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否違反《基本法》107條？ 雷鼎鳴
1 :
GS(14)@2013-10-29 00:47:57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 ... %9D%EF%BC%9F/114876
政府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發表了題為《集思港益》的諮詢文件，坊間早有不少評論。但這些評論似乎尚欠缺一個角度：要解決人口老化、工作人口減少等問題，政府有無財力去埋單？這問題非同小可，日本、意大利等出現財困問題主因是其人口老化。香港的出生率比這些國家更低，港人預期壽命卻與日本叮噹馬頭，高於歐洲，將來人口結構失衡現象只會比更嚴重，現在困境尚不及這些國家，原因只是後者進入老化期比香港更早，但「他朝君體也相同」卻是必然應驗的預言。
要評估香港政府的長遠財力，第一步應對回歸以來16年的財政表現作一檢閱。每年秋天，政府都會為來年的《財政預算案》先編撰一份背景資料，以供社會人士的參考。今年做法比較特別，把這份材料同時當作是《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參考資料，其中不少數據及內容，都頗為有用及耐人尋味。
開支增幅跑贏GDP增幅
這份材料在第八頁便明確指出，《基本法》第107條對政府的理財原則有三個規範：財政預算須（一）量入為出；（二）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以及（三）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過去16年，政府對上述的第一及第二部分可算及格，很難據此兩個條件而說政府違反了《基本法》。在這16年中，其中五年政府有赤字，其總額是1,961億元，另有11年有盈餘，總額是5,555億元，16年累計有3,594億元盈餘。政府雖非每年都能避免赤字，但《基本法》也只是要它「力求收支平衡」而已，我們倒也不能吹毛求疵。
政府抽稅高於所需
不過，政府對上述的第三個部分表現卻大有問題，可以說是在「腳踩紅綫」，隨時可被視作已違反《基本法》了。從1997-98年度至2012-13年度，政府開支總共的增幅是94.1％，但同一期間，香港的名義GDP增幅只得48.7％，顯然政府的開支增幅遠遠跑贏GDP增幅。若我們用尚未完結的2013-14年度的數字作計算基礎，政府開支與97-98年度相比，增幅更預計高達126.4％。兩、三年，甚至五、六年開支增長快於GDP，我們或許還可說得過去，但16年來積累的差別這麼大，政府如何可以解說它並未違反《基本法》107條的第三部分？就算政府出了位巧辯之士能為此成功辯解，但政府用錢愈來愈多，若開支佔GDP比重將來更上升的話，則是更明顯地違反了107條所預設的「小政府」的規範了。
我們若再細看政府的數據，當可發現這16年來，政府收入的升幅是57.2％，稍高於GDP升幅的48.7％，但遠低於開支升幅的94.1％。為甚麼收入增幅低於開支增幅而政府又竟能錄得大額盈餘呢？說穿了，答案十分簡單，政府所抽的稅一般遠高於它的所需，例如，在1997-98年度，政府收入已超過GDP的20％，但政府開支卻只是GDP的14.5％左右而已，就算加上房委會等的開支，政府的「公共開支」總額也只是GDP的17.5％，仍然可以有盈餘。
由此可見，政府的問題不是它做不到「量入為出」，出現財赤，而是它違反了《基本法》107條對開支的規限，它有盈餘，只是因它在港人身上取走了太多財富而已。
我們對未來的財政狀況可有何種展望？在人口老化的大前提下，工作人口及納稅人的數量都很可能減少，政府出錢資助港人生育或支持老人福利的空間其實十分有限。若要遵守《基本法》107條，而又要有能力支付教育、醫療、房屋、福利等等大額開支，根本的辦法便是使GDP能夠保持高增長，而這又要靠輸入人才，自己培養人才及不再浪費時間，充分利用香港的機遇着手。但港人近年來似缺乏此種意識，有些人還變成阻力，那麼香港將來又如何能避免違反《基本法》107條的危機？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民粹主義民主理論站不住腳 雷鼎鳴
1 :
