債務將達到GDP的40%，2020年將達到45%，請問您怎麽看？

答：《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規定，發行地方政府債券是地方政府舉借債務的唯一合法形式，除此以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借債務。因此，目前我國政府債務範圍依法是指中央國債、地方政府債券以及清理甄別認定截至2014年末的非政府債券形式存量政府債務，除此以外我國不存在其他任何政府直接債務。

截至2016年末，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5.32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為80.5%。加上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國債余額12.01萬億元，兩項合計，我國政府債務27.33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初步核算數74.41萬億元計算，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債務余額/GDP）為36.7%，低於歐盟60%的警戒線，也低於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風險總體可控。

總體上看，新預算法實施後，我國逐步依法建立了地方政府規範的舉債融資機制，政府債務規模增長勢頭得到有效控制，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今後，隨著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推進，政府舉債受到嚴格控制，政府債務規模將保持合理增長，加上我國GDP有望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也將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控提供根本支撐，2018-2020年我國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與2016年相比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記者問：穆迪認為，除了政府直接債務，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

答：穆迪這一觀點說明一些國際機構對我國法律制度規定缺乏必要的了解。

一方面，關於或有債務範圍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已經作出明確規定。即，除經國務院批準為使用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實施後，我國地方政府或有債務依法是指地方政府為使用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的擔保債務，除此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或有債務。

另一方面，對於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與政府債務之間的關系，我國相關法律制度也已經作出了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規定，除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借債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因此，不論是中央國有企業、還是地方國有企業（包括融資平臺公司），其舉借的債務依法均不屬於政府債務，應由國有企業負責償還，地方政府不承擔償還責任；地方政府作為出資人，在出資範圍內對國有企業承擔責任。

綜合上述法律規定,穆迪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的說法，是根本不成立的。

捍衛消費者主權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34129

2018年3月15日，海港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為市民講解消費維權知識。（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3月15日《南方周末》）

又到一年3·15。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有道是，市場經濟是消費者主權經濟。50後、60後，親歷了中國市場經濟成長的全過程，想必對這句話感觸最深。改革開放之初，曾有國營飯店懸掛“不許打罵顧客”的店規；現在去稍上檔次的餐館，服務員全程微笑服務，態度和藹，語言親切，隨叫隨到，更有老顧客優惠、生日送蛋糕，各種貼心。

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內在蘊含了保衛消費者權益的傾向。一般而言，市場經濟越徹底、行業競爭越自由，消費者權益就越能得到保障。如果消費者用鈔票投票，能成為決定企業生死存亡的唯一終極力量，消費者主權必定堅如磐石。

不過，由於消費者多而分散，難以組織，經營者小而集中，易於組織；而且，“買的沒有賣的精”，消費者相對於經營者有信息劣勢，賣方有可能濫用這些優勢、欺淩消費者，如制假售假，以次充好，所以法律有必要介入，以保護消費者權益。在這方面，中國的進步有目共睹。今天是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正式施行四周年。該法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退一賠三”。2009年食品安全法規定生產銷售偽劣食品，“退一賠十”。今天也是全國12315互聯網平臺上線運行一周年。不少消費者通過這個舉報投訴平臺，挽回了被經營者惡意侵犯的權益。

當然，還可以做得更好。

新消法規定，消協有一項職權：“就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支持受損害的消費者提起訴訟或者依照本法提起訴訟”。應該進一步明確消協與消費者有權發起集體訴訟，判決一經生效，就自動及於所有被侵權的消費者，既節約司法資源，又能讓侵權者付出應有的代價。這一條如果能與懲罰性賠償結合起來，必將成為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利器，讓制假售假者聞風喪膽。

至於12315平臺，工商總局局長張茅日前表示，第二期互聯網平臺要在今天上線，增加了電子地圖功能，消費者在哪兒購買商品可以定位，不用去詳細掌握哪一個企業、全稱是什麽等資料，平臺通過大數據和在線處理解決舉報問題。希望大家善加利用這一平臺。