GS(14)@2013-11-12 00:43:51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 ... %8F%E8%85%B3/116394
經濟學家喜歡用經濟學工具去分析世間一切人類的行為，從而把經濟學的應用範圍大大推廣。這類學術分析，近數十年來，早已取得大量重要的成果。政治與經濟不可分，自有不少經濟學家研究過政治問題，諾貝爾經濟獎中，早已有兩批得獎者部分因研究民主機制而得獎，其中一位還是我的先師赫維奇（Leo Hurwicz），我對這類研究一直深感興趣。
經濟學憑數學與博弈論的工具所開創有關民主理論的成果，不可避免地對政治學有重大的衝擊，把這些成果引入政治學中並將之發揚光大的最重要人物，可能是已故的政治學大師黎卡（William H Riker）。黎卡曾當過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是「真實世界政治理論」（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學派的領軍人物，他1982年所著的經典《自由主義對民粹主義》（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一直是我很喜歡的一本書，部分原因恐怕是他用的理論與經濟學一脈相承。
自由主義民主 邏輯堅實
投票機制是民主的核心組成部分，我們可假定世上各人各有各的偏好，但若聚在社會中一起生活，總有些決定是與整體社會有關，而不能各行其是，例如選總統便只能選出一個，而不可以各人有各人的總統。怎樣作出此等集體決定？在民主體制中，各人按照自己的偏好投票選舉是也！
但民主投票可達到甚麼作用？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黎卡認為，只有兩種理解：一是「民粹主義民主」；另一是「自由主義民主」，這兩種理解已窮盡了所有可能性，不會有另一種。黎卡又認為，「民粹主義民主」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幸好要求低得多的「自由主義民主」雖不無缺陷，但邏輯基礎卻堅實得多，所以民主機制仍有險可守，不至在學理上一敗塗地。
甚麼是「民粹主義民主」？這詞並無貶意，其最重要的祖宗是17世紀，著有《民約論》（Social Contract）的思想家盧梭（J. J. Rosseau）。「民粹主義民主」理論認為，一個民主選出的政府，包含了人民的「共有意志」（General Will），民選代表所制定的法律，同樣也體現了「共有意志」，遵從這些法律，正是人民體驗其自由的行為。但如何可真實知道「共有意志」究竟是甚麼？方法是計算投票結果，少數服從多數。
票選不代表民意？
「共有意志」或我們常說的「民意」，真的一定可以用選票計算出來？經濟學家與黎卡所代表的政治學者對此沒有這麼樂觀。去年9月11及13日本欄也曾討論過這問題，這裏有致命的困難。
第一是經濟學中的Gibbard-Satterthwaite定理早已證明，在幾乎任何情況下，選民都有可能通過「策略性投票」而使結果對自己更有利，所謂「策略性投票」便是不誠實地投票。既然如此，我們看到投票結果根本便不知它是否真正反映民意，「共有意志」又從何說起？
第二是就算人民偏好沒變，但不同民主投票機制所得到的結果，往往會完全不同。例如，假設有六人投票，共有A、B、C三個候選人可被選擇。第一人的偏好次序是A、B、C，即他最喜歡A、B次之，C最不好。第二人也是ABC；第三人是BAC；第四人是CAB；第五人是CAB；第六人是CBA。
我們若用所謂的「保爾達計算法」（Borda Count），即各人對最喜歡的人投三票，次者兩票，最差者一票。按以上假設，讀者可算出；A得13票，B得11票，C得12票，A勝出。若用另一方法，單議席單票制，每人只投一票給最喜歡的人，那麼A可得兩票，B一票，C三票，C勝出。大家可以試用另外一些計票方法，結果也往往不同。既然不同而又合理的方法，可得到不同的結果，民意又該如何定奪？
「共有意志」既不可知，「民粹主義民主」在理論上，自然土崩瓦解，幸好「自由主義民主」還站得住腳，下次再談。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何謂真正民主 雷鼎鳴
1 :