此外，從激勵上來說，向企業或平臺直接投訴制假售假不免被推諉。大家除了向12315平臺舉報投訴之外，還可向行業監管部門舉報投訴。乘坐飛機遭受不公正待遇，可向民航總局投訴；家中老人被忽悠買了長期壽險、保險公司又推諉的，直接向銀保監會投訴。消費者善於借力監管者，可助力讓監管牙齒真正利起來。

肖耿：從美元到e-SDR（超主權數字儲備貨幣）

日益升高的中美貿易戰風險迫使國際社會不得不思考一個迫切及根本性的難題：如何建立一個地緣政治中立且公平的國際貨幣體系。當世界正從單極秩序向多極無秩序轉變的時候，我們目前只能依賴一個以美元為基礎、靠債務推動的不成體系的國際貨幣體系 （International Monetary Non-System）。這個美元主導的國際儲備貨幣模式具有順周期、脆弱及不公平的系統性缺陷及風險，特別是在爆發貿易及地緣政治沖突的時候。

問題的根源在於由“特里芬難題”導致的美國結構性貿易和經常項目赤字：為了滿足全球對美元作為單一國際儲備貨幣的需求，美國必須對世界其他國家保持持續的貿易及經常項目赤字。去年，這一赤字達到了4740億美元，或美國GDP的2.4%。

作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者，美國能夠為其財政赤字和國債獲得低成本的融資，用法國前總統德斯坦的名言來描述就是美國的“囂張特權”。但這一特權可能損害美國的財政紀律，就像近幾年來所發生的那樣，導致美國聯邦赤字高企（2018年達到8330億美元， 或GDP的4.2%）和不斷增加的美國聯邦債務（今年3月份高達21萬億美元，或GDP的104%）。

美國總統特朗普所采取的政策加劇了這一趨勢。最近的減稅和增加軍事開支的措施導致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算未來幾年美國國際投資頭寸將出現惡化，凈負債將在2022年達到美國GDP的50%。

此外，特朗普發出的貿易戰和貨幣戰威脅讓人們日益擔心美元可能會成為地緣政治糾紛中的武器。這些舉動將可能引發國際貨幣體系劇烈震蕩，讓許多經濟體陷入危機——包括那 些將本幣盯住美元或持有巨量美元儲備的經濟體。

當然，特里芬難題是可以避免的，美國對國際貨幣體系的過大的影響力也可以縮小，必要條件是要有一種廣泛流通的但不由主權國家貨幣當局發行的國際儲備貨幣。黃金曾經扮演 過這一角色，但它的物理數量限制無法滿足全球不斷增長的對流動性和價值儲藏的需求。 更好的選擇是IMF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它以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及英鎊一攬子貨幣為基礎來計價。根據IMF章程第二修訂案，SDR應該成為世界“主要貨幣儲備資產”。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和哥倫比亞前財政部長何塞·安東尼奧·奧坎波（José Antonio Ocampo）都曾呼籲跟進執行這一修訂案。

但目前SDR的使用範圍不夠廣，無法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據Palais Royal Initiative報告，提高SDR全球地位的關鍵是通過“在適當保障機制下定期配置SDR”甚至在“特殊情況下”配置SDR。報告還要求IMF與私人部門合作“探索讓SDR在私人交易中得到更廣泛運用的方法”。SDR成為中立的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的主要障礙來自地緣政治利益，以及幾個發行儲備貨幣的央行，不僅包括美國，也包括歐元區、中國、日本和英國，對SDR的重視程度。但加密貨幣的出現或許能讓SDR的未來發展另辟蹊徑：私人部門目前可以直接與央行合作，創造一種加密SDR數字貨幣，或稱“電子特別提款權（e-SDR）”，作為計價單位及儲值手段。

從本質上看，這個e-SDR其實是一種典型的儲備資產，因為它最終由一攬子國際儲備貨幣根據IMF確定的比例來支持。e-SDR的供給將完全取決於市場需求。

當然，要讓e-SDR逐步取代美元成為流行的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必須建立規模足夠大的以 e-SDR計價的貨幣及儲備資產市場。在這方面，需要成立一些由央行或私人部門所擁有的政治中立的機構來發行這一資產。而參與的央行和資產管理機構必須用它們持倉的幾個國 際儲備貨幣資產來換取e-SDR資產。

一旦私人部門及市場參與者將e-SDR視為比其組成成分國際儲備貨幣波動更小的資產記賬單位，資產管理人、交易員和投資者就有可能采用e-SDR為他們的商品和服務交易定價以及為他們的資產和負債估值。例如，中國政府規模龐大的“一帶一路”計劃有可能用e-SDR進行計價及融資。從長期看，倫敦或香港等國際金融中心有望成為應用區塊鏈技術發展eSDR貨幣及金融產品的試驗田，並可以通過一些特別互換便利機制提高以e-SDR計價資產的流動性。

當務之急是建立以e-SDR計價的債務市場，它能夠吸引一些不願卷入儲備貨幣發行國地緣政治博弈亂戰中的國家及投資者。跨國企業及國際與區域金融機構應該可以提供所需的eSDR資產供給。在需求端，退休基金、保險公司和主權財富基金可以購買以e-SDR計價的長期債務。

以e-SDR計價的債務市場的發展對所有國際儲備貨幣——除了美元以外——都有好處，因為它們在e-SDR資產價值的權重比它們當前所占外匯市場的份額更大。從長期看，e-SDR的興起將有助於對美國施加外部壓力來約束其過度的財政支出及過度的國債發行。

加密貨幣的出現讓市場力量有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機會來建立一個真正中立的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與資產。在美國的國際領導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難以預測與琢磨之時，這是不容錯過的窗口機會。 （作者系香港大學教授、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獲得作者授權）

外交部：在華外企應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針對美國無端指責中國有關部門要求外國企業在其網站和宣傳材料中不得將港澳臺地區列為“國家”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今天答記者問時表示，無論美方講什麽話，都改變不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港澳臺地區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客觀事實。中方將會繼續按照一個中國原則處理與外國的關系。同時必須指出，在華經營的外國企業應當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遵守中國法律，尊重中國人民民族感情。

 

 

 

 

樂香園：彤叔宣示佐丹奴主權

1 : GS(14)@2012-06-04 23:15:33

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120604/1639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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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Sunny^_^(11601)@2012-06-05 08:16:44

彤叔對股東有幾"好"...我諗好多人都知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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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GS(14)@2012-06-05 21:37:17

次次都叫人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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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樹森：香港保衞戰與主權之爭 鄭樹森