GS(14)@2013-11-13 14:38:47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雷鼎鳴/007003002021/%E4%BD%95%E8%AC%82%E7%9C%9F%E6%AD%A3%E6%B0%91%E4%B8%BB/116658
民主的前設是社會中各人有不同的意見，但需要共同作一個決定。若事事人人都有共識，或社會中只有一個絕對的話事人，一切決定都是他說了算，民主便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前天我在本欄談過「民粹主義民主」的支持者，他們可算是盧梭的隔代傳人，相信「共有意志」或「民意」是可知的，社會決策應以「民意」作根據。低層次的民粹主義者可能會看看誰人在社會運動中聲音夠大，便把它視作民意，高層次的卻懂得用投票機制選票多寡去找出民意之所在。
但正如政治學大師黎卡（William Riker）所指出，投票機制根本告訴不了我們民意是甚麼。前天我舉了個例子指出了，就算選民意見完全不變，用不同但又都合理的投票方法也可得出不同結果，既然如此，我們又憑甚麼判斷哪一個結果才是民意的體現？不要以為我上次舉的只是罕有例子，類似情況不勝枚舉。另一種常見問題是著名的「投票悖論」（voting paradox）。在很普通條件下，若選民有三個或以上的選擇，給A與B他們去投票，A可以勝出；B與C去投，B會勝；C與A去投，卻不一定是A勝，反而C往往勝A。在此情況下，究竟A、B、C三者哪一項才可代表民意？
勝利者只是策略成功
最難應付的還是策略性投票。Gibbard-Satterthwaite定理一早已用嚴格數學方法證明，只要有三個或以上的選項，選民都可通過故意不按自己真正偏好去投票而得到好處，就算只有一部分人如此的策略性投票，我們還怎敢相信最後結果真的反映到民意？若只是兩個選項對決，策略性投票便不能發揮作用，但有另一方法可以搞亂局，引入多一個候選人作選項便可。這位新加入者可分薄某些人的票源，影響戰果，又或滿足到上述定理的條件，選舉結果又可被人為操縱。
我們觀察選戰時，容易見到競選者各出奇謀擊敗對方。若然如此，勝方勝出的原因便不一定是因為他代表了民意，而是他策略成功而已。我們能肯定這些勝利者真的代表民意嗎？
多人參與是必要條件
看來「民粹主義民主」學理基礎其實十分不堪。但民主政制施行了數世紀，總有些智者能看通情況，替民主另奠基礎，使民主不只是一個虛假概念。對民主理論有最大貢獻的人之一是美國開國之父之一，第四任總統麥迪遜（James Madison）。他是美國憲法之父，我大學時讀盧梭與麥迪遜的《美國憲法》及《聯邦人文獻》（Federalist Popers），已覺麥迪遜的民主理論比盧梭更簡潔及更有智慧。美國政治能有二百多年穩定，眾開國之父的思想，居功至偉。
麥迪遜的民主觀是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他根本不理會盧梭那套「共有意志」，故也不受制於原來投票並不能顯示出民意這一困局。他的民主定義很簡潔：多人參與是民主的必要條件，而充分條件便是被選出者只可擁有時間有限的任期。這兩個條件便夠，他不用為民主再說其他了。多人參與投票可使結果有合法性，小貓三兩隻投票怎可算民主？但他定義的真正奧妙處是有限的任期。這意味着在「自由主義民主」機制下，人民有可能把不受歡迎的當選者在下一次選舉中趕下台。
上文不是說過投票結果不一定能正確反映民意，那麼會否出現以下情況？好的議員或官員被選民的選票錯誤地趕走，又或壞的議員官員懂得出術，沒被選票趕走。這些都有可能，若出現的話，只反映投票結果不一定代表到民意，「民粹主義民主」基礎受到動搖。不過，「自由主義民主」要求低得多，選舉結果就算不正確並不重要，選民無知無識質量很差問題也不大。重要的是議員官員任期有限，選民「有可能」（就算是撞彩）通過投票不讓他們連任。這情況已經可以對在任人構成巨大壓力，若他們能力不濟，得罪的選民太多，大家對他們怨氣沖天，下次續任機會自然下降，那麼他們已經有很大誘因去做好事情了。
「民粹主義民主」要顯示民意，要求過高反而不切實際。「自由主義民主」要求極低，有限任期與大眾參與便可，卻可有力趕走不稱職之人。我們建議的「全民」投票制度，正正符合更實際可行的「自由主義民主」大眾參與，選民質素也無關宏旨，若是沉默大多數也受不了某些人，他們的席位很難保得住。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2 :
ironforge(21491)@2013-11-13 14:46:48講得幾好!
不投票是否合理？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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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3-11-19 10:57:04http://www.skypost.com.hk/column/雷鼎鳴/007003002021/%E4%B8%8D%E6%8A%95%E7%A5%A8%E6%98%AF%E5%90%A6%E5%90%88%E7%90%86%EF%BC%9F/117057
我兩周前在本欄指出過，香港的投票率只有33％左右，極度偏低，這與民主制度的兩大基本原則之——「高參與率」（popular participation）大相逕庭。徐家健教授上周在友報的專欄中一連兩天發表大作回應我的觀點，並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不參與投票可能是合理而且是對社會有利的。因此，強制性投票未必是必須的。
投票機制是社會中的重要制度，經濟學家對此機制早感興趣，他們尤其重視兩個相關問題：投票機制在甚麼條件下才有較大機會反映「民意」？甚麼樣的投票機制更有可能改善社會的整體利益？與這些問題相關的經濟學文獻，汗牛充棟。大都採用艱深的博弈理論作分析工具，沒有一定數學基礎的人不易讀懂。家健對這些問題早有研究興趣，對文獻的熟悉程度在香港的評論界不作第二人想。
家健舉了兩篇論文作例子，以說明不投票可能也是合理之說。第一個例子是根據1996年《美國經濟評論》的一篇論文。此論文論證了一種情況，假設社會中人利益一致，絕無意識形態所引致的撕裂現象，但他們對候選人的能力高低不一定清楚明白，那麼，較不掌握候選人情況的選民可能會放棄投票權。這樣做等於把投票權讓給更知道情況的人，選舉結果也就更加合理。
利益帶來的投票誘因
第二個例子：是2011年在《政治經濟學報》發表的一論文。這篇論文並不假設社會中人都有共同利益，反而各人意識形態有別，兩位對立的候選人可為利益對立的選民帶來不同的利益。若是A勝出，他的支持者可得到利益，另一派的選民則沒有得到好處。同理，若B勝出，B的擁護者可獲利，但A的擁護者卻一無所得。論文論證了一種情況，假設B的能力高於A，他可為B的擁護者帶來的好處大於A可為A的擁護者帶來的好處，那麼，就算擁B的人較少，B仍可勝出。原因是擁B者會有更強的誘因出來投票，而A的支持者投票率會因較低而失敗。若投票是強制的，人人都要投票，結果便完全受擁有不同意識形態的人數目多寡所決定，能力變成無關重要，不是好事。
這兩篇文章經過嚴謹的數學推導，自然有其道理。但它們所預設的條件，並不適用於香港。香港目前的情況是怎麼一回事？首先，在政治活躍的群組中（儘管他們只是有資格選舉的人當中的少數），早已形成兩派對立撕裂，更視不同意識形態的對方候選人為「仇深似海」的敵人，雙方對「共同利益」的理解絕不一致，更不會把對方的支持者視為更掌握實況的人。若敵方勝出，自己不但得不到好處，損失還可能「無限大」，所以這些人不會放棄投票機會。
強制之下 反映「民意」？
第二，社會中沉默的大多數不見得已為意識形態割裂，他們的政治取態不一定相同，但卻更重視候選人的質素，希望找出誰能為港帶來更大的利益。這些人並無因意識形態的刺激而對投票感到興奮若狂，投票率也偏低。因為投票要付出時間成本，而自己的一票能扭轉乾坤的機會率近乎零，所以這批「中間派」的投票率偏低。
若我所描述的情況較接近事實，家健提到的兩篇文章所論及的條件與結果便套不上香港。但文獻中卻另有一文章較適用，1997年9月在《計量經濟學報》（Econometrica）有篇論文便正正假設了選民中有一批較重視社會共同利益的中間派，文章論證了在此條件下，強制性投票的結果能如實反映「民意」。
有一點要指出，上述種種理論，都假設了只有兩個候選人，不敢碰有更多候選人的問題，而我多次指出，若有三個或以上的候選人，選民可用各種策略性的投票方法去爭取自己利益，投票結果不一定能反映「民意」。
上周我已有文章指出，不要指望民主投票結果反映「民意」，它若能趕跑不稱職之人，已是民主制度的極大成就。而高參與率正是對投票結果合法化的重要條件，所以香港必須把投票率最大化。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雷鼎鳴稱20條含免責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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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7-08-06 11:10:50【本報訊】親建制人士接力硬撐港府一地兩檢方案，「幫港出聲」成員雷鼎鳴昨在報章專欄撰文發表「免責條款」論，形容《基本法》20條亦有如合約或法律文件所設免責條款，可留有餘地應對不可預見問題。雷鼎鳴在其《晴報》專欄中，以「一地兩檢與免責條款」為題撰文撐一地兩檢。文中指，《基本法》中有部份條文，包含合約或法律文件中免責條款的作用，如《基本法》20條就容許特區政府，享有中央政府或人大授予其他權力。
指不算干預香港
他指現時一地兩檢由港府提出，中央按《基本法》20條授權，不算干預香港，更指「若有條款是絕不容許採用的，這條款便是廢物」。文章稱，一地兩檢是便利措施，作為引用《基本法》20條先例「好得很！這減低了將來亂用的風險」。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則於《明報》撰文，稱港府引入一地兩檢的三步程序安排，相信既要避免國務院重劃香港界線，亦可避免將內地全國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他形容現方案將車站內地口岸區在法律上劃離香港，不必處理上述問題，「困難將迎刃而解」。他又指一地兩檢除涉《基本法》，亦可能涉中國憲法第31條，有關一國兩制的制度規定及複雜法律和憲法學、法理學問題，仍有待專家研究。■記者鄭啟源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805/201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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