1 : GS(14)@2013-10-13 11:04:02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 ... t/20131013/18461261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號日本偷襲珍珠港，同日以五萬二千人之壓倒性優勢（香港守軍約一萬四千）進擊香港。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總督楊慕琦（Mark Young）渡海，在半島酒店投降。
日軍在進攻香港之前早有長期部署，情報收集細微至地方名流士紳居址，故能在攻下香港後立刻「邀約」粵軍居港耆宿許崇智等至半島酒店「商討」合作。相形之下，英方對保衞香港則舉棋不定，而在戰與棄之間，倫敦之考量更與香港主權息息相關。防禦香港既是與日本帝國爭奪領土，同時是與民國政府爭奪主權。一場明戰，一場暗戰。
民國以來國共兩黨均不承認不平等條約及隨之而來的租界及殖民地，名義上屬於大英帝國之香港，如一旦容許中方派遣友軍支援，日後不免陷入「請神容易送神難」之局；英方因此三度峻拒蔣中正派軍聯防之議。民國外交元老顧維鈞在回憶錄追述，開戰前英軍代表Archibald Wavell元帥在重慶談判，態度強硬，毫不領情，決裂而還。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由廖承志、喬冠華、夏衍三位代表，與香港英方會晤，表示東江縱隊可以協防，但建議全無回應。而據史家簡又文追記，粵軍余漢謀將軍自述，國軍最終決定以三師馳援，牽制日軍之餘，伺機反攻廣州，先頭部隊在英軍投降前已抵廣九鐵路之樟木頭，並在今深圳布吉發生遭遇戰。英軍在耶誕節棄守，寧可立成戰俘，也無意讓國軍南下，主權肯定是重要考慮。隨國民政府駐港代表海軍少將陳策成功突圍的英國高級軍官透露，投降前楊慕琦最後一次與邱吉爾通電話，後者指示務必向日軍投降，避免國軍來港，以免日後無法取回香港。淪陷後，華府設法讓香港日軍遣回美國俘虜，英方則無動於衷，表面上是無力兼顧，實乃深謀遠慮，冀在戰爭結束時有足夠人手馬上就地恢復管治。
今日回顧，英方對香港主權之步步為營，確實「洞燭先機」。一九四二年以顧維鈞、宋子文為首談判的中英條約（主旨是廢除一百年來之不平等條款及英國在華租界），幾乎無法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簽署，即因中方要求收回香港而觸礁，最後在留待戰後商討之陰影下締約。同年三月二十一日邱吉爾發表「先歐後亞」演講，並全力排擠中國之戰後國際地位，蔣中正在私函及日記中均極憤慨，三月二十四日讓行政院逕行訓令外交部：「英如交還香港後，我國可自動宣佈香港及舊九龍割讓地為關稅自由港」；而剛在美向國會演說的蔣夫人更回絕英皇之訪英邀請，又拒絕與訪美之邱吉爾會晤；加上重慶聲援甘地獄中絕食、支持印度民族自決，雙方關係更無法彌縫。英方完全不理會先收主權、再議治權之「自由港」方案自是意料中事。及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開羅會議，在羅斯福總統支持下，蔣中正向邱吉爾重提香港主權，後者悍然回應：「我出任首相不是來主持大英帝國之瓦解」。在美方圓場下，香港主權之回歸又無寸進。
一九四五年二月雅爾塔會議討論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之權限時，邱吉爾為預防中方提案交回香港，特別強調安理會不能強迫歸還香港。儘管邱吉爾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底大選落敗，繼任的工黨政府沿承其強硬立場，蔣中正雖四度致函杜魯門總統，希望日軍投降後能由中國戰區代表在港受降，但均不得要領。中方八月二十三號之方案，是蔣中正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身份，授權英軍代表受降，但同時委任中、美將領參與。當英國派出海軍少將夏慤（Cecil Harcourt）率太平洋艦隊自菲律賓蘇比灣趕赴香港受降，重慶當局又讓一步，同意以夏慤為中國戰區代表，勉力維持面子。而在八月二十四日，蔣中正下令羅卓英將軍率第十三軍進入非永久割讓之九龍。張發奎將軍口述歷史（二○○八年鄭義譯校）提及，八月三十日自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處得悉，原有意以張就近受降，但「屈服於美國的壓力」而不果。不過，外交壓力之餘，張將軍也許遺忘當日英、中軍力懸殊；夏慤率領之艦隊除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六艘、潛水艇八艘、掃雷艇六艘外，尚有三萬三千噸航空母艦二艘，三萬五千噸主力艦一艘（有十四吋口徑巨炮十門），實非二戰後既無海軍又無空軍之國軍可匹敵。最終蔣中正發出「渝字第六六七三號特急密令」：「九龍羅卓英部，頃接白宮急電，速令所部第十三軍馬上撤離南北九龍，回原地待命」。至此，香港十八日保衞戰引起的主權之爭落幕，英國重返香港。
香港的十八天戰爭文獻不多，中文尤少；而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更是小戰役一場，與抗戰近二十場會戰不可相比，然而，小戰役牽動的香港主權，是近世不少仁人志士曾經共同奮鬥的目標，故此是小戰役大問題，得在近代史框架中透視。十八天戰役本身一直缺乏綜合中、英、日三方材料、兼容三方觀點之專著；二○一三年香港的兩本新書《圍城苦戰：保衛香港十八天》（邱逸、葉德平、劉嘉雯合著）及《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鄺智文、蔡耀倫合著），相信會為香港史、中國戰區史添磚加瓦，填補重大缺口，在一九四三年廢除不平等條約已七十年的今天，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